春秋宗朱辨义卷二

译胥甲父、仪行父、荀林父、孙林父，则都作为名来看待。孔父是作为名，还是作为字，虽然无法考证，但在弑君时称名，大夫不应当称字，怀疑他的名就是孔父。伊川先生和文定先生认为孔是氏，父是名，也是有所得见的。《谷梁传》认为因为孔是孔子祖先的讳字，所以称字。赵氏辩驳其错误，指出孔子家族本不当避讳，这是最正确的。孙氏认为天子任命大夫，也未必一定如此。

译滕子来朝见。

【滕国本为侯爵，这里降称子爵。朱熹认为程颐和沙随子自降爵位的说法较为妥当。程颐认为滕国后来臣服于楚国，所以《春秋》将其视为夷狄。然而《春秋》中臣服楚国的国家很多，并没有见降爵的；而蔡国称侯，许国称男，也未曾有一处被贬削爵位。吕祖谦认为滕国首先朝见鲁桓公，所以降称子爵，是将其视为夷狄。可是四夷虽然强大，称子是周代制度如此，大概与中国子爵、男爵的爵位是一样的。如果《春秋》贬低中国侯爵、伯爵的爵位称子，是为了将其比作夷狄，那么中国原本爵位就是子、男的，他们称子与吴、楚相同，难道也能相提并论而视为夷狄吗？况且《春秋》中诸侯的罪过有比滕国朝见桓公更严重的，孔子唯独降低滕国的爵位，来扰乱其数百年来由先王分封、受自先君的名分与实际，这一定不是事实】

三月，鲁桓公与齐侯、陈侯、郑伯在稷地会盟，以促成宋国的动乱。

【《春秋》记载“成宋乱”，许多儒者认为这是圣人的特笔。朱熹也说：“像‘成宋乱’‘宋灾故’这类，都是圣人直接加以诛伐贬斥。”然而通观《春秋》，不根据事件直接下断语，即使“宋灾故”也只是陈述其所做之事，而这个“成”字如果说是遂成其事谓之“成”，那就明确地坐实了四国的罪责，这固然是《春秋》所没有的。恐怕这也是史官的文字吧。大概史官认为立君定国算是平定动乱，“成”字只作“平”字解释。诸儒则认为讨伐弑君的贼人算是平定动乱。现在既不讨伐华督而立华督，又帮助其君主在宋国得以有后嗣，那么动乱就因此而成。“成”字不作“平”字解释。历来弑君的国家，有党附贼人的，也一定有仗义守节、对元凶大恶怀有仇怨、不与贼人共戴天日的人。华督弑君，宋国人难道肯唯华督是从吗？听任他弑君，又听任他立君，即使力量不足以讨伐贼人，但汹涌的人心未能立刻安定。自从四国在稷地会盟，冯被立为国君，华督被立为卿，国家与家族都安定了。宋国人内部屈服于贼党，外部迫于强国，众怒既已平息，干戈不再兴起。四国的君主说：“宋国的动乱平定了。”平与“成”字不同，但意义相通，所以两国释怨解兵，说“请平”，也说“行成”。于是史官用“成乱”来记载，而孔子沿用了它，是因为根据事件行文，根据文字探求义理。凡是用来平定国人动乱的，都是用来遂成华氏动乱的。“成”字即使作“平”字解释，也不掩盖其党附贼人、助长动乱的事实。何况《春秋》既不记载“杀宋督”，下文又明确记载“取郜鼎，纳大庙”呢！杜预说：“成，平也。”程颐说：“诸侯应当讨伐宋国的动乱，不应当平定宋国的动乱。”意义自然明白。胡安国说：“成，成就也，像‘三年有成’的‘成’一样。”赵鹏飞说：“是说宋国的恶逆从此成就。”反而费解，也与“会”而言“故”的意义不合】

夏四月，从宋国夺取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放入太庙。

【夺取它是不义的，放入太庙是不合礼的，记载下来是为了归罪于桓公。桓公会合三国，促成宋国的动乱，让人取鼎，放入太庙，如果不记载，就好像桓公是被齐、郑胁迫，出于形势不得不然而非其本心一样。现在从宋国夺取的鼎，是弑君者的贿赂，却把它放入太庙。臧孙说：“百官都效仿它，还能惩罚谁呢？”桓公自身就是弑君者，没有惩罚，大概是因为自身就效仿了这种行为。又何必担心宋鼎不能效仿呢】

秋七月，杞侯来朝见【《公羊传》《谷梁传》作纪侯】

【纪侯来朝见称本爵，不与前后来朝者相同，是贬斥的笔法。吕祖谦认为纪国因为齐国的缘故，寻求鲁国的庇护，不是为桓公立国而来，那么确实如汪氏所说的圣人怜悯纪国弱小，悲伤其无处申诉，而向姻亲之国求援，所以推原其情而宽恕其罪的说法了。然而试想罪大到削爵，没有比这更大的罪了，因为弱小求援就宽恕其最大的罪，难道是圣人用法的公正吗？况且为纪国考虑，从先前的事来说，即使不朝见桓公，何至于灭亡？从后来的事来说，即使朝见桓公，又何能挽救灭亡？纪国不自强，仰仗他人，以求延续小小的国家，原本就不是圣人所允许的，何况朝见篡弑的桓公，说圣人反而顺从而宽恕他吗？一定不是这样。那么看纪国称侯，就知道滕国称子，不是圣人将滕国视为夷狄，谷、邓而人，邾、牟、葛也不是以示贬斥了。大概朝见桓公的罪过直书而自见】

蔡侯、郑伯在邓地会盟

【外国的侯爵相会，与事件无关，就不记载。记载蔡、郑在邓地的会盟。《左传》说：“开始畏惧楚国了。”诸儒阐发，都是这样】

九月，入侵杞国

【程颐认为杞称侯，都当作纪国之前的杞侯来朝者，是纪侯。后来的公会杞侯于郕者，也是纪侯。《左传》以杞国为说，所以前面说杞侯来朝不敬，杞侯回去后谋划讨伐他，这里说讨伐不敬。后面说杞国求和。然而杞国在周代是王者的后代，入春秋称伯，降而称子，后来因为依附晋国而复称伯，未见称侯的。鲁桓公之时，纪国依托于鲁国，其始末很详细，而纪国的本爵为侯，所以前面的来朝为纪侯，后面的会郕为纪侯。只有这入侵杞国，则实为杞国】

鲁桓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隐公与戎人结盟。戎人讨伐凡伯而不能救，又不问戎人的罪。《春秋》已

译《春秋》已经记载此事来讥讽他们了。那么桓公与戎人结盟，又是为什么呢？看诗人作颂歌，将抵御戎狄作为僖公的功绩，而孔子将其收录。由此可知，两位国君与戎人结盟，孔子在史书中记载以示讥讽，这是显而易见的。

译冬天，鲁公从唐地返回。

伊川认为，记载“至”有三种情况：一是告祭宗庙，二是时间过长，三是处境危险。文定认为告祭宗庙是常事不予记载，而将离开国家时间过长、会盟侵伐的危险、依附奸恶的罪过这三者列在告祭宗庙之外。胡茅堂又根据《左传》增加了记录功勋一说，各位儒者的议论都不超出这些。这是鲁国史官对于国君外出返回无不记载“至”，孔子作《春秋》，对于常事就删削不记载，必定是时间长久、可危、有罪、记录功勋之后才记载“至”来彰显它。然而综合《春秋》来看，分别十二位国君来看，其义理有不能贯通的地方。大概记录功勋或不记录功勋，看事情时间的长短，那么记载“至”就可以知道，不记载“至”就无法知道。至于危险和罪过，则有可危有罪而不记载“至”，不危无罪而记载“至”的情况，所以对这种说法不能没有疑问。我综合《春秋》来看，似乎前面简略而后面详细；分别十二位国君来看，有时因人来显示义理，有时因事来显示义理，有时因地来显示义理，有时因时间来显示义理，而不能拘泥作为定例。比如桓公刚开始记载“至”是盟戎，最后记载“至”是伐郑；庄公刚开始记载“至”是伐卫，中间记载“至”是三次到齐，最后记载“至”是伐戎；僖公记载“至”是兵车之会，不记载“至”是衣裳之会；文公两次记载“至”是到晋；宣公五次记载“至”是到齐；成公四次记载“至”是到晋；襄公五次记载“至”是到晋，一次记载“至”是到楚；昭公未退位以前记载“至”是到晋、到楚，退位以后记载“至”是到齐、到晋之类，这都是因人来显示义理。比如桓公记载“至”伐郑，用来彰显突没有回国；郑庄公记载“至”伐卫，用来彰显朔率领诸侯军队进入卫国；成公在两次记载“至”会盟之后记载“至”伐郑，用来彰显郑国没有臣服；襄公在两次记载“至”伐郑之后记载“至”会盟，用来彰显郑国已经臣服；哀公在齐侯去世之后记载“至”伐齐；在吴越进入吴国之后记载“至”黄池之会之类，这都是因事来显示义理。比如僖公会盟于温而记载“至”围许；成公到京师而记载“至”伐秦；昭公记载“至”干侯；定公记载“至”瓦之类，这都是因地来显示义理。比如宣公五年春天到齐，夏天才记载“至”；成公十年七月到晋，过了一年三月才记载“至”；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到楚，过了一年五月才记载“至”之类，这都是因时间来显示义理。又有通过记载“至”来显示不记载“至”的义理的，比如僖公牡丘之盟，在淮之会都记载“至”；牡丘救徐，在淮伐英氏，用来彰显在柽；首止、宁母、洮；葵丘、咸之会都没有事情。又有通过不记载“至”来显示记载“至”的义理的，比如庄公在谷之遇，在扈之盟，都不记载“至”，用来彰显纳币、观社、迎娶女子的三次到齐都是有罪的。又有不应该记载“至”而不记载“至”的，比如成公十年防地会盟，接纳郑伯，既然不能因为伐人而记载“至”，也不能因为会盟而记载“至”。七年鄬地会盟救陈，陈侯逃避会盟，既然不能因为会盟而记载“至”，又不能因为救陈而记载“至”。襄公九年伐郑，在戏地会盟，郑伯迅速背叛，既然不能因为伐郑而记载“至”，又不能因为会盟而记载“至”。二十六年澶渊会合四国大夫，不能因为会盟而记载“至”。哀公十一年会合吴国伐齐，齐、吴进行艾地之战，既不应该在战前记载“至”，又不能在战后记载“至”，所以都不记载“至”之类就是这样。又有会盟不成、结盟不成、征伐不成而不得不记载“至”的，比如成公沙随之会，没有见面而记载“至”会盟，又会盟伐郑，没有使用他的军队而记载“至”会盟。昭公会盟平丘，没有参与结盟而记载“至”会盟之类就是这样。又如隐公、桓公、庄公、僖公的私下会盟、私下结盟、私下侵伐、私下征伐，都不记载“至”而记载“至”。文公的结盟，谷地宣公的伐莱，定公的会盟，夹谷结盟，黄地侵郑、侵齐，用来彰显隐公、桓公、庄公、僖公都是自行执政，而后受制于强邻。庄公、僖公的公会、公盟都不记载“至”，而文公、宣公、襄公、成公的公会、公盟无不记载“至”，用来彰显前面是言归于好，而后是受迫于形势。僖公三次到齐，两次不记载“至”而最后一次记载“至”，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的到齐、到晋、到楚无不记载“至”，用来彰显后来朝见齐、晋及楚都是不得已。桓公、僖公、文公、宣公、哀公的伐邾都不记载“至”而记载“至”，定公的围成，用来彰显定公失政而不能摧毁其强邑。大概圣人的笔削显示义理精微而彰显变化无穷，哪里像各位儒者所说的危险、罪过的粗浅见解，又仅仅计算时间的长短以及记录功勋、告祭宗庙的常事而已呢？如果隐公盟戎不记载“至”而记载“至”，桓公的盟戎，《春秋》对于隐公原本不通过记载“至”来显示义理，所以不记载“至”，这是记载“至”的开始，刚开始记载“至”是盟戎，最后记载“至”是伐郑，用来彰显盟戎、伐郑同样失当。伊川、文定认为是危险，他们的说法迂腐了。如果按照《春秋》诛杀篡贼的义理，那么应当期望戎国能够讨伐，可惜戎国不讨伐，反而只怕被讨伐，这难道是替篡贼招致危险吗？

三年

春天正月

伊川说：不记载“王”，表明桓公没有王。文定说：从此以后十四年，不记载“王”的，显示桓公没有王，以及王失政而不王。既然兼责王的不王，其义理已经彰显，所以终桓公之世，王四次派使者到桓公处，都不必去掉“天”字，来显示贬斥。

鲁公在嬴地与齐侯会盟

《左传》认为是为了在齐国成婚，也是说齐国通过会盟于嬴地而成就婚事。杜氏、家氏于是认为不通过媒介亲自会盟乞求婚姻，大概是看到《春秋》不记载纳币，也没有派遣

译齐国的使者，是旧例。但不知道公子翚违背齐侯亲自送亲的礼节，桓公亲自赴会于讙地。《春秋》讥讽其中严重失礼之处，而纳币之礼可以不记载。又因鲁、宋两国世代通婚友好，隐公因郑国之事败坏宋国关系而结下怨恨。桓公是仲子所生，齐国担心新君再次与宋国联姻，有意来亲近鲁国。因为已经与宋国失和，就不得不与齐国修好，所以嬴地的会盟，不仅是鲁国想向齐国娶女，也是齐国想嫁女给鲁国。从此庄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都娶了齐国女子，而与宋国的交往断绝，直到伯姬嫁给宋国才恢复通好。那么桓公在嬴地会盟，乃是齐鲁世代友好的开始，当时应当有请婚的使者、纳币的礼仪施行，而迎娶新娘已有约定日期，事先举行友好的会盟，不一定是桓公亲自去乞求婚姻。

译夏，齐侯和卫侯在蒲地相互推举为牧伯。

【所谓“胥命”，就是互相推举为牧伯。朱熹采纳了这个说法，汪氏怀疑这与庄公二十一年左氏传中郑国和虢国在弭地“胥命”的情况相同，当时两国共同谋划拥立周天子，不能说这是互相任命为霸主。然而王室遭遇危难，齐、宋、鲁、卫这些大国却置之不理，郑国和虢国拥立天子、安定王室，将如此重大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那么他们互相推举为霸主，在情势上或许是有的。如果说“胥命”是指互相用言语结盟而不歃血为盟，那么凡是诸侯会盟而不歃血结盟的，难道就没有互相结盟的言语吗？况且“胥命”这个说法，是孔子的笔法呢？还是旧史的笔法呢？或者是旧史只记载了这件事，而孔子特意创造了“胥命”这个说法呢？如果是孔子特意创造“胥命”这个说法，那一定是旧史记载蒲地之事与记载其他会盟之事用词不同，然后孔子才改写成“胥命”。旧史记事，有来自诸侯正式告捷的，有来自传闻的。齐国和卫国在蒲地的事，如果是来自正式告捷，齐国难道会说“我因为某事命令卫侯，卫侯因为某事命令我”吗？卫国难道会说“我因为某事命令齐侯，齐侯因为某事命令我”吗？如果是通过传闻记载，那么与其他会盟中互相用言语结盟有什么区别呢？而旧史偏偏改变用词，不说是互相会盟而说是互相命令呢？如果旧史没有不同的用词，那么孔子又凭什么知道他们结盟的事情不同于其他诸侯的会盟呢？所以可以知道齐国和卫国在蒲地，不仅仅是互相用言语结盟，那么说他们互相推举为牧伯，大概符合其义了。所谓“命”就是“令”，天子任命霸主，以天子的命令为重。齐国和卫国不是由天子的命令，而是自己互相推举为霸主，所以旧史得到传闻不同而这样记载。孔子借此来谴责齐国和卫国的僭越和妄为】

六月，鲁桓公在郕地会见杞侯。【杞公写成纪，郕公写成盛】

【杞国受到齐国的逼迫而依附于鲁国，鲁国和齐国关系不好，杞国就依附鲁国来对抗齐国；鲁国和齐国关系好，杞国就借助鲁国来向齐国求和解。所以鲁桓公已经和齐侯在嬴地会盟，而杞国紧急联络郕国来会见鲁桓公】

秋七月壬辰初一，发生日全食。

公子翚到齐国迎娶新娘。

【隐公时期，翚率领军队，两次出现都不称“公子”；桓公时期，迎娶新娘，一次出现称“公子”。程颐认为：不称“公子”，是因为他是隐公的贼臣；称“公子”，是因为他是桓公的党羽。许多儒者的议论，大多与此相符。这是孔子在弑君之前削去“公子”之称，在弑君之后书写“公子”，恐怕后人不知道翚是贼臣，所以故意颠倒名实，通过文字引发后人的疑惑，让人思考后明白，这也太曲折了。为什么不直接在弑君之前书写“公子”，在弑君之后削去“公子”，这样不是更明白直接吗？大概翚在隐公时，虽然主持军政，隐公还能控制他，君主对他的恩宠不深，他的威势未立，不曾任命他为“公子”。到了桓公时，桓公感激他拥立自己的恩情，翚倚仗有拥立君主的功劳，君主对他恩宠深厚，威势凌驾于人，桓公任命他为“公子”，史官也就以“公子”记载他了。于是孔子沿用这个记载，其中的义理自然确立。如果说：以前不曾称“公子”而现在称“公子”，凭什么称“公子”？弑杀隐公拥立桓公，桓公感激他。弑君的贼臣，安然接受“公子”的任命，行使“公子”的职责，而国人不能讨伐，天王和方伯不过问，人道就断绝了。刚进入《春秋》，旧史大夫直接书写其名者，是因为没有赐予族氏。隐公、桓公以及庄公初年，国内大夫无骇、柔、溺都不称氏；国外大夫纪裂繻、郑宛、郑詹都不称氏。国内翚不称“公子”，国外齐侯的弟弟年、郑伯的弟弟语不称“公子”。称“公子”从翚开始，后来三桓的子孙称“公子”、“公孙”，久而久之国外也称“公子”、“公孙”了。这是世风的变迁，整个《春秋》时代，强大的家族世代专掌国政，有崛起者，无非都是“公子”，而史官依照世风变化的惯例，即使想不称“公子”、不称氏，也不可能了。解说《春秋》的人认为书写名字是贬斥，那么以前那几个人有什么可贬斥的，而后来那几百个人却唯独不一一贬斥呢？即使以弑君来说，州吁不称“公子”，无知不称“公孙”，宋督、宋万不称氏；而从里克以后，楚商臣、许止、蔡般称“世子”，齐商人、郑归生、楚比称“公子”，赵盾、夏征舒、崔杼、宁喜、陈乞没有不称氏的。并非以前的弑君者被贬斥，后来的弑君者不被贬斥，这是可以知道的。观察这些，就知道史官因世风而改变，翚在隐公时不称“公子”，不是孔子故意削去；在桓公时称“公子”，不是孔子特意笔削，以显示义理，这就明白了。至于不亲自迎娶而派卿去迎娶，不派其他卿而派翚，失礼而宠信逆臣，那么直接记载而义理自然显现】

九月，齐侯把姜氏送到讙地。

【程颐说：亲迎，是迎娶到女方所住的馆舍，所以有亲自驾车授予绥带的礼节。哪有抛弃宗庙社稷，远赴他国去迎娶媳妇的呢？况且如果秦国娶楚国女子，难道可以跨越国家去亲迎吗？在这里又说：齐侯出疆送女，是不义的。那么迎娶者不跨越国家，送亲者又不越出疆界。如果秦国娶楚国女子，楚国女子出了国门之后，未到秦国馆舍之前，遥遥数千里，车马在途中，早起晚宿，闺中的弱女子，可以独自托付给传母之手吗？文定认为婚礼亲迎，那么授受礼节就明确了。后世亲迎礼废弛，于是有父母兄弟越境送女儿的情况。他的说法是对的。既然这样，那么齐侯送女的不义，大概是桓公失掉亲迎之礼导致的】

译也。婚姻是人生的大事，按照礼制应当亲自前往迎娶，以明确交接的仪式。即使远嫁而历时数月，也不能以此作为推托宗庙社稷责任的理由。就像天子巡行四方，诸侯朝见天子，他们委托他人管理宗庙社稷而外出，外出数月之久，尚且不能就此停止职责。那么婚礼作为人生的一件大事，不过是人生中的一次行为罢了，何必以推托宗庙社稷的责任为借口呢？如果迎亲的人不跨越国境，那么父母兄弟就不得不亲自送行。齐侯送亲，《春秋》又何必记载此事以示讥讽呢？

译鲁桓公在讙地会见齐侯。

【齐侯到了讙地，鲁桓公在情理上，也不得不出去相会了。这是因为鲁桓公没有亲自去迎亲，导致齐侯来送亲，这是不合礼制的。齐侯因为来送亲，导致鲁桓公出去相会，这也是不合礼制的。】

夫人姜氏从齐国回到鲁国。

【庄公亲自迎亲，所以姜氏记载为“入”；桓公在讙地相会，所以姜氏记载为“至”。这说明桓公在讙地是会见齐侯，而不是迎接姜氏进入鲁国。经文没有说公子翚前来，公羊传认为是因为已经见过桓公了；谷梁传认为是桓公亲自从齐侯那里接受了姜氏。这也未必正确，大概是因为姜氏既由齐侯送来，就不是公子翚所能做的那样了。】

冬天，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鲁国聘问。

【送嫁女而派弟弟来聘问，临川先生认为这是出于私情而非礼制的正道，这是对的。正因为不能用礼制来约束私情，所以不能辨别嫌疑、明确防范，最终导致公子翚做出了禽兽般的行为吗？】

庄稼获得丰收。

【公羊传认为是喜事，这固然不对；伊川先生认为是记录怪异之事。说桓公弑君自立，应当有凶灾，现在却丰收，所以认为是怪异。这个解释也不完全恰当。只有孙氏认为桓公十八年只有这一年有收成，以此来彰显桓公时代多灾荒饥馑。张氏认为桓公十八年水旱灾害和蝗灾接连出现，唯独这一年五谷勉强成熟，所以认为是怪异，特意记录在册，彰显桓公的罪过，怜悯鲁国的百姓。这两种说法比较恰当。】

鲁桓公四年。

春天正月，鲁桓公在郎地打猎。

【对于在郎地打猎，众儒认为是讥讽地点遥远，这固然不错；左氏认为按时间记载就是合礼的，只是就打猎而言打猎，如同与齐人在禚地打猎、在西边打猎获得麒麟之类，因为子月虽然是春天但时令还在冬天，打猎也没有妨害，并不是为了共同祭祀的打猎而言罢了。然而如果说昭公、定公年间记载“大搜”是僭越礼制而简省车马士兵，那还可以理解；这一年记载打猎，恐怕是讥讽不合时节的打猎是不合礼制的。四季的田猎叫做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四季的祭祀叫做春祠、夏禴、秋尝、冬烝，都举行在四季的仲月，即周历的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众儒沉溺于周朝不改变月份而敬授民时，巡狩和冬祭都用夏历的说法，所以都认为正月打猎、正月冬祭是合时的。只有孙明复认为春天冬祭是不合礼制的，而说四季的祭祀用孟月的，又认为《春秋》记载正月冬祭是应当祠祭却举行了冬祭，是用周历的孟月来说的。然而周朝实际上是用周历的仲月祭祀，这一年正月的打猎、八年正月的冬祭都记载下来以示讥讽。考察司马中在冬天教导大阅，献禽以享冬祭，那么田猎是为了供给国家祭祀的大事，桓公逾越时节扰乱礼制，他的罪过很大。这一年以及七年缺少秋冬的记载，伊川先生、文定先生认为这一年是因为天王来聘问、七年是因为谷邓来朝见的原因，这完全没有道理。杜氏认为是文字缺失，吕氏采纳了这个说法，朱子也是这样，这个说法是对的。昭公十年缺少“冬”字，定公十四年缺少“冬”，那么杜氏是对的。桓公时代十四年不记载天王，两年缺少秋冬，恐怕未必没有深意。可能是因为田猎祭祀是国家大事，桓公只失去了冬狩、冬烝的时节，所以缺少这两个季节的记载来彰显他的罪过。只是打猎缺少两个季节是在本年，冬祭缺少两个季节是在前年，有所不同，打猎的前年秋冬有逆女齐聘的大事，冬祭的本年秋冬有伐邾、迎王后的大事，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夏天，周天子派宰渠伯纠来聘问。

【名咺名纠，众儒的说法，言辞严厉、义理正当，似乎不可改变。但是所说的“王朝公卿记载爵位，大夫记载字，上士中士记载名，下士记载人”的，是旧史的惯例呢？还是孔子作《春秋》的惯例呢？如果是旧史的惯例，那么来赗仲子的宰、来聘桓公的宰，必定不会记载名字了。如果是孔子作《春秋》的惯例，改变惯例记载名字以示贬斥，那么旧史原本不记载名字，孔子也没有从哪里得到名字而记载它。难道旧史对于周天子的臣子来聘问的，官爵、氏族、名字都详细记载在简册上，所以孔子得以考核而寄托笔削之意吗？然而为什么聘问桓公的周天子臣子，又不完全记载名字以示贬斥，而让后世儒者强行做出相同的说法呢？这一定是周天子重视归赗和聘问桓公的事情，而派宰渠伯纠自谦抑而称名，以至于有来归、来聘的言辞。旧史据实直书，孔子沿袭而不删削，以彰显周天子的命令，使周天子的使节等同于列侯，咺纠的来使等同于侯国的大夫，而鲁国不辞谢而接受，又公然记载在国史中，这是双方都有罪过。】

鲁桓公五年。

春天正月甲戌日、己丑日，陈侯鲍去世。

【甲戌日下面，应当记载陈佗作乱的事情，整篇简册脱落了。赵氏的说法是对的。三传不认为是文字缺失，曲解来说，完全不可采纳。】

夏天，齐侯、郑伯前往纪国。

【《春秋》诸侯不再世代相互朝见了。小国朝见大国，弱国朝见强国，这是形势使然。对外，来朝见，记载“朝”；对内，前往朝见，记载“如”。这是因为鲁国以朝见诸侯为忌讳。齐国欺凌纪国，想要吞并它，已经很久了。又有郑国来协助。这两国难道是去朝见纪国的吗？如果假借朝见之礼前往，而图谋偷袭夺取，那是掩耳盗铃，计策太拙劣了。齐国、郑国必定不会用这种拙劣的计策，来让天下诸侯嘲笑。所以不仅纪国必定不相信而防备，即使齐国、郑国也不妄自认为纪国一定会相信，而先自我托付，这是辱没名节的事。况且如果真假借朝见之礼来侥幸，纪国耳聋而落入他们的计谋，那么纪国必定以朝见告知鲁国，鲁国必定以朝见记载在史册上。孔子为什么不直书“朝见纪国”，以明确彰显他们的踪迹而谴责他们？而是也用忌讳鲁国的理由来忌讳齐国、郑国，不记载“朝”、】

译“书如”呢？应当是借指前往某地这件事，不仅不实际施行朝见的礼仪，而且也不虚托朝见的名义。又如外部诸侯如“祭伯来”、“实来”、“介葛庐来”之类，并非朝见，也记载为“来”；内部如成公前往晋国参加葬礼，并非朝见，也记载为“如”；外部如“齐仲孙来”，既非聘问也非结盟，也记载为“来”；内部如大夫前往他国而既非聘问也非结盟的情况很多，也记载为“如”。那么齐侯、郑伯前往纪国，何必断定就是“朝见纪国”呢？

译周天子派仍叔的儿子来鲁国聘问【仍公当作任】

【史书称仍叔，必定是仍叔还在世；称其子而不称其官职，必定是他未曾担任过官职。既然未曾担任官职，那么周天子就不应该派仍叔，不应该任用他；不该派却派了，不该任用却任用了，周天子与仍叔都受到讥讽。所以认为这是世袭官职的说法还是浅陋的。如果是世袭官职，那么他的儿子已经做官，应当以其官职来聘问，旧史必定会记载他的官职而不会烦琐地记录其父派遣。旧史不记载仍叔，孔子怎么能知道他的父亲是仍叔呢？况且所谓世袭官职，是指不应该不考察其子贤与不贤。如果他的儿子确实才德贤良，那么任用其父，有什么妨碍一并任用其子呢】

　　安葬陈桓公

　　修筑祝丘城墙

　　秋天，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

【史书称跟随周天子，那么周天子是统帅军队的主帅就可知了。孙氏认为天子不应统帅军队的说法是不对的。恐怕这是国史的体例，应当如此】

　　举行大雩祭

【孙氏认为，称之为大，是彰显其僭越使用天子的雩祭。文定认为，特意称之为大，都是国史所不能允许的。他们的意思都认为旧史不记载大夫之子，记载大以彰显其僭越。然而如果旧史记载雩祭，怎么知道那不是雩祭？境内的山川，孔子必定坐实为雩祭上帝，而加上大字以彰显其僭越吗？应当是鲁人夸耀其能举行重大祭祀而自大，史臣因而用大字记载，而不知道其僭越的荒谬。孔子作《春秋》，一概沿用以彰显其僭越的荒谬。凡是记载大、搜大、阅，恐怕都是如此】

　　发生螽灾

　　冬天，州公前往曹国

【纪侯离开国家的始末分明。州公前往曹国，怎么知道不再往下记载？实来，怎么知道实是州公的名字？孔子前面不记载实，后面不记载州公，只想在称爵称名之间寄托褒贬，反而使后人怀疑事迹，这难道是作经诚信训世示后的意思吗？左氏认为是淳于公，又好像确实有考证的样子。说推测其国家危险，于是不再返回。又不记载当时侵凌而驱迫他的人是谁？国实来的是州公，三家注释都相同，而州公的始末各自不能详述。张氏考证昭元年说：“修筑淳于城，是因为州公不返回国家被杞国兼并。”杞国在春秋时微弱，不能自存，而敢兼并淳于以触动诸侯的军队吗？如果因为他不返回而后兼并他，那么前面导致其国家危险而不返回的人，又抛弃而不取，让杞国有什么呢？这些处都难以据以为论，而三家注释所说无害于义，姑且遵从它可以】

　　六年

　　春天正月，实来

夏天四月，鲁桓公在郕会见纪侯【郕，公左作盛】

【纪国不自强，畏惧齐国而向鲁国谋划。鲁国力量不足以抵抗齐国而保存纪国，徒然与之会见而接受其朝拜。春秋时小国依托大国以自存的很多，而纪国依托于篡弑的桓公，桓公以篡弑的贼，不可容于天地之间，而强欲庇护纪家氏以为义之不容己。春秋没有讥讽，是不对的】

　　秋天八月壬午日，举行大阅兵

【盛暑举行大阅兵，伊川认为妨碍百姓害人，是失政的极甚者。又认为不言公，是惧怕郑国畏惧齐国，为国家讲武，不是公的私欲，不一定如此。桓公与郑庄公易田结好，阅兵五六年未变于齐，那么新缔姻盟。即使郑忽以班后之故怒而诉齐，齐也未必见听。齐郑的军队何名而起？而顾汲汲讲武于盛暑之候哉？大概桓公想庇护纪国，则不得不反颜于新婚之齐；想背齐，则不得不渝盟于易田之郑。夫德与力既不足以屈齐郑而存纪，而徒简车徒、习战阵，以冀与齐郑侥幸一战之胜，以为谋纪之策，而谓非其私欲乎哉？春秋于会纪于郕之下，即书大阅，固明以着公之阅武，盖为纪也】

　　蔡人杀陈佗

【陈国杀州吁，不是陈国的意思，是卫人的意思，所以以讨贼之义给予卫人。蔡国杀佗，不是陈人的意思，所以不以讨贼之义给予陈人。蔡国虽然或许以私杀之，而佗实为弑君之贼，以私杀之而不害其为公，所以给予讨贼之义，而使乱臣贼子知不容于天地之间。佗之为贼，不可成之为君，而又不得不系之于陈，固知书『佗』非予陈人之不君之书，『陈佗』非予陈人之能讨贼，而实罪陈人之不能讨贼也】

　　九月丁夘日，子同出生

【诸儒认为正嫡嗣而防僭乱也。然而文成皆嫡嗣而生不书子，赤以嫡嗣见杀而生不书，何耶？谷梁曰：疑故志之。推谷梁之意，以为文姜与齐侯乱，事虽在后，而桓有同非吾子之语，必当时鲁人多有疑同为齐侯之子者。夫子以为周公之祀，岂至是而斩乎？书子同生，以破疑而决同为桓之子也。公羊必非无因而撰同非吾子之说，或桓无是言而齐鲁之人〇之。齐鲁之人造此〇，必文姜于子同生之前，亦尝如齐而经不书，非十八年如齐而齐侯始通也。夫子葢为此惧，故诗录「展我甥兮」，春秋书子同生，以正周公之世祀也。虽然春秋之立义若此，是反以滋后人之

译这确实令人疑惑。《左传》说：按照太子的礼仪来推举他，用太牢之礼接待他，占卜后由士负背负他，由士妻喂养他，桓公与文姜以及宗族妇女为他命名。这种说法似乎契合了经文的深意。《周礼》规定，诸侯的世子需向天子宣誓效忠。春秋时期，虽然已经没有诸侯请求天子确立世袭地位的，但桓公却俨然按照太子的礼仪来推举他，确定名字、记录日期，并载入国史，这种僭越行为太过分了。桓公在位期间，天子连续多年派人聘问却不来朝见，又不派遣大夫出聘，却大量接受诸侯的朝见，并且让谷、邓等国君称名，让邾、牟、葛等国君称人，田猎祭祀违背时令、改变礼制，又用太子的礼仪来推举他的儿子，这些大概都是无视天子权威的实质表现吧。这就是《春秋》在桓公十四年不书“王”字，而接连记载其僭越作乱之事，以明确彰显其罪过的原因吧。

译冬天，纪侯来朝见。

【指责纪侯的人，只应当指责他未能和睦安抚百姓，效死守国，即使最终亡国，也不应当去朝见篡弑君主的齐桓公以求庇护。如果指责他向上诉诸天子，向下求助贤侯，那么当时的大国中，谁是贤侯可以求助呢？天子势弱，即使上诉又有什么帮助呢？况且后来纪侯也采取了与王室通婚的策略，送女儿去做王后，反而触怒齐国而加速了亡国，这不但没有益处罢了。自《左传》以来，认为纪侯朝见齐桓公是为了请求王命，以求与齐国达成和解，并告知齐桓公自己无能为力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纪侯与王室通婚，一定是鲁国为之谋划，所以迎娶王后时祭公来到齐国，齐桓公因此恼怒鲁国为纪侯谋划，从而发动了郎地的战争。又有儒者想要证实朝见齐桓公应贬低其爵位的说法，认为《春秋》怜悯纪侯而宽恕他的罪过，如果真宽恕了纪侯朝见齐桓公的罪过，那么两次记载纪侯与郕国会盟，也足以彰显畏惧齐国、寻求援助的始末了。纪侯两次来朝见可以不记载，而《春秋》两次记载纪侯来朝见，这既是为了彰显他依附鲁国的行迹，也是为了明示他朝见齐桓公的罪过，其中的义理并不取决于是否贬低爵位】

七年

春天二月己亥日，焚烧咸丘。

夏天，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

【朝见篡弑君主的齐桓公，或者贬低爵位，或者书写其名，或者只书“人”。诸儒认为这是各自确立义例以示贬斥，近来显得严正，但怀疑的是纪侯未被贬爵，滕国直到春秋末年仍称子，那么对于诸儒的说法就有不通之处。《公羊传》《谷梁传》认为谷伯、邓侯失国，比照实际来朝见而书名的情况。然而考察《左传》，过了这两年，巴子聘问邓国，邓国尚能抵抗楚军，并未失国。如果遭受国人篡位驱逐，应当来投奔，而不应当来朝见。又如郳黎来朝见，庄公也书写其名。郳国本是附庸，不如谷、邓是侯伯。假如旧史原本不书名，孔子虽然想书名以立义，恐怕也没有依据。而考察《曲礼》有云：“诸侯见天子说‘臣某，侯某’。”这一定是谷、邓以见天子的礼仪称名朝见齐桓公，齐桓公不辞让而接受其礼，旧史记载下来，孔子因而直书，以共同彰显他们的罪过】

八年

春天正月己夘日，举行烝祭。

【程颐认为冬天烝祭并非过错，记载它是为了显示五月又举行烝祭是非礼之甚。然而即使不记载正月烝祭，专门记载五月烝祭，也足以彰显夏天烝祭的非礼，何必记载这个来引出那个呢？四季的祭祀在四季的仲月举行，周朝以子月为首春，那么应当在丑月举行春祭，在辰月举行夏祭，在未月举行秋祭，在戌月举行冬祭。这样烝祭就在十一月了。以夏历来说，十一月是季秋，在季秋举行冬祭，似乎与时令不合。即使有改移，也应当改在十二月。因为十二月是周朝的季冬，已经是夏历的孟冬了。朱熹依据《逸周书》，认为商周革命改正历法，表示不相沿袭，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烝享，仍然使用夏历。汪氏引用《洛诰》“王在新邑烝祭，岁在十二月”，辩驳认为周朝用亥月烝祭，也自有依据。然而看十四年八月记载“御廪灾”，乙亥日尝祭，那么周朝本以周正仲秋尝祭，其烝祭必定在仲冬举行，即一年的十一月。《左传》昭公元年说：“十二月晋国已经烝祭，赵孟到南阳，会见孟子余，甲辰朔日在温地烝祭。”赵氏以十二月朔日在家庙烝祭，那么晋国的“已经烝祭”之说，应当在十一月，这也是可以证明的。大概烝祭以献兽为义，尝祭以荐新为义。《豳风》“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是民间的狩猎。“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是民间的食新。如果以夏正仲冬烝祭，仲秋尝祭，那么田狩的肉已经充实民间厨房，蔬果成熟的，庶人吃久了也饱足，而国君才开始享祭先祖，这样尝祭就不是荐新，而是用百姓吃剩的来享祭先祖。这怎么能符合名义和义理呢？礼制到周朝完备，祭祀的名称，祭祀的义理，都因此确定，没有比以周正仲冬烝祭，仲秋尝祭更好的了。先儒认为四季祭祀在孟月，占卜日子不吉则在仲月，这一定是夏礼的四祭在夏正孟月，以夏正七月尝祭，还不至于失去荐新的义理。这一年的记载烝祭，终究应当以《谷梁传》的说法为是。因为既过了年份又不在时令，也是讥讽其做事迟缓，而不是为了引出五月再次烝祭的亵渎】

天王派遣家父来聘问。

【四年、五年，已经连续两年聘问，才过了三年，又派遣聘问的使者，为什么天王对列侯加礼如此勤勉呢？列侯朝聘缺如，而天王的礼遇却不断增加，即使不是施加给篡弑君主的齐桓公，也不能没有讥讽了】

夏天五月丁丑日，举行烝祭。

【五月举行烝祭，这一定是因为前年缺失冬烝，既在春祠之前补行了烝祭，因为礼制不完备，又在夏禴之时再次举行烝祭。不合时令而亵渎，混乱极了】

秋天，讨伐邾国。

【陈氏认为齐桓公的军队不是国君亲自率领，都不言明大夫。本来知道这与及齐师战，奚及宋衞伐郑大夫而不名？不称帅师者，因为其他公称大夫帅师，都有义理，而齐桓公时代的义理不取决于是否命名大夫】

冬天十月，下雪。

祭公来，于是从纪国迎娶王后。

【纪国，是鲁国的姻亲。齐国实际上逼迫它，纪国于是依附鲁国以求援助。纪国与王室通婚，一定是鲁国为之谋划，所以记载祭公的到来，以彰显事情源于鲁国。详细记载迎娶王后

译纪季归附齐国，又表明纪国与周王室通婚，但周王也无法庇护纪国。此后鲁国迫不得已举行黄地之盟，以调停齐国与纪国的争端。齐国最终不肯放过纪国以听从鲁国并尊崇周王。周王姬下嫁齐国之后，史书随即记载迁走纪国三座城邑。过了两年纪季归附齐国，再过三年纪侯离开国家。数十年间，纪侯前来朝见会盟、纪季归附齐国、纪侯离开国家，全都加以记载，是为了详尽叙述纪国事件的始末。纪姜归返京师、周王姬下嫁齐国、伯姬去世安葬，全都加以记载，是为了显示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婚姻不足以相互巩固，以及齐国的强暴、周室与鲁国的懦弱。众儒生只在祭公前来时，纷纷议论卿大夫迎接公侯、公侯监临的礼仪，擅自受命行事获罪的过失，却未能完全了解当时的情势与事实。

译九年

春季，纪国的季姜嫁到京师。

【文定认为，迎娶时称王后，是向天下展示母亲的仪范；归嫁时称纪姜，是用妇道教化天下。既然如此，鲁国迎娶时称女子，为何不向一国展示母亲的仪范？归嫁时称夫人，为何不用妇道教化一国呢？这讲不通。陈氏认为，诸侯迎娶时称女子，到了称夫人，是尊重夫人；天子迎娶时称王后，归嫁时称季姜，是尊重天子。这种说法似乎有理，但未尽其义。大概这样记载，是鲁国史书的体例。如果不记载迎娶王后而记载迎娶女子，就失去了尊重天子的体例；如果不记载纪季姜归嫁京师，而记载王后姜氏归嫁京师，又失去了记载他国事务的体例。至于鲁国迎娶时记载女子，是因为尚未成为夫人；等到记载夫人时，或许已经成为夫人，其含义又有所不同。高氏认为，古代王后和夫人必定娶嫡女，现在说季姜，就不是嫡女，不能做天下的母亲，所以《春秋》严格其名称，这也是一种解释】

夏季四月

秋季七月

冬季，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

【朝见篡位弑君的桓公，曹伯的罪过比滕、谷、邓、邾、牟、葛更重。六国弱小难以自存，有时不得已借助世代朝见的礼节依附大国。曹国在春秋时期，诸侯会盟没有不参加的，不需要依附鲁国以求列入诸侯之列。六国都是国君亲自前来，曹伯有病，又为何急于朝见桓公而派世子前来呢？汪氏认为，按照降爵、书名、称人来表示贬斥的原则，不合乎常理，说朝见桓公的都受贬斥而射姑不受贬斥，大概是因为世子不应代理国君朝见诸侯，不写其名则罪责不明显，从而遵循伊川另立义例的说法，却不知世子代理朝见应当受贬斥，世子尤其应当受贬斥。曹伯派世子来朝，《春秋》以表示贬斥为义，参照滕子降爵，就应当记载曹子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参照谷、邓书名，就应当记载曹伯终生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参照邾、牟、葛称人，就应当记载曹人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这样既表示了贬斥，派世子的罪责，世子不辞而代理的罪责也未曾不明显，何必另立义例而使后人疑惑其缘故呢？又诸儒遵循“从同”的说法，《春秋》从未有过。大概诸儒强立为例，至于义理讲不通，就认为是“从同”，如果《春秋》有“从同”的义例，那么滕子降爵而谷、邓、邾、牟、葛都可以“从同”了。或者一个书名而其他都可以相同，或者一个称人而其他都可以相同，为何一个降爵、一个书名、一个称人，罪责的大小轻重如此严谨，唯独对曹伯不确定其罪责何等，而暂且“从同”呢？由此可知，滕子降爵，不是因为朝见桓公而降爵，谷、邓也不是因为朝见桓公而书名，邾、牟、葛也不是因为朝见桓公而称人了】

十年

春季，周王正月庚申日，曹伯终生去世。

夏季五月，安葬曹桓公。

秋季，鲁公在桃丘会见卫侯，没有遇到。

【鲁国不得齐国欢心，所以结交卫国为友好，会盟以谋划与齐国为敌。卫国畏惧齐国的强大，而不敢亲近鲁国，所以起初约定中途改变，而在桃丘失信于鲁国。鲁国不得齐国欢心，是因为纪国的缘故】

冬季，十二月丙午日，齐侯、卫侯、郑伯来郎地作战。

【左氏认为三国来作战，是郑国人恼怒鲁国，向齐国请求军队，齐国率领卫国军队协助。班次在郑国之后的，是鲁国根据周制确定的。郑国即使恼怒鲁国，也不应当如此过分。况且郑国恼怒，是小事。齐鲁因婚姻相亲，北戎之战，鲁国也派军队救援齐国，难道不感激鲁国的帮助，反而偏听郑国的话，讨伐自己的姻亲，以发泄郑国的小怒吗？本来就知道齐国也恼怒鲁国。齐国恼怒鲁国，是因为鲁国庇护纪国，最近又为纪国向天王谋划婚姻。讨伐国家必有借口，郑国以周代班次，而后既不可以抓住话柄；齐国以纪侯的缘故，也不可以抓住话柄。所以突然出兵作战。齐国的恼怒甚于郑国，所以齐国作为主兵。不记载讨伐，最终记载来作战，凡是讨伐人国，必定是被讨伐的国家不服而后作战，这是为了彰显三国君主主战。虽然修词谢罪，但也必定不释怀，因此离去】

十一年

春季，正月，齐人、卫人、郑人在恶曹结盟。

【三国称人，文定认为是贬斥而称人，然而不在来作战时贬斥而在结盟时贬斥，应当不是这样。但如果来作战称人，结盟举爵位，则似乎是大夫率领军队而诸侯结盟，所以在来作战时称人，在恶曹结盟时，然后知道事情虽然跨越年份，但实际上不过间隔一个月，作战的是三位君主，结盟的也是三位君主，那么贬斥而称人的说法未尝不是，却不知《春秋》的义理，在来作战时举爵位，实在是坐实三位君主的罪责；至于在恶曹结盟，则罪责减于来作战而省略称人。又以此省略而称人，彰显前面的详细而举爵位，所以目睹三位君主而惩治其罪责。赵氏说，一次战役而再见，所以省略而称人，义理也未尽】

夏季五月癸未日，郑伯寤生去世。

秋季七月，安葬郑庄公。

【高氏认为，郑忽已经即位，不等待五月就安葬其父，是产生动乱的阶梯。郑忽快速安葬其父，或许也有不得已之处。郑忽以世子身份在周王室做人质，郑突作为公子在国内，势必培植党羽图谋篡位。等到郑庄公去世，而谋划作乱，事情既未成功，恐惧而出逃。他出逃必定到宋国，大概宋冯在郑国居住十年，他与郑突必定气味相投，所以在他来奔时逮捕祭仲，胁迫使他立郑突为君。然而郑忽快速安葬其父，知道有宋国的危难而将有以

译这不过是礼制不完备罢了。身为世子，即将继承郑国，却没有计策来平定公子突的叛乱，而在丧葬之事上礼制又不完备，这样也就不足以承担先君留下的基业了。

译九月，宋国人逮捕了郑国的祭仲。

【宋冯按照父亲的遗命出居在郑国，宋殇公对此十分厌恶，郑国为此拼死出力以对抗宋国长达十年。宋殇公被弑杀，而宋冯得以即位，这都是郑国的力量所致。郑庄公刚去世，宋国就逮捕郑国的大臣来帮助庶子夺取嫡位，致使郑国动乱长达二十年。沉溺于雍氏的宠幸，贪图一时的贿赂，反而将恩情变为仇怨，这简直是没有人性的行径】

公子突回到郑国。

【突不称“公子”，是因为突原本就没有被称为“公子”。如果认为削去“公子”称号是贬斥，那么楚比回到楚国时称“公子”，难道就没有贬斥吗？他不系属郑国，就像赤不系属曹国一样，各位儒者认为这都是为了纠正他们不当即位的义理，这是正确的】

郑忽出逃到卫国。

【先君既然已经去世，就不应当称“世子”。根据朝见天子的情况，称“童子侯”。对于未逾年的国君，称“子”是合乎义理的，那么忽作为嫡子继承君位，实际上并没有罪过，为什么一概不称呢？我私下担心“童子侯”也是朝见天子时自我谦抑的言辞，并非通常的称呼。称“子”的情况，比如鲁国新君未即位就去世，这是臣子的言辞；在会盟中列于诸侯末位，这是遵循诸侯末爵的言辞，都不是通常的称呼。文定公认为出奔而称名，是因为不能为君。然而忽在国内，突想要篡夺嫡位；在国外，宋国想要扰乱郑国。国内所依靠的是大臣，而祭仲却被宋国胁迫；国外所依靠的是邻国，而齐国和鲁国都与我有嫌隙，不可以向他们告急。忽确实是无计可施。以前不娶齐国女子，以寄托大国，虽然可以说是能够自强，也曾救援齐国北戎之难而立下功劳，大概也是能领军作战的。一旦国外被大国胁迫，国内被权臣控制，不得已而出奔，就议论他不能为君，这是错误的。出奔而称名，是因为在丧期未即位，不可以称爵位；既然不称爵位，又不称名，那么谁知道出奔的是郑国的什么人呢？如果认为不称爵位是讥讽他不能继承先君，那么突出奔而称爵位，难道是赞许他能继承先君吗】

公子柔与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结盟。

【鲁国与宋国本是旧好，自从隐公在菅地之战后就断绝了。宋国断绝与鲁国的关系而亲近齐国和郑国，到了这时因为纪国的缘故，将要出力对抗齐国。所以又想与宋、陈、蔡联合。未必是为了宋国责备郑国的贿赂，为郑国向宋国求情。或许是在结盟之后，宋国与鲁国关系疏通了，然后才进行平定宋郑关系的举动。柔以大夫身份与诸侯结盟，蔡叔以弟弟身份参与结盟，都是直书以显示义理。如果认为柔不称氏是贬斥，那么蔡叔称字，难道是《春秋》赞许他吗】

鲁桓公在夫钟会见宋公。【钟，公羊传作童】

冬季十二月，鲁桓公在阚地会见宋公。

【柔与三国结盟，桓公则专门会见，宋公与宋国结好。在夫钟，在阚，短时间内两次会见，可以说很勤谨了】

十二年

春季正月

夏季六月壬寅日，鲁桓公与杞侯、莒子在曲池结盟。【杞公，谷梁传作纪，曲池，公羊传作欧蛇。伊川认为结盟，莒国是为了援助纪国抵御困难，非常正确。之前的盟宋、陈、蔡，之后的盟宋、燕，都是为了纪国的缘故。两次与宋国结盟，是因为各国之中，只有宋国强大，可以抗衡齐国】

秋季七月丁亥日，鲁桓公与宋公、燕人在谷丘结盟。

【左氏认为这是为了平定宋郑关系，如果已经结盟了，那么平定两国的话已经说定，杀牲告神而确定了，何必又与宋国屡次会见，又迅速与郑国结盟，而接连出兵讨伐宋国呢？吴氏认为联合宋国与燕国，另有其他事情，不是为了郑国的贿赂，大概都是为了纪国。又招致燕人，是为了多制造党羽，以恐吓齐国而树立齐国的敌人】

八月壬辰日，陈侯跃去世。

鲁桓公在虚地会见宋公。

冬季十一月，鲁桓公在〇地会见宋公。

【谷丘之盟，虽然是因为其他事情联合，宋国也一定有替郑国请求的意思，所以又两次会见以求得，而宋国最终不听从，因此与郑国在武父结盟】

丙戌日，鲁桓公与郑伯在武父结盟。

【郑国因为齐国而苦于纪国，鲁国为了纪国而寻求联合诸侯。趁着突刚得到国家，想要离间齐郑的交好，所以屡次会见宋公，以求免除郑国的贿赂，以此来向郑国显示恩德。宋国既不听从，而郑国也深深怨恨宋国，于是谋求与鲁国联合，因此在武父结盟。鲁国与郑国结盟，一定是为了郑国而图谋宋国，所以过了一个月就有宋国的战争。郑国与鲁国结盟，一定是为了鲁国背离齐国以扶持纪国，所以过了一年就有七国的战争】

丙戌日，卫侯晋去世。

【结盟不可以不记日期，去世不可以不记日期，各为一件事，不可以合并记日，所以两记日期。大概得到了日期，就不妨碍两记日期；没有得到日期，也就干脆不记日期。可见认为记日期、不记日期有义理的人，未必正确】

十二月，与郑国军队讨伐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

【孙氏认为不说“公”是避讳。然而以鲁桓公的篡弑之罪，十八年间明文记载其罪行的很多，何必为他避讳讨伐宋国呢？高氏认为对内隐去公而称“及郑”，不称爵位而称“师”，是为了均分罪责。然而对内就目为公，郑伯就称爵位，比如在郎之战，诸侯都称爵位，难道不是均分鲁郑的罪责吗？各位儒者认为交战之日丁未，距离在武父结盟之日丙戌，才二十二天，一定是公与郑伯去世，公称郑师。然而称郑师必定不是郑伯，鲁国也必定不是公。诸侯结盟而大夫率领军队讨伐交战，也是常事，没有什么奇怪的】

十三年

春季二月，鲁桓公会见纪侯、郑伯。己巳日，与齐侯

译宋公、卫侯、燕人与齐国交战。齐军、宋军、卫军、燕军大败。

郑庄公死后，内心为了齐国而谋划对付纪国。郑突（郑厉公）违背了郑庄公的做法，反而帮助鲁国保卫纪国，以此来对抗齐国，这并不是因为他有扶持弱小、抑制强大的公心，而是为了报答鲁国在宋国作战时给予的恩惠。而且忽（郑昭公）又在卫国，所以在战胜之后，又与鲁国在曹地会盟，又派他的弟弟郑语来订立盟约，以此来巩固与鲁国的交情，从而与宋、齐、卫三国为敌。文定辨正《左传》，指出宋国指责郑国贿赂是不对的，并认为齐国与纪国世代为仇，齐国联合三国攻打纪国，鲁国和郑国救援纪国而与齐国交战，这个说法非常合理，而其中责备纪国的道义尤其精当。

译三月，安葬卫宣公。

夏季，发生大水灾。

秋季七月。

冬季十月。

鲁文公十四年。

春季正月，鲁文公与郑伯在曹地会盟。

【在曹地会盟，怀疑曹伯也参与了？然而观察前后的文辞，并没有连续记载。曹国的军队则感到恐惧，曹国或许参与了会盟但没有参与谋划。】

没有结冰。

夏季五月。

郑伯派他的弟弟郑语来结盟。

【郑国联合鲁国以对抗诸侯，既害怕诸侯无法抵挡，又担心鲁国不信任自己而最终产生恶感。所以在曹地会盟之后，急于求取盟约，不派大夫而派他的弟弟，是用最亲近的人来表示对鲁国的诚意。这又与齐侯宠爱弟弟年不同，文定一概认为诸侯的兄弟按惯例以字相称。《春秋》中用名字来谴责其宠爱私情的做法，并不完全如此。持国书、奉君命来会见鲁君，以邀求神明，既然以名字相称，难道有不列入册籍的吗？但是《春秋》中诸侯违背盟约、伤害信义的情况，有很多是因为亲近盟约而改变的，何况是弟弟呢？何况郑突没有拥立先君的嫡子而偏爱他的弟弟呢？盟约也是不可依赖的。】

秋季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

【火灾发生四天后就举行尝祭，这是讥讽他用灾后的剩余物资来祭祀，是不恭敬的表现，而不是讥讽尝祭不合时宜。各位儒者同时讥讽不合时宜，认为周朝的八月相当于夏朝的六月，六月是季夏，不是举行尝祭的时候。然而如果周朝的尝祭本来就用夏朝的仲秋，应当在十月，那么为什么在遭遇御廪火灾后反而提前两个月举行尝祭呢？尝祭的祭品比祠、禴、烝、礿更丰盛，秋天才举行尝祭，夏天才举行禴祭。如果应当在十月，那么八月的时候，白牡牛和骍刚牛正处在让有司省视畜养的阶段，难道会仓促使用它们吗？王氏认为秋尝的意义在于成就万物并荐献新谷，夏朝的六月万物尚未成熟，不可以举行尝祭。如果真的像他所说，那么六月禾稻未熟，御廪本来是空的，即使发生火灾也不会有妨害，何必记载以示讥讽呢？要知道六月的时候，蔬菜刚刚成熟，而禾稻也有最先成熟的，不能说不可以举行尝祭。】

冬季十二月丁巳日，齐侯禄父去世。

宋国人率领齐人、蔡人、卫人、陈人攻打郑国。

【宋国拥立郑突篡夺郑忽之位，郑突在国内，宋国联合四国攻打郑国，是愤怒郑突联合鲁国攻打自己。后来郑突失去国都逃入栎邑，又两次联合诸侯攻打郑国，只怕郑忽最终拥有郑国，不如郑突还是由我所拥立的。刘氏、王氏认为这是均分五国的罪责，贬称他们为“人”。那么十五年的四国伐郑，十六年的五国伐郑，都是举爵位来贬斥，难道攻打郑突是褒扬，攻打郑忽是贬斥吗？又如齐僖公刚去世，丧期未满一个月，参与攻伐的必定不是齐防，那么记载“齐人”的，是齐国的大夫。凭什么知道蔡、卫、陈不是大夫，而说《春秋》称“人”是贬斥诸侯呢？大概是记载其事而略去其人，无论是国君还是大夫，不必详述。记载“以”，是将罪责归于宋国的主帅，以表明之前的齐、卫、燕军队虽然在郑国都战败，但三国并不怨恨郑突，怨恨郑突的只有宋国。也以此表明后来的两次伐郑，是鲁、卫、陈、蔡都想拥立郑突，而不仅仅是宋国想拥立郑突。这与记载“以楚师伐齐”相同，这里用“以”归罪于宋，那里用“以”归罪于鲁。】

鲁文公十五年。

春季二月，周天子派家父来请求车辆。

【周天子向下向诸侯请求，固然不合道义，但也可见王畿被侵削，国家用度不足，而诸侯的职贡缺失了。来向鲁国请求，那么向其他国家请求就可以知道了。而《春秋》在隐公时记载“求赙”，在桓公时记载“求车”，在文公时记载“求金”，也是以此表明鲁国对于王室，既不供给丧葬之事，连时献的礼仪也废除了。】

三月己未日，周天子驾崩。

夏季四月己巳日，安葬齐僖公。

【周天子驾崩而不奔丧，齐僖公去世却前往会葬。《春秋》有记载此事在此，而显示道义在彼的情况，这类就是。】

五月，郑伯郑突出逃到蔡国。

【郑忽出逃，不称爵位，是因为尚未即位；郑突出逃而称爵位，是因为已经做了国君。《春秋》并非推崇郑突的不正，而贬低郑忽的正统，只是遵循事实而已。郑忽复归为君，郑国最终谥号为昭公，未曾有一事见于经文的，是因为郑忽没有与诸侯交接政事。郑突保住一个城邑，郑国的宗庙社稷不能由他主持十多年，而垂之与齐侯、陈侯相遇，还称郑伯的，是因为郑突与诸侯交接政事。《春秋》并非废黜郑忽、郑亹、子仪而记录郑突，也只是遵循事实而已。伊川认为郑突出逃蔡国是因为躲避祭仲而出，不是国人驱逐他，他的意思是郑突称爵位，郑忽不称爵位，认为国人拥戴郑突而不拥戴郑忽，却不知道郑突出逃，郑忽回归，郑国人帮助郑忽、郑亹、子仪在栎邑抵御郑突的，防备了二十年，国人本来拥戴郑忽、郑亹、子仪。郑突既然从栎邑进入郑国，〇子世袭国位，而郑突最终谥号为厉，国人本来并非诚心拥戴郑突。又祭仲拥立不应拥立的人，而后又专权，导致郑突出逃，罪责更重。郑突厌恶祭仲专权，而想除掉他，他的罪责不亚于祭仲。张氏指责他反复无常、使用盗贼的计谋，而自取灭亡，并不完全如此。】

郑世子郑忽复归到郑国。

【继承世位而尚未即位，不得称爵位。又如在丧期称子，那么过了五年就不能称子。如果仍然像以前那样没有称呼而直呼其名，又无法显示他应当即位。所以虽然先君已经去世并安葬，不能复称世子，但也不得不仍用世子的称呼，以显示郑忽应当拥有郑国。他的复归是正统的。大概让

译出逃时称他为世子，就让人怀疑他没有先君的遗命，尚未继承君位；回国时不称他为世子，就让人怀疑是众公子争位，而（郑突）将他迎入郑国。因为他并非篡位，所以称忽为世子，并大书特书他复归的记载，这样人们才知道突被称为郑伯，是顺从他篡夺郑国并实际拥有国家的实情，而不是因为他能够君临国家且被国人拥戴为君。

译许叔进入许国。

【隐公十一年，鲁、齐、郑三国军队进入许国。《春秋》记载为“入”，而不记载为“灭”，那么许国本来就没有灭亡。根据《左传》的记载，郑国已经完全占有许国了。许庄公逃奔到卫国，无法再返回，虽然让许叔居住在许国的东部边地，名义上保留了许国的祭祀，但实际上许国已成为郑国的外臣，这能说许国没有灭亡吗？许叔趁着动乱进入许国，居住了二十年，随即借助齐桓公称霸的时机，联合诸侯在幽地结盟。许国的社稷灭亡后又得以恢复，这大概是许叔的才能所致。当他居住在许国东部边地，伺机对付郑国时，他的内心应当没有一天忘记祖先。观察时局变化，等待时机，抓住机会，不借外援，成功收复故土，不能说不具备许叔的谋略和勇武。如果他昏庸愚昧、懒惰懈怠，没有作为的志向，又错过了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那么太岳的后裔，恐怕就要断绝祭祀了。然而却指责他趁着动乱窃取进入，不符合复国的道义，这是为什么呢？文定公认为他应当向上报告天王，向下奔赴方伯。此时报告天王有什么帮助？此时奔赴方伯又有谁听从？郑国即使有内乱，天王和方伯也未必因此恢复许国。只是许庄公逃奔到卫国，而《春秋》没有记载“奔卫”，之后许国的存亡无从考证，难道没有嫡嗣或庶子存活吗？当许国灭亡时，许叔甘愿接受郑国的安抚保全。等到郑国发生动乱时，许叔则庆幸其灾祸，趁着其危急，从而谋取利益。由此可知，《春秋》未必认为许叔贤德，只是用来记录许国之所以有君主、有国家，以及与郑国世代结下仇怨的事实罢了。所以记载“许叔”，是为了表明他不是许国原来的君主，也不是许国君主的嫡子，不能与蔡庐、陈吴那样称爵位相比。记载“入”，只是好像许国原本就有国家，而许叔自己进入，以表明之前不记载“灭”、许庄公不记载“奔”的原因，许国的故土尚存，也不能与蔡庐、陈吴记载“复归”相比】

鲁隐公与齐侯在艾地会盟。【艾地，公羊传作鄗；谷梁传作蒿】

【之前记载鲁公与齐侯、郑伯进入许国，那么许国的沦陷，不只是郑国的罪过，也是鲁国和齐国的罪过。过了十六年，鲁隐公去世了，齐僖公去世了，郑庄公也去世了。三国新君继位，没有听说有弥补前人过错，怜悯许国祭祀断绝而谋划恢复其国家的人。许叔已经进入许国，而鲁、齐两国在艾地会盟。《左传》认为是谋划安定许国，未必确实。从此以后，两位君主都没有防备许国、在许国结盟的事情，那么所说的安定许国，究竟是如何安定的呢？这次会盟，齐孝公刚刚即位，想要消除旧怨而订立新好。鲁国也谋划如何释放纪侯，所以过了一年就有黄地的结盟了】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

【蔑地的结盟，邾君举字称为仪父，三家都认为是因为没有被任命爵位，所以不记载爵位。伊川先生和文定公都认为附庸之君称字，孙氏认为附庸之君不能列于诸侯，所以记载字以区别他们。如果是这样，那么邾君就不能称为子了。那么来朝见而记载为邾人，怎么知道这是贬义呢？既然因为附庸而没有爵命，不能记载为邾子，如果像以前那样称仪父，则未必。牟、葛都有字可以举出，如果一律记载字，旧史简略而记载为人，或许是附庸之君在记载体例上应当如此，而孔子沿用了它，并非有意寄托贬义。所以第二年趡地的结盟，仍然称仪父。僖公元年柽地的会盟，诸侯都举出爵位，而只有邾国称人。难道诸侯都没有贬义，而唯独贬低邾国吗？难道大国都是君主，而邾国敢以大夫身份与会吗？那么邾国没有爵命，不能称子，私下的结盟称字，公会的记载称人，这是无疑的。又何必怀疑来朝见称人为贬义呢？等到晋文公在温地的会盟中将邾国列入而称子，一定是晋文公请求而授予爵位，所以从此直到春秋结束，与诸侯盟会都称子。即使宣公元年首次朝见篡弑之君的宣公，也记载为邾子来朝。如果仪父去世而记载为邾子克卒，鲁国既然通晓其丧礼，鲁史也尊称其君主，而以诸侯的末等爵位举出无爵位而授予爵位，这也是鲁国僭越礼制了。又如《曲礼》有云，四方小侯进入天子之国称为某人，难道邾、牟、葛称人是为了尊崇桓公吗？桓公也竟然自尊，孔子沿用旧史记载，如同记载谷、邓的名字，以交互彰显其罪过的意义吗】

秋季九月，郑伯突进入栎地。

【赵氏认为卫衎出国，原本是他的国家；郑突出国，位置不是他的位置。衎从夷仪进入，春秋记载它，明确衎应当拥有卫国。突从栎进入，春秋不记载，明确突不应当拥有郑国。在道义上很正确，然而没有明晰当日的情势。卫衎出奔时，卫国人立剽，衎没有进入夷仪的十多年间，诸侯列于防会的，是剽；同于盟会的，是剽，而衎没有传闻。当时已经忘记衎是君主了。剽被弑后，如果不记载衎进入卫国，那么后来将政事交给诸侯的人，怎么表明他是衎呢？郑突出奔时，郑国人立忽，突已经进入栎的十多年间，忽之后继位的是子亹，而没有见于经文；子亹之后继位的是子仪，也没有见于经文，而突依然如故。当时大概没有人不认为突是君主了。子仪被弑后，即使不记载突进入郑国，后来将政事交给诸侯的人，也可以知道他是突。大概不记载进入郑国，那么两郢的会盟不怀疑不是突；一旦记载进入郑国，那么垂的遭遇就怀疑是子仪了】

冬季十一个月，鲁隐公与宋公、卫侯、陈侯在袲地会盟，讨伐郑国。【宋公，上文有齐侯；袲地】

译【作侈】

鲁国既然对郑忽怀有怨恨，而郑突又曾经作为鲁国的援军与纪国作战，那么齐国和鲁国帮助郑突讨伐郑忽是理所当然的。宋国以郑突没有进献贿赂为由责备他，郑突因此怨恨宋国，郑突出逃时，宋国本应乘机报复，却反而帮助他，这是为什么呢？郑突依靠宋国才得以即位，郑忽因为宋国而无法即位，郑突拥有郑国后就不会把宋国视为恩人，郑忽拥有郑国后则必然把宋国视为仇敌，所以宋国认为与其保全郑忽，不如保全郑突。郑忽逃往卫国，又从卫国进入郑国，卫国本应帮助郑忽，却反而帮助郑突，这是为什么呢？郑突的即位名不正言不顺，郑朔的即位也不名正言顺，如果卫国辅助名正言顺的一方去图谋名不正言不顺的一方，那么卫国的人就会有借口了，所以卫国也帮助郑突讨伐郑忽，必定认为郑突做郑国国君已经很久了，不可以轻易更换，既然已经支持了郑突，也是为自己打算。陈国则是偏袒顺从诸侯罢了。

译鲁桓公十六年

春季，正月，鲁桓公在曹地防备宋公、蔡侯、卫侯。

夏季，四月，鲁桓公会合宋公、卫侯、陈侯、蔡侯讨伐郑国。

【四国讨伐郑国，未能攻克；五国讨伐郑国，又未能攻克。这说明忽确实有君主之才，郑国人拥戴他为君。忽杀害亹，立亹为君；杀死子仪，确立其政权，导致国内动乱。突在栎邑，每日谋划于诸侯之间，却无法回国，防备了二十年。那么郑国人拥戴突，后来并非出于真心诚意】

秋季，九月，鲁桓公从讨伐郑国归来。

【此前讨伐郑国不记载“至”，而这次记载“至”，是为了表明郑人为忽坚守，虽然诸侯军队压境，但突终究无法回国。而党附不正之人，去讨伐正当之人，实在是不义。所以在桓公时代，先前记载“至”于盟戎，后来记载“至”于伐郑，以此一并归罪于他。文公确定“至”的体例，有所谓“党恶附奸”的说法，只有这里以及庄公伐卫可以通解。然而如果《春秋》专门为了归罪桓公而书“至”，那么桓公在稷地会盟，造成宋国动乱，难道不比党附突、讨伐忽更严重吗？为什么没有书“至”？防备稷地即】

冬季，修筑向邑城墙。

十一月，卫侯朔出逃到齐国。

【《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朔得罪于天子，被召见而不前往，张氏因为庄公六年有子突救卫之事，深以为然。然而那时的天子，尚能驱使列侯办事，又召见他们，不前往而又惩治他们的罪过吗？大概没有这种情况。或许是两位公子，向天子请求立黔牟以驱逐朔，后来五国伐卫接纳朔，天子帮助他所立的黔牟，而派子突去救援罢了】

鲁桓公十七年

春季，正月丙辰，鲁桓公在黄地会合齐侯、纪侯结盟。

【齐国必定想要吞并纪国，这不是鲁国所能庇护的。如今齐国又想联合鲁国以接纳朔阳，作为平定纪国的计谋，而巧妙借助其接纳朔的力量，鲁国落入其圈套之中。鲁国乘着接纳朔的机会，暗中实现其平定纪国的志向，这是小聪明，反而被齐国利用，作为向神明发誓而可以倚仗的资本。以齐侯如鸟兽般的行径，而人能忍心杀害一国国君，哪里知道神明是可畏惧的呢】

二月丙午，鲁桓公在趡地会合邾仪父结盟。【《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作“及”】

【前年来朝见，那么两次讨伐的怨恨已经消除；再次结盟，必定有缘故。然而为什么春天结盟，秋天就再次讨伐呢】

夏季，五月丙午，与齐国军队在奚地交战。【《公羊传》缺“夏”字，奚《谷梁传》作“郎”】

【《左传》认为这是边境官吏的战争，但不称齐人而称齐师，那么齐国动用众多兵力，恐怕也不是边境官吏所能抵挡的。应当是大夫率领军队作战，而不称名的原因，是桓公时代不称大夫之名。孙氏认为是鲁公与之交战，不称公是为了避讳，那么这种说法不对】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去世。

秋季，八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

【蔡季让国，没有详细说明。解说经义的人都认为《春秋》称字是赞扬他贤德。然而伯夷、叔齐、太伯、仲雍让位离去而不返回，后来中子季历得以安定。如今封人还在，而季避位逃亡，季又归来，在嫌疑之间，这不是让位者所适宜处的境地。假设有乘间而起、挟持季来图谋献舞的人，季将如何处置呢？太伯、仲雍奔丧，还断发文身以表示不可复立，季也有断绝国人期望的办法吗？所以有让位而国家兴盛的，有让位而国家灭亡的。让位而兴盛的是周朝，让位而灭亡的是吴国。周朝的兴盛是因为伯夷、仲雍一同逃走，吴国的灭亡是因为季札不离去，而光因此有了借口。蔡季的始末不可详知，季复归国家，也不见有内乱，终究不得其让位之道。难道说《春秋》赞扬他吗】

癸巳，安葬蔡桓侯。

【桓侯于六月丁丑去世，于八月癸巳安葬，相距仅七十七天。蔡季知道请谥是礼，而不知道速葬其亲是不礼，为什么呢？能使国人以礼向王请求，而不能使国人以礼安葬其君，为什么呢？经书记载季于八月归，即以月中的癸巳书葬。桓侯归国即在月初，安葬即在月末，相距也不过二十余天。从蔡国向京师请求，从京师颁赐到蔡国，天子的策书如此容易而迅速吗？国家没有危乱，得到谥号就立即安葬，为什么呢？恐怕诸儒也拘泥于称字是贤德，称侯是变文，而强行解释。陆氏认为《左传》及《史记》《世本》蔡国的各位国君都谥为侯，经书都称公，是因为其私谥与僭越相同。只有桓侯请谥，王的策书则说“谥曰某侯”，各史国史因而记载，所以《春秋》特别记载。那么蔡国其他国君本不称公，《春秋》因其私谥改侯，书公，是孔子强加蔡国其他国君称公。私谥而不僭越，尚且优于既私谥而又僭越者，罪过原本不可以同科，何况又强加不僭越的僭越，难道合乎义理吗？况且又怎么知道桓侯的谥号是请求而得到的，而特别保留呢？应当是《左传》、《史记》称侯者，蔡国的本史原不称公，鲁史对于封人称侯，偶尔遵循其国的旧称，其前后则因为诸侯都在安葬时称公，所以对于蔡国也一律书公，而孔子保留罢了。又家氏以解说《左传》者，谓蔡季献舞为一人为非，然而《春秋》于蔡季不再见于经，怎么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呢？许叔入许称字，而叔即为许男；蔡季归蔡称字，而季即为蔡侯。何所见季之称字为贤之，而为蔡侯者必非季叔之为许男】

译难道人们认为称字是不贤明的吗？等到宋国人、卫国的人攻打邾国

译盟约签订不到一年就立即讨伐对方，违背信义没有比这更快的了。汪氏认为因为宋国的缘故而背弃盟约，这是对的。经文记载“及”和“人”，许多儒者认为是为了防备邾国。邾国是小国，被三个大国讨伐，即使是为了防备邾国，也可以得逞，但这并不是定论。或许是因为参与的都是大夫而不称其名罢了。国内大夫不称名，这是桓公时期不称大夫名的体例；国外大夫不称名，这是文公、宣公以前侵伐不称大夫名的体例。

冬十月朔日发生日食。

只说朔日，不说日食，是因为在朔日而史官遗漏了具体的日期。《谷梁传》认为不说日期是因为日食发生在既朔之后，然而经文已经明确说了朔日，那么就不应该是在既朔之后了。

十八年

春王正月

鲁桓公在泺地会见齐侯。

在黄地结盟，齐国迅速背弃盟约并侵犯疆界，又在泺地相会，为什么呢？难道盟约不可依靠而相会可依靠吗？在泺地相会而夫人前往，是想借着夫人最终缔结友好关系，于是夫人想要去齐国而桓公不能制止。

桓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公字后面没有“与”字】

书写“与”和“遂”，玩味其文辞。气势有顺风随流、不可停泊的趋势。这一定是齐侯想要挟带文姜回国，文姜决意跟随齐侯回国，而桓公不能制止，不得不和他们一起前往齐国。这句话应当与上一句连成一口气读。至今读来，当时鲁国人叹息痛恨、无可奈何的意思，孔子作《春秋》时叹息痛恨、无可奈何的意思，仍然可以想象得到。

夏四月丙子，桓公在齐国去世。

隐公、闵公记载“薨”而不写地点，以表明他们被弑杀的实情。其中记载“薨”的是旧史，不写地点的是孔子删削的结果。桓公在国外，不可以不写地点，所以沿用了旧史的文字。解说《春秋》的人认为隐公被弑，旧史必定归罪于他人，以开脱桓公和翚的罪责。孔子将“弑”改为“薨”，用不写地点来显示贼人是桓公和翚。那么旧史对于桓公的死，必定记载齐彭生弑杀我君，或者齐侯杀我君，才符合实情。孔子又为什么要为齐国和彭生讳，而一律将“弑”改为“薨”呢？如果说忌讳我君被齐国所杀，为什么旧史不忌讳而孔子忌讳呢？又为什么既想忌讳，却又在前后文中表明实情呢？可知桓公在齐国去世，旧史原来就是这样记载的。大概鲁国人愤恨君主被杀，既不甘心专门归罪于彭生，而人们畏惧齐国的强大，不敢实指齐侯的罪责，又想要掩盖文姜的丑行，使邻国听不到，所以隐忍耻辱含恨而记载桓公在齐国去世。那么隐公的死，旧史必定记载桓公在蒍氏去世无疑了。又《左传》说齐侯与文姜私通，桓公责备这件事，文姜告诉了齐侯，齐侯派彭生乘坐桓公的车子杀了他。桓公责备文姜，是私下责备；文姜告诉齐侯，是私下告诉。谁看见谁听见，而《左传》能得到实情来记载呢？恐怕是因为桓公与夫人前往齐国以及后来屡次前往齐国的记载，而做出这种想当然的说法吧。大概齐国必定想要灭亡纪国，而桓公强行庇护它，齐国人愤恨，趁着桓公来齐国而把刀交给彭生，以迅速杀死他，大概以逞其怨恨。桓公因为有心事于纪国，所以桓公去世一年后迁走纪国三邑，三年后纪季入齐，四年后纪侯离开国家。而他的祸端起于文姜前往齐国，又屡次前往齐国而宣淫不加以制止，那么推本穷源，文姜参与弑杀的罪责不可逃避了。

丁酉，桓公的灵柩从齐国运回。

鲁国人不想与齐国结仇，不必等到庄公重修旧好、通婚之后才知道。如果有与齐国结仇的心，那么应当在听到死讯的那天号哭而起，向上报告天王，向下告知邻国，世子穿凶服准备作战，亲自逼近齐境，有必得仇人而甘心报仇的愤慨。一战不胜而再战，再战不胜而顿兵旷日，那么即使桓公的灵柩超过一年不回来，也本来没有罪过。如果不这样，灵柩运回而发兵也可以。然而不到一个月灵柩就从齐国运回了，而鲁国人安心接受？灵柩运回而安葬，又拖延时间防备齐国，那么安然出兵攻打郑国，杀死子亹，车裂高渠弥，好像对鲁国没有警戒之心，而鲁国人也就安心接受了。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呢？鲁国人认为彭生已经被处死，而仇人已经得到了，是可以恨的了。

秋七月

《左传》说齐人杀死子亹而《春秋》不记载，为什么呢？大概郑国人拥立子亹，子亹俨然已经是郑伯了。如果记载齐人杀死郑伯，那么与突称爵位没有区别；如果记载齐人杀死子亹，那么似乎子亹不应当被拥立，而齐国人为郑突讨伐贼人。所以《春秋》宁可隐没这件事，使详情不明，而不详述这件事，使名实混乱而损害义理。大概忽杀死子亹，仪杀死郑伯，或许没有来报告，旧史或许不记载；齐人杀死子亹，齐国未必不来报告，齐国来报告，旧史未必不记载。而《春秋》不详述这件事，怀疑是孔子删削的结果。

冬十二月己丑，安葬我们的君主桓公。

桓公记载安葬，公羊、谷梁认为仇人在国外，不责备他越国讨伐。文定沿袭这个说法，认为这是春秋的法则，这个说法危害义理太严重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天有内外吗？在国内作为臣子，就是贼人；在国外作为邻国，就是仇人。内贼必定讨伐，外仇必定报复，臣子的心，其义理是一样的。在国外不责备他越国，认为有负责的人，这是天王、方伯的罪责，而不是其臣子的罪责。此后世父不受杀，必定报告给有

译将此事上报给司寇，是不允许按照互相残杀的罪名来论处的。然而鲁国为什么最终不向周天子报告，也不向方伯奔丧呢？况且贼人即便在国内，即使是该国的臣子，又何尝不应该请求周天子来诛杀他呢？但是，国内贼人弑君，人人都有权诛杀他；国外仇敌以国君身份杀害国君，不能等同于弑君的律法，但臣子的悲痛并没有不同。怎么能因为仇人在国外就宽恕其复仇的责任呢？孔子在记载其葬礼时，依然沿用旧史官的笔法记录“葬”，正是为了惩治鲁国臣子忘却仇恨的罪责，而不是因为仇人在国外就宽恕他们。

译春秋宗朱辨义卷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宗朱辨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宗朱辨义卷三

高淳张自超撰

庄公

元年

春王正月

【庄公不举行即位的礼仪，似乎还怀有隐瞒先君（桓公）死因的心思。怀有隐瞒先君死因的心思，就必然仇视齐国；然而他不敢这样做，是畏惧齐国的强大，并且想要掩盖文姜的丑行。大概他只是隐瞒先君的死亡，而不隐瞒先君死亡的原因，认为彭生杀了桓公，仇就已经报了。像庄公这样，畏惧齐国的强大，而终身侍奉仇敌，就是没有志向；想要掩盖文姜的丑行，而不切断她在宗庙中的祭祀地位，就是不懂大义。朱熹认为庄公在国内没有继承的依据，向上没有请示周天子，所以《春秋》贬低他，不记载他即位。拿闵公、僖公来说，说他们国内没有继承的依据，是可以的；至于庄公，出生十四年，作为太子已经很久了。庄公成为太子，即使没有向周天子发誓，大概也是父亲授予的。父亲命他为太子，那么他继承国家世系，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难道还要等到先君临终之时，反复留下遗言，才开始算是得到了正统吗？春秋时期，诸侯死在盟会、死在侵伐中的情况是有的。虽然死在外面但实际上没有变故，那么他的儿子以嫡长身份继承祭祀，不能说国内没有继承的依据。如果说虽然身为太子，但先君死在外面，没有命令他即位，就算是擅自占据国家，那么李斯、赵高假借秦始皇的命令立胡亥，而废黜扶苏，就是窃取《春秋》的大义来实行他们的私欲了。这怎么可以呢】

三月夫人孙于齐

【削去姜氏的姓氏而记载为“孙”，桓公不得善终，夫人参与弑君，情势和事实很清楚。朱子所说的虽然没有明文记载，也可以明白，就是指这种情况】

夏单伯迎娶王姬【《左传》中“逆”字作“送”】

【这是以诸侯的身份擅自杀害诸侯，那个人擅自杀害了诸侯，所以用与内女乱伦来指责他。那个内女就是被擅自杀害的诸侯的夫人。周天子不追究他的罪责，反而把女儿嫁给他，并且让那个擅自杀害诸侯的儿子主持婚事，这是与齐侯败坏法度、乱伦的行为同流合污，是与文姜淫乱并参与弑君的行为同流合污，是与他的儿子忘记仇恨、灭绝人性的行为同流合污。所以一经记载“单伯迎娶王姬”，周天子不象天子，鲁庄公不象儿子，都可以知道了。于是那个“孙”于齐的夫人就可以回来了。单伯，《左传》认为是周朝的大夫，所以经文写作“送王姬”；《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我们鲁国被天子任命的大夫，所以经文写作“逆王姬”。查考从这时到文公十四年，单伯屡次出现在经文中，肯定不是一个人，应当像召伯、毛伯那样，世代承袭爵位姓氏而成为周朝大夫。然而如果他是周朝大夫，那么宋国的军队就不应当像记载国内大夫那样记载他在鄄地的会盟，不应当像记载国内大夫那样记载他参与诸侯的会盟，并且请求子叔姬，又应当像记载祭伯来鲁国于是去纪国迎娶王后那样的体例，记载“单伯来鲁于是去齐”，不应当因为齐国商人擅自拘捕周朝臣子而《春秋》没有不同的文字表述。赵氏说：“王人是用国内大夫的辞令来记载的。”然而像记载“王人子突救援卫国”，既然不是国内大夫的辞令；至于像公与宰周公会盟，公与尹子、单子会盟，公与刘子会盟之类，周朝臣子与诸侯使用相同的辞令，又哪里是为了把他们当作国内大夫呢？所以《左传》的说法不可依据。但是既然他是国内大夫而被天子任命为世袭臣子，那么鲁国应当有加礼，却一概不记载，最终为什么呢？它记载“迎娶王姬”，又与记载国内迎娶女子的文字相同。王氏说：“鲁国监国的大夫有单伯、费伯、夷伯三人，而费伯、夷伯没有听说执政而见于经文，那么《公羊传》《谷梁传》也不可依据。”《春秋》像这类情况，后世儒生跟随《左传》则经文作“送”，跟随《公羊传》《谷梁传》则经文作“逆”，本来难以定论。现在暂且用《春秋》的书法来裁断。张氏说：“建造馆舍在秋天，如果单伯以天子大夫的身份送王姬，必定等到馆舍建成之后才到鲁国，怎么能预先记载‘送王姬’呢？”大概如果夏天送王姬，那么王姬已经离开京师，鲁国到秋天才建造馆舍，到冬天才回到齐国，历经三个季节，那么与记载“齐侯送姜氏”、记载“公与齐侯会盟”、记载“夫人姜氏到达”都在九月内发生的事情不同，适宜认为不是这样。又如郑国有祭仲，那么鲁国有单伯，跟随《公羊传》《谷梁传》作天子任命大夫的说法，而《春秋》记载“伐宋、鄄地会盟”、“请求子叔姬”的文字都可以贯通了】

秋筑王姬之馆于外

【在城外建造馆舍，是因为穿着丧服不可以接触吉服的冠冕，不是因为仇敌不可以接触婚姻。如果说仇敌不可以接触婚姻，那么就应当假借丧服不可以接触吉服的礼仪来推辞。既然在城外建造馆舍，就是与齐侯行礼了。《谷梁传》认为不记载齐侯来迎娶，是不让齐侯得以与我们行礼，这是不对的。吴氏认为鲁国不敢推辞主婚的事，所以在城外建造馆舍，作为王姬的住所，而等待齐侯来迎娶。然而鲁国到桓公、庄公时，敢于违抗王命的情况很多了，何况隐藏仇敌之痛，而用丧服的哀痛来推辞，合乎情理，符合道义，礼仪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汪氏指责他不是畏惧王命而不敢推辞，实际上是畏惧齐国而不肯推辞，这不算苛刻】

冬十月乙亥陈侯林卒

王使荣叔来赐桓公命

【诸侯继承世系就有册命。桓公已经去世而赐予册命，诸儒认为是追赐册命，这是已经赐予册命。有言辞有物品，考之于《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