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宗朱辨义卷五

译哀姜应当被处死。因此圣人用义来成全仁，义的极致，就是仁的最高境界。该杀就杀，而所保全的实际上更多。黄老之术，必然发展到申不害、韩非那样的法家，就像不砍掉一片叶子而寻求斧柄，不堵塞细流而酿成江河。如果为了救援邢国而不使用大军，导致邢国人民流离失所、死徙迁徙，祸患蔓延到卫国，致使卫国丧君亡国，灾祸就更严重了。至于扶持伤员、救助死者，邢人迁移如同回家，卫国人忘记亡国之痛，把这当作恩德，把这当作恩惠，霸主的百姓欢欣喜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杀死哀姜，平定鲁国的危难，鲁国的君臣世代歌颂功德罢了。创伤深重，痛苦巨大啊。如果有王者兴起，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呢？齐国人把哀姜的尸体送回来，众儒生认为送回了鲁国，只有汪氏认为送回了齐国，他的说法非常辩驳有力。看下文“丧至自齐”，那么送回齐国才是对的。但如果送回鲁国而《春秋》记载，就似乎有罪。桓公归丧的道义，以及齐桓公诛杀哀姜的道义都非常正当，不应当再用防范罪责来连累他。《春秋》在这里记载“齐人以归”，在下文记载“丧至自齐”，分明是把诛杀哀姜这件事归功于齐桓公，而肯定他的道义。

译楚国人攻打郑国。

【孙氏认为楚国军队众多、地域广大，逐渐与中原各国相通，张氏认为楚国开始确定国号以与中原交往，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大概起初是简略记载，后来逐渐详细记载。之所以详细记载，是因为楚国与中原各国交往，涉及侵伐、防盟等事，与中原诸侯相同，不能不记载。又因为实际上与楚君交往，不得不举出爵位；实际上与楚臣交往，不得不写出名字。所以旧史详细记载，孔子也不能简略，以免事情不被彰显。大概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都是因楚国而兴起，《春秋》这部书，也是因为桓公、文公抵御楚国而作。如果楚君臣的防盟、侵伐不详细记载，那么齐、晋霸业的盛衰也就不能详细记载；齐、晋霸业的盛衰不详细记载，那么中原诸侯的是非向背也就不能详细记载。这样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就没有依据，《春秋》也就不能成书了。所以吴国虽然是太伯的后代，力量能抗衡楚国，势力将要称霸，但事情发生在后期，《春秋》即将结束，可以不详细记载，也就没有必要详细记载，并不是存在推崇楚国、贬退吴国的含义】

八月，鲁公在柽地会合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柽，公羊传作朾】

【左氏认为这是谋划救援郑国。然而此后没有看到诸侯出兵，应当是楚军迅速离开郑国，而齐桓公会合诸侯谋划如何制约楚国。不然，如果楚军还在郑国，郑伯趁机出来会盟，那么他等待救援应该很急切，为什么最终不出兵呢？但是狄人侵犯邢国，齐国独自前往救援，后来又不烦劳会盟就派宋、曹前往救援。现在楚人攻打郑国，而齐军不立即出动，先会合诸侯来谋划，是因为齐桓公畏惧楚国而不敢轻敌】

九月，鲁公在偃地打败邾国军队。【偃，公羊传作缨】

【不记载鲁公攻打邾国，也不记载邾人来攻打鲁国。杜氏说：“偃是邾国的地方，这是鲁国用兵攻打邾国，邾国出兵抵御，而鲁公打败了他们。”鲁公打败邾国，可能是因为接纳哀姜的缘故。根据左氏的说法，成季带僖公去邾国，有接纳哀姜的罪过，也有接纳僖公的恩德，这不相当吗？然而看鲁国迅速对邾国用兵，那么左氏关于僖公去邾国的说法不足信。又假如哀姜知道成季在邾国，她或许也不会顺从邾国了】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率领军队在郦地打败莒国军队，俘虏了莒挐。【郦，公羊传作犁，谷梁传作丽】

【对于庆父，就改换名字并立其后代；对于哀姜，就归丧并致祭于宗庙。鲁国不仇视弑君的贼人，却仇视接纳贼人的邾国和莒国，为什么呢？左氏、公羊都认为是莒人来索取贿赂。即使是来索取贿赂，也是莒人习惯于时事的常规，而不懂大义，不用辞令晓谕，让他们知道理亏而离开，反而打败他们的军队并俘虏他们的将领吗？这叫做在溪田里抢夺别人的牛。而且邾国也没有索取贿赂的罪过，鲁公亲自率领军队压境，又为什么呢？凡此都是季友所为。不能平息内乱而君主被弑、国家危亡，却对内贼施以恩礼，却喜好用兵欺凌弱小的邻国。所以《春秋》详细记载以归罪于他。僖公时代，五次记载大夫率领军队，这一年是公子友，四年是公孙兹，十五年是公孙敖，以彰显三桓势力的开始。后来公子遂进入杞国、攻打邾国，两次彰显他们的专权】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的灵柩从齐国运到。

【庄公不断绝文姜，还说是母亲。虽然参与弑杀她的丈夫，事情隐蔽。僖公对于哀姜，不是她所生，而贼子般弑杀闵公，事情显著。齐桓公又已经杀了她，以正其罪。所谓大义已绝，不可以进入宗庙。或许齐国把灵柩送还，是齐桓公不懂大义，鲁国不敢不接受，而后将夫人致祭于宗庙。齐桓公能强迫我们这样做吗？然而这不是齐桓公的本意。季友杀了公子牙，牙能在鲁国有后代。牙的祸难未发，或许还可以。庆父通奸国母，弑杀两位君主，得以改换名字并有后代，于义理何在？庆父可以改换名字并有后代，那么哀姜的归丧致祭于宗庙，就不能停止了。假如归丧果真是出于齐桓公的本意，鲁国也应当援引大义来断绝关系。桓公既用义理惩治她在世时的罪行，却反而蔑视义理怜悯她死后，以义理开始，不以义理结束，必定不是这样。所以哀姜的归丧，先儒认为是鲁国请求的，而深罪僖公、季友的是对的】

二年

春王正月，修筑楚丘城。

【齐桓公三次修筑城邑的书法各异，大概是根据事情的实际情况来显示义理。修筑邢城，就是利用聂北的军队，所以记载三国修筑邢城。修筑缘陵，就是会合咸地的诸侯，所以记载诸侯修筑缘陵。卫国遭受狄人兵祸时，诸侯不救援，流离转徙超过一年，而诸侯不修筑楚丘城。当时应当是卫国将要自己修筑，而诸侯各自根据邦交关系的厚薄前往协助劳役，而不是齐桓公会合诸侯以公义谋划，所以只像鲁国自己前往修筑的样子。其中齐国和诸侯一定有参与的人，但都出于私心，所以都不记载。大概卫国遭受狄人兵祸，齐、宋、曹正急于为邢国而不肯移师去捍卫卫国。宋桓公安抚遗民，齐桓公用甲士戍守并归还祭服、乘马，大概是防患而不是救难。齐国恼怒卫国不参与幽地的盟会，对于卫国失国奔窜，懿公败死，戴公未能善终，危困两年后才修筑楚丘。与修筑邢城时立即使用聂北的军队相比，其缓急如何呢？所以修筑邢城记载三国军队，修筑楚丘只像鲁国前往的样子，以彰显桓公救援卫国不如救援邢国那样有私心。公羊认为不赞成诸侯专擅封立是错误的。兴起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叫做封，卫国失国】

译卫国，尚且保有遗留的城邑，国家并没有灭亡。懿公死后，戴公即位；戴公死后，文公即位，世系并没有断绝。国家没有灭亡，世系没有断绝，扶持新君而守护故土，怎么能说是专擅封爵呢？况且修筑邢城与修筑楚丘，虽然一个超过当时，一个超过一年，有快有慢，但扶持死者、救助伤者、安定危局、平定祸难这一宗旨是一样的。修筑邢城不算专擅封爵，却唯独修筑楚丘算专擅封爵，这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左传》说齐桓公在楚丘封立卫国，从而使卫国忘记了亡国之痛，文定认为《木瓜》这首诗是赞美桓公的，而孔子将其记录下来。国家已经灭亡却依靠他得以保存，百姓面临死亡却依靠他得以生存，这是多么大的恩惠啊？然而诗人仅仅将其比作木瓜、木桃这样轻微的报答，这也是不善于选取义理了。因此可知，《木瓜》这首诗未必是卫国人想要报答桓公而作的，而《小序》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况且假如修筑楚丘这件事涉及专擅封爵，齐桓公傲慢地擅自行使天子的大权而不顾忌，《春秋》本当直书其事以明示他的罪过，孔子为何偏爱齐桓公而为他隐讳呢？又为何略去此事，防范他的功劳，以显示不赞同专擅封爵的义理呢？

译夏季五月辛巳日，我国的小君哀姜去世。

【文姜、哀姜的去世，《春秋》用“薨”字，是为了讥讽鲁国人没有惩治罪人。吴氏认为哀姜实际上是庄公的正配夫人，僖公的嫡母，儿子没有废黜母亲的道理，所以僖公用小君的礼仪为她治丧。然而出姜难道不是文公的正配夫人吗？难道不是宣公的嫡母吗？她回到齐国之后，没有见到丧事办到，也没有听说灵位被送入宗庙。这说明宣公直接以儿子的身份废黜了母亲，而文公的宗庙里就没有正配夫人了。出姜没有罪过，却杀了她的两个儿子将她驱逐。文姜、哀姜有罪过，却用小君的礼仪治丧，灵位进入宗庙配享桓公、庄公。鲁国是遵循礼制的国家，而典礼的混乱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真是令人悲伤啊！】

虞国的军队、晋国的军队灭掉了下阳。【《公羊传》《谷梁传》作夏阳】

【各位儒者认为，归罪于虞国的说法都是对的。灭掉虢国、灭掉虞国，是晋国的罪过。《春秋》想要归罪于虞国，所以下阳记载为“灭”，而晋国灭掉虢国不再记载，它灭掉虞国也直接记载为“执虞公”罢了。如果记载灭掉虢国、灭掉虞国，那么下阳只适宜记载为“取”，记载取下阳，虞国贪图玉璧和骏马从而自取灭亡的情况就不明显了。至于晋国灭掉别国，就在记载“执虞公”时归罪于它】

秋季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贯地结盟。【《公羊传》作贯泽】

【《公羊传》《谷梁传》说齐国、宋国是大国，大国联合那么小国就可以知道了。江国、黄国是远国，远国到来那么近国就可以知道了。诸侯应当没有不服从而到来的。文定于是认为诸侯都在场，只称远国，许是盟会者弄错了。大概这时桓公对诸侯屡次会盟，人心已经统一，将要讨伐楚国，而只担心江国、黄国成为楚国的援助。所以与宋公特意招致江国、黄国而结盟，这是为了孤立楚国的势力。诸侯之中，只有宋国独自参与，是因为宋国辅助霸主非常出力，没有会盟不参与，没有结盟不跟随。所以与江国、黄国结盟不麻烦其他诸侯，而只有宋公参与。又起初结交江国、黄国未必立刻信任而肯来到齐国，齐桓公也不肯轻身远行到江国、黄国的贯地（宋国境内），不可以没有宋公。等到第二年江国、黄国已经信任而来到齐国会盟，那么宋公原本参与结盟，又不可以没有宋公】

冬季十月不下雨。

【《谷梁传》认为是勤于求雨。说得对，怎么知道是勤于求雨呢？因为旧史书记载不下雨。旧史为什么记载不下雨？因为君臣之间日夜担忧不下雨而盼望下雨】

楚国人侵犯郑国。

【郑国每年一次遭受楚国的军队侵犯，而齐桓公两次不去救援。桓公本来持重，认为一定有能制服楚国的谋略，而且也估计郑国足以抵抗楚国，不像邢国、卫国那样迅速败于狄人。不然，把郑国抛弃给楚国，楚国得到郑国归服而势力更加嚣张，即使率领诸侯的军队临阵，也不能制服它了】

三年

春季周王正月不下雨

夏季四月不下雨

【不下雨历经三个季节了，不记载禾苗麦子没有收成，不记载饥荒，这一定是有所准备而没有灾患，然而也是天灾的流行，所以也不得不记载】

徐国人夺取了舒国

【赵氏说：取是作为附庸，不灭绝它的祭祀。孙氏说：取国不说是灭，舒国的宗庙祭祀还保存着。李氏说：徐国初次出现在经文中而称“人”，初次灭国而称“取”，这一定是贬低的措辞。又说舒国本是楚国的党羽，徐国人夺取舒国是为齐桓公开通讨伐楚国的路径。查考鲁国人歌颂僖公的功绩说：“惩戒荆舒”，应当是在召陵之战之后叙述功绩，对于荆舒不过是惩戒罢了，那么就知道徐国确实没有把舒国作为附庸，又怎么是灭掉它呢？如同记载郕国投降于齐国，而后来郕伯的出奔还举爵；记载郑国灭掉许国，而后来四国围蔡的军队又见到许男。有的战败后又振兴，有的断绝后又复兴，怎么能一一详细记载呢？又《春秋》灭就记载灭，入就记载入，不曾加重或减轻以失去事实。而舒国属于楚国境内，在徐国的东南，诸侯讨伐楚国的军队，从侵犯蔡国到陉地，取道江国、黄国，不取道舒国。大概舒国连接江国、黄国，都能作为楚国的屏障，江国、黄国可以盟约结交，而舒国则是楚国的党羽，不用武力整治它就不能得逞。也许是徐国人恰好兼并了它的土地，也许是接受了齐桓公的命令，这件事足以张扬中原国家的势力，而剪除楚国的援助，所以徐国人夸耀他所夺取的而向诸侯报告，高兴而记载它，不必详细记载是夺取都城还是城邑，是进入还是灭掉。《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彰显诸侯之所以能驻扎军队在楚国边境，而楚国人之所以不敢出来的原因】

六月下雨

【三个季节之首，月不下雨，都记载，那么六月的雨不可不记载了。记载不下雨是怜悯下雨，那么记载下雨是喜悦下雨，就可以知道了。怜悯下雨是为百姓而怜悯，那么喜悦下雨是为百姓而喜悦】

秋季，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阳谷会盟。

【江国、黄国已经接受治理，而又进行阳谷的会盟，是为了坚定江国、黄国的志向。讨伐楚国而不使用他们的军队，是担心楚国因此恼怒江国、黄国而加速他们的祸患。而桓公也知道诸侯的军队足以制服楚国，而不必再增加江国、黄国的力量。然而江国、黄国被楚国灭掉，最终是因为归属齐国的缘故，而齐国不能救援，那么齐国辜负了江国、黄国】

冬季，公子友到齐国主持盟会【《谷梁传》作公子季友主持公事，《谷梁传》作莅，后面相同】

【齐国将要讨伐楚国，所依靠的诸侯中，宋国、鲁国是最大的。宋国则坚定辅助齐国了，而还担心在鲁国不得志。况且宋国、陈国、郑国、卫国、许国、曹国向楚国挑战，路途很方便，而鲁国独自遥远。齐国必定想要得到鲁国，所以再次招致鲁国的大臣来结盟。许氏认为桓公有事没有参加阳谷的会盟，所以】

译季友前往主持盟会。他不知道阳谷的防备情况，专门招致江、黄等国的诸侯都不参加，这不仅仅是鲁公一个人的过错。

译楚国人攻打郑国。

【楚国人在三年内三次到达郑国，不义的行为非常严重。一心想要得到郑国，那么他们的志向就急切；没有一次受过创伤就退回，那么他们的气焰就骄横。连年使用武力，那么他们的百姓就困苦。诸侯的军队到来，没有不战而败的。在召陵接受盟约，可以知道执政者谋划国家的好处，以及楚国之所以日益强大的原因】

鲁桓公四年

春季，鲁桓公会同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攻打楚国，驻扎在陉地。

【齐桓公掌握着必胜的形势，却收获了不战而胜的功绩，所以《春秋》详细记载，以彰显他的业绩。而杜预认为这是“用文德安抚”的说法，是不对的。齐桓公难道能用文德安抚楚国吗？而楚国又难道是齐桓公的文德所能安抚的吗？大概是因为军队阵容的雄壮，军纪的严明，人心的统一，如果作战就没有对手，如果攻城就没有坚固的防御，所以楚国不得已而认罪求和，而齐桓公也知道楚国不能立刻战胜，就暂且听从了他。他侵犯蔡国，类似于晋文公侵犯曹国、攻打卫国。然而齐桓公十多年来，训练军队治理百姓，对内与大夫谋划，对外与诸侯谋划，没有不是为了对付楚国的。一旦联合八个国家的军队，秉持大义来伸张正义，他的心意专一，事情彰明，没有诡诈的计谋。因为蔡国侍奉楚国，所以一并追究蔡国的罪责，浅浅地进入其境内，就舍弃离去，而整顿军队面向楚国，多么直率而雄壮啊！晋文公继齐桓公之后兴起，急切想要谋求霸业，想要谋求霸业就不得不以驱逐楚国为名，而刚刚受到楚国的恩德，不可以用军队威胁他。所以在曹国、卫国有事，以招致楚国军队的到来。于是拘捕曹伯来激怒他，又答应恢复曹国、卫国来离间他，又退军三十里来骄纵他，然后一战战胜楚国，霸业由此成就。大概是因为他谋划深远而用计险恶，这就是肯定齐桓公而认为晋文公诡诈的原因。至于驻扎在陉地，就像驻扎在聂北的意思，大概是用整顿军队来显示武力，将要不战而使其屈服。然而驻扎在聂北而不能击退狄人，驻扎在陉地却能制服楚国，是因为救援小国不可以拖延，而讨伐大国不可以不持重。然而楚国知道有纪律的军队不可侵犯，而不惜承受请和受盟的耻辱；狄人只知道进攻而不知道退却，一味以强暴凶残为事。这就是楚国能够争夺中原盟主，而狄人最终不能在中原竞争的原因】

夏季，许男新臣去世。

楚国屈完来在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

【“来”不称“使”，《公羊传》认为是尊重屈完，刘氏辨析得非常正确。《谷梁传》认为权柄在屈完，文定沿袭了这个说法。高氏说与齐国高子来结盟相同，因为齐桓公派高子本来是想窥探鲁国的成败，楚成王派屈完本来只是观察齐国的强弱。高子到来而安定鲁国，屈完到来而服从齐国。《春秋》之所以单独把权柄给予这两个人，是不对的。齐桓公从春季正月会合诸侯，侵犯蔡国驻扎在陉地，已经历了二月、三月而到了夏季。诸侯的军队长期驻扎，问罪的话语长期传入。楚国到这个时候才开始来观察齐国的强弱吗？根据《左传》，军队刚刚进入国境，楚成王就派人来与军队交涉，管仲指责楚国不进贡包茅并询问昭王的下落，然后军队前进驻扎在陉地。所以以前次出使为观察齐国的强弱是可以的。屈完的到来，实际上是楚君臣定计派屈完来结盟。如果齐桓公不允许讲和，那就不得不打一仗罢了。张氏认为如果记载“楚子派屈完”，那就等同于中原君臣的辞令，所以不记载“楚子派”，是为了严格区分内外。然而那么派申献捷，派椒来聘问，为什么等同于中原而不严格区分内外呢？大概是因为楚国畏惧诸侯的军队而不敢抵抗，而又以城下之盟为耻，所以屈完的到来不说“寡君派下臣完听命于执事”，只好像屈完自己来的一样，所以不记载“派”。《春秋》在这里也显示了楚国的强硬，以及齐桓公苟且迁就与他结盟而退兵。说“来在军中结盟”，显示屈完的到来是为了在军中结盟，彰显楚人心怯而口不服。说“在召陵结盟”，显示诸侯的军队稍微后退而与他结盟，彰显齐桓公假借礼制来制服楚国，而实际上得到一点就自足了。大概《春秋》的道义没有比驱逐楚国更大的，齐桓公的霸业没有比召陵之盟更大的。自从齐桓公排斥楚国，而后中原各国知道了内外的区别，晋文公因此兴起。至于后世虽然力量不足以制服楚国，而没有不以制服楚国为名的，所以《春秋》对召陵、城濮都详细记载】

齐国人拘捕了陈国的辕涛涂【辕，《公羊传》《谷梁传》作袁】

【《左传》认为齐桓公听从了申侯的建议，军队仍然从陈国、郑国之间经过。《公羊传》认为撤军沿海边向东，陷入沛泽之中。啖氏赞同《左传》，李氏赞同《公羊传》的说法，各有道理，然而都可以不必辨析。只是辕涛涂虽然似乎出于私心以缓解陈国、郑国的痛苦，而在东部边境展示武力，未必不是策略。齐桓公即使愤怒，拘捕他并交给陈国来惩治他的罪过也可以，何至于愤怒陈国而一次攻打它，再次侵犯它呢？战胜楚国而骄傲，责备他是正确的】

秋季，鲁国与江人、黄人攻打陈国。

【应当〇承接上文，齐国人拘捕辕涛涂而来，作齐国人及之。汪氏认为寻求一经书法，他国再有事应当记载，于是这里不记载，于是作为鲁国及之，都拘泥于体例，大概不是这样。按“遂”是接着做那件事；“及”是接着那个人。字义文势如此。内史记载“及”，也一定是接着人，不曾专门接着事；外史记载“遂”，也一定是接着事，不曾兼接着人。内史如公子结送陈女，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公从京师，于是会合诸侯攻打秦国，内史可以兼记载“遂”，那么外史也可以专门记载“及”了。

译内如公子遂前往京师，又前往晋国，既然对国内事件可以专门记载“遂”，那么对外国事件就没有不可以专门记载“及”的了。又如成公二年鞍之战，与国佐在袁娄结盟，是四国大夫与齐国结盟，并非鲁国大夫与齐国结盟。对外国大夫参与结盟可以专门记载“及”，那么对外国诸侯参与讨伐，也就没有不可以专门记载“及”的了。凭什么判定这是鲁国而非齐国呢？所以判定为齐国“及”的原因在于：齐国阻止诸侯讨伐楚国，在召陵结盟，齐国是主盟者，那么因陈国发怒而兴师讨伐，齐国也是主盟者，这是第一点。参与讨伐楚国的诸侯，如宋、卫、郑、许、曹，都与陈国邻近，而鲁国稍远，军队出动历时三个季节，又将鲁国军队留在陈国，使其因长期服役而疲惫，从情势上看是不合理的，这是第二点。齐桓公尚且知道重视鲁国，不应该像役使江国、黄国那样役使鲁国，这是第三点。推敲文辞的态势，衡量事理，都应当判定为齐国“及”，是毫无疑问的。观察后来防止牡丘讨伐厉国，记载为“齐师、曹师”；防止淮地讨伐英氏，记载为“齐人、曹人”，就知道齐国从来没有率领他人讨伐别国而不亲自统领军队的，为什么唯独讨伐陈国而将此事委托给鲁国呢？又如春秋后期，凡是奉霸主之命对邻国有军事行动的，多记载为“侵”而不记载为“伐”，即使是僖公三十年公孙兹在防地侵陈，也有齐国大夫主持其事，这如果是鲁国与江国、黄国一起行动，更应当记载为“侵”而不记载为“伐”了。

译八月，鲁公从讨伐楚国归来。

《春秋》对于在防地会盟的记载，没有不写“至”字的，各位儒者认为战争凶险危险，所以书写“至”字以表示危惧。然而专门出兵去讨伐别国，难道就不凶险危险吗？为什么有很多不写“至”字的情况呢？这就有无法贯通解释的地方了。又《公羊传》关于“至”的条例，说会盟成功就写“至防”，不成功就写“至伐”。李氏对此的辨析，非常正确。《谷梁传》认为写“至伐楚”，是为了彰显讨伐楚国的大功，这也不对。比如成公七年讨伐郑国，在柯陵会盟，却写“至防”；襄公十一年讨伐郑国，在亳城北会盟，却写“至伐”；再次讨伐郑国，在萧鱼会盟，却写“至防”；十八年包围齐国，在祝柯会盟，却写“至伐”。那些会盟是诸侯的公共会盟，那些防地是诸侯的公共防地，所以才有有时写“至防”、有时写“至伐”的区别。这次讨伐楚国而屈完前来接受盟约，难道可以写“至防”吗？

安葬许穆公【穆公也作缪公】

冬季，十二月，公孙兹率领军队在防地抵御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入侵陈国。

讨伐陈国不久，就又要劳烦诸侯的大夫去入侵陈国，对其贬斥还有什么可疑的？家氏认为这是贬斥而称人，那就错了。如果按照各位儒者的条例，以称名、称帅师为无贬斥，以称人为贬斥，那么贬斥六国的大夫而不贬斥公孙兹，在义理上还能说得通吗？六国的大夫既然从略称人，而公孙兹却称名，是为了彰显公孙兹率领军队，以彰显叔孙氏的开始。

五年

春季，晋侯杀死了他的世子申生。

申生被称为世子，直指晋侯而斥责其杀人的重恶。晋侯杀害申生，世子是先公世代继承的人，是天王派来世代守护国家的人，却专断地杀害他，那怎么对得起先公？怎么对得起天王？所以虽然先王不严厉坐实杀子的罪名，但《春秋》将杀子、杀大夫与弑君一同记载在史册上，而没有宽恕的言辞，这既有用来治理臣子的道理，也有用来治理君父的道理。所以《春秋》写成后，不仅乱臣贼子害怕，暴君忍父也应该知道警戒。

杞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

伯姬是鲁国的女子，带着她的儿子来朝见。这是亲近鲁国以托付她的儿子。杞惠公在这一年去世，但去世和安葬都没有记载。这是鲁国削弱杞国而废弃其丧礼。伯姬的到来，难道是不得已的吗？《春秋》记载这件事，既是为了讥讽伯姬，也是为了彰显鲁国接受她儿子的朝见却不防备她父亲的安葬。

夏季，公孙兹前往牟国。

《春秋》记载国内大夫前往他国，都是聘问。牟国作为防御鲁国的国家，必定不会让大夫去聘问，所以左氏认为是娶亲。然而亲迎的礼节，无论贵贱都是一样的。难道既然做了大夫，就以越境为嫌，而废除了亲迎的礼节吗？如果真是亲迎，《春秋》就不应当记载以示讥讽了。这必定是有不应进行的私事，而假借君命去执行。季友和原仲，被记载的原因，是他们顺从季友的私意，以君命派遣大夫，所以记载以在君臣之间互相讥讽。这件事不值得记载，所以没有记载。

鲁公和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会合王世子【首止，《公羊传》《谷梁传》作首戴，后同】

诸侯会合，王世子没有不向天王请命的，王世子出来会合，诸侯也没有不禀承天王命令的。各位儒者因为惠王有安抚郑国、跟随楚国的命令，就怀疑齐桓公不请命、王世子不禀命是双方都有罪，这是不对的。家氏又认为齐桓公不请命以安定世子是权宜之计，并用汉代张良招揽四皓安定孝惠帝来类比，这也是不对的。四皓是当时的隐士，虽然不奉天子命令而与他们交往，不能算是私事。如果当时孝惠帝出来会合，韩信、黥布等王侯，而高帝没有命令可以吗？大概自从召陵盟楚以来，齐桓公势力扩张，用强硬的态度请求会合世子，惠王不得不听从，勉强命令世子出来，并非他的本意，所以借郑国来离间诸侯。齐桓公不朝见天王，以请求在京城见世子，而是胁迫天王让世子在外面出来，以实行会合的礼节，这本来就不能没有罪。各位儒者却认为特殊的会合是为了尊崇世子，尊崇世子却先让世子降低身份出来会合，那凌辱降格的痕迹，无法掩盖。高氏指责他让世子出来会合，实际上是让天王来朝见，逐渐流弊无穷，不可胜数。

秋季八月，诸侯在首止结盟。

再次列举诸侯，以显示王世子没有参与结盟，而齐桓公尊崇王世子就是这样。《谷梁传》认为结盟是因为不相信而谨慎守信，不敢把不相信的东西加在别人身上，这是不对的。大概首止之盟是为了拥戴王世子，原本不必王世子参与，而且也不是王世子适宜参与的。在齐桓公当时，并非故意不让世子参与，以显示尊崇世子的义理，又有什么相信不相信可说的呢？

郑伯逃归没有结盟。

齐桓公让世子出来，会合的迹象，涉及对抗，而会合诸侯以安定储君，其义理很正当。惠王命令郑伯，大概是他溺爱叔带的初心。而又安抚郑国跟随楚国，其不正当到了极点。所以事情贵在审察义理，义理正当的，虽然出自列侯，不得不跟随；义理不正当的，虽然出自天王，也不可以跟随。郑伯违背正当而跟随不正当，所以以诸侯的尊贵，而《春秋》直接记载为“逃”，以下比于平民的卑贱。

楚人灭掉弦国，弦子逃奔到黄国。

诸侯结盟而郑伯逃归，于是楚人灭掉弦国，都是一月内的事。天王命令郑伯跟随楚国，郑伯背弃齐国不结盟，

译楚国出兵时，还没有来得及知道这件事。高氏认为郑伯暗中与楚国勾结，楚国人于是灭掉〇国，将其视为寇仇，这是中原国家衰落的征兆。张氏认为是因为周王在郑国，所以率领军队灭掉〇国，恐怕不是这样。大概楚国在召陵接受盟约，原本是被诸侯的军队所屈服的，并不是真心归服。等到这时，窥探到齐桓公在王室有事，便再次兴起灭国的图谋，以显示对诸侯不服从，并洗雪先前盟约的耻辱。

译九月戊申初一，发生日食。

冬天，晋国人俘虏了虞公。

【齐桓公正在会合诸侯，安定周王室的世子，以安抚周王室。晋国作为亲近的藩属，逼近王畿，却完全不参与此事，为什么呢？《春秋》在首止之盟之后，记载“楚人灭〇”，记载“晋人执虞公”，是着重谴责晋国和楚国。楚国毒害南方小国，晋国残害虞仲的后裔，晋国和楚国是一样的。先前灭下阳，记载“虞师”，是归罪于虞国；这次俘虏虞公，记载“晋人”，是归罪于晋国】

六年

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鲁君会同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攻打郑国，包围新城。

【记载郑伯逃跑，就明确了郑伯的罪责。郑伯有罪，那么齐桓公联合诸侯去讨伐他，是适宜的。郑伯不服从，以至于包围城邑，也不能讥讽他做得太过分了。大概郑伯接受周王的命令，依附楚国，齐桓公讨伐他，似乎违背了周王。但周王是出于私意，没有明确的命令，那么齐桓公凭借安定世子的道义去讨伐郑国，郑伯就不能辩解了】

秋季，楚国人包围许国，诸侯于是救援许国。

【诸侯讨伐郑国，而许国的军队没有出动，一定是许国因为郑国是世仇，许国原本向齐国报告，而齐国没有征调许国的军队。经过一段时间郑国仍不服从，郑国倚仗楚国的援助，向楚国报告危难，以抗拒诸侯。楚国军队到来而包围许国，是包围许国必然救援的地方，以解除郑国的包围。许国因为诸侯讨伐郑国的缘故，而遭受楚国军队的包围；诸侯因为讨伐郑国的缘故，而导致许国被楚国包围。这在情势上不得不救援，不同于先前记载救援邢国之类，含有体恤弱小、铲除强暴、扶危救患的道义。《春秋》记载事情的实情，而文定认为记载此事是褒奖它，是不对的。只是包围郑国历时很久，救援许国也历时很久，郑国对于诸侯，诸侯对于楚国，都是相持而不交战。郑国的包围解除而楚国撤退，许国的包围解除而诸侯撤退。不仅是齐桓公不能取胜，而楚国也不滥用武力，所以《春秋》也不深加谴责】

冬天，鲁君从讨伐郑国回来。

【谷梁认为以伐郑为大事，伐郑与至伐楚为大事，伐楚同义，都不对。伐郑是它本来的事情，因为伐郑而导致许国，遭受楚国包围而救援它，是顺带的事情。《春秋》不记载本来的事情而记载顺带的事情吗？会同温地而记载包围许国，是以包围许国来彰显朝见周王所在地的不礼。这是孔夫子改变文字以示含义，不可以用拘泥的看法来议论】

七年

春季，齐国人讨伐郑国。

【郑国倚仗楚国而不顺从。郑国不顺从，就失去了它用来对内控制诸侯、对外治理强楚的态势。何况是凭借安定周王世子的道义去行动呢？所以再次讨伐郑国，而不应当归罪于它残害百姓、虐待邻国。而且不再烦劳诸侯的军队，也就可见齐桓公此举无害于道义了。文定拘泥于称“人”，认为是贬斥，而在此义上不通，于是认为是将领卑下、军队稀少。郑国倚仗楚国，救援齐国人，孤军远出，没有不派遣大夫率领众人前往的】

夏季，小邾子来朝见【鲁公作小邾娄子，后同】

【郳黎来而称小邾子，认为是齐桓公请求周王命令而封爵他，是对的】

郑国杀了它的大夫申侯。

【郑伯逃避会盟，依附楚国，大为不义。齐国军队问罪，不自引愧疚，而杀申侯以求得解脱。即使申侯起初是依附楚国的谋划，也不能推脱他曲意听从的责任。所以《春秋》仍然彰显他专擅杀人的罪责。他的罪责，申侯好利，在道义上是没有的】

秋季七月，鲁君会同齐侯、宋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在甯母结盟【鲁宋之外，只有陈郑两世子，其他诸侯不到，一定是齐桓公没有约定，而不是诸侯有二心。陈侯派儿子款，也一定有别的原因；郑子华的到来，一定是郑伯将要顺从而怀疑齐国，所以派他的儿子向齐国请求。齐桓公想消除郑伯的怀疑，所以与他结盟而取信于他。这是甯母之盟专门为子华，不然对鲁宋陈有什么事，又烦劳为此盟呢？杜氏注甯母是鲁地，在鲁地盟郑子华，一定是郑伯向鲁国求解，鲁国为郑伯向齐国请求，齐国听从鲁国的请求，因而来到鲁地而盟子华。所以吴氏认为没有派子华与盟的人不对，杜氏认为盟四国而两世子在会同，以彰显桓德渐衰，也不对。至于左氏记载子华想除去三族，不说父命，那么他出于厌恶三族的私心可知了。管仲劝谏辞谢他的请求，确实合乎道义，但左氏认为子华因此得罪，也不一定。大概郑文公宠爱燕姞而生子兰，他杀子华不一定因为私齐的缘故，看群公子都得罪可见。郑伯不来而派子华，齐桓公又已让他与盟，郑国必有请罪的言辞，左氏不详而详子华想除去三族，也有不可信的。左氏见郑文公的后嗣是子兰，于是认为子华不能嗣位一定由于此。但郑伯杀子华，《春秋》不记载，以郑伯在位四十五年的久，怎么知道子华不是无故前卒而反而认为杀了他呢？左氏记载此事在十六年十一月，又说郑文公的妃子陈妫生子华、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诱子华杀之，南里使盗杀子臧于陈宋之间，其变化如此，又怎么知道祸患始于这里呢？《春秋》事实难以臆断，不得不征信于左氏，但即使据左氏前后之文，而子华由此得罪之说，也不可以作为确定的】

曹伯班去世【班，鲁公作般】

公子友到齐国。

【齐桓公既然听从鲁国而来盟，因为子华的缘故，季友前往聘问以谢罪。这也是季友与齐国修好的开始】

冬天，〇曹昭公。

译鲁僖公八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僖公与周王室使者、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国世子款在洮地结盟。郑伯请求加入盟约【在陈国世子款之后，鲁僖公与郑国世子华一同结盟】

译左氏认为惠王驾崩，襄王没有发布丧讯，是为了向齐国报告危难。然而惠后在内主持叔带之事，襄王必定无法秘密不发丧。况且齐桓公既然在防地会见王人及诸侯并在首止结盟，安定局势后又秘密行事长达一年，这是为什么呢？吴氏认为或许是惠王患病，襄王派遣下士去报告危难。然而襄王以世子身份侍奉病中的父亲，不通过王命而私下联系诸侯，担忧不能得到天下支持而不担忧父亲患病，《春秋》为何没有讥讽呢？文定认为王人的会见排在诸侯之上，是因为尊重他们奉王命行事。那么王人这次前来，就是奉王命而来的。然而惠王厌恶齐桓公拥立世子并安抚郑国追随楚国，为何又派使者到齐国，为襄王谋划呢？如果确实派遣王人到齐国，那一定是惠王起初宠信叔带，到此时有了悔意。又为何不派遣大臣而派遣下士呢？应当是齐桓公在首止结盟后，惠王宠信叔带的情况依旧如故。桓公再次强硬言辞请求王人，惠王不得已才派下士前来。桓公于是奉王人莅临诸侯，共同拥戴襄王罢了。观察郑伯与防地会见王人结盟，就可以知道王人是奉王命而来的。郑伯之前记载为“逃”，这次记载为“乞”，那么郑伯有罪就可知了。郑伯有罪，那么齐桓公拥戴世子就可知了。宁母既已结盟，子华在此而郑伯乞求结盟，那么子华先向齐国求解，还有什么可疑的呢？

夏天，狄人攻打晋国。

齐桓公在防地会见诸侯，拥立世子而晋国不参与，难怪狄人得以肆意妄为而攻打晋国。狄人攻打国家，似乎也是窥探齐桓公的意图，指向那些与齐桓公合与不合的人，吴氏指责齐桓公不能抵御狄人，是对的。

秋天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并迎致夫人。

《公羊传》关于齐国媵妾的说法确实不可依据，《谷梁传》认为这是迎致成风，文定沿用了这一说法。鲁国尊崇妾母为夫人，不只是成风，如宣公对敬嬴，襄公对定姒，昭公对齐归。如果先前有在禘庙迎致的礼仪，后来的人必定会沿袭举行，《春秋》不应该删削而不记载。如果认为成风与其他妾母不同，哀姜既然已被排除在宗庙之外，而庄公不可以没有配偶，所以迎致成风作为将来入庙的配偶。然而出姜既已归国，鲁人又用“出”的称号来区别她，这是鲁人已将出姜排除在宗庙之外，而宣公不先迎致敬嬴作为将来文公的配偶，为什么呢？况且尊崇活着的人为夫人而在太庙举行禘祭，恐怕在典礼上也没有可以牵强附会的理由，所以应当以左氏认为迎致哀姜的说法为是。大概鲁人对哀姜，怀疑应当排除还是应当配享，很久没有入庙，到此时慑于齐桓公霸业的强盛，不得不压抑公义而顺从私情，于是通过禘太庙迎致哀姜以入配庄公。文姜和哀姜都在道义上应当被排除，而都得以入庙，《春秋》对迎致文姜不记载而记载迎致哀姜，是因为鲁人当时对文姜没有疑问，在其丧制之时迎致入庙，与其他夫人入庙没有不同，所以无法记载。鲁人对哀姜有疑问，迟至八年之后才单独举行禘礼，不同于其他夫人，所以旧史记载了。孔子于是删去姓氏，只书“夫人”以示讥讽。

冬天十二月丁未日，天王驾崩。

左氏关于隔年才报告丧讯的说法，确实不可采纳。赵氏辩驳这一点，非常正确。观察《春秋》在此处记载月日非常详细，必定不是秘密不发丧。假如襄王因为叔带的缘故隐匿丧讯长达一年，而又更改月日，《春秋》应当有讥讽，不应当沿用其虚假的计谋而详细记载月日。

九年

春天周历正月丁丑日，宋公御说去世。

宋御说、兹父、王臣、三公的去世都不记载。《公羊传》对御说、兹父有所避讳，对王臣没有说法。对御说的避讳，认为是为襄公避讳。为襄公避讳，大概是避讳他违背丧礼参与结盟，延缓安葬亲人。假如因为襄公跟随霸主在葵丘结盟以安定王室，是出于不得已而权变，即使延缓安葬也没有罪过，而推究其根源，即使逾期记载安葬也有可以原谅的地方，不必避讳。假如重视安葬亲人而轻视外出结盟，即使安定王室而延缓安葬也有罪过，为他避讳以掩盖，那么即使不记载安葬，他违背丧礼参与结盟的过失，又怎么能避讳呢？况且御说在正月去世，宋襄公在夏天葵丘结盟，九月参与结盟。为《春秋》避讳而不记载安葬，后来宋文公在成公二年八月去世，次年正月宋共公与诸侯伐郑，二月乙酉日才安葬。为何又不为他避讳呢？一个是违背丧礼延缓安葬，穿丧服参与结盟；一个是违背丧礼延缓安葬，穿丧服参与讨伐。有避讳有不避讳，不能贯通。如果说跟随齐桓公尊崇王臣以安定王室是正义，那么跟随晋景公讨伐帮助楚国侵犯卫国、在蜀地结盟的郑国，也未尝不正义，而为何有避讳和不避讳呢？所以《公羊传》的说法不对。大概当时鲁宋两国断绝友好关系，不前往参加安葬，对于兹父、王臣，都是如此。

夏天，公与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葵丘会见。

惠王驾崩而齐桓公不率领诸侯去奔丧，襄王即位而齐桓公不率领诸侯去朝见，却让天子的冢宰出外会见，齐桓公的骄傲抗逆到了极点。刘氏怀疑《春秋》没有讥讽，而孟子取用其意，大概是因为他平定王室的大难，功劳可以掩盖过错，或许是在会见结束后修习礼仪以申明王禁？然而不记载惠王，不记载公前往京师，那么鲁君没有前往，而齐桓公没有前往也就可知了。桓公与诸侯的罪过都显露了，所以在葵丘没有讥讽，只是不抹杀他安定王室的功劳。孟子取用其意，是取用他申明禁止诸侯的言辞，而不是宽恕他不奔旧君之丧、不朝

译这是新君的罪过。

秋季七月乙酉日，伯姬去世。

译九月戊辰日，诸侯在葵丘结盟。

【伊川先生说：说“诸侯盟”，是见宰，不符合义理，只这样理解。再次提到葵丘，是因为既防止超过时节而盟，不像防止盟会同时同月那样，可以作一条记载。既然作了两条记载，那么就不能不再次提到地点，这并不是有别的意思。】

甲子日，晋侯诡诸去世。【甲子，公羊传作甲戌；诡，左传作佹】

冬天，晋国的里克杀死了国君的儿子奚齐。【杀，公羊传作弑】

【记载“国君之子”，那么就应该记载“杀公羊”，认为是弑君是不对的；谷梁传认为“国人不服他做儿子”，那么就是“国人不服他做国君”；“国人不服他做国君”，那么就不能算是弑君。然而里克的罪责不能免除。奚齐名分不正，不可以做国君；虽然不可以做国君，但他确实是国君的儿子。里克杀了国君的儿子，怎么能不记载他的名字来归罪于他呢？况且奚齐不是自己篡夺世子之位而即位的，有先君的命令。虽然有先君的命令，但先君实际上是因宠爱他而杀了世子，那么奚齐也参与了吗？所以，以他为国君名分不正来归罪于奚齐，以他为国君之子来归罪于里克。文定先生在里克弑杀卓子一事上，开始阐明中立的原因。里克因为中立而导致申生不得好死，申既死后又杀了奚齐，这是晋国的一位世子、一位公子，都是里克杀的，只是有亲身参与与否的区别罢了。至于弑杀卓子，就不是中立所导致的了。】

十年

春季，周王正月，鲁公前往齐国。

【这是朝见齐国的开始。僖公不能自我振作，而季友谋划国事，这是削弱国家的开端。大概季友因为齐国杀了哀姜，立僖公，而让自己得以成为公室的辅佐，固然非常感激齐国，而不只是僖公感激他。国家有祸难，向邻国借援，其流下的祸患必然达到这一步。这就是《春秋》中诸侯争着接纳逃亡的公子来安定别国的原因。】

狄人灭掉了温国，温子逃奔到卫国。

【狄人攻打别国，起初还像是看桓公心意不合才加兵。大概攻打邢国而桓公保全了它，三国的军队，难道不足以制服狄人吗？却又放纵他们去攻打卫国呢？卫国没有参加幽地的盟会，知道不被桓公喜悦，所以攻打卫国而桓公果然不救。桓公盟会诸侯，抵御楚国，安定世子，而晋国不一同对付狄人，又知道不被桓公喜悦，所以攻打晋国而桓公又不问其罪。至此就敢于灭掉温国了。温国被灭而天王不过问，霸主也不过问，所以从此攻打卫国、攻打郑国，肆意作患而无所忌惮。】

晋国的里克弑杀了国君卓子以及大夫荀息。【公羊传作卓子】

【里克有力能杀奚齐，难道不足以制服荀息吗？假如里克在夷吾、重耳之间决断应当立谁，荀息就无能为力了。听从荀息立卓子，而又弑杀他，为什么呢？文定先生认为里克有君之责，他起初的中立，因为中立的原因归罪于里克，那么就应当归罪于他的国君奚齐。《春秋》不认为奚齐是国君，而认为卓子是国君，不是归罪于里克有君之责，而是归罪于里克弑杀了国人拥戴的国君。大概这时夷吾、重耳都出亡在外国，人们没有迎立他们的谋划，而听从荀息立卓子，又所以杀申生的，是因为奚齐不是为了卓子。杀了想要得到国家而导致申生死的，立了不参与申生被杀的，那么卓子的即位不是荀息立的，是国人立的。应有国家的申生既死，想要得到国家的奚齐又杀了，卓子与夷吾、重耳都是国君的儿子。虽然不知道这三个人年龄的长幼如何，即使卓子比夷吾、重耳小，而当国家有内乱，公子出亡的时候，为宗庙社稷考虑，卓子又有什么不可以立的呢？国人拥戴他做国君，而里克弑杀他，《春秋》所以成全卓子为国君，以证实里克的罪责。至于荀息成全国君的邪志，以扰乱晋国，《春秋》记载他，与孔父、仇牧相同，好像都给予他抗节死义的赞誉，然而与这两个人不同。大概是为了加重里克的罪责。里克能杀奚齐，又能弑杀卓子，不是力量不足。晋献公死，里克应当制服荀息，使他不立奚齐，即使不能制服，不立奚齐，也应当制服，不再立卓子。假如里克在杀奚齐的时候杀了荀息，也可以不再导致卓子的死。里克看待杀害先君的儿子如同割草菅一样，里克的罪责可以胜数吗？奚齐被杀而卓子即位，卓子没有必不可立的义理，那么荀息凭借国人而立卓子，不像立奚齐那样不以正道。成全卓子为国君，那么就不得不成全荀息为大夫。里克弑杀一位国君而杀一位大夫，怎么能不一起记载呢？然而成全献公的邪志，而导致国君的两个儿子都不得好死，这也是荀息的罪责。虽然一死，也只是聊以塞责罢了。《春秋》记载“及其大夫荀息”，是给予他能死的赞誉，以彰显他奉行不正的过错，也归罪于他奉行不正而还指望一死。】

夏季，齐侯、许男攻打北戎。

【以前攻打山戎，记载齐人，文定先生认为齐侯也称人，以示贬斥。这也是齐侯，为什么不称人？以示贬斥吗？这时戎人危害王室，狄人攻打晋国，灭掉温国，楚国灭掉〇，灭掉黄国，淮夷危害杞国，齐桓公一切置之不问，却还勤于远略而攻打北戎。《春秋》不给予他而归罪于他，可以知道了。而齐侯举爵，那么以称人为贬，而举爵不是贬斥的，不可以通晓。大概假如所攻打的是危害王室的戎人，那么攻打就是义理。《春秋》记载北戎，是为了表明不是危害王室的戎人。贬斥攻打山戎而不贬斥攻打北戎，难道是义理吗？《春秋》的

译褒扬或贬斥、给予或剥夺，在于事情本身以及前后文的相关记载，而不在于是否记载了人名、官师、爵位或名称。至于齐桓公唯独向许国征调军队的原因，是因为此前诸侯联军讨伐郑国时，未曾使用许国的军队，后来又为了许国解除了楚国的包围，所以在讨伐北戎时，只征调许国国君而不再劳烦其他诸侯。在召陵之战中利用江国、黄国攻打陈国，在牡丘之战中利用曹国军队攻打厉国，在淮地之战中利用徐国人攻打英氏，大体上齐桓公作为霸主治理政事、使用诸侯军队，其节制就是这样的。

译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里克。

【晋惠公能够获得君位，必定是因为奚齐、卓子不适合继承君位，所以起初不因为弑君的罪名去讨伐里克而杀他，这是出于私心。雍廪出于私心杀了无知，《春秋》用讨伐贼人的措辞来记载。惠公出于私心杀了里克，却不使用讨伐贼人的措辞，这是因为雍廪的私心不是为了自己，而惠公是为了自己。《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正是为了纠正这种为了私心的行为。然而惠公当时未必像《左传》所说的“难以成为儿子”，《公羊传》《谷梁传》所说的“又将牵连到我”那样。即使惠公纠正了里克弑君的罪行，也不给予他讨伐贼人的名义。为什么呢？因为夷吾的地位次于重耳，不适合继承君位。自己都不正当，又能纠正别人吗？自己不正当，所做的事就是出于私心而杀他。假如夷吾杀了里克，迎立重耳为君，那么就会用讨伐贼人的措辞来记载了。所以里克虽然有弑君的罪名，但晋惠公因为不正当而杀他，就用杀大夫的措辞来记载，以此来归罪于晋惠公，而不是与那些杀无罪大夫的情况相同。因此荀息有“成就君主的邪念从而扰乱晋国”的罪名，里克杀了他，就用“及大夫”的措辞来记载，以此来归罪于里克，而不是与那些大夫为君主赴难的情况相比。】

秋七月。

冬，下大雨雪。

【记载“雨雪三日”并记日的，是因为一天内就下大雨雪，在记载大雨震电之后记录这种异常现象。桓公时期记月的，是因为不该下雨雪却下了雨雪。这里记时的，是因为一个季节内就下大雨雪。高氏认为这是特别异常的现象，是对的。】

十有一年。

春，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郑父。

【晋惠公如果不杀郑父，也就看不出杀里克是出于私心了。大概郑父没有弑君的罪名，而晋惠公杀了他，那么他杀里克就如同杀郑父一样。然而晋惠公杀郑父，又可以看出杀里克虽然出于私心，但里克也不能说没有罪。大概郑父虽然没有弑君的罪名，但实际上有背叛重耳的阴谋，而晋惠公杀了他，那么他杀郑父就如同杀里克一样。所以书法相同。假如记载杀里克不同于郑父，就无法彰显晋惠公的私心；假如记载杀郑父不同于里克，就无法彰显郑父二心的罪名。看《春秋》的书法，就像北方一样，他们君臣之间的是非就清楚了。】

夏，鲁公和夫人姜氏在阳谷会见齐侯。

【声姜是齐桓公的女儿。僖公和她一起去会见。这没有嫌疑。然而在礼制上不应该去会见，即使没有嫌疑，也不可以前往。如果认为父子之间没有嫌疑，那么也就认为兄弟之间没有嫌疑了。如果认为至亲之间没有嫌疑，那么也就认为所有亲戚之间没有嫌疑了。礼制的败坏，必定有一个逐渐的过程。所以圣人制定礼制非常严格，而《春秋》对于阳谷、卞地的会见，即使是齐桓公作为霸主，僖公是贤侯，声姜是贤妻，凭借父子、夫妇的亲情，也必定要记载下来，以示贬斥，从而垂范教育天下后世。众儒因为声姜迎娶时不记载，怀疑僖公是在即位之前娶妻，所以有人认为她是齐襄公的女儿。然而距离齐襄公被杀的日子已经很久，而且庄公、僖公父子也不应该都娶齐襄公的女儿。有人认为她是子纠的女儿，然而齐桓公杀了子纠，那么声姜也有杀父之仇，不应该与她会见而相亲。有人认为她是桓公的女儿，但在僖公还是公子时就嫁给了他，然而齐国强大而桓公自尊贵，未必会把女儿嫁给鲁国的公子。所以僖公是在即位以后才娶桓公的女儿，《春秋》不记载迎娶罢了。之所以不记载，是为了区别于其他国君娶齐国女子都记载的情况，以彰显其不合礼制。】

秋八月，举行大雩祭。

冬，楚国人攻打黄国。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发生日食。

夏，楚国人灭掉了黄国。

【前年冬天，楚国人攻打黄国，今年夏天，才灭掉它。那么黄国人坚守城池不投降，是希望诸侯的救援。齐桓公竟然不去救援，难道不是罪过吗？江国、黄国背离楚国而面向中原，还是小国诸侯中懂得道义的。假如桓公、文公为他们出兵，或许不至于迅速灭亡，而桓公、文公最终不能保全他们的社稷。这就是蔡国、许国世代隶属于楚国，不再对中华抱有希望，而郑国之所以把牺牲玉帛陈列在边境，等待强者施予的原因。】

秋七月。

冬，十二月，丁丑，陈侯杵臼去世。【杵公作处】

十有三年。

春，狄人侵犯卫国。

夏四月，陈宣公。

鲁公在咸会见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

【自从葵丘结盟之后，齐桓公四年没有会见诸侯，而其间戎人扰乱王室，楚国灭掉黄国，狄人灭掉温国，攻打卫国，淮夷困扰杞国，所以在咸会见以谋划对策，但最终没有看到攘除楚国、遏制狄人的军队。《左传》说：“管仲在王室平定戎人，隰朋在晋国平定戎人。”戎人对王室的祸患，却只像平定邻国的争端一样，又不得已而会合诸侯的军队去戍守，这大大不符合勤王的方略。所以《春秋》对于平定戎人、戍守周室都不记载。到了第二年，诸侯为了杞国而修筑缘陵城，唯独记载在史册上，大概是为了讥讽齐桓公大规模会合诸侯，舍弃重大重要的事，而只为体恤杞国的谋划。】

秋九月，举行大雩祭。

冬，公子友前往齐国。

【公子友前往齐国，除了参加盟会之外，又两次前往齐国，似乎也是通聘的常事。然而一次是在宁母盟会之后前往齐国，一次是在咸地会见之后前往齐国。宁母盟会之后前往齐国，是感谢齐国接纳郑子华请求结盟；咸地会见之后前往齐国，是因为鲁国为了伯姬，所以受托，幼子正被淮夷困扰，必定要为杞国向齐国请求援助。齐国既然会合诸侯】

译谋划这件事，所以季友前往齐国，谢罪于防地而又请求命令，修筑缘陵城以便迁移杞国。观察这些就可以知道，咸地的防地，左氏所说的“淮夷侵扰杞国，所以暂且谋划王室”的话，大概是桓公的意图专门针对杞国，而谋划王室只是他顺便涉及到的。这就可以明白《春秋》不记载“平定戎人戍守周室”，而记载“修筑缘陵城”的意义了。

译十四年

春天，诸侯为缘陵筑城。

【有先迁徙而后筑城的，有先筑城而后迁徙的，这是因为事态不同。邢国已经迁徙到夷仪，那么夷仪就是邢国的夷仪，所以《春秋》记载为“筑邢城”。卫国渡过黄河在野外居住，还没有确定的迁徙地点；杞国受淮夷侵扰，还没有迁徙的打算，诸侯先替他们筑城，以等待他们迁徙，不应当说“筑卫城”“筑杞城”，所以记载为“筑楚丘”“筑缘陵”。后来像晋平公会合十一国的大夫为杞国筑城，大概是趁着杞国的城郭进行增修，就记载为“筑杞城”了。“筑邢城”列举三国军队的，是因为三国军队救援邢国，就用三国军队筑邢城。“筑楚丘”不列举军队，是因为诸侯各自协助劳役来筑城，没有约定防备，或者即使约定防备也不是率领军队前往，就像戍守郑国不再列举诸侯一样。“筑缘陵”记载诸侯，就是咸地会盟的诸侯，前面列举后面概括。大概当时事态如此，所以书法如此，而《春秋》的大义也因此彰显。用三国军队筑邢城，对于邢国有拯救祸患、分担灾难的道义，所以彰显对邢国的急切。桓公对于卫国，遭受狄人祸患却不救援，战败逃亡却不防备，拖延岁月，很久之后才替他们筑城，这是桓公对卫国有私怨而不能释怀，诸侯也没有急切的意思，所以彰显对卫国的迟缓。至于在咸地会盟诸侯，事情有比谋划杞国更大的，而诸侯只做了筑缘陵城这一件事，虽然没有罪过，但也不足以显示功劳，所以略去不记。通过事情显示大义，褒扬和讥讽就蕴含其中了。各位儒者专门拘泥于封地或事件，纷纷议论，对于大义是没有把握的】

夏天六月，季姬和鄫子在防地相遇，让鄫子来朝见。

【鄫，谷梁传作缯，后面相同。文定公关于自己选择配偶的说法，恐怕不一定正确。左氏认为鄫子来慰问，而鲁国阻止他，这接近情理，但又怀疑与第二年季姬回到鄫国的记载矛盾。这可能是吕氏认为季姬许配给鄫子但尚未归宁，所以在防地相遇并让鄫子来请婚是妥当的。就像庄公对于哀姜，已经纳币，后来拖延两年才亲迎。庄公在未迎之前，观社、遇谷、盟扈多次前往齐国。然而虽然许配，却越礼相遇。僖公对于父亲之道，鄫子对于丈夫之道，季姬对于女儿之道、妻子之道，都失礼了】

秋天八月辛卯日，沙鹿山崩塌。

狄人侵犯郑国。

冬天，蔡侯肸去世。

十五年

春天周历正月，鲁公前往齐国。

楚人攻打徐国。

【召陵之战，徐国作为中原诸侯，攻取舒国以剪除楚国的羽翼，所以楚人仇恨它，与江国、黄国相同。已经灭了黄国，又攻打徐国，都是为了报复。楚国大概是窥探到桓公霸业的衰落，每年用兵向内侵扰，如果无忌能使桓公击退楚国以保全黄国，那么楚国也会有所惩戒，而徐国就可以不受兵祸了。因为没能救援黄国，所以虽然盟会于牡丘、驻扎在匡地，劳师动众历时很久却没有功效】

三月，鲁公会合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牡丘结盟。

【自从召陵盟会之后，到这里七年了，甯母之盟是为了郑国，在洮、葵丘的盟会都是为了安定周王世子。在咸地，是为了谋划杞国，所以会盟而不结盟；救援徐国而结盟，是将要用诸侯的军队而统一他们的心。作为霸主率领诸侯抵御楚国拯救祸患，竟然怀疑他们的心不统一，而再次寻求以前的盟约，难怪志向不能实现而事情没有成效】

于是驻扎在匡地。

【大概齐桓公用兵，不肯轻易临阵决战，所以盟会于牡丘、驻扎在匡地，打算先用声威震慑楚国，使楚国解除对徐国的包围而离去。不知道鸟只有受过箭伤，才会对空弦声感到恐惧。召陵之战，楚国接受盟约而未受创伤，积蓄力量数年，正想挫败中原诸侯以洗雪前耻，难道会被虚张声势所震慑吗？到了不得已而派大夫带兵前往，又攻打厉国作为解除徐国危机的计策，而徐国最终不免于娄林的失败，这应当也是事态发展的必然。大概桓公的作为只到此为止，霸主的功力也只到此为止，所以认为他善于救援的，固然不是认为他德行衰微意志懈怠；讥讽他不能迅速救援的，也不完全正确。桓公的德行即使不衰微，意志即使不懈怠，他能一战战胜楚国，安定中原而尊崇天王吗？一定不能。看他图谋霸业之初，不能用大军攻克狄人，就可以知道了。然而没有王者的德行，又不是大公无私，确实有安内攘外的志向，如果轻率一战，战而不胜，那么楚国势力更加嚣张，而中原诸侯遭受的祸患更加严重。桓公本来自己估量，于是苟且如此而止。《春秋》也估量而宽恕他，大概不愿他成为晋文公在城濮那样，而还庆幸他不成为宋襄公那样】

公孙敖率领军队和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

【帅，公羊传作率，后面相同】

【盟会于牡丘，驻扎在匡地，救援徐国，都是一月内的事。驻扎在匡地，是诸侯驻扎；救援徐国，是诸侯的大夫救援。为什么救援迟缓，而认为《春秋》讥讽呢？大概从它记载的详细，就知道《春秋》有意讥讽吧？这次战役，如果不是有意讥讽，那么记载盟会于牡丘，救援徐国就足够了。驻扎在匡地可以不记载，诸侯的大夫可以不记载了。然而记载驻扎在匡地，记载诸侯的大夫，是彰显诸侯不亲自前往，而把这件事委托给大夫，没有急切的意思。外国大夫不称名的，是因为大夫奉诸侯之命，道义上不取称名。不列举各国来排序，称“人”的，就是盟会于牡丘的诸侯大夫，道义上又不

译选取的是《春秋》的序例。名字写为公孙敖，称呼为帅师者，是为了彰显鲁国由庆父的儿子统领军队，从而成为孟孙氏的开端。

译夏季五月，发生日食。

秋季七月，齐国军队和曹国军队攻打厉国。

【不能击退楚国以救援徐国，反而对无罪的厉国用兵，这就是所谓的“移祸空桑”。然而从霸主用兵的策略来说，这未必不是上策。只是楚国攻打许国以解除郑国的威胁，而诸侯救援许国，这是中原各国的道义所在；齐国攻打厉国以解除徐国的威胁，而楚国不救援厉国，这是楚国的不义之举。况且诸侯的军队都在，齐国却单独使用曹国的军队，莫非是曹国对齐国有好感，齐国对曹国有恩惠吗？到了冬天，宋国人攻打曹国，未必不是由此埋下祸端】

八月，发生蝗灾。

九月，鲁桓公从防地回国。

【既然记载了鲁桓公回国，说明诸侯的军队都已经解散了。这意味着楚国解除了对徐国的威胁并撤军了。娄林之战的失败，徐国必定是因为楚军暂时撤退，诱使诸侯军队解散后又重新出击。桓公没有到达防地，而牡丘之盟到达淮水，是因为有救援徐国、攻打英氏的事情。范氏认为齐桓公德望衰落，所以危险地到达那里，这是不对的。没有到达救援徐国的地方而到达防地，是因为先记载了在牡丘的防地结盟，这是明确以防地盟会为本事。李氏认为诸侯没有亲自前往，所以不记载因救援徐国而到达，这是对的。又高氏认为正月前往齐国，因此在防地结盟，军队在外暴露，已经超过三个季节，从防地回国，是为了显示救援徐国没有功效，因此前往齐国没有记载回国，是从齐国怀疑他没有回来就直接前往防地和牡丘。然而像十年前往齐国没有记载回国，又有什么意义呢？又如成公在防地攻打郑国没有记载回国，却记载前往晋国，难道是急于奔丧而来不及回国吗？襄公在鄬地没有记载回国，却记载前往晋国，难道是迫于朝见晋国而不敢回国吗？又在戏地结盟没有记载回国，却记载在柤地防地会合诸侯，难道是勤于防备吴国而没有时间回国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春秋》应当采用从京师在防地攻打秦国的写法，记载从攻打郑国前往晋国，从鄬地前往晋国，从戏地在柤地会合诸侯，来明确记载。所以知道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季姬嫁到鄫国。

【季姬到达，是开始嫁到鄫国。那么之前遇到的防地，就不是回娘家省亲了】

己卯日，晦日，夷伯的庙宇遭到雷击。

冬季，宋国人攻打曹国。

【齐桓公创立霸业，内部诸侯没有互相侵犯攻伐的。宋襄公忽然兴起攻打曹国的军队，为什么呢？曹国靠近宋国，国防薄弱，所以诸侯会盟，以伯爵的身份排在许国男爵之下。过去必定屈从侍奉宋国，现在因为齐桓公单独驱使它的军队攻打厉国，必定是它善于侍奉霸主，将有能力对抗宋国，而宋国嫉妒它。宋国攻打霸主所亲近的国家，而齐桓公不怪罪它，是因为宋国两代辅佐齐国成就霸业，所以也不能因为曹国的缘故就立刻失去宋国的友好。霸主被私情牵制，而大义无法伸张，往往就是这样。而宋襄公争夺霸业的开端，就始于这里。宋国和曹国的世代仇怨，最终导致宋国攻入曹国而灭亡其国家，也是始于这里。张氏、李氏认为宋国攻打曹国，是为了发泄庄公十四年跟随齐国会盟攻打曹国的怨恨，不一定如此】

楚人在娄林打败徐国。

【桓公救援徐国驻扎在匡地，与救援邢国驻扎在聂地，北伐楚国驻扎在陉地，意图相同，大概是想整顿军队显示武力，不战而使敌人屈服。而楚国一定要打败徐国才甘心，是因为不害怕诸侯的军队。然而以楚国的强兵逼近徐国，徐国不至于一下子迅速灭亡，是因为还倚仗有诸侯大夫的军队在。而桓公不使他的百姓遭受糜烂以侥幸博取与楚国的一战，也不可完全否定。楚国因为在徐国得志，所以后来敢于与中原诸侯作战，到了〇地的胜利而更加放肆，屡次胜利而骄傲，所以有了城濮的失败，而成就了晋文公的霸业】

十一年，壬戌日，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俘获了晋侯。

【楚国初次出现在经文中，其事是俘虏蔡侯；秦国初次出现在经文中，其事是俘获晋侯。秦国和楚国的强大，真是厉害啊。后来，楚国成为中原的祸患，而秦国在春秋时期安然无事，是因为有晋国来制约它。然而秦国以礼送晋惠公回国，辅佐晋文公成就霸业，联合中原各国以平定楚国的祸患，也不能说不贤明。所以《春秋》在莘地的失败，是用谴责楚国的措辞；在韩地的战争，是用谴责晋国的措辞。虽然事情的情势如此，但大义也系于此。楚国欺骗蔡国军队救援息国而打败它，楚国有罪而蔡国无罪。晋国接受秦国三次恩惠而不报答，又断绝粮食供应；秦国来攻打，不修饰言辞谢罪，却出兵迎战，那么晋国有罪而秦国无罪。那么蔡侯称名而晋侯不称名，为什么呢？蔡侯被俘虏最终死在楚国，比照失去国家的君主，所以称名；秦国俘获晋侯不久就让他回国，所以不称名。称蔡侯的名，是为了表明蔡侯没有回国；不称晋侯的名，是为了表明晋侯恢复了国家】

十六年

春季，周历正月戊申日初一，五块陨石落在宋国。这个月，六只鹢鸟逆风飞过宋国都城。

【《春秋》记载外国的灾异，只有宋国有。然而像陨石、鹢鸟逆飞、下雨落下虫子，都是特别异常的灾异。其他的草木怪异，不值得记载了。不仅仅是详细记载宋国】

三月壬申日，公子季友去世。

【活着就赐予族氏，是僖公宠爱季友。《春秋》沿用这个记载，以彰显其隆厚的私恩。这无疑是出自旧史的文字。那么记载“季子来归”，也是沿用旧史的文字，而不是《春秋》特意记载季子以表彰他的贤德，可以知道了。大概鲁国自从伯禽开国，一代传到考公继承父亲，再传到〇公就以弟弟继承哥哥。后来一代继承一代传位，相间成为世代。所以公子牙引动国家，因此为庆父谋划季友。既诛杀了牙立闵公，又诛杀了庆父立僖公，正是继承传子的绪业。所以僖公因为季友而赐给他族氏，使他有后代在鲁国。从此鲁国

译不再发生兄长去世由弟弟继位的变故，所以鲁国人感念季友的功劳，而季氏世代专掌鲁国的政事。

译夏四月丙申，鄫国的季姬去世。

【鄫姬不被安葬，从此鲁国不再前往防地。文定认为剥夺她葬礼的说法是不对的。文定在诸侯葬礼的条例上，说存在惩治其罪而不安葬的情况，但这与经义不合。关于剥夺鄫姬葬礼的说法，怎么能采纳呢】

秋七月甲子，公孙兹去世。

【公子友去世，史书称其氏，是因为他生前被赐予氏，让他世代担任卿职。公孙兹是公子牙的儿子，称公孙，不称公孙叔，兹是不必先赐予氏，也让他世代担任卿职了。所以知道赐予氏是僖公的恩宠，公子友世代为卿，不世代为卿，也不取决于生前是否赐予氏】

冬，十二月，鲁僖公在淮地会见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

【左氏认为这是谋划鄫国，杜氏、师氏、汪氏都认为淮夷侵害鄫国，谋划讨伐淮夷。然而会合九国诸侯，却没有见到讨伐淮夷的军队，也不像会盟后为他们筑城以等待迁移，那么也没见到是为了鄫国的缘故。看下文记载“讨伐英氏”，又怎么知道不是仍然为了徐国而谋划楚国呢】

僖公十七年

春，齐国人、徐国人讨伐英氏。

【徐国虽然在娄林战败，但实际上因为齐桓公的救援，没有深受楚国的困迫，所以桓公帮助他讨伐英氏，而徐国的力量还足以报复楚国。不记载“齐国人及徐国人”，而记载“齐国人、徐国人”，是为了表明报复楚国而讨伐英氏，是徐国的本意。十二月，会合诸侯，春天就借着徐国去讨伐楚国，同盟国就知道在淮地的会盟，未必是为了鄫国。不然，能为徐国讨伐英氏，却不能率领诸侯的军队讨伐淮夷吗？英氏遭受讨伐，在淮地会盟的诸侯，很久没有散去，是因为防备楚军出动】

夏，灭项国。

【项国与沈国相邻，项国大概就是现在的项城县，沈国大概就是现在的沈丘县，都属于河南陈州。陈州就是陈国，距离鲁国确实很远。鲁国越过滕、郯、徐、萧而灭掉项国，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或者是齐桓公借着讨伐英氏的军队灭掉它，把它给宋、陈、郑、许等国内依附自己的人，那么公羊、谷梁的说法就不是没有证据了。况且鲁国在这个时候，公子友、公孙兹接连去世，僖公外出会盟，公孙敖未必不跟随，恐怕鲁国在国内的人不能远行举兵灭国。伊川认为是季孙氏所为，然而公子友的儿子无秩，经文中既没有记载，也没有考证行父，行父是他的孙子。文公六年才在经文中出现，距离这里还有二十多年。公子友去世后，鲁国政事专权于公孙敖，于是季氏没有权力，不能把灭项的罪责归咎于他。又如襄公十年记载“于是灭偪阳”在诸侯会盟柤地之下，昭公四年记载“于是灭赖”在楚子及诸侯讨伐吴国杀庆封之下，所以都记载“于是”来彰显他们灭国的罪责。这里灭项在齐、徐讨伐英氏之后，如果记载“于是灭项”，那么似乎齐国和徐国灭掉它，而诸侯共同灭人国的罪责就不彰显了。而又不能再次列举诸侯灭项的文字，所以只记载“灭项”来彰显桓公与诸侯的罪责，而不能怀疑不记载“于是”是鲁国灭掉的】

秋，夫人姜氏在卞地会见齐侯。

【吴氏说姜氏在路上拦截齐侯而会见他，不是齐侯已经回国后再出来会见姜氏，这个见解非常正确。然而还认为是因为僖公而请求，与诸儒的看法相同，那就不对了。张氏认为僖公在会盟，而夫人自己出来，亵渎混乱到了极点，责备她是正确的】

九月，僖公从会盟之地回国。

【左氏因为会盟淮地之后，齐国率领徐国人讨伐英氏，怀疑与会盟的诸侯都散去了，而僖公九月才到。如果这么迟缓，所以认为一定是齐桓公扣留了僖公。齐桓公扣留僖公的原因，一定是因为灭项的缘故。夫人在卞地会见齐侯，一定是因为扣留僖公而请求。然而这些都是想当然的话。比如十五年三月，诸侯会盟牡丘，驻扎匡地，大夫救徐。七月，齐军、曹军讨伐厉国。九月，僖公从会盟之地回国，讨伐厉国而专门役使曹军，与讨伐英氏而专门役使徐国人，是一样的。怎么见得牡丘的诸侯没有散去，而在淮地的诸侯先散去呢？在淮地虽然很久，在牡丘只是一时，怎么见得牡丘不是扣留僖公，而在淮地是扣留僖公呢？齐桓公会盟谭国灭遂国，降服莒国，用什么言辞来责备鲁国灭项？又没见到项国是齐国的同盟国，为什么对鲁国灭掉它发怒呢？况且假如桓公在会盟之地扣留僖公，或者挟持僖公回国而扣留于齐国，那么声姜应当去齐国会见，桓公不应当让齐桓公来卞地会见声姜。所以断定诸侯会盟淮地没有散去，齐国单独与徐国讨伐英氏，趁机灭掉项国。齐桓公归途中，声姜以女爱要挟而会见他，而僖公然后与诸侯都散去而从会盟之地回国。记载从会盟之地回国，是因为讨伐英氏的军事行动，而齐国也只专门役使徐国人】

冬十二月乙亥，齐侯小白去世。

【齐桓公根本的大道没有确立，心术不纯，所以格局小而气量浅，骄矜的神色容易显露，而荒淫逸乐的讥讽不免。然而他生平凭借武力假借仁义，而不喜欢战争，喜欢胜利，孔子之所以赞许他一匡天下，不靠兵车】

僖公十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卫人、邾人讨伐齐国【宋公下“公”字有“会”字】

【宋襄公无道，帮助年幼的夺走年长的，趁着孝公来投奔，乘乱立君，树立恩惠巩固交情，大概是假借齐桓公嘱托立君的说法，来迷惑曹卫，来胁迫齐国人。根据左氏，管仲嘱托齐桓公让孝公在宋襄公那里做太子

译又说桓公许诺无亏不失君位，对内许诺给无亏一人，对外归附给孝公一人，这是桓公自己招致祸乱。这应当不是事实。如果桓公本意在于立孝公，忌惮内宠，而管仲还在世，不能辅佐君主确立长子、选拔贤才作为宗庙社稷的大计，反而与桓公同心同辞，对外归附邻国，不学无术，或许不会落到这步田地。如果《左传》可信，那么孝公有先君的命令，无亏也有先君的命令，况且对内许诺无亏，应当被国人所知晓，对外归附孝公未必被国人所知晓，许诺的是长子而归附的是幼子，长子代表公义而幼子代表私情，代表公义的长子为什么不该即位，而齐国反而杀了他来接纳孝公呢？易牙、寺貂即使不能比得上荀息的忠贞，而齐国人杀无亏，既然不承认无亏为君，而记载为弑，并且不称为君之子，而记载为杀，宽容地对待夺取嫡位的奚齐、卓子，而严厉地惩治地位相当且年长的无亏，《春秋》的笔法像这样，难道不可疑吗？应当是桓公宠幸多人，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立为继承人，导致身死国乱，而许诺无亏、归附孝公的说法都不可靠，无亏在内没有所继承的依据，所以被杀而不记载，或者他是被易牙、寺貂所拥立，齐国人都不把他当作君主，未能即位而继承先公，所以齐国不把无亏被杀的事告知（史官）。只有无亏被杀不记载，所以昭公进入齐国也不记载，而只两次记载救齐的军队，以防范分辨其中的曲直】

译夏，鲁国军队救援齐国。

【杜预认为：三月，齐国人杀死了无亏；鲁国军队到达时，夏天才出兵，这是为了记载其行动迟缓。然而，鲁国或许怀疑无亏与昭公谁应当继位谁不应当继位，也没有料到齐国人会突然杀死无亏。又或者，齐国人已经杀死了无亏，四位公子的党羽才来报告危难，鲁国这才出兵，那么也不能指责其迟缓。只是去救援，而宋国最终击败了齐军，鲁国出兵没有功劳，也就不能算是尽力扶持正统、铲除强暴了】

五月戊寅日，宋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甗地交战，齐军大败。

【程颐认为齐军被记载为战败，是责备齐国臣子。然而既然杀死了无亏，就是杀死了应当继位的长子，其战败是理所应当的。大概齐国杀死无亏是有罪的，而战败不值得责备。又有四国共同讨伐，却只有宋军交战，那就专门归罪于宋国了。既没有记载“纳昭”，也没有记载“昭入”，事迹不明确，那么是非曲直也就不显著。根据《左传》，昭公逃奔宋国，宋国接纳了他。如果宋国接纳昭公而齐国人交战，那么就是起初不接受昭公的军队战败，后来昭公才进入齐国。为什么昭公不恼怒齐国人而仇视四位公子呢？又，易牙、寺貂已经立了无亏，五位公子一起争位，为什么四位公子不逃奔而昭公逃奔呢？况且宋军兵临城下，接纳昭公既然不接受昭公，为什么急忙杀死无亏？如果内杀无亏而外拒昭公，必定有众议拥立的公子，内议未定何为主，却对抗宋军交战呢？应当是齐桓公去世，无亏已经继位，五位公子的党羽共同杀死了无亏。宋襄公意在立昭公，齐人也定议立昭公，只是不喜欢宋国用军队胁迫我们，所以激愤而与宋军交战。战败后昭公立位，宋军撤退。四位公子不忌讳昭公即位，所以昭公立位也不妨害四位公子。而《左传》“孝公逃奔宋国”的说法不足为凭。后来孝公去世，弟弟潘继位，《左传》也不详细记载孝公为什么不传位给儿子而传位给弟弟。潘去世后，商人杀死舍而自立，齐国人杀死商人而立元。按兄弟次序来说，无亏最长，其次是元，其次是昭，其次是潘，其次是商，其次是雍。看商人杀死舍让位给元，而元不接受，那么元本来就没有利于得到国家。那么在无亏被杀之后，按次序应当轮到元，必定是元不接受，按次序轮到昭，未必是逃奔宋国而宋国接纳他。由此可以得知《春秋》不记载“宋公伐齐，纳昭”，不记载“齐昭入于齐”的原因了】

狄人救援齐国。

【狄人在齐桓公时期攻打邢国，邢国迁到卫国，卫国逃到召陵之后，狄人还灭掉温地，侵犯郑国。齐桓公讨伐戎人，讨伐楚国，称霸诸侯，而狄人盘踞内地，肆意攻打毫无顾忌，齐桓公却不曾兴师问罪狄人，不能说齐桓公不偏私于狄人。齐桓公养狄人为患，所以狄人感念他过去的恩惠，出兵救援宋国的危难。不然，齐桓公活着时狄人不归顺教化，齐桓公死了狄人就能扶植正义吗？《谷梁传》说：“称赞狄人救援齐国。”假如昭公果然逃奔宋国，而宋襄公奉行幼少夺取长兄之位，那么理亏在宋国。救援齐国确实是好的，但齐国人自己杀死无亏，是杀死了应当继位的长子，那么理亏又在齐国了。鲁国与狄人救援杀死长子的齐国，与卫国、曹国、邾国帮助接纳幼少的宋国，罪过是一样的。只是宋国在正月讨伐齐国，而齐国在三月杀死无亏，那么无亏被杀实在是宋国导致的。而宋襄公图谋霸权之心，又急切想要制服齐国以得到诸侯，所以孙氏直接归罪于他趁丧乱攻打别国以谋利，那么救援的人未曾不好。由此可以得知《春秋》两次记载“救齐”的意义了】

秋八月丁亥日〇齐桓公去世。

【孝公已经即位，宋军已经撤退，为什么从五月到八月才开始〇齐桓公呢？本来就知道内乱很久没有安定，而《左传》“宋国接纳孝公”的说法不足为凭。孙氏直接责备宋襄公攻打丧国是对的。假如孝公果然逃奔宋国，宋国联合卫国、曹国、邾国接纳他，那么鲁国军队的救援是为了救无亏，狄人的救援是为了救四位公子。孝公已经即位，应当感激宋国、卫国、曹国、邾国，而怨恨鲁国、狄国。为什么孝公立位后，反而与狄人结盟以图谋卫国，又趁着宋襄公战败，亲自率领军队讨伐他，并包围他的城邑呢？《春秋》记载“宋、卫、曹、邾伐齐”，记载“鲁、狄救齐”，本来就很明白。一旦陷入《左传》“纳昭”的说法，其意义反而晦暗。大概《左传》因为宋襄公继承父亲辅佐齐国称霸，不应该齐桓公在殡时就兴师攻打丧国，所以认为是“纳昭”。宋国已经接纳昭公，齐国已经杀死无亏，不应该又不接受昭公而与宋国交战，所以又认为齐国人将要立孝公，抵挡不住四位公子的党羽，所以与宋国交战。战败后宋国立孝公，军队撤退。这种说法很曲折，可疑，不可采纳】

冬，邢人、狄人攻打卫国。

【《谷梁传》认为狄人称人，是因其积善而逐渐推崇；文定认为狄人慕义而来，推崇它是可以的，这是不对的。假如《春秋》果然推崇狄人，那么应当在记载“救齐”时推崇它，而不应当在“救齐”时不推崇，却在“伐卫”时推崇，这是舍弃其正义而推崇其私心。狄人如果厌恶诸侯攻打齐国，就应当立即用救援齐国的军队攻打宋国。大概趁乱攻打丧国的是宋国，而卫国只是依附它的人。即使宋国介于卫国之间，难以越过卫国去攻打宋国而攻打卫国，也不是为了齐国的公心。邢国与卫国都与狄人有仇，齐桓公死后邢国失去依靠，委屈自己与狄人和解，狄人得到邢国的帮助，于是假借大义，声讨罪行讨伐卫国，以成就其私欲，而说《春秋》赞许它吗？同时记载“邢人”“狄人”，是同等看待邢国和狄国】

译鲁僖公十九年

春季，周历三月，宋国人拘捕了滕国国君婴齐

译滕子有罪，所以宋人抓了他并直呼其名，这是《文定》所阐发的义理。然而，指责滕国地处齐、宋之间，在三十七年间不参与诸侯的盟会，则是不对的。齐桓公在防地会盟诸侯，参加的不过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六七个大国，那些没有参加的小国很多，不仅仅是滕国。小国不参加，并非抗拒霸主而不参加，有的各自有所归属，那么所属的大国就不让它们列于诸侯的盟会之中。那些归属齐国的，齐国直接以外国臣属对待它们，征调军队、责求贡品，没有不听从的，也不让它们列于诸侯之中。像齐国在防地会盟邢国，可以说是尽力了，如果在淮地会盟时让滕国参加，难道滕国平日抗拒齐桓公而不来吗？况且如果小国应当参加而不参加，齐桓公也不会听任它不来而不加以责备。宋人抓捕滕子，或许是愤怒于滕国三十多年来侍奉齐国而不侍奉宋国，齐桓公死后，又不改变态度去侍奉齐国，而是侍奉宋国，并非滕子确实有罪。那么孙氏所说的“婴齐名”是失国的义理，其说法大概可以采信。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在曹南结盟【《公羊传》作“宋人”】

【措辞与北杏之盟相同。陈氏认为在鹿上的盟会，称“人”是表示不认可。宋国以霸主自居，李氏说起初希望宋国能称霸，后来谴责宋国失德。然而《春秋》对于桓公、文公的霸业，大概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北杏之盟原本就不认可桓公，难道却说曹南之盟认可宋国吗】

鄫子在邾地迟到而参加盟会

【吴氏认为鄫子前往参加盟会，恰逢宋公回国到达邾国的边境，所以说“鄫子迟到而盟于邾”。然而恰逢到达邾国边境，不应当说“鄫子迟到而盟于邾”，应当是曹南之盟已经解散，鄫国畏惧宋国抓捕滕子，不敢不到场却错过了日期，后来迟到于是通过邾国而请求与之结盟。《谷梁传》的说法是对的】

己酉日，邾人抓捕鄫子并将他用于祭祀

【宋襄公想要继承齐桓公的霸业，已经因伐齐而丧师，又抓捕滕子，用鄫子祭祀，难怪诸侯不服。而在盂地的会盟，陈、蔡、郑、许、曹五国的国君都在。听任楚子抓捕他们，却没有一个人去争辩吗？所以虽然记载“邾人抓捕鄫子”，但在曹南结盟之后记下日期，明显是为了归罪于宋襄公】

秋，宋人包围曹国

【齐桓公图谋霸业之初，曹国曾经帮助齐国伐宋。如今宋襄公图谋霸业，曹国又帮助宋国伐齐。曹国忽而依附齐国忽而依附宋国，不能算是合乎道义，而宋国也可以对曹国释然了。盟会刚过不久，就出兵包围它，为什么呢？《左传》说：“讨伐不服从者。”伐齐时曹国跟随，结盟时曹国听从，曹国本来已经服于宋国了。大概是宋国一定要使曹国服从并归属自己，当齐桓公在世时，乘着伐厉的时机捣其空虚，现在又趁着曹国已经结盟而攻其不备，就知道在曹南结盟时，挟持诈伪来愚弄曹国，是谋取曹国的计谋。《文定》指责他口血未干就失信而伤害道义，还不足以诛讨他的用心】

卫人攻打邢国

【邢国攻打卫国，卫国也攻打邢国。这本来是春秋诸侯报复的常事，而卫国一定要灭掉邢国才罢休，那就罪恶极深了。邢国攻打卫国，难道比狄人侵入卫国国都而几乎灭亡它更严重吗？不报复狄人而报复邢国，畏惧狄人的强横而欺凌邢国的弱小，也失之于内外重轻的道义了】

冬，鲁君会同陈人、蔡人、楚人、郑人在齐地结盟【《公羊传》作“公会同”】

【蔡国长久臣服于楚国，陈、郑靠近楚国。齐桓公死后，孝公不能恢复先公的基业，陈、郑失去依托，于是为了齐国的盟会，以联合齐、楚作为卸去负担的计策。鲁国自从与宋国断绝友好关系，现在又因为救齐的缘故，招致怨恨而宋襄公正凭借势力欺凌诸侯，所以也庆幸齐、楚联合，而急于前往会盟。楚国乘着诸侯不服从宋国的计策，摄取东方诸侯，联合自己，因而也听从陈、蔡而举行这次盟会。然而楚国与中国结盟从此开始。楚子必定不敢轻身深入齐地，他必定派大夫前来，毫无疑问。楚子不来，陈、蔡、郑的国君还是大夫，都不可知。鲁国的国君还是大夫，也不可考。《春秋》因为这次盟会既没有主事者，而盟会之后，又没有可贬可褒的事情，就简略地记载为“人”，至于这是国君还是大夫都不必详述。《文定》认为这是避讳这次盟会，既然明确记载了“会同陈、蔡、楚、郑人盟于齐”，又有什么避讳呢？又众儒指责孝公不能像桓公那样抵御楚国，反而联合诸侯与楚国结盟是有罪的。然而召陵之战，桓公不也曾与楚国大夫屈完结盟吗？如今楚人来齐，又来鹿上，还有接受盟约的意思，即使不是接受盟约，也是同盟修好让百姓休息，于道义有什么伤害？等到楚国在盂地联合诸侯，志在主盟争伯，于是齐国不去了。其后遭受鲁国和楚国的讨伐，才决意帮助晋国在城濮打败楚国，齐国的势力本来未曾屈服。看二十七年围宋，楚国称“人”，陈、蔡、郑、许的国君举杯，这是以四国国君有罪来谴责他们跟随楚国，那么在这里为什么不以五国国君有罪来谴责他们与楚国结盟，而一定要以称“人”来贬低呢】

梁国灭亡

【在年终记载梁国灭亡，是史官失去了梁国灭亡的原因，而时间和月份都不可记载。众儒认为梁国自有招致灭亡的道理，而灭亡它的人无罪，以此立训示戒，其义理也是好的】

二十年

春，新建南门

夏，郜子来朝见

五月乙巳日，西宫发生火灾

郑人进入滑国

【张氏认为，记载天王居住在郑国的始衅，因此郑国的罪过已经明显了】

译秋天，齐国人与狄人在邢地结盟。

【狄被称为“人”，并非认可狄具备与中原诸国同等的地位，这与记载“邢人、狄人攻打卫国”是一样的，一并书写“邢人、狄人”是为了表明邢国与狄国攻打卫国是出于共同的意愿，一并书写“齐人、狄人”是为了表明狄国想要与齐国结盟以援助邢国，而齐国也想要与狄国结盟以图谋卫国。齐桓公的功绩在于抵御楚国，却失于不能治理狄人，齐孝公全都降低身份与狄人结盟，这也不是继承遗志、延续事业的善举。何休认为狄曾与中原诸国交往，所以称“人”；张氏认为狄跟随中原诸国去救灾防患，所以称“人”以表示褒扬。楚国和狄国是一样的，楚国不可以结盟，而狄国偏偏可以结盟吗？众儒生拘泥于狄不称“人”，而邢国与狄人结盟，就认为是褒扬；楚国后来称爵位，而齐国在鹿上与人、楚结盟，就认为是避讳。不根据具体事情来评判是非，只根据书写爵位、书写“人”来讨论褒贬，《春秋》的微言大义被误解的地方就太多了】

译冬天，楚国攻打随国。

二十有一年

春天，狄人侵犯卫国。

【在邢地结盟，原是为了谋划救援卫国。如果说这是为了防备狄人的侵扰，那么狄人侵犯卫国也一定是因为邢国的缘故，从而铲除强暴、扶持弱小。为什么还要恢复对狄人的本称呢？本来就知道狄人世代是卫国的祸患，并非借名义来申明道义，而之前两次称狄人为“狄人”，原本就不是进爵的写法。】

宋国人、齐国人、楚国人在鹿上结盟。

【宋国因为诸侯在齐国与楚国结盟，害怕诸侯与楚国联合，将对自已不利，所以在自已境内与楚国结盟，又打算以此胁迫诸侯。在宋国境内结盟，楚君也一定不会亲自到来。吴氏认为楚君被称为“人”是错误的，大概是因为楚国大夫进入宋国试探诸侯，与齐国结盟，在鹿上结盟。楚国认为已经得到了陈、蔡、郑，又得到了齐、鲁，只有宋国有争夺霸权的意图，所以开始与宋国结盟来欺骗它，后来才在盂地逮捕了宋公。盂，是郑国的地方，靠近楚国，楚君这才亲自到达。】

夏天，发生大旱。

秋天，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盂地会盟，逮捕宋公并攻打宋国。【盂，公羊传作霍，谷梁传作雩，有的版本作宇】

【盂地的会盟，是宋国和楚国争夺盟主之位。宋襄公想要主持盟会，但齐、鲁、卫都没有到来。与会盟的陈、蔡、郑、许，都靠近楚国且一向畏惧楚国。曹国又是宋国的仇敌，它不帮助宋国而帮助楚国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春秋》用“同执”来记载，以此谴责五国听命于楚国。齐桓公谋求霸业时，曲意逢迎以求宋、鲁在幽地两次结盟，以坚定诸侯的意志；保存邢国、卫国以服诸侯之心；招徕江国、黄国以孤立楚国的党羽；经营数十年，然后才问罪于楚国以称霸中原。宋襄公则攻打齐国，包围曹国，逮捕滕子，使用鄫子，从而失去了诸侯的信任。曹南的盟会，只能胁迫到最近的曹国和最小的邾国，却想要联合长久归属楚国的蔡国、新近朝见楚国的郑国，一旦与楚国一起接受我的盟约。不必是智者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宋襄公远出在盂地会盟，是认为我与楚国联合，又借助楚国的力量来招致陈、蔡、郑、许，这样就可以在国内对齐、鲁得逞。却不知道楚国想要称霸的野心更甚。齐桓公联合中原诸侯以抵御楚国，宋襄公联合楚国以胁迫中原诸侯，事情的正与不正，已经大相径庭，而且行事又与齐桓公背道而驰。楚国公然在会盟之地逮捕宋公，难道没有列举他攻打齐国、包围曹国、逮捕滕子、使用鄫子的罪状吗？列举了他的罪状，宋襄公就无话可说，诸侯也难以为他辩解。】

冬天，鲁公攻打邾国。

【鲁公攻打邾国，是因为鄫子的缘故。季姬虽然已经去世，但鄫子仍然是鲁国的女婿。邾国倚仗宋国而使用鄫子，所以鲁国趁着宋公被楚国逮捕的机会，为鄫子报仇。宋国虽然与鲁国断绝友好关系已久，这时被楚国逮捕，如果鲁国申明楚国虐待诸侯的罪行，联合齐、卫、滕、邾的国君，陈兵边境以救援宋国，从而惩治楚国。即使陈、蔡、郑、许也将反戈相向，共同扶持中原的道义。既然有理由救援宋国，那么宋国也将惩治邾国使用鄫子的罪行以向鲁国谢罪。放弃这些不做，反而好像庆幸宋公被逮捕而对邾国用兵，这是报私怨而失大义。所以《春秋》将此事记载在攻打宋国之下，献捷之上。对比来看，鲁国确实不能没有罪过。左氏认为攻打邾国是因为邾国防备须句，所以邾国灭掉了须句。《春秋》没有记载，不可依据。】

楚国人派宜申来献捷。

【宋国想要联合诸侯以称霸，而曹南的盟会、鹿上的盟会、盂地的会盟，鲁国都没有参加，所以楚国高兴鲁国不帮助宋国。又正要去问罪于听从宋国的、杀害鄫子的邾国，宜申献捷，实际上是通好以结交鲁国。所以鲁公会见诸侯，请求释放宋公，楚国就听从了。文定认为他不跟随攻打宋国，献捷来胁迫他，这是错误的。不记载宋国的捷报，说是为鲁国避讳。既然明确记载了献捷而鲁国接受了，又有什么避讳的呢？逮捕宋公虽然用“同执”来记载，但献捷只记载楚人，这是明确以逮捕宋公、攻打宋国为楚国主导，而楚国虐待诸侯的恶行，昭昭在目。既然用“同执”、“同伐”来记载，谴责陈、蔡、郑、许、曹听命于楚国，又记载会见诸侯释放宋公，谴责鲁国不能救援宋国、讨伐楚国，反而与楚国结盟以求释放中原诸侯的屈辱，太过分了。又哪里是因为不记载宋国的捷报来伸张有道者的弱小，而阻止无道者的胜利呢？那么所谓避讳的说法是错误的。】

十有二月，癸丑，鲁公会见诸侯在薄地结盟，释放宋公。

【晋国逮捕曹伯，逮捕卫侯，都不说“释”，而是以“自归”来记载。楚国逮捕宋公，释放宋公，其逮捕，其释放，都受制于楚国。《春秋》直接记载在史册上，是为了暴露楚子的恶行，彰显宋公的耻辱，以及鲁国和五国诸侯的罪过。《公羊传》还认为不称楚子是不赞成荆蛮逮捕中原诸侯，《谷梁传》还认为不称楚是不赞成楚国擅自释放。那么是谁逮捕的，是谁释放的呢？况且如果没有楚人献捷的记载，那么逮捕的人就怀疑是五国诸侯，释放的人就怀疑是鲁国和五国诸侯。《春秋》为什么要掩盖楚国的恶行呢？《春秋》治理诸侯，就像天吏审理案件一样。明明记载楚人献捷，那么逮捕宋公，释放宋公，明明归罪于楚国，而不是不赞成其逮捕，不赞成其释放。】

二十有二年

春天，鲁公攻打邾国，夺取须句。【句，公羊传作昫】

【邾国使用鄫子，鲁国问其罪，未为不义。但事情过了三年，趁着宋国的危难而攻打它，又再次攻打而夺取须句，其军队就不正直了。邾国灭掉须

译须句子前来投奔，经文中都没有记载，原本就不可作为依据。然而须句确实是风姓的国家，《左传》的说法，或许是因为文公七年又有“取须句”的记载，于是认为这是把须句子送回他的国家，而不是把须句据为己有。但是，春秋时期对外国夺取他国城邑、对内夺取本国城邑都不记载，怎么知道须句没有再次被邾国夺取，直到文公七年鲁国才从邾国手中再次夺取须句呢？文定认为，不请示周王的命令，专门为母家谋划，动用武力，擅自夺取他国，并送回其国君，以混乱替代混乱，这与掠夺没有区别。先王分封土地，各国不相统属治理，灭国夺邑，改变法度扰乱纲纪，不义到了极点。铲除强暴，扶持弱小，恢复自己失去的国家，接纳出逃的国君，即使不请示周王的命令，也还是合乎道义的。《春秋》对于筑城邢、筑城杞、筑城楚丘、筑城缘陵，全都加以记载，未曾不认为这是善举。鲁国有保存须句的道义，却反而改变其文辞，掩盖其事实，坐实了夺取须句的不义，这难道是《春秋》记载鲁国内部事务的原则吗？

译夏季，宋公、卫侯、许男、滕子攻打郑国。

【在防孟遭受耻辱后，宋国已经不振作了。然而卫国、许国、滕国仍然跟随宋国去攻打郑国。可知当时的诸侯中，还有对荆蛮发怒并扶持大义的人。假使宋襄公修养德行以和睦团结诸侯，未必不能在楚国得逞。但他却轻率地兴兵挑衅，为什么呢？自从在泓水战败后，卫国和许国也都倾向楚国了】

秋季八月丁未日，鲁国与邾国人在升陉交战。

【《左传》说邾国人缴获了鲁公的头盔，悬挂在鱼门，记载称邾娄人用箭射中了鲁公，这是双方都失败了。因为双方都失败，所以史书没有记载，各位儒者认为是避讳的说法是不对的】

冬季十有一月己巳日初一，宋公与楚国人在泓水交战，宋军大败。【宋襄公不估量德行和力量，攻打郑国而招致楚军，又轻率地轻易一战，他这种穷兵黩武、好战的行为，残害毒害他的百姓太严重了。不击鼓进军，不列好阵势；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人，只是假借仁义的名义罢了。《公羊传》认为即使是周文王的战争也不能超过他，这是不对的。一战就军队失败、自身死亡，被天下人取笑。然而因为他与楚国作战，还有雪耻的志向，比起遭受一次挫辱就投降屈服以求生存的人来说，稍微好一些。与郑国入朝、鲁国乞求援军相比，怎么样呢？《春秋》还没有深深地厌恶他。他的失败是不可以避讳的，也没有必要避讳。汪氏认为不记载宋公大败，还是为中原国家避讳耻辱，这是不对的。以前不为宋公避讳被俘，现在却为宋公避讳失败吗】

二十有三年

春季，齐侯攻打宋国，包围缗邑。【缗，谷梁传作闵，后同】

【齐孝公是齐桓公的后裔。楚国的势力日益炽盛，介入争夺夏季的盟会，拘禁宋公却不加过问，攻打宋国却不救援，泓水战败也不救援，自己已经丧失了大义而破坏了霸业了。何况又趁着宋国军队战败、国君受伤而攻打他呢？泓水之战，宋国败于楚国。先公的功业，没有比抵御楚国更大的，而宋国两代辅佐先公成就霸业，所以楚国是敌人而宋国是邻国。攻打邻国来使敌人高兴，有良心的人不会这样做。甗邑之战，宋国虽然是在齐国丧期攻打，但还是以先公嘱托立君的名义，未曾不可以用道理遣责、用情理宽恕，放下怨恨仇敌，怎么至于攻打他的国家、包围他的城邑像这样严重呢？《左传》认为是讨伐宋国不参与齐国的盟会，盟会齐国之后也有很多变故了，又追讨它吗？宋国虽然不参与齐国盟会，但鹿上之盟，宋国和齐国是合作的。又舍弃鹿上之盟的合作，而讨伐齐国不参与盟会吗？《左传》大概认为四国攻打齐国是为了接纳孝公，孝公不应忘记宋国接纳自己的恩德，却趁危加兵，所以认为是讨伐不参与齐国盟会。然而齐国实际上是报复甗邑之战。由此可以知道四国攻打齐国，是宋国假借嘱托立君的名义，趁机在丧期攻打。《左传》“孝公逃到宋国，宋国接纳孝公”的说法不足以依据】

夏季五月庚寅日，宋公兹父去世。

【宋襄公不记载泓水之战。《公羊传》认为是避讳，《谷梁传》认为是抛弃军队失去民心。文定认为是惩治他的罪过，李氏认为是趁丧期示威，招致楚国图谋中原，违背仁义，所以略去不记载泓水之战，以等同于秦楚的君主，都是不对的。鲁国没有去防孟罢了。然而张氏认为僖公有意依附楚国，所以不去防孟，也是不对的。鲁国对于宋国，进入春秋以来，和公、冯公两代国君去世，都去防孟，所以都记载泓水之战。鲁国与宋国友好。自从庄公在鄑地、乘丘两次击败宋军之后，御说、兹父、王臣三代国君去世，都不去防孟，所以都不记载泓水之战。鲁宋的友好断绝了。等到华孙来结盟，旧日的友好恢复，所以终春秋之世，鲍、固、成、佐四代国君去世，都去防孟，就都记载泓水之战了。鲁国去防孟就记载，鲁国不去防孟就不记载。意义在于鲁国是否去防孟，不在于对方是否记载。通观春秋诸侯的泓水之战，都是这样，不只是宋国。如果杵臼遭遇弑杀，国家动乱，宋国不告知泓水之战，鲁国不去防孟，那就又不可以用常事来论断了】

秋季，楚国人攻打陈国。

【《左传》认为是讨伐陈国背叛宋国，这是不对的。陈国未曾背叛楚国，就是宋国。吴氏考证经文，只看到陈国服从楚国，没看到陈国背叛宋国，非常正确。而又认为楚国打败宋国之后，郑国朝见而陈国不朝见，因此诬陷陈国背叛宋国的罪名而攻打它，恐怕也不对。看二十五年包围陈国接纳顿子，这一定是为了顿国而攻打陈国】

冬季十有一月，泓水之战的国君去世。

【《左传》认为泓水之战不用中原的礼仪，所以降格称为子。各位儒者寻求降爵的原因，找不到，因而也跟随《左传》。恐怕应当以自行降格的解释为妥当。看它忽而称子忽而称伯，难道有时用中原的礼仪就称伯，有时不用中原的礼仪就称子吗？这说不通】

二十有四年

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狄人攻打郑国。

【邢人、狄人攻打卫国。文定认为称人，是羡慕道义而来进军的。进兵攻打卫国，是因为齐国的缘故。狄人虽然说救援齐国，而卫国被宋襄公迷惑，接受齐桓公的嘱托立孝公，还没有忘记齐国保全自己的恩德。而当以趁丧期攻打的罪名治理时，尚且认为狄人是羡慕道义而进军的。邢人让狄人攻打兄弟国家，也就认为救援齐国而不加罪了。现在郑国抗拒王命，拘禁王臣，其罪大于卫国辜负恩惠、趁丧期攻打。狄人奉王命攻打郑国，为什么唯独不嘉奖其羡慕道义而进军呢？卫国忘记齐桓公的私恩，完全跟随宋军，就是背义。邢国让狄人攻打兄弟国家，肆意攻打，其罪可恕。以先王世代封赐的滑国，一旦不听命于郑国，郑国就想灭掉它。面临天王的命令而不能释放，又拘禁其二臣。天王让狄人攻打它，

译然而却指责他抛弃德行、崇尚奸邪，为何在评论邢国时如此宽厚，而在评论周天子时却如此苛刻呢？《左传》中富辰的话非常正确，但他也看到了周王室衰微无法振兴，以及郑国不可能顺从周天子意志的现实。假若有仁德且勇武的君主修明先王的法度，以此来治理诸侯，而郑国侵犯小国、违抗命令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可以因为它是亲近的同姓宗亲就亲近它，而不追究它的罪责呢？他使用狄人的军队，本来就存在用狄人来谋划华夏事务、以疏远之人干预亲近之人的过失，而又将狄人的女儿立为王后，确实是不明内外亲疏的大义。怎么能因为狄人后来成为祸患，就一并追究他讨伐郑国是错误的呢？本来就知道，在讨伐郑国归来时，狄人原本就被认为是有罪的。周天子讨伐郑国，而在讨伐卫国时记载了狄人，并不是赞许狄人仰慕道义，正是为了将狄人与邢国人同等看待，以惩治邢国勾结狄人讨伐兄弟之国的罪责。

译秋季七月。

冬天，周天子出逃，居住在郑国。

【夏季，狄人攻打郑国。冬季，周天子出逃居住，前后才经过两个季节罢了。中间立狄人女子为后，与隗氏通婚，率领狄人的军队攻打周天子，率领狄人的军队攻打周王室，为什么如此急促呢？况且周襄王即位已经十六年了，难道到了这个时候才立后吗？恐怕《左传》的说法也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或许狄女原本就在宫中，周襄王丧妻后，因为感激狄人的恩德而立她为后呢？或者太叔原本就与隗氏私通，隗氏被立为后之后，周襄王才开始察觉呢？这些都是难以考证的。但他治理家庭不能端正夫妇、兄弟的伦理，治理天下不能严明内外、华夷的界限，他出逃居住是理所当然的。至于不记载“王师以狄伐郑”，或许是周天子命令狄人攻打郑国，而周天子的军队没有出动。又因为《春秋》记载周天子的事不能详尽，如果上面记载“王师以狄伐郑”，下面记载“天王出居于郑”，那么既攻打郑国又居住在郑国，事迹反而晦涩不明，所以笔法只像是狄人自己攻打郑国。宁可记载不详，也不能因文辞而损害大义。汪氏认为这是为周襄王使用狄人避讳，是不对的。不避讳周天子出逃居住，却避讳周天子使用狄人吗？不记载叔带率领狄人攻打京师，也是因为《春秋》国史不能详尽记录周天子的内政。汪氏认为这是为周天子避讳恶行，是不对的。率领狄人攻打京师，这是叔带的恶行，难道是周天子的恶行吗？】

晋侯夷吾去世。

二十五年。

春季，周历正月丙午日，卫侯燬灭掉邢国。

【灭国断绝祭祀的罪过，难道会因为同姓、异姓而有轻重之分吗？虞国贪图璧玉和骏马，并没有葛伯那样的恶行；晋国灭掉同姓之国，程颐（文定）认为可以从轻发落，这也是在义理的权衡上失误了。这应当以朱熹所说的“下面记载卫侯燬去世，因此是传抄错误”为正确。邢国遭受狄人的祸患，狄人只是进入它的国都；卫国仅仅因为替齐国来攻打鲁国这一恶行，就肆意作恶灭掉邢国。唉！谁说诸侯讲究义理的国家，比狄人更好呢？】

夏季，四月癸酉日，卫侯燬去世。

宋国的荡伯姬来迎接媳妇。

【记载伯姬，记载迎娶媳妇，是明确表明兄弟姊妹的子女作为婚姻对象。《公羊传》所说的“兄弟辞”，也自有其义理，恐怕不仅仅是讥讽伯姬亲自前来迎亲、公自主婚的失礼之处。〇伯姬来求娶媳妇，应当与这一条一同看待。】

宋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

【曹国杀大夫，宋国杀大夫，没有记载名字，怀疑是史官遗漏了名字，汪氏的说法也是这样。然而如何解释得通呢？《春秋》杀大夫不遗漏名字，唯独宋国四次杀大夫而三次遗漏名字吗？程颐认为义理在于专擅杀戮，那么大夫的名字就不值得记载。然而如何解释得通呢？《春秋》杀大夫都记载名字，唯独宋国四次杀大夫而三次不值得记载吗？《春秋》在这些地方，难以凭主观臆断，必须寻求能够解释得通的道理，那么大概可以合并两种说法一起观察。曹国杀大夫，以及这一年宋国杀大夫，《左传》也不详细记载被杀的是何人，这是史官遗漏名字的缘故。文公七年宋国杀大夫，《左传》认为是公孙固、公孙郑；八年宋国杀大夫司马，宋国司城来投奔，左氏认为被杀的是公子邛，投奔的是荡意诸，这是名字不值得记载的说法。《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恐怕不可遵从。】

秋季，楚国人包围陈国，把顿子接纳进顿国。

【程颐认为“纳”是不赞成接纳。不赞成接纳的原因，是陈国不能保护弱小诸侯，不能履行方伯、连率的职责，而让楚人仗义执正来匡正中原诸侯，对中原诸侯的责备很深了。取义很正，但唯独所谓“不赞成接纳”的意思，过于曲折。大概《春秋》是赞成楚人接纳顿子，以此来归罪于陈国及中原诸侯的。】

〇卫文公

冬季，十二月，癸亥日，鲁公与卫国的子莒庆在洮地结盟。

【《左传》认为卫国人替莒国在鲁国讲和，杜预于是认为莒国因为元年郦地的战役怨恨鲁国，卫文公将要替他们讲和，没来得及就去世了，卫成公追成父亲的志向，这是不对的。鲁莒两国二十多年的怨恨，近来又没有见到修怨构兵，卫国的子莒庆正在丧期，为什么急于替鲁莒两国讲和呢？大概邢国、齐国所存在的威胁，又正与狄人交好，卫国既然灭掉了邢国，而内心实际上忌惮齐国和狄人，所以与鲁国结好，恰好莒庆是鲁国的女婿，想要讲和鲁莒两国，所以两国来洮地结盟。而鲁国正与邾国交恶，所以也贪图与莒国和好以联合卫国。大概是互相约定，发誓互相援救，以对抗诸侯。】

二十六年。

春季，周历正月己未日，鲁公与莒子、卫国的甯速在向地结盟。【速，鲁公作遫，后面相同。洮、向两地的结盟之事，虽然跨过年头，但实际上不过间隔一个月。洮地是卫国国君、莒国臣子，向地是莒国国君、卫国臣子，为什么呢？莒庆因为是鲁国的女婿，所以想要讲和鲁莒两国，所以先与鲁、卫两国在洮地结盟。必定是鲁国坚持要与莒子亲自结盟，所以约定卫国再次结盟。卫侯不出面，而派甯速听从僖公的命令到莒国与莒子结盟。不然，事情间隔一个月，莒子为什么不到洮地，而一定要再麻烦僖公、甯速前往向地结盟呢？这是外臣与诸侯结盟而记载名字的开始，也是用来彰显莒庆、甯速的专擅。】

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公追击齐军到酅地，没有追上。【〇鲁公作雟，谷梁作〇，弗左传作不。鲁莒两国讲和，对齐国有什么妨碍，而齐国急忙侵犯鲁国？过了时节又攻打鲁国吗？本来就知道齐国侵犯鲁国，不是因为鲁国与莒国讲和，而是因为鲁国偏袒卫国。却不兴师攻打卫国，以问罪灭掉邢国的罪行，反而对与莒国讲和的鲁国用兵？联合卫国的鲁国，齐孝公真不足以有所作为了。】

夏季，齐国人攻打我国北部边境。

译齐桓公称霸，鲁国便朝拜齐国。齐桓公死后，齐孝公不能继承先君的功业，那么鲁国与卫国、莒国结好，也是事理势所必然。齐孝公不估量自己的德行和力量，不通晓时务，一定要让鲁国屈服于自己，一次入侵没有达到目的，又再次攻打，这究竟是为了什么？经文中称“齐人”，或许是齐国的大夫率领军队。根据《左传》记载，则是齐孝公亲自到了。胡氏于是认为齐孝公听从了展禽的话而避讳，这种说法太牵强了。凡是《春秋》记载“人”，像这类情况很多，是国君还是大夫，都无法确定。义理取决于事件，不取决于人物，所以从简略的角度记载为“人”。大概是因为无故对鲁国动武，无论是国君还是大夫，都应受到贬斥，何必在一个字上寻求义理，认为这是贬斥、这是避讳呢？

译卫国军队讨伐齐国。

【卫国原本忌惮齐国而与鲁国结盟。如今齐国再次对鲁国用兵，卫国便不得不对齐国采取军事行动了。然而史书不记载卫国救援鲁国，是因为鲁国尚未被齐国所苦，未必向卫国求援。卫国讨伐齐国，是趁着齐国军队在鲁国而袭击其空虚的后方，并非为了救援鲁国而出兵。况且卫国先前讨伐齐国导致齐国丧师，未曾报复；又灭掉了齐桓公所保全的邢国，齐国也未兴师问罪。卫国反而先发制人动用武力，难道不是罪过吗？鲁国和卫国在此与齐国结怨，于是都屈从意志去顺从楚国，这可以说是舍弃道义而追求不义了。然而鲁国和卫国顺从楚国，也是齐国逼迫的结果】

公子遂前往楚国请求出兵。

【根据《左传》，襄仲和文仲一同向楚国请求出兵，不记载文仲，是因为事情以正使为主，不牵连副使。各位儒者指责文仲不能劝谏阻止，然而在鲁国三家权臣之外，仲遂共同专掌国政，《春秋》之所以宽贷文仲而专门归罪于仲遂罢了。况且使者不称副使，是遣词造句的体例如此。例如成公十八年出使齐国，仲遂和得臣一并记载，那是为了同时彰显两位大臣的罪过；这里不归罪于文仲，所以不记载他。又陈氏认为臧宣叔出使晋国请求出兵不记载，一定是向荆蛮请求出兵才记载，这也不完全正确。那里记载四位卿大夫一同前往，是为了彰显他们的罪过，所以请求出兵可以不记载】

秋天，楚国军队灭掉防国，将防子带回楚国。【防，公羊传作隗】

【楚国不称名，陈氏拘泥于“灭同姓不书名”的说法，认为楚君的名字尚未登上《春秋》。对于君主不称爵位、大夫不称名字，可以视为夷狄，但因夷狄的缘故，就一并宽贷其灭同姓而书名的罪过，这就失去了道义。那么为什么不记载“楚灭夔”，以显示名字未登上《春秋》的道义呢？如果说曾经称楚子，这里又改称人以显示道义，那么灭遂国时记载“齐人”，又有什么道义呢？卫侯灭邢，称名是传抄承袭的错误，《春秋》没有这种道义。对于“以归”不称名，朱熹认为无罪，大概是依据《左传》中楚国责备防国不祭祀祝融、鬻熊的缘故。然而晋国灭潞氏，《左传》认为是酆舒执政，伤害了潞子的眼睛，如果是这样，那么婴儿无罪，又为什么称名呢？或许是史官遗漏了他的名字，并非另有深意】

冬天，楚国军队讨伐宋国，包围缗地。

【看第二年楚国再次包围宋国，就知道今年包围缗地时宋国尚未向楚国屈服。当时大概是转移包围缗地的军队，跟随鲁国去讨伐齐国罢了】

鲁公率领楚国军队讨伐齐国，夺取谷地。

【邢国讨伐卫国，则邢人、狄人一并记载；晋国讨伐郑国，则晋人、秦人一并记载。这里不记载“公及楚人”、“公防楚人”，而说“公以楚师”，是为了表明楚国原本与齐国没有仇怨，而讨伐齐国夺取谷地的军队，完全是为鲁国而出，所以专门归罪于鲁国。朱熹认为能够使用其军队，进退由自己决定；汪氏认为楚国将其军队交给鲁国，让鲁国自行使用以讨伐齐国，这都是不对的】

鲁公从讨伐齐国归来。

【率领楚国军队讨伐齐国，又夺取其城邑。记载“至”，是为了归罪于他。朱熹采纳《谷梁传》的说法，认为这是表示危险，这是不对的】

二十有七年

春天，〇国国君来朝见。

夏天六月庚寅日，齐侯昭去世。

秋天八月乙未日，〇国国君齐孝公。

【昭去世，潘没有传位给儿子而传位给弟弟。又过了三个月就迅速〇，这必定有缘故。《左传》没有记载，大概无法考证。但在《春秋》时代，公子争夺君位，得国者大多不利于众公子，即使是小白也不能容忍子纠。昭拥有齐国，而兄长元、弟弟潘、弟弟商人、弟弟雍都能安然无恙，那么国人用“孝”来谥号昭，昭也可以无愧了】

乙巳日，公子遂率领军队进入〇国。

【春天来朝见而秋天率领军队进入，必定另有缘故而无法考证。《左传》寻求缘故不得，认为是来朝见不恭敬。〇国弱小，依托于鲁国而在其朝廷朝见，怎敢不恭敬？以召致祸端若无心，而礼仪节度有失，鲁国也必定不会因此苛责而讨伐它。而进入其国，即使另有缘故，而欺凌弱小国家的罪过，也不能免除。大概正借楚国军队以报复齐国，却立即单独用兵进入〇国，畏惧齐国是无勇，依附楚国是不智，虐待〇国是不仁。记载于史册，罪过就无法掩盖了。这以及三十年的两次记载公子遂率领军队，如同隐公时代两次记载翚率领军队，彰显公子遂掌握兵权，所以能杀死子赤而立宣公】

冬天，楚国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包围宋国。

【楚子称人，各位儒者都认为这是贬义。伊川说：因为他联合诸侯包围宋国。然而通晓《春秋》，以蛮夷扰乱华夏，欺凌诸侯，凡是侵伐，没有哪次不当贬，难道唯独在包围宋国时贬义，而其他处称爵位就不是贬义吗？朱熹说：宋国是先代王者之后，作为王室的宾客，楚国人无故联合诸侯包围它，所以称人以彰显其罪。那么其他诸侯不是王者之后，楚国无故侵伐，有称爵位的，是赞许其治理中国诸侯而不归罪吗？先前包围缗地的楚人，是子玉、子西；后来在城濮战败的楚人，是子玉。怎么知道率领诸侯包围宋国的不是子玉呢？因为陈、蔡、郑、许都是顺从楚国的意思，楚子必定亲自到达，所以《左传》认为包围宋国之后，楚子进入居住在申。《左传》必定有所依据，然而楚国对诸侯有事，多派遣大夫率领军队前往，而其君主在边境驻扎以为支援。怎么知道楚子原本不在申地驻扎，而必定认为是包围宋国之后才进入居住在申呢？如果真如《左传》所说，那么家氏所谓“称人于楚子而称爵于诸侯，不给予楚子主持诸侯盟会的资格”，也是为了纠正诸侯顺从楚国的罪过，这是恰当的。然而《春秋》之初，讨伐国家的军队多称人，

译关于他是国君还是大夫，都不必详加考证。楚成王在位四十多年，从元年聘问鲁国被称为“荆人”，十三年攻打郑国被称为“楚人”之后，只有防盂会盟举杯祝酒一事，其他二十一次侵伐、围攻、灭国的事件都记载为“楚人”。如果认为称“人”是贬义，那么商臣以弑君之贼的身份来聘问，在厥貉会盟时攻打麋国，接连举杯祝酒，难道《春秋》会认可他吗？程氏认为称“楚人”是指大夫，这是正确的。又根据《左传》，宋襄公去世后，宋成公平定楚国并朝见楚国，到这时舍弃楚国而投靠晋国，所以去年冬天楚国人攻打他，今年又联合四国来围攻他。然而此时朝见楚国的诸侯很少，看鲁国请求出兵攻打齐国，没有朝见楚国，那么宋国虽然与楚国讲和，但也未必朝见楚国。中原诸侯中只有宋国因为是前代王者的后裔，刚直凌厉，常常不屈服于楚国，所以能杀死楚国使者以至于被围攻，到了困顿的地步也不肯订立城下之盟。《左传》认为自从败绩以来四年忽然兴起攻打宋国的军队，晋国借救援宋国之机侵犯曹国、攻打卫国，于是编造出服从楚国、亲善晋国的说法。宋国朝见楚国、聘问晋国，《春秋》按体例本不应当记载，而宋国与楚国讲和可以记载。看《春秋》没有记载宋、楚讲和，那么《左传》就有不可依据的地方了】

译十二月，甲戌日，鲁公在防地防备诸侯，并与他们在宋国结盟。

【鲁公在防地防备诸侯并与宋国结盟，必定是因为楚君在宋国，约定鲁公到防地，从而与他们结盟，以坚定中原诸侯的意志，使他们不援助宋国，以便楚君必定能在宋国得逞。然而楚国正联合四国包围宋国，鲁国既不能救援，又前往防地与楚君结盟，鲁公的罪过就很大了。这不像在薄地结盟以释放宋公那样，还可以宽恕。因为在宋国结盟而子玉没有离开宋国，就知道鲁公的结盟不是为了解除宋国的围困，而是实际上为了助长楚国的势力罢了。其他在防地与其国结盟的，其国君也参与了吗？如果依据《左传》，子玉请求恢复卫侯的地位并分封曹臣，也是解除宋国围困的话，那么子玉没有离开宋国而宋国就不参与结盟了。文定认为没有嫌疑参与结盟，是不对的。又因为楚君在宋国而与诸侯结盟，那么包围宋国的楚人应当是楚君而不是子玉了。然而如同昭八年记载“楚师灭陈”，九年记载“叔弓在陈地防备楚君”，而实际上是公子弃疾率领军队，却记载为“楚师”。不亲自包围宋国而亲自与诸侯结盟，不亲自灭陈而亲自防备叔弓，凭什么知道《春秋》记载的“楚人”不是子玉而是楚君呢】

二十八年

春天，晋侯侵犯曹国，晋侯讨伐卫国。

【晋文公侵犯曹国、讨伐卫国，与齐桓公讨伐郑国、侵犯蔡国的形势大致相同。《左传》认为齐桓公侵犯蔡国是因为蔡姬的缘故，晋文公侵犯曹国、讨伐卫国是因为经过曹国、卫国时受到无礼对待，所以为什么不成全他们的美德呢？朱子认为晋文公诡诈，侵犯曹国、讨伐卫国都是当时出亡时受到无礼对待的私怨，却只名义上说是治理他们追随楚国，这是假借公义来伸张私愤，不应当因为事情的公义而解释其内心的私怨，也不应当因为内心的私怨而抹杀事情的非公义。所以《春秋》的道义，既记录了治理曹国、卫国追随楚国的事，又揭发了怨恨曹国、卫国无礼的心。汪氏认为不攻打陈国、蔡国、郑国、许国而侵犯曹国、讨伐卫国，有利于报怨和分地，这正是不对的。晋文公的时候与齐桓公的时候不同，齐桓公的时候中原诸侯坚定依附楚国的只有蔡国，新依附楚国的只有郑国；晋文公的时候天下诸侯除了齐国、宋国外都依附楚国了。宋国被子玉的围困所困扰，齐国被申叔的戍守所逼迫，而陈国、蔡国、郑国、许国则出兵跟随楚国了。鲁国感念报答齐国的恩德，又刚刚与宋国结盟了。曹国、卫国都依附楚国，而卫国又与楚国有婚姻关系。惩治曹国、卫国的罪过，以解除宋国的围困并退却楚军，其名义未曾不正，其谋略未曾不善。如果不惩治曹国、卫国，那么曹国、卫国梗塞在中间，怎么惩治陈国、蔡国、郑国、许国？内部诸侯不服，怎么抵御楚国呢？所以从事势利害来看，侵犯曹国、讨伐卫国不仅是解除宋国围困的定谋，也可以作为讨伐楚国的先声。但是他在卫国请求结盟不被允许，后来又逼迫国人将他们的国君驱逐到曹国，既然侵犯了他们的边境，又进入了他们的国家；既然拘捕了他们的国君，又分割了他们的田地，事情做得太过分，而心术不正，出亡时受到无礼对待的私怨，不知不觉全部暴露了】

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鲁国刺杀了他。

【依据《左传》，这是鲁国刺杀公子买来讨好晋国，而以没有完成戍守任务来欺骗楚国。然而此时晋楚的胜负未决，而楚人救援卫国在刺杀公子买之后，不应当说楚人救援卫国没有成功，鲁国害怕而刺杀公子买。应当是晋军在卫国，卫国的戍卒害怕而溃散，公子买回到鲁国，鲁国实际上以没有完成戍守任务的缘故，刺杀公子买来讨好楚国。所以《春秋》直接记载，以彰显鲁国在此时追随楚国的意志依然坚定。不然，讨好晋国、欺骗楚国的道义，怎么显示出来呢】

楚人救援卫国。

【各位儒生认为凡是记载“救”都是善意的救援，那么善意的救援者就是善的，讨伐者就是不善的。朱子说中原诸侯晋侯以私怨讨伐他们，反而使楚人来救援，那么《春秋》的道义就可以看出来了。这在解释义理上当然很恰当。《春秋》在这里记载“楚人救援卫国”，又有别的道义，怎么从没有记载“晋人救援宋国”看出来呢？大概没有记载“晋人救援宋国”是为了彰显晋国的功劳，记载“楚人救援卫国”是为了彰显卫国的罪过。晋文公在城濮一战，张扬内部诸侯的势力，挫败强楚的威风，挽回已经倾倒的狂澜，扶持中原的正气，足以与齐桓公在召陵的功绩相比。如果记载“晋人救援宋国”，那么晋军是因为救援宋国而出动，而不是因为抵御楚国而出动，事情末节而情感私利，道义小而功劳微了。所以《春秋》以不记载救援宋国来彰显晋国的功劳。齐国、宋国之外的诸侯依附楚国，陈国、蔡国、郑国、许国帮助楚国包围宋国，那么已经记载而知道了。鲁国乞求军队、与宋国结盟，那么已经记载而知道了。曹国仇视宋国、依附楚国，那么在记载“拘捕曹伯交给宋人”中看到了。鲁国虽然杀了卫国的戍卒，还没有看到鲁国为楚国戍守卫国。如果不记载“楚人救援卫国”，那么既没有用来彰显卫国依附楚国，也没有用来彰显晋国讨伐卫国是为了惩治他们依附楚国。所以《春秋》以记载“楚人救援卫国”来彰显卫国的罪过。不然，《春秋》难道不认为晋国救援宋国是善的，而认为楚国救援卫国是善的吗】

三月丙午日，晋侯进入曹国，拘捕曹伯，把他交给宋国人。

【讨伐卫国而楚国不能救援，中原诸侯已经震慑于晋国的威风了。此时不进入曹国也可以，进入曹国而又拘捕他们的国君，虽然是出于用谋略以招致楚军作战，但也可谓不义了】

夏四月己巳日，晋侯、齐国军队、宋国军队、秦国军队与楚人在城濮作战，楚军大败。

【召陵、城濮，各位儒生以战与不战来论优劣，不一定如此。圣人推崇王道而轻视霸业，推崇仁义而轻视功利，不是厌恶他们作战，而是厌恶他们作战的原因。不是平定祸乱为百姓考虑，而都是他们自私自利的心在作祟。至于王者，难道废弃军队不用吗？商汤、周武兴起，王道必定不是军队一到就服从，一箭不发就征服的。《春秋》中的战争，没有认为是义的，唯独不义

译这不过是他们用来作战的手段罢了。所以从王道来评判，即使召陵之盟也不值得过多称道，何况是城濮之战呢？但从霸业功绩来评判，有了召陵之盟，就不能没有城濮之战。这是因为时势不同啊。当时天下诸侯大多归附楚国，楚国戍守谷地而齐国不能作战，包围宋国而宋国不敢作战，形势岌岌可危。城濮一战的功效，是不可抹杀的。况且楚国凭借战〇的胜利，长驱直入中原，势将改变天下格局，不得不竭尽全力一战，又不得不谋划必胜的策略。晋国设谋布阵，考虑必胜之后才开战，决战而能取胜，中原与四方盛衰的关键，确实在于此。就霸业而言霸业，就晋国而言晋国，就春秋而言春秋，那么孟子所说的“彼善于此者”，指的就是城濮之战。因此知道《春秋》书写“及”字是以鲁国为主，而不是指责晋国主动挑起战争。不写“晋人败楚于城濮”，而称“晋侯序三师”，书写“战”，书写“败”，也不能算是简略，从而怀疑其中没有赞美的言辞。

译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得臣。

《春秋》记载“杀大夫”，都是谴责他们擅自杀人。吴国和楚国没有大夫这一官职，那么也不一定要用擅自杀人的罪名来惩治。但是楚国的大夫既然已经被记载在《春秋》中，那么楚国杀大夫，也就不得不根据事情来记载了。楚国杀得臣，与中国杀大夫一样记载，并不是把楚国提升到诸侯的地位，而是为了彰显楚国用法的严厉，这正是它能够与中国抗衡的原因。楚成王在位已经四十年，召陵之战，虽然接受了齐国的盟约，但实际上没有一年不在诸侯间用兵。作战就胜利，进攻就攻克，这都是他臣下的功劳。得臣一败就立即被杀，由此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用法了。正因为用法像这样，所以它不可战胜。中国的诸侯能不害怕吗？那些强硬言辞请求作战，只给少量军队，《春秋》在此处琐碎地论述君臣的是非，那么意义也就微小了。

卫国国君出逃到楚国。

进入曹国并拘捕曹伯，那么卫侯恐惧而出逃就是应该的了。晋文公入侵曹国、讨伐卫国，还是为了激怒楚军，导致他们一战，以图必胜。楚军既已战败，得臣已被杀，可以释放曹伯了。长时间不释放，又逼迫卫侯出逃，怎么能不以此归罪于晋文公呢？曹国、卫国都是兄弟之邦，背离中原而亲近荆蛮，不能说不犯罪。但是与陈、蔡、郑、许帮助楚国围攻宋国，陈、蔡又帮助楚国在城濮作战，以及鲁国乞求军队讨伐齐国夺取谷地、戍守卫国相比，罪行有轻重之分。陈、蔡、郑、鲁被置之不问，而在践土之盟上拘捕曹伯，那么拘捕而不释放；对于卫侯则逼迫他出逃。这种出逃而不以礼相待的私怨，就是归罪于晋文公而无法推辞的原因。假如晋文公到此就释怀于曹、卫，那么之前入侵曹国、讨伐卫国，就可以比作齐桓公讨伐郑国、入侵蔡国，也就不会指责他假借公义来成就私欲了。至于卫侯的罪行，则在直书“奔楚”中体现出来。

五月癸丑，鲁公在践土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结盟。

经文记载四月己巳日，在城濮打败楚军。过了二十六天甲午日，《左氏传》说：“到达衡雍，在践土建造王宫。”过了十三天，五月丙午日，经文说：“晋侯、郑伯在衡雍结盟。”第二天丁未日，传称：“向周王献上楚国的俘虏。”过了三天己酉日，经文说：“周王赐酒，命令晋侯宽宥。”过了五天癸丑日，经文记载“在践土结盟”。过了十一天癸亥日，传称：“王子虎在王庭与诸侯结盟。”综合经文和传文考察事情，非常明白。大概打败楚军之后，晋军返回到达衡雍，听说周天王下来慰劳，就在践土建造房屋，以等待周天王，并征召诸侯来会盟。因为在郑国境内，所以先与郑伯结盟。周王到来而献俘，是晋侯先朝见周王。既已献俘而周王赐酒，又让郑伯传达周王的命令，是郑伯又先朝见周王。其他诸侯先后到达，然后与他们进行践土之盟。既已结盟而后诸侯朝见，既已朝见而后在王庭结盟。先结盟而后朝见，是因为诸侯中只有齐、宋与晋国一致，鲁国与蔡、卫都依附楚国而被迫内属，晋国不与他们结盟，他们肯听从朝见周天王吗？鲁国与蔡、卫不先接受晋侯的盟约，而敢立即朝见周天王吗？这是当时事势如此，而经传所记载的月日，也没有错乱。大概是根据事情的先后，如实记载罢了。陈氏认为先朝见后结盟，《春秋》先记载结盟而后记载朝见，不使用天子参与结盟的辞令。汪氏认为践土和温，都是先行朝见礼而后会盟，《春秋》都先记载结盟、会盟而后记载朝见，使得好像晋侯联合诸侯以尊崇周王一样，这都是不对的。又践土之盟是癸丑日，王庭之盟是癸亥日，经文和传文各为一件事。践土之盟，传文不记载；王庭之盟，经文不记载。众儒生拘泥地认为是一件事，所以吴氏认为经文不记载“王人”，是因为王子虎不参与结盟；王氏认为不记载王子虎，只是以诸侯自盟为文，这都是不对的。胡氏、程氏以践土之盟为谋划迎立周王，说周天王还在郑国，这次朝见王所，是朝见在郑国的周王。在温地狩猎、河阳会盟之后，才进入京师，不知依据什么。根据《左氏传》则居住在郑国的第二年，晋侯迎接他，安置在王城，在温地抓获太叔并在隰城杀了他。如果周王五年在郑国，王室长久混乱不安，不应该没有一件事记载在经文中。如果晋侯在践土结盟、在温地会盟以迎立周王，不应该经文中没有不同的文字，所以应当遵循《左氏传》。

陈侯到会盟之地。

汪氏说如防于盟，践土之后就不参与结盟；如防于朝见王所之前，那么也参与朝见。这是明明先结盟而后朝见，为什么又说“践土和温，都是先行朝见礼而后会盟”呢？

鲁公朝见周天王所在的地方。

不是在京城朝见，不是在方岳觐见，而周天王确实就在那里，那么不得不记载为王所。周王既已在那里，那么诸侯不得不朝见，史官也不得不记载。《春秋》沿袭它，而其过失自然显现。大概周天王不自尊，那么是周天王的过失。晋侯不率领诸侯在京城朝见，那么是晋侯的过失。但是《春秋》不记载诸侯朝见，而只记载鲁公朝见，孙氏认为《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所以只记载鲁公朝见，这是对的，但意义未尽。践土和温，事势原本各不相同。践土则是周天王先到，而后诸侯到；在温

译那么诸侯先到达，随后周天子才到。周天子先到达，所以晋侯先朝见并献俘，郑伯也先朝见并辅佐周王。晋侯、郑伯的朝见没有被记载，是因为《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后到的诸侯都去朝见，但只记载“公朝”，由此可知其他诸侯也都朝见了。如果记载“公及齐侯、宋公、蔡侯、卫子、莒子朝于王所”，就会让人怀疑晋侯、郑伯没有参与；如果一并记载晋侯、郑伯，就会弄错先后的日期；如果分别记载晋侯、郑伯的朝见，又合并记载公及诸侯的朝见，那么措辞就太繁琐了。所以只记载“公朝”，其他诸侯的朝见情况也就显而易见了。至于诸侯已经在温地设防，才开始记载“天王狩”，这是诸侯先到达而后朝见周天子。此时的诸侯应当都去朝见了，但也只记载“公朝”，大概是如果温地朝见的记载与此不同，就会让人误以为通过记载或不记载来进行褒贬，从而使后人对其含义产生疑惑。所以也只记载“公朝”，其他诸侯的朝见情况也就都知道了。

译六月，卫侯郑从楚国回到卫国。

【史书只记载他逃奔卫国。记载他从楚国归来，那么卫侯背离中原而亲近荆蛮的罪过就自然显现了。根据《左传》记载，晋国人答应让卫侯复位，看下文记载晋人拘捕卫侯而没有记载讨伐卫国，就可以知道晋人答应让卫侯复位，卫侯来到温地防守，晋人因此拘捕了他。晋人答应让卫侯复位，那么就没有让叔武做国君，元咺也没有拥立叔武，这是可以推知的。卫侯杀了叔武，怎么能没有罪呢？】

卫国的元咺出逃到晋国。

【叔武没有罪，那么元咺也没有罪。没有罪的叔武可以被杀，那么元咺也可以被杀。元咺因为恐惧而出逃，也是不得不这样。但是逃到晋国去控告国君，必定是想求得自己有理，自己有理就意味着国君理亏，必定是想让晋国人杀了国君。所以元咺的罪过是不可推卸的。】

陈侯款去世。

秋季，伯姬来到鲁国。

公子遂出使齐国。

【晋国的势力已经勃然兴起，鲁国不派遣使者去晋国聘问，却去齐国聘问，这是因为鲁国与晋国原本没有嫌隙，而是担心齐国不能忘记夺取谷地的怨恨。】

冬季，鲁公在温地防备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晋侯在谷地之下，没有齐侯。】

【《左传》认为是讨伐不服从的人，因为下文有讨伐许国的记载，又有鲁公到达包围许国的记载，所以这样说。其实防备诸侯是为了等待周天子巡狩罢了。大概晋文公召见周天子巡狩，让诸侯朝见，必定约定诸侯先到，所以诸侯到了就进行这次防备。讨伐许国也是因为朝见天子之后再次有事。】

周天子在河阳巡狩。【“狩”字有的版本作“守”。】

【《左传》认为是晋侯召见周天子让诸侯朝见，并且让天子巡狩。孔子说：“以臣下召见君主，不可以作为典范，所以史书记载为‘天王狩于河阳’。”文定公沿袭此说，认为推究晋文公自我嫌忌的心理，嘉许他尊崇周王的意思，请求天子巡狩，忠诚也达到了极点。所以孔子推究实情制定书法，用诚意改变礼制，特意记载为“狩”，以尊崇周室而保全晋国。如果把“召”看作父亲召儿子、君主召臣下的“召”，那么“召”这个名字嫌疑而意思恶劣，不应当为之避讳而曲意保全。如果把“召”改为“请”，就像后世请求皇帝临幸之类，虽然没有无君罔上的痕迹，但也不必为之避讳。然而“召”确实不是美好的言辞。朱子认为晋文公召见周天子，固然不顺从，但史册所记载的，想必不敢明说。晋侯召见周天子，意思也没有尽善。大概晋侯借天子巡狩让诸侯朝见，以下位致上位，痕迹涉及召见，言辞也不顺从。所以《左传》诛心认为“召王”，而实际上晋侯告诉诸侯，必定说“天王将巡狩于河阳”，天子告诉天下，也必定说“寡人将巡狩于河阳”。所以鲁国史官根据告辞直书，《春秋》沿袭它，不是孔子把“召”改为“狩”。又陈氏认为晋侯召见周天子让诸侯朝见，那么先巡狩而后防备。《春秋》先记载“防”后记载“狩”，不是因为天子参与这次“防”的言辞不对。实际上诸侯先到等待天子巡狩，所以先记载“防”而后记载“狩”，没有别的含义。又啖氏认为诸侯怠慢臣下的礼节，如果命令他们朝见京师，大多有不听从的。又认为晋国已经强大，率领诸侯进入王城，也有自我嫌忌的意思，这是不对的。当时的诸侯，曹伯可以拘捕，卫侯可以拘捕，长久依附楚国的蔡国，恐惧而来防备；新依附楚国的郑国，畏惧而请求讲和。盟会践土而不敢不到，防备河阳而不敢不到。难道倡导大义，实行朝见天子的礼节，反而不听从吗？天子下堂接见诸侯，不以为嫌忌；诸侯尊崇内朝而朝见天王，反而以为嫌忌吗？然而晋文公不这样做，是晋文公的私心。大概朝见京师，那么诸侯有班次，所谓朝见有固定的次序。同姓的国家，不可以因为武穆而排在文昭之前。晋文公如果率领诸侯朝见，那么不得不排在鲁、卫等国之后，排在后面就失去了霸主的威严；如果排在鲁、卫之前，也厌恶改变先王的制度。所以不朝见京师，而借天子巡行四方，以方伯率先诸侯朝见天子的礼节，自己显得威严庄重。胡氏认为盟会践土是谋划拥立天子，跟随天子到温地再次防备诸侯。程氏于是把“狩”当作“狩”。指责襄王流亡在外，诸侯拥立他，没有进入京师，谢过宗庙而从事游猎，是不能感激奋励，迁善改过，这话似乎没有根据，完全不相信《左传》，恐怕也不免于牵强附会。诸儒解说《春秋》不尊崇传注的，大多如此。】

壬申日，鲁公在周天子的住所朝见。

【诸侯不朝见京师已经很久了，周天子出居在郑国，没有看到他们奔问官守。天子下劳，就朝见天子一次；天子巡狩，就朝见天子两次。一年之中，两次记载鲁公朝见，不是赞许鲁公朝见，而是彰显天下诸侯不朝见京师的罪过。】

晋国人拘捕卫侯，把他带到京师。

【卫侯杀了没有罪的叔武而《春秋》不记载，是因为晋国人拘捕卫侯而不记载。《春秋》对于国君杀世子、杀公子、杀大夫，都记载下来，以谴责他们专擅杀戮。卫侯既然有专擅杀戮的罪过，那么晋国人拘捕他是对的。拘捕他是对的，那么应当记载“杀其弟叔武”，以证实他的罪过，为什么不记载呢？大概虽然有专擅杀戮的罪过，不可以因为杀弟弟的缘故而杀他的哥哥。因为杀弟弟的缘故而杀他的哥哥，就像因为杀臣下的缘故而杀他的君主，所以不可以。所以凡是国君杀世子、杀公子、杀大夫，都记载下来，因为没有拘捕国君而请求杀戮的事情，所以记载下来以彰显他们的罪过。卫侯杀

译叔武被晋人抓获，押解回京城。如果先记载“杀叔武”，接着记载“抓获卫侯”，恐怕后人会怀疑国君杀害弟弟，并将他押解回京城请示后再杀，这就构成了罪责，那么兄弟、父子、君臣之间的关系就会陷入无法遏制的混乱。因此，卫侯杀害叔武这件事被隐去不写，宁愿让这件事的详情不为人知，也不愿让它在道义上造成损害。《公羊传》认为不记载“杀叔武”是因为叔武贤德而为之避讳，然而其他国君杀害世子、公子、大夫，难道都是因为这些人不贤德，《春秋》才予以记载吗？

译卫元咺从晋国返回卫国。

【如果不让元咺返回卫国，就无法了解元咺的诉讼情况。如果元咺不是从晋国返回卫国，就无法了解晋侯审理元咺诉讼的经过。叔武未曾正式君临卫国，元咺也未曾拥立叔武为君，而卫侯却杀了他。元咺向晋国申诉曲直，算不上大罪。晋国既已杀死士荣，砍断庄子的脚，已经太过分了。又将在京师的卫侯拘捕，此时元咺还能回卫国吗？他毅然返回卫国，又拥立子瑕，这说明元咺有必杀其君的意图。元咺的罪过因此显得重大，晋侯的责任也因此更加深重】

诸侯于是包围许国。

【许国甘心侍奉楚国，不朝见周天子，诸侯包围许国，是合乎道义的。看翟泉之盟，许国没有参加，就知道虽然包围了它，但许国并未臣服。晋文公曾用偏师攻打卫国，卫侯就逃入曹国；又联合齐、宋、秦国在城濮作战，楚军大败，多么迅猛啊！如今用会盟的诸侯军队包围许国，许国却不臣服，是因为许国人拼死抵抗。之所以能拼死抵抗诸侯，是害怕重蹈曹、卫的覆辙，遭到被拘捕的命运。那么齐桓公攻打蔡国，蔡国溃败后便撤军去攻打楚国，后来蔡国没有背叛齐桓公，齐桓公也不再对蔡国用兵，这是因为他能估量德行和力量，而晋文公竞逐武力以求胜利，是不如齐桓公吗？】

曹伯襄返回曹国，于是会合诸侯包围许国。

【许国包围不下，恢复曹伯的君位是为了招降许国，所以让他会合诸侯包围许国，而许国最终不臣服于晋国，是因为晋文公做事烦扰，不被许国信任】

二十有九年

春天，介国的葛卢来到鲁国。

【葛卢来鲁国，如果是来朝见，为什么不举行朝见之礼？如果举行了朝见之礼，为什么史书不记载“朝”？看后来记载介国人侵犯萧国，就知道葛卢来鲁国，实在不是来朝见，必定是与萧国不和，向鲁国申诉。小国互相侵犯，可以不记载，那么葛卢来鲁国，也可以不记载。然而《春秋》记载了这件事，是为了谴责鲁国不能平息小国的纷争，却喜欢介国依附自己，接受介国片面的言辞；而介国果然在次年有侵犯萧国的举动】

鲁公从包围许国回来。

【如果记载“至自防”，那么防地原本是朝见周天子的地方。如果记载“至自王所”，那么虽然有朝见周天子的名义，却不是尊崇周天子的礼节。所以这两种情况都不合适，于是记载“至自围许”。汪氏将其比作到京师然后去伐秦，这是对的。但那是因伐秦而到京师，这是因周天子狩猎而围许，情况有所不同。李氏认为践土之会没有记载“至”，而围许却记载“至”，是显示晋文公办事的衰败，这是不对的。僖公对于桓公、文公的会盟，如果不是用兵，都不记载“至”。桓公的首止、甯母之会，文公的洮、葵丘、咸之会，都是如此，不仅仅是文公的践土之会】

夏六月，会合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在翟泉结盟【“防”字，上文有“公”字；“翟”字，公羊传作“狄”】

【《公羊传》有“公”字，《左氏传》《谷梁传》没有“公”字。伊川、文定都跟随《左氏》《谷梁》认为是为鲁公避讳。又《左氏传》记载为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涂、秦小子憗。伊川不跟随《左氏传》，认为是诸侯而贬称为“人”。文定跟随《左氏传》，认为是列国的贵大夫与王子虎一起，贬称为“人”。然而看城濮之战有秦军参加结盟，践土之盟没有秦人，那么还不把小子憗等同于诸侯的结盟。翟泉之盟的秦人必定不是秦伯可知，晋国难道会把小子憗等同于诸侯结盟吗？他是大夫而不是诸侯无疑了。六国都是大夫，鲁国为什么唯独称君？不是鲁公而是鲁国大夫无疑了。成二年的蜀之盟，十一国都是大夫，而鲁国唯独称君，是因为鲁公正专意会合楚国的婴齐于蜀地，所以与诸大夫一起结盟。他是鲁国大夫而不称名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列举六国的大夫，所以也不称鲁国大夫的名。在王城旁边，大夫会盟，为什么不列举大夫以彰显其罪？后半部《春秋》大夫会盟而列举名字的，是彰显大夫专权。此时霸主在上，列国没有敢干预大政的卿，所以简略地记载为“人”。鲁国大夫也不称名，以谴责列国诸侯。诸儒认为盟会逼迫王城所以贬称为“人”。践土之会，周天子下劳王子虎，在王庭与诸侯结盟，这是在天子旁边结盟了。《春秋》尚且不记载以示贬斥，这次是大夫去见王子虎结盟，虽然在王城旁边，不如天子旁边那么紧迫，却反而以称“人”为贬斥吗？然而《春秋》有讥讽之意。齐桓公尊崇宰周公而不敢结盟，这次是以王子而下与诸侯的大夫结盟，以诸侯的大夫而上与王子结盟，一一列举而罪过就显现了。又齐桓公洮之盟，将王人列在前面而诸侯举杯，所谓“王人虽然卑微，排序在侯伯之上”。现在的王人如果不是王子虎而是会盟者，也不应当让大夫与之结盟。所以天子的臣子，诸侯的臣子，一体记载为“人”而陵替的实情不可掩盖了。又《左氏传》认为是寻找践土之盟的机会而谋划攻打郑国，郑伯从温地会盟，围许刚散，才过了一段时间，背叛楚国的迹象怎么就立刻显现？此后秦晋伐郑，远在明年九月，那么翟泉之盟不是为了谋划攻打郑国。大概此时卫侯在狱中，曹伯刚回国，围许无功，晋国恐怕诸侯的心不齐，所以请周天子的臣子来联合他们，而又烦劳诸侯，所以在翟泉与诸侯的大夫结盟】

译然而郑国人没有前来，这才知道郑国怀有二心，从而有了第二年的军事行动。

译秋季，下起大雨并伴有冰雹。

冬季，介国的葛卢前来朝见。

【左氏认为：因为葛卢此前没有见到鲁公，所以再次来朝。他上次来朝是在春季，当时鲁公从围许之战归来，时间并不久远。葛卢不等见公就离去，这是葛卢的傲慢。然而葛卢当时正借鲁国之力准备对萧国采取行动，怎敢随意离去又回来？由于自己无礼于大国，这必定是春季已经见过鲁公，冬季又再次来朝。】

鲁僖公三十年。

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狄人侵犯齐国。

【狄人在齐桓公时代，在诸侯中肆意作恶，而齐桓公不过问。齐桓公去世后，狄人救援齐国、讨伐卫国，这必定是因为齐桓公对狄人有恩德。才过了十多年，晋文公继任霸主，狄人就开始侵害齐国，从此屡次侵犯不停，这又是趁着齐国国力衰微的缘故。但他们都不忌惮两位霸主，狄人真是无道啊。】

秋季，卫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元咺以及公子瑕。

【元咺的罪责，已经在记载他逃奔晋国、又从晋国返回时处理过了。这里用“国”来指称杀人，不除去元咺的官职，是为了追究卫侯的罪责。卫侯杀死了无罪的叔武，如今天王和方伯赦免了叔武的罪过并让他回国，从未有命令要杀元咺。元咺又是天王和方伯所认为正直的人，而卫侯杀了他，并且牵连到公子瑕。《春秋》因此谴责卫侯。杀公子瑕的书法不与卫剽、陈佗相同，而称他为“公子”，是因为公子瑕并未成为国君，记载为“公子”是为了表明事实。如果公子瑕真的成了国君，即使不把他与卫剽、陈佗相比，也应当记载为“卫国杀了公子瑕和他的大夫元咺”。现在书法如此，就知道《春秋》不认为公子瑕有罪。不认为公子瑕有罪，所以记载为“以及公子瑕”。因为杀公子瑕称“公子”，所以杀元咺称“大夫”，这都是为了追究卫侯的罪责。】

卫侯从郑国回到卫国。

【元咺、子瑕既已被杀，而卫侯才回国，这似乎不是卫侯杀的他们。然而元咺、子瑕被杀没有记载，卫人、卫侯回国也没有记载，且是从京师出发，那么《春秋》归罪于卫侯的意思就显而易见了。】

晋人、秦人包围郑国。

【入侵曹国、讨伐卫国，文定认为两次称“晋侯”是讥讽，他怀有私怨在此报复，又认为是因私怨劳民，贬称“人”，未必如此。郑国背叛齐国而依附楚国，出兵并非无名，可以包围许国，为何不可以包围郑国？如果指责他不修养文德来招致诸侯，而只靠威势和武力，只听说暴虐，那么包围许国已经不免有罪，何况包围郑国？如果确实因为郑国背叛楚国的缘故，向郑国问罪，那么即使有私忿，也不必为此深究苛责。根据左氏，包围郑国的是晋侯、秦伯，《春秋》不举爵位而称“人”，于是认为是贬斥。寻求贬斥的原因，认为是因为对自己无礼而怨恨。然而《春秋》称晋人、秦人，未必真的是晋侯、秦伯。为什么呢？秦穆公辅佐晋国称霸，战争没有比城濮之战更大的，盟会没有比温地之盟更大的，没有比翟泉之盟更大的，而参与的都是小子憖。从此以后，在殽地战败，在彭衙战败，直到渡过黄河夺取王官和郊地，率领军队的是百里孟明。为何唯独包围郑国时穆公亲自到了呢？左氏中烛之武见秦伯的话，又怎知不是亲自到秦庭呢？秦人不是秦伯，那么晋人也不是晋侯，而《春秋》固然未必以贬低爵位称“人”为贬斥。又据左氏，晋侯派吕相断绝与秦国的关系，说：“我文公率领诸侯与秦国包围郑国，秦国大夫不询问我国君，擅自与郑国结盟。”等等，那么秦伯没有参与包围郑国就可以知道了。大概左氏杂取各国的史书成文，不自裁节，言语多有错误，往往如此，不可据信。晋文公借公义来伸张私愤，说他不正可以，但如果完全抹杀事情的公义而只诛求他内心的私意，那么无礼的人既怨恨他，有礼的人就应当感激他了。看他不被楚国恩德所牵制，而以抵御楚国为义，那么也不应当因出亡时受无礼之故，就罪责他因私怨虐待曹、卫，又罪责他因私怨虐待郑国。】

介国人侵犯萧国。

【介称“人”，如同《牧誓》中称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大概是中外小国的通称。诸儒对于狄人，忽而称狄，忽而称人，称“人”是嘉奖，是因其慕义而进用。那么介侵犯萧国而称“人”，难道也是进用吗？通晓这一点，那么后来对于吴、越，有时记载为吴人、越人，有时记载为吴、于越，并没有进退予夺的含义了。】

冬季，周天王派遣宰周公来聘问。

【周王对隐公、桓公聘问频繁，而对庄公、僖公则简略。自从庄公元年，赐给桓公命令，至此就听不到了。难道齐桓公开创霸业，王室稍显尊贵而不常下聘诸侯吗？聘问隐公可以，聘问桓公太过分了。庄公不足以多次聘问，僖公还是鲁国的贤侯，而天王独独不加礼遇，为什么呢？宰周公的到来，或许是为了答谢两朝在王所行礼的礼节。】

公子遂前往京师，又前往晋国。

【天王两次聘问，隐公三次聘问，桓公没有听说一次拜谢。京师的使者，僖公在宰周公来到鲁国后，不过时即派遣公子遂入京谢天王。僖公难道不如隐公、桓公贤明吗？可惜因两件事出使而命令不专一。文定所说的把周王室等同于列国，就是这样。《春秋》记载“遂”，明确表明他是因两件事出使，不是从京师归来后再去晋国。李氏认为不敢把王事与霸主之事同等看待，是不对的。】

鲁僖公三十一年。

春季，夺取济西的土地。

【恢复旧有的土地却称之为“取”，吕氏认为这不是对方所想要的，接近事实。文定认为是以乱易乱。】

译（鲁国）归罪于争夺后又归还的行为。大概是因为向外夺取城邑不记载，是鲁国史官忌讳我国城邑被别人夺取。如果恢复旧有的田地而称之为“复”，那就彰显我国的田地先前被曹国夺取了，所以记载为“取”，意思是如同新从曹国夺取的一样。况且曹国本来就不愿意把田地归还给我们，不能记载为“曹国人归还济西田”。如果没有缘故而记载“复济西田”，那就明显是借助晋国的力量才得到的，这大概也是鲁国史官所忌讳的。只是济西的田地不知何时被曹国侵入，《春秋》以来也没有见到鲁国与曹国有争夺田地的事。曹国在《春秋》时期国家小而弱，未必敢侵犯鲁国的田地。各位儒生因为济西是鲁国的土地，所以有的认为是先侵犯后恢复的说法，恐怕济西本来就有曹国的田地，晋国恼怒曹国而割让它的田地给鲁国，鲁国因此夺取了它。不记载“曹国济西田”的原因，或许是鲁国史官忌讳借助晋国的力量来夺取曹国的田地。《左传》《谷梁传》或许是这样认为的。

译公子遂前往晋国。

【宰周公前来，这才开始前往回报他。晋国未曾前来聘问，而公子遂第一次前往晋国，索取济西的田地，而公子遂第二次前往晋国。侍奉晋国比侍奉周王更严苛，接受田地比接受天王的礼遇更看重。畏惧其威势而感念其恩德，将这两件事接连记载的罪责，自然显现了】

夏季四月，四次占卜郊祀，占卜结果不吉，于是免除牺牲，仍然进行了三次望祭。

【鲁国僭越礼制的行为多得无法尽数记载，因此借着礼制的变化来记载，以表示讥讽。文定公的说法是正确的。只是鲁国的郊祀和禘祭，《明堂位》说：“成王因为周公有巨大的功勋劳绩，命令鲁公世世代代祭祀周公，使用天子的礼乐。”而《祭统》却说：“成王、康王追念周公的功勋劳绩而想要尊崇鲁国，所以赐给鲁国隆重的祭祀。”一个说是成王，一个说是成王、康王，没有确定的说法。《史记》又说鲁惠公向天子请教郊庙的礼仪，后来的儒者肆意辩论，都没有确定的结论，暂且不论是非。成王的赏赐，即使说是惠公所请求的，也在春秋之前，为什么进入《春秋》记载？历经隐公、桓公、庄公六十年不见记载，闵公二年才开始记载禘祭，僖公三十一年才开始记载郊祀呢？回答说：“没有变化就不记载。”为什么隐公、桓公、庄公六十年以及僖公又三十年郊祀没有任何变化？从此年终《春秋》一百五十年，只有九次有变化吗？《洛诰》说：“于是命令宁我献上两卣黑黍酿的酒，说这是明洁的祭祀。又说：‘我不敢隔夜存放，于是向文王、武王进行明洁的祭祀。’”看这个，那么所谓赐给天子礼乐的，或许是礼乐的器物，得以用于周公的庙中，而后世逐渐僭用大礼，连同郊祀和禘祭也因其名而举行其事。《礼记》说：“登上那个位置，施行那个礼仪，不登上天子的位置，怎么能施行天子的礼仪？”不仅是成王不赐给鲁公，即使所谓“殷的郊祀”，是为了禹；“宋的郊祀”，是为了契。这是天子的事务，子孙所当守的，也不是孔子的话。夏、殷的后代，既然没有拥有天下，怎么能向天郊祀呢？假使孔子因为禹、契的缘故，而认为殷、宋应当郊祀，那么鲁的郊祀何尝不配以后稷？假使孔子认为天子的事务子孙所当守，那么焦、祝、蓟、陈为什么唯独不应当守天子的事务？大概“天”，是天子的祭祀对象，不是天子而郊祀，借说是配享天地的，先王而主持祭祀的，则是诸侯。所以即使夏、殷的后代实行，天也不享用。何况鲁国已经有天子在上面，而又在下面僭越施行呢？即使说二王之后允许使用先代的礼乐，也应当是冠服、器用、官名、乐名以及庙中牺牲颜色崇尚之类，未必允许其使用郊祀、使用禘祭。大概东迁以后，诸侯僭越礼制逐渐积累而成，所以晋国人说：“因为寡君没有进行禘祀，就可以知道僭越。”郊祀和禘祭不只是鲁国，而鲁国的郊祀和禘祭，也不必是由于成王所赐。又《左传》、《家语》都说鲁国在启蛰时郊祀，陈氏认为是祈谷的郊祀，鲁国不敢在冬至时拟同天子。汪氏引用孟献子正月冬至，可以有事于上帝的言语，加以辩驳。然而看《春秋》四次记载，占卜郊祀都在四月，四次记载牛受伤都在正月。而定公十五年的牛死，改卜而郊祀则在五月；哀公元年的牛受伤，改卜而郊祀则在四月。似乎鲁国实在在四月或五月郊祀，不在冬至。汪氏又以《春秋》所记载四月占卜以及四月、五月郊祀，都是过时非礼的缘故。然而定公、哀公正月牛受伤改卜一次，五月郊祀一次，四月郊祀，说因为改卜而过时则可以，为什么成公七年正月牛受伤改卜而记载不郊祀，仍然三次望祭也在五月呢？记载郊祀在四月、五月，记载不郊祀也在五月，那么鲁国以四月、五月郊祀为常，而说是祈谷的郊祀，或许也是对的。郊祀虽然不在冬至，而祈谷使用天子祭祀上帝的礼乐，难道不是僭越吗？又陈氏认为天子不占卜郊祀，鲁国郊祀而占卜，是因为僭越礼制而迟疑顾盼，不敢直率地径直施行，是不对的。根据《家语》，天子的郊祀，月份以冬至，日期以上辛，既然有确定的日期，就不需要占卜；祈谷而郊祀，上辛、中辛、下辛都可以使用，没有确定的日期就占卜。又汪氏以四月、五月为过时，也不对。四月、五月，是周历的夏季，相当于夏历的仲春、季春，用来祈谷，也没有失时。只有成公十七年九月使用郊祀，是不可理解的】

秋季七月

冬季杞伯姬来鲁国求取媳妇

【杞国依附于鲁国，而鲁国屡次侵削它。如果说婚姻足以巩固邦交，为什么不以伯姬的缘故扶持杞国呢？本来就知道鲁人不义，杞国虽然再次娶鲁国女子，而也没有作为安国的计策。春秋记载伯姬求取媳妇，固然用来讥讽伯姬越礼，而也用来彰显鲁国女子再嫁杞国，鲁国的削弱杞国如故，以致杞桓公不得已而侍奉晋国】

狄人包围卫国

【狄人肆意侵扰诸侯。先前已经进入卫国，现在又包围卫国。狄人对卫国的虐待太严重了。或许是因为卫国成公在晋文公那里招致厌恶，而故意敢于攻围其国都吧】

十二年，卫国迁都到帝丘【在谷作在】

【卫国再次迁都了，都是因为狄人的祸难。而又正当桓公、文公、定伯之时。桓公厌恶其不参与幽地的盟会而不救助，文公怨恨其出亡时不礼貌而不救助。本来就可以看出桓公、文公的

译（认为卫国）狭隘，却也归罪于卫国没有自强的方法。狄人到来就迁徙，舍弃宗庙社稷和祖先坟墓而轻易离开国都。文定指责晋文公不能抵御戎狄，安定中原。假如晋文公能够放下怨恨、救助患难，以此治理狄人并保全卫国，那么晋文公的功业又将在齐桓公之上了。然而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译三十有二年

春，周历正月。

夏四月己丑，郑伯捷去世。【捷，公羊传作接】

卫国人入侵狄国。

秋，卫国人同狄国结盟。

【卫国被狄国逼迫，迁都避祸。本应内修德政，外结邻邦援助，积蓄力量与威势，声讨其罪而讨伐它。却因愤怒而不思惩戒，趁乱起兵，仅仅入侵一番，又屈尊去同它结盟。结盟本是保全边境、休养生息之道，却是修怨复仇之道，两方面都失当了。】

冬十二月己夘，晋侯重耳去世。

【齐桓公行事舒缓，晋文公行事急促。城濮一战，便称霸天下。世代主持夏季盟会，或许也有天幸吧？如果像齐桓公那样，今年防备，明年结盟，恐怕在他有生之年也不能有所成就。】

三十有三年

春，周历二月，秦国人进入滑国。

【秦国跨越别国而在千里之外袭击郑国，即使得到郑国，也必定不能占有其地，却还要劳师动众去做这件事，是趁着晋文公刚去世，希望在郑国得逞，以震慑天下诸侯，而图谋称霸。所以虽然知道郑国有防备，还是进入滑国，以炫耀其兵威。晋国急忙出兵拦截攻击，以击败它，大概是唯恐秦国就称霸诸侯，而挫败秦国以显示自己的强大，使诸侯不背离秦国，而晋文公的余业可以继承。所以对郑国不顾，忘记了先公对秦国的怨恨；不顾，忘记了先公对秦国的恩德，而出奇兵，截断要道，作为必定能击败秦国的谋划。不然，为什么爱护郑国？为什么憎恶秦国？而穷兵黩武，致使秦国匹马只轮不返，如此狠毒呢？整个春秋时代，秦、楚是大国，楚国时而兴盛时而衰落，秦国不再有问鼎中原的志向，是因为楚国警惕城濮之战，而秦国后悔殽之战。因此齐桓公、晋文公两位霸主并称，齐国之后没有继承者，而晋国的子孙世代主持夏季盟会。】

齐侯派国归父来聘问。

【公子遂出使齐国，国归父来聘问。以表明伐齐取谷之后，齐鲁两国友好关系再次恢复。】

夏四月辛巳，晋国人同姜戎在殽地击败秦国。【败秦下左传、谷梁传有师字】

【诸儒都认为晋襄公忘记亲情、背弃恩惠，穿着丧服就投入战争，所以战败而称人。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写晋侯，以明确其罪过呢？这一定是当时晋襄公放下丧事主张作战，也自知其非，而向诸侯报告，自己隐瞒即戎之事，以大夫用师为借口。鲁史根据告辞来记载，而孔子沿用了。又诸儒认为秦国不言“师”是排斥它，然而《左传》《谷梁传》都有“师”字，只有《公羊传》无“师”字。不遵从《左传》《谷梁传》而遵从《公羊传》的，诸儒深求义理，以责备秦国的贪利、劳民、用诈、袭人。然而如果《春秋》义理在于排斥秦国，那么应当在进入滑国时排斥它，不应当在进入滑国时放纵，而在战败军队时反而归罪。汪氏说《谷梁传》以败秦师为排斥它，怀疑其误加了“师”字，不知道《谷梁传》认为不言“战”、言“败”为排斥它，不是以称秦为排斥它，而误加了“师”字。】

癸已〇晋文公

【殽之战十二天后〇，文公就能无不备之物，而诚意哀思有不尽了。其罪过固然不待贬斥而可见。如果在败秦时，直接写晋侯，应当更明白，为什么从略写人？反而好像为晋襄公讳饰一样呢】

狄国入侵齐国。

【狄国再次入侵齐国了，不见齐国有以报复。而春秋在此后屡次入侵，都记载的，是表明狄国不畏惧诸侯，即使大国也不害怕，也是表明齐国霸业已经衰落，即使狄国也能侮辱它。】

鲁公讨伐邾国，夺取訾娄。【訾娄，公羊传作丛谷，作訾楼】

【晋国称霸之后，诸侯都无事。狄国则入侵齐国，讨伐卫国；鲁国，则在邾国用兵。狄国的无道，鲁国的不义，是一样的。】

秋，公子遂率领军队讨伐邾国。

【邾国的升陉原本是为了报复夺取须句，足以相当了。鲁国趁着晋文公刚去世，秦国、狄国内讧，在邾国君臣之间肆虐，既夺取其邑，又讨伐其不备，不义甚矣。春秋详细记载，不因僖公的贤德而为之稍加讳饰，那么其他取邑有不记载而以为讳饰的，是不对的。】

晋国人在箕地击败狄国。

【狄国有几种，据传则此为近秦的白狄。然而《春秋》对于戎，则山戎、北戎、姜戎、雒戎、陆浑之戎分别而书；对于后来的赤狄、白狄也分别而书。此不书白狄，则未必不是即侵齐、围卫的狄国。侵齐、围卫，晋国已有不救的过错，此时竟来触犯晋国，则安得不以兵应之？《春秋》不必贬斥晋侯而称人。陈氏据《左传》“晋侯败狄”之说，谓贬斥晋侯而病晋。夫晋侯方在丧于秦，则强敌大战，霸业兴衰所关，墨绖即戎事，或许有之。对于狄国则大夫将兵可以相敌了，何必身在戎行哉】

冬，十月，鲁公前往齐国。十二月，鲁公从齐国回来。

【鲁国见晋文公已去世，嗣君在丧，虽然击败秦国、狄国，实生外患，惧不足以托国，而复释怨修好于齐国。僖公三次前往齐国，十年，十五年前往齐国，齐桓公霸业方盛也。此年前往齐国，以有取谷之怨，齐国既忘记之，而归父来聘，因亲履其庭以报之也。十年，十五年不至此年，至者至而即薨，固不可以不至，亦以见】

译前两次前往齐国，是作为诸侯之长主持朝会的常规，而这一年前往齐国，是因为屈服于强权，化解怨恨、重修旧好，所以史书特意记载“至”字以作区别。此后文公、宣公、襄公、成公前往齐国、晋国、楚国，都是因为屈服于强权而侍奉，所以没有不记载“至”字的。

译乙巳日，僖公在小寝去世。

【僖公是贤明的诸侯，鲁国人歌颂他。然而他三次朝见齐国，两次夺取邾国的城邑，一次进入宋都，侍奉强大的国家，欺凌弱小的国家，难免受到《春秋》的讥讽。至于请求楚国出兵讨伐齐国，在宋国与楚国人结盟，也有愧于闵宫所说的“惩罚荆舒”了】

降霜没有冻死草木，李树和梅树结果实【“陨”字公羊传作“霣”】

【主持夏历的人，认为这是夏历的十二月，如果说按照周历来算，则是夏历的十月。草木没有完全被冻死，虽然没被冻死，不足以成为异象。然而如果认为这是夏历的十二月，那么下雪的节气，就不是降霜的节气了。难道草木经历霜雪而茂盛生长直到冬末，才开始以霜不冻死草木为异象吗？如果已经下了雨雪而草木在冬天茂盛生长，那就是雪不冻死草木了。如果没有下雨雪，那就应当记载无雪了。如果从十月到十二月草木都没有被冻死，那就应当像记载“这个月六只鹢鸟倒退着飞”的方法一样，记载“这个冬天霜不冻死草木”了。亥月本来就是降霜的节气，而人们说它是小阳春，如果不降霜而草木不被冻死，或者降霜了有的被冻死有的没被冻死，那么有的被冻死有的没被冻死是常理，而不降霜的以无霜为异象，不以草木不被冻死为异象了。这里记载“降霜不冻死草木”，应当以“降霜”为一句，“不冻死草木”为一句，大概是“降霜了却没有冻死草木”，那么这就是周历，有什么可怀疑的？周朝以子月为正朔，有什么可怀疑的？《春秋》以周历记事，有什么可怀疑的】

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讨伐许国。

【庄公十六年，曲沃武公开始成为晋侯。又过了二十一年，晋国才出现在经文中所记载的，那就是灭掉下阳，抓获虞公，以及杀害世子，弑杀国君，杀害大夫的事情。到了晋文公得到国家，仅仅三十四年，一出兵就侵犯曹国，讨伐卫国，打败楚国，包围许国，在践土结盟，在温地设防，在翟泉结盟，朝见周天王，抓获曹、卫两国的国君，于是称霸诸侯。他的兴起多么迅猛啊！然而也不过五年晋文公就去世了。天下诸侯一定认为晋国的兴起迅速，那么它的衰落也容易。虽然打败了秦国，打败了狄人，但是结怨树敌，继位的国君志向将不在诸侯之上了。晋襄公对此应当也有忧虑而不顾，忘记了居丧期间毒害百姓的不义，急于联合陈、郑对许国有所行动吗？然而《春秋》却记载此事来讥讽他。各位儒生不讨论这件事的可讥之处，而一概以记载“人”为贬义。这三个国家记载“人”，左传不详说是国君还是大夫，各位儒生也就没有说法。那么这三个国家都是国君而贬称为人吗？三个国家都是大夫而贬称为人吗？还是都是防备者呢？晋襄公起初防备陈、郑来讨伐，长久依附于楚国，先世所不能得到的许国，其不是防备者可知。大夫而称人，不直呼其名，还和以前一样。那么就知道打败秦国、打败狄人都是大夫不称名，而不是《春秋》贬义而称人】

春秋宗朱辨义卷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宗朱辨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宗朱辨义卷六

髙淳张自超撰

文公

元年

春王正月，文公即位。

【先君无故去世，又没有其他变故，过了一年还没有安葬，而继位的儿子即位的，只有文公、成公。宣公在十月去世，成公过了一年即位，那么宣公还在殡宫。僖公在十二月去世，那天是乙巳日，看明年二月有癸亥日，那么乙巳日不在月末，而文公过了一年即位，僖公也在殡宫。那么过了一年即位的礼仪，本来就不论是否已经安葬，只是不知道是否也论是否已经入殡？文定认为国君继位，听从冢宰，不可以穿吉服去告祭宗庙，面对群臣，而都由冢宰代理，那么就应当在三年之后即位，又不讥讽鲁君过了一年即位为非礼。或者应当如朱子所说：“改朝换代，是国家大事，而王侯以国家为家，虽然先君的丧事，还是私人的丧事，应当举行即位之礼，穿吉服去告祭宗庙，面对群臣吗？”这一定是三年的丧礼不废，而在即位的那一天权宜穿吉服。看《春秋》没有过一年称子，过了一年鲁君称公，外国诸侯举爵位，那么继位的国君过了一年即位改元，本来就是礼制了。虽然有的国君在岁末月尽之日去世，只取已经入殡而举行礼仪，不超过正月，不必像《虞书》所说的“月正元日，正月朔旦”】

二月癸亥日，发生日食【“日”字上公羊传有“朔”字】

【《公羊传》有“朔”字，左传、谷梁传都没有“朔”字。根据前后所记载的日子考察，那么没有“朔”字的，是有“朔”字的，日食不在晦日。如果日食在朔日，那么本年四月不应当有丁巳日。四月有丁巳日，必定三月有闰月才可以。从癸亥日到丁巳日，加一个周甲，计算符合一百一十五日。然而如果日食果然在朔日，那么前年十二月又不应当有乙巳日。十二月有乙巳日，也必定十二月有闰月才可以。从乙巳日到癸亥日，加一个周甲，计算符合七十九日。古代历法虽然粗略，难道前年十月闰，今年三月又闰，相距四月之近，而两次设置闰月吗？所以断定日食不在朔日，不在既朔，而在晦日。只有日食在晦日，那么从十二月的乙巳日，加一个周甲，计算到二月的癸亥日，七十九日不设置闰月而可以通。从二月的癸亥日，不加周甲，计算到四月的丁巳日，五十五日不设置闰月而也可以通了。左传经文既没有“朔”字，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