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宗朱辨义卷七

译陈国杀了泄冶，结果平国被弑杀；晋国放逐了胥甲父，结果夷皋被弑杀，这两件事是同样的道理。

译鲁公在平州设防以抵御齐侯。

【齐桓公不讨伐商人弑君之罪，齐顷公也不讨伐崔杼、庆封弑君之罪，商人趁着动乱夺取了国家，安然在位，这与鲁国接纳公子接的情况相差无几。难道只有鲁国想要设防抵御齐侯以安定公子接吗？齐国也想设防抵御鲁侯以安定齐元。平州的设防，不过是同恶相济罢了。于是发生了与得臣、行父类似的事情，这是趁着齐国的间隙，但内心其实畏惧齐国的强大。所以虽然往来于齐国朝廷，好像无所畏惧，但还是贿赂济水之田，以求得安宁】

公子遂出使齐国。

【出使齐国是为了拜谢和亲，并送去田地。再次派遣公子遂，那么公子遂主导逆乱的事实就无法掩盖了。季友接受成风的嘱托而立僖公，仲遂接受敬嬴的嘱托而立宣公。公子遂效仿季友的做法而这样做，宣公也效仿僖公报答季友的方式来报答他。三桓的后代，以及东门氏、仲氏，从而形成四大家族，那么公子遂确实可以说是有志者事竟成。然而季友诛杀乱贼，而公子遂自己就是乱贼；僖公因讨伐弑君者而立，而宣公因参与谋划弑君而立。如果宣公、公子遂君臣二人，志向在于僖公、季友，而行为却等同于桓公、华督了】

六月，齐国人夺取了济水以西的田地。

【齐国杀了鲁国自行出奔的人，而叔姬被拘捕。齐国的军队还三次到达鲁国边境，鲁国贿赂求盟，但齐国的怒气仍未平息，齐国的强大和商人的暴虐太严重了。鲁国杀了齐国自行出奔的人，而夫人被送回。大夫于是四次进入齐国朝廷，请求和亲并贿赂田地，地位才开始安定，鲁国的弱小和宣公的怯懦太严重了】

秋天，邾子来朝见。

【邾国在桓公十五年与牟、葛一同来朝见，历经庄公、闵公、僖公、文公的时代，邾国不再朝见鲁国了。近来因为须句的怨恨，文公十四年还兴起了南鄙的军队，才过了五年就来朝见，新君即位，是因为齐鲁交好而邾国人害怕。邾国以前朝见弑逆的桓公，现在朝见弑逆的宣公，向僖公、文公修怨，而向桓公、宣公修礼。《春秋》立书，是非就显明了。何必贬低邾子而后才知道他的贬义呢】

楚子、郑人侵犯陈国，于是侵犯宋国。

【两次扈地之盟，一次防地之会，不排列诸侯，那么晋国不足以援助诸侯了。这就是郑国背叛晋国而依附楚国的原因。如果郑伯确实跟随楚子出征，那么应当像次厥貉那样直书蔡侯以定罪，不应当以称“人”来贬低。文定一定认为称“人”是贬低，那么成公十八年，楚国、郑国攻打宋国，接纳鱼石，为什么楚子、郑伯并举爵位，又不称郑伯为“人”呢？他们侵犯陈国和宋国，宋国的弑君已经过了四年，楚国原本就不声讨。弑君不是《春秋》不给予讨伐乱贼的理由】

晋赵盾率领军队救援陈国。

【楚国最初侵犯陈国，陈国向晋国告急，赵盾率领军队前往救援。后来楚国转移侵犯陈国的军队去侵犯宋国，而晋国救援陈国的军队已经在途中，于是联合四国攻打郑国。本来就知道赵盾出兵，原本是为了救援陈国，所以《春秋》只记载救援陈国。《左传》认为救援陈国、宋国，是因为上文侵犯陈国、侵犯宋国而顺手写到的。文定于是认为《春秋》不记载救援宋国是圣人删削的。如果晋国果然出兵兼救宋国，圣人果然厌恶其先前不讨伐宋国弑君而现在又救援，那么应当明写救援宋国以定罪赵盾的党恶，不应当反而隐没其事以为赵盾隐恶了】

宋公、陈侯、卫侯、曹伯在棐林设防抵御晋军，攻打郑国。【公作斐林】

【晋军，是晋赵盾的军队。赵盾受命出兵原本是为了救援陈国。现在看陈、宋的国君出防棐林，那么楚、郑已经离开陈、宋了。楚、郑既然离开，那么赵盾也应当回去，不应当在棐林驻扎，设防四国以攻打郑国。大概赵盾出兵，受救援陈国之命，未受攻打郑国之命，所以写“晋军”，是为了彰显赵盾专断晋军。如果写“设防赵盾”，那么或许会怀疑救援陈国之后，晋军已回到棐林，是赵盾再次设防诸侯，而赵盾专断军队的罪过反而不显明了】

冬天，晋赵穿率领军队侵犯崇国。【崇公作栁】

【秦晋交战，数十年来，如武成、少梁之战，经文有时不记载。侵犯崇国的用兵，微小，可以不记载，而记载是因为赵穿。以晋国侵犯弱小的崇国，必定不用大军，其事很简略，写“晋人”就可以了。不简略写“人”，而详细写“赵穿”，率领军队，是为了彰显赵穿是卿。大概赵穿是赵盾的族子，赵穿弑君，而《春秋》记载赵盾，恐怕后人怀疑赵穿是微贱者，而归罪于赵盾。赵穿是晋卿，又率领军队而掌握兵权，如果弑君确实出于赵穿而不是赵盾，那么赵穿不可放纵，而赵盾不可冤枉。现在看《春秋》直书“赵盾弑君”，就知道赵穿持刀，赵盾确实指使了他。怎么知道赵盾确实指使他？赵盾当国用事，赵穿是他的族子，未弑君之前，就曾经指使他率领军队侵犯崇国。赵穿本来就是为赵盾所用的，用来率领军队，也就用来弑君。不诛杀赵盾而诛杀谁呢】

晋人、宋人攻打郑国。

【晋人、宋人并写，就知道晋国是弑君之国，报怨了。既不讨伐弑君，又帮助报怨，典刑紊乱了。那么为什么厌恶救援宋国的紊乱典刑而删削不记载呢？本来就知道赵盾率领军队，是为了救援陈国，不是为了救援宋国。《春秋》记载其实，而不是圣人删削的。文定在这里认为是贬低，而人们认为那么在棐林设防，直书宋公，又为什么没有贬低呢？本来就知道棐林的设防，宋公亲自参与就写宋公，这里大夫不写名字。大概郑国跟随楚国以虐待宋国，攻打它不为非义，所以从简略写】

译人，并不是因为宋国弑君的缘故，也不是因为晋国结党弑君的缘故而加以贬斥的】

译鲁宣公二年

春季，周历二月壬子日，宋国华元率领军队，与郑国公子归生率领军队，在大棘交战。宋军大败，宋国华元被俘。

【郑国依附楚国侵犯宋国，宋国报复本是适宜的。郑国不自我反省却率领大军去攻打宋国，这是郑国的罪过。宋国已经两次请求晋国出兵以报复一次侵犯的怨恨，郑国军队前来，宋国本应稍微自我归咎以平息郑国的愤怒，却急忙出动大军与之对抗，这是宋国的罪过。两军相遇，怀着愤怒交战，这是华元、归生的罪过。所以《春秋》同时列出两位大夫的名字，称他们“率领军队”，以平均他们的罪责，而不记载郑国攻打宋国，以专门归罪于两位大臣擅自发兵交战。文定拘泥于认为列出名字、记载“率领军队”没有贬义，但在这里战事的道义无法讲通，所以搁置是非不论，而讨论记载“战败”、记载“被俘”。记载“战败”、记载“被俘”，只是用来记录事情的实情，并非道义所系。道义系于同时列出两国大夫的名字，并称他们“率领军队”。大概外国大夫擅自发兵，列出名字是从晋国开始的；擅自发兵去攻打、去救援的，始于阳处父；擅自发兵去攻打、去进入的，始于郤缺；擅自发兵去侵犯的，始于赵穿；到了这里华元、归生擅自发兵交战，所以《春秋》详细记载，以显示厌恶极端行为的道义，这能说没有贬义吗？】

秦国军队攻打晋国

【晋国军队侵犯崇国，而秦国不救援。过了一年才出动大军去报复。秦国本来与晋国是仇敌，并非为了防备崇国。又根据《左传》，攻打晋国报复崇国，于是包围焦国。晋国残害依附秦国的崇国，秦国又残害依附晋国的焦国。大国构兵，祸害转移到小国，这更是《春秋》所厌恶的。为什么不记载包围焦国呢？大概赵穿侵犯崇国以挑起秦国的争端，《春秋》想要专门惩治他的罪责，所以不记载包围焦国以宽恕秦国】

夏季，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陈国人侵犯郑国

【《左传》认为这是转移救援焦国的军队侵犯郑国以报复大棘之战，这是不对的。军队联合四国，必定有约定的防备，必定不是向西对抗秦国，又让千里之外的军队向东争夺郑国。又文定根据《左传》说郑国厌恶晋国不讨伐宋国弑君而依附楚国，这也是不对的。当时郑国掌权的是公子归生，归生在三年之后才弑君，哪有厌恶宋国弑君的道义呢？郑国大概是鉴于晋灵公不足以治理国家，而赵盾专权，志向不在体恤诸侯，所以依附楚国以自保。新城之盟，郑国、许国内部归属晋国，不能安抚他们以坚定他们的志向，导致郑国转而依附楚国，晋国应当自我反省，不自我反省却谋划动用武力，用威胁和强力控制，已经两次攻打郑国，又再次侵犯郑国。郑国固然有罪，但晋国也不是有道义的。《春秋》怎么能不讥讽呢？《春秋》讥讽他们却不列出大夫的名字，是因为道义不系于四国大夫的罪责，罪责在于晋国，即使得到了郑国，又有什么值得取的呢？】

秋季，九月乙丑日，晋国赵盾弑杀了他的国君夷皋【夷皋，公本作獆】

【赵盾弑杀晋灵公，与司马昭弑杀曹髦，先后是一路货色。晋灵公厌恶赵盾专权而想杀赵盾，曹髦厌恶司马昭专权而想杀司马昭，形势本来不能两立。赵穿为赵盾而刺杀晋灵公，贾充为司马昭而刺杀曹髦。赵盾、司马昭是主谋，赵穿、贾充是协助者。圣人难道不诛杀主谋，而诛杀协助者吗？董狐用“返回朝廷不讨伐贼人”来堵住赵盾的嘴，这还算是为赵盾开脱的话。赵盾专权，无视国君，把晋灵公玩弄于股掌之间，又任用赵穿为卿，以树立逆党。赵穿既已弑杀晋灵公，又让赵穿迎接黑臀为国君，他指使赵穿弑君，还有什么可疑的？还以讨伐赵穿来责备他吗？陈泰建议杀贾充，司马昭问其次要的人选，陈泰说“有比这更严重的”，意在司马昭。司马昭于是族诛成济，以堵住众人的嘴。司马昭不杀贾充，固然不能逃脱弑君的罪责；司马昭即使杀了贾充，又怎么能逃脱弑君的罪责呢？那么赵盾即使讨伐赵穿，《春秋》也必定记载“赵盾弑杀他的国君”。朱全忠杀尽友恭、叔琮，弑君的罪责，固然不能逃脱】

冬季，十月乙亥日，周天子驾崩

鲁宣公三年

春季，周历正月，郊祭用的牛嘴受伤，改占卜另一头牛，牛死了，于是没有举行郊祭，仍然举行了三望之祭【这是因为鲁国郊祭僭越礼制，因变故而记载，以彰显正义。其丧制未满，改罢行事，以及周天子驾崩，不穿斩衰之服，而忘记哀悼从吉的罪过，都应当通过比较事件来体现道义。又《春秋》记载鲁国郊祭不郊祭，都在四月或五月，所以采纳陈氏鲁国为了祈谷而郊祭不在日出的说法。只有这里记载“不郊祭仍然三望”，就在正月，则与成公七年记载“五月不郊祭仍然三望”不同。但那是改占卜牛，鼷鼠两次啃食牛角，所以到了郊祭的日期才不郊祭而三望；这里改占卜牛而牛立刻死了，所以不必等到郊祭的日期就不郊祭而三望。不能因此怀疑祈谷的说法】

安葬周匡王

【宣公安葬周匡王，与庄公安葬周桓王，襄公安葬周简王，都派地位低微的人前往。其礼仪与防备安葬诸侯相同，虽然比根本不前往防备的好，但《春秋》也记载，以示讥讽】

楚子攻打陆浑之戎

【楚国军队向东攻打戎人，侵犯郑国。文定在侵犯郑国时，称“楚人”，是为了归罪其侵掠诸夏。但攻打戎人而向周王室炫耀武力，称“楚子”，是赞许他吗？如果说楚国攻打戎人，不足以归罪，其向周王室炫耀武力，询问鼎的大小，没有实际迹象。但难道不说“《春秋》诛心”吗？戎人与楚国相距，素无嫌隙。楚庄王有窥视周王室、移动周鼎的意图，所以假借攻打戎人为名向内进发，这意图也可以诛杀了。又列举爵位是什么意思呢？当时是楚庄

译亲自率领讨伐戎族的军队，戎族已经臣服并退去，便留下大夫去侵犯郑国。所以讨伐戎族时称“楚子”，侵犯郑国时记作“楚人”，这都是根据实际情形来记载的。

译夏季，楚国人入侵郑国。

【文定认为，郑国原本因为晋灵公不像君主、索取贿赂、未能惩治弑君之贼而认为他不足以交往，因而转而依附楚国，这是不对的。如今晋成公刚刚即位，郑国背离僭越窃位的伪政权而回归华夏，这是回归正道。《春秋》推崇改过自新、允许迁善，所以记载“楚人侵郑”，以肯定郑伯能够回归正道，并彰显楚人侵掠华夏的罪过，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齐国、宋国发生弑君事件，晋国作为盟主却不加以讨伐，郑国因为晋灵公不值得交往而背离他，尚且不认为这是错的。如今晋国亲自发生弑君之事，晋成公是被弑君之贼拥立却不去讨伐，晋成公的罪过难道不比晋灵公大吗？亲自发生弑君事件的晋国，难道比不讨伐弑君者的晋国更好吗？郑国以前背离晋国，现在又回归晋国，反而说郑国有能力回归正道，这难道不违背道义吗？又根据《左传》，晋侯攻打郑国，郑国与晋国讲和，但《春秋》经文没有记载，说是圣人删削了，这也是不对的。看前面记载四国在棐林攻打郑国，又记载晋国、宋国攻打郑国，又记载晋国、宋国、卫国、陈国入侵郑国而楚国不救援，这里记载楚人入侵郑国，那么郑国舍弃楚国而依附晋国，不记载是显而易见的。郑国与晋国讲和，应当在四国入侵郑国、晋灵公尚未被弑的时候，如果晋成公新立尚未超过一年，不应该有晋侯攻打郑国、郑国与晋国讲和的事情。所谓晋侯攻打郑国、郑国与晋国讲和，是《左传》伪造的事实，为楚人入侵郑国做铺垫罢了】

秋季，赤狄入侵齐国。

【赤狄，是狄人的别种。齐国五次遭受狄人入侵，却不能击退他们。到了这时赤狄又入侵齐国。齐惠公不能治理好他的国家，由此可以知道了】

宋国军队包围曹国。

【杀害母弟和昭公子，不记载；戴桓的族人攻打武氏，不记载；武穆的族人率领曹国军队攻打宋国，不记载；只记载宋国军队包围曹国，无法看出事件的始末。《春秋》如何以此示教呢？宋国因为众人弑君而立公子鲍，四国前来讨伐，没有抓获弑君之贼；等到楚国、郑国来入侵，就联合晋国报复郑国，又出动强军与郑国作战；到这里又用军队包围曹国，可见邻国不赞同宋国，而宋文公不能反省自己。内政只靠强兵四处出击，结怨结仇，这不是治理国家、和睦邻邦的道理。而《春秋》记载此事以示讥讽】

冬季十月丙戌日，郑伯兰去世。

安葬郑穆公【穆公也作缪公】

【郑国没有外患，又没有内乱，这么快安葬，为什么呢？这一定有缘故，而《左传》没有解释，大概无法考证。难道是归生弑君的伏笔吗】

四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公与齐侯平定莒国和郯国的争端。莒人不同意，鲁公攻打莒国，夺取向地【平定莒、郯，记载“公及齐侯”，攻打莒国只记载“公”，明确表明这是出于鲁公的意志，不是齐侯的意志。本来不知道平定的是什么事情，以及莒、郯谁曲谁直？然而看莒人接受攻打而不接受平定，就可以知道鲁国有偏私了。看齐国不怪罪莒国，也可以知道过错不在莒国了。郯国是鲁国的祖先所出，鲁国一定对郯国有私情】

秦伯稻去世。

夏季，六月，乙酉日，郑公子归生弑杀他的国君夷。

【《春秋》记载归生弑君，与记载赵盾弑君不同。晋灵公厌恶赵盾专权，屡次想杀赵盾，君臣之间势不两立。灵公不能杀赵盾，势必被赵盾所杀。赵盾不接受灵公的杀害，势必弑杀灵公。穿是赵盾的私人，赵盾逃亡而灵公被杀，灵公被杀而赵盾返回，赵盾返回而穿得势，这是穿替赵盾弑君，而赵盾指使的。贾充对成济说：“司马公养你正是为了今天。”这就是赵盾和穿的情况。郑灵公想杀的是公子宋，不是归生。公子宋即使害怕死亡，但谋划先下手不当谋划归生，又有染指的嫌疑，罪不至死。灵公即使愤怒想杀公子宋，也不过是有其志没有其事。看公子宋还可以向灵公谗毁归生，那么灵公未必真有杀公子宋的心。归生一句话可以解释，而公子宋何必以弑君为名呢？如果归生没有弑君之心，那么公子宋不敢与他谋划先下手；如果归生厌恶公子宋的弑君阴谋，那么应当揭发他的逆言告诉国人，而将他陈尸于市。然而起初听任他的阴谋而隐瞒，后来畏惧他的谗言而顺从。国政在归生手中，兵权在归生手中。《左传》所说的“畏惧而顺从”，难道公子宋是首恶而归生是从犯吗？是顺从公子宋的阴谋而实行弑君之事罢了。陈氏认为归生的弑君是公子宋开启的，吴氏认为归生一定有不被君主宠幸的地方，因为公子宋有邪谋，表面上说年老害怕被杀的话，暗中实际上借公子宋之手除掉他的君主，说得对。如果只责备他掌握生杀大权足以控制别人，反而被别人控制，所以舍弃公子宋而把弑君的罪责归给他，其义理还太疏漏。大概赵盾弑杀夷皋，赵盾暗中利用穿；归生弑杀夷，归生公开利用公子宋】

赤狄入侵齐国。

秋季，鲁公前往齐国，鲁公从齐国回来。

【宣公赞许齐惠公的即位，已经屡次朝见齐国，以为朝聘是常事，而实际上是委屈自己侍奉齐侯。文定认为连年前往齐国而都平安回来，是担心他。张氏、汪氏于是认为应当与桓公盟戎记载“至唐”同意，大概都是担心桓公、宣公不能返回，这是不对的。如果说同于桓公的至唐，那么元年与齐侯在平州会盟，应当在平州记载“至”以表示担心，不应当在请婚、贿赂田地之后，而到了五次前往齐国。既然请婚、贿赂田地而齐国喜悦他，凡是宣公前往齐国，大概是平安而不危险的】

冬季，楚子攻打郑国。

【郑国归生弑君，天王不讨伐，方伯不讨伐，邻国不讨伐，而楚国讨伐他。《春秋》难道不赞许楚国讨伐弑君之贼的道义吗？但是楚国

译名义上是讨伐叛贼，实际上却是争夺郑国。《春秋》未必会推崇这种讨伐叛贼的公义，而会宽恕其争夺郑国的私心。所以说，《春秋》给予荆蛮以罪责，中原诸侯的道义并非不正当，然而如果因此称呼楚君为“楚子”，那么今年没有抓到叛贼，明年又再次来犯，既然有必定要讨伐叛贼的诚意，为什么又记载为“楚人”呢？汪氏认为，前三年所讨伐的是郑穆公，这一年所讨伐的是郑襄公。郑穆公背离楚国归附晋国，那么讨伐他就名不正言不顺；郑襄公是被弑君者所拥立的，那么讨伐他就名正言顺，这也自有其道理。然而从此以后，楚国连年讨伐郑国，何必都以讨伐弑君者作为名义呢？郑国归附晋国，就以郑国对晋国怀有二心作为名义，怎么会名不正言不顺呢？而《春秋》反而通过称呼爵位、称呼“人”、记载“侵”、记载“伐”等方式，来显示其褒贬义例呢？

译五年

春季，鲁宣公前往齐国。

夏季，鲁宣公从齐国回国。

【鲁宣公勤于侍奉齐国，齐惠公的朝聘之礼，甚至亲自奔赴丧礼，派遣卿大夫防备葬礼，都超出了常规礼制。那么他连年朝见，不一定有具体原因。然而看他超过时节才到达，似乎也是因事而然。唯独左氏所说的阻止鲁公是为了高固请求婚娶，是不可信的】

秋季九月，齐国高固来迎娶子叔姬。

【前往齐国超过时节才到达，因此发生了高固迎娶叔姬的事。左氏于是说是阻止鲁公请求婚娶。然而以齐国的强大，鲁国正贿赂田地以求庇护。如果齐国真是为了高固请求婚娶，那么派遣使者说一句话，鲁国未必不答应。诸侯娶大夫之女，大夫娶诸侯之女，礼制本来就有，不算受辱。何必阻止鲁公并要挟他呢？即使齐惠公等待鲁公来朝亲自商定，也是一句话就能定下的。如果阻止他超过时节，那一定是齐侯起初提议而鲁公推辞，再三提议而鲁公再三推辞，直到不得已而勉强听从，拖延了数月之久才得回，有这样的情况吗？看去年秋季前往齐国，今年春季又前往齐国，朝见齐国的次数多，不到期限，必定有其他事情触怒齐国。而齐国恰好因为阻止鲁公已经解除而让他回国，因此有了高固请求婚娶的事。众儒生指责宣公把女儿嫁给大夫，又亲自为之做主，说是屈服于齐国的强大而忍受耻辱。然而庄公把女儿嫁给莒庆，也亲自做主，并非屈服于莒国的强大。所以讥讽他亲自做主不合礼制是可以的，不必苛责而厚责他】

叔孙得臣去世。

【依附仲遂而杀害嫡子立庶子，行父的罪过与得臣相同。行父去世的日期，那么得臣不记载日期，恐怕也是史官丢失了日期，而不是削去以示贬斥。以仲遂的专权，能胁迫行父听从他的作为，那么得臣俯首听命是应当的。大概仲遂亲为公子，看待行父、得臣为接近文公宠爱的，而行父、得臣听从他。行父、得臣的罪过既相同，而行父尤在国中掌权，春秋不应当重治得臣，而轻减行父】

冬季，齐国高固和子叔姬来到鲁国。

【记载以示讥讽，众儒生的议论都是对的】

楚国人攻打郑国。

【这是楚军第三次到达郑国。楚国争夺郑国对抗晋国很急切。荀林父救郑，为什么不记载？因为下面有侵陈的记载，所以不记载。家氏认为归生弑君，应当讨伐而不应当救援。如果是这样，那么以弑君的晋国去救弑君的郑国，是同恶相济。《春秋》应当急忙记载以彰显其罪，而不记载，是因为治理两国弑君的罪过，不系于记载救援。所以虽然有其事，而省略其文】

六年

春季，晋国赵盾、卫国孙免侵犯陈国。

【宣公元年，楚国、郑国侵犯陈国。晋国赵盾救援陈国。晋国勤于陈国，而陈国应当感激他了。陈国为什么背叛晋国，依附楚国而导致赵盾、孙免的侵犯呢？莫非是赵盾未弑君之前，陈国亲近晋国；赵盾弑君之后，陈国才开始背叛晋国吗？如果是这样，那么陈国是知道君臣的大义，而黑壤之防不参与，还是能自强的。然而看八年，楚军攻打陈国；九年，扈之防不参与，而荀林父攻打陈国，那么陈国作为陈国，也不过是楚国来就跟随楚国，晋国来就跟随晋国，在晋楚之间反复向背，而没有固定的主心骨。这是陈灵公无道，自身最终被弑，国家混乱而几乎灭亡的原因吗？公羊传认为弑君的贼人不见于经，而赵盾见于经，于是说赵盾不是亲弑君因为不讨贼，而加上弑君的罪过。陈氏认为赵盾两次见于春秋没有贬斥，自宋万以下不讨贼的，都是凡人而已，都不对。弑君的贼人不见于经，没有这个例子。前面贼人既已讨伐，后面不讨伐的无事可记载，那么也不记载，不是春秋有意削去以示诛绝之义。在鲁国，那么公子翚见于经了，然而还可以说罪分首从，鲁国弑隐公应当归罪于桓公、翚，罪过或许可以宽贷。至于如桓公十八年间所记载的公，就是桓公，为什么见于经呢？宣公仲遂又都见于经了，然而还可以说隐公讳弑，记载薨；子赤讳弑，记载卒。春秋对于桓公、宣公也不得不从宽。如果楚商臣弑君，而所记载派椒来聘、次厥貉伐麇的楚子，不是商臣吗？齐商人弑君，而所记载盟郪丘、盟谷、攻打我西鄙的齐侯，不是商人吗？蔡般弑君，而所记载伐吴、防申的蔡侯，不是般吗？难道弑君而自立的人见于经，作为臣子而弑君的人不见于经吗？这说不通了。春秋记载赵盾，正是为了彰显弑君的贼人，不仅不讨伐，而且宠信任用他，使他在国中掌权，侵犯诸侯，毁坏先王的法度，而失去古今的道义】

夏季四月

秋季八月，发生蝗灾。

冬季十月

七年

春季，卫国国君派遣孙良夫来结盟。

【鲁卫是兄弟之国，齐桓公创立霸业之后，僖公与卫成公在洮、向结盟。晋文公之时，卫国多故了。文公四年，甯俞来聘，卫成公还未解除与晋国的隔阂。沓之防，实际上是借助文公以沟通晋国，然后一同参与新城之盟。现在过了十年而卫国使者又至。解说《春秋》的人，认为沓之防，鲁国沟通卫国与晋国；良夫来结盟，卫国将要沟通鲁国与晋国以报答他，似乎是这样。沓之防，卫国跟随晋国，卫成公有其志向，而借口于鲁国；良夫来结盟，则不是鲁国想要跟随

译晋国方面，卫国国君卫成公实际上是依靠晋国才得以让鲁国臣服。所以在新城结盟时，卫国没有改变立场；而在黑壤设防时，鲁国最终没有像侍奉齐国那样去侍奉晋国。大概自文公在处父结盟以来，鲁国侍奉晋国不能说不勤勉，等到遭受商人的侮辱，多次派遣使者报告危难，而晋国却不曾为此发动问罪的军队。鲁国知道晋国不值得依赖了。宣公能够取得君位，齐惠公实际上是忍心让出姜氏并帮助宣公即位，鲁国既怨恨晋国，又刚刚感念齐国的恩德，适宜与齐国的交情不可突然断绝，而与晋国的友好关系未能立刻疏通吗？晋国没有原谅鲁国，而在防地阻止鲁公入境，所以鲁国更加怨恨晋国，因此在防地会盟时没有参加。晋成公去世时，鲁国没有去防地参加葬礼，同时也怨恨良夫结盟时，是因为卫成公欺骗了我们。等到卫成公去世时，鲁国也没有去防地参加葬礼。

译夏季，鲁宣公在防地会合齐侯，共同讨伐莱国。

【响应齐侯的命令，兴兵讨伐弱小的国家，鲁国有罪，齐国也有罪。高氏指责鲁宣公正与卫国结盟，打算重新依附晋国，却又响应齐侯的命令，这是自取其辱的做法。然而，如果有志于依附晋国，就应当背离齐国吗？既然与齐国没有嫌隙，本来就不可以迅速背离它。如果一定要依附晋国，就无缘无故地背离齐国，那就是在齐、晋两国之间反复无常，忽而友好忽而仇敌，这是蛮夷之道啊】

秋季，鲁宣公从讨伐莱国回来。

【宣公在位时，开始讨伐莒国，没有记载“至”；最终讨伐邾国，也没有记载“至”。这次在防地会合齐侯讨伐莱国，用兵规模很小。而史书却记载了“至”，是因为屈从于强国去讨伐弱国，其罪过与乞求荆蛮的军队去讨伐姻亲之国是一样的。所以僖公讨伐齐国时记载了“至”，宣公讨伐莱国时也记载了“至”】

发生了大旱。

冬季，鲁宣公在黒壤会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

【冬季会盟而春季才回来，左氏认为这是因为公子遂被阻止，没有参加黄父之盟。鉴于鲁宣公屡次朝见齐国而不朝见晋国，又不派遣大夫聘问，晋国对鲁宣公的愤怒可想而知。黒壤之会之后，扈地之会，没有参加清丘之盟，没有参加晋成公、卫成公的葬礼，都没有前往会葬，推测鲁国也怨恨晋国而不以礼相待，那么阻止鲁宣公的说法也可以考证而知。如果诸侯结盟而鲁宣公不参加，那么《春秋》为什么不记载？沙随之会没有见到鲁宣公，可以记载平丘之盟，鲁宣公不参加可以记载；黄父之会不参加，为什么不可以记载呢？文定认为直接记载而不避讳的，是因为过错不在鲁宣公；避讳而不记载的，是因为过错在鲁宣公。鲁宣公的过错，在于朝见齐国而不朝见晋国，又不派遣大夫聘问，那么阻止鲁宣公不是晋人的过错，所以《春秋》避讳而不记载。然而鲁宣公不朝见晋国，晋国认为这是罪过，《春秋》不应当以此归罪于他。鲁国不自强而朝见大国，本来就不是贤明君主立国的正道。评论宣公时，应当把朝见齐国视为宣公的耻辱，不应当把不朝见晋国视为宣公的罪过。况且晋成公是被弑君贼人所立，而不能讨伐，郑伯背离他，尚且不认为不对，反而责备宣公朝见他吗？这一年会合晋侯于黒壤，鲁宣公之外有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九年会合晋侯于扈，也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在扈地会合而没有结盟，那么黒壤也应当是会合而没有结盟，左氏关于没有参加结盟的说法不足为据】

八年

春季，鲁宣公从会盟之地回来。

【过了时节才回来，认为这是因为阻止鲁宣公，可以从后来的事情中考证而知。如果说因为阻止鲁宣公而记载“至”，那么桓公、文公以后所有的会盟都记载“至”了。难道只有黒壤之会危险吗】

夏季六月，公子遂出使齐国，到了黄地才返回。

【罪过与公孙敖没有到达一样，而返回的原因只是遂有病，而公孙敖逃奔莒国。虽然都是阻塞君命，但相比公孙敖稍轻一些。不称“有疾”，高氏说：“不可以疾病为由废弃君命。”昭公出使晋国有病而返回，就记载下来，是为了区别于之前到黄河才返回的情况，或者是推辞或者是拒绝。这里下文记载死于垂地，那么有病是可以知道的。有病而不记载，那么不可以因疾病而废弃君命的意义就显明了】

辛巳日，在太庙举行祭祀，仲遂死于垂地。

【诸儒认为“有事”是指时祭，讥讽不在祭祀之时，所以记载“有事”，不记载祭祀的名称。如果是时祭，那么这应当是夏禴。按时祭在四个仲月举行，那么禴祭应当在五月。即使如诸儒所说，周朝的烝享还用夏历，那么也应当在七月。这里记载六月，所以知道未必是禴祭。而记载“有事”，是因为鲁国史官本来就不记载祭祀名称，不是孔子讥讽不在祭祀之时而记载“有事”。仲遂的死，诸儒以应当祭祀而不告之礼责备他，然而与叔弓的死不同。叔弓在武宫主持事务而死，记载“去乐卒事”。这里如果当事而告，也应当以“卒事”记载。看“明日犹绎”，那么这一天的“卒事”是可以知道的。不记载“卒事”，那么或者是事情结束后才告，不一定要以不当告来责备他了。记载“仲遂”，是因为活着时赐予氏，与季友相同。不记载“公子”，是因为承接上文而省略。记载“卒”，诸儒认为应当与公子翚相同，不记载“卒”是因为事情变化而死，这是不对的。卿死而举行绎祭，其失礼较小。如果《春秋》想要以不记载“卒”来表示诛绝的意义，那么即使有不应当绎祭而绎祭的小过失，也会一并删削而不记载。大概翚不记载“卒”，是桓公、庄公时代不对大夫加礼，原本不是《春秋》因为他弑君而删削不记载。那么仲遂的“卒”与其他大夫记载“卒”一样，都是加礼的缘故，哪里有别的意思呢？他们两人弑君的实质是一样的，以前不称“公子”，后来称“公子”以示区别；以“卒”而称氏以示区别】

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去掉籥乐。

【《尔雅》说：绎，是陈列昨天的礼仪。《檀弓》说：“卿死不举行绎祭”，这些都是根据《春秋》经文而做的解释。经文记载“辛巳”“壬午”，那么就有今日、昨日的说法；经文记载“犹绎”，那么就有“卿死不举行绎祭”的说法。汉代儒者谈论礼仪，大多如此。然而对于义理都符合，那么也可以互相印证。宣公既然宠幸遂，而赐予他氏，又失去了对待卿大夫的礼仪。私恩不可以施加而施加了，典礼不可以废弃而废弃了。诸儒的议论，都是对的。陈列舞容而去掉乐声，是以意为礼了。大概与叔弓死时“去乐卒事”的讥讽相同。一个是“卿丧不废正祭”，乐不可以去掉而去掉了，记载卒事来讥讽他；一个是“卿

译最终没有停止绎舞”，既然进行了绎舞，万舞即使去掉了籥，也不符合礼制，那么史官也就记载此事以讥讽它。这是第一件事。因为害怕黑壤之地而畏惧齐国，为了背离晋国而接受齐国的责让，急忙派遣使者前往齐国，这是第一点；公子遂主持国事却废弃了君主的命令，这是第二点；公子遂出生而被赐予氏，这是第三点；“卿大夫去世仍然举行绎舞”，这是第四点；“万舞进入时去掉了籥”，知道不应该举行绎舞却仍然举行，这是第五点。通过这一件事，臣下的罪责和君主的过错，都完备地彰显出来了。

译戊子日，夫人嬴氏去世。

【成风去世时，有含玉、赗赠、防送、归襚等礼仪，所以借这些事来显示贬斥。敬嬴没有这些事，也就无从显示贬义。并不是因为“从同”的原则而没有贬斥。前代儒者所立的条例，后来行不通，就提出了“从同”的说法。然而《春秋》并没有这样的义理】

晋国军队联合白狄攻打秦国。

【晋国联合白狄攻打秦国，兴师动众，报复没有止境。第一罪，不排斥狄人而使用狄人；第二罪，如果按照儒者的条例，就应当称“人”来贬斥了。不称“人”而称“师”，文定也知道义理行不通，所以又说这是直接记载在简册上，贬义自然显现】

楚国军队灭掉了舒蓼【谷梁传作舒鄝】。

【根据《左传》，楚子灭掉舒蓼，到达滑汭，与吴、越结盟后返回。而经文记载“楚人”，是将楚子贬称为“人”。灭掉国家而断绝人的祭祀，哪里是称“人”表示贬斥所能完全表达其罪过的呢？荆舒互相攻灭，不值得详细记载】

秋季七月甲子日，发生日全食。

【前一个月有辛巳、壬午、戊子，从辛巳到甲子四十四天，经文不记载朔日发生日食，说明是在晦日】

冬季十月己丑日，安葬我们的小君敬嬴。

【哀姜去世，称夫人；灵柩运到，称夫人；安葬，称小君。这是不切断哀姜在宗庙的地位。成风去世，以夫人的礼仪安葬，以小君的身份将附祭于宗庙。这是有两个夫人。出姜被休弃后去世安葬，没有听闻，这是切断出姜在宗庙的地位。敬嬴以夫人的身份去世，以小君的身份安葬，就附祭于宗庙。因为独自配享文公，不算是有两个夫人。这是两个妾母的不同之处】

下雨导致无法安葬，庚寅日正午时分才得以安葬。

【下雨导致无法安葬，也是偶然的事情。《春秋》记载是为了讥讽他们没有准备。文定认为这是敬嬴杀害太子及母弟的灾祸征兆，然而文姜参与杀害她的丈夫，哀姜参与杀害两位国君，而安葬时都没有事。天道遥远而难以知晓，报应的说法，文定作为儒者不应该宣扬。那么定公因下雨无法安葬，也是受到獾臣推戴、夺取嫡位、篡夺国家的灾祸征兆吗？桓公、宣公的安葬又没事，为什么呢】

修筑平阳城。

楚国军队攻打陈国。

【晋国、卫国侵犯陈国，陈国与晋国讲和，没有记载。楚国攻打陈国，陈国与楚国讲和，没有记载。观察晋楚的交往，在陈国互相用兵，那么陈国与晋国讲和，晋国与楚国讲和，楚国不记载，就可以知道了。陈国、郑国都使用这种方法，这就是所谓的牺牲玉帛，陈列在边境上等待强者】

九年

春季，周王正月，鲁君前往齐国。

【在防地、黑壤感到恐惧，齐国来讨伐，公子遂出聘没有完成，所以鲁君急忙前往朝见。虽然冒着忘记哀悼、立即吉服的讥讽，但也不顾了。齐国不辞让而接受，也不能没有罪过】

鲁君从齐国回来。

夏季，仲孙蔑前往京师。

【以前鲁国几位国君没有先施恩而聘问京师的，仲孙蔑的出行还算得上尊崇天王，所以天王第二年就有王季子前来。然而即位九年才出行，又多次前往齐国朝见，而对于天王却不朝见只聘问。本来就知道《春秋》记载这件事，不是为了赞美他。儒者常常因为《春秋》不记载鲁国朝聘京师，怀疑是常事；不记载像这一年的聘问，也没有特殊事故，而记载就知道二百四十年鲁国对天王加礼，也寥寥无几了。仲孙蔑是敖孙，仲孙氏开始见于经文】

齐侯攻打莱国。

【齐国两次攻打莱国，都记载齐侯，是罪责齐侯欺凌小国。如果认为举爵是没有贬斥，那就失去了《春秋》的义理】

秋季，夺取根牟。

【陈氏说：取不称公，不是国君的命令。从宣公以下，征伐在大夫了。这个说法也好，然而为什么不记载大夫率领军队呢？观察明年记载“归父率领军队攻打邾国，夺取绎”，就明白为了显示大夫专断征伐、专断夺取，没有不记载名字的。应当以汪氏“根牟是小国，讳言灭，所以记载取”的说法为妥当】

八月，滕子去世。

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在扈地会盟。晋国荀林父率领军队攻打陈国。

【陈国背离中原而依附楚国，不能没有罪过。晋国主持中原盟会，对内任用贼臣，对外不能安抚新来的鲁国，而只是在会盟中羞辱它。陈国已经依附晋国，又不能救援楚国的攻打，一次不在扈地会盟，就兴师动众，来惊恐其臣民，哪里算得上是仗义的军队呢】

辛酉日，晋侯黑臀在扈地去世。

【桓公时代，卫惠公在丧期，帮助齐国作战，我们对于卫宣公的安葬，还前往会盟。齐僖公因为纪国的缘故仇视我们，年年干戈相寻，到他去世安葬时，也前往会盟。怨恨不抛弃义理，愤怒不废弛礼仪，古人以安葬为重。晋国主持中原盟会，黑壤的会盟，虽然羞辱了晋成公，但晋成公最终没有前往会盟他的安葬，难道不是罪过吗】

冬季十月癸酉日，卫侯郑去世。

【鲁国和卫国是兄弟之邦，卫成公在位三十五年，鲁国三世共同会盟而通聘问。良夫来结盟，使鲁国与晋国相通，意图不是不善。晋国在防地阻止鲁君，不是卫国的罪过。鲁国愤怒晋国，何至于迁怒于卫国呢？鲁国即使愤怒卫国，何至于废弛他的丧礼呢？蔑视礼仪忘记亲情，以增长怨恨仇敌，也不是谋国的方法】

宋国人包围滕国。

【宋国拘捕滕国，在子婴齐之后，滕国长久隶属于宋国，现在一定有违背宋国的缘故，所以包围它。包围它不服，又攻打它。然而攻打丧国，太过分了】

楚子攻打郑国，晋国郤缺率领军队救援郑国。

【楚国凭借势力欺凌中原，春秋时期不曾因为

译这是为了表示赞许。起初记载简略，后来记载详细。国君亲自率领军队，就记载爵位；大夫率领军队，就只记载人名。大夫主持军政，就记载名字。动用大量军队，就称“师”。这是根据事情的实际状况来记载，而不是借此进行褒贬。《春秋》文公十四年既然因为归生弑君、楚国攻打郑国而记载爵位，表示赞许他。到了这次攻打郑国，道义上无法讲通，却又认为是罪过。他凭借重兵压境郑国，却以赞许晋国军队救援郑国作为辩解。既然认为救援者是善的，那么攻打者就是不善的。不善又为什么要记载爵位呢？既然因为凭借重兵压境郑国而认为他是罪过，不赞许他，又为什么要记载爵位呢？道义上仍然无法讲通。

译陈国杀了它的大夫泄冶。【“泄”字，公羊传和谷梁传都写作“泄”。依照各位儒者的体例，既然说这是“称国以杀”，是承上文的说法，那么泄冶就是无罪的。又说没有剥夺他的官职，是因为所受的刑罚与罪行不相称，那么泄冶就有其他罪行，而杀他的原因并非因为那个罪行。根据左氏传，泄冶不仅无罪，而且可以附列在古代进谏的臣子之中。为什么说是“称国以杀”，却又写下他的名字呢？左氏传既然引用“无自立辟”的诗句来定论，又以在昏乱朝廷做官，不能洁身引退，作为泄冶的罪过，来解释为什么写下他名字的原因，以勉强符合凡杀大夫称国书名、不剥夺官职的体例。这都是勉强让经文来迎合自己的说法罢了】

鲁宣公十年

春天，鲁宣公前往齐国。【接连两年去朝见齐国，不顾自身的屈辱，而求取强大国家的欢心。大概是因为黑壤之战招致晋国的愤怒，既不防备扈地，又不防备晋成公的葬礼，只怕晋国人来责问，所以勤于侍奉齐国以期望得到援助】

鲁宣公从齐国回来。

齐国人归还了我们的济西田地。【在国外夺取我们的城邑不记载，是忌讳“取”字；齐国夺取郓邑让昭公居住，就不必忌讳了。用田地贿赂齐国而记载“齐人取田”，则是用“取”字来忌讳“赂”字。记载“齐人取济田”与记载“齐人取讙及阐”相同，所以公羊传在两处记载中，一处认为是弑杀子赤的贿赂，一处认为是用邾子益来作为贿赂。伊川采纳了这个说法，而不采纳“鲍牧率领军队夺取讙及阐”的说法，最为得当。归还讙及阐没有记载，“我归还济西田”记载了“我”字，是因为鲁国因为邾子益的缘故贿赂了两个城邑，因为弑杀子赤的缘故贿赂了济田。贿赂相同，但贿赂的原因不同，所以《春秋》在归还田地时记载“我”，以区别于归还两个城邑，以彰显“我的田地”贿赂齐国的原因，齐国归还我田地的原因，必定有其缘故，不像邾子益来、邾子益归那样间隔记载，而记载“取邑”、“归邑”那样明白可考。因为弑杀子赤的缘故贿赂齐国，因为侍奉齐国恭谨的缘故归还给我，大概说“这是我的田地”，“我的田地为什么进入齐国”，“我的田地为什么从齐国归还”，其缘故显然了】

夏季四月丙辰日，发生日食。【说：日食不记载朔日，月内有己巳日的日食，发生在既朔之后】

己巳日，齐侯元去世。

齐国崔氏出逃到卫国。【崔氏，左氏传认为是崔杼。从这时到崔杼弑君的五十二年间，崔杼年老而作乱，此时年纪尚幼，高氏和国氏为什么害怕他的逼迫呢？然而左氏传必定不是不检查而随意将崔氏当作崔杼。大概弑君的人，其性格必定残忍暴戾，即使童年就有恶行，刚出逃时，尚未成为大夫，不得记载名字；又或许连同其父兄一起驱逐，而罪责不在其父兄，又不得以父兄的名字记载，所以用举族的词语记载崔氏，那么崔杼就在其中了】

鲁宣公前往齐国。【鲁宣公四次朝见齐国，直到奔丧，到了极点。大概是因为感激齐惠公立自己为君，既亲自奔丧，又派遣卿大夫参加葬礼。此后成公奔晋景公的丧事，鲁宣公和成公对于齐国、晋国，简直用侍奉天王的礼节侍奉他们，而对于天王则疏远。春秋时期没有奔丧的，即使派遣卿大夫参加葬礼，也只有两次。大概侍奉天王不如侍奉强大的诸侯。鲁国尚且如此，其他国家可想而知。春秋时期有霸主没有天王，即使是一崩薨卒葬，春秋据实直书，而诸侯的罪过都显现了】

五月，鲁宣公从齐国回来。

癸巳日，陈国夏征舒弑杀了他的国君平国。【《春秋》原本没有杀无道之人称国的意义，弑君而举出乱贼的名字，认为罪责不及百姓，原本不是文定所说记载夏征舒名氏，以验证泄冶忠谏的说法，其说法迂曲。弑杀平国的，实在是夏征舒一人的手，那么记载征舒有什么其他意义呢】

六月，宋国军队攻打滕国。

公孙归父前往齐国参加齐惠公的葬礼。【归父是仲遂的儿子。仲遂在八年夏天去世，归父丧期未满，宣公急忙派他去齐国，以参加惠公的葬礼，而归父不推辞，都是罪过。大概宣公因为仲遂而得到君位，君臣之间，都依托于齐国，仲遂去世而参加葬礼，派遣季孙行父、仲孙蔑、叔孙侨如、臧孙许都是国卿，不在其中选择一人前往，而独自派遣有丧期的归父，固然是宣公恩德仲遂而宠信他的儿子，也是襄仲与亲族相比三桓更近，且让归父借参加葬礼以结交齐国，作为自固的计策。此后攻打邾国、攻打莒国、参加齐侯的盟会、参加楚子的盟会，都是归父一人专断，于是三桓无权而侧目东门仲氏。想要驱逐归父，就不得不离间齐国；想要离间齐国，就不得不侍奉晋国，参加断道的盟会以同晋国结盟，三桓阴谋以逼迫国君前往。不然，齐国刚归还我们济西的田地，国君刚亲自奔惠公的丧事，齐国没有罪责我们的借口，我们没有怨恨齐国的迹象，为什么突然背弃齐国而向晋国呢？只有三桓心中有不平，所以宣公去世而归父就被驱逐。归父被驱逐而臧孙就与晋国在赤棘结盟，与晋国结盟的是为了齐国，背弃齐国的是归父。新君即位，无故而抛弃先君的友好，北边的侵伐，齐国的军队不是没有名目，通婚的国家，原本不是仇敌，引咎谢过，可以互相宽释，何至于四卿都率领晋、卫、曹的军队而在鞌地急战呢？大概三桓积怨于齐国党附仲氏，而归父又出逃在齐国，不得不倾全国兵力挟持强大的晋国以决一

译【战争】

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曹国人攻打郑国。

【陈国和郑国都在晋国和楚国之间反复摇摆，时而依附晋国，时而依附楚国。陈国发生了弑君之罪，而晋国不去讨伐，是因为陈国当时正归附晋国。晋国舍弃了有弑君之罪的陈国，却联合四国的军队去攻打归附楚国的郑国。《春秋》能不谴责晋国吗？这段经文定在诸侯在扈地会盟之后，荀林父率领军队攻打陈国，是为了给晋国谴责陈国提供理由。它之所以谴责陈国，是因为晋国主持中原盟会，又曾经救援过陈国，陈国理应与之交好，却只依附楚国，这难道合乎道义吗？然而晋国主持中原盟会，陈国和郑国的情况是一样的。楚子攻打郑国，晋国的郤缺也曾率领军队救援郑国，但郑国又归附楚国，这也不能算是合乎道义。为什么四国攻打郑国，又放过郑国而谴责晋国呢？这种矛盾之处，总是拘泥于前文称“荀林父帅师”是褒扬，此处称“人”是贬低，所以说法不合乎道义罢了。晋国不能制服楚国以安定诸侯，却只责怪陈国、郑国归附楚国，因此攻打陈国和攻打郑国都受到贬斥，并不是因为称“帅师”或称“人”来表示褒贬。这里不讨伐陈国的弑君之罪，却攻打归附楚国的郑国，其受到贬斥还有什么可疑的呢？但这也不是因为称“人”来表示贬低。前文记载“荀林父帅师”，是因为道义关联在荀林父率领军队这件事上；这里记载“人”，是因为道义不关联在具体的人名上，指的是四国的大夫】

译秋天，周王派遣王季子来鲁国聘问。

【这是为了报答前年仲孙蔑出使周王室的聘问。周王室的聘问中也有不回报的。鲁国的大臣一到京师，周王就立刻派遣同母弟弟前来回报，怎么像回声响应声音那样迅速呢】

公孙归父率领军队攻打邾国，夺取了绎地。【绎，公羊传写作蘱】

【邾国国君十年没有朝见鲁国，鲁国愤怒因而攻打它，夺取了绎地。太过分了！这也是公孙归父想要获得兵权，宣公想要把兵权借给公孙归父罢了，所以《春秋》详细记载，并书写公孙归父率领军队】

大水灾。

季孙行父前往齐国。

【季孙行父前往齐国。左氏认为这是初次聘问。年初春天，鲁君已经朝见齐国了。夏天，鲁君亲自奔丧惠公，公孙归父参加了葬礼。鲁国侍奉齐国，已经很勤勉了。这一年的聘问使者，不可以停止吗？如果为了朝见聘问新君，那么等到明年即位行礼也可以。而季孙行父匆忙前往，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季孙行父的意思，不是鲁君的意思。季孙行父忌惮公孙归父专权，想要在新君面前离间公孙归父，所以借初次聘问的名义出行】

冬天，公孙归父前往齐国。

【公孙归父继季孙行父之后前往，如果说这是聘问，那么不应该有四季的聘问。左氏寻求其中的缘故，找不到，认为是因为攻打邾国的缘故。如果使者因为攻打邾国，恐怕得罪齐国，那么季孙行父聘问时可以申辩言辞来化解齐国的愤怒，又何必麻烦公孙归父前往呢？况且宣公、公孙归父侍奉齐国谨慎，如果齐国果然庇护邾国，必定不会攻打邾国而失去齐国的欢心。如果齐国果然因为攻打邾国来讨伐，必定是公孙归父亲自前往谢罪，那么必定不会在丧期而派遣国佐回报聘问。那么公孙归父前往齐国，是做什么呢？公孙归父继仲遂之后专权，不是三桓所希望的，形迹已经明显了。公孙归父知道季孙行父前往齐国，想要在齐国离间自己，所以又借聘问的名义来弥补齐国的关系】

齐侯派遣国佐来聘问。

【一年之间，鲁君和大夫总共五次前往齐国。齐国接受了他们加礼的勤勉，就不能不一次来回报。虽然在丧期，忘记哀痛失礼，招致讥讽也不顾了。然而也可能是想要攻打莒国而来谋划。称齐侯，高氏说：“彰显他的恶行。”似乎还是孔子书写以彰显他。然而像葵丘的盟会，称宋子，应当是载书的言辞，那么是这样。这里就是齐国使者前来，在丧期称子，而鲁国史官不敢称齐子。孔子也只是沿袭罢了】

饥荒。

楚子攻打郑国。

【楚又攻打郑国，经文书写“楚子褒扬吗”“贬斥吗”？文定不能做出褒贬的解释，而转移其义说：“以实属于辞”了。看明年夏天在辰陵结盟，那么郑国又服从楚；而左氏“士会救郑，驱逐楚军，戍守郑国”的事情，都不足以依据。经历这仅仅两个时节，诸侯戍守郑国的军队，都在哪里？而郑国立刻舍弃他们，而和楚子结盟于辰陵呢】

十一年

春天，周王正月

夏天，楚子、陈侯、郑伯在辰陵结盟【谷梁传写作夷陵】

【齐桓公称霸时，从僖公三年经文书写救邢，筑城邢，侵蔡，伐楚，侵陈，伐郑，救许，然后举行葵丘之盟，那么桓公霸业的成就。晋文公称霸时，经文书写侵曹，伐卫，执曹伯，战楚师，然后举行践土之盟，那么文公霸业的成就。楚庄王自宣元年初对陈、宋进行侵伐，三年伐戎，侵郑，四年伐郑，五年伐郑，八年灭舒蓼，伐陈，九年伐郑，十年伐郑，至此在辰陵结盟，与桓公的葵丘、文公的践土几乎没有不同。那么《春秋》难道给予楚庄王霸主的地位吗？不是的。《春秋》尊王而贱霸，到不得已而对桓、文的事情不深加罪责，还取他们内护中国而外御楚，尊周室而攘楚。既然以外御楚、攘楚而给予桓、文以霸主地位，必定不给予所外御、所攘者之凭凌中国为霸主，以跻身于桓、文，这是明显的。辰陵之盟，大概是哀伤中国的不振。然而楚庄王经营十六年，而所得的仅仅陈、郑二国，那么还庆幸中原诸侯不肯背弃华夏而投靠楚国的多，有义理的公心。至于势不能为，力不能支，宋、楚的和平，岂是不得已吗？如果楚庄王再延长岁月，那么不知道会走到什么地步了】

公孙归父会同齐人攻打莒国。

【杜氏认为称齐人以示贬斥，不对。如果齐侯亲自率领，那么在丧期而穿凶服即戎，应当举爵以贬斥他。如果谋出于高、国诸卿，而挟持新主以用兵，应当书写其名氏以贬斥他。然而都不是这样，而从略书人，莒国本来侍奉齐，鲁国平定莒郯，而莒国不肯，所以鲁国愤怒而攻打它。攻打而不服，所以再会同齐人攻打它。齐国因为鲁国从伐莱，所以也不得不从鲁国以伐莒。这次战役鲁国为主，所以鲁卿名而齐大夫不名。左氏认为莒国倚仗晋国而不事奉齐国，然而莒国远离晋国，必定不会无故舍弃近齐而依附远晋。或者是莒国因为齐国帮助鲁国加兵于己，此后开始改事奉晋国而导致十三年齐师的行动】

秋天，晋侯在欑函会同狄人。

【以盟主而与狄人讲和，礼法上贬斥何疑？而书写在楚盟辰陵之后，杀夏征舒之前。《春秋》所以罪晋。又陈、郑既在辰陵接受楚盟，而楚又入陈，围郑。似乎陈、郑背弃辰陵之盟，向晋而楚乃入之，围之，所以中间书写晋侯会同狄人，以见晋未尝有事于陈、郑。陈、郑未尝背楚，楚既盟之，

译又趁他们毫无防备时攻入并包围他们，荆蛮之人不讲信用，盟约是不足以依赖的。

译冬季十月，楚国人杀死了陈国的夏徵舒。

【《春秋》记载“楚人杀陈夏徵舒”，与记载“蔡人杀陈佗”是一样的。蔡国虽然出于私怨杀害了陈佗，但陈佗确实是扰乱国家的贼人；楚国虽然因为公孙宁、仪行父的缘故，志向在于夺取陈国，但夏徵舒确实是弑杀国君的贼人。所以这两处记载都采用了讨伐贼人的措辞。】

丁亥日，楚庄王进入陈国。

【楚庄王进入陈国，《春秋》记载了具体日期，这是为了表明是先杀了夏徵舒，然后才进入陈国。《左传》记载“进入陈国杀夏徵舒”，这是行文上的错误。程颐认为《左传》是先入后杀，而《春秋》是先书杀后书入，是为了肯定楚庄王能够讨伐贼人，这是相信传文而不相信经文。楚庄王如果真的真心讨伐贼人，那么夏徵舒既已杀死，陈国就可以不必进入了。既然杀了夏徵舒，又进入陈国，说明他的志向在于进入陈国。况且如果以《左传》为依据，而《春秋》先书杀后书入，那就是不肯定楚庄王能够讨伐贼人。大概贼人在国都，不进入国都，就不能抓获贼人。那么楚庄王先进入陈国而后杀夏徵舒，他进入陈国是为了必定讨伐夏徵舒的缘故。根据事实直书，不掩盖肯定楚庄王讨伐贼人的意义，又何必改变文辞呢？《春秋》在前面直书“杀夏徵舒”，是肯定他杀夏徵舒；在后面直书“进入陈国”，是谴责他进入陈国。是非不互相掩盖，褒贬都显现出来了。】

把公孙宁、仪行父安置在陈国。【“宁”字，公羊传作“甯”。】

【楚国进入陈国，听从公孙宁、仪行父的控诉，志向在于进入陈国以安置这两名大臣。陈国既已接受盟约，过了些时日就用军队逼近，欺骗陈国没有防备，又失去了晋国的援助，以为这是必定能得到陈国的计策。《春秋》在“杀夏徵舒”之后记载“进入陈国”，是为了彰显楚国讨伐已经臣服的国家、安置动乱国家的大臣的私心，同时也并不废弃他讨伐贼人的公义。假如楚庄王讨伐陈国而杀夏徵舒，杀了夏徵舒而与陈侯结盟，是为了讨伐贼人而来，平定动乱后就离开，那么即使对楚庄王又有什么可讥讽的呢？】

鲁文公十二年

春季，安葬陈灵公。

【陈国杀了宋万，没有记载，是因为陈国不把杀宋万的事告知诸侯。楚国杀了陈夏徵舒，有记载，是因为楚国把杀陈夏徵舒的事告知诸侯。宋国安葬闵公，没有记载，是因为宋国不把讨伐宋万、安葬闵公的事告知诸侯。陈国安葬灵公，有记载，是因为陈国把讨伐夏徵舒、安葬灵公的事告知诸侯。陈国人长久不葬灵公，等待讨伐夏徵舒之后才安葬灵公，其中的事实就可以看出来了。陈国人想要讨伐夏徵舒，力量不能讨伐，而借助楚国的手来讨伐他，然后告知诸侯以安葬灵公，其中的实情也可以看出来了。】

楚庄王包围郑国。

【前年春天，陈国、郑国一同在辰陵接受盟约。到了冬天，就进入陈国，趁着陈国没有防备。从冬天到春天，就把进入陈国的军队转移去包围郑国，又趁着郑国没有防备。陈国、郑国既已臣服，却又趁着他们没有防备用军队残害他们，是厌恶陈国、郑国的反复无常，转而投靠晋国，就用威力强制他们。已经得到了陈国、郑国，不趁机夷平他们的国都、俘虏他们的君臣而占据他们的土地，是害怕晋国。高氏对于陈国，说肯定楚庄王有迁善改过的美德；对于郑国，说肯定楚庄王不被利谋所诱惑，难道真是这样吗？程颐说“灭陈记载为‘入’，进入郑国记载为‘围’”，《春秋》从轻定罪，是为了肯定他有讨伐贼人的意义，因而宽恕他欺凌中原各国的罪过，这也是不对的。根据《左传》，楚庄王听从申叔时的话，于是恢复陈国的封地，这是楚国原本没有灭陈；又根据《左传》，楚庄王退兵三十里而允许郑国讲和，这是楚国原本没有进入郑国。《春秋》记载“进入陈国”、“包围郑国”，是根据实际情况，为什么要减轻楚国的罪责呢？假如楚庄王有讨伐贼人的意义，进入陈国而不包围郑国，那么杀夏徵舒、安葬灵公，即使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也不能达到。一旦包围郑国，楚庄王贪图陈国、郑国的心就显露了。假如孔子肯定楚庄王有讨伐贼人的意义，记载“进入陈国”而不记载“包围郑国”，那么记载“杀夏徵舒”、“安葬灵公”，即使是通晓《春秋》大义的人，也很少见到。一旦记载“包围郑国”，谴责楚庄王贪图陈国、郑国的防备就显露了。】

夏季六月乙卯日，晋国的荀林父率领军队与楚庄王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楚成王欺凌中原各国，在召陵接受盟约之后，灭掉了弦国，灭掉了黄国，讨伐徐国，讨伐随国，于是到了防盂，而俘虏了宋公，灭掉了防国，而俘虏了防子。城濮一战后楚国因此衰落，现在楚庄王的势力比楚成王更盛，进入陈国、包围郑国，如同抖动枯草一样容易。晋军救援郑国，三军全部出动，六卿共同率领。既已遇到楚庄王，却说应该与楚国讲和，不应该与楚国交战，这难道是《春秋》的道义吗？鲁襄公二十七年，宋国联合晋国和楚国举行诸侯相互会见的盟会，解说《春秋》的人还谴责他们内外混同。楚庄王在中原横行霸道到了这种地步，而晋国又与他讲和，这是晋楚合流而内外混同的局势，不到五十八年后就出现了。《春秋》所厌恶的是楚国，齐桓公开创霸业之后，中原各国所依赖来与楚国抗衡的是晋国，晋国与楚国交战，怎么能以成败来论断呢？值得讥讽的是，陈国有弑君之贼，晋国不能讨伐，而楚国讨伐了，那么楚国理直而晋国理屈。楚庄王亲自身在军中，而晋国把重兵托付给大夫，那么楚庄王勤勉而晋侯懈怠。又荀林父不能整顿军容，集中众人的谋略，致力于必胜的计策，知道必定失败却顺从先縠而抛弃军队，使国家受辱是有罪的。】

秋季七月

冬季十二月戊寅日，楚庄王灭掉了萧国。

【楚庄王的罪过到了灭掉萧国，太严重了。这是为了震慑诸侯不服吗？与进入陈国、包围郑国、在邲地交战一样，记载“楚子”，就知道不是

译已经给予他们了。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曹国人在清丘结为同盟。

译四国的大夫为什么不称名？大概是因为如果称了四国大夫的名，就似乎是因为厌恶大夫专权结盟而特意称名了。当时楚国势力正盛，晋国军队刚刚战败，宋、卫、曹三国没有畏缩退避，反而谋划依附楚国而来，与晋国结盟。晋国也没有畏缩退避而推辞诸侯，仍然同心合力订立抵御楚国的盟约，这件事还是值得肯定的。至于后来是否违背盟约，原本不是这里讨论的重点。只是诸侯不加防范，而把大事委托给大夫，那么讥讽的对象就在于四国的国君罢了。

宋国军队攻打陈国，卫国人救援陈国。

陈国正遭受楚军攻击，而宋国趁其危难来报复怨恨，本来就有罪了。四国刚刚结盟抵御楚国，而卫国却救援陈国来解除宋国的威胁，这也是《春秋》所厌恶的。

鲁僖公十三年

春天，齐国军队攻打莒国。【《公羊传》记载为攻打卫国】

《左传》记载为攻打莒国，《公羊传》记载为攻打卫国。依据经文考证，前面有归父在防地会见齐侯讨伐莒国的记载，那么这次就是再次攻打莒国。莒国得罪齐国的原因，是因为平定莒、郯两国时莒国不肯服从，所以鲁国攻打它。齐国和鲁国再次攻打它，莒国不服从而侍奉晋国，齐国因此单独出兵攻打它。那么以《左传》的说法为是。后面有晋侯、卫世子攻打齐国的记载，有侵犯齐国、在新筑作战的记载。卫国如果没有怨恨，不应该两次对齐国用兵，那么这次就是攻打卫国，以《公羊传》的说法为是。然而齐国长久不遵守晋国断绝道路之盟，又不参与，只有卫国坚定帮助晋国，所以晋国联合卫国对齐国用兵，而卫国不得不跟随，也不必因为齐国攻打自己而认为是报复。应当以《左传》为准无疑。

夏天，楚子攻打宋国。

楚国想要完全占有诸侯，陈、郑两国已经臣服，按次序轮到宋国。本来不是因为宋国救援萧国、攻打陈国，才开始有借口攻打它。大概是因为得到宋国，接着就会波及鲁、卫，而晋国的势力就会孤立，难以与楚国对抗。长驱直入中原，没有不臣服的，这是楚庄王的志向。攻打宋国没有功效，包围宋国不能攻克，而后霸业就不能成就。宋国果然是中流砥柱啊！

秋天，蝗虫。

冬天，晋国杀了他的大夫先縠。

楚国在城濮战败，已经杀了得臣。晋国因为邲之战的失败归罪于先縠，不在军队返回的那天杀他，过了年才杀他，为什么这么迟缓呢？大概《左传》说是借着讨伐赤狄清国的军队来追讨邲之战的失败吧？丧失军队、侮辱国家，按照法律应当讨伐。然而像秦穆公三次任用孟明视，也称霸西戎，晋国可以宽恕林父的罪过，那么也可以宽恕先縠的罪过。不宽恕先縠的罪过，那么就应当立即申明败军的法令，端正国法来严肃三军。开始放纵他，最后却杀了他，这是凭主观意志决定生死，两方面都错了。

鲁僖公十四年

春天，卫国杀了他的大夫孔达。

背叛盟约、失去信用，确实是孔达谋划国事的罪过，而采纳他计谋的人是谁呢？开始信任孔达以结交陈国，接着杀了孔达来取悦晋国，失掉了正道。至于晋国作为盟主，不能制约强大的楚国以庇护诸侯，却逼迫诸侯国杀其大夫，这难道能算是合乎道义吗？

夏天五月壬申日，曹伯夀去世。

晋侯攻打郑国。

楚国包围郑国，郑国面临灭亡的危险。晋国因为六卿在邲之战中打败楚军而失败，力量本来就不能庇护郑国了。楚子刚刚退兵，而晋国就兴起问罪的军队，其问罪的言辞不过说邲之战中，士兵忘死，大夫被杀，都是因为郑国。郑国为什么就亲近虐待郑国的楚国，而背离救援郑国的晋国呢？然而体恤小国的道理，也应当体谅郑国的不得已。文定认为晋侯举杯祝酒，道义上无处安置，也不得不直书其事，而道义自然显现的说法。

秋天九月，楚子包围宋国。

宋国杀了楚国使者，楚军必定到来。而宋国坦然这样做，也必定有对抗楚国的先期谋划。然而挑衅强大的楚国，驱使士民承受其刀箭，以侥幸求得不灭，难道不是罪过吗？文定只指责它要结盟誓，想要抵御楚国，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他的意思是以体恤百姓、巩固根本、减轻徭役赋税，使百姓效死力亲近上级来等待敌人。但也不可没有结交邻国、互相救援的道义。于是宋国不认为防备楚国祸患是罪过，而认为招致楚军是罪过。

安葬曹文公。

冬天，公孙归父在谷地会见齐侯。

会见必定有事，以大夫身份去会见诸侯，尤其不是无事而空行的。《左传》只编造晏桓子的话，作为归父日后逃奔齐国的证据，而不说他们相见的缘故。诸儒也只指责他以卑贱会见尊贵的傲慢，认为是不合礼。看下面归父在宋国会见楚子，那么这次会见应当是齐、鲁畏惧楚军的强大，合谋以结交楚国。依据《左传》，楚子派申舟出使齐国，齐国也应当有回访的使者。又依据《左传》成公元年传臧宣叔的话说：“齐楚结好，我们新与晋国结盟”等等，那么这次是合谋以朝见楚国无疑了。

鲁僖公十五年

春天，公孙归父在宋国会见楚子。

归父继仲遂之后专权，竟然做出舍弃中原而投靠荆楚的谋划，太荒谬了。况且宋国被围超过一年，归父如果知道大义，劝齐国合兵救援宋国，退却楚军，那么齐国可以再次称霸，而鲁国也有转助齐国扶植道义的美名。计策不出于此，却越国去会见楚子，贿赂以求免祸，侮辱国家太严重了。

夏天五月，宋国人与楚国人讲和。

楚子前年攻打宋国了，没见宋国人如何屈服而楚军退去。楚国本来就不能得到宋国。虽然它救援萧国、攻打陈国，挑衅强大的楚国，但也足以壮大中原诸侯的士气。大概这时，陈、郑两国臣服于楚国了。宋国攻打陈国，而卫国救援它；卫国又对楚国怀有二心了。归父在宋国会见楚子，又投靠楚国了。楚国的势力足以转移周鼎，而中原诸侯没有敢对抗的了。宋国杀了楚国使者，

译楚庄王甩动衣袖起身，气势汹汹，大有吞并宋国的架势。于是从前年秋季直到今年夏季，历时整整一年，而宋国人坚守城池，盟主不来救援，邻国没有援助。到了极点，甚至交换孩子来吃，劈开尸骨来做饭，仍然不肯订立城下之盟。那么宋楚之间的和平，不仅是宋国想要讲和，也是楚国想要讲和。自从宋人抵抗楚国，楚庄王在位四年没有进入中原地区，直到去世。既然如此，谁说宋国是聋子呢？《春秋》记载“宋人及楚人平”，这是敌国相互对抗、消除怨恨、重修友好的措辞，而不是屈服受盟的措辞。大概是因为体谅宋国不得已的苦衷，所以没有讥讽。记载九月讲和，记载五月被围，以围困时间之久，彰显楚国必定想要得到宋国；以讲和之迟缓，彰显宋国不亚于楚国。吕祖谦衡量华元、子反的是非，以称“人”来贬低他们，这是为传文作传，而不是为经文作传了。如果《春秋》有贬低两人的含义，就应当直接书写华元、子反的名字来彰显他们的专断，不应当反而隐去他们的名字。

译六月癸卯日，晋国军队灭掉了赤狄的潞氏，并将潞子婴儿俘虏带回。

【晋国在楚国战败，心中恐惧士气低落，听任楚国围困宋国超过一年而不敢救援，又担心诸侯轻视自己，所以出兵攻打赤狄以显示武力。然而《春秋》将此事记载在“楚人围宋，宋国与楚国讲和”之后，其罪责便无法掩盖了。至于赤狄屡次侵犯诸侯，确实应当讨伐，但潞氏、甲氏、留吁不应当被灭，也可以从这件事中看出来。】

秦国人攻打晋国。

【秦国和晋国十多年没有互相侵伐了。秦桓公、晋景公在位期间，没有争端。这次忽然兴起攻打晋国的军队，是秦桓公在挑衅。】

王札子杀死了召伯和毛伯。

【胡氏认为圣人的意思，是谴责挟持王命而擅自杀人，然而并没有看到挟持王命的迹象，恐怕只是擅自杀人罢了。看《左传》后文称王室发生动乱，王孙苏逃奔到晋国，那么没有王命而擅自杀人的罪责就显现出来了。】

秋天发生蝗灾。

仲孙蔑在无娄（鲁公作牟娄）防备齐国的高固。

【高氏认为这是防备楚子在宋国，齐国怀疑我们跟随楚国，于是再次防备以修复旧好，这是不对的。鲁国防备楚国，是归父在谷地防备齐侯，是谋划后行动的，况且齐国也与楚国交好，必定不会因鲁国跟随楚国而发怒。但考察前后的文意，没有因防备而相关的事情，或许应当以不是国事而是私下互相防备的说法为正确。】

开始实行按亩征税。

【改变制度按亩征税，开启了后世残酷剥削百姓的先例，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而这正值秋蝗之后，是不顾天灾，榨取百姓来维持生计。】

冬天出现蝗虫的幼虫。

发生饥荒。

【秋天发生蝗灾却征税，按亩征税，按亩征税后蝗虫幼虫又出现，百姓怎么能不挨饿呢？详细记录在史册上，作为后世的鉴戒。】

鲁宣公十六年

春季周历正月，晋国人灭掉了赤狄的甲氏和留吁。

【先前灭掉了潞氏，这次又灭掉了甲氏，杀掉了留吁，必定想要灭绝赤狄的种族，也太残酷了。文定认为主持这次军事行动的是士匄，作为上将主兵，称“人”是为了贬低他，这是不对的。如果书写士匄，那是贬低士匄；称“晋人”，是谴责晋国。】

夏季，成周宣榭发生火灾。

【汪氏说：宣王讲习武事的地方，后来被当作宗庙，其形制像榭。李氏说：榭是讲习武事的房屋，都是正确的。】

秋季，郯国的伯姬来归宁。

【《左传》说：“是被休弃了。”各位儒者阐发其中的义理，都有道理。】

冬季，获得大丰收。

【将宣公的大丰收与桓公的丰收同等看待，那么伊川所说的“应当有凶灾却丰收是怪异”就是正确的。然而天道渺茫难以知晓，未必都能应验，又恐怕后世荒淫残暴的君主，恰好遇到连年丰收，自以为得志，而更加肆无忌惮。所以应当以孙氏、张氏的说法为没有毛病。】

鲁宣公十七年

春季周历正月庚子日，许国国君许男锡我去世。

丁未日，蔡国国君蔡侯申去世。

夏季，安葬许昭公。

安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发生日食。

【月内有已经发生日食却不说“朔日食”，是因为在既朔之后。】

己未日，鲁宣公与晋侯、卫侯、曹伯、邾子在断道结盟。

【伊川认为，各国同心想要攻打齐国。文定说同心谋划想要攻打齐国，发泄愤怒，并非有不得已而要求结盟的，大概不是这样。鲁宣公的归父正勤勉侍奉齐国，没有对齐国愤怒的事情。曹、邾都与齐国没有嫌隙，看下面攻打齐国的军队，只有晋侯和卫世子臧，而鲁、曹、邾没有参与，就可以看出来了。大概这时楚国气势日益炽盛，齐国与楚国交好，晋国已经对齐国愤怒，因为齐国作为霸主之后却抗拒，不与其结盟，而又与楚国交好，使得楚国得以肆无忌惮地侵犯诸侯，所以征召在断道结盟来谋划这件事。鲁国自从黑壤之后，扈地的会盟、清丘的结盟，都没有参与了，而忽然在断道结盟，是因为行父厌恶归父专权，趁着晋国征召在断道结盟，认为晋国世代主持夏盟，不可最终失去其好感，其实则是将宣公陷于晋国，以激怒齐国，使齐国仇视鲁国而断绝归父的援助。宣公难道是真心背离齐国而投靠晋国吗？不主持盟会而结盟，书写“同”字，是记载盟书的用词。】

秋季，鲁宣公从断道返回。

【断道结盟书写“至”，文公、宣公、成公、襄公都是这样。汪氏认为黑壤是晋国被讨伐的危险，断道是齐国被讨伐的危险。那么成公的虫牢、于蒲、于戚；襄公的鸡泽、湨梁、澶渊、商任、沙随、夷仪，没有不书写“至”的。又怎么说呢？】

冬季十一月壬午日，鲁宣公的弟弟叔肸去世。

【叔肸去世称“叔”，应当与季友、仲遂同等看待，作出生就赐姓的说法为妥当。看公孙婴齐、叔老、叔弓世代担任鲁国卿大夫，就可以看出来了。叔肸没有在鲁国执政，也未必是因为厌恶宣公弑君而不做官。如果根据《谷梁传》，叔肸厌恶宣公弑君，终身编织草鞋，不吃宣公的食物。宣公也未必始终亲爱他，又让他有后代在鲁国世代为卿。亲爱他的弟弟，让他有后代在鲁国世代为卿，这是宣公的私心。《春秋》直书以彰显宣公的私心。他是同母弟，陈氏以称“弟”为《春秋》的恶行。宣公将他与宋公弟辰、秦伯弟鍼及陈招相比，既然称公子招，又称陈侯弟招。然而叔肸生前不见于《春秋》，那么他没有被任命为公子而在国内执政就可以知道了。生前没有执政，在国内则不是鲁国卿大夫。不是卿大夫则去世不应当记载。记载去世，是鲁国以卿的礼仪安葬他。以卿的礼仪安葬他，是尊崇他为公弟，亲近他而赐姓。如果叔肸的后代不世代为叔氏，那么各位儒者认为叔肸称字贤明的说法或许可以通顺。】

译【齐国自从翟泉之盟后，已经四十年没有参加晋国主持的盟会了。埀陇、新城、清丘的盟会，黒壤的防会，三扈的两次盟会、一次防会，齐国都没有参加，而晋国从未过问。到了这时，晋国因为齐国亲近楚国而讨伐它，这并非不义。然而齐国与楚国交好，并没有助长暴虐、结党为恶的实际行为，事情为什么又舍弃陈国、郑国不讨伐，反而兴师动众去攻打齐国呢？怨恨起于郤克，却假借大义作为名义，战争连绵、祸患不断，直到新筑之战、鞍之战，残害百姓、毒害民众，太过分了。卫侯没有出兵，是因为起初对齐国没有怨恨。卫侯既然不出兵，却派世子率领军队，晋国不推辞就使用卫国的世子，用来讨伐别的国家，这都是违背了正道。】

译鲁宣公讨伐杞国。

【杞桓公的母亲和妻子都是鲁国女子。杞国依附鲁国已经很久了，但在鲁宣公整个在位期间都不来朝见。这似乎是因为杞国仍然厌恶鲁宣公的所作所为，然而鲁宣公为何能容忍呢？直到十八年才第一次对杞国用兵吗？或许也是因为叔姬在杞国感到不安，因而兴师问罪以查问原因。】

夏季四月，

【《左传》说：鲁宣公派人到楚国请求出兵，想要用来讨伐齐国。此时齐国和鲁国并没有明显的怨恨，为什么要请求出兵去讨伐齐国呢？《左传》中有“臧宣叔与齐国、楚国结好，我们刚与晋国结盟，晋国和楚国争夺盟主地位，齐国的军队必定会来”这样的话，那么这一年必定不会请求出兵去讨伐齐国。齐国和楚国既然关系友好，也必定不会为了鲁国而出兵。《左传》中关于请求出兵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秋季七月，邾国人在鄫国杀害了鄫子。【鄫，谷梁传写作缯】

【邾国人杀害鄫子，罪责专归于邾国。程颐认为“于鄫”二字，是深切责备鄫国的臣子，恐怕《春秋》中没有这样的义例。】

甲戌日，楚子旅去世。【旅，谷梁传写作吕】

【楚子记载名字并记载去世，是因为楚国以丧事与鲁国互通。鲁国自从归父在断道与晋国结盟，向宋国进献贿赂以交好以来，所以楚子去世时称名来报丧，完全符合中原诸国的礼仪，而旧史官如此记载，孔子予以保留，以彰显楚国与中原诸国互通丧事，是从这里开始的。谷梁传认为记载去世是提升楚子的地位，这是错误的；不记载葬礼，是因为鲁国没有前往吊唁。公羊传认为这是避讳楚子的称号，这也是错误的。程颐采用公羊传避讳称号的说法，以及《坊记》中担心百姓迷惑的道理，认为是孔子删削而不记载。然而汉代儒者汇集礼仪，多有附会《春秋》传文来立论的，不足以作为依据。而公羊传认为避讳称号的说法，义理也难以通顺。朱熹认为楚子称王，应当是在其国内自称，未必在会盟之地也自称王，这个论断最为确切。这就好比国内诸侯的爵位，不是公爵的在其国内，都称公，这是臣子的言辞，所以葬礼都称公，他们的儿子都称公子，而在会盟之地，则侯、伯、子、男不敢扰乱其原本的爵位。《春秋》在会盟、侵伐时，记载楚子，必定是旧史原来就遵循其本爵，所以其儿子作为大夫出现在经文中，也称公子，不称王子。既然遵循其本爵，那么活着时记载楚子，去世时记载楚子，为何不能像列侯的通称那样，记载葬礼为楚某公呢？诸儒必定疑惑于鲁国参加秦伯的葬礼，却不应不参加楚子的葬礼，而且在盟宋之后且朝见过楚国，不应不吊唁其葬礼。然而鲁国前往参加秦国的葬礼，也是在鲁昭公以后，所以在鲁文公十八年春天，伯服；鲁宣公四年的秦伯稻，虽然来报丧却不前往吊唁。那么这一年的楚子旅，鲁襄公十三年的楚子审，与秦伯服、秦伯稻不记载葬礼是一样的。鲁襄公二十八年的楚昭王，则是鲁襄公亲自身在楚国，不可以一概而论了。至于鲁昭公元年的楚麇，十三年年的楚平王，不与秦伯的葬礼相同，是因为他们有篡位弑君的变故，难道还会告知国内诸侯以期参加葬礼吗？鲁昭公二十六年的楚居，则是鲁昭公流亡在外，意如必定不会对从不参加葬礼的楚国施加礼遇了。如果是在鲁哀公时期，四年参加秦惠公的葬礼，六年不参加楚轸的葬礼，楚国自从定四年柏举之战败给吴国，吴人攻入其国都，势力也稍微衰弱，中原诸国已经不再畏惧它，又何必参加其葬礼呢？那么楚子不记载葬礼，是因为鲁国没有前往吊唁，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公孙归父出使晋国。

【《左传》认为是出使晋国以谋划除掉三桓。然而宣公、仲遂、归父都依附于齐国，齐国庇护他们的君臣非常深厚。如果归父想要除掉三桓，为何不谋划于长期友好的齐国，而谋划于新结盟的晋国呢？这必定是三桓忌恨归父，而编造这种言论，以堵塞鲁国人的耳朵，并加之罪于他。归父出使晋国，大概是因为已经参加了晋国的断道之盟，知道必定会招致齐国的怨恨，而不得不转而依托晋国以自保。】

冬季十月壬戌日，鲁宣公在路寝去世。

归父从晋国返回，到达笙地，于是逃奔到齐国。

【三桓对归父侧目而视，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宣公在世时，归父还忌惮宣公。宣公去世，归父还能保住他的家业吗？难怪驱逐他如此迅速。行父杀害嫡子立庶子的言论，公然出自他的口。眼中没有新君，即使是成公也不能为归父谋划了。程颐采纳谷梁传的说法，认为抛弃父亲的灵柩而逃奔，作为父亲的臣子，这也是为了父亲而逃奔。以此归罪于成公是不对的。至于说当权者有轻视君主之心，则符合经文的本意了。】

《春秋宗朱辨义》卷七

【经部，春秋类，《春秋宗朱辨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宗朱辨义》卷八

高淳张自超撰

成公

元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成公即位。

二月辛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宣公。

没有冰。

三月，制作丘甲。

【制作丘甲以抵御齐国的祸患，实际上是行父的恶行，归父开启了与齐国的争端，从而因此严重困顿我们的百姓，遗害无穷。行父的罪过太多了。】

夏季，臧孙许与晋侯在赤棘结盟。

【鲁国已经参加了晋国的断道之盟，已经与晋国联合了。臧孙许又在赤棘结盟，虽然是奉成公的命令，为了公事，但实际上是接受行父的命令，为了私利。臧氏的党羽，行父就是这样的。】

秋季，周王的军队在茅戎战败。【公羊传、谷梁传写作贸戎】

【公羊传、谷梁传所说的“晋国打败了他们”，是归罪于晋国的言辞，认为晋国不能为周王兴起讨伐戎人的军队，而是与戎人讲和，这是把周王和戎人视为敌国。刘康公讨伐戎人，而晋国不派军队跟随，周王军队战败，而晋国又不派军队救援，所以是归罪于晋国的言辞。啖助驳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冬季十月

二年

春季，齐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