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宗朱辨义卷一

译午时，军队渡过孟津，《泰誓》说“春”，《武成》说“一月”，合起来看就是一月即春季。这难道不足以证明周朝以春季作为一年四时的开端吗？有什么可怀疑的呢？那么《春秋》记载“春王正月”，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召诰》《洛诰》无论是今文还是古文，都是可信的。虽然只记载月日而不记载年份，但《召诰》从二月、三月开始，而《洛诰》则从三月开始，到十二月结束。那么谁说周朝没有更改历法呢？后来的评论者，不用《春秋》来纠正《伊训》《太甲》的错误，反而用《伊训》《太甲》来增加对《春秋》的疑惑，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被《诗经》迷惑的人，依据《豳风》中的“七月流火”，《小雅》中的“六月栖栖”“正月繁霜”“十月之交”“四月维夏”以及《小明》中的“二月初吉”，认为周朝本来就没有更改历法，所以诗人采用的符合夏历。然而即便用《豳风》来证明，其中所说的“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确实是子月、丑月、寅月，这是可信的。难道居住在豳地时，以子、丑、寅为一、二、三，到了革命改正历法时，反而以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作为子、丑、寅，把它们放在一年的开头吗？后来的评论者，不用《春秋》来纠正诗人顺应时令取义的做法，反而用诗词来反推圣人更改周历，这也显然是不妥当的。

看《文王系卦》中“临”卦的“八月有凶”，朱熹怀疑这是夏历还是周历。“七月”“六月”等诗，朱熹认为是夏历。《孟子》中“七八月之间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朱熹认为是周历。而《周礼》中开始和布政，都在正月，又有“正岁”的文字，还有“仲春开始养蚕”“上春献种”“仲冬砍伐阳木”“仲夏砍伐阴木”的不同，之所以不统一，是因为古代的三种历法都通行于民间。凡是立言顺应时令，就用夏历；凡是立言顺应君王，就用周历。孔子因为这种不统一，所以告诉颜回“为邦”，并认为要“行夏之时”，大概是因为夏历以寅月为春季开端，顺应时令；周历以子月为春季开端，不顺应时令，所以如此。

吴可翁认为商朝未曾更改月份，周朝不仅更改月份，而且更改了季节。王阳明也说：“《商书》说十二月，那么商朝必定没有更改月份；《春秋》记载‘春王正月’，那么周朝必定更改了月份。”余丙仲也说：“古代更改朔日但不更改月份，只有周人更改了月份。”这话直截了当，似乎《尚书》与《春秋》可以并存，这是对的。然而《春秋》是编年记月的书，本来应当用《春秋》来纠正《尚书》。

众儒又引用《史记》中秦朝及汉初岁首在十月的记载，然而《史记》在鲁、卫、晋、郑、齐、楚的世家部分，记载春秋时期的年、时、月、日，完全符合《春秋》，即使是宋国作为殷商的后代，如记载八月庚辰穆公去世；春季桓公去世，以及九月楚庄王围宋之类，也都是《春秋》的年、时、月、日。至于记载秦汉之事，秦始皇二十六年下诏说：“当今是水德之始，朝贺都从十月初一开始”，这似乎是更改岁首的开始。未更改之前，秦始皇四年，先记载三月，接着记载十月；更改之后，秦始皇三十七年，先记载十月、十一月，接着记载七月、九月。这确实是可考证的。

但是考察《秦本纪》，昭襄王四十一年，先记载十月，接着记载九月；四十八年，先记载十月，接着记载正月。这似乎是在未统一天下之前，就已经以十月为岁首了。再考察其前，秦晋韩之战，《春秋》记载十一月壬戌，《史记》记载九月壬戌，那么人似乎认为秦国原本以夏历纪年。至于如记载十一月归还晋君夷吾，二月重耳立为晋君之类，又与《左传》相合。那么《史记》又怎么能作为依据呢？

颜师古说：“秦朝及汉初的月份称呼，都是太初正历之后，记事者追改的，不是当时的本来称呼。”以十月为岁首，即以十月为正月，这话最为恰当。据此，那么《史记》对于秦朝，忽而用夏历，忽而用周历，忽而以十月为岁首，忽而不以十月为岁首，都是正历之后记事者追改的，存在错误。而《商书》所说的“元祀十二月”、“三祀十二月”，也是安国因为商历建丑而错误地改写的，所以不能不用《春秋》来纠正它。

《甘誓》说：“怠弃三正”，这是三种历法互用的证据，而子、丑、寅都可以作为正月无疑。《左传》中梓慎说：“火星出现，在夏历是三月，在商历是四月，在周历是五月”，那么三代确立正月，而商周更改月份应当有定论了。后儒的说法，《春秋》主张周历，就强行解释六月等诗，说都是周历；而对于《伊训》则引用《顾命》“君薨即位”的说法，说“元祀”的十二月是太甲即位的月份，其“三祀”的十二月是丧期满的月份，都是子月，以此强行证明商朝以丑月为正月，这就与主张夏历的人一样强词夺理。孟子所说的“十一月、十二月、七八月为夏月”，其曲解也是一样的。至于如《左传》中，

译有的采用周历，有的采用夏历，主张周历的便强行把夏历的条文解释纳入周历，主张夏历的便强行把周历的条文解释纳入夏历，这都源于不明白古代三正（夏、商、周历法）是顺应世俗的，而不知道周人立言有“或”（有时、或许）字，周历与夏历是不同的。〇隐公不记载即位，《左传》说：“是摄政。”《公羊传》说：“将要平定国家而归还给桓公。”《谷梁传》说：“〇是为了让位给桓公。”如果按照这三部传的说法，那么〇隐公确实有让国的真心。而又认为《春秋》成全了〇隐公的志向，那就是旧史原本记载了即位，而孔子删削它以成全他的美德。伊川先生（程颐）说：“〇隐公自立，所以不记载即位，不承认他作为君主。”文定先生（胡安国）说：“对内不继承先君的国家，对外不禀受天子的命令，众臣拥立他于是他就自立了，这是争乱的开端，篡弑由此而起。《春秋》首先贬斥他，以彰明大法。”如果按照这两位先生的说法，那么〇隐公确实有争国的实迹。而且认为《春秋》不纠正他的开始，那仍然是旧史原本记载了即位，而孔子删削它以显示他的罪过。说法虽然不同，但他们认为这是出于孔子删削以确立义理，则是一致的，然而不能没有疑问。假如隐公当时确实志在让位给桓公，那么必定不会举行即位的礼仪。既然不举行即位的礼仪，那么旧史就不会记载，而不是孔子删削的。假如隐公确实举行了即位的礼仪，旧史必定记载即位，旧史既然记载了即位，孔子也没有凭据知道他的志向在于让位给桓公，从而删去即位以成全他的美德。因此《左传》、《公羊》、《谷梁》的说法难以依据。假如隐公不继承先君的国家而自立，孔子因此删去即位以彰显他的罪过，为什么不删去桓公、宣公以罪其弑君自立？为什么不删去定公以罪其内无所承呢？如果说桓公、宣公的即位，孔子顺从他们的意思以显示他们没有隐瞒先君的心，那么定公记载即位，也是显示他接受权臣的推戴。既然不痛惜他的兄长，又忍心夺取他兄长的儿子，那么为什么不一并记载隐公的即位，以显示他接受众大夫的推戴？不仅没有继承先君的国家，而且大大违背先君的命令呢？因此伊川、文定的说法难以依据。所以即位或不即位，应当以是否举行礼仪为界限。旧史依据事实的真相，孔子保留史书的文字。大概隐公不举行即位的礼仪，志向确实在于让位给桓公。伊川先生指责他自立，是依据他拥有君位的实迹，而怀疑他让位给桓公的虚志。隐公让位给桓公的志向，即使不可知，而惠公与桓公的事情，也不可依据。凭什么看出隐公不当立而即位就是自立？与文定先生指责他内无所承，也是因为惠公命桓公而不命隐公，不仅不给予他有让位的节操，又罪其开启篡夺的端绪。惠公既然没有成命立桓公，而隐公也没有阴险贼害弟弟，凭什么看出长者不当拥有国家，而幼者当拥有国家呢？那么伊川、文定的说法，就不如三部传的说法有道理了。但《左传》认为是摄政，摄政是代理事务，不是拥有国家。隐公既然拥有国家，就不能称为摄政了。《公羊传》说：“立儿子以尊贵，不以年长。”然而惠公以仲子为夫人，也没有依据，说应当立桓公，是不可以的。汉人说：“母亲受宠爱的儿子被抱养，溺爱而扰乱礼制，不能不认为是惠公的邪心。”《谷梁传》说：“成全父亲的恶行，遵循道义则不会这样。泰伯、伯夷尊重父亲命令，不可非议。”指责的人又认为泰伯、伯夷逃避，而隐公不应当在位。然而桓公年幼，众大夫不悦，以应当拥有国家的长兄开始为君，而最终与他顺从权宜以成就大事，没有不可以的。指责的人又认为桓公年幼适宜摄政，桓公年长应当让位，久居可疑之地，而给贼臣以可乘之机。然而十年君临国家不算久。指责的人又认为桓公行为暴虐，隐公应当知道，而早作打算。然而周公不忍心预料他兄长的叛变，隐公不忍心预料他弟弟的弑君。人有以谅解圣人，也应当有以宽恕庸人。隐公在位十年，记载于《春秋》的事情，可讥讽的很多，而在君臣兄弟之间，也没有能够得其道。唯独他上承舍长立幼的父亲而开始很难，下遭急于行弑的弟弟而最终以变故结束。即使不给予他有让国的美德，却反而罪其有篡国的恶行。《春秋》的用笔，恐怕不会如此苛刻。所以知道隐公不记载即位，是隐公不想举行即位的礼仪，旧史不记载，孔子也不增益。

译三月，鲁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蔑，公羊传和谷梁传都写作昧】

【结盟并非先王所禁止，也不是君子所推崇的。假使有圣人在世，那么天下诸侯不敢有私人的怨恨，又怎敢有私人的交好，哪里还需要结盟呢？所以知道结盟是衰败时代的事情。这里所说的公与私，是指事情本身有公与私的区别，而不是把共同行动称为公，把背离或参与称为私。高氏认为隐公是为了桓公而即位，对内害怕国人不满，对外害怕附属国不服从，所以与邾君首先结下私人盟约，这也似乎过于深究。但邾国是附庸，鲁国不能用大国对待小国的礼节，邾国也不能用小国侍奉大国的礼节。至于杀牲歃血，向鬼神发誓，不必等到七年之后违背盟约、动用兵戈，就已经可以看出其不当了。况且隐公即位才几个月，斩然处于丧期，其他事务来不及处理，却安然离开国都去与邻国君主结盟，这更是《春秋》所讥讽的。关于“及”字，公羊传说：“是我想要这样。”谷梁传说：“是以国内为意愿。”这都不对，这只是史官的笔法罢了。《春秋》中鲁公与诸侯单独结盟而写“及”的有四次，接受霸主盟约而写“及”的有三次，因王臣诸侯防备侵犯而结盟写“及”的有一次。桓公元年“及”郑伯结盟，越地之上前有“防备郑伯于垂”的文字。文公三年“及”晋侯结盟，十三年“及”晋侯结盟，宣公三年“及”晋侯结盟，长樗之上前有“公前往晋国”的文字。文公十七年“及”齐侯结盟，谷地之上前有“齐侯侵犯我国西部边境”的文字。定公四年“及”诸侯结盟，臯鼬之上前有“防备召陵侵犯楚国”的文字。只有隐公“及”邾仪父在蔑地结盟，闵公“及”齐侯在落姑结盟，上面没有承接的文字。史官在这里独自使用不同的文字，孔子在这里独自赋予不同的含义吗？又如首止则是“及”而会盟，黄池则是“防”而“及”，钟离、于柤、于向则是“会”而“会”，鸡泽则是叔孙豹“及”而“及”。史官根据事件来行文，孔子根据文字来显示含义。如果按照诸儒的说法，那么“我欲”、“人欲”、“内志”、“外志”，只从书写“及”、书写“会”中取义，而不符合的情况就多了。况且有急切的结盟，也应当有急切的会盟。《春秋》有“及”盟而没有“及”防，没有“及”防而有“及”遇。三次“遇”都书写“及”，大概是两方相及的词语。难道三次书写“及遇”都是“我欲”而“内为志”吗？《春秋》只有公“及”外国大夫结盟书写“及”，然而如“及”荀庚、孙良夫、郤犫、孙林父、向戌，都是因为来聘问而“及”之结盟。其“及”高徯、“及”处父，则都删去了来聘问的文字。只有“及”莒人在浮来结盟，则与“及”邾仪父在蔑地结盟一样上面没有承接。同“及”齐大夫在蔇地结盟，则与“及”齐侯在落姑结盟一样上面没有承接相同。那么史官必定不会因为这几件事而特别起笔书写“及”，孔子也不会因为这几件事而特别起笔书写“及”，其含义可以知道了。又诸儒认为结盟以日期来确定的，蔑地的盟约被违背，所以不写日期。然而如桓公与仪父在趡地结盟，也被违背，为什么写日期呢？有人认为因为是在丧期结盟所以不写日期，然而如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也在丧期，为什么写日期呢？《春秋》记载鲁公与齐桓公结盟，则私人盟约有三：一次写日期，一次不写日期，一次不写月份。公结盟的有七次：一次写日期，六次不写日期。对于其他诸侯，则结盟而不写日期的有六次。有人认为齐桓公的盟约以不写日期为守信，写日期的是讥讽，不写月份的是讥讽。其他诸侯的盟约以写日期为守信，不写日期的是讥讽，不写月份的是讥讽。那么葵丘之盟为什么讥讽？又为什么在柯地、扈地讥讽，而在落姑不讥讽呢？又为什么鲁桓公的背离盟约、参与盟约不一一讥讽，而晋国称霸时在扈地、蒲地、祝地、柯地、臯地、鼬地讥讽呢？有人认为结盟而写日期的，是谨慎的表现。然而为什么在齐桓公的盟约中唯独谨慎葵丘，在晋国称霸的盟约中唯独不谨慎扈地、蒲地、祝地、柯地、臯地、鼬地呢？应当是盟书的措辞，桓公用来显示信义，不誓日是为了严格约束诸侯，其他也誓日，则写日期；不誓日，则不写日期。所以写日期与不写日期有区别罢了】

夏季五月，郑伯在鄢地战胜共叔段。

【“克”是战胜敌人的词语。仅仅一个“克”字，郑庄公动用民众来对付他的弟弟，共叔段动用民众来抵抗他的哥哥，都可以看出来了。郑庄公导致共叔段拥有民众，共叔段导致郑庄公动用民众，都可以看出来了。连同共叔段未被杀死而逃亡，也不必书写了。左氏传的一篇文字，都从“克”字生出】

秋季七月，周天子派遣宰咺来送惠公夫人仲子的助丧财物。

【仲子去世和安葬没有考证。左氏传认为是预先准备凶事，因为明年十二月记载夫人子氏去世为仲子，所以说预先。公羊传认为是不及事，怀疑去世和安葬在未被列入《春秋》之前，所以说不及。活着时来送助丧财物，固然必定没有这种事。如果去世和安葬超过一年，那么助丧财物也没有用处。然而看僖公成风去世和安葬超过五年而秦人送助丧财物，那么不及事的情况或许存在。这是礼制的变通。既然可以不及事，那么也可以预先，所以也没有凭据来断定左氏传的错误。又怎么知道不是在这一年去世和安葬而经书没有记载呢？总之《春秋》的含义不系于此。以天子身份向下送助丧财物给诸侯的妾，俨然以仲子配享惠公，所以表示贬斥。伊川认为是不合天道、扰乱伦常，这是对的，而又认为

译君王不称“天”，是为了体现《春秋》开篇所见“天王”之义，却不知含赗成为风气而君王不称“天”的原因，是因为前后有夫人、小君的称呼，所以不称“天”以显示其不可。夫人、小君，这里尚未见到薨葬，尚未有夫人、小君的称呼，所以不除去“天”字，独自使用庄重的言辞，以彰显其亵渎混乱的事实。记载“天王”、记载“宰”，又记载名字，是因为天王既然派遣宰，宰既然称名，鲁国史官记载它，孔子也直接记载以彰显其非礼。大概天王不应当致赗却致赗，致赗不应当派遣宰却派遣宰，宰不应当称名却称名，当时的亵渎混乱本来就是这样。孔子因此这样记载以显示其亵渎混乱。如果说这是孔子称宰的名以惩治他的罪过，假使旧史原本不称名，孔子从哪里得到宰的名而记载呢？又《春秋》记事之书，虽然有时是闲笔，必定与前后之事有关。记载这件事，是让后人考证惠公宠爱仲子，桓公是仲子所生，而隐公之所以摄政而志在让位给桓公。天王来致赗的非礼，宰喧称名的非礼，鲁国不推辞而接受，公然记载于国史的非礼，就因事而彰显罢了，哪里是专门为了贬斥天王呢？

译九月，鲁隐公与宋人在宿地结盟。

【陆氏、刘氏、吕氏都认为这是为隐公讳，因为隐公是与宋国的大夫结盟，所以隐去“公”字不写。然而，隐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与莒人在浮来结盟，都没有避讳，唯独这里避讳，实在没有道理。公羊传、谷梁传、伊川先生、文定先生都认为这是因为防微杜渐。假如在《春秋》初期，陪臣就已经专擅结盟，那么不必等到湨梁之盟才开始普遍讥刺天下的大夫。这大概是鲁国与宋国相互联合，不得不记载其开端。当时应当是鲁国的大夫与宋国的大夫结盟，鲁国大夫不称名，是因为道义上不系于名字。鲁国大夫、宋国大夫都不称名，是因为《春秋》初期会盟、侵伐，尚且不称大夫之名。道义上怀疑这与“及高徯盟”、“及处父盟”不称“公”一样，是为了表示贬斥。然而与高徯结盟是离开我国国都，与处父结盟是在我国国都。这次在宿地结盟，可以知道这不是对方来聘问而与之结盟。如果是隐公结盟而隐去“公”字不写，那么又应当与庄公时的“及高徯”、文公时的“及处父”同为在丧期专擅结盟的大夫，隐去“公”字不写，是为了表示贬斥而不是避讳。又《春秋》中与外国大夫专擅结盟，大多不称“公”。看与莒人在浮来结盟称“公”，那么也不能一概而论】

冬季十二月，祭伯来到鲁国。

【谷梁传、伊川先生、文定先生都认为“祭伯来朝”，不写“朝”字，是不认可他的朝见。假如祭伯来真的行了朝见之礼，那么应当直接写“来朝”，以明确他的罪过，不应该隐去“朝”字，使得罪过反而不明确。如果认为畿内的诸侯作为王的卿士，降低身份朝见鲁国是不合礼制的，那么不写“朝”字是为了替天王避讳，而不是不认可他的朝见以明确他的罪过。当时应当是交好但没有行朝见之礼，所以记载下来以谴责他的外交行为。或者另有事故，如桓公八年所写的“祭公来”，是为了从纪国迎娶王后】

公子益师去世。

【鲁国大夫的记载，去世与外国诸侯相同，应当是国君给予厚礼的缘故。给予厚礼则国史记载，不给予厚礼则国史不记载。孔子作《春秋》，完全沿袭国史而道义就显现了。伊川先生说：“记载下来以显示君臣之义。”孙氏说：“有的国君亲临，有的赠送助丧财物，对待臣下有礼就记载去世。”然而考察隐公时期，记载去世的四大夫。桓公、庄公五十年间，桓公时的公子翚及柔，庄公时的公子结及溺，都是当权见于经文的，却都不记载去世。庄公不记载大夫去世，却记载公子去世。牙、僖公、文公以后，八位国君的时期，记载去世的除了三家及臧氏、辰、许之外，仲遂当权，以公子身份称氏而记载去世；仲、叔肹不当权，也以公弟身份称氏而记载去世。叔则沿袭益师与彄的先例，其他就没有听闻了。可见大夫去世而记载于史书，与外国诸侯相同的，是由于卿大夫势力强大，原本就不是礼制的当然。孔子沿袭旧史以彰显史书的变化。大概益师与彄都是孝公的儿子，惠公的弟弟，当惠公去世时，他们援引国家旧制，足以完成弟弟继位的制度，那么益师与彄都将是国君。只有惠公想立桓公，各位大夫不悦，而拥立隐公，益师与彄都不争位，所以隐公感激他们而宠幸为公子，特别给予恩礼，既然以公子身份记载去世，所以都在鲁国有后代，那么鲁国以公子身份世袭卿位，从隐公开始。看无骇是公子展的孙子，而记载率领军队、记载去世都不称氏，那么在孝公、惠公时期，无骇的祖父还尚未称公子、公孙，就可以知道了。隐公时期四位大夫去世，而两位称公子，那么说隐公不封爵大夫的，不一定正确。不记载日期，公羊传认为是因为时间久远而失去了日期，这个道义是正确的】

二年

春季，鲁隐公在〇地会见戎人。

【春季会见戎人，到秋季就与他们结盟了。会见必定有礼，结盟必定有事。舍弃中原各国而亲近戎人，自毁防线，而陷入不义。《春秋》记载与外国会见、结盟，从鲁国与戎人开始。何至于接受楚国的结盟，前往会见吴国，才开始厌恶国内诸侯呢？谷梁传说：“会见，是以外国为主。”然而通观《春秋》，公会见、私会见，没有不写“会”字的，难道都是以外国为主吗？“会”有实际意义，有虚文。如写“会于某”，则有相互会见的礼节，而“会”字的意义为实，所以会于袲地讨伐郑国，会于召陵侵楚，会于葵丘而结盟，葵丘之类，“会”字都是实义。至于会讨伐、会侵，则不必先行会见礼节，而“会”字的文辞为虚。即使会救郑国而结盟于马陵，会讨伐郑国而结盟于柯陵，结盟于戯，结盟于亳城北，会包围齐国而结盟于祝柯，都是有事之后再结盟诸侯，其“会”字也是虚文。如果僖公十一年所写的“会讨伐郑国”、“写会萧鱼”，则上面的“会”字是虚文，下面的“会”字是实义了。史官的文辞不同如此罢了。又各位儒者以“会”为在月内完成的，其不记载月份的都是讥刺。然而离会、参会，可以在月内完成。至于霸主会合诸侯，虽然约定期限，或先后到达，岂能必定在月内完成呢？各位儒者在《春秋》开始，看见隐公的四次会见而三次不记载月份，桓公十四次会见而没有不记载月份的，于是以月内完成为例，而以不记载月份为讥刺。到桓公、文公的会见不记载月份，则又改变说辞，以桓公、文公的会见都不记载月份，而记载月份的为讥刺了。考察《春秋》，桓公的十四次会见都记载月份的，是离会、参会罢了。自从齐桓公开创霸业，而诸侯公会见不记载月份的多，而记载月份的少了。各位儒者每以桓公、文公的会见不记载月份，而实际上桓公五次会见而在柽地、在淮地都记载了月份】

译如果文一会不记载月份，就没有可比照的标准来观察了。到了晋国称霸而会合诸侯，直到春秋时代结束，宣公七年黑壤之会，成公十二年琐泽之会，十六年沙随之会，僖公五年戚之会，十年柤之会，十一年萧鱼之会，二十二年沙随之会，二十六年澶渊之会，昭公十三年平丘之会，哀公十三年黄池之会，都不记载月份。其中僖公七年鄬之会，因为郑伯去世而记载月份；十六年湨梁之会，因为大夫结盟而记载月份；二十一年商任之会，二十四年夷仪之会，都因为承接日食而记载月份；二十五年夷仪之会，因为承接弑君事件而记载月份。这五次会盟中，有的记载月份、有的不记载月份，虽然无法确知原因，但也可见鲁君会盟不记载月份是常态。怎么能因为不记载月份就加以讥讽呢？只有赵氏认为凡是鲁君与盟主会盟都不记载月份，而有人则认为必定是没有成功才记载月份，大概是指于柽、于淮、于鄬以及两次夷仪之会。然而像沙随之会，不见鲁君参与平丘之会，都不记载月份，用来区别差异，又何必讨论盟主会盟是否成功呢？崔氏既然认为君主会盟例应记载月份，大夫会盟例应记载季节，所以对于大夫两次会吴于钟离、于向都记载月份，作为讥讽。那么善于引导会吴，为什么又不记载月份呢？赵氏认为钟离、于向之会，因为会盟后又再次会盟所以记载月份，然而像鲁君与诸侯、与吴在柤会盟，也是会盟后又再次会盟，为什么不记载月份呢？外诸侯自行参与的会盟，鲁君和大夫没有参加的，难道没有一件值得讥讽的事吗？却从未见到有记载月份来区别差异的，为什么呢？关于日月记载的体例，崔氏的说法不如赵氏，但两者都不能贯通，这大概是因为不知道会盟有约定，甚至有先后之分。紧急的就记载月份，迟缓的就不记载月份罢了。离防、参防记载月份，是因为人少而容易聚合。如果怠慢事务而错过期限，也就不能记载月份了。盟主会合诸侯不记载月份，是因为人多而难以聚合。如果期限紧迫而响应勤勉，也可以记载月份了。至于有没有讥讽，则取决于具体事件，必定以日月记载作为解释，没有不出现失误的。

译夏季五月，莒国人攻入向国。

【程颐认为莒国称“人”，是因为它是小国。《春秋》中，小国的卿大夫都略称为“人”。然而在《春秋》初期，即使是大国卿大夫也略称为“人”。程颐多认为这是贬义，或者认为是为了防范，这是不对的。陈氏说，凡是攻入他国或城邑，如果是国君率领就书写国君，从楚庄王攻入陈国开始；如果是大夫率领就书写大夫，从郤缺攻入蔡国开始。这种考辨最为恰当。大概因为《春秋》后半段政令掌握在大夫手中，所以特意写出人名来彰显这一点。起初虽然有会盟、侵伐的事情，但道义上不关乎名字，就遵循略书“人”的体例。】

无骇率领军队攻入极国。【“骇”字，鲁公作“侅”】

【无骇只写名而不写氏，认为是因为还没有赐姓立族，这是对的。称“帅师”，是为了彰显军政大权掌握在无骇手中。《春秋》初期，天下的政令尚且不在大夫手中，国外大夫书写“帅师”，始于晋国的阳处父，距离这里还有百年，而鲁国大夫专权带兵攻入他国却早早见于经书，这说明隐公失去了驾驭臣下的能力。从此以后，公子翚、公子庆父接连被书写“帅师”，祸乱相继发生，隐公自身也未能幸免。僖公时代，三家接连被书写“帅师”，鲁国就成了三家的鲁国。这就是孔子书写国内大夫“帅师”的道义所在。以诸侯身份擅自互相侵伐，攻入他国，书写“莒人入向”，紧接着书写“无骇入极”，通过对比事情来看，鲁人的罪责和莒人的罪责，是一样的罢了。】

秋季八月庚辰日，鲁隐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春季防备戎人到来，秋季就与他们结盟。七年时，戎人攻打天子的使者，戎人敢对王使无礼，而鲁国却与他们结好。又结盟时约定日期，以严肃言辞，确保守信，这大大不符合中原国家驾驭戎人的道理。】

九月，纪国的履緰来迎娶女子。【履緰，左传作裂繻】

【鲁国女子嫁给诸侯，见于经书的，只有纪、鄫、郯、宋而已，而且都没有亲自迎娶的。纪国书写“逆女”，宋国书写“纳币”，履緰不称国君使者。《公羊传》认为婚礼不称主人，是为了保存廉耻的节操。家氏于是把“公孙夀纳币”称为国君使者视为讥讽，认为不合礼。那么戴冠亲自迎娶就是不保存廉耻的节操吗？纳币可以派人去迎娶女子，不可以派人去纳币。所以那里书写“宋公使”，这里不书写“纪侯使”，只是用来讥讽他不亲自迎娶罢了。】

冬季十月，伯姬嫁到纪国。

【程颐认为不亲自迎娶而派大夫，春秋记载此事，是为了记录变常，固然是正义。然而鲁国其他出嫁的女子，果真都亲近合礼而不记载吗？陈氏认为，这是我国女子遭遇人伦变故，但这并不完全正确。大概是为了记录鲁国女子的出嫁，纪国因为婚姻的缘故，向鲁国寻求庇护，整个桓公时代，鲁国大力为纪国谋划，而纪国最终灭亡，以至于伯姬去世而葬在齐侯那里。他不亲自迎娶的不合礼，伯姬不得其所，就通过事情显现出来了。】

纪子伯、莒子在密地结盟。【伯，左传作帛】

【这确实是缺文，可信。或者是鲁国史官的错误，孔子沿袭而不能增补，或者是先儒传授承袭错误而不能增加，都不可知。然而看三传略有不同，那么就是鲁史错误而孔子沿袭了。孔子笔削《春秋》，旧文有误，删去是可以的。因错误而缺疑留白于后者的，为什么呢？是为了纪国。纪国受齐国逼迫，既与鲁国通婚，又与邻国结盟，都是为了自保之计。而齐国最终灭亡了它，鲁国最终不能庇护它，邻国最终不能救援它。如果删去而不书写，不足以彰显纪国的始末，也不足以彰显齐国的暴虐，鲁国的弱小，莒国的不可依靠，以及邻国不能互相保全。】

十二月乙夘日，夫人子氏去世。

【左氏认为她是桓公的母亲，公羊认为她是隐公的母亲，只有谷梁认为她是隐公的妻子。伊川跟随谷梁而程颐沿袭它，这是对的。因为隐公志在让位给桓公而信任他。隐公志在让位给桓公，如果子氏是桓公的母亲，那么既然以夫人之礼去世，也应当以小君之礼安葬。隐公志在让位给桓公，如果子氏是隐公的母亲，那么既然不以小君之礼安葬，也不应当以夫人之礼去世。以夫人之礼去世而不以小君之礼安葬，刘氏认为隐公不想最终做君主，所以不以小君之礼安葬她。隐公既然想让位给桓公，而妻子称夫人，是因为隐公称公了，妻子适宜称夫人，这是臣子的言辞。伊川采用谷梁的说法，认为妇人跟随丈夫，公在所以不书写安葬，那么安葬不备礼等待君主去世而合祔的道理。在道义上也通顺。】

郑国人攻打卫国。

【伊川认为卫国服罪所以不战，汪氏认为凡是攻打而不说战，都是受攻打的国家自己服罪而不等待战斗，这并不完全正确。攻打而不说战，有服罪的，有不服罪而据城固守听任对方离去的，有已经离去而用军队追击的，也有战斗而胜负经书不记载的，不可以一概而论。陈氏认为大夫攻打而书写名字，从晋国阳处父开始，通晓这个，就可以知道《春秋》初期书写“人”的道义了。】

三年

春季周历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

【《春秋》日食有三十六次。伊川说：日食有定数，圣人一定记载，是想让君主因此而恐惧修省。程颐说：日月运行有常度，灾害而有异常，而《春秋》每次日食都记载，是向后世显示遇到灾害而恐惧的意思。这就是说日食不是天变，而与人事无关了。然而程颐又说：或者妾妇驾驭丈夫，或者臣子背叛君父，或者政权下移，或者蛮夷侵扰中原，都是阳

译防备阴气过盛的征兆。朱熹解释《十月》这首诗时说：君王修养德行、施行政令，任用贤人、斥退奸佞，能够使阳气旺盛足以战胜阴气，阴气衰微不足以侵扰阳气，那么即使到了应当发生日食的时候，月亮也常常避开太阳。如果国家没有良好的政令，那么到了应当发生日食的时候必定会发生日食，虽然说是有一定的规律，但实际上却是异常的变故。这就是说，人间的行为在下感应，然后天象的变化在上应和。《十月》这首诗说：“孔丑”、“曰告凶”、“曰不臧”，也是认为这是人事过失的征兆。文定公既然说这是灾害而不是怪异，与伊川先生的观点相同，又说这是阳气防备阴气过盛的征兆，他的说法不固定，所以应当以朱熹的说法为最佳。我私下认为，日月每年十二次交会，历法家每以一百七十又三天为一次交会。交会而不发生日食，一定是它们出入黄道之间。有交会而不发生日食的常规，有交会而不发生日食的定数。不发生日食多而发生日食少，那么交会而不发生日食是常规，交会而发生日食是变故。《诗经》说：“日月告凶，不用其行”，这一定是失去了避开太阳的常规道路然后才发生日食。不然的话，以每年十二次交会，历法没有一百七十又三天一次交会的规律，运行的常规既然不能有所改变，那么发生日食的定数也不应当有很大偏差，为什么会有长期不发生日食，以及连年连月发生日食的异常呢？考察《春秋》僖公时代，总共十八年没有发生日食；文公、宣公之间，定公、哀公之间，也各自有十五六年没有发生日食；而庄公、成公、襄公、昭公时代，连年连月发生日食。连年的日食，自襄公十四年以前一百五十多年，只有庄公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成公十六年、十七年两次出现；自襄公二十四年以后，襄公七十年，只有昭公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一次出现。为什么襄公十四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近在十年之间，总共三次出现呢？连月的日食，为什么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已经三次出现；连年而又两次出现，连月呢？其为变故而非常规可知了。先代儒者认为运行有常规，日食有定数，不认为是人事所感应的，他们看到盛世也多有日食，而衰乱之朝却没有连年连月的异常，所以如此认为。然而盛衰治乱，细微隐伏，有时感应于前而显示征兆于后，有时应和于后而显示征兆于前，有时人事细微而天象显著，有时人事杂乱而天象单一。占验之家附会事应，则不可依据；但如果直接认为不是灾害不是怪异，那么像辰星不聚集于房宿又怎么解释呢？以至于认为是羲和的罪过吗？又《春秋》记载日食，有时记日有时不记日，有时记朔有时不记朔，有时朔日并记，有时朔日都不记。《公羊传》说：“不记朔的，或者失于前，或者失于后。”《谷梁传》说：“朔日并记的，日食在正朔；记日不记朔的，日食在晦；记朔不记日的，日食在既朔；不记日不记朔的，夜食。”大概使用朔的方法古今不同，一大月一小月，则有日食在正朔、在晦、在既朔的占验，所谓平朔。四大月三小月，则日食必在朔，所谓定朔。历法家认为古代使用平朔，所以《春秋》日食有朔前朔后的差异。但通观《春秋》考察，襄公十五年以前，日食十九次，朔日并记的九次，记日不记朔的七次，记朔不记日的一次，朔日都不记的两次；而自襄公二十年以后，日食十七次，没有不记日不记朔的，似乎前用平朔法，后用定朔法。这或许像《虞书》中任命羲和，划分方位与时令，观测日星，验证民物。蔡氏认为古历简易，随时占候，修改以与天合，那么其使用朔的方法也应当随时变易。时而一大月一小月，时而四大月三小月，不像汉以后专用平朔，唐以后专用定朔。杜预在这年日食二月己巳，说以长历推算，实际日食在朔。考察本年三月有庚戌日食，必不在晦了。前年十二月有乙卯，必间有闰月而后日食在朔。但经文既然不记朔，则应当在既朔，而长历推算其在朔，怎么可信呢？此后记日不记朔，经文前后有日可推算的，如文元年日食二月癸亥，前年十二月有乙巳，自乙巳至癸亥七十九天；本年四月有丁巳，自癸亥至丁巳五十五天，那么二月的癸亥应当在晦。宣公八年日食七月甲子，本年六月有辛巳、壬午、戊子，那么七月的甲子，也应当在晦。十年日食四月丙辰，本月有己巳；十七年日食六月癸卯，本月有己未，经文既然都不记朔，那么都应当在既朔。襄公十五年日食八月丁巳，本年十一月有癸亥，那么八月的丁巳又在晦。杜预一概以不记朔为官失之，固然不可依据。《谷梁传》又一概以不记朔为日食在晦，而偏向于记朔不记日的，说在既朔，又岂是定论呢？经文既然明言朔，则不应当在既朔；其不记日，则或许是史官的缺文。先代儒者多有以“或不日，或不朔”为史官缺文的，然而失去日期而缺不记日，则应当有。如果古代使用定朔法，

译如果日食必定发生在朔日，那么每日的日食就不必考证而可以直接记录朔日，史官为何有疑问却缺漏不记载朔日呢？看《尚书》说“季秋月朔”，《诗经》说“朔日辛夘”，既然提到日食就称朔日，那么必定有不在朔日发生的日食就可以知道了。何况《春秋》明明有记载朔日和不记载朔日的文字呢？如果经文传写中有脱漏“朔”字的条目，历法家推算它在朔日，因而怀疑所有不记载朔日的都是史官的缺漏，那么先儒讥讽长历附会就是应该的了。

译三月庚戌日，周天子驾崩。

【文定公论《春秋》所载十二位周天子，有的记载驾崩、记载安葬，有的记载驾崩而不记载安葬，有的驾崩和安葬都不记载。他认为这是因为周王室向诸侯通报丧事有及时与不及时的区别，鲁国前往参加丧礼有去与不去的原因，他的说法很详细。由此可知，通报不及时，有时是有原因的，有时是没有原因的；鲁国不去参加丧礼，可以知道是有罪的国君不亲自前往，而是派遣卿大夫或防者（指代行职责者）前往，这也是有罪的。《春秋》中有在记事之外显示贬斥的，这类情况就是如此。另外，周天子驾崩，新王即位而诸侯不朝见，这也是在记事之外没有明写贬斥却含有贬斥意味的。十二位天子中，记载驾崩和安葬的有五位：桓王、防王、匡王、简王、景王；记载驾崩而不记载安葬的有四位：平王、惠王、定王、灵王；驾崩和安葬都不记载的有三位：庄王、十二年的庄王、十七年的僖王、文公十四年的顷王驾崩而不记载安葬，是因为鲁国没有前往参加丧礼所以不记载。后来的儒者对此都没有不同的说法，只是对于不记载驾崩认为是王室没有通报的，仍然不免有疑惑。赵氏广泛引用经传，认为庄王、僖王、顷王的驾崩，必定没有不通报诸侯的道理。他们驾崩和安葬都不记载，是圣人删削了。之所以删削而不记载，是因为在庄王、僖王时期，齐桓公假借尊崇王室来显示名义，却不能亲自率领诸侯在王庭朝见，史书对驾崩和安葬没有不同的文字，不足以显现天下无主的实情。在顷王时期，晋国的霸业中途衰落，王室因为没有霸主而更加卑微，仅仅保留着吊唁安葬的礼节，君子认为这还比不上不吊唁不安葬，所以都删削了。然而这是不对的。当王室改朝换代之际，吉凶大礼，不像按时朝聘那样的常事。一再不朝见，还有贬爵削地的惩罚，何况是一死一立，两位君主的大变故呢？东迁以来，平王是记载驾崩和安葬的开始，王、桓王是继世嗣位的开始。王记载在《春秋》中的，隐公没有修习王室礼节的记载，那么送死和事生两大礼节从隐公开始就废弛了。王室的卑微，平王赠送惠公妾室的车马，这是自取其辱；桓王两次聘问，隐公三次聘问桓王，这是自取其屈。隐公不赠送丧礼财物而导致对方来索取，桓王不归还职贡而导致对方来索取，那么隐公、桓王轻视王室也就明显了。然而周室日渐衰微，防王的政教号令不能行于天下，又能立刻断绝与鲁国的关系吗？庄王即位后，仍然对鲁国施加礼遇，追赠桓公的命服。于是庄公会合诸侯安葬桓王，也只是派遣防者前往一次而已。桓王讨伐郑、蔡、卫、陈，军队跟随，而鲁国人不出兵，还可以原谅。到了庄王废立卫君，鲁国联合齐、宋、陈、蔡，实际上抗拒子突的救援，以接纳被周王废黜的人，驱逐周王所立的人。王权的不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难道能不深深厌恶鲁国吗？所以从此周王的使者不再出使鲁国。那么庄王、僖王不把丧事通报，是有原因的。齐桓公开创霸业，以尊崇周室为名。僖公虽然是鲁国的贤侯，也怨恨王室不施礼而不安葬惠王。大概他们交恶的实情，是显而易见的。等到防王感激僖公辅佐齐桓公尊奉周室的勤勉，既会合诸侯安葬他的身体，又赐命他的儿子，加礼他的母亲。而后文公派遣一位卿大夫会合安葬以报答他。在安葬之前，毛伯索取金器；安葬之后，与苏子盟誓立女栗为王后，没有一次聘问京师。那么顷王不来通报，又岂是没有原因的呢？从宣公以后驾崩的五位天子，没有不来通报的；而定王、灵王也没有记载安葬。鲁国削弱东周而轻视天王，到了这种地步，圣人大概对此感到悲伤。于是依据旧史，驾崩就记载驾崩，安葬就记载安葬。有这件事就记载，没有这件事就不记载。而鲁国的罪过不可掩盖了。既然有诸侯不参加安葬的道理，难道说没有王室不通报的道理吗？文定公的说法，是无法改变的】

夏四月辛夘日，尹氏去世【尹，左传作君】

【尹氏是周王室的世卿，公羊传认为这是讥讽世卿，诸儒都采用这个说法，也自有其义理。然而尹氏是尹吉甫的后代，又像家父、召伯之类，都见于《诗经》，他们的世袭由来已久。而王臣中的世卿也很多，孔子为什么唯独在隐公时期记载尹氏的去世，以示讥讽呢？《春秋》记载三位王臣的去世：尹氏、王子虎、刘卷。王子虎和刘卷都参与了诸侯的盟会，因为有交往所以来通报。尹氏没有见到参与盟会的事情，而去世也记载在史书中。孔子保留而不删削，刘氏认为王臣没有外交的礼节，《春秋》记载以示讥讽。况且周天子驾崩，尹氏去世，接连记载，而同样没有前往参加丧礼。隐公看待周天子，等同于尹氏，他的恶行可以掩盖吗？但是王子虎、刘卷都记载名字，而尹氏不记载名字。记载名字的是来通报的，不记载名字的是不来通报的。大概诸侯的去世通报要报上名字，既然以名字通报，那么史官也就记载名字；不通报就不记载名字。而王臣记载氏，是诸侯举爵位的缘故。不通报却也记载在史书中的，既然与之有交往，即使不会合安葬，也应当有吊唁问慰的礼节。所以尹氏不记载名字，不是像这样书写。尹氏、毛伯、召伯不需要取名字，而与滕侯、宿男、薛伯、杞子同样不记载名字的，都是因为交往的缘故，而记载他们的去世。看滕、薛、杞之前不记载名字，而后记载名字；秦国有的有名有的无名，有名而不会合安葬，无名而会合安葬，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认为王朝的卿不记载名字，那么记载他的生与记载他的死有什么区别？又与滕侯、宿男、薛伯、杞子不记载名字，秦伯有时有名有时无名有什么区别呢？其义理就不通了】

秋，武氏子来索取丧礼财物

【鲁国不赠送丧礼财物，而导致对方来索取，鲁国的

译这是罪过。鲁国虽然不赠送助丧的财物，也不应当前来请求，而前来请求，是周王室的过失。各位儒者的说法都是对的，不称使者，文定采用《公羊传》“居丧期间尚未正式即位，非奉王命”的说法是正确的。称“武氏子”，家氏、汪氏的说法都是对的。鲁国既没有参加葬礼，又不赠送助丧的财物，《春秋》谴责鲁国的义理更加深重了。

译八月庚辰，宋公和去世。

【有生必有死，这是人与万物共同的常理。人们厌恶“死”这个字眼，所以不说死，而说卒。生死始终的道理，无论贵贱贤愚都是一样的。自从臣民尊奉君主，不敢用寻常百姓的称呼，于是天子去世称为崩，诸侯去世称为薨。《谷梁传》说：高称为崩，厚称为崩；伊川先生认为：崩是向上坠落的声音，薨是向下坠落的声音。从字义上和谐声会意来看，崩和薨大概含有震惊畏惧的意思。天子是天下的君主，那么天下的臣民就会震惊畏惧。诸侯是一国的君主，那么一国的臣民就会震惊畏惧。崩的意义重于薨，是为了区分天子和诸侯。至于其他国家的诸侯，那么其他国家的臣民就会震惊畏惧。所以其他国家的史官记载其君主的去世，必定称为薨。从我国臣民的角度来看，这不过是平常的事罢了，所以也顺从通例而记载为卒。如果一概记载为薨，也就无法体现我国臣民对君主震惊畏惧的意义了。文定先生认为诸侯放纵专权，独享其国，因为丧事通报就直接记载为卒，不承认他们是诸侯，《春秋》没有这样的含义。卒有时记载日期，有时不记载日期，文定先生说：谨慎就记载日期，轻慢就不记载日期。刘氏说：君主去世，通报日期和月份，这是礼制的常规。臣子稍微轻慢，通报就不带日期和月份；非常轻慢，就不通报。汪氏说：通报日期，史官记载下来，经文就不删削，以显示臣子的谨慎。始终不通报日期，史官不记载，经文也没有依据可记，以显示臣子轻慢先君，忽视生死的大变故。然而综合《春秋》考察，大国不记载日期的占十分之一，而曹、滕、许、薛、杞、邾等小国则记载日期与不记载日期各占一半。是大国的臣子谨慎，小国的臣子轻慢吗？又如楚国六位君主去世都记载日期，吴国四位君主去世都不记载日期。是楚国谨慎而吴国轻慢吗？又如曹国只有终生、夀两位君主去世记载日期，其余九位君主都不记载日期。是曹国的臣子习惯于轻慢并以此为常吗？赵氏认为吊唁赠礼丰厚就记载日期，微薄就不记载日期。然而有记载日期去世却不记载安葬，不记载日期去世却记载安葬的情况。吊唁赠礼丰厚却不参加安葬，吊唁赠礼微薄却参加安葬，这是为什么呢？这些说法都不能贯通。而一概认为是丢失了日期，也不完全正确。这大概是因为有缘故而不通报日期，或者受礼制限制而不通报日期，或者不通报而史官不知道日期，或者虽然通报但史官不详知日期，所以有记载日期与不记载日期的差异。怎么能强行制定条例来寻求确定的定义呢？】

冬季，十二月，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

【这是为了彰显齐国和郑国的联合，陈氏认为齐郑联合而天下开始多事，所以这样记载是得当的。伊川先生说：“外国诸侯的盟会来通报，就记载，这是可以知道的。旧史对于诸侯会盟来通报，没有不记载的。孔子作《春秋》，看其有关天下的大事及前后关联的事，就记载，否则就删削。”】

癸未，安葬宋穆公。

【外国安葬诸侯，有时记载日期，有时不记载日期。汪氏辨析《公羊传》的说法最为精当，而认为礼制完备就记载日期，礼制不完备就不记载日期，也不完全正确。比如派遣卿参加安葬晋防、晋平、晋昭、齐恵、齐景、宋平，难道没有不完备的礼制而都不记载日期吗？考察《春秋》，鲁国对于晋、齐、宋，安葬而不记载日期的较少；对于卫、郑、陈、蔡，除了蔡桓、卫穆、卫防之外，都不记载日期。对于各个小国，不仅不记载日期，连以月份记载的，也只有三分之一而已。崔氏拘泥于《左传》“宋文厚葬”的说法，认为大国诸侯的安葬惯例是记载月份，记载日期是因为其僭越礼制而加记日期以讥讽；小国诸侯的安葬惯例是记载季节，记载月份是因为其僭越礼制而加记月份以讥讽。然而像卿参加晋、齐、宋六君主的安葬，都不僭越礼制，所以不加记日期吗？叔弓参加滕成君的安葬，只有滕国僭越礼制而加记月份吗？不是这样的。通报安葬的日期，就记载日期；不通报安葬的日期，就不记载日期罢了。大概诸侯去世没有不通报的，只有小国有时不通报。安葬则有不通报的，只有大国都通报。安葬而请求通报的，是为了让我们前往参加。小国势弱，不敢让我们前往参加，所以不来通报。来通报就有日期，所以得以记载日期。那些大国不记载日期的，不等待他们来通报就派遣参加安葬的使者，所以即使派卿前往也不记载日期。只有不来通报而派遣参加安葬的使者，所以对于大国则勤勉，而记载到安葬的月份；对于小国则大多来不及记载到安葬的月份，而以季节来记载。这就可以从派遣卿参加安葬七位君主于晋防、晋平、齐恵、宋平，则记载如记载安葬都在同一月；于晋昭、齐景、滕成，则记载如在前月，记载安葬在后月，可知不等待通报安葬日期就先前往；而小国不来通报，鲁国参加安葬的或先或后前往也可知。这就是大国记载日期与不记载日期而以记载月份为多，小国记载月份与不记载月份而以记载季节为多的原因。至于文定先生所说关于不记载安葬的条例，如讳其辱、讨其贼、治其罪、避其号而不记载安葬的，也都是不对的。观察《春秋》的书法，不说“某国安葬某公”，而说“安葬某国某公”，原本是为了彰显我们前往参加其安葬，所以前往参加就记载，不前往参加就不记载。但其中应当前往参加而不前往参加，不应当前往参加而前往参加，就可以因事见义。大概应当前往参加而不前往参加的，是因为私怨而废弃礼制；不应当前往参加而前往参加的，是因为私好而害

译义也】

四年

译春天，周历二月，莒国人攻打杞国，夺取了牟娄。

【进入他国夺取城邑，都是《春秋》所厌恶的。《春秋》初期，记载“入”始于莒国人进入向地；记载“取”始于莒国人夺取牟娄。大概莒国虽然小却强悍，所以在整个春秋时期都与鲁国为敌。陈氏说：《春秋》初期，还以夺取城邑为重，所以国外夺取城邑，在鲁隐公以前都记载下来。桓公十四年，宋国率领诸侯攻打郑国，夺取了牛首；此后都不再记载。有人认为是不值得记载。其实记载夺取城邑，是为了彰显夺取者的罪责。如果因为习以为常，因为次数多就宽恕他们，恐怕不符合《春秋》的宗旨。应当是对方来告急，就记载夺取城邑；而来告急的，或许希望邻国评判曲直并归还城邑。牟娄靠近鲁国和杞国，杞国失城来告急，事理必然如此。桓公以后争夺日益严重，告急也没有援助，所以不再互相告急。或者与鲁国无关，鲁国史官不记载；孔子也没有依据来记载】

戊申日，卫国州吁杀害了他的国君完。

【伊川先生认为，《春秋》初期弑君而不称公子、公孙的，是因为身犯大恶，自我断绝了与先君的关系，不再被视为先君的子孙。大义在初期已经阐明，其后弑君篡位的都以所属称谓，确立的原则各不相同。文定先生认为削去其属籍，特意用国氏来定罪其君，不等待以公子、公孙的身份让他掌握兵权并执掌国政，这是不对的。《春秋》初期，先公的儿子、公子的儿子，还没有公然称公子、公孙在国中用事，与诸侯交往政事。国内称公子从翚开始，国外称公子从公子归生开始，所以《春秋》之前不称公子、不称氏，之后则相沿袭称于书，记载弑君也是如此。又纵观整个春秋时期，卫国杀害公子瑕称公子，其他如叔仪、叔申、叔戊、兄絷、弟鱄、弟黑背之类，大多不称公子，或许是卫国不以公子为制度，那么州吁在国中未曾以公子身份用事交往政事，卫国不称公子来告急，旧史也不能以公子记载了。又如卫国的事，卫国的人自然应当系于卫国，如果说削去其属籍而以国氏，那么齐国的公子商人、郑国的公子归生、楚国的公子比既不削去其属籍称公子，却又以国氏吗？】

夏天，鲁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

【《公羊传》说：“遇，是不期而遇。一位国君出访，另一位国君要截他。”伊川先生说：“诸侯相见而不行朝会之礼，如同道路上相遇一样。”两种说法合起来，其意义才完备。张氏说：“《春秋》因事而书，以讥讽其非奉王命而出境，没有国君之礼。”也是对的。又“遇”与“会”有大小轻重之不同，有的会而不书，遇而书，有关前后之故，那么即使是遇也书。清地的“遇”，是为了彰显当时鲁国尚与宋国交好】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宋国因为公子冯的缘故攻打郑国，又偏袒弑君的州吁并与他会合攻打，以安定其地位，其事可贬。陈国帮助宋殇公而亲近州吁，其事也可贬。如诸儒之说，则都应贬而称人。为何两君都得以举爵呢？于是文定先生认为卫国伐郑称人，是责词，指国人听从州吁号令，跟随公孙文仲向南行进的人。那么假如《春秋》不责备卫人，难道要称公孙文仲吗？《春秋》初期，大夫将兵本来就不书名。汪氏认为书卫人在蔡人之下，是为了讥讽文仲党恶而忘不共戴天之仇。然而州吁有宠而好兵，必有州吁的私邑，有州吁的私人，如石厚之类，皆是。伐郑书卫人，必是州吁的私人，其为党恶何疑？不必问其是文仲非文仲，也不待序蔡人下而后知其党恶也。大概伐郑的卫人，是州吁的私党；杀州吁的卫人，是一国之公。是非各不相掩。如果说卫大夫不名以示贬，那么蔡大夫不名又何义呢？况且文仲之名不见于经，夫子书卫人亦无从使后人知其为贬文仲也】

秋天，翚率领军队会合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前则宋、陈、蔡、卫伐郑，四国皆有伐郑之罪。推究之，则宋、陈、蔡有不讨卫而会伐之罪，宋有忌恨公子冯之罪，卫有篡国、虐民、修怨之罪。此则鲁有伐郑构怨之罪，有不讨卫而助宋之罪，翚有专将之罪。所谓一事而诸恶具见也。翚不称公子，是那时原本未称公子，非因弑隐而削，亦非因帅师而削也。未弑而预削，示贬，固无是理。若以恶大夫之专将，则无骇之帅师入极不书氏，亦为削之以示贬矣。然观无骇之卒不氏，则原未有氏，而非春秋削之。何以独削翚之公子耶？翚至桓之时称公子者，桓得其助，已弑君而宠之以公子之命也。观翚之前不称公子，后称公子，则知命为公子与命氏同。其未命为公子、未命有氏者，虽为大夫，不敢有称，史家亦不得而称之也。书帅师者，着此时之军政，无骇之外，翚亦得而专之也】

九月，卫人在濮地杀害了州吁。

【州吁弑君得国，历经八月而桓公未葬，

译冬季十二月，卫国国人拥立晋为国君。

【遇到弑君之变而讨伐贼人，拥立新君以安葬先公，在《春秋》经文中仅见于卫国之事。所以通晓《春秋》体例的人认为，外国国君继承前君之位，如果不是继承前君之位而拥立的，都不记载。唯独在继承被弑之君时记载“卫国国人拥立晋”，这应当是圣人用卫国之事来警示后人：遇到弑君之变时，应当像卫国那样讨伐贼人、拥立新君以安葬先公。而对于晋的拥立以及卫国国人拥立晋，并没有深加责备。宋殇公被弑而冯被拥立，宋闵公被弑而御说被拥立，晋灵公被弑而黑臀被拥立，晋厉公被弑而周被拥立，《春秋》不记载拥立，是因为贼人未被讨伐。讨伐贼人并拥立新君，只有卫国和齐国；而齐小白记载为“入”，不记载为“立”，是因为小白有争夺国家、杀死公子纠的罪过。那么对卫国国人有什么责备呢？对晋有什么责备呢？《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拥立者是不应该被拥立的”，但不说出不应该被拥立的原因。《谷梁传》认为拥立新君以正位，不以贤能。卫国桓公在位十六年，嫡长子的有无存亡无法考证，又凭什么断定晋不正呢？伊川先生认为没有向天子请示，没有接受先君的遗命，据此则外国国君继承前君之位时记载拥立、不记载拥立，与本国国君继承前君之位时记载即位、不记载即位，意义相同。文定先生认为对卫国国人特别记载为“立”，是为了彰显他们擅自拥立国君的罪过；对晋绝去“公子”之称，是为了明确他专有其国的错误。其意义也是如此。那么晋的记载拥立，与桓公、宣公的记载即位相同吗？与庄公、闵公、僖公的不记载即位相同吗？如果说与桓公、宣公的记载即位相同，那么众儒认为桓公、宣公参与了先君去世之事，而晋没有参与。如果说与庄公、闵公、僖公的不记载即位相同，那么众儒认为庄公、闵公、僖公有隐瞒先君去世之心，而晋也应当有。不参与先君去世之事无罪，有隐瞒先君去世之心也无罪。那么用什么罪名来定罪晋呢？用什么罪名来定罪卫国国人呢？众儒曲解解释说：宋冯、宋御说、晋黑臀、晋周不记载拥立，他们有贼人未讨、国君未葬的罪过，所以他们擅自拥立不足以责备。齐小白有争夺入国、杀死公子纠的罪过，所以他擅自拥立也不足以责备。只有晋没有这些人的罪过，所以责备他没有接受先君的遗命，又不向天子请示。如果是这样，那么接受遗命、请示天子的意义，只在卫国国人拥立晋时提出，并责备他们没有这样做。夫子作《春秋》，用法公平而心存宽恕，恐怕不像这样苛刻。所以知道《春秋》记载“卫国国人”，是为了彰显卫国国人的公心，不像尹氏那样自私。记载“卫国国人拥立晋”，是为了彰显晋是卫国国人拥立的，不像朝是由尹氏拥立的。不记载“公子”，是因为晋在国内时，原本没有接受公子的任命，行使公子的职权。家氏又认为，卫国晋得到国家而骄傲，晚年行为如野兽。《春秋》在他刚拥立时，就去掉“公子”之称，以显示卫国动乱的起因。那么齐桓得到国家，而九次会合诸侯，一匡天下，《春秋》为什么不在他入齐之时，记载公子小白，以显示齐国霸业的兴起呢？没有见到不善就先贬低，没有见到善就先褒扬，在义理上是没有的】

五年

春季，鲁隐公在棠地观看捕鱼。【“观”字左边原作“矢”】

【在棠地固然已经讥讽其远行，然而观看僖伯的谏言，则即使不远，观看捕鱼也是不合礼制的】

夏季四月，安葬卫国桓公。

【小白进入齐国，立即安葬了襄公。齐国人急于确定小白为国君，是为了对外抵御公子纠。卫国、晋国既已拥立，超过一年，经过八个月，才开始安葬桓公。治理州吁党羽的内乱既已平定，而安葬迟缓。这固然事势不同，但弑君讨贼以安葬先君，即使迟缓也不受讥讽】

秋季，卫国军队进入郕国。【“郕公”原作“盛”】

【忘记丧事而发动战争，轻率使用大量军队，进入兄弟之国，其罪过大了。《公羊传》认为将领卑贱而军队众多，说“将领尊贵，军队众多称某帅师”，那么《春秋》前半部分，外国诸侯多记载“师”，不记载“帅”，“师”难道都不是卿大夫率领的吗？不符合凡是使用大量军队而都贬低其将领的说法，不能通达。不为了彰显大夫的强势，而不必指名其人罢了。所以凡是记载“师”的，讥讽其使用大量军队，而意义不系于将领的尊卑】

九月，考祭仲子的宫室。

【刘氏说：只说仲子，显然不是夫人，其说法很对。可见惠公当时未曾把仲子当作夫人。因为仲子手上有文字之异，惠公或许有此心意，所以隐公想成全先公的心意而打算让位给桓公。看他为仲子建立宫室，是自表其想让位的心意，而不知道这是不合礼制的。夫子沿用旧史记载，既为了彰显其不合礼制，也为了表露其想让位的心意。家氏说必定是庶子为君，然后为其母筑宫。桓公未为君，而隐公为他筑宫以祭祀其母，这是招致祸乱之道。所论也很好】

初次献祭六佾舞。

【“初”是以前不这样，现在才这样的词。刚考祭仲子的宫室，就议论舞佾的数量，以前没有过。而说“初”，则似乎众庙知道以前用八佾的错误，而现在献六佾，此后只用六佾。难道是这样吗？应当合两句作一句读，下句说“考祭仲子的宫室，初次献祭六佾”。大概是在仲子的宫室献祭六佾，是献祭六佾的初次，不是众庙献祭六佾的初次。犹如说以前众庙不献祭六佾，现在此仲宫初次献祭六佾，以后仲宫仍献祭六佾，而众庙不献祭六佾。记载

译仲宫初次献祭六羽，是为了讥讽群庙僭越使用了八羽。《春秋》中有记载此事在此处，而实际贬斥之意却在彼处的情况，这类例子就是如此。

译邾国人和郑国人攻打宋国。

【记载宋国与郑国交战，有来有往，这件事的始末，从这一条开始详细记载。因为邾国而帮助邾国，是为了报复宋国。既记载了宋郑交恶的原因，也记载了鲁国起初与宋国友好而后与郑国友好的原因。茅堂胡氏认为这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人数少，所以这样记载以显示是非曲直。按：春秋初期，用兵侵伐，不是国君亲自率领的，大多称“人”，并不都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人数少。】

出现螟虫灾害。

【水灾、旱灾、蝗灾、螟灾，都是详尽记载灾异。既用来表明国家是否有防备；而如果此时有兴师动众、侵伐他国的事，则是用来讥讽君臣不畏惧灾异而不体恤百姓。】

冬季十二月辛巳日，公子彄去世。

【益师彄去世时称“公子”，或许是因为他生前受宠被称为公子，或许是因为他生前未称公子，死后才称公子，就像诸侯下葬时称“公”一样。诸侯的爵位如果不是公，以及没有入朝担任王卿士的，他们下葬时称“公”，都是僭越。鲁君生前称“公”，是臣子对他的称呼，那么凡是侯、伯、子、男都不应称“公”，他们的儿子、孙子又怎么能称“公子”、“公孙”呢？春秋初期，各国还没有这样称呼的，所以益师彄称“公子”，或许是死后才称的，不像公子翚那样活着时就僭称为公子。左氏对于所有诸侯的儿子都称“公子”，恐怕也像称他们的国君为“公”一样，是国人虚加的称呼，而不能用于会盟、侵伐的场合。后来世卿执政者都有氏族，不专门称名，因此他们掌权的儿子也不专门称名，而加上“公子”的称呼了。先儒说称“公”有虚名，有定位，那么“公子”这个称呼，起初也是虚名，后来逐渐积累而成为定位吗？】

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

【攻打国家、包围城邑，攻打虽然有名目，但包围也有罪过，何况最后竟然夺取了它呢？髙氏认为包围别人的城邑，军队一定很多，而称“人”，是贬低他们。然而依仗人多欺凌邻国，即使称“师”或“人”，怎么能认为这不是贬低呢？】

六年

春季，郑国人来缔结和平。【“输”字，左传作“渝”】

【伊川采用《公羊传》、《谷梁传》“堕成不果成”的意思，认为郑国来断绝交好。然而在《春秋》记载之前，鲁国与郑国有狐壤的怨恨。又前一年鲁国会同宋国、卫国攻打郑国，鲁国与郑国原本就没有交往，不必派人来断绝关系。这是因为左氏有晋侯派吕相断绝与秦国关系的记载，所以采纳了《公羊传》、《谷梁传》断绝交好的说法。况且此时宋国正包围长葛，郑国难道会再说恶言招致祸端，来调动鲁国的军队吗？看后来归祊、入祊的事，那么文定所说的“输是纳，平是成”，郑国人向鲁国纳贡求和，以利相结，解怨释仇，离间宋国、鲁国的同盟，才符合实际情况。朱子认为这是改变旧盟，以顺从新的友好关系，善于采纳左氏“更成”的说法，在义理上尤其精当。】

夏季五月辛酉日，鲁桓公与齐侯在艾地会盟。

【在郑国人求和之后，立即与齐国会盟。这显然是郑国挑动鲁国，以联合齐国，离间宋国，毫无疑问。大概从此鲁国与齐国的交往逐渐稳固，与宋国的友好关系却逐渐丧失了。】

秋季七月

冬季，宋国人夺取长葛。

【宋国两次攻打郑国，以及包围长葛、夺取长葛，都详细记载，既用来表明宋殇公、宋庄公、公子冯怨恨郑国很深，也用来表明宋郑相互厌恶，导致郑国挑动齐国、鲁国结为同盟，从而相继发生战争，过错确实在宋国。】

七年

春季，周历三月，叔姬嫁给纪侯。

【记载伯姬的迎娶与出嫁，又记载叔姬的出嫁，可见鲁国与纪国婚姻友好。此后直到桓公去世，鲁国大力为纪国谋划，但最终不能帮助纪国抵御齐国，也不能平息齐纪之争以延续纪国的国运，致使纪国最终被齐国所灭。导致伯姬去世而不能按时下葬，下葬于齐侯；叔姬无处可归，而回到酅地，都不得其所。】

滕侯去世。

【不记载日期，是失去了日期；不记载下葬，是没有前往参加会葬；不记载名字，伊川认为是史官遗失了他的名字。然而各国赴告到达，史官记录，不应大国不遗失名字，而唯独遗失滕、宿、薛、杞等小国的名字；不应中原诸侯大国不遗失名字，而唯独遗失秦国的名字。左氏说同盟则赴告名字，那么未同盟就不赴告名字了。然而考察诸侯未同盟而记载名字的很多。又如晋国在僖公以前，未见一次与诸侯会盟，为什么佹诸、夷吾去世时记载了名字呢？看这一年以及宣公九年、成公十六年的滕侯都不记载名字，而从昭公三年以后的滕侯、成公时的滕侯、悼公时的滕侯、顷公时的滕侯、隐公时的滕侯都记载名字，都参加了他们的下葬。庄公三十一年薛侯不记载名字，而从昭公三十一年以后的薛献公、薛防公、薛惠公都记载名字，都参加了他们的下葬。僖公二十三年杞子不记载名字，自从杞国依附晋国而僖公六年以后的杞桓公、杞孝公、杞文公、杞平公、杞悼公、杞僖公都记载名字，都参加了他们的下葬。那么前面不记载名字的，是不来赴告；后面记载名字的，是来赴告。不来赴告的，是因为弱小不敢以诸侯之礼与大国交往。后来来赴告的，是鲁国以礼互通丧纪。前面虽然不来赴告而在史书中记载其去世的，既然与他们的国君有邦交之好，即使不前往参加下葬，也申述吊唁之礼。这从纪侯、秦伯的去世就可以知道了。秦国与中原诸侯交往，虽然在殽地战败丧师，与晋国失好，但与中原诸侯的丧纪仍然互通，所以文公九年送来成风的襚衣，而文公十八年的秦伯防、宣公四年的秦伯稻都记载名字，这是来赴告的证据。直到成公十三年会合诸侯攻打秦国

译而次年秦伯去世却不记载其名，这是因为秦国没有前来通报丧事的缘故。此后叔孙豹两次会盟讨伐秦国，而昭公五年的秦景公、定公九年的秦哀公、哀公三年的秦惠公都没有前来通报丧事，所以都不记载其名。而对于三公都去会葬的情况，是因为鲁国对秦国是借着晋国的力量才动用军队，并非有仇怨，所以虽然秦国不来通报丧事，但秦国强大，不得不去会葬。那么，记载或不记载名字取决于是否来通报丧事，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大概诸侯去世，以名字通报丧事是合乎礼制的，来通报丧事就记载其名，不来通报丧事就不记载其名。大夫去世尚且不直呼其名，何况是称呼诸侯呢？孔子遵循旧史官的记载，而鲁国之前作为弱小国家，后来畏惧秦国而去会葬那些不来通报丧事的诸侯，这些都清楚地记录在案了。

译夏季，在城中丘筑城。

【筑城是为了聚集百姓并防御寇盗。鲁国作为拥有四百里疆域的侯国，在《春秋》中记载筑城的有十九次，记载大夫率领军队筑城的有三次。由此可见，《春秋》之前天下太平，防御疏漏，到了这时争战日益频繁，守备日益严密，民力因此日益困顿。是否合乎时令，可以从按时令记载中得知。】

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鲁国聘问。

【齐国与鲁国交好，不派大夫来，而派弟弟来，这是齐侯宠爱并重用他的弟弟。即使没有后来因宠爱而酿成祸患的事情，也是不合乎正道的。记载“弟”字，是揭示事实，以示贬斥，并非因为不称“公子”而贬斥。这是为了表明艾地的盟约之后，齐鲁已经联合，又互通聘问之好。】

秋季，鲁隐公讨伐邾国。

【《左传》因为隐公元年与邾国在蔑地结盟，认为邾国与鲁国交好，如今却亲自讨伐它，所以认为是为了宋国的缘故。又因为邾国曾与郑国一起讨伐宋国，必定是邾郑相合，现在郑国已经与鲁国讲和，为什么为了宋国的仇敌邾国而讨伐郑国所联合的国家呢？所以又提出了宋国与郑国讲和的说法。郑国原本是为了对抗宋国而与鲁国讲和，所以第二年又归还祊地，未必中间忽然就与宋国讲和了，那么《左传》的说法就不足为据了。而鲁隐公擅自兴兵讨伐邾国，或许有别的缘故，《春秋》记载此事以讥讽他，难道一定要替别人讨伐别人才是不义吗？通考《春秋》，鲁国专擅出兵讨伐他国，两次讨伐莒国，一次在余丘之外，那么隐公讨伐邾国有八次，大夫讨伐邾国有八次，对其他国家没有这样多的。对于齐国，则遭受其国君和大夫专擅出兵讨伐的有十三次，侵犯的有三次，而鲁国则是一次接纳子纠讨伐齐国，一次借楚国军队讨伐齐国，一次会合诸侯包围齐国，四位卿会同三国大夫战败齐国，最后是隐公两次侵犯齐国，大夫一次侵犯齐国而已，没有一次记载讨伐齐国的。齐国和邾国都是邻国，齐国强大邾国弱小，鲁国共十三次遭受齐国的讨伐，却不敢一次出兵报复齐国。凡是与邾国有事，记载侵犯的有四次，记载讨伐的有十六次，那就不是小规模用兵了。屈服于齐国而逞强于邾国，畏惧顺从强大而欺凌弱小，《春秋》以此明确揭示鲁国的不义。】

冬季，周天子派凡伯来鲁国聘问。

【这是记载周天子臣子聘问鲁国的开始。隐公没有参加平王的葬礼。新天子即位已经四年，又不来朝见。如果政教号令能在天下通行，就应当有言辞来问他的罪。既然不问他的罪，却又修好礼节来聘问。这就是周朝日益衰微的原因。】

戎人在楚丘讨伐凡伯，把他带回去。

【不是讨伐国家而说“伐”，只有这里和郑伯讨伐取人，是动用众多徒众，把他带回去。不说“执”，大概是因为既然记载了“伐”，就不再记载“执”，与灭国而国君被带回去不记载“执”是一样的，所以认为是避讳。说记载“执”是错误的。不直接记载“戎人执凡伯带回去”，而说“戎人讨伐凡伯带回去”，是为了揭示戎人用众多徒众加害周天子臣子，所以说避讳“执”。说记载“伐”是错误的。在楚丘，是表明凡伯已经出了鲁国国境。隐公与戎人结盟，必定发誓互相友好。现在凡伯来聘问，戎人讨伐他带回去，而鲁国不追究戎人的罪责，唐地的盟约难道不可违背吗？盟约有以违背为非的，有以不违背为非的。如果鲁国因为劫持天子使者而讨伐戎人，神明会惩罚他吗？由此可知，盟约本是衰世之事，违背盟约更是乱世之事。如果盟约以奖助王室为辞，那么盟约还是哀怜世道的善举；如果盟约以奖助王室而戎人得罪了天子使者，那么违背盟约以讨伐戎人还是善举，为什么不可于盟约？盟约为什么不可违背呢？可惜隐公不懂大义。先儒认为记载“楚丘”是责备卫国，但究其情事，鲁国本来也不能无罪。又先儒认为记载“侵”、记载“伐”的不同是有罪无罪、有名无名，这是把是非寄托在夺取名分上。又认为传文中说“伐”而经文中记载“侵”的，是圣人不予其讨伐。那么戎人讨伐凡伯就是圣人予以其讨伐吗？通晓这一点，就知道《春秋》记载“侵”、记载“伐”是依据旧史，而旧史记载“侵”、记载“伐”也是依据事情的大小、入侵的深浅、时间的久暂、名分的有无等实际情况。声罪致讨，潜师掠境，有钟鼓没有钟鼓，哪里足以作为定义的标准呢】

八年

春季，宋公和卫侯在垂地相遇。

【《左传》因为齐国原本与郑国交好，为什么与宋国、卫国结瓦屋之盟？后来又与郑国一起讨伐宋国，所以认为垂地的相遇，必定是齐侯想要让宋国、卫国与郑国讲和，而宋国、卫国先相见以谋划此事。如果讲和宋国、卫国，那么瓦屋之盟后宋国、卫国不应该还厌恶齐国。如果宋国、卫国不肯讲和，不应该与他们结盟。我私下认为垂地的相遇，是宋公、卫侯相见以谋划结好于齐国。大概宋国看到鲁国已经与郑国讲和，而齐国、郑国的交情不解，那么终究不能在郑国得志，所以约卫国与齐国结盟以构陷郑国。而齐国、郑国的交情终究不能解开，于是违背盟约而有齐国、郑国讨伐宋国的军队。看瓦屋之盟以宋国为主，就知道宋国有意于齐国，而不是齐国有意于宋国。】

三月，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

【鲁国与宋国是婚姻之国，自从宿地结盟以来，交情很牢固；与郑国则有狐壤的嫌隙。郑国仇视宋国而想结交鲁国，知道如果不以大利引诱，那么我的嫌隙不能消除，而与宋国的交情不能解开。所以输平地而用祊地引诱，所谓释放太山的祭祀而祭祀周公，是假造此言，使鲁国有可接受的借口，而志意实在不在得到许地。鲁国起初还认为宋国的交情不可失去，所以输平两年而不答复；至此而决意归还祊地。郑国的设

译郑国必定认为，鲁国如果接受了祊地，就不一定会把许地给它。鲁国也清楚地知道，郑国必定想要收回祊地，而不一定非要鲁国把许地给它。所以郑国最终归还了祊地，而鲁国最终也接受了它。鲁国既然接受了郑国的祊地，就不得不顺从郑国的意愿；郑国的意愿在于拉拢宋国，那么鲁国就不得不为郑国出兵去讨伐宋国了。假如真的是用祊地和许地互相交换，鲁国和郑国各自都得到了利益，那么鲁国对郑国有什么恩德，而要拉拢宋国来亲近郑国呢？后来桓公篡位杀兄夺得君位，刚即位时地位尚未稳固，然后再重申之前的话，加上玉璧请求许地，这是挟持桓公处于不得不顺从的势态。郑庄公真是小人中的豪杰啊！

译庚寅日，我国军队进入祊地。

【既然已经记载了祊地归还，那么我国进入祊地本可以不记载。然而如果不记载进入祊地，就好像祊地原本就是我国的土地，如同归还济西田那样，就无法彰显接受祊地的罪过，而为了祊地而联合郑国、背离宋国的情由，实际上也就看不出来了。】

夏季六月己亥日，蔡侯考父去世。

辛亥日，宿国国君去世。

【去世而不记载名字的情况很多；不记载具体日期的情况有三种。这一年是宿国国君成公十六年，滕国国君哀公三年，秦国国君秦伯虽未前来吊唁，但如果能得知日期，也会记载日期的。赵氏关于吊唁馈赠厚薄的说法，对于宿国国君，他说：鲁国和宋国在其国内结盟，因为曾经接受过地主之谊的供给，所以准备礼仪去吊唁；对于滕国国君，他说：滕国给予我国的恩惠或许很厚，所以不得不根据恩惠的厚薄来回报；对于秦国国君，他说：他遵循厚礼的原因不可考证。对于去世、安葬这样的大事，在含殓、赠赗的礼节上，说要根据恩惠的厚薄来回报，这未免太细微了。而史官又因此作为各国史书记载详略的依据，这哪里还能符合大体呢？诸儒关于日月记载的条例，穿凿附会生发义理，大抵都是这样。】

秋季七月庚午日，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

【宋国想要勾结齐国以疏远郑国，齐国无意断绝与郑国的关系，却又与宋国、卫国结盟。先儒认为齐僖公贪图结交诸侯以图谋霸业，这是对的。表面上与宋国交好，暗地里却协同郑国的谋划，心怀二意对待诸侯，又怎么能使得诸侯不背叛自己呢？】

八月，安葬蔡宣公。

九月辛夘日，鲁庄公与莒国人在浮来结盟。【浮，公羊传、谷梁传作“色”】

【莒国虽小但强悍，所以敢以大夫的身份与鲁公结盟。鲁公降低身份与之结盟，是为了纪国而屈服。】

发生螟灾。

冬季十二月，无骇去世。

【无骇是公子展的孙子，去世而不称氏，是因为没有被赐族。庆父、牙友的孙子都称氏，而公子展的孙子不称氏，那么必定是赐族后才敢称氏，没有赐族就不敢称氏，由此可知。氏必须赐族后才敢称，那么没有任命为公子而敢称公子，没有任命为公孙而敢称公孙吗？如果一般的儿子没有任命就可以称公子，一般的孙子没有任命就可以称公孙，那么一般的曾孙没有赐族就可以用祖父的字作为氏来称氏了。为什么无骇又不称氏呢？看左氏传中众仲论族说：“天子建立德行，根据出生来赐姓，分封土地而命氏；诸侯以字为谥号，因此形成族。官职有世袭的功劳，就有官族，邑邑也是如此。”由此可知，大夫被赐族的，都是允许他们在国家中有后代延续。那些称公子的，是允许他们本人在国家中有后代延续；他们的儿子不需要任命为公孙就称公孙，他们的孙子不需要赐族就可以用祖父的字作为氏来称氏。这就是庆父、牙友的孙子称仲孙、叔孙、季孙，不如公子展的孙子不称氏而称无骇的原因。通晓这一点，那么公子翚先前不称公子，后来称公子，就可以知道了。庆父、牙友称公子，而允许他们世代在鲁国有后代，就可以知道了。齐侯的弟弟年，郑伯的弟弟语，是因为没有被任命为公子，就可以知道了。州吁不称公子，无知不称公孙，是因为没有被允许世代在鲁国有后代，就可以知道了。诸儒纷纷议论，删削公子、书写公子，以示贬斥、褒扬的意义，哪里是定论呢？】

九年

春季，周天子派遣南季来聘问。

【《周礼》规定大行人按时聘问，以结好诸侯。那么天子来聘问，是常事，可以不记载。然而诸侯对抗天子而不修朝礼，只看到天子怀柔诸侯而修聘礼，那就是非常之事，不可不记载了。对于鲁隐公，凡伯来聘问，而隐公的朝聘却没有听说。凡伯被戎人拘执，而隐公不追究戎人的罪责。而天子又有使者来，那就更是非常之事，怎么能不记载呢？】

三月癸酉日，大雨并伴有雷电；庚辰日，下大雪。

【不应有雷电，却有了雷电；雷电之后不应下雪，却下了雪，而且没有防备就下得很大，那么变异就很严重了。文定公的说法很好。】

挟去世。

【桓公时代，不记载大夫去世，不记载大夫率领军队。庄公时代，庆父率领军队，公子牙去世，除此之外没有听说。隐公时代，记载大夫去世的有四次，率领军队的有三次。《春秋》借此彰显鲁国世卿专政的渐起，而着重讥讽隐公。大概鲁国自从考公以后，一继一及，父子兄弟相间而成世。惠公以儿子继承父亲，惠公之后以国事来说，又应当是兄终弟及了。而惠公的意图在于立桓公，诸大夫既不喜欢惠公传位给桓公，就攀附隐公而立他。隐公顺从诸大夫的愿望而拥有国家，而又想要完成父亲的志向，所以不得不曲折地给予大夫恩惠礼遇，而不顾权力下移。看庄公之后，公子牙尚且因国事产生逆反之心，那么惠公终了、隐公继位之时，其间的危险疑虑就可以知道了。公子友对庆父、公子牙忍让，而既然已经端正了传子的世系，还不灭绝逆臣的世系，而让他们在鲁国有后代，这都是隐公宠信任用大夫所造成的基础。而鲁国成为三家专权的鲁国，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孔子所以详细记载以着重讥讽。】

夏季，修筑郎邑城墙。

【春季有大变异，不自我修省，还兴师动众修筑城墙，郎邑是为了防备敌人，而后用干戈去讨伐，所喜好用来报答的，是归还祊地的利益，所失去的不小了。】

秋季七月

冬季，鲁庄公在防地与齐侯相会。【防，公羊传作邴】

【鲁国与宋国一向交好，齐国又与宋国新近在瓦屋结盟，一旦帮助郑国而讨伐宋国。先儒】

译认为谋划假借王命作为出兵名义的，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在防地会盟时，郑国没有参与，而鲁君特意与齐侯会盟，这也是鲁国打算与宋国断绝关系，而先依托齐国来巩固自身。所以，在中丘的会盟中，三国才开始联合。

译鲁隐公十年

春季，周历二月，鲁隐公与齐侯、郑伯在中丘相会。

【这是为了讨伐宋国而郑国的意图。在中丘会盟，郑伯排在齐侯之后，是因为郑国借报复宋国之机推举齐侯为主帅，这也是齐僖公图谋称霸、勤勉政事，想要借助鲁国和郑国的兵力来胁迫宋国和卫国的缘故】

夏季，公子翚率领军队与齐人、郑人一起讨伐宋国。

【史书既记载“翚帅师会伐”，又记载“公败宋师”，文定于是怀疑公子翚提前出发前往，不听从鲁公的命令，认为这是兵权下移，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应当是派遣公子翚先去与齐、郑会合，鲁公随后出兵接应罢了。齐、郑两国称“人”，伊川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派出的不是卿。郑国蓄谋已久，联合兵力讨伐宋国，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怎么会有不派遣卿去执行的道理呢？大概三国先派遣卿前往，他们的国君随后跟进。后来特别记载“公败宋师”，是因为《春秋》想要极力隐讳鲁隐公的罪过，所以不记载齐侯、郑伯。记载“帅师”，是为了彰显公子翚专掌军政且屡次率领军队，所以他能够结党于桓公并弑杀隐公】

六月壬戌日，鲁隐公在菅地击败宋军。辛未日，攻取郜地。辛巳日，攻取防地。

【三国联合讨伐，而只有鲁国击败宋军，又攻取宋国两座城邑，记载这些是为了极力彰显鲁国的罪过。鲁国与宋国世代通婚，隐公的适母、生母以及桓公的生母，都是宋国女子。一旦反目成仇，说是为了郑国，也不应当如此过分。因为贪图一块祊地而迷失心智，也不应当如此过分。喜好战功而贪图利益，那个能够谦让千乘之国的人，行为怎么会是这样呢？难怪桓公和公子翚熟悉他的行事而怀疑他的用心，这未竟的让位阴谋，因此容易兴起且容易被接受】

秋季，宋人、卫人侵入郑国。

【郑国正与齐、鲁讨伐宋国，宋国战败。郑国必定没有料到宋、卫会侵入自己。宋国知道郑国防备松懈，联合卫国趁机，用偏师侵入郑国。他们的军队必定很少，所以郑伯趁他们离开后，讨伐戴国并肆意出兵攻取它】

宋人、蔡人、卫人讨伐戴国，郑伯攻取戴国【戴，公羊传作载】

【看下文记载，齐、郑侵入郕国，是因为宋国联合蔡、卫讨伐戴国，以此来报复，这就知道了。郕国是宋国的盟友无疑，戴国是郑国的盟友无疑。伊川认为郑、戴联合进攻，全部攻取三国军队，这是对的。文定认为一举兼并四国，这是不对的。郑国既然与宋、蔡、卫为敌，敌人所讨伐的，我反而去攻取，是为了让敌人高兴吗？戴国即使不是郑国的盟友，郑国也必定不会讨伐戴国】

冬季十月壬午日，齐人、郑人侵入郕国【郕，公羊传作盛】

【郑伯是极其无王命的人，假借王命讨伐宋国，侵入郕国，侵入许国，谁会相信他呢？大概是因为齐、鲁不能立刻与宋国决裂，所以共同假借王命来达成他们的私欲。然而既然已经击败宋国，郕国、许国有什么罪过？齐国难道没有理由放过郕国，鲁国难道没有理由放过许国吗？齐僖公想要在各诸侯中得志，而鲁隐公滥用武力，也是《春秋》所讥讽的】

鲁隐公十一年

春季，滕侯、薛侯来朝见。

【鲁隐公用兵击败宋国、侵入郕国，滕、薛两国畏惧他，相继来朝见而不推辞。先儒认为这是隐公志气骄横而傲慢，桓公因此更加怀疑而急于弑杀隐公】

夏季，鲁隐公与郑伯在时来相会【夏字下，公羊传、谷梁传有“五月”二字，时来，公羊传作祁黎，左传又作郲】

【在中丘相会，是鲁国的土地。在时来相会，是郑国的土地。之前郑国想要勾结拉拢，帮助自己，所以与齐侯一起来鲁国会盟。这次鲁隐公既然已经收取郑国的祊地，又攻取宋国的城邑，获利甚厚，于是前往郑国谋划攻取许国作为报答。郑国用利益引诱鲁国，开始时请求，后来则招引。鲁国被郑国的利益所引诱，开始时顺从其请求，后来于是不得不响应其招引。郑庄公的狡猾，鲁隐公的贪婪平庸，真是厉害啊】

秋季七月壬午日，鲁隐公与齐侯、郑伯侵入许国。

【三国侵入许国是为了郑国的利益，虽然同时记载齐侯，但时来之会没有齐侯，所以这是专门归罪于鲁公】

冬季十一月壬辰日，鲁隐公去世。

【朱子说】凡是鲁国国君被弑杀，就记载“薨”并且不记载地点来彰显，大概这是臣子隐讳的道理，圣人的深意。公羊传、谷梁传以及伊川、文定的论述都如此，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了。而文定又说旧史必定如实记载，圣人删削它作为万世隐避国家丑恶的法则。隐公被弑，主谋是轨，动手的是翚。闵公被弑，主谋是庆父，动手的是卜齮。按照《春秋》断狱的原则，就应当记载“轨弑公”、“庆父弑公”了。如果旧史归罪于这两人而记载得真实，那么在孔子时代，记载在国史、众所周知的事情已经二百多年了，鲁国的后继国君、鲁国的孟氏，即使是孝子慈孙也无法更改。孔子为什么要删削数百年可信的史书来使后人疑惑呢？这必定是旧史记载“公薨于蒍氏”、“公薨于武闱”，孔子不得已而删去地点以不掩盖事实。况且古代史官虽然以直笔为职责，但《春秋》中关于国君被弑的疑案也很多。如果史官都尽职而没有不直书的事情，那么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太史就不值得在当时被称赞、在后世被传颂了。所谓臣子对于君父有隐讳的道理，是孔子作为鲁国人，不应当宣扬先世未彰显的丑恶，并不是说前人既不隐讳，后人又应当隐讳。依据鲁国史书进行笔削，不是孔子自己为一家之文史。不直书不可以直书，史书直笔而故意曲解，难道合乎道义吗？又公羊传、谷梁传认为贼人未讨伐就不记载葬礼，伊川、文定都采纳这个说法但我私下有疑问。国内隐公的贼人未讨伐而不举行葬礼是对的，桓公的仇人未报复却举行了葬礼；闵公的贼人已经讨伐却不举行葬礼，为什么呢？

译对外，卫国完、齐国诸儿以及陈国平国的弑君贼人，被讨伐后便安葬；宋国与夷、齐国舍、齐国商人、晋国夷皋、郑国夷、晋国州蒲、莒国密州、薛国比、齐国荼的弑君贼人，未被讨伐便不葬，这是已经知道的；蔡国固、许国买的弑君贼人，未被讨伐却安葬了；宋国捷、晋国卓以及齐国光、卫国剽的弑君贼人，既已讨伐却不葬，这是为什么呢？古代的丧葬之事也是极其庄重的。《周礼》规定，诸侯去世，天子穿缌麻丧服，冢人根据爵位高低确定封土堆的大小和树木的数量，又为他们确定墓位、清理墓域、守护墓禁。春秋时期礼制有时不能实行，但还有会葬的使者，〇记载五月安葬，同盟国全部到来，就知道不是草率匆忙地处理丧事就当作安葬了。当时国内按礼制安葬就记载，不按礼制安葬就不记载；国外来告丧或前往会葬就记载，不来告丧或不去会葬就不记载。旧史依据事实，孔子沿用史书的文字，讨伐贼人或不讨伐贼人，记载安葬或不记载安葬，说是出于孔子的笔削，是不对的。我曾经用事理、事情、事势来推断。凡是弑君的国家，没有不怕诸侯讨伐的。诸侯即使不讨伐，也没有公然按礼制前往会葬的。只有既已讨伐贼人，就不怕诸侯讨伐，而诸侯也应当按礼制前往会葬了。鲁桓公的贼人在齐国，人们不怕诸侯讨伐；蔡景侯、许悼公的事在可疑之间，也不怕诸侯讨伐，所以都按礼制安葬，告知诸侯，而诸侯都来会葬。如果既已讨伐贼人，应当不怕诸侯讨伐，但君主被弑国家大乱，新君刚即位，上下危惧猜疑，又或许讨伐贼人的名义未明，如鲁国杀庆父、宋国杀万、齐国杀崔杼、晋国杀里克、卫国杀宁喜，都不能称之为弑君贼人，以告知国人、告知诸侯，所以都不能按礼制安葬，以招致诸侯来会葬。又曾用《春秋》的明文、《左传》的实事来推断。说国内的事，隐公志在让位给桓公，不自立为诸侯，因此也不按礼制安葬他的夫人，又考正仲子的宫室，以显示必定让位的志向。必定这事传闻于诸侯、取信于国人，所以天王也来送仲子的赗赠。桓公弑隐公，必定假托成全隐公的志向，于是就不按诸侯的礼制安葬，以招致诸侯来会葬。旧史不记载，孔子因而无法记载。桓公在齐国被杀，鲁国人畏惧齐国的强大，又想要隐瞒文姜的丑事，公然赴告诸侯并按礼制安葬，旧史记载了，孔子因而不得不记载。至于闵公被弑、季友杀庆父而史书记载庆父奔齐，齐桓公杀哀姜而史书记载薨夷，看他们改谥号、立嗣子、归丧、致祭于宗庙，季友为仲姜讳饰，惟恐不深，而闵公又是庆父所立，庆父、季友对于闵公、僖公各有所主，鲁国人也没有服庆父立闵公，所以还使僖公的位次在闵公之上，不把庆父所立的两年十一岁的君主赴告诸侯并按礼制安葬，恐怕也是情势必然如此，旧史不记载，孔子也无法记载。说国外的事，州吁、无知、夏征舒、公孙翩既已讨伐，而其国臣子名正言顺来告丧，鲁国人前往会葬，旧史得以记载，孔子记载了。也许止不尝药，想被国人所宽恕。蔡般的事在宫廷内部，嫌疑重重，君主被弑而国家不乱，于是竟来告鲁国人，竟前往会葬，旧史得以记载，孔子也记载了。那些不讨伐不安葬的，其不来告丧不前往会葬，都可以考证得到。宋督弑君，诸侯会于稷。宋国正进献贿赂以求解脱，鲁国正取鼎以纳入宗庙。会葬的礼制，应当缺失了。宋万奔陈，齐桓公会诸侯于北杏。宋君新立，不敢亲自外出，他敢告知诸侯安葬吗？里克弑卓，经文虽成卓为君以定里克的罪。夷吾弑克，必定不成卓为君而按礼制安葬。齐舍称君，也是春秋成之。商人不以舍为君，却按礼制安葬他吗？宋人奉公子鲍，因防夫人而弑杵臼。夫人主内，公子正外，以为杀无道了。其不按礼制安葬无道的君主，是明显的。商人弑君贼人，国人厌恶他，即使其兄元也厌恶他。在春秋则以为弑君，而其时国人必定尚以为讨贼，却还告知诸侯安葬吗？莒仆来奔，命给他邑，不以为贼。行父拒绝他，使他不得入其葬。庶其无论不来告，即使来告也不前往会葬。况且鲁国对于莒子卒葬，前往会葬的礼制原本疏远，史书又怎能记载？赵穿弑君，罪在赵盾。子公弑君，罪在子家。彼此不得互相指为贼，而又互相用事于国，则不肯以弑君告知诸侯，又用什么言辞告知诸侯安葬呢？栾书以车一乘葬厉公，崔杼四翣不跸，下车七乘以葬庄公。这还告知诸侯以招致列国会葬吗？剽为孙宁所立，卫献复国，直以剽为篡耳。其不成篡贼为诸侯，而按礼制安葬，是适宜的。展舆弑君奔吴，及薛弑君，比《左传》所载，其事甚略，当也未有异。陈乞以阳生而入，必不以茶为君。既废之后，而又按礼制安葬，必定不是这样。至于吴楚的君主，虽无故而卒，也不前往会葬。春秋本来不记载安葬，难道对于弑君的安葬不记载，以示义吗？然而商

译我亲自率领宫廷甲士弑杀父亲，弃疾弑杀在位多年的君王，并穿着丧服安葬他们。这些人简直无所忌惮了。吴国起初与中原大国交往，闾闾弑杀余祭，公子光弑杀僚，都是因为传闻而被记载，他们不来告丧、不去会葬，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认为因为贼人未被讨伐所以不记载安葬，是孔子删削的结果，那么为何不连同蔡景侯、许悼公的安葬记录一并删去，使体例归于统一，反而改变自己的体例，让后人探究其缘由却不得而知呢？大概《春秋》中弑君而不讨伐贼人就不记载安葬，有其义理，却没有固定的体例。有其义理，是因为君父的仇敌，不共戴天，睡在草垫上，枕着土块，图谋报仇。仇人一天不报复，就一天不安葬，表示不敢有一天忘记。没有固定体例，是因为那些讨伐了贼人而安葬的，就顺着事实记载安葬；那些既讨伐了贼人却不安葬，或者未讨伐贼人却安葬的，也就顺着事实，有时记载安葬，有时不记载安葬，而义理本来就在其中。哪里是有意宽恕谁的罪过，有意惩治谁的罪过呢？而后人阅读它，就可以知道讨伐了贼人却不安葬的，有不安葬的罪过；不讨伐贼人却安葬的，有安葬的罪过。像蔡、许的安葬，就可以知道蔡、许的臣子有不讨伐贼人的罪过。鲁国既不讨伐贼人，又有前往会葬的罪过，前后没有听说会合征伐的军队，那么诸侯都有不讨伐贼人的罪过。纵观《春秋》中弑君的事件，没听说天王申张九伐之法，有的甚至荣耀宠信那些人，那么王法不行，天王就有纵容贼人、助长祸乱的罪过。所以在隐公不记载安葬这件事上，应当归罪于鲁国的臣子，他们拥戴弑君的桓公，却不能伸张正义、进行讨伐，来告知诸侯，完成礼仪以安葬隐公。在闵公不记载安葬这件事上，应当归罪于季友，他不能大义灭亲，像卫国人杀州吁和石厚那样，立公子晋，使得闵公的安葬之事在诸侯中没有听闻。在桓公记载安葬这件事上，应当归罪于庄公及鲁国人，他们畏惧齐国的强大，而蒙受耻辱、怀恨在心，却像安葬没有罪过的君亲一样安葬他。大概是因为依据旧史来记载，而各自知道罪过所在。左氏说：隐公不记载安葬，是因为丧礼没有完成。怀疑他领悟了《春秋》不记载安葬的义理，而认为弑君没有不安葬的，旧史没有不记载的，认为是出于孔子删削的，难道是这样吗？况且根据《春秋》用字的法则、文辞的意义来论：国内去世称公，称夫人，安葬称“我君”“我小君”。公，是臣子的称呼；称其他国家的则说“寡小君”。活着叫“寡君”“寡小君”，去世叫“我君”“我小君”。“我”，是对人而言，是说诸侯的人来会葬“我君”“我小君”。隐公的安葬没有向诸侯报丧，诸侯没有来会葬的，那么旧史就不可以记载“安葬我君隐公”了。国外去世称名，安葬举谥，称名的是跟随他们来报丧的辞令，举谥的是我们前往会葬的辞令。去世就说“某国某爵某去世”，安葬不说“某国安葬某公”，而说“安葬某国某公”。遇到被弑的君主，鲁国不前往会葬，那么旧史就不可以记载“安葬某国某公”了。所以国内按礼安葬，史官就记载；不按礼安葬，史官就不记载。国外鲁国前往会葬，史官就记载；鲁国不前往会葬，史官就不记载。孔子一概沿袭旧史，而义理自然显现。

译春秋宗朱辨义卷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宗朱辨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宗朱辨义卷二

高淳张自超撰

桓公

元年

春王正月，桓公即位。

【桓公记载即位，是桓公修习即位的礼仪。继位弑君者不记载即位，是因为不忍心于先君被弑。桓公弑杀兄长君主，却只担心诸侯和国人讨伐，急忙修习礼仪以安定自己作为君主的地位。《春秋》沿用旧史官的记载，却能使后来的读者推究其中的缘故，从而知道桓公对先君残忍。桓公之所以对先君残忍，是因为别人弑君尚且有不忍之心，自己弑君，又有什么不忍心的呢？由此可知桓公参与了弑君的阴谋。】

三月，桓公与郑伯在垂地相会。

【垂地虽然靠近鲁国，但实际上是卫国的土地。桓公弑君篡位刚满五个月，就公然出境。这是因为防备郑伯，不认为鲁国有像石碏那样的人，而郑伯是陈侯吗？他之所以毫无顾忌，一定是因为隐公禅让给桓公的说法传到了诸侯那里，他的志向被国人所信任。虽然诸侯听信了他的说法，国人信任他的志向，但桓公自身有弑君的行为，怎么能让诸侯闭耳、让国人闭口，从而免除诛讨呢？必定当时隐瞒弑君说成是病故，或者将罪责推给别人，而诸侯不知道实情，国人没有名义可以指责。所以他修习即位之礼，既借此掩盖罪过；而他不成礼地安葬隐公，也是借口禅让国家这一端由。】

郑伯用璧玉交换许田。

【桓公是宋国女子所生。郑伯担心他得到国家后会亲近宋国，所以挟制他弑君新立，不敢与我结仇，而急于前来相会。人们加上璧玉来请求祭祀周公，既自己假装输诚祭祀周公，又实际上得到了许田的利益，大概是一举两得。桓公也因为郑庄公是周王卿士，篡位弑君，害怕讨伐，既然庆幸这次友好的会盟以安定自己，也不得不顺从他的请求。高氏指责郑庄公与隐公同盟和好，不能为隐公讨伐贼人。郑庄公难道是讨伐贼人的人吗？即使他最初与隐公交好，又难道真有同盟之心吗？】

夏四月丁未，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

【文定认为垂地的会盟，郑国是主导。越地的结盟，是鲁国的意愿。这也自有见解，但认为郑人想要得到许田以扩充自己，好像郑国归还祊地、加上璧玉是真想要得到许田，却不知道郑国结交鲁国专门是为了仇视宋国，交换许田以祭祀周公，只是名义罢了。所以自从宋殇公被弑，子冯被立，郑国在宋国得志后，就无意亲近鲁国，所以在七年就有会合齐、卫军队在郎地作战的事了。】

秋，发生大水灾。

【伊川先生说：桓公施行逆德而导致阴气凝聚。文定先生说：阴气逆乱而与怨气并生所致。又认为尧时的洪水警示我，是天地开辟以来未得归宿的水，不是尧招致的，而指责后世人为不善，感动天变，招致水灾的人，不能引用尧来辩解，他的说法很正确。但后世解释天灾的人，动不动就说尧时的洪水、汤时的旱灾，那么尧时的洪水固然不是常年雨水造成的，汤时的旱灾也不是常年干旱造成的吗？尧时的洪水不是尧招致的，汤时的旱灾难道是汤招致的吗？天道与人事，原本有感应之理，有人事变于下而天道应于上的，有天道变于上而人事应于下的，但也有感应而不相应，显现而不验证的，不可以拘泥的见解来论断。大概没有逆德招致灾祸，那么灾祸就是变异；有逆德招致灾祸，那么灾祸就是常态。圣人遇到灾祸而恐惧修省，勤劳咨询警戒，有预备的策略，有补救的方法，那么灾祸就不成为灾祸；后世君主，既以逆德招致灾祸，又完全不放在心上而为之谋划，那么灾祸就真成为灾祸了。】

冬十月

二年

春王正月

【桓公十八年间记载“王”与不记载“王”的说法最终难以确定，但借文立义，那么元年记载“王”以正定桓公弑隐公的罪，十年记载“王”，天道人事，十年一变，而桓公弑君的罪不可洗刷，十八年记载“王”，明确弑君的罪，虽然其身已死，但王法不得赦免，茅堂、胡氏的说法也自可通，至于二年记载“王”，谷梁认为正定与夷的死，文定认为正定宋督的罪，茅堂又认为治理桓公会稷成乱，都属于牵强附会，只有家氏认为丧事未终，还希望王讨伐，大概接近事实。】

戊申，宋督弑杀其君与夷。

【督弑杀殇公，召公子冯于郑而立他。《春秋》不记载“郑国接纳冯”，不记载“冯进入宋国”，是因为谋划出于督，既不是郑国接纳，也不是冯自己进入。如果记载接纳、记载进入，那么怀疑已经讨伐督而杀他了。又不记载“宋督立冯”，以罪责督和冯，是因为冯在郑国，被殇公忌恨，而连年加兵，冯未必有复国的志向。等到殇公被弑，冯因为是穆公之子，没有必定不当立的道理，却被弑君的督所立而不讨伐督的弑君，那么冯固然不得无罪。然而看诸侯会稷立华氏，那么冯以十年离国的公子，一旦被援立，而督又有诸侯的援助，冯的势力也有所不能，大概也是《春秋》所宽恕的。】

以及他的大夫孔父。

【如邾仪父，那么父是字。如蔡侯考父、齐侯禄父、宋公兹父、公子庆父、季孙行父、公孙归父、防郑父、国归父、阳处父、箕郑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