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左氏传补注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元代赵汸撰写。赵汸尊崇黄泽的学说，认为《春秋》应以《左氏传》为主，注释则推崇杜预。对于《左传》未能涵盖之处，用《公羊传》、《谷梁传》两传来贯通；对于杜预未能涵盖之处，用陈傅良的《左传章指》来贯通。本书即采纳陈傅良的学说，以补充《左传集解》所未能涉及的地方。其大致宗旨认为杜预偏重于《左传》，陈傅良偏重于《谷梁传》。如果用陈傅良的长处来弥补杜预的短处，用《公羊》、《谷梁》的正确观点来纠正《左传》的错误，那么两者就能兼得，笔削义例就能触类旁通，传注的得失就能辩释得当，这不仅对杜预的注解有补益，对《左传》也有功劳，即使圣人未曾明言的旨趣，也清晰可见。这大概是《春秋》学界持平的论断。至于杜预的《释例》，自从孔颖达将其分散编入疏文之后，长久以来没有单独刊行的版本，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搜集整理，才恢复为完整的书籍。陈傅良的《章指》，世间尤其罕见，赵汸所采录的，大致保留了梗概，这确实是考据古史所急切需要的。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左氏传补注原序

《春秋》是鲁国记载史事的书籍。圣人加以笔削，以寄托其拨乱反正的权柄。只有孟子能够识破其中的意旨，所以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曰‘窃取之矣’。”这三者阐述了述作的源流。自从三传失去了宗旨，而《春秋》的大义就不明确了。《左传》对于二百四十二年的事变，大致具备始末，而赴告的情状，策书的体例，也有一二处可见，那么其事与文大概可以考据了。它的过失在于不知道通过笔削来体现大义，《公羊》、《谷梁》通过书与不书来阐发大义，不能说没有师承，然而不知道其文则是史官的体例。如果掌握了史事，研究了文辞，而大义有不通畅的情况是有的，但从来没有不掌握史事、不研究文辞而能通晓大义的。所以三传的得失虽然不同，但学习《春秋》的人必定从《左传》开始。然而自从唐代啖助、赵匡以来，解说者无不说是兼取三传，而对于《左传》的取舍尤其详细，那么应该有所发明才对，但《春秋》的大义却更加晦暗，为什么呢？凡是《春秋》的创作，是因为诸侯没有天王，大夫没有君主，所以上不能论及三代盛世，下也与秦汉以来天下制度统一于一人的情况不同。其礼制败坏、乐律流失，逐渐衰微的缘故，都不能用后世一切的法度来衡量。而近代解说者大抵都一概用后世的事情来比附，那么他们从《左传》中选取的内容也就疏远了。况且他们解说经书的大致不出两条途径，一是褒贬，一是实录而已。然而崇尚褒贬的，文辞苛细，条例严密，出入没有标准，这本来就不是用来评论圣人的；那些认为是实录的，仅仅是史官的事情，又怎么能用来谈论《春秋》呢？所以解说虽然很多，但各家各人不同，其过失比三传更加严重，大概是没有能够根据孟子的话而反过来探求的人。直到资中黄先生的教导，才说《春秋》有鲁史的书法，有圣人的书法，必须先考据史法，然后圣人的法度才可以探求。至于其本原脉络，则全在《左传》中。这是根据孟子的话而深思，也已经很精妙了。我赵汸自从开始受学，就取《左氏传》及注疏诸书伏案阅读，几年之后才知道鲁史旧章还依赖《左传》保存其梗概。后来又反复研读二传，出入百家著作，又过了十多年，才知道三传之后，解说《春秋》的只有杜元凯、陈君举是有依据的。依然如杜氏序中所著书，自知不能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那么他专门修撰《左氏传》来解释经书，不过是姑且尽一家的言论。陈氏将二传贯通于《左传》，用其所书证的来证明其所不书证的，大概善于探求笔削的宗旨。然而不知道圣人的法度与史法不同，那么还是难免有二传的弊病。唉！如果不是先生积思通微，根据先哲的话来领悟不传的奥秘，学者又将把精力放在哪里呢？只是《左传》传经，在唐宋诸儒诋毁之后，几乎没有一句可信，想要让人潜心于此而不疑惑很难了。我曾探究其得失，并且取陈氏的章指附在杜注之下，去除两家的短处，集合两家的长处，而补充他们未能涉及的地方，大概史文经义互相显现端绪，有志者得以由此窥见圣人述作的本源。凡是传中所叙述的事情，大多是列国简牍的遗存，名卿才大夫良史所记载的，其微辞奥旨，注疏有未完备的，颇采孔氏疏畅而贯通之。那些牵强附会、猥杂浅陋，有不能逃脱后世儒者议论的，也全部列出其说法，以穷尽是非的公正。如果对于经书有所不通，就怀疑传文，务必用一切的说法来解释经书，而没有依据来持守其说，那么哪里是杜氏、陈氏所能比拟的呢？所以三传之外不可没有辨证者，至于二家其他说法固然来不及涉及了。新安赵汸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左氏传补注》卷一 元赵汸撰 隐公

所以隐公即位而奉养他【陈氏说：传文说惠公再娶以引起祸端，奉立桓公为太子，自认为摄政君主，都是隐公的志向。现在按传文对于篡位的公子，都详细记载其母亲贵贱与君父宠爱的私情，以显示祸乱所由起。大概所得列国史志，还可以考据。礼制，诸侯一次聘问

译九女，诸侯不再娶，见于庄公十九年的《公羊传》。诸侯确立继承人的制度，见于隐公元年何休的注。后来在文公六年，啖助说：左丘明获得了鲁、晋、宋、齐、楚、郑等几个国家的史书，编排年月写成传记，又广泛采录当时的文献典籍，所以兼收了子产、晏子以及各国卿大夫的家传，还有卜书、梦书以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书混杂其中。虽然是非交错，混杂难辨，但能让百代之后的人大致看清事情的始末，借此探求经文的意旨，经文的意思就可以知道了。

元年春，周王正月。《春秋》虽然修史作为经书，仍然保留其大体。说开始之年为元年，岁首为春，一月为正月，在“正”前加“王”，都是从史官的文字。传文单独解释“王正月”，是因为国史所记载的是当时天王的正朔，月份是周朝的月份，那么时节也是周朝的时节。孔颖达认为月份改变则春季随之移动，这是对的。后来在僖公五年春记载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公十七年夏六月记载太史说：“在这个月，太阳过了春分点但还没到夏至，相当于夏历四月”，这就是说孟夏。又记载梓慎说：“心宿在夏历为三月，在商历为四月，在周历为五月”，这都是因为周人改变了时节和月份，春夏秋冬的顺序则遵循周正，而分至启闭的节气则仍然沿用夏时。经文中记载“冬十月雨雪”、“春正月无冰”、“二月无冰”以及“冬十月陨霜杀菽”之类，都是为了记载灾异，由此可以知道了。

汲冢《周书》中有《周月解》，也说：“夏历符合天道，是百王所共同遵循的；商朝以建丑之月为正，我们也周朝制定正朔以完成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仍然沿用夏历。”其关于损益的意思非常明确。经书记载“春烝”、“春狩”、“夏搜”，由此看来，三正的意义完备了。然而近代解说的人往往不这样认为。因为左氏距离圣人时代不远，整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直到战国之际，中原没有改变历法的变故，鲁国尚未灭亡，传文在当时流传，正朔怎么会有差错，却还有持不同意见的人？为什么呢？我曾经考察说：认为殷周不改变月份的人，依据《商书》说“元祀十有二月”，而秦人以十月为岁首，称为“夏时”。认为周月冠以“王”字的人，则怀疑建子之月不是春季，而孔子曾经想要实行夏历。按照司马迁的记载，三代革命，在殷朝说“改正朔”，在周朝说“制正朔”，在秦朝说“改年始”。大概“正”指正月，“朔”指月朔。何休《公羊注》说：“夏朝以斗建寅之月为正，年旦为朔；殷朝以斗建丑之月为正，鸡鸣为朔；周朝以斗建子之月为正，夜半为朔。”这是对的。殷周即以所改之月为岁首，所以说改正朔、说制正朔。秦朝即以十月为岁首，而另外使用夏历的月份，所以说改年始。这些说法在《汉书·律历志》中已经详细记载。

根据《三统历》，商朝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书·伊训》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以冬至”。越茀行事，其所引用的书辞有序，都与伪孔氏《书·伊训》篇语意不合，而且只说日不说朔，又不说即位，那么事情就在即位之后了。凡是新君即位，必须先朝庙见祖，然后确立君臣之礼。现在即位后没过几天，又祭祀先王以嗣王见祖，这是什么礼节呢？等到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回到亳，这天应该见祖却没有见，又为什么呢？所谓古文《尚书》，是拼凑附会，不合常理。就像这样，解说的人想要用它来证明殷周不改变月份，可以吗？

又说后九十五岁，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无余分。《春秋》历，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后八年为武王伐纣克殷之年，二月己丑晦大寒，闰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周公摄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礼记·孟献子》也说：“正月日至，七月日至。”这些说法都与传文相合。冬至在商朝的十二月，在周朝的正月；大寒在周朝的二月；惊蛰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历》在立冬、小雪时说：“在夏历为十月，商历为十一月，周历为十二月。”唐代大衍历追算《春秋》冬至，也都在正月。谁说殷周不改变月份呢？

陈宠说：“阳气开始萌发，有兰、射干、芸、荔的感应。天以子为正，周以子为春；阳气上通，雉鸲、鸡乳，地以丑为正，殷以丑为春；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皆正，蛰虫始振，人以寅为正，夏以寅为春。”大概天施于子，地化于丑，人生于寅。三阳虽然有征兆，三正都可以称为春。这也是历法家相承的说法。所谓夏历符合天道，是因为它最适宜四时的中间，谁说建子之月不是春季呢？

至于孔子回答颜回关于治理国家的问题，则与作《春秋》的事情不同。因为《春秋》是当代的书，用来治理当代的臣子，不应当改变周历来迷惑民众的视听。为邦是为后王立法，所以列举四代礼乐而斟酌其中。本来各有其恰当之处。如果周朝不改变时节，那么何必说“行夏之时”？如果孔子果真想要用夏历改变

译周朝既然已经如此，又凭什么指责诸侯没有尊王之心，议论齐桓公、晋文公而排斥吴国、楚国呢？何休在《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的注中说：“河阳之会，在冬季，却称‘狩’；获麟在春季，也称‘狩’，大概是依据鲁国将周朝的春季改为冬季，废弃周朝的正朔而实行夏朝历法的缘故。”用“行夏之时”来解释《春秋》，大概是从这里开始的。然而何休本来认为建子之月（周历正月）是周朝的春季，只是怀疑春季不应该称“狩”，于是胡乱编造了这种说法。到了程颐的门人刘质夫则说：“周朝的正月并不是春季，只是借天时来确立大义罢了。”于是便怀疑建子之月不应该称为春季。这就是胡安国“夏时冠周月”这一说法的来源。前代的儒者看到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事”，而关于述作《春秋》的防范没有传文，只有斟酌夏、商、周、汉四代的礼乐作为百代帝王的大法，于是认为《春秋》的本意就在这里。所以鄱阳人吴仲迂说：“如果跟随胡安国的传注，那就是周朝本来实行夏历，而以子月为冬季；孔子反而不实行夏历，而以子月为春季了。”何休的错误，又与此不同。所以朱熹认为：“恐怕圣人的制作不像这样反复更改、烦扰混乱、没有章法。”薛氏又说：“鲁国历法将冬季改为春季，而陈氏在后来的传文中采用他的说法说：‘以夏历的四季冠于周历的月份之上，这是鲁国史官的做法。’”这大概是知道《春秋》将周历改为夏历是不顺的，却又将过错推给鲁国。然而说鲁国有自己的历法，实际上是刘歆的错误。查考《律历志》说刘向所汇总的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历以及鲁历共六种历法，从周昭王以下没有世系次序，所以依据周公、伯禽以下作为纪年。从炀公到缗公，冬至日按照殷历，每次都晚一天，这是由于历法家假借鲁国君主的世系逆推周历正朔的吻合与否，因此号称鲁历，显然不是鲁国人自己制定的。《宋书·礼志》又说：“六种历法都没有推算日食的方法，只有考核疏密而已。”这难道是当时曾经使用过的吗？刘歆被《左传》襄公、哀公的传文所迷惑，于是说鲁国有掌管历法的官员，而杜预因此也错了。然而解说的人也自己觉得“夏时、周月”不应该并存，所以直接说《春秋》使用夏历的月份，又怀疑如果是这样，那么古代的大事一定在岁首，隐公不应该在寅月即位，其进退没有依据，像这样本来不值得深入辩驳。而有的人仍然认为这是千古未决的疑问，这是因为《诗经》《尚书》《周礼》《论语》《孟子》中所说的时月不能全都吻合的缘故。三正（夏、商、周历法）通用于民俗，已经很久了。《春秋》本是诸侯国的史书，记载周王正朔以表示大的顺从，与颁朔、告朔是一体的。它所记载的事情，有的应当系于月份，有的应当系于季节，与其他经典不同。《诗经》本是歌谣，又多言民间事务，所以有时使用夏历以便行文通俗。《尚书》是王朝史官记录言论的体例，有时记月份而不记季节，有时记季节而不记月份。况且伪孔安国注的二十五篇，绝对不是真正的古书，其有吻合有不吻合的，都不能用来讨论《春秋》。《周礼》所书的正月、正岁都是夏历。各种官制职掌，实际上是遵循夏、商两代而有所增减，其中记载时月的，又多涉及民事与巡狩、冬祭，与夏历相同，所以仍然使用夏历以保存旧典，显示因袭与变革，这大概不是赴告、防书定为统一一代制度的，都可以通说，那么又不能用《春秋》来讨论了。至于《论语》所说的“暮春”，也像《诗经》《尚书》一样，言春言夏都通，是民俗的常语，不能据此认为周朝没有改历。孟子说七八月之间干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在《左传》之后，那么周朝改月仍然如故。《竹书纪年》又记载晋曲沃庄伯十一年十一月，是鲁隐公元年正月。《竹书纪年》是后人用夏历追录旧史，所以与《春秋》不同，然而也没有随意用夏历扰乱《春秋》的时月。大概殷周改时月与所损益的只是一理，如尚齿由贵德而贵富，尚亲亲由庭而堂而户，大事由黄昏而日中而日出之类，都是递进的法度，所以顺应天道、通达世变，在当时自然不觉得奇异，所以孔子认为百世可知，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们的观听而已。那些秦人认为三代不足以效法，既然不足以了解，而后世蔽于今而不知古的人，也不足以谈论。自从啖助、赵匡以后，学者往往习惯攻击《左氏传》，而攻击周朝正月的尤其厉害，因为它对经义危害最大，所以特别详细地记载。【不书即位，是因为摄政】传文说史官不书即位，都是因为故废。谷梁氏不知道礼有摄主，我妄自认为隐公是禅让，解说的人因此怀疑传文说摄政是错误的。孔颖达说这是膏肓之疾。何休认为古代制度诸侯幼弱，天子任命贤大夫辅佐执政，没有摄代的意思。从前周公居摄，死后不记崩，现在隐公活着称侯，死了称薨，凭什么能成为摄政？周公摄政，仍然以成王为主，只是摄理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禀承王命而行，致政之后才死，所以卒称薨，不称崩。隐公所摄，连位置也摄了，以桓公为太子，所有大事专命而行。摄位被杀，在君位而死，所以活着称公，死了称薨，这与周公不同。而且《公羊传》认为诸侯没有摄政，郑康成引《公羊传》辩难说：“宋穆公说：‘我立在这里，是摄政。’”以此来说，怎么能说不是《左氏传》呢？下传说：“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这是位置也摄了。所以

译与正统君主不同的地方在于，元年不举行即位典礼，出行归来不告祭宗庙，不亲临惠公的葬礼，不为声子完成丧礼，尊崇仲子为夫人，仲子去世则向诸侯报丧，又为她建立宗庙，这体现了谦让的实质。苏氏说：“《礼记·曾子问》记载：‘国君去世而世子出生，该怎么办？’孔子说：‘卿大夫扶持代理君主在西阶，面向南方。’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如果世子未出生就去世，或者出生而年幼，不能主持国政，那么由娣侄中按次序应当继位的人担任代理君主，所以隐公也是代理君主。”黄先生说：“先君失礼，再娶不是臣子应当议论的。隐公代理君位以等待桓公长大，符合事理，不能说这是谦让。”贵之说：“陈氏说：《左传》解释未受爵位册封的君主，通常称其名，这里特别书写其字，并且显示出春秋初期，诸侯仍然禀受周王的命令。”非公命也，《左传》显示国史有不记载的法则，大概是指防止记载正史而言。不是周王的命令就不登记在简策上，所以重视正史而使其严谨，因此杜氏说小事只记录在简牍上。左氏世代担任国史，凡是经文不记载而简牍有依据的，都取来作为传文。经文开头所阐发的不记载的含义，都是史例。外事如崩、薨、卒、葬、盟、防、侵伐、胜败、祸福，经文不记载而未得到解释的，有时也推究史例来解释。大概他所知道的只有这些罢了。由简策记载的正史，是孔子用来进行笔削的依据，左氏也没有见到，所以不能有所阐发，这是经文防止失传的原因。杜氏修撰传例来解释经文，凡是传文中记载其事而经文没有的，对内就说‘非公命不告庙’，对外就说‘从赴告不赴告’，于是把史例当作经义，而不再知道有圣人笔削的权力。各种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之类的，一概认为是孔子的新意，所以啖、赵以后的解说者都非议他。”于是厌恶他。《史记·郑世家》记载：姜氏生了太子寤生，生产艰难，等到生下夫人就不喜爱他，大概因为难产的缘故。讥讽失教。陈氏说：《左传》解释讥讽国君的条例。难之也。陈氏说：《左传》解释不记载奔亡的条例。并且说以‘克’字为重。现在按此是《春秋》特有的笔法。杜氏认为是孔子改正旧史，孔氏认为依据鲁史的法则，只应当记载郑伯的弟弟段出奔共国，他们的说法都对，大概辞旨卓越奇异，不是史官所能达到的。于是母子关系恢复如初。在这里可以看到《左传》兼取杂书小说，不全出自各国史书。记载后来蔡姬荡舟、曹共公观看裸体之类，都是如此。况且子氏尚未去世，所以称名。《左传》把宰咺当作冡宰，如同宰周公的比况，所以必定贬低而后称其名。《春秋》不以名号作为褒贬，在鲁史中也没有责备王臣的意义。左氏看到鲁史有以尊贵而书写其字的，如邾仪父；有以卑贱而降爵的，如杞子，因此执此作为褒贬的方法，这是一字褒贬谬误的起源。孔氏说：《周官》宰夫，凡邦国的吊唁事务，掌管其戒令与财币器帛，既然掌管其事，或许就充任使者。吴先生说：王朝中士通常称名，宰是其人的姓，都能得知。陈氏说：缓，况且子氏尚未去世，所以称名以下怀疑是后人增补的。《杂记》有大夫士向他国国君报丧的礼节，那么不只是同位外姻。况且文公九年，秦人归还成风的赠衣，传文说：合乎礼。诸侯互相吊唁祝贺，虽然不当事，只要有礼，就记载，以不忘旧好。那么赠送不及尸体，吊唁不及哀痛，是不合礼的，与文公传文自相违背，现在不采纳。豫凶事。解说者多怀疑传文妄言。朱熹说：古人不忌讳凶事，如国君即位制作棺椁之类。夷不告，所以不记载。孔子笔削是依据简策所有，简策所没有的不再论及。杜氏援引隐公十一年、庄公二十九年的传例为证，已经得其要领。陈氏误把左氏不记载的条例当作笔削的方法，因而认为左氏所记载的都是鲁史旧文，那些不见于经文的都是孔子所删削，于是怀疑隐公十一年的传例是后人模仿，既不符合经文要领，也失去了传文意义。后来传文的弊病在此，因为不知道述作本源的缘故。亦不书。啖氏说：《春秋》记载怪异很多，何必成为灾异才记载。太子少。黄先生说：传文显示惠公在世时，桓公已称太子。不见公，亦不书。不亲临改葬，不见卫侯，传文因此显示隐公代理的实质。公孙滑出奔卫。凡是卑贱者奔亡，史官不记载。鲁史的法则，大夫非卿，名氏不登记在简策上。《谷梁传》称为卑者，《公羊传》称为微者。公子尊贵与卿相等，公孙低于公子，与微者相同。郑人以王师。传文显示郑国为卿士，私用王师，史官不记载。非王命，后见五年。凡是王师命令不及鲁国，也不记载。陈氏说：隐桓以来，王师都不记载，不对。虢师。号称畿内封国，与王师相同。伐卫南鄙。传文显示经文有时不全部记载。凡是不全部记载，都以举重见义。郑伐卫不记载，举重见下年。亦非公命也。传文三次发出非公命，以及公子翚固请防师。显示隐公代理君位之初，诸大夫不知道禀受敬畏。非王命也。陈氏说：传文解释不记载，使今。按此也是史例。公不与小敛，所以不记载日期。陈氏说：传文显示崩薨卒葬以日月为例，并非必定不记载日期，都是因为国君不亲临丧事。今

译查考此处不记载日期，也是史书的体例。鲁公实际上没有参加小敛，但记载了日期，这是因为事变情况不同，并非丧礼简薄。杜预在《释例》中论述得很详细。至于国君去世、下葬等事，也不能据此推知体例。陈氏在此略微阐发端绪，最终也没有深入考证。其他如盟会、防务、征伐等，都以日月为体例，这是《春秋》笔削的方法。研究《左传》的人所不知道的，说法见《属辞》。关于国君亲临大敛的礼仪，说法见襄公五年。

鲁国司空无骇攻入极国【鲁国的司空，是卿一级的官职。无骇，是公孙。因为代理卿职而书名。《谷梁传》说：隐公时期不封爵大夫，这是对的。《左传》对于鲁国卿大夫，往往不记载其官职，这里记载无骇的官职，是为了表明他不缺属官，但尚未得到解释，所以记载其官职以明确他是卿，还不敢以攻入他国为由进行贬斥。体例后来在翚、溺那里才说“疾之”没有依据，这就很明显了。说法又见后四年。孔颖达说：《春秋》的体例，凡是名字记载在经文中的，都是卿。《左传》记载司空，所以知道无骇是鲁国的卿。又《王制》说：上大夫即卿，那么卿也是大夫。所以注疏中多用大夫来称呼卿。名字见于《左传》而注疏称为大夫的，那么他的爵位确实是真正的大夫】

纪国的子帛【陈氏说：子帛是裂繻的字，大概是杜预推测的。学者们因此驳斥《左传》，是错误的】

三年，鲁国以庚戌日报告丧事，所以记载了日期【解释的人多讥讽《左传》妄说。查考盟会、防务、战争、征伐，经文记载月日，《左传》往往省略。不记载月日的，《左传》则详细记载。意在互相补充，并非没有依据。那些国君去世、虚假报告丧事，也必定有考证。即使虚构也不至于这样。陈氏说：义理同隐公元年，且可见国君去世依从报告丧事，后见桓公五年，陈侯僖公七年，惠公、文公十四年，齐舍襄公十九年，齐侯二十八年，灵王】

所以不记载下葬【孔颖达说：这篇《左传》故上三事，故下三事，文字不按次序相互对应，是因为初死就报告丧事，下葬才反哭，反哭之后才开始祔祭。这三者依事情的先后为文。至于记载在经文中，则夫人与薨共用文字，所以先说不称夫人，后说不记载下葬，顺经文的前后为文。薨，是夫人去世的称呼，不称夫人，必定不称薨。小君，是夫人的别称，不称夫人，必定不得称小君。大概报告丧事和祔祭两礼，如果实行一事，就具备这三文。所不同的是，如果不记载下葬，那么小君的文字就没有地方用了。现在查考成尊以报告丧事为重，所以报告诸侯则称夫人，仲子是这种情况。成丧以反哭为重，所以不反哭就不记载下葬，孟子是这种情况。声子两事都不实行，所以不称夫人也不记载下葬。这在史例上必定有所考证。只有祔姑与书法无关，大概声子、仲子都不是嫡妻，本来就不当祔，不是宜祔而不祔。仲子称夫人，不待祔姑，那么声子不称夫人，何关不祔呢？后世固然有妾母而祔的，如果是嫡母则无不祔的道理。定公十五年，定姒去世，《左传》说：不称夫人，不报告丧事，且不祔。大概由声子不祔而推测其或然。看此年《左传》体例，三事与书法铨配无序，而仲子薨无《左传》，难道不是所考证的史例有未备之处吗？说法又见定公十五年】

因为是国君的缘故所以称君氏【君氏，是代理女君的称呼，这是特笔。说法见《属辞》】

周王对虢国怀有二心【洪氏说：《左传》议论遣辞颇有害理之处。《左传》说王贰于虢，又说王叛王孙苏。以君对臣而言，贰与叛，晋平戎于王，单襄公如晋拜成，刘康公徼戎，将遂伐之，叔服说：背盟而欺大国，不义。苌〇事刘文公，故周与范氏、赵鞅以为讨。以天子之使出聘侯国而言拜成，谓周于晋为欺大国。诸侯之卿防扈于天子而言讨，皆于名分为不正。现在查考下文说交质交恶，并称周郑，又说结二国之信，无复君臣之辨。周衰大义不明，所以记事者亦昧于伦理。又其事或出杂书。小说故语无尊卑。韩宣子见鲁《春秋》说：「周礼尽在鲁矣。」盖以此】

郑公子忽作为人质在周【质子虽然史书不记载，此事可能在《春秋》之前】

又索取成周的麦子【周「四月」即今「二月」麦，岂可索取？《左传》想表现平王崩，郑首叛王室，所以附见其事于此，不计其时月之不合。下言「秋取禾」与宣七年「赤狄取向隂之禾」同。杜预在那里知道阙「秋」者，以苗秀乃名为禾，夏则无禾可取也。在这里却训「秋」为「夏五月」，而取麦、取禾皆以芟践言之，则以下文有「八月」而迁就其说也。《左传》书时每每有不异下月者，有重书时以起事者，其书月日亦多有不合于经者，有自相抵牾者。杜预在宣二年传注则以为传无较例，哀十二年传注则以为传本不以为例，故不皆齐同。况此无经之传，岂能无失？由注文防短，近人遂疑传杂夏正】

周郑交恶【陈氏说：为桓五年王伐郑传后，又见六年十一月】

昭示忠信【凡《左传》中所引「君子曰」云者，义皆肤浅，与其序事之精，如出二手。盖其序事精凿者，皆史志成文，而断论则左氏之陋见】

译也。杜预注说每处曲折都加以解释，其义理本来不值得深入辨析。后世儒者连同事实一起，一概怀疑，那就又过分了】鲁桓公尚未安葬【说尚未安葬，那么请求助丧财物的缘由，以及不称使者、不称名的意义就都显现出来了】任命义夫【这件事应当以《公羊传》的说法为正确。陈氏说：这是为桓公二年宋国弑杀殇公、立冯一事确立体例】宠臣的儿子【陈氏说：传文显示州吁不称公子。按刘侍读说：那些弑君的公子而不称公子，是因为这些公子尚未担任大夫，其意义应当与齐国的无知相同，都是史官的体例】四年卫国人来报告动乱【陈氏说：传文说明经文之所以记载“遇”】公子冯出逃到郑国【陈氏说：凡是公子出逃，如果不是他的罪过，就不记载。现在按前文说派冯出居在郑国，是从宣公的本意来说的；这里说“出奔”，又是从庄公的愤恨怨恨来说的，两种说法都通其义】包围他们的东门【陈氏说：传文说明经文之所以不记载“围”，与成公十七年晋国围郑、襄公十年楚国围宋意义相同。现在按经文说“伐郑”，传文说“围其东门”，这是没有形成包围，应当在成公十七年确立体例】五天就撤军【陈氏说：凡是撤军都不记载，只有庄公八年、襄公十九年特别记载。现在按军队撤军虽然史官不记载，但通过侵伐战败足以显示其义。只有襄公十九年晋国士匄侵齐到达谷地，听说齐侯去世才撤军，因为是不成其为侵伐，所以史官详细记载其所至之处，记载撤军，赞美不攻打丧国，这不是通行的体例。至于庄公八年记载师还，是孔子将鲁公到达的文字改为为国讳恶，与史法不同】宋公派使者来请求出兵【陈氏说：传文显示外国请求出兵不记载，只有晋国特别记载】翚率领军队，是因为疾恨他【叶氏说：传文没有明确不称氏以及帅师的意义，只是看到翚是弑君的人，怀疑他强横而自恣。经文直接记载翚帅师，与后文称公子翚的用词不同，好像是在贬斥他，所以妄加揣测。现在按翚与无骇、溺、侠都称名，都应当以两传未爵命为正。左氏不知道这个意义，看到翚、溺不记载所属，而事情恶劣都说疾恨他。到桓公三年翚才称公子，得不到解释，就说修先君之好，所以称公子。这是由于所考史法不完备，又不能存疑的缘故】收割他们的庄稼然后撤军【记载伐则打败他们，不记载策命。记载举重】卫国人拥立晋众【《公羊传》说：称人，是众人想要拥立的，意义相同】五年鲁桓公将要到棠地观看捕鱼【孔氏说：鱼者，犹言猎者。现在按古字鱼渔通用】陈列鱼而观看【经文说矢鱼，传文说陈鱼。用陈来解释矢。《周官》〇人掌管按时设置防具，与鱼同言陈设防人之事。杜预注意义未尽，所以解说者都遵从两传。经文作观鱼，朱子说：《春秋》征只书征伐，只书伐，不曾这样下一字。根据传文公不射，那么矢鱼是将弓矢去射之，此说与叶氏同。古者季冬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射鱼，出自《淮南子·时则训》如此，那么鱼为如字。然而传文记载僖伯谏辞很详细，但只说陈说观，必有所据】翼侯逃奔到随国【陈氏说：为庄公十六年周王命曲沃伯为晋侯张本，显示晋国自献公以前经文都不记载。现在按献公末年晋鲁开始通好，以前是告命不行，不是作经时削去的】卫国人联合燕国军队攻打郑国【上年记载四国再次攻打郑国，接着记载卫国人杀州吁立晋，那么大义已经明白，诸侯罪恶自然显露，所以郑卫连兵不全部记载】而在翼地拥立哀侯【传文显示王室还能废置诸侯，后又见于庄公十六年】鲁桓公向众仲询问羽舞的行列数【陈氏说：传文说明经文之所以记载初献】大夫四士二【《公羊》《谷梁》都说天子八，诸公六，诸侯四。刘侍读说：众仲不知道诸侯名位不同，礼制也不同数，因为天子八佾，就兼称诸侯六佾，他说士二，也是不对的。特牲、少牢都是士礼，没有用舞的地方，怎能用二佾而施行？《周礼》舞师的职责，凡小祭祀就不兴舞，小祭祀是王者服〇冕的祭祀，士服〇冕反而舞吗？众仲的错误无疑。他的说法大概主两传。汪仲裕说：乐舞的数目自上而下递减以两，诸侯既降于诸公，那么诸伯当降于诸侯而为二佾了，子男又有什么用呢？礼经所记庙堂之制，衮旒席数五等诸侯都相同，难道因为乐舞而独异其制吗？此说与刘氏不同，大概主众仲然。刘氏说士无用舞之处，汪氏说五等诸侯佾数不当有异，都据《周礼》可正三传之失】宋国人夺取邾国的田地【陈氏说：外国夺取田地都不记载】攻打宋国进入其外郭【陈氏说：进入外郭都不记载，到文公十五年齐国特别记载】宋国人派使者来报告命令【凡是微者虽然接触我国，史官不记载，以后仿此】六年郑伯侵犯陈国【陈氏说：隐桓之际侵未见于经，现在按明年记载陈郑交涖盟且成昏，那么此侵或许不告。凡侵人者也未必自告，陈鲁无盟好，告命或许未通，都应当知道其笔削之防，举重不悉书，不得有二义】鲁桓公为向宋卫齐郑请求借贷粮食【陈氏说：传文说明常事虽然国内不记载，现在按京师于列国不可言告籴，既实是籴，不得言归粟，又不可但言告饥。来者微，故皆不书于策。凡言饥、言告籴皆非常事】七年

译这被称为礼经【根据经文中诸侯没有结盟的共五十二人，不记载名字的有九人，其余的都记载了名字。所以僖公二十三年的传文又说：如果以名字来赴告，就记载名字。然而儒家学者都不相信这种说法。现在推究比较经传来探求当时的情势，那么没有结盟却记载名字的，必定是姻亲、邻国或同姓的大国。他们之间的关系向来深厚，那么即使没有结盟而以名字赴告，也不算卑贱。春秋初期，小国的君主如果没有结盟就不记载名字，宿、杞、滕、薛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之间的关系浅薄却得到了礼遇，那么即使是小国也不被简略，后来没有不记载名字的，是不敢这样做。情况不同，春秋末期，没有结盟而以名字赴告，后来又不记载名字的，是秦国。秦国地处西戎，起初在赴告的礼节上，还未能详尽。后来因为远离我们，且关系浅薄，却得到了礼遇，那么即使不与姻亲邻国的大国相同，也不被简略。通过比较事件来考察，才知道左氏的说法没有虚假。只是春秋之后，周朝的典章散失，左氏采集合并残缺的内容，附以自己的见解，大致列出凡例，共五十条。杜预全部断定是周公制定的，而不考察其中不通于经文的地方，这也是浅陋的】结艾之盟【传文解释列国之间的聘问有三种：一是结好，二是结盟，三是通报新君即位。现在考察因结好而聘问的，则有回报，就像庄公二十五年，陈国的女叔来聘问，而冬季子前往陈国一样。因结盟与通报新君而聘问的，都没有回报，大概是礼薄与正常的交聘不同。如果是伯国之间的聘问，以及秦国、楚国窥探上国而来聘问的，事情体例又各不相同，传文都随事情解释，大概还有可考证的】宋国与郑国讲和【陈氏说：凡是讲和都不记载，直到宣公十五年才开始记载】在宿地结盟【凡是讲和之后结盟不记载，也是史官的惯例】陈国的五父前往郑国主持盟誓【国外主持盟誓的事情轻微，没有告知】八年没有祭祀泰山【刘氏说：注解说桓公元年才最终交换祊田，知道这次进入祊地是不肯接受并占有它，这是不对的。经文说进入祊地，既然已经进入了，怎么还会不肯接受并占有呢？桓公元年的传文说：郑伯用璧玉假借许田作为周公的祊地，这是传文的错误。隐公时郑人归还祊地，是郑国自己愿意给隐公的。桓公元年用璧玉假借许田，桓公是用许田与郑国真正交换璧玉。传文却合并叙述，说郑人用祊地交换许田，不顾隐公八年已有我国进入祊地的记载。现在考察交换土地的说法，三传相同，而谷梁传尤其详细，不应该它们的错误恰好相同。用传文证明经文，知道左氏没有错误。春秋记载外国归还城邑，没有记载我国进入的。经文既然记载郑国来归还祊地，又记载我国进入祊地，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祊地远离郑国，郑国不能占有，而请求与鲁国交换。鲁国人担心祊地不服从，所以用军队进入，也像苏忿生的田地。桓王不能占有，后来把阳樊的田地给郑国，襄王因为给晋国不服从，后来围攻它。公羊传说：说进入是因为困难。谷梁传说：进入是因为内部不接受。左氏传的凡例说：不能占有土地叫做进入，这些说法都是对的，实际上未能占有那块土地。杜预说鲁国不肯接受并占有它，固然不明白两传的深意。刘氏认为进入祊地就是最终占有了那块土地，由于轻视“弗地”的训释，对于经书中“入祊”的含义，都失之偏颇。桓公元年的传文说：“郑人请求恢复祭祀周公，最终交换祊田，那么我国进入祊地后的事情曾经中断。”桓公篡位后与郑国修好，所以再次允许，没有什么可疑的。近代学者大都说祊地与许田是两件事，于是怀疑祭祀周公是左氏附加的，不也太过分了吗】开始在周朝担任卿士【陈氏说：“传文重申郑国与虢国的隔阂”】在温地会合【春秋诸侯的事情，有因为不告知而史官不记载的，有虽然告知但合并到所重视的事情中记载的。凡是同一战役中有两件事，按理也没有不告知的。在温地会合以瓦屋的盟约为重，合并下面的事情记载，笔削举重的意义，大概取自这里。杜预只认为是不告知，后人于是怀疑传文妄说，都不对。陈氏说：“不记载郑国，郑国没有完成讲和的事情，在十年”】鲁公命令以字作为展氏【陈氏说：“传文说不记载族，有并非一定贬斥的情况，由此看出春秋初期大夫有死后赐族的。”刘氏说：“杜预说无骇是公子展的孙子，不对。如果无骇真的是公子展的孙子，当他继承大宗时，赐氏早就有了，何必等到死后才赐氏呢？况且礼说：‘公孙的儿子以祖父的字为氏’，不是说死后才赐氏。那么无骇本来是公孙，羽父请求赐族是为无骇的儿子请求。如果公孙的儿子死后才赐族，那么无骇就是终身无氏了”】九年平地积雪一尺称为大雪【刘氏说：“经文有电没有霖，传文有霖没有电，传文不解释经文。杜预专门认为经文错误，不也迷惑吗？三天的雨难道不是平常的吗？如果雨三天以上必定记载，那么二百四十二年中三天雨的只有一次。”陈氏说：“凡例意义浅显，现在不采纳”】以王命讨伐宋国【传文见“王命犹讨不庭”，不记载合并到下一年】郑人以王命来告知讨伐宋国【讨伐宋国不记载王命，是因为王人不出使，那么经文就没有不同的文字】北戎侵犯郑国【春秋初期，戎狄侵犯中国不记载，齐桓公称霸后才开始记载】郑人大败戎军【陈氏说：“隐公、桓公、庄公、闵公的春秋，凡是中原国家打败戎狄不记载，直到僖公三十三年才开始记载”】十年在邓地结盟作为军队的期限【这次盟约与下面的老桃会合不记载，杜预都认为是不告知宗庙，然而鲁公既然亲自处理这件事，按理也没有不告知宗庙的。大概已经会合而

译以盟会作为出兵防地的期限，这与襄公二十七年传中赵孟、子皙将要防地结盟，因言语相似，既已结盟，防地的军队就不再是原来的防地，都以中丘为重的情形类似。羽父先在防地，联合齐侯、郑伯讨伐宋国。陈氏说：传文说齐侯、郑伯，见国君将贬称为人，现在考察，一次战役中多次有事略称为人，春秋初年并没有一字褒贬的含义，杜氏说君臣不应当同贬称为人，凡是经书称人而传文见是国君大夫率领的，或者认为是另外派遣微贱的人率领，或者认为是以微贱的人报告，这是由于迷惑于褒贬的缘故。鲁公在老桃会见齐侯、郑伯。陈氏说：为了下文鲁公打败宋国，传文举重不悉书，现在考察这实际上是史例，说法见前。辛巳日回到我国。陈氏说：传文说经书遮蔽罪行于鲁国。这是正体的写法。君子说：这种浅陋的说法前后已见，不再辩驳。郑伯进入宋国。自从宋公想要以诸侯讨伐郑国、驱逐冯，连年用兵至此，其报复的灾祸猛烈了，然而祸首在宋国而郑国确实有王命，所以春秋诛伐首恶，而忿兵之过不悉书。讨伐违背王命。先儒颇怀疑这是郑人矫假，以经证经，凡是外入国不日而入郕书日，与晋侯入曹同法，经书本来就有区别了。十一年许庄公逃奔到卫国。陈氏说：凡是诸侯被兵而出者不书奔。奉许叔居住在许国东边。陈氏说：传文说经书所以书入。宋国不告命所以不书。归祊之后，鲁郑同心仇视宋国，宋国宜不告鲁郑，必以告也，传文不知经书有举重不悉书的含义，只以史例推之故不通。不书于策。说告则书，说不书于策，显发史例，陈氏误以经书防格之故，以传例为后人依仿。弑公于寪氏。陈氏说：传文说经书不书丧地。不成丧。传文说不以君礼成丧，所以史书不书葬，陈氏谓修春秋者不成之为君误矣，定姒不书小君，王子猛卒同。

译桓公

元年，凡平原积水成为大水【陈氏说：凡例义理浅显，现在不采纳】郑伯拜谢盟约【陈氏说：最终越盟，传文中记载拜谢赏赐、拜谢羞辱、拜谢嘉奖之类，不一定都是国君亲自前往，杜预的说法不对。现在考察：如果郑伯亲自前来与我们国君交接，没有不记载的道理】华父督【华父，是字。如同说弗父、何公、父歜与孔父嘉，这与五世别族的情况不同。督，是公孙，没有赐族的法则。宋国太宰，位在六卿之下，一命之官常称其名。陈氏说隐公、桓公、庄公《春秋》凡是弑君者都称其名，这是不对的】容貌美丽而妖艳【传文受小说迷惑，每类此说。又见襄公三十一年】二年，于是弑杀殇公【叶氏说：孔父，是宋国卿大夫，督是他的大夫，杀卿夺妻，还居位不去，等到国君发怒才开始害怕，很不近人情。现在考察：下文宋殇公立以后，事实确凿，语言精当已尽，其罪在于妄解书法，于是赘述这几句话】所以先记载弑杀其君【传文不知道以君及臣的道理】确立华氏的地位【说确立他为卿。注解说未死就赐族，不对。庄公三十二年传文“立叔孙氏”，注解说“立后说者”，也是说赐族。然而叔牙的儿子经文书写“公孙玆”，玆的儿子得臣才氏“叔孙”，那么不是赐族就很明显了。那既然不是赐族，那么这里说“立华氏”难道是赐族吗】从郑国召来庄公并立他为君【陈氏说：立君不记载，隐公四年、昭公二十三年特别记载】不忘用德行劝谏【陈氏说：传文记载桓公继承故旧，羽父不讨伐哀伯，虽然没有明说，意思已经独到】开始畏惧楚国【陈氏说：为楚国逐渐强大张本。现在考察：《史记·楚世家》：“蚡冐的弟弟熊通弑杀蚡冐而代立，三十五年伐随，对随人说：‘现在诸侯都互相背叛侵扰或互相杀戮，我有破旧的铠甲，想要以此观察中原的政治，请王室尊崇我的称号。’随人为他请求尊崇楚王，王室不听从。三十七年，熊通发怒说：‘我的祖先鬻熊，是文王的老师，早逝。成王举用我的先公，却以子男田令居住在楚，蛮夷都率服，而王不增加我的地位，我自尊罢了。’于是自立为武王。楚武王二十九年，鲁弑杀隐公则伐随，在桓公六年称王，在桓公八年】讨伐不敬【讨伐不敬者，是鲁人责备其玉帛之礼不备而为之辞令。传文本来记录事实，不是用来解释经文的】在宗庙记录功勋，是礼制【告庙、饮至、记录功勋，是返回后的常礼，都在宗庙中同时举行。记录功勋即书至襄公十三年春，公至自晋。传文说：孟献子在宗庙记录劳绩，就是这件事。也是由告庙饮至，然后书至；不告庙饮至，就不书至。传文在桓公十六年：“至自伐郑，说以饮至之礼。”都不是杜氏解释不书至者，认为不告庙，大概本于此不知道书至有笔削。说法又见宣公五年】来称记录成功之事【这是鲁史旧法，陈氏一概以笔削求之，所以不采纳】开启曲沃伐翼【陈氏说：于此可见传文追书的体例】三年，所以说公子【刘氏说：不是修好先君之好而称公子的多了，现在考察成公十四年传文发称族舍族例，此下没有夫人至的文字，所以别生此义，可见传例多无根据】四年，胁迫芮伯归来【陈氏说：王执诸侯不记载，因为看见秦国自穆公以前经书都不记载，现在考察秦国自穆公以前告命不通于鲁】五年，再次赴告【陈氏说：传文重申卒日月的例法，现在考察这是史氏传疑的方法，也是为了避免不敏，赵氏怀疑甲戌下应当记载陈佗作乱的事，现在简脱了，大概不知道经书有两下相杀不记载的意义】文公子佗杀太子免而代其位【陈氏说：不记载杀免，凡是太子未即位遇害不记载】王也能治军【传文看见周衰天子亲自率领军队征伐诸侯，陈氏说：不记载败绩于郑，为天子讳，看见成公元年特别记载】仍叔的儿子年幼【来聘在夏，释在秋，伐郑后者由下重言秋错误了，杜氏因此说久留在鲁过了，孔氏怀疑将伐郑而遣告鲁事或许有之】闭蛰而烝【三代正朔不同，所以一以节气为限】过则书【书以志慢，也是鲁史旧法，考获麟后时祭不记载可见，如时祭悉书于宋，也不胜书了】于是不再回复【张氏说：州公与祭公同州，必定是畿内之地，河内州县是，现在考察州公既然如曹，先使告鲁，所以书，明年但书寔来，以此】六年，楚武王侵随【陈氏说：楚事始见于传，至庄公十年败蔡始见于经，大概自楚王熊达以上都略不记载，现在考察熊达即熊通，自熊达以上楚未与鲁通，传文具载其伐灭小国，志在兼并诸夏，看见中国不可无伯，齐桓所以有功】使鲁为其班后郑【刘〇氏说：使鲁为班，明鲁在矣，见经不书陈氏说凡诸侯交戌虽内不书】七年名贱之也【传文解释邾仪父书字曰贵之，杞书子曰卑之，所以以二君书名为贱之，邓谷远国于鲁，无朝事之礼，与邾杞事异，以贱之称名，非人情也，由其初

译彼此不相通，随即灭亡，特意命名以详述它，并且用来区别于前来朝见的盟国】八年，周王命令虢仲在晋国拥立晋哀侯的弟弟缗【陈氏说：周王命令诸侯的事不记载，现在考察王室没有将拥立缗的事告知诸侯，晋国也没有告知拥立新君，史官也没有理由记载】九年，只有周王后记载【孙氏、叶氏、陈氏都依据庄公十八年传中见到惠王后，宣公六年传中见到定王后，齐姜驳斥条例与传相违背，现在考察两位王后都见于传，何必自相矛盾，大概传的条例是鲁史旧法，两位王后不是鲁国国君娶的夫人，所以孔子删去，特意保留鲁国国君娶的夫人以表明义理】十年，所以虞公出逃到共池【王畿内的诸侯不与鲁国相通，传广泛采集各种典籍作为虞国灭亡的起因】齐人率领卫国的军队协助他们【赵氏说：鲁国按照周朝的班次排在郑国之后，这既是正当的礼仪，郑国也略有怨恨，难道会因此兴兵，又过了五年后才联合诸侯报此小怨吗，现在考察齐国正图谋纪国，而鲁国为纪国向天子进献女子，这是齐国所愤怒的，但因为鲁桓公刚在齐国娶妻，所以让郑忽以旧怨为借口罢了，左氏追录往事大多不完备，有时也舍大取小，不能一概斥为妄说】这是周王的爵位【诸侯按照爵位排序，大夫各自按照其班次，这是鲁史的常法，除非是霸主，没有主持军事、排在诸侯之前的条例，传中附加杜预的说法是错误的】十一年，在恶曹结盟【这里齐、卫、郑称人，就是上文在郎地作战的诸侯，使用同一件事再次记载称人的条例，经文中没有宋国，传中是衍文，宋国也不应当叙述，郑国下注说经文缺失是错误的】祭国的封人仲足【陈氏说：传中记载祭仲足不称名，那么称字的人不一定都是贵族】受到宋庄公的宠信【陈氏说：传中说宋庄公被俘，贬称人，现在考察凡是被俘通常称人称君，这是经文变文】向他求取贿赂【春秋初期，诸侯因贪婪而起乱，后来霸主因贪婪而废法，末期晋国大夫因贪婪而失去诸侯，传中详细记载了这些事】十二年，句渎之丘【燕人在防地，传中欠考，后年春天作战有燕人，大概是党附宋国】于是率领军队讨伐宋国【陈氏说：传中记载国君在，不书郑伯，书师。现在考察这是同一件事再次记载，使用众人称师的条例，不书国君，是承上文】十三年，不记载作战地点是因为后来才到【杜氏说：所，是约定作战的地点。孔氏说：两军将要作战，必定预先约定作战地点。纪国、郑国已经与齐国、宋国先设作战日期，国君没来得及设期而赶上作战，此地不是国君所约定的，所以不记载。刘氏说：国君虽然没赶上防地的日期，但赶上了作战日期，自当举作战地点，为什么反而隐去作战地点呢？现在考察防地日期轻，作战日期重，刘氏驳斥是对的。传中记载这一年作战不书地点，僖公二年筑楚丘城，文公七年盟于扈，都不叙述诸侯，而得不到解释，都用后来才到解释。到文公十五年盟于扈，十七年防于扈，又不叙述，则又另生他义。传的条例出于一时，传的防明矣。说法并见后，笔削的防明见属辞】十四年，记载是因为不危害【郑渔仲说：庙祀必定十天戒，享越三日而尝，那么粢盛已出廪。壬申致斋之初，乙亥尝，不是灾后的剩余】取牛首【陈氏说：传中记载自桓公《春秋》外，取邑都不记载】十五年，诸侯不贡车服【陈氏说：按《周官》九贡有服贡，传未必是左氏的旧法。现在考察《周官》虽然左氏也未尝见，考传可知】没能成功而返回【实际没有完成纳，陈氏说不书纳是错误的】十六年，用饮至的礼仪【说法见前二年】记载是因为适时【杜氏说：下有十一月，此城向也是十一月，但本事异，各随本而书之耳。经书「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传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称时者未必与下月异也。啖氏说：按下有十一月，纵是同月，亦今之九月，农工未毕，不可兴役。现在考察土功自戒事至毕功，非止一月之事故，城筑皆时而不月。兼《春秋》城筑多为备敌兴工，得时非时本无足议。传既发不时之义于此，言书时疑若美之，故为后人所议】又杀了他【陈氏说：凡杀诸子不记载】立公子黔牟【陈氏说：不书立黔牟，以朔奔为义】十七年，又何必拜谒呢【陈氏说：传中说得到国君命令，所以记载，因见微者之义】蔡人嘉奖他【蔡季不名与季。子许叔同皆经变文以别于有罪者传不知经有笔削惟以史法推之故不通陈氏说传释凡归皆讥也于是特书字因以见十五年许叔】官职失职【官即日官天子掌厯者言日食不书日由厯数之失致日食不在正朔故经不书日意与公谷不异后于文元年记闰三月又襄十七年记再失闰昭二十年二月记日南至哀十二年十二月云火犹西流皆见东周厯法无传刘歆所总六厯俱非古法】日官居卿以底日礼也【孔氏说周礼太史掌正岁年以序事颁告朔于邦国然则天子掌厯者谓太史也太史下大夫非卿传言居卿则是尊之若卿】弑昭公而立公子亹【郑弑君不书者鲁人君突而绌忽郑不告】十八年，齐人杀彭生【陈氏说杀彭生

译不记载是因为嫌恶讨伐贼人，杜氏认为不记载是因为不是卿，这种说法不对。公子被记载为“杀”，不一定都是卿。现在考察史书既然避讳杀害而记载为“薨”，那么杀害彭生必定不会在后面才记载。齐国人杀了子亹并车裂高渠弥，不记载的意义与昭公时相同。于是跟随周王杀了周公黑肩，陈氏说：不记载杀周公，大凡天子杀大夫都不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