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传补注卷三

译《春秋左氏传补注》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左氏传补注》卷四，元代赵汸撰，文公

元年内史叔服【孔氏说：传文中称内史叔服，内史在《周礼》中是中大夫，天子的大夫按例书写表字】于是闰三月，不符合礼制【孔氏说：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冬至，制定历法的人都把那一年作为章首之年。《汉书·律历志》说：文公元年距离僖公五年辛亥二十九岁，这一年闰余十三，闰月应当在十一月之后，却在三月，所以传文说非礼。志中所说闰月应当在这年十一月之后，现在三月就已经闰了，是嫌闰月太靠近前面。杜预认为僖公三十年闰九月，文公二年闰正月，所以说在历法上应当放在僖公末年，错误在于今年置闰，嫌置闰太靠近后面。杜预的长历置闰疏密没有固定标准，凡是制定历法的，闰月之前的月中气在晦日，闰月之后的月中气在朔日。僖公五年正月朔日冬至，那么四年应当闰十二月。杜预长历僖公元年闰十一月，五年闰十二月，与常历不同，杜预因为襄公二十七年再次失闰，司历官在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冬至时出错，哀公十二年十二月出现螽虫，说火星还在西流，司历官出错，那么春秋时代的历法错乱，所置闰月有时提前有时推后，不与常历相同。杜预只核对经传上下的日月作为长历，如果日月相同则数年不置闰月，如果日月不同必须置闰月才能相同，则未满三十二月就频繁置闰，所以异于常历。因此《释例》说：春秋时日食有连续月份发生的，有多年不发生的，道理上不能一一按照算数来保持恒定，所以历法没有不出现差错的。根据经传细微之处考证日辰晦朔来互相阐明，为经传制定长历未必符合天道，大概是春秋当时的历法】归余于终【孔氏说：历法的上元必须以日月的全数为开始，在此之前没有余分，以此日作为术数的端首，所以说履端于始。一年的日数三百六十六日，指从冬至到冬至必须满这个数才是一周天。刘氏说：一年为十二月还有十一日有余，未能周全，分一周天的日数为十二月则每月常三十日有余，计算月及日为一月则每月只有二十九日有余，前朔后朔相隔二十九日有余，前气后气相隔三十日有余，每月参差气数逐渐不正，只观察中气所在作为此月的正位，取中气以正月所以说举正于中。月朔与月节，每月剩下一日有余，所有余日归之于年终，积累成一个月，就置为闰月，所以说归余于终】事则不悖【孔氏说：闰月之后的月中气在朔日，那么斗柄月初已经指向所建之辰；闰月之前的月中气在晦日，那么斗柄月末才指向所建之辰。所以举月的正位在于中气，那么斗柄常不失去它所指的次序，这样才使得寒暑不失其常】先且居、胥臣伐卫【陈氏说：传文称经书晋侯，杜氏跟随告辞的说法是不对的。现在查考传文称晋襄公告知诸侯而伐郑及南阳，虽然中途朝见周王，派遣大夫伐卫，经文改正它，给予他以继承伯主的地位】晋师围戚【陈氏说：伐国不说围邑，例在僖公十八年后，仿照这个】卫孔达帅师伐晋【陈氏说：传文见卫孔达，经文书人】曰成乃瞑【孔氏说：礼制下葬才加谥号，桓谭认为自缢而死，眼睛未合，尸体冷却才闭眼，不是由于谥号的善恶】卑让徳之基也【孔氏说：何休《膏肓》认为三年之丧，让卿出聘于义，左氏认为短。郑康成《箴》说：《周礼》诸侯邦交，岁相问，殷相聘，世相朝。左氏符合古礼，为什么难之？刘氏说：左氏见当时诸侯废丧而聘，所以推以为礼。杜氏见左氏有得礼之言，遂推以当丧而吉，都违反经越礼，不可以教后世。现在查考结外援，卫社稷，是春秋乱世之事。传文只见此年夏葬僖公，冬公孙敖如齐。宣公十年夏葬齐惠公，冬齐侯使国佐来聘，遂推以为例。其言凡君，也指当时之事罢了，不是说周制就是这样。以周礼邦交合左氏，是康成的失误。谓传例为周公之法，自杜氏之谬。古者吉凶不相干，所以三年之丧不祭，而何相聘问之有】二年秦孟明视帅师伐晋【陈氏说：传文见孟明视，经文书师】不登于明堂【孔氏说：郑氏认为明堂在国之阳，与祖庙别处。左氏旧说及贾逵、卢植、蔡邕、服虔等都以祖庙与明堂为一，所以杜预同之】书不时也【何氏说：礼作练主，当以十三月。现在查考僖公祥练本在元年十二月，过两月始作主以练祭后期也，特书作主，则祭不以时，可知。传不言作练主，所以杜氏以过葬十月释之，然而不对。果如此，则自虞后卒哭与祔皆无主，凡几筵十月，神无所依，甚非人情。当从何氏】以厌之也【传释处父去族】讳之也【此在存防书大体中为变例，鲁史无不书公行之法。传于昭公在晋，

译晋国人阻止鲁公，也说应当避讳，知道史官有避讳的道义，却不知道有笔削的防备，这是能够胜任这件事吗？陈氏说，传文中说防备，以前没有记载大夫的，于是初次记载士縠。现在考察，晋国的司空不是卿，在成公二年接受一命的服饰，不是卿却记载，是因为列国尊重霸主的命令，《春秋》的措辞顺从主人。见到晋国轻视诸侯，传文说能够胜任这件事，是不对的。拘捕孔达来解说，不是晋国拘捕史官不记载。

逆祀。杜氏说，文公二年，僖公的丧期未满，不应该举行吉禘的礼仪，却在大庙中举行，其讥讽已经明显，只是因为提升僖公而退后闵公，所以特别记载这件事，使文辞不同。定公八年也特别记载顺祀，都是用来兴起非常之事。有事于武宫以及顺祀，传文都称为禘，就知道大事有事于大庙也是禘。孔氏说，禘祭的礼仪，各庙已经毁弃和未毁弃的神主，都在太祖庙中，按照昭穆排列次序，父亲为昭，儿子为穆，太祖面向东，昭面向南，穆面向北，孙子跟随祖父依次而下。祭祀完毕就回到各自的庙，兄弟相代则昭穆同班。近来根据《春秋》以来，惠公与庄公应当同向南面以西为上，隐公、桓公与闵公、僖公也同向北面以西为上。僖公是闵公的庶兄，继闵公而立，昭穆虽然相同位次在闵公之下，现在提升在闵公之上，所以记载并讥讽它。现在考察，鲁国人改祫祭为禘祭，既然用禘祭就不再使用祫祭，两传大概不知道这个义理，所以《公羊传》把大事当作大祫，《谷梁传》认为是祫尝，如果《鲁语》认为是烝祭，那就与经文记载八月的时制月份不合，所以韦昭注解说鲁文公三年丧期完毕的禘祭，本是左氏学者的说法。他们解释逆祀提升僖公在闵公之上，三传起初没有不同，而昭穆的说法注家不同。《公羊传》说先祢后祖，《谷梁传》说先亲后祖，认为僖公为祢为亲，而闵公为祖，与《左传》“儿子即使齐圣也不先于父亲进食”的意思大致相同，都认为闵公是祖而僖公是祢。《谷梁传》又说逆祀，那就是没有昭穆，没有昭穆就是没有祖，与《鲁语》宗有司说“不是昭穆”相同，都认为闵公是昭则僖公是穆。夏父弗忌说：“明者为昭，其次为穆，有什么固定的呢？”这是想以僖公为昭，闵公为穆。所以韦昭解释说：“父亲为昭，儿子为穆。僖公是闵公的臣，臣子一例而提升在闵公之上，所以说不是昭穆。”这就是传文所说的逆祀，是说颠倒其昭穆南北的位置。孔氏不考证外传及《公羊》《谷梁》的传文，反而采取何氏的注，认为兄弟相代，昭穆同班。惠公与庄公应当同向南面以西为上，隐公、桓公与闵公、僖公应当同向北面以西为上。僖公是闵公的庶兄，继闵公而立，昭穆相同，位次应当在闵公之下，这就是把逆祀当作提升其同班上下次序而已。何氏又说僖公以臣继闵公，如同儿子继父亲，所以闵公对于文公也如同祖父。解说的人不详细，于是把三传的昭穆父祖当作引喻之辞，由于不知道“为人后者为之子”的义理，防备于是与经文传文的旨意相悖。然而何氏昭穆的说法，其他没有依据，汉代庙制以孝惠、孝文都为穆，孝昭、孝宣都为昭。何氏大概是推演汉代的事来解说《春秋》。从晋到唐、宋礼官的议论，都认为兄弟不相为后，不得为昭穆，反而引用何氏、孔氏的说法，以《春秋》提升僖公为证据。他们所以怀疑的，就说：“如果兄弟相代，昭穆就不同。假设兄弟四人都立为君，如商祖丁、齐桓公之后，那么祖父的庙就已经毁弃，后立的人将不能祭祀了。”然而又担心同昭穆而并立庙，那么七庙、五庙将不足以容纳。于是认为天子的庙而有同室异座的制度，有皇伯、祖考的称呼，他们的说法至今还没有确定。我私下曾经以诸侯的礼仪推演，诸侯断绝宗法而兄弟不能以其亲属相通，是用来重视正统的。公子不能祢先君，所以别子为祖，是用来尊崇宗庙的。然而公子不能宗君，而为人后者得以为之子，不能祢先君，而以为人后的义理得以祢所受国的君，都是礼的变通。兄弟本来不能相为后，而也以为人后的义理，治理它的人是诸侯，上必有所承，下必有所授，上无所承称为篡，下无所授称为绝。受人之国而绝其后，这是篡。所以不为后就不能受国，变通而不失其中。既然认为所受国者为祢，那么兄弟四人相及，各祢其祢，即同四世一昭一穆，祖孙迭迁，都以受国为人后，为重。如果不是受国为人后，那么支子自无干预正统、承继宗庙的道理。怎么能因为后立不能祭祀其祖为嫌，而轻视受国的恩德，蒙昧为后的义理呢？那么祖丁、齐桓四子代立，祭享宗庙，与父子四世相承有什么不同？如果他们的世代有嫡嗣，也终究不免于祧。怎么能因为庙毁于子，而蒙昧其子有贵贱本不当俱立呢？后世受国与天下的人，于是废除为人后的礼仪。他们忘记君臣之义，以轻视正统；扰乱昭穆之法，以亵渎宗庙，都是流俗不经的言论。如果这样而他们的过失，从汉文帝开始。汉文帝从藩邸入继大统，不后惠帝，而祢高祖。其后于是以惠帝、文帝共为一代，那么同室异座，皇伯祖考的无稽，都是末流所必至的。

译也。如果说兄弟同辈立庙，将无处容纳，那么就不能成立昭穆的说法，这显然不符合礼的本意。因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的解释相同，必定有所依据，而注疏家自己混淆了它，使得议礼的人失去了依据，所以不能不加以辨析。犹上祖也。孔氏说：宋国是前代王者的后裔，得以祭祀殷朝先王帝乙而不毁其庙，大概是因为帝乙是宋国祖先所出，所以特别保留。周朝的制度，王子有功德而出封的，得以在庙中祭祀所出的王。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得以建立文王的庙。《襄公十二年传》称鲁国作为姬姓诸侯，临祭周庙，周庙就是文王庙。郑国的桓公、武公世代有大功，所以得以建立厉王的庙。《昭公十八年传》称郑国人救火，让祝史把神主移到周庙，周庙就是厉王庙。现在考察，《传》中说宋祖帝乙与说郑祖厉王相同，大概是从微子、桓公不先于父亲受祭来说的。王者的后裔，虽然说得以祭祀先王，但其庙祭的礼仪现在已不可考。有人说宋国应当祖述汤，怀疑《传》的说法是妄言，这又完全类似于王者，所以孔氏只用不毁之庙来解释。鲁、郑所出的王庙乃是东迁后僭越礼制的行为，与宋国祭祀帝乙不同，《传》并举宋、郑，已经不符合孔氏的观点，于是说鲁、郑有周制，这就近乎诬蔑了。凡是《传》中所说春秋时越法变礼的，都指为周制，这是左氏学者的通病。谓之崇德。赵伯循说：圣人不因为秦穆公悔过而轻视中国。陈氏说：大夫将帅还称人。自从阳处父专任将帅，才书大夫。现在考察，《书》中保留《秦誓》，如同《诗》中收录《秦风》，与修《春秋》的体例不同。《左氏》尊崇秦国，大概是当时流俗的议论，唯有后《传》在此处，精妙地领会了经义。礼之始也。范氏说：丧制未毕而纳币，是不合礼的。叶氏说：僖公薨于十二月，杜氏认为月份有误，应当是十一月。现在以冬天纳币来审察，十二月还在丧期，那么纳采就在三年之内了，反而合乎礼吗？诸侯娶元妃，固然有时，而《左氏》以即位为节，尤其显得荒谬。三年在上曰逃。陈氏说：例辞粗浅，现在不取。来赴吊，如同同盟礼。孔氏说：谥号的文字，必定要有爵位，不书爵位的，是因为畿内之国不得与诸侯外交，其臣不敢赴鲁，必定由天子为之赴吊，赴吊以王子为亲近，不再言其爵位。陈氏说：《传》称同盟，是指同方岳之盟，所以在滕、杞、薛发传，传述其微者。其他非同盟来赴，记录之，所以在王子虎发传，传述其著者。现在考察，《传》言同盟，是指当时诸侯会盟而言，王子虎在践土、翟泉确实盟会诸侯，所以赴吊用诸侯同盟的例。秦伯伐晋。陈氏说：《传》见秦伯，书人。子桑有焉。这也是以成败论人，《春秋》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左氏》不足以知道这些。秦穆公修怨，乃是中国之罪人，说见属辞。晋先仆伐楚，以救江。陈氏说：并入下文书，且见先仆非卿帅师不书，其他仿此。现在考察，将卑书人，师众书师，是史官的常法。伐楚，以救江。经书阳处父帅师，为大夫将书，是大夫之始，不以救江累王室，所以没王叔不书，且明征伐在大夫，讥不及王叔也。杜、陈之说皆非。孔氏说：王叔文公不知是何王之子，字叔，遂以叔为氏。桓公是其子，王叔陈生是其后也。卫有公叔文子，此人大概以王叔为氏也。四年故免之。陈氏说：终元年伐晋传。过数。孔氏说：《哀公十年传》称齐人弑悼公，赴于师，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邻国之数盖三日也。五年来防，礼也。何休《膏肓》以为礼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礼。《左氏》以为礼于义为短。郑康成《箴》云：礼，天子于二王后之丧，含为先，襚次之，赗次之，赙次之。于诸侯含之，赗之，小君亦如之。于诸侯臣襚之，诸侯相于如天子于二王后。于卿大夫，如天子于诸侯；于士，如天子于诸侯。臣何休云：“尊不含卑，非经意。其一人兼归二礼，亦是为讥。”孔氏曰：“按《礼·杂记》，诸侯相吊之礼，含襚赗临，同日而毕，与介代有事焉，不言遣异使也。”康成以为讥一人兼二事者，非《左氏》意。杜氏曰：“凡妾子为君，其母犹为夫人，虽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贵，其适夫人薨，则尊得加于臣子，内外之礼皆如夫人矣。故姒氏之丧，责以小君不成；成风之丧，王使防葬，传曰礼也。”刘氏曰：“庶子为君，为其母无服，不敢贰尊者也。妾母称夫人，王不能正，而又使公卿防，何礼之有！”现在考察，王室成诸侯妾母之丧，归赗含防葬，经于王皆不称天，以示讥。与锡桓公命同，而三传皆不能辨。《左氏》反以为礼，杜氏释例，又以母以子贵之义傅会。为几何氏知不称天为刺失礼矣？而其所谓失者，惟以至尊行卑事为讥，则以母以子贵之说实出于公羊故也。刘

译侍读依据丧服礼义驳斥他，是正确的。楚国的成大心、仲归。陈氏说：《左传》中记载成大心，是因为《春秋》书“人”的体例在僖公二十六年已有先例。楚国灭掉蓼国。蓼是六国的别封，不单独记载，与六国一同被灭。悲哀啊！《左传》在文公五年记录臧文仲的话，在成公七年记录季文子的话，在昭公十六年记录叔孙昭子的话，都体现了中原没有霸主而明智之士为此担忧。六年成为常法。孔氏说：《周官》中的太师、太傅、太保，是天子的三公。宣公十六年《左传》记载，晋侯向周王请求任命士防统领中军，并且担任太傅，那么太傅的地位高于中军将领，与太师一样都是孤卿。《周礼》规定上公爵位的国家，有一位孤卿；《王制》规定诸侯有三卿。晋侯是伯爵，却有三军六卿，另外还有两位孤卿，这是因为晋国作为霸主，多设置群臣，以满足当时的需要，不能完全符合礼制。孤卿地位高于卿，法令由上级制定，所以宣子制定法令，授予两位孤卿去执行。秦伯任好去世。《左传》记载秦伯去世和安葬，但《春秋》经文中尚未见到。困难必定会缓解。服虔将“抒”解释为“纾”，意为舒缓。位次在第九等。九等位次，是诸侯娶妻立嗣的通行制度。隐公元年《公羊传》何休注说：“礼制规定，嫡夫人无子，立右媵之子；右媵无子，立左媵之子；左媵无子，立嫡侄娣之子。”嫡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之子。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之子。当时诸侯娶妻立嗣，虽然不完全符合礼制，但九等位次尚存，所以赵孟能够提及此事，与《公羊传》“立子以贵不以长”的说法相合。后世议论公子争夺君位的人，只想要以年龄的长幼来决定，这适宜不符合经义。让偪姞排在上面。孔氏说：谱牒将偪当作国名，地点缺失，不知所在。这是侵夺官职的行为。晋国杀了阳处父，莒国杀了意恢，根据《左传》记载，这都是双方互相杀害。《左传》不知道有笔削的宗旨，义理与事实相违背。晋国杀了续简伯。不是卿就不告于庙，后面仿照此例。七年是不合礼的。陈氏说：《左传》说明再次记载“取须句”的原因。昭公打算除掉众位公子。《左传》记录这句话，没有说明原因，况且昭公尚未即位就先想除掉众位公子，这很不近人情，或许是当时相互构陷的言辞，或者是弑君者诬陷他，以证明他的无道。《史记·宋世家》记载：成公去世，他的弟弟御杀了世子而自立，国人杀了御而立成公的小儿子杵臼，这就是昭公，这大概是国家动乱的缘由，《左传》偶然未能完备，《史记》也不再详细记载。在公宫杀了公孙固、公孙郑。孔氏说：《春秋》经文记载“宋人杀其大夫”，那么这两个人的名字应当见于经文，也是卿官。僖公二十二年《左传》称大司马固，当时又有司马子鱼。上文乐豫担任司马，下文说六卿调和公室，六卿之外有这两个人，大概是孤卿的官职。宋国是上公，礼制允许有孤卿，况且春秋时期不必完全符合礼制。现在按察，宋国有司马作为卿，又有大司马，这是僭越了王朝夏官的制度。陈氏说：固是大司马，见于僖公二十二年。《左传》记载穆公、襄公的族人率领国人杀了固、郑，所以书“宋人”。并且说明他们并非有罪。陈氏说：《左传》解释大夫通常书名的原因，这里特意不书名，并且解释不称国讨伐的写法。现在按察，不称名的说法见于后八年。秦康公。陈氏说：《左传》记载秦康公，是因为《春秋》书“人”。赵盾统领中军。陈氏说：《左传》记载晋赵盾，是因为《春秋》书“人”。先蔑统领下军。上文说先蔑出使秦国，又说背弃先蔑以抵御秦军，那么统领下军的不是先蔑，《左传》错误明显。杜氏说先蔑先前回国，也不是既然先前回国背弃秦国，就没有必要奔往秦国，他奔往秦国是因为不参与拥立灵公。在令狐打败秦军。不写“败”，是《春秋》变文。在扈地结盟。陈氏说：《左传》说诸侯不叙位次，现在按察，晋襄公去世，灵公年幼，赵盾以大夫身份主持诸侯会盟，最终导致晋国在楚国面前不能竞争，中原于是没有霸主，所以《春秋》变文以省略。下文又见于十五年、十七年。鲁公后到，所以不记载所会盟的地方。刘氏说：鲁公后到不记载所会盟的地方，这是不对的。按察，经文与鲁公结盟了，怎么说后到呢？又称鲁公会盟诸侯了，难道不及会盟的人吗？杜预说：鲁公后于会盟而赶上结盟，这是掩饰错误的言辞。会盟同地，会盟是为了结盟。现在赶上结盟，不能说后到。况且结盟重要，会盟次要，不应当责备其轻慢。避开不敏的人。《左传》记载鲁公在时不叙诸侯位次，于是通例桓公十三年鲁公会战，不记载所战之地。如果鲁公确实后到，诸侯本是鲁公所期，经文既然记载鲁公会盟诸侯，也不能说不记载所会盟的地方。到了十五年鲁公确实不会盟，也不叙诸侯位次，才开始发出其他义例，凡例没有依据，明显了。陈氏说：凡例连同十五年的凡例，是后人妄加的。诸侯会盟鲁公不参与，怎么能成为君主的恶行呢？八年从申地直到虎牢的边境。陈氏说：终了元年疆戚田，《左传》还说晋国贪图诸侯的土地。以报复令狐之战。陈氏说：从此秦晋再次交兵，不记载原因，十年记载秦伐晋。晋人因为扈地之盟来讨伐。《左传》发出鲁公后到的例证，以此。珍视它。叶氏说：遂原本以两件事出现，所以壬午日与赵盾结盟，己酉日与洛戎结盟，相隔四天，不是一件事再见。本不应去掉族称，何来珍视之说？如果经文与其遂事，那么应当书“遂与洛戎盟于暴”，也不应当再见名氏。经文不说遂而《左传》说遂，其妄自可知。现在按察，襄仲此行一盟中国，一盟夷狄，既不能用一事再见的例证，也不应当说遂。

译杜预说：于是没有接受命令却与雒戎结盟，这不符合事实。】所以史书以官职记载【陈氏说：《左传》记载卭时不写姓名，且说襄夫人借戴族之力杀了卭，所以也写为“人”】都是尊崇他们【陈氏说：《左传》解释凡是出奔都加以讥讽，因此特别记载官职。刘氏说：手持符节而死，也是大臣常做的事，为了效忠节义而出奔，只是自己求免罪罢了，并没有看到真正值得尊崇的地方。赵伯循说：两位大夫和两位卿的死亡，是杀害昭公的开端。这四个人都忠于国君，而《左传》称他们为党羽，多么荒谬啊？查考《周官》，只有镇守邦国都鄙以及出使的人才持有符节，六卿在朝任职的，没听说他们有符节。宋国有六卿，是效法周代的制度，司马和司城，哪里有符节呢？啖氏说：《左传》说这两个人没有失节。导致错误地将“节义”理解为符节，就像孔父嘉义形于色，却误认为是女色一样。现在查考《左传》，不知道宋国大夫不写名字而写官职，这是孔夫子特别的笔法，看到写司城，就说用他的官职去迎接；看到写司马，就说他的官属都跟随，不能对疑问置之不理而随意解释书法，所以他的浅陋到了这种地步】九年派贼人杀了先克【陈氏说：杀先克没有记载，不是国君的命令，两《传》所说的两下相杀】晋国人杀了先都、梁益耳【《左传》记载讨伐乱党称“人”】还没有安葬【刘氏说：诸侯过了一年还称公，王者过了一年反而不称王吗？毛伯求金，显然不是王命。《顾命》记载：伯相命令士须材，这是冢宰主持国政的文书。现在查考诸侯过了一年称公，是为了不使国家长期没有君臣之辞。至于发布号令，仍然听从冢宰。三年《白虎通义》说：不使国家长期没有君主，所以过了一年才即位改元以记录大事，而没有发布号令。三年除丧才即位践阼为主，南面朝向臣下称王以发布号令。这种说法符合周制。《左传》说安葬后称君，考察得不详细。又见属辞】晋国人杀了箕郑父、士縠、蒯得【孔氏说：士縠被记载在经文中，那么他就是卿。七年令狐之战，三军将佐中没有士縠；十二年河曲之战，三军将佐杜注中没有代替士縠的人，而士縠能成为卿，是因为先蔑奔秦，《左传》没有记载他的替代者。十二年栾盾率领下军，注解说代替先蔑，这是根据《左传》成文而言的，未必不是士縠代替先蔑，栾盾代替士縠。箕郑是上军将，《左传》箕郑在前，士縠在经文中先于箕郑，经文按照被杀的先后顺序，《左传》按照位次序列。《左传》蒯得排在后面，可知是按位次。或许晋国在将佐之外，另有散位从卿，像郤缺、赵穿之类】楚子驻军于狼渊以讨伐郑国【陈氏说：《左传》记载楚子称“人”】以惩罚不恭敬【叶氏说：比较事情来看，计算各国救援，在一个月之内，不算迟到。假如楚国人听说五国来救而退兵，又怎么能以不及楚师为罪呢。陈氏说：《左传》解释晋国曾经称大夫，因此特别称“人”，且是晋国失去诸侯的开端。现在查考《左传》意思没有达到这种程度，陈氏所得由《左传》传入，每想贯通《左传》与经文】楚公子朱从东夷讨伐陈国【陈氏说：合并前次战役不记载】陈国人打败了他们【陈氏说：外国战败不记载，例在隐公四年后，仿此】俘获了公子茷。【例在僖公三十三年后仿此】楚子越椒【没有赐族称名与中国诸侯大夫相同】以不忘旧日的好意【孔氏说：僖公成风服丧很久了，现在才来吊唁赠送，应当以变礼对待。何休《膏肓》说：于礼既迟缓，而《左传》认为合乎礼是错误的。郑箴说：如果认为迟缓，查考礼制卫将军文子之丧既除丧而越人来吊，子游何得善之？是古代有以服终来吊的】十年夺取北徴【陈氏说：《左传》记载秦伯称国】杀了鬭宜申【陈氏说：《左传》记载鬭宜申不写族】于是与蔡侯驻扎在厥貉【陈氏说：息防不记载，没有迅速将诸侯给予楚国。于是蔡国实际跟随楚国，所以只记载厥貉之次。后见宣公元年，杜预的说法不对。现在查考十四年新城之盟，陈郑都在，而蔡国独不与其防，在息矫情纾急，与宋国相同，所以息防削不记载，而厥貉记载蔡侯，这是笔削的权衡。春秋也没有给予楚国霸权的意义，杜氏固然不对，陈氏尤其失误】麇子逃跑回国【陈氏说：凡是逃往夷狄不记载。现在查考麇属于楚国小国，虽然逃跑史官不记载】十一年成大心在防渚打败麇国军队【不记载败说在隐公四年】即位而来朝见【《左传》记载诸侯丧毕不朝京师而朝大国】并且说司城荡意诸而复之【陈氏说：凡大夫奔而复之皆不记载，杜预的说法不对】于是讨伐我国【伐我不记载，以败之为义】俘获长狄侨如【下文说用戈刺其喉杀之，那么此人之长六尺之戈所可及也。注长三丈，乃据鲁语与谷梁传而意之不能阙所不知。若何休以为葢长百尺，则怪诞矣】以命宣伯【名其三子事见襄三十年】鄋瞒由此遂亡【刘氏说：经言狄不言长，安知是长狄赤狄白狄姜戎山戎陆浑戎春秋书之未尝畧，至于长狄何独不书？传曰：鄋瞒由是遂亡。杜云：长狄之种絶。外传仲尼对吴使者曰：长狄氏今曰大人，则孔子时长狄更为大人，不得言絶。吕氏曰：

译记载在咸地、瞒地击败狄人，以及狄人入侵齐国之下，显然不是长狄。如今考察传记中关于长狄的记载非常不同，而这次入侵齐国的乃是鄋瞒，如果鄋瞒举国都是长人，那么应当记载为长狄，以作区别。如今经文只记载狄，那么鄋瞒不是长人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得臣俘获侨如，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儿子，也不能说没有这件事。根据传文说：“鄋瞒称为狄，称为长狄，制定言辞有法度。”大概鄋瞒是狄国的国名，而长狄自是一种，服属于鄋瞒的人，这时被鄋瞒驱使，去入侵齐国和鲁国，恰好被得臣俘获，按照法度自然不应当记载。杜氏错误地认为鄋瞒是长狄的国名，侨如是他国家的君主，所以解说的人因此得以不记载长狄，排斥左氏为荒谬。

十二年尊崇诸侯。陈氏说：传文解释书法，与邾庶其三次叛逃的臣子不同。如今考察这是史官的文字。左氏既然不能向学者辨明，又不知道有辞令顺从主人的道理，于是斥责传文为荒谬，太过分了。

开始朝见鲁公。孔氏说：刘�云：鲁公新立，邻国及时来朝见，就记载为“公即位而来朝”；晚来就记载为“始朝公也”。诸侯自己新立来及时朝见的，就记载为“即位而来见”；晚来就记载为“始见伯主”。鲁君前往朝见新立的君主，就记载为“朝嗣君”；鲁君新立前往朝见大国，就记载为“即位而往见”也。

鲁公答应了他。孔氏说：成公五年有�叔姬来归，所以知道立她的妹妹为夫人。《释例》说：�桓公在僖公二十三年即位，在襄公六年去世，总共在位七十一年。文公、成公时期经书记载了两位叔姬，一位去世，一位被休弃，都是�桓公的夫人。如今考察陈氏说再次求娶他的次妻，不合人情。

不记载�断绝关系。解说的人怀疑�断绝关系的叔姬不是这个儿子，叔姬以前不记载来归，传文又没有“子”字，去世不系属�。杜氏认为没有归�就去世，那么也不应当立刻断绝关系，于是排斥传文为荒谬，这是不对的。大概叔姬在�不安，借归宁之机返回，所以�伯来请求后才断绝关系。经书不记载开始出嫁和来宁，法度与鄫季姬相同。去世不系属�，是因为已经断绝关系。经书称“子叔姬”，孔氏说：周人的字法，累积叔字所以有时加子来自我区别，这是对的。传文不称子，也是省略了可以省略的，或者是当时俗世的通称。

说不是女儿。孔氏说：《丧服》规定，女子已经出嫁而返回在父母的居室，按照本服为她服齐衰期。这里既然记载了她去世，应当服她的本服。杜谱不知道这个叔姬是哪位公的女儿，总之姑母和姐妹都服期。

于是包围巢国。孔氏说：《世本》记载偃姓有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因为它们不止一个，所以说属以包罗它们。

秦伯派遣西乞术来聘问。刘氏说：杜氏说术不称氏，是史官略去文字，这是不对的。内大夫没有赐族的尚且不称氏，怎么知道这个术不是没有赐族的人呢？

寡君不敢接受玉。《聘义》说：用圭璋聘问，是重视礼。已经聘问而归还圭璋，这是轻视财物而重视礼的意思。那么聘礼最终必定归还玉，不是不想与秦国交好。传文记录宾主的辞令，以显示秦国人进于礼。下面说“国家没有简陋的了”，是对的。杜氏的说法不对。

赵盾担任中军将。陈氏说：传文说秦伯、晋、赵盾见书人。

两军交战后退。孔氏说：《司马法》说“将军死绥”，旧说绥是退却。说军队退却将领应当死绥，必定是退军的名称。

第二天请求相见。孔氏说：憗是缺损的样子，现在的人仍然把缺损称为憗。沈氏说：《方言》说“憗伤伤即缺也”。

十三年用来守卫桃林的边塞。孔氏说：桃林的边塞在南河的南面，远离晋国的南境，从秦国到周朝由此路经过。派遣詹嘉守卫这个边塞，是因为秦国与东方诸侯远结恩好，以及西乞聘问鲁国，也应当再交往其他国家，担心他们要结外援，东西图谋自己，所以派遣守卫这个险要边塞，想要防备他们往来。

六卿在诸浮相见。孔氏说：六卿在朝廷早晚聚集，而特别说在诸浮相见，是将要密谋，担心泄露，所以出到城外屏退旁人私下商议。诸浮应当是城外的近地。

那里居住的是刘氏。陶唐氏的后代为刘，代代后来成为晋国的范氏、士氏，见襄公二十四年、昭公二十九年传及《晋语》。

邾文公占卜迁都到绎。陈氏说：凡是自己迁移国都不记载。

也向晋国请求讲和。陈氏说：传文显示诸侯还有尊崇晋国的志向。

十四年所以不赴告。顷王去世安葬不记载，解说见庄公十六年传。知道史官有不赴告不记载的条例，于是援引王孙争政事来证实它，这是不对的。

晋国赵盾。陈氏说：传文说赵盾见书人。

把捷菑送入邾国。陈氏说：传文对于齐�、小白、阳生、邾捷菑、莒去疾都见不记载奔逃，讥讽不在奔逃。

于是杀死鬭克和公子燮。楚国杀死大夫有时不告，与中国不同，后来仿照这个。

尊重他。失与释司马、司城记载官职，相同，这里单独记载字，那么又诬蔑他不义于君主。

十五年宋国华耦来结盟。陈氏说：传文说华耦不称名。

尊重他。叶氏说：诸侯相互聘问，副使有常例，没听说他们的官职都跟随，以此作为尊重，这难道是春秋的意思吗？如今考察华孙是公子鲍的党羽来结盟，大概结纳鲁国以辅助篡位。不称使，不称名，是因为不是当时君主所派遣，没有接受命令，顺从史官的文字。记载官职，是夫子特笔，使得与八年记载官职

译前后首尾相接，以区别其事。左氏对于《春秋》笔削的宗旨没有传述，只有《谷梁传》说：“用官职来称呼，是没有君主的说法。”说明宋国大夫被杀、来奔、来盟，都是宋人无君之事，这大概是《春秋》经文遗失的含义，而学习《谷梁》的人不能阐发它。【孔氏说：《尚书·牧誓》有“司徒、司马、司空、亚旅”，《成二年传》说：“鲁国赐给晋国三位主帅三命之服，候正、亚旅受一命之服，都是卿之后次，亚旅知道是上大夫。”】这是古代的制度。【刘氏说：《尚书·周官》说：“六年五服一朝，不得于诸侯，也是五年一朝。”《大行人职》说：“凡诸侯邦交，每年相问，每三年相聘，每世相朝。”这是合乎中道的。现在考察曹伯文公十一年来朝，到十五年再来，恰好符合五年之数，传文于是认为是古制，是因为没有看到《周礼》罢了。】卞邑大夫报告。【孔氏说：治理邑的大夫通常称为“人”，孔子的父亲是鄹邑大夫，称为鄹人，知道这卞人是卞邑大夫。】这是相亲之道。【孔氏说：祭敬，是指在兄弟家中助祭，竭尽敬意；丧哀，是指兄弟死丧之事，竭尽哀痛。虽然情况不同，如果内部互相怨恨，不能和睦，也不应当断绝友爱，这是相亲之道。】这是尊重他。【陈氏说：传文解释外大夫没有记载“至”的，这里特意记载“至”，说法见后传。现在考察这是史例，传文对于史文有不详之处，就随意解释，大概对于鲁史旧章也没有考察完备。】攻取大城，说“入之”。【陈氏说：考察《襄十三年传》取邿时说：“凡是记载‘取’，是说容易。”动用大军说“灭”，不占有土地说“入”。陆氏在《纂例》中辨析了，现在不采纳。】因为无能为力。【陈氏说：传文解释盟会通常排列诸侯，这里虽然霸主在，也不排列，显示晋国失去霸权而楚国兴起。】参与但没有记载后来。【说法见七年。】十六年与齐国讲和。【陈氏说：凡是讲和，即使国内不记载。】是因为生病。【赵伯循说：十二公除了文公外，其余不该记载，不视朔，难道都没有病？现在考察公生病不视朔，必定记载，史官之所以谨慎对待君主的疾病，重视国家政务，即使是托病也记载，史官没有揭发君主以显示正直的道义。传文解释公四次不视朔说“是因为生病”。这是根据史法来说的，然而经文既然削去了真相，有病的，那么这就是托病，也可以知道了。左氏知道史法而不知道经义，后儒又不思考经文本出于史，所以笔削之义失传。】这是为了征服陉隰。【孔氏说：刘〇说，考察《楚世家》蚡冒死后，弟弟熊达杀了蚡冒的儿子而代立，这就是楚武王，那么蚡冒是哥哥，不能是父亲。现在知道不是这样，因为世家文字多有错误，与经传不同的不止一条。杜氏不是没看到那文字，只是看到了而不采用罢了。刘氏用世家来纠正杜氏，是不对的。说征服陉隰，那么陉隰本来是别国，蚡冒开始征服它。《释例》说陉隰与僖四年次于陉是同一地方，颍川召陵县南有陉亭。楚国从武王开始居住在江汉之间，那么蚡冒之时未到中原，不应该已经能越过申息远服颍川的邑，怀疑不是这样。】群蛮跟随楚子结盟。【陈氏说：传文看到楚子记载为“人”。】夫人派人对司城说让公离开。【传文在上面排列六卿，而夫人只派司城让公离开，那么其余五人都是鲍党的同党，而且知道谋略的人。】派帅甸攻打并杀了他。【不记载甸兵攻打并杀他，是因为当时告辞简略，只以弑君赴告。】荡意诸为他而死。【意诸来奔而请求复国，无能为力轻重，虽然死节不记载，嫌与苟息、仇牧相比。】君主无道。【刘氏说：如传文所说，那么公子鲍是不臣，襄夫人是不母，而昭公没有无道的实情。传文说：君主虽然不像君主，臣子不可以不像臣子，不能轻视这两人的罪过，反而专门厌恶宋公。王申子说：君父是天，哪里是臣子计较得失的地方？现在考察明年四国伐宋，传文记载晋人讨罪的言辞而讥讽他仍然立文公。《晋语》记载赵宣子向灵公请师伐宋说：宋人弑其君，晋为盟主而不修天罚，将担心波及自己。公允许了，必有依据。唯独在昭公被弑始终加上无道，与所叙述的事自相矛盾，为什么呢？当时列国都是政出大夫，其士民只知道大夫而不知道君主，认为晋赵盾弑君是良大夫，而宋昭公被弑是无道，都是弑君者子孙设辞以分恶杀耻。左氏不能辨别，于是援引以解释经文，并且立为例子。后见宣四年、襄三十一年。】荡虺为司马。【传文看到只杀荡意诸，右师以下都在位。】十七年失去其所。【陈氏说：传文解释四国的大夫记载为“人”，不给予讨贼之义。晋国从此凡三大举都记载为“人”，见宣元年、二年、十年。现在考察襄二十五年夷仪之会，晋受赂不讨齐弑君者，而经文排列诸侯没有异文。刘氏诸儒因此驳斥传文，卿失所称人为非。考察经文，凡是诸侯盟会都遵循其通常称呼，义与大夫不同，不能用彼证明此。】没有功劳。【陈氏说：传文解释会盟通常排列诸侯，这里虽然霸主在，也不排列。】相及于绛。【孔氏说：归生对晋称己君应当说寡君之二三臣，这里说孤

译这大概是因为郑伯亲自应对晋国，有时自称“孤”，归生便借此用“孤”来指称他的国君】赵穿是晋国的女婿，池作为人质【陈氏说：这是为了说明晋国国力不强】趁着他们饮酒的时候【陈氏说：这是为成元年周王军队战败一事作铺垫】到了十八年才谋划弑杀懿公【称“人”是遵循赴告的惯例，发生在十六年，杜预和陈氏的说法都不对】这是为了避讳【经传中对于恶行不记载“弑”字，杜预和陈氏的说法都不对。国君已葬但未满一年不称“君”，应当以《公羊传》的说法为正确。刘氏说：杜预认为先君已葬就不称“君”，是因为鲁国人避讳弑君，以国君未正式即位来记载，这是不对的。假如不避讳就直接记载“公薨”吗？那么“一年之内不立两位国君”的原则又体现在哪里呢？这清楚地表明称“君”并不以是否下葬为界限，确实如此】仆凭借国人的力量弑杀了纪公【陈氏说：经传记载仆弑杀纪公而书“国”】宋公弑杀了同母弟须以及昭公的儿子【陈氏说：平定叛乱即使杀了同母弟也不记载】以安定国内百姓【孔氏说：《世本》记载戴公生了乐甫术，术生了硕甫泽，泽生了夷甫须，须生了大司寇吕。现在说“曾孙”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