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春秋通论》序

（前文缺失）《春秋》的宗旨也隐晦而不彰显，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狂妄的人把《春秋》看作朝廷的公报，因而《春秋》变得隐晦；愚昧的人把它尊崇得过高、探求得过深，因而《春秋》更加隐晦。那么，《春秋》这一部经典，没有因为狂妄和愚昧的眼光而几乎亡佚的，实在很少！所以各经的亡佚，都亡佚于传注，而《春秋》尤其严重。为什么呢？一部经典就有三部传注，这已经太多了！那三部传注，都是汉代以前的书，现在学习《春秋》的人，有脱离这三部传注的吗？有不探求三部传注的异同，就以为已经穷尽了《春秋》奥妙的人吗？我认为不必探求它们的异同，只应当探求它们的对错罢了。三部传注的异同，是关于史实的；它们的对错，则是关乎人心的。史实可以有异同，但判断对错的心却绝对不能被迷惑扰乱。《公羊传》、《谷梁传》对大义昏暗不明，错误很多，不值得深入讨论；《左传》虽然成书较晚，但史事似乎先已完备，世人见其确凿可信，大多不敢非议，偶尔有见识卓越的人摘取其中的内容加以议论，但最终也不超出它的范围，仍然就史实本身进行议论，时而显露出偏见，刚才怀疑忽然又相信，这边违背那边顺从，我没有看到这种做法是可行的。判断对错的心人人都有，对的终究是对的，错的终究是错的，没有在对错之间产生两歧的情况。我曾经考察这些书，其中合乎情理的地方，人心自然认同，可以不讨论；至于那些解释经文的语句，大半都是错误的，与《公羊传》、《谷梁传》一样，只是它的叙事丰富，崇尚文辞浮夸，也多有失实之处，并不是真正亲眼见过当时的史册并从圣人那里受经的人。因此，学者必须舍弃传注而遵从经文，不能舍弃经文而遵从传注。韩愈说：“春秋五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当时有邹氏、夹氏两部传，所以说五传，现在这两部已经不传了。这话真是正确啊！自从三部传注开创弊端以来，其流弊主要有两点：一是“例”，二是“常事不书”。“例”这个字，古代没有，是后来产生的俗字，拿着这个字来解说《春秋》，一开始就错了，难道说孔子曾经拿着这个字来修撰《春秋》吗！假如孔子拿着一个“例”来修撰《春秋》，孔子既然不像这样浅陋，那么根据他所立的“例”去探求，又大多不相符，孔子又不像这样疏漏。孔子裁定旧史以取其义，不过几条大原则，事情就已经完备了，就像造化顺应万物本性一样，自然合乎情理，哪里会琐碎地像经生那样写一本书、拿着一个“例”去办事呢？唉！自从“例”这个字兴起，唐代王仲叡、宋代朱熹无不以孔子自居了。岂止如此，王和朱，拿着一个“例”去推演，人人都是孔子，户户都有《春秋》，这又有什么难的呢！至于“常事不书”的说法，确实起源于《公羊传》，而唐宋解释经书的人无不奉为准则。认为常事不记载，那么《春秋》所记载的必定是非常之事。非常之事必定是因为不合礼、不合法，不合礼不合法必定都要讥讽贬斥，于是明明合乎礼的必定被认为不合礼，明明合乎法的必定被认为不合法，深文周纳，不顾对错，每条都拼凑成罪案，使孔子成为法家中最严峻苛刻的人，而《春秋》甚至变成了刑书、诽谤帖。唉！“谁毁谁誉”是什么意思，而诬蔑圣人竟到了这种地步！由此，迂腐的儒生自己不懂书，错误地解释了孟子“春秋天子之事”这句话，说孔子假借南面称王的权力，实行赏罚的典章，罢免或升迁诸侯，进退百官，以平民身份做天子，即使是天子这样的尊贵，也不难贬斥削减，这是乱臣贼子孔子亲身实行的，又怎么能让天下的乱臣贼子畏惧呢？诬蔑圣人、毁灭经典，罪恶极大。不知道“春秋天子之事”这句话，是因为它主张尊崇周王室，阐明王法，用一国的史事涵盖天下，不过是说“这是天子的事，不是诸侯的事”罢了。错误地解释孟子的一句话，以至于搞乱了孔子整部经典，这又是三部传注的流弊到此达到了极点。我因此发愤从事这部经典的研究，大力破除三部传注的积习，后来兴起的邪说全部摒弃不予讨论，独自摘取孟子中所述“则丘窃取”的话反复深思，探求其“取义”所在。这是历来诸儒所忽略而不说的，虽然像用瓠瓢测量海水，自知不自量力，但竭尽心智，或许也能得到一二，不是明确为大家所共信的，不敢妄加议论。其次就是“书法”。“书法”别人也说过，但终究不出“例”与“常事不书”这两者作为说法，哪里算是“书法”呢。大概“书法”虽然不同于“取义”，但也必定断自圣人内心，出自圣人笔下，学者都不能忽略。用这两者分别孔子的新意与鲁史的旧文，加上标识，不要混同而无法辨别，一味探求过深，震惊于神奇不可知，而《春秋》的宗旨，或许因此得以彰显，也未可知。韩愈的话，谁不知道，只是空谈寄托，探求那些束之高阁传注而研究遗经的人，我眼中没有看到这样的书。不自量力，大胆依据这话写成这本书，不考虑《左传》，更不用说《公羊传》、《谷梁传》了。整部经典前后呼应，首尾贯穿，即使没有《左传》，也自然坦然明白，不仅不用它解释经文的错误言辞，而且哪里需要它叙述的琐碎话语呢！单独推行一部经典，确实从我开始，向圣人质询，想必可以无罪。

译世间即使有讥毁我的人，我也不去顾虑。

译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年秋七月，新安首源姚际恒识。

《春秋通论》卷前

春秋论旨

自古以来解说《春秋》的人，没有比“例”这个字危害更大的了，我在前面的序言中已经指出了端倪，现在再详细论述一下。“例”字最早见于杜预（字元凯）的《释例》，是用《左传》的条例来解释《春秋》的。杜预说：“《左传》中的义例，总括起来都归于‘凡’字，都是显明其异同，从而加以解释。”可见“例”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开创于《左传》，而由杜预阐发明确的。唉！自从有了“例”这个字，《春秋》的大义才开始在天下变得不明朗了。圣人依据鲁国史书来修订《春秋》，何曾事先自己定下条例呢？孔子说：“其中的‘义’，是我私下窃取（继承）的”，并没有说：“其中的‘例’，是我私下窃取的”。圣人就像自然造化一样，变化日新月异，顺应事物的形态赋予其形式，无不各得其所。比如门人问仁、问智、问君子、问为政，同样是提问，但孔子的回答却各不相同，起初就没有固定的意义，那么他不崇尚条例，就可以知道了。假如圣人执守一个条例来修订《春秋》，那与刻板死板的格式、尺寸丝毫不差有什么区别？这不过是迂腐学者的规矩、小吏的账簿罢了，哪里配得上作为圣人的著作，流传于天下万世呢！况且史书尤其不能执守一个条例来编写。史书用来记录事件，事件千变万化，条例怎么能统一呢！这里符合那里违背，这里相同那里相异，必然导致疏漏众多，这是自取失败和缺失。于是杜预执守条例来探求其是否符合、相同或相异，而条例的说法陷入困境，于是无法处理这种情况，便又说“变例”，后人因此找借口说“美恶不嫌同辞”。然而“例”是指一定不移的规则，说“变”，那就是不符合的别名，条例既然不符合，那就等于没有条例了。“例”是指这里用美辞，那里用恶辞，如果美与恶使用相同的辞语，那就等于没有条例了。这些都是自我束缚又自我解脱，最终归于理屈词穷，终究没有说法来处理这种情况，而世上的人仍然用条例来探求《春秋》，为什么呢？自从有了“例”这个字，褒贬的说法因此兴起。《春秋》依据事实直书，善恶自然显现，不仅孔子原本没有褒贬之心，而且《春秋》实际上也没有地方容纳褒贬。孔子不说过吗：“我对于别人，谁毁谁誉”，这是他自己陈述平日的存心，难道他修订《春秋》反而不是这样吗？这就是所谓孔子原本没有褒贬之心。至于直书其事，比如朝见周王、救援讨伐，这本身就是褒奖，不能再加一个字来褒奖它。比如弑君、灭国，这本身就是贬斥，不能再加一个字来贬斥它。至于其他事情，本来无可褒贬的，那就更不能加一个字来褒贬它，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执守条例的人势必要探求褒贬，探求不到，便在记载日、月、名、字、氏、人、爵、国、师，以及有时不记载上述内容之类的事情上探求，说这是褒奖、这是贬斥，这是让圣人成为巧言令色之徒、阴险偏狭之辈，凭借文字表达喜怒，借笔墨进行讥讽弹劾，埋下一个字来中伤，堆砌几句话来定案，意图刻毒而文辞深奥，心态危惧而语言隐晦，即使是稍微装作风度宽厚的人，也深感羞耻而不愿为之，难道说孔子会这样做吗？唉！提出这种说法的人，难道没有思考过吗？这就是所谓《春秋》实际上也没有地方容纳褒贬。又自从有了“例”这个字，“常事不书”的说法因此兴起。《公羊传》、《谷梁传》说常事不书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看到《春秋》中君主、大臣、大夫的儿子少善多恶，所以少褒多贬，因此产生常事不书的说法，那么凡是所记载的都是贬斥。不知道孔子又说：“如果有赞誉，那是有所考察的”！圣人虽然说不毁不誉，但赞誉毕竟优于毁谤，所以又说赞誉有所考察，不再提及毁谤，自然可见毁谤必定没有。情况如果是这样，那么圣人就只有毁谤而没有赞誉，这不更违背圣人的本心吗！这是因为褒贬二字不能在经文中平均施用，便侧重于贬斥，所以又产生常事不书的说法。凡是这两种邪说，都是由“例”这个字引发的，君子之所以对三传叹息痛恨的原因就在这里。

史书，是记录事件的著作，《春秋》就是史书。既然是史书，那么记载其事就是褒贬。比如《史记》是后代的著作，崇尚文辞，尚且直书其事，不把自己的议论参入其中，自己的议论另作论赞，何况《春秋》一字不多设呢！那么褒贬的说法，《春秋》绝对是没有的。史书用来记录事件，那么常事记载，非常之事也记载，如果只选取非常之事记载，而常事不记载，怎么能成为史书？就如同只选取常事记载而非常之事不记载，也不能成为史书一样。那么常事不书的说法，《春秋》绝对是没有的。两种说法既然没有，那么条例也就没有了。这都是因为世人习以为常而不加考察，忘记了《春秋》是鲁国史书，而另把《春秋》当作孔子的神异经典、秘密宝藏的缘故，现在把它说破，他们也可以醒悟了。

接近圣人时代的人没有比孟子更近的，而孟子愿意学习孔子，所以他谈论《春秋》也最详细。他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是说孔子主张尊崇周朝、阐明文王武王的道法，所以虽然是一国诸侯的事情，实际上是天子的事情。于是叙述他的话：“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了解我的，是指他尊崇周朝；怪罪我的，是指尊崇周朝那么诸侯的僭越窃取自然显现，他们厌恶这损害自己。孟子又说：“《春秋》完成而乱

译“乱臣贼子害怕。”这仅仅是针对《春秋》所记载的弑父与弑君者而言，意思是记载下来就会让恶名流传千年，所以他们害怕。其中的含义都明白显浅，没有什么深奥之处。自从宋人模糊不清地不理解孟子的话，对于“天子之事”，有人便说《春秋》只有一个“权”字，因而又有人便说孔子尊崇常典、推行常礼，任命德行、讨伐罪人，这些大要都是天子的事，于是使孔子成为僭越窃取的人，他的书成为僭越窃取的书，而《春秋》也就消亡了。对于“乱臣贼子害怕”，（他们）认为每件事都有贬斥，都是用来让他们害怕的，每一件事必定要构造成一个大罪，探求诛杀乱臣贼子的心思然后才罢休，虽然明知是诬陷欺罔，也不顾惜，于是使孔子成为法家的人，他的书成为法家的书，而《春秋》也就消亡了。我曾经说，今天想要解释《春秋》，必须先解释《孟子》，确实不是虚妄之言。只有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一句话真是孔子自己陈述写作《春秋》的要旨，而众儒偏偏置之不谈，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义”是什么义。那义所在的地方，鲁国的史官难道不知道吗？然而必定不能像圣人那样至精至粹，所以孔子对于符合的仍然保留，对于不符合的则用自己的意思来修改，这就是所说的“窃取”的意思。后来的人虽然不能完全测度，然而大的方面也自然明显可见，简约地探求它，难道没有几项是世人所共同相信的吗？至于其余的，就不敢穿凿附会以失去圣人正大之心，不敢繁杂众多以埋没圣人谨严之意，于是加上标识，那么《春秋》的眉目就灿烂地略微显现，而圣人的心事也或许跃然于纸上了。至于书法，固然只是圣人的余事，也应当标出，以区别旧文，让人知道是圣人的笔迹不可忽略。我看到《春秋》的书目，过去有人舍弃条例而从书法的书，舍弃条例是对的，但从书法为什么不说是从义呢？确实因为书法还属于文辞，不足以穷尽《春秋》罢了。我主张这两者来论述《春秋》，向后世君子质询，他们大概也不会疑惑吧！

译春秋时代距离上古淳朴的风气已经很远，社会风尚不再古朴，人心不善的程度也已经非常严重了，所以孟子说：“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那么，凡是《春秋》所记载的会盟征伐之事，大抵都属于不善之举，因此圣人依据事实直接记录，不善之处自然显现，这并不是刻意贬低。假使孔子担任唐尧、虞舜时代的史官，那么他所记载的都是善言善政，难道也是孔子刻意褒扬的吗？所以称“常事不书”，这是最迷惑扰乱《春秋》、欺骗蒙蔽圣人的邪说。我认为史书所记载的，只是大事罢了，像会盟征伐，必定是关系到一国乃至天下的大事才予以记载，如果是小事那就多得记不胜记了，因此我将其改为“小事不书”。

自古以来用条例来解说《春秋》，我认为应当全部扫除，只标举“取义”和“书法”这两项。又对于“常事不书”的说法，我改为“小事不书”，这样《春秋》的宗旨或许可以重新阐明，即使圣人再次兴起，也不会改变这个说法。

我曾经看到世间的儒者解说《春秋》也有扫除条例的，然而他们所扫除的只是胡安国《春秋传》之后兴起的最不通的条例，如果《公羊传》、《谷梁传》的条例则未能全部扫除，而对于《左传》的条例甚至不敢轻易议论。又他们所辩论的，是用这个条例的是非去驳斥那个条例的是非，从而建立自己的条例，终究没有跳出条例的范围。这是因为“例”这个字由来已久，深入人们的肺腑的缘故。

古人中间偶尔有用书法来论说《春秋》的，而取义则从来没有人涉及。大概《春秋》以取义为根本，不可以混淆取义与书法，就像不可以混淆书法与取义一样，必须辨明才行。

取义必定要真实确凿无疑、明显可信才能标出，如果是主观推测、似是而非的看法，我不敢妄自标出一个字，以免犯下不知而妄作的罪过。

《春秋》有三部传注已经很久了，而《左传》尤其像影子依附形体一样，学者片刻不可离开。然而我认为经文有三部传注，正是经文之所以日益晦涩的原因。《公羊传》、《谷梁传》的错误，世人全都知晓，所以暂且不论，而《左传》的欺骗不实，世人或许没有完全知晓。为什么呢？《公羊传》、《谷梁传》谈论义理，错误可以立刻看出，《左传》谈论史事，其欺骗不实难以凭空知晓。所以世人敢于驳斥《公羊传》、《谷梁传》而不敢驳斥《左传》，就是这个缘故。近世季明德、郝仲舆等人也知道驳斥《左传》，然而刚驳斥又随即依据它，终究不能跳出《左传》的范围，这不是因为《左传》以史事取胜吗？我看《左传》解释经文的言语，也大半错误，与《公羊传》、《谷梁传》相同，而其史实与经文相抵触的占十分之三四，那么难道经文反而是错误的吗？所以那些难以凭空知晓的事情，也只能通过经文来知晓罢了。传注是用来证明经文的，传注不足以证明经文，哪里还用得上传注呢？怎么可以舍弃经文而顺从传注呢！韩愈“束传”的言论，大概也是对此有所愤慨而有见地吧。然而只是说了而没有见到实行的人，所以我仿照他的意思撰写这部书。经文对于一件事必定有头有尾，像蛛丝马迹一样，未曾不可以看见，而其会盟征伐，也可以综合前后总体观察而得知，至于传注中繁琐的琐事、怪异夸张的言辞，以及内室猥琐的踪迹，全部摒弃，使视野开阔清明，也特别让人心情舒畅，何必执着地全部依据那些史事来解说经文呢！况且各种条例实际上是由《左传》开创的，那么它危害经文尤其严重，又不可以不知道。《左传》固然出自周人，但并非亲眼见到孔子，也并非亲眼见到国史。所以与经文多有抵触。然而因为它是周人所作，其言语有时也有可依据的地方，所以我对于其他经典，凡是后人解说得不符合的，就用《左传》来纠正；而对于《春秋》，凡是《左传》解说得不符合的，就用《春秋》来纠正。

《左传》虽然出自张苍，但实际显扬于刘歆，可见于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或许有人说是刘歆伪造，那么刘歆怎么能作《左传》，岂不是高估了刘歆。

本书中对于《公羊传》、《谷梁传》都不加辩驳，因为辩不胜辩。只有《左传》有与经文抵触以及欺骗不实的地方才加以辩驳，因为世人未能不信《左传》。至于宋代的胡安国也妄自称作传注，其错误已经极其严重，世人稍微有点见识的没有不知道，又哪里用得着我辩驳呢。所以《公羊传》、《谷梁传》与胡氏传都不涉及，只是其中凡是谈论礼制的似乎确凿，实际上都是凭空捏造无稽之谈，偶尔提及，以免世人迷惑罢了。胡安国的传注大多祖述程正叔，所以朱熹称赞它，至今流行于世。又兼采孙明复《尊王发微》、刘原父《意林》等书，选取其中最错误的部分，并非全部自己撰写，又不知道其来源所在。

刘原父的《春秋权衡》专门攻讦三部传注，是享有盛名的书。然而我看他攻讦《左传》，只在解释经文言语上，人们也多知道他的错误。又大多辩驳杜预的注，杜注的荒谬也不值得辩驳，而他却沾沾自喜以此为事，紧要之处则很少涉及。至于他攻讦《公羊传》、《谷梁传》就更不用说了，大概也是浅陋的书。

李廉氏的《春秋会通》专门详细列举条例，颇为危害经文，但正好可以作为我破除条例时查核的资料。

张洽氏的《集注》，明朝初年与胡传并用，也因为张洽是朱熹的门人，所以后来专门推崇胡传而废弃张洽。我看这本书与胡传也差不多，只是谬误妄言没有胡传那么严重罢了。

昆山新刊的经学解释，关于《春秋》的不下二三十种，好的极少，略可观看的，只有吕大奎氏的《或问》、程积斋的《或问》而已。

黄东发解说《春秋》的言语多有可取之处，在别处听闻见过，没有见到他的全书。

高拱氏的《春秋正旨》一

译这篇著作，议论非常公正。

郝仲舆的《春秋解》十分平庸，如果不是左氏那一卷，也浅陋而不恰当。他的书专门辩驳楚国不是夷狄，因为自己是楚国人，以至于（这种说法）令人可笑。查考：楚国本是蛮荒之地，蛮与夷是不同的，古代南方都是蛮国，所以孟子说“南蛮”，而夷则是更远的国外民族。郝仲舆连蛮和夷都分不清，何必喋喋不休地辩解呢？吴越也是蛮地，如今江浙地区文采富丽且冠绝天下，人们何曾因为它是蛮地而轻视它？而那里的人又何曾因为自己是蛮地而感到羞愧呢？

译季明德的《春秋私考》主张驳斥《左传》，这可以算是他有见识；然而他自我辩解时往往武断，这是他的短处。至于他考证史事，必定概括始末、贯穿前后，最为清晰流畅，宋明以来解说《春秋》的人，没有能超过他的。

凡是经书中记载鲁君所行的礼仪事务，大多是春秋时期的礼制，而春秋时期的礼制，就是周礼。所以周礼虽然失传，但依靠《春秋》的记载，还能得到其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为什么诸儒错误地执着于“常事不书”这句话，认为非礼之事才记载，用来表示讥讽？那么，诸传及后人反而懂得周礼，而《春秋》中的君臣反而不懂吗？这是由错误地执着于谬误之语，以至于曲解诬蔑，不顾及事实罢了。不知道这恰恰是因为大事才记载，也可以作为小事不记载的证明。

有人说《春秋》记载灾异而不记载祥瑞，那么孔子就是幸灾乐祸的人了。“有年”、“大有年”，即使是孩童也知道这是祥瑞，却违背良心反说是记载异象，其可恨到了极点。“常事不书”这句话，流毒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我现在才知道，后人解说《春秋》，大抵都是推求一两个字来作为解说，也不奇怪了。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不知道鲁国史书的原文在哪里，圣人的取义在哪里、书法在哪里，不得不借此作为解说经文的借口，如果舍弃这些，简直就没有插嘴的地方了。

说《春秋》委曲用心，隐藏在一两个字中作为刺讥，这是世上阴险浅薄之人所为，那么把《春秋》看作这样的人来说，必定是这一类人。

有人问：《春秋》既然没有褒贬，那么孟子说的“《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前面已经说过了，正是由于误解了孟子的这句话，把孔子当作天子，把《春秋》当作刑书。然而还有未尽之处。考察孟子这一章主要讲治乱之事，所以指着这一件事来说，说《春秋》记载臣子弑杀君父，那么乱臣贼子自然畏惧，乱臣贼子畏惧那么天下就治理好了。孔子的时代本来安定，所以把这当作一种治理，便于阐述他的治乱之说罢了。孟子与孔子道相同而迹不同，孔子言语质朴真实，孟子生于战国，崇尚议论风采，他的话多有不可拘泥的，如果拘泥，就会出错。比如以诡辩劝谏而怂恿、好货好色，不将成为逢迎君主的恶行吗？这难道是尚论圣贤所应该的吗？知道这一点，那些竖儒笨伯事事必求使乱臣贼子畏惧的理由，真不值一笑。

世俗儒者解说《春秋》，能领会孔子意旨的是上等。叙述一件事必定符合前后，论述周全无遗漏，使人一看首尾，就明白的是中等。如果只是就这一件事评论善恶得失、灾祥报应，肤浅的套话，漫无边际充满篇幅，这是史论，与经旨毫无关系，这是下等。我看见宋人解说《春秋》大抵不出下等，而宋以后至今各家也不能避免，我著书坚决去除这种弊病，宁可简略，不敢一字稍涉史论，读者请审察。

书中取义的用○标记，书法的用△标记，注字在旁边，没有标记的大概都是旧史原文，不敢对圣言有所点污，实在希望得到圣人旨意的一二，了解我的人请体谅。

无例之说既在前面完备，又在经文之下各详述，书成之后，又荟萃诸传及后人制造的种种谬例，如牛毛茧丝般细微，分条明辨，名叫《春秋无例详考》（“春秋”，中研本作“春称”，今据北图本改。），附在后面。唉！竭尽我的愚诚，大声疾呼再三，希望世人醒悟，并且使阅览此书就能明白，无需旁搜曲讨。

《春秋通论》卷一

新安首源姚际恒

隐公、惠公是庶子，在位十一年。

《春秋》始于隐公，必定是当时只就鲁史原本从隐公开始。其前或许另有史官，或许散佚难以查考，都未可知，没有其他意义。有人以平王来说，鲁史与周事无关，况且为什么不托始于东迁之时，而托始于其末年呢？

元年

诸侯奉行天子的正朔，他们拥有国家，就各自以起始之年为元年，这由来已久了。

春王○取○义正月。

王者，是君，是主。春是四时之首，一岁所寄托的开始，犹如君主的意义，所以说“春王”，称这个名称，是为了重视天时、端正岁首。春虽然是二、三月，也必定称“王”，而夏、秋、冬虽然是四、七、十月，也不称“王”，后世在春称青帝、东皇，虽然接近不经，但未曾不是本于此为其名。这出自孔子的取义，而不是鲁史旧文。怎么看出呢？有“春”下无“王”的，是仍旧文偶尔遗漏罢了。《春秋》本来无例，后人不明此旨，把“王”当作王者之王，附会孔子尊王之义，把“春”字句绝，“王正月”三字连读，不知道孔子固然尊王，但以史纪事之月而寓尊王之义，也殊无意义。《春秋》之时，侯国虽强，王室虽弱，即使以桓、文之强大，还秉持正朔，未闻敢有改易，难道担心我鲁不奉行正朔，而特加“王”以明示吗？况且王称“天王”，也是孔子的取义，而有时也仍旧文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