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通论卷一
「王」，所谓春秋无例也。若「春王」则惟一「王」字，并不称「春天王正月」，此亦可见「春王」之王，非王者之王也。自予道破此旨，学者试平心思之。「春」之下，「正月」之上，夹入一王者「王」字于中，岂不近稚?以「王」属「春」下固不可，若以「王」属「正月」上，正月固周王之正月也，建子。春独非周王之春乎?改时。当日「王春正月」乃可，何以独曰「王正月」乎?又若「王」字主于尊王，则一岁之正月足矣，何必兼二三月而言邪?兼二三月言，是以「春王」为义，而非「王正月为义明矣。不然，二三月可王，四五月以往，何不皆可王乎?惟其错解「王」字，所以有后来夏时冠周月之谬说，苟知「春王」二字本相连，奚至有此谬说哉?令常人不必通春秋之义者，顺口读去，必曰「春王二字连。正月」，而不曰「春一字断。王正月」者，亦可见人心之有同然也。且左氏亦曰「春王周正月」，以「春王」二字连读，否则，当以「春」字句绝，又曰「周王正月」乃可，今日「王周」，岂成文理耶?是「王」之属「春」不属「正」，尤断断然矣。若夫正月之为建子也，春之为子月之冬也，前人已多辨正，力破邪说，人多知之，可无俟予赘矣。经凡四公不书即位，此隐公与庄、闵、僖公也。盖皆即位于先君之年，故不书也。详无例详考。左氏于此谓「不书即位，摄也」。据谓隐公、桓公均非适，而隐居长，则自应立，岂可谓之摄乎?隐在位十一年，生称「公」，死称「薨」，与他公同，初无摄之事迹可证，固不待欧阳氏而后知其谬矣。所以然者，由左氏不得其不书即位之义，于四公皆附会其说以实之。谓庄不书即位，为文姜出故也；闵不书即位，为乱故；僖不书即位，为公出故，皆非其事而妄言。详无例详考。于隐公益无以言之，则创以为摄，尤属凿空无据。合而观之，其悉为附会，昭然可见矣。彼第从「摄」之一字辨之者，犹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耳。
译“王”字，是所谓《春秋》中没有先例的。如果作“春王”，那就只有一个“王”字，并不称作“春天王正月”，这也可见“春王”中的“王”，并非君王的“王”。自从我把这个主旨说破后，学者们试着平心静气地思考一下。“春”字之下，“正月”之上，夹入一个君王的“王”字在中间，难道不近乎幼稚吗？把“王”归属于“春”之下固然不可以，如果把“王”归属于“正月”之上，正月固然是周王的正月，建子之月。春天难道不是周王的春天吗？改换时节。当时说“王春正月”才是可以的，为什么偏偏说“王正月”呢？又如果“王”字的主旨在于尊崇周王，那么一年中的正月就足够了，何必连带二、三月一起说呢？连带二、三月来说，是以“春王”为义，而不是以“王正月”为义，这就很明显了。不然的话，二、三月可以称“王”，四、五月以后，为什么不可以都称“王”呢？正因为错误地解释了“王”字，所以才有后来用夏历的时节冠以周历月份的谬论，如果知道“春王”二字本来相连，哪里会到这种谬论呢？让不通晓《春秋》义理的普通人，顺口读下去，必定说“春王”二字连读，“正月”，而不会说“春”字断开，“王正月”的，这也可见人心有共同认可之处。况且《左传》也说“春王周正月”，把“春王”二字连读，否则，应当在“春”字处断句，又说“周王正月”才通顺，现在说“王周”，难道符合文理吗？因此，“王”字归属于“春”而不归属于“正”，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正月是建子之月，春天是子月之冬，前人已多有辨正，极力破除邪说，人多知道，不必等我赘述了。经文中凡有四位国君不记载即位，这是隐公与庄公、闵公、僖公。大概都是在前任国君在位的那一年即位的，所以不记载。详见《无例详考》。《左传》在这里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摄政”。据称隐公、桓公都不是嫡长子，而隐公年纪最长，那么自然应该立为国君，怎么能说是摄政呢？隐公在位十一年，生前称“公”，死后称“薨”，与其他国君相同，起初就没有摄政的事迹可以证明，本来不需要等到欧阳修之后才知道它的错误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左传》不明白不记载即位的含义，在四位国君身上都附会说法来充实它。说庄公不记载即位，是因为文姜出奔的缘故；闵公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动乱的缘故；僖公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国君出奔的缘故，都不是事实而妄加议论。详见《无例详考》。对于隐公更加没有话可说，就凭空捏造说是摄政，尤其属于无中生有、没有根据。综合来看，它们全都是附会，显而易见。那些仅仅从“摄”这一个字来辨析的人，还只知道它是这样，却不知道它为什么是这样罢了。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邾，近鲁小国，非附庸也，仪父其大夫也。鲁、邾以邻国相盟，邾子不亲至，而使大夫往，其后亦然，是必有疾不能往也。仪父，名，古多以「父」为名，如蔡侯考父、齐侯禄父可证。左氏谓即邾子克，其谬有三：克为名，则仪父为字，全经于诸侯未有称字者，一；诸侯卒，名，及灭国、出奔，或名，从未有盟而称名与字者，二；前称邾仪父，后称邾子克，经从无此体，三。
夏五月，郑伯克书△法段于鄢。
「克」者，胜之之辞，敌国则言伐、言败、言取。全经无言「克」者，今变文言「克」，则以其为兄弟之亲，不可以敌国言，此孔子之书法也。左氏曰：「称郑伯，讥失教也」。称「伯」是其爵，并无讥意。又曰：「段不弟，故不言弟。」然则，楚世子商臣弒父，称「子」，岂予其为子乎?又曰：「如二君，故言克。」二君从未言克也。又曰：「不言『出奔』，难之也。」经于来告则书，不告则不书，岂有来告而难之不书乎?且经于内讳，未尝于外讳，何难之有?可见摘取经字造为谬例，实左氏之作俑也。
秋七月，天王○取○义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天子，常称也，春秋时皆称天子为王，故孔子加「天」于王上，犹之称「天子」也。且以当时楚、吴诸国有僭称王者，故加天以别之，此孔子尊王之义之大者，所以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天王」字他经无见，况史臣乎!其出孔子新意可知王称「天王」，春称「春王」，王之天犹春之王，正是一类语义，亦可无疑于「春王」矣。宰，非冢宰也，宰本为有职之通称，如邑宰亦称宰是也。经称宰有二：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与此宰同，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来聘」，「周公」，称爵不名，则为冢宰可知也。仲子，惠公妾，桓公母，此必鲁以惠公及仲子之丧同赴于周，故天王亦同下赗诸侯，礼也。惠公、仲子，二襚也，不书「及」，二襚同也。或作「惠公之仲子」解，谓以天子之尊，下赗诸侯之妾为非礼，不知此云「惠公、仲子」，与书「僖公、成风」同，若云「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风」，无论君与妾、子与母，前后不应混同其文，而春秋亦断断无此书法也。左氏谓「缓，且子氏未薨，故名。」按：天王下赗诸侯，距隐公改元方七八月，何云缓乎?其云「子氏未薨」，尽人知其谬。赗者，因其来赴告也，世无不赴告而预赗生者之理，盖误认二年「夫人子氏薨」为仲子也，因是谷梁又以仲子为惠公母、孝公妾，以证其蚤薨，尤可怪，其事于何据乎?乃主其说者谓据僖公、成风之例，不知谷梁正误解「僖公、成风」耳。说见上。至云「赗人之母则可，赗人之妾则不可」，反若全赖此解为天王出脱者，则更可笑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宿，小国，近宋。见庄十年「宋人迁宿」。兹公往宿与宋人盟，而宿亦与可知。「及」，公及也，或言「公及」，或言「及」，无例。谓此为「内称及，外称人」，两微者也，非也。「人」者，通上下之称，或亦微者，未可知，若内及，则不必微者也。庄二十二年「及齐高徯盟于防」，又谓「不言公，讳与大夫盟也」，何居?或亦以此为「公及」，谓不言「公」为内讳，然庄九年「公及齐大夫盟于蔇」又何居?「及」犹与也，书「及」，或主我，或主彼，均不可知，无例。左氏于前「及邾仪父盟」，谓公「欲求好于邾」；于此谓「公立而求成焉」，皆为「摄」之一字为此揣摹之说耳。故凡谓「及」者我所欲与，内为主，又皆祖此为说，俱不可从。
冬十二月，祭伯来取○义。
「来」，来朝也。王臣来朝，不可以训，故上不言「使」，下去「朝」字。
公子益师卒。
公子而纪其卒，未有不为大夫者，书「公子」，常也。间有书「大夫公子」者，亦同，无例。不日，史阙，亦无例。
二年春，公会戎于潜。
「会」者，两相会之
译三月，鲁隐公与邾国的仪父在蔑地结盟。
邾国是靠近鲁国的小国，并非鲁国的附庸，仪父是邾国的大夫。鲁国与邾国以邻国身份结盟，邾国国君没有亲自前来，而是派遣大夫前往，此后也是如此，这必定是因为邾君患病无法前来。仪父是名字，古代常以“父”作为名字，如蔡侯考父、齐侯禄父可以证明。《左传》认为仪父就是邾子克，其错误有三：克是名字，那么仪父就是字，整部《春秋》中对于诸侯没有称字的，这是第一；诸侯去世时称名，以及灭国、出奔时，有时也称名，从未有在结盟时既称名又称字的，这是第二；前面称邾仪父，后面称邾子克，《春秋》中从来没有这种体例，这是第三。
夏五月，郑伯在鄢地打败了共叔段。
“克”是战胜的用语，对待敌国则说伐、说败、说取。整部《春秋》中没有说“克”的，现在变文说“克”，是因为他们是兄弟之亲，不可以用对待敌国的言语，这是孔子的书法。《左传》说：“称郑伯，是讥讽他失教。”称“伯”是他的爵位，并没有讥讽的意思。又说：“段不悌，所以不说弟。”那么，楚世子商臣弑父，称“子”，难道是肯定他作为儿子的身份吗？又说：“如同两位国君，所以说克。”两位国君从未说过克。又说：“不说‘出奔’，是难以启齿。”《春秋》对于来告的就记载，不告的就不记载，哪有来告却因难以启齿而不记载的呢？况且《春秋》对内避讳，未曾对外避讳，有什么难以启齿的？可见摘取经文文字制造谬误的体例，实在是《左传》开创的。
秋七月，天王派遣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赗赠。
天子，是常称，春秋时都称天子为王，所以孔子在王上加“天”，如同称“天子”一样。况且当时楚、吴等国有僭越称王的，所以加天以区别，这是孔子尊王大义的重要体现，所以说“其中的义理是我窃取的”。“天王”二字在其他经书中没有见到，何况史官呢！这出自孔子的新意可知。王称“天王”，春称“春王”，王的“天”如同春的“王”，正是一类语义，对“春王”也可以无疑了。宰，不是冢宰，宰本是有职事的通称，如邑宰也称宰就是这样。经文中称宰有两种：桓公四年“天王派遣宰渠伯纠来聘”，与此处的宰相同；僖公三十年“天王派遣宰周公来聘”，“周公”称爵不名，那么是冢宰就可以知道了。仲子，是惠公的妾，桓公的母亲，这必定是鲁国因惠公及仲子的丧事一同赴周告知，所以天王也一同向下赗赠诸侯，这是合乎礼的。惠公、仲子，是两具衣衾，不写“及”，是因为两具衣衾相同。有人解释为“惠公的仲子”，认为以天子的尊贵，向下赗赠诸侯的妾是不合礼的，不知道这里说“惠公、仲子”，与记载“僖公、成风”相同，如果说“惠公的仲子”、“僖公的成风”，无论君与妾、子与母，前后不应混同其文，而《春秋》也断然没有这种书法。《左传》说“迟缓，而且子氏尚未去世，所以称名。”按：天王向下赗赠诸侯，距离隐公改元才七八个月，为什么说迟缓呢？他说“子氏尚未去世”，所有人都知道这是错误的。赗赠，是因为他们来赴告丧事，世上没有不赴告而预先赗赠活人的道理，大概是误认了二年“夫人子氏薨”为仲子，因此《谷梁传》又以仲子为惠公母、孝公妾，以证明她早逝，尤其奇怪，这件事有什么依据呢？于是主张此说的人说依据僖公、成风的例子，不知道《谷梁传》正是误解了“僖公、成风”。说法见上文。至于说“赗赠别人的母亲可以，赗赠别人的妾不可以”，反而好像完全依赖此解为天王开脱，那就更可笑了。
九月，与宋人在宿地结盟。
宿，是小国，靠近宋国。见庄公十年“宋人迁移宿国”。这次鲁公前往宿地与宋人结盟，而宿国也参与可知。“及”，是鲁公及，有时说“公及”，有时说“及”，没有定例。说这是“内称及，外称人”，两者都是微贱者，不对。“人”，是通上下之称，或者也是微贱者，未可知，如果是内及，则不必是微贱者。庄公二十二年“与齐高徯在防地结盟”，又说“不说公，是避讳与大夫结盟”，这是什么道理？或者也以此作为“公及”，说不说“公”是内讳，然而庄公九年“公与齐大夫在蔇地结盟”又是什么道理？“及”如同与，记载“及”，或者以我为主体，或者以彼为主体，均不可知，没有定例。《左传》对于前面“与邾仪父结盟”，说公“想要求好于邾”；对于此处说“公即位而求成”，都是因为“摄政”一个字而做的揣测之说罢了。所以凡是说“及”是我所想要与的，内为主，又都祖述此说，都不可采纳。
冬十二月，祭伯来朝见。
“来”，是来朝见。王臣来朝见，不可以训示，所以上面不说“使”，下面去掉“朝”字。
公子益师去世。
公子而记载其去世，没有不是大夫的，书“公子”，是常例。间或有书“大夫公子”的，也相同，没有定例。不记日期，是史官缺漏，也没有定例。
二年春，鲁公与戎人在潜地相会。
“会”，是两方相会
辞，或内为主，或外为主，均不可知，无例。必谓会为「外为主」，非也。然考其地，则亦有可知者。潜，鲁地，是戎来而我会之也。春秋之时，戎杂居中国久矣，公会之，要亦有不得已者与?然据义，中国不当与戎为盟会，此亦直书其事而义自见者，无讥意。
译盟会的辞例，有时以内部为主，有时以外部为主，都不可确知，没有定例。如果一定说这次会盟是“以外部为主”，那是不对的。然而考察其地点，却也有可以推知的。潜是鲁国的土地，这是戎人前来而我们会同他们。春秋时期，戎人杂居在中原地区已经很久了，鲁公会同他们，大概也有不得已的原因吧？然而根据礼义，中原国家不应当与戎人结盟会合，这里只是直书其事而大义自现，并没有讥讽的意思。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小国，近莒，鲁之地，盖尝属鲁，兹莒取之。人者通上下之称，故书人无例。莒亦小国，故常书人。
无骇帅师入极。
凡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不可称「公曾孙」，则为之赐族，族即氏也，孙尝以王父字为氏，此无骇据左氏谓公子展之孙，则当为展氏矣。左氏子(于)「子」，二本同，疑当作「于」。八年「无骇卒」乃云「羽父请谥与族」，请谥，可也，请族，非也。焉有终身为大夫而无氏者哉!决不待卒而后请族明矣。说详「无骇卒」下。极亦近鲁莒，附庸小国。春秋初，鲁大夫无专兵之事，凡称某帅师者，皆公使之也，故或书「公使」，或不书「公使」，无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盟，日，不日，无例。余说见前「会戎」下。
九月，纪履緰来逆女。冬十月，伯姬归于纪。
伯姬，惠公之女。先言「女」者，从外称也，再言「伯姬」，从内称也。逆女或称使，或不称使，无例。大夫或称名，或称字，亦无例。以不称使谓昏礼，不称主人，撰为「有母」、「无母」之说，谬甚。以书大夫名谓非正，讥不亲迎，尤鄙儒之见。天子诸侯无亲迎之礼，所谓「亲迎」者，迎于境上，非远适他国也。
纪子伯、莒子盟于密
纪、莒皆近齐，而纪尤甚，故纪既昏鲁，而要莒为盟，以防齐也。左氏谓「鲁故也」，则以其昏鲁而要莒盟，使莒、鲁交好，殊迂。「子伯」，字必有误，或「伯」字衍，左氏以「伯」为「帛」，然不应大夫先诸侯。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二本原阙此条，今据经文补入。
左氏以为桓公之母即仲子，则是元年天王先赗矣，谬不待辨。公羊以为隐公之母，谓不书「葬」，成公之意，子不终为君，母亦不终为夫人，亦谬。经已明言「夫人」矣，惟谷梁以为隐公夫人，近是，故人多从之。公在，故不书「葬」。
郑人伐卫。
左氏谓郑此郑讨公孙滑之乱。经于郑伐卫书，于卫伐郑何以不书?未敢信，后仿此。言「伐」，有言「战」者，有不言「战」者，言「战」，详也，不言「战」，略也，无例。既伐矣，安有不战者哉?谓不言「战」，卫已服，此鲰生之见。卫非弱小于郑，何事兵临而即服耶?四年「卫人伐郑」，卫之未服，居然可见。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食必书，志变也。或言月与朔，或言日，或言朔，或不言日与朔，史之详略异而失之也。「日有食之」，本之小雅，可见古人亦用经。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崩，孙桓王立。天王崩，或志「崩」，不志「葬」，或志「崩」、志「葬」，史之详略异也，无例。杜氏谓「不书葬，鲁不会」，非也。凡书「葬」，不必定是鲁会，必如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师，葬景王」，始是鲁会也。不独天王，凡诸侯书「葬」皆然，往会则书，其但书「葬」而不言「某往」者，亦非鲁会也。说详无例详考。天子崩，诸侯本有会葬之理，但夷陵至于春秋，王室弱，诸侯强，不知有王矣。难以这诸侯会之礼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左氏作「君」，公、谷作「尹」。（北图本缺此条小注。）
尹氏，周之世卿，尹吉甫之后，当时皆称其为尹氏，不敢名也。如诗「尹氏大师」，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周卿士不「卒」，「卒」者，亦如文三年「王子虎卒」，定四年「刘卷卒」，但彼名此不名异耳。书「刘卷卒」者，以其新在会也，若此尹氏与王子虎，以其权势所在而和交之故书与?尹氏，不书名、不书爵，盖循当时之称，亦第曰「尹氏」耳，则以名字爵位为褒贬者，其非可知矣。不然，以其有罪，却其爵可也，何为并却其名耶?惟其所书如此，故左氏不解，而以为「君氏，声子也」与?
秋，武氏子来求赙。
鲁不奔丧、会葬，可也，岂赙礼亦不致乎?书「来求赙」，以见
译夏五月，莒国人攻入向国。
向国是个小国，靠近莒国，是鲁国的土地，大概曾经隶属于鲁国，这次莒国夺取了它。“人”是上下通用的称呼，所以记载“人”没有固定的体例。莒国也是小国，所以常常记载为“人”。
无骇率领军队攻入极国。
凡是诸侯的儿子称为“公子”，公子的儿子称为“公孙”，公孙的儿子不能称为“公曾孙”，就赐给他族氏，族就是氏。孙子曾经以祖父的字作为氏，这个无骇根据《左传》说是公子展的孙子，那么应当是展氏了。《左传》中的“子”字，两个版本相同，怀疑应当作“于”。八年记载“无骇去世”时才说“羽父请求赐给谥号和族氏”，请求谥号，是可以的；请求族氏，则不对。哪有终身做大夫却没有氏的呢！决不会等到去世后才请求族氏，这是显而易见的。详细说法见“无骇去世”条下。极国也靠近鲁国和莒国，是依附的小国。春秋初期，鲁国大夫没有专擅兵权的事，凡是称某人率领军队的，都是国君派遣的，所以有时记载“公使”，有时不记载“公使”，没有固定的体例。
秋八月庚辰日，国君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结盟，有时记载日期，有时不记载日期，没有固定的体例。其余说法见前面“会见戎人”条下。
九月，纪国的履緰来迎娶新娘。冬十月，伯姬嫁到纪国。
伯姬是惠公的女儿。先说“女”，是从外国的称呼；再说“伯姬”，是从本国的称呼。迎娶新娘有时称派遣，有时不称派遣，没有固定的体例。大夫有时称名，有时称字，也没有固定的体例。因为不称派遣就认为是婚礼，不称主人，编造出“有母亲”、“无母亲”的说法，错误得很。因为记载大夫的名就认为是不正统，讥讽不亲自迎娶，更是浅陋儒生的见解。天子诸侯没有亲自迎娶的礼仪，所谓的“亲自迎娶”，是指在边境迎接，并不是远赴他国。
纪国的子伯、莒国的国君在密地结盟。
纪国、莒国都靠近齐国，而纪国尤其靠近，所以纪国刚与鲁国通婚，就要求莒国结盟，以防范齐国。《左传》说是“鲁国的缘故”，即因为与鲁国通婚而要求莒国结盟，使莒国、鲁国交好，这很迂腐。“子伯”这个字必有错误，或者“伯”字是衍文，《左传》把“伯”当作“帛”，但大夫不应排在诸侯前面。
十有二月乙卯日，夫人子氏去世。两个版本原本缺少这条，现在根据经文补入。
《左传》认为桓公的母亲就是仲子，那么就是元年周天子先赠送助丧财物了，错误不必辩驳。《公羊传》认为是隐公的母亲，说不记载“葬”，是成全桓公的意思，儿子不能最终做国君，母亲也不能最终做夫人，这也是错误的。经文已经明确说是“夫人”了，只有《谷梁传》认为是隐公的夫人，比较接近事实，所以人多跟随它。国君在位，所以不记载“葬”。
郑国人攻打卫国。
《左传》说郑国这次是讨伐公孙滑的叛乱。经文记载郑国攻打卫国，对于卫国攻打郑国为什么不记载？不敢相信，以后仿照此例。说“伐”，有的说“战”，有的不说“战”，说“战”，是详细；不说“战”，是简略，没有固定的体例。既然攻打，哪有不打仗的呢？说不说“战”，是因为卫国已经屈服，这是浅薄学者的见解。卫国并非弱小于郑国，为什么军队一到就屈服呢？四年“卫国人攻打郑国”，卫国没有屈服，显然可见。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
日食必定记载，是记录灾变。有的说月份和朔日，有的说日期，有的说朔日，有的不说日期和朔日，这是史官详略不同而造成的失误。“日有食之”，本于《小雅》，可见古人也引用经典。
三月庚戌日，周天子去世。
平王去世，孙子桓王即位。周天子去世，有的记载“崩”，不记载“葬”，有的记载“崩”、记载“葬”，这是史官详略不同，没有固定的体例。杜预说“不记载葬，是因为鲁国没有参加”，不对。凡是记载“葬”，不一定是鲁国参加，必须像昭公二十二年“叔鞅前往京师，安葬景王”，才是鲁国参加。不仅是周天子，凡是诸侯记载“葬”都是这样，前往参加就记载，那些只记载“葬”而没说“某人前往”的，也不是鲁国参加。详细说法见无例详考。天子去世，诸侯本来有会葬的道理，但是从夷陵到春秋时期，王室衰弱，诸侯强大，不知道有天子了。难以实行诸侯会葬的礼仪。
夏四月辛卯日，尹氏去世。《左传》作“君”，《公羊传》、《谷梁传》作“尹”。（北图本缺少这条小注。）
尹氏，是周朝的世卿，尹吉甫的后代，当时都称他为尹氏，不敢直呼其名。如《诗经》中的“尹氏大师”，昭公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就是这样。周朝卿士不称“卒”，称“卒”的，也如文公三年“王子虎去世”，定公四年“刘卷去世”，只是那里称名这里不称名不同罢了。记载“刘卷去世”，是因为他新近参加会盟，像这个尹氏和王子虎，是因为他们的权势所在而友好交往所以记载吗？尹氏，不称名、不称爵位，大概是遵循当时的称呼，也只叫“尹氏”罢了，那么以名字爵位作为褒贬的说法，其错误可知了。不然，因为他有罪，剥夺他的爵位可以，为什么连他的名字也剥夺呢？正因为所记载的是这样，所以《左传》不理解，而认为“君氏，是声子”吗？
秋，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财物。
鲁国不奔丧、不会葬，是可以的，难道助丧的礼物也不送吗？记载“来请求助丧财物”，以显示
王之过小，鲁之过大矣。不书「王使」，未逾年，不称不也。称「武氏子」者，大夫之子，遗其名也。
译周王的过错小，鲁国的过错大。史书不记载“王使”，是因为周王在位未满一年，所以不称“王”也不称“不”。称“武氏子”，是因为他是大夫之子，所以省略了他的名字。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天子曰「崩」，诸侯曰「薨」，今外诸侯皆称「卒」者，嫌与内君称「薨」同也。或曰「从赴称卒」，非也。外诸侯卒，书日书名，常也。或不日或不名，阙也，无例。
冬十有二日，齐侯、郑伯盟于石门。
石门，齐地，郑庄要盟于齐僖。是时，鲁、宋为一党，齐、郑为一党，而齐、郑尤为强，宋、郑之争始此，而齐之伯亦由是以肇焉。
癸未，葬宋穆公。
外诸侯书「葬」，说者谓鲁人往会，故书。今按之殊不然。使凡书「葬」皆鲁往会，则如宣十年「公子归父如齐葬齐惠公」，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之类何以书，而其它皆不书乎?且如哀十五年五月「公至自伐齐，葬齐悼公」，方伐之归，而即遣人会葬，必无此理也，说详无例详考。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
莒，小国也，前既入向，兹又伐杞，取其邑，何其暴与!
戊申，卫州吁弒其君完。
春秋公子弒君者，适人、归生比，皆书「公子」，独州吁、无知不书，岂同一弒君父也，又分别贤否与?故书「公子」与不书「公子」，无例。邪说者乃谓「以国氏」，夫不书国，知为何国事乎?又谓罪君父不待以公子之道，若然，乱臣贼子皆得以借口，不惧而反喜矣。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清，卫地，前公与宋盟于宿，兹宋欲伐郑，将搂鲁、卫以共伐，故与遇于卫地，此宋所欲明甚，然则谓「及」为我所欲者，非可知矣。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伐郑之役，据左氏谓宋殇公之立，以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故谋伐郑。今观首书「宋公」，则宋为主兵以雠郑可知也，卫则为其所搂，且非君往，故与蔡同称「人」。或专以卫为言，卫固杀君，于此条则无与也。
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夏，四国伐郑，不得志，至是要鲁，鲁使大夫帅师，复共伐之。春秋书法，凡大夫出征皆不书「公使」，其鲁大夫出征，春秋前之为公使者在焉，后之专兵者亦在焉。左氏见不书「公使」，遂谓「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公不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此昧于经之书法无「公使」之文，而附会为此说也。鲁、宋交好，盟于宿，又遇于清，岂有来乞师而不与者乎?春秋之初，大夫无专兵之事，因其同一书法，而遂以后之大夫专兵目前，其误甚矣，不可不辨。称「公子」与不称「公子」，无例。桓三年「公子翚如齐逆女」，又称「公子」矣。左氏于此曰「书曰『翚帅师』，疾之也」，于逆女曰「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夫桓自娶夫人，与先君之好何与?且先君之好，惠公事也，于何征之乎?是此等例实起于左，于公、谷何这焉?公、谷袭左而益肆其邪说耳。
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
杀州吁称「人」，不得其实也。左氏以为石碏，果尔，经当书其名矣。
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
立君未有书者，为人所立则书，以见其国乱无主，权移于下也。此直书其事，而义自见者。若夫国不可一日无君，而晋之恶，此时又未着，固无不宜立之意在也。左氏亦谓石碏立，经亦书「人」，不必从。或以不书「公子」为贬，则尹氏立王子朝，书「王子」，岂褒乎?
五年春，公观鱼于棠。
非礼也。
夏四月，葬卫桓公。秋，卫师入郕。
郕，卫之邻国，卫宣初立伐邻，见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
考，成也。立宫以祀仲子，宜也。礼，妾附于妾祖姑，此谓有子者则例得入庙世祭矣。鄙儒谈礼，一切皆谬，总因「常事不书」之一语误之也。仲子，桓母，必贵在隐母之上。然隐、桓均庶，则隐长为宜立，而桓在隐世膺天王之赗，得降其母，故隐亦为之立宫献羽，桓骎以强，卒致乎弒兄。左氏以仲子为桓，是也，以为即子氏，非也。辨见前。季明德又以仲子为
译八月庚辰日，宋公和去世。
天子去世称为“崩”，诸侯去世称为“薨”，如今外诸侯都称“卒”，是因为忌讳与内君（鲁君）称“薨”相同。有人说“是依照报丧的称呼称‘卒’”，这是不对的。外诸侯去世，记载日期并记载名字，是常例。有时不记载日期或不记载名字，是因为史实缺失，没有固定体例。
冬季十二月，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
石门是齐国的地方，郑庄公在齐僖公那里结盟。当时，鲁国、宋国为一派，齐国、郑国为一派，而齐国、郑国尤其强大，宋国与郑国的争斗从此开始，而齐国的霸业也由此发端。
癸未日，安葬宋穆公。
外诸侯记载“葬”，解说者认为是因为鲁国人前往参加葬礼，所以记载。现在考察这完全不是这样。假如凡是记载“葬”都是因为鲁国人前往参加，那么像宣公十年“公子归父到齐国安葬齐惠公”，昭公三年“叔弓到滕国安葬滕成公”这类为什么记载，而其他都不记载呢？况且像哀公十五年五月“公从伐齐回来，安葬齐悼公”，刚讨伐回来，就立即派人参加葬礼，一定没有这种道理，详细说法见《无例详考》。
四年春季周王二月，莒国人攻打杞国，夺取了牟、娄两地。
莒国是小国，先前已经攻入向地，现在又攻打杞国，夺取其城邑，多么残暴啊！
戊申日，卫国的州吁弑杀了他的国君完。
春秋时期公子弑杀国君的，像适人、归生相比，都记载“公子”，唯独州吁、无知不记载，难道同样是弑杀君父，又要区分贤与不贤吗？所以记载“公子”与不记载“公子”，没有固定体例。邪说的人竟然说“是用国氏称呼”，如果不记载国名，怎么知道是哪国的事呢？又说弑杀君父不等待用公子的道理来定罪，如果这样，乱臣贼子都可以借此借口，不惧怕反而高兴了。
夏季，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
清是卫国的地方，先前公与宋国在宿地结盟，现在宋国想要攻打郑国，将拉拢鲁国、卫国共同讨伐，所以在卫国地方相遇，这是宋国想要明确表明的，然而说“及”是我方想要的，这是可以知道的。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攻打郑国的战役，根据《左传》说是因为宋殇公即位，公子冯出奔到郑国，郑国人想要接纳他，所以谋划攻打郑国。现在看首先记载“宋公”，那么宋国作为主兵报复郑国是可以知道的，卫国是被其拉拢，况且不是国君亲自前往，所以与蔡国同称“人”。有人专门以卫国来说，卫国固然弑杀国君，在这条记载中却没有关系。
秋季，翚率领军队会合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夏季，四国攻打郑国，没有得逞，到这时拉拢鲁国，鲁国派遣大夫率领军队，再次共同攻打。春秋的书写法则，凡是大夫出征都不记载“公使”，其中鲁国大夫出征，春秋前期作为公使的在，后期专断兵权的也在。《左传》看到不记载“公使”，就说“宋公派人来请求出兵，公推辞了，羽父请求率领军队会合，公不允许，他坚持请求才出发，所以记载为‘翚帅师’，是痛恨他。”这是不明白经文没有“公使”文字的书写法则，而附会出这种说法。鲁国、宋国交好，在宿地结盟，又在清地相遇，哪有来请求出兵而不给的？春秋初期，大夫没有专断兵权的事，因为同样的书写法则，就用后来的大夫专断兵权来推测，错误很大，不能不辨明。称“公子”与不称“公子”，没有固定体例。桓公三年“公子翚到齐国迎娶新娘”，又称“公子”了。《左传》在这里说“记载为‘翚帅师’，是痛恨他”，在迎娶新娘时说“修好先君的友好关系，所以称‘公子’”，桓公自己娶夫人，与先君的友好关系有什么关系？况且先君的友好关系，是惠公的事，从哪里征引呢？这些体例实际上起源于《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有什么关系呢？《公羊传》、《谷梁传》沿袭《左传》而更加放肆地宣扬邪说罢了。
九月，卫人在濮地杀死了州吁。
杀死州吁称“人”，是因为不知道实情。《左传》认为是石碏，果真如此，经文应当记载他的名字了。
冬季十二月，卫人拥立晋为国君。
拥立国君没有记载的，被人拥立则记载，以显示其国家混乱没有君主，权力下移。这里直接记载其事，而意义自然显现。至于国家不能一天没有国君，而晋的恶行，此时又不明显，本来没有不宜拥立的意思。《左传》也说石碏拥立，经文也记载“人”，不必遵从。有人以不记载“公子”为贬义，那么尹氏拥立王子朝，记载“王子”，难道是褒义吗？
五年春季，公在棠地观看捕鱼。
这是不合礼制的。
夏季四月，安葬卫桓公。秋季，卫国的军队攻入郕国。
郕国是卫国的邻国，卫宣公刚即位就攻打邻国，可见其残暴。
九月，建成考仲子的宫殿。
考，是完成的意思。建立宫殿来祭祀仲子，是适宜的。礼制，妾附祭于妾的祖姑，这是说有儿子的妾就可以入庙世代祭祀了。浅陋的儒生谈论礼制，全都错误，总因“常事不记载”这一句话误导了他们。仲子，是桓公的母亲，必定地位尊贵在隐公母亲之上。然而隐公、桓公都是庶出，那么隐公年长适宜即位，而桓公在隐公在位时承受天王的赗赠，得以降低其母亲的地位，所以隐公也为其建立宫殿献祭羽毛，桓公逐渐强大，最终导致弑杀兄长。《左传》认为仲子是桓公的母亲，是对的，认为就是子氏，是错的。辨析见前文。季明德又以仲子为
隐母！按：子为君，当如僖公母成风称「夫人」矣，此何以不称「夫人」乎?其非可知已。盖不称「夫人」，以桓非君也。于此见春秋时何尝不严嫡庶之名分，而鄙儒犹多哓哓，何哉?
译隐公的母亲！按：儿子既然成为国君，应当像僖公的母亲成风那样被称为“夫人”了，这里为什么不称“夫人”呢？这就可知她并非嫡母了。大概不称“夫人”，是因为桓公并非国君。由此可以看出，春秋时期何尝不严格区分嫡庶的名分，而浅陋的儒生却仍然喋喋不休地争论，为什么呢？
初献六羽。
天子八佾，而鲁以祀文王用之，因以祀周公，驯至于群公之庙皆用之。今以妾母之宫始酌而从诸侯之六，孔子称初，有幸其合诸侯礼之意焉。
邾人、郑人伐宋。
邾，小国序于宋上者，是时无伯，以主兵者言也。然鲁、宋方睦，邾?连郑伐宋，宜乎后之为鲁伐与?
螟。
记灾也。
冬十月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左氏谓葬之加一等，岂以其书「公子」耶?后之书「公子卒」者多矣，岂皆葬之加等乎?甚矣其诬也!
宋人伐郑，围长葛。
此围而即还也，故次年春，郑人得以来输平，至冬，宋人又伐，乃取长葛耳。公、谷误以此围为直至次冬，安有围及一年之久者乎?谬例谓将卑师少称「人」，今伐而围其邑，其非师少可知。
六年春，郑人来输平。
郑方见逼于宋，惧鲁之复助宋也，故来输平。后八年，郑始来归祊，而鲁受之，或谓此时预许归祊，非也。
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
前此鲁、宋、卫为一党，齐、郑为一党，自郑输平之后，而鲁始得与齐盟，郑为之也。于是鲁、齐、郑为一党，而前之同宋伐郑者，后且同郑伐宋矣，其反复如此。
秋七月○取○义○
无事，时首必书，重天时也。则春又为三时之首，其书「春王」益可信矣，此亦孔子之取义。间有不书者，仍旧史偶遗之也，正以其有书、有遗而知之。
冬，宋人取长葛。
外取邑亦书，此书者，非以其久也，公、谷说误，见前。不言郑，蒙去年「伐郑，围长葛」之文，春秋一字不多设，于此可见。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
叔姬，媵也二本「媵也」下原有「媵也」二字，疑衍，今删。，媵不书，书之者，所以为日后归酅张本。书「归酅」者，所以着纪国之始终也。若谓以为贤而志之，替秋岂列女传耶?且文姜之秽迹，又何以详戴焉?甚矣!俗儒之论大抵如此。
滕侯卒。
小国君卒有不书名者，佚也。左氏谓「不书名，未同盟也」，非也。即以八年蔡侯考父卒言之，隐之世何尝与蔡同盟乎?不书「葬」，亦以国小略也。
夏，城中丘。
凡城必书，以设险动众，国之大事也，非以其不时讥也。
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既盟于艾矣，又来聘，齐、鲁交好也。或称「弟」，或称「公子」，无例。泛则称「公子」，亲则称「弟」也。「齐侯使，弟不失亲亲之义，竖儒谓罪其有橱爱之私，然则待弟之道，固当困抑之、憎恶之乎?仁人之于弟也，亲爱之而已矣，其说云何?
秋，公伐邾。
元年与盟，今背盟以伐，直书之义自见矣。左氏谓「公伐邾，为宋讨」，非也。邾与郑伐宋已及二年，今鲁既结齐、郑，与宋渐疏，后且致伐，何为而为宋讨乎?盖鲁与邾邻，前虽与盟，至是欺其弱小而伐之，自此邾属于鲁而叛服不常，鲁多伐之矣。
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
楚丘鲁地，详僖二年「城楚丘」下。隐公虽与戎盟，然豺狼之性不可与交，庄公时即伐鲁矣，是时戎方窥鲁，见凡伯聘归而伐之以归。若以楚丘为卫地，此时未闻戎在卫地也，戎与狄异种，卫为狄患，不为戎患也。按：经于此自当书「伐」，若云「戎执凡伯于楚丘以归」，无故而执之，何与?又自当书「伐以归」，若云「戎伐凡伯于楚丘」，执之以归，非春秋书法谨严之意也。妄夫张皇言之，殊无谓。
八年春，宋公、卫侯遇于垂。
鲁既与郑平，宋、卫恐郑之亦结于齐也，故先为此遇，然后要齐为瓦屋之盟，所以绝郑也。左氏谓「齐侯将平宋、卫」，意谓平宋、卫于郑也，若然，十年，宋、卫何为入郑乎?
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 庚寅，我入祊△书△法△。
左氏谓郑以祊易许田，而经无其文，迨桓公之时，郑伯以璧假许田，是归祊为一事，假田为一事，当舍传而从经可也。郑欲
译起初进献六佾。
天子用八佾，而鲁国在祭祀文王时使用它，进而用于祭祀周公，逐渐发展到群公的庙宇都使用它。如今在妾母的宫庙开始酌酒，却跟随诸侯的六佾，孔子称其为“初”，有庆幸其符合诸侯礼制的意思。
邾人、郑人攻打宋国。
邾是小国，却排在宋国之上，这是因为当时没有霸主，是从主持军事的角度来说的。然而鲁、宋两国正和睦，邾国勾结郑国攻打宋国，难怪后来鲁国要攻打邾国。
发生螟灾。
这是记录灾害。
冬季十月二日辛巳，公子彄去世。
左氏认为葬礼规格加了一等，难道是因为记载了“公子”吗？后来记载“公子卒”的很多，难道都是葬礼加等吗？左氏的说法太荒谬了！
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
这次包围后随即撤军，所以第二年春天，郑国人得以前来讲和；到了冬天，宋国人再次攻打，才夺取了长葛。《公羊传》《谷梁传》错误地认为这次包围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冬天，哪有包围长达一年之久的呢？谬误的体例说将领地位低、兵力少称“人”，现在攻打并包围其城邑，可见并非兵力少。
六年春天，郑国人前来讲和。
郑国正被宋国逼迫，害怕鲁国再次帮助宋国，所以前来讲和。八年之后，郑国才来归还祊地，而鲁国接受了，有人说此时预先许诺归还祊地，这是不对的。
夏季五月辛酉，鲁庄公会齐侯，在艾地结盟。
此前鲁、宋、卫为一党，齐、郑为一党，自从郑国讲和之后，鲁国才得以与齐国结盟，这是郑国促成的。于是鲁、齐、郑成为一党，而先前与宋国一起攻打郑国的，后来反而与郑国一起攻打宋国，其反复无常就是这样。
秋季七月○取○义○
没有大事，时令之首必定记载，这是重视天时。那么春天又是三季之首，其记载“春王”就更可信了，这也是孔子所取的义理。偶尔有不记载的，是旧史偶然遗漏，正因为有记载、有遗漏，我们才知道这一点。
冬天，宋国人夺取长葛。
国外夺取城邑也记载，这次记载，不是因为时间久，公、谷的说法错误，见前文。不提及郑国，是承袭去年“伐郑，围长葛”的文意，《春秋》一字不多设，于此可见。
七年春天，王三月，叔姬嫁给纪侯。
叔姬是媵妾，二本“媵也”下原有“媵也”二字，疑为衍文，今删。媵妾不记载，记载她，是为了日后归酅做铺垫。记载“归酅”，是为了彰显纪国的始终。如果说因为贤德而记载，那《春秋》岂是《列女传》吗？况且文姜的秽行，又为何详细记载呢？太荒谬了！俗儒的议论大抵如此。
滕侯去世。
小国国君去世有不记载名字的，是遗漏。左氏说“不记名，是因为未结盟”，不对。就以八年蔡侯考父去世来说，隐公时代何曾与蔡国结盟呢？不记载“葬”，也是因为国家小而省略。
夏天，修筑中丘的城墙。
凡是筑城必定记载，因为设置险阻、动用民众，是国家大事，不是因为不合时宜而讥讽。
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既然在艾地结盟了，又来聘问，齐、鲁交好。有时称“弟”，有时称“公子”，没有定例。泛泛而言称“公子”，亲近则称“弟”。“齐侯派，弟弟不失亲亲之义，浅陋的儒生指责他有偏爱之私，那么对待弟弟的道，难道应当困抑他、憎恶他吗？仁人对待弟弟，只是亲爱他罢了，他们的说法怎么说得通呢？
秋天，鲁庄公攻打邾国。
元年与邾国结盟，现在背弃盟约去攻打，直书的义理自然显现。左氏说“公伐邾，是为宋国讨伐”，不对。邾国与郑国攻打宋国已经两年了，现在鲁国既与齐、郑结好，与宋国逐渐疏远，后来甚至导致攻打宋国，为何要为宋国讨伐呢？大概鲁国与邾国相邻，先前虽然结盟，至此欺侮其弱小而攻打它，从此邾国依附鲁国而叛服无常，鲁国多次攻打它。
冬天，周天子派凡伯来聘问。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把他带回。
楚丘是鲁地，详见僖公二年“城楚丘”下。隐公虽然与戎人结盟，但豺狼的本性不可与之交往，庄公时即攻打鲁国了，这时戎人正窥伺鲁国，见凡伯聘问归来而攻打他并带回。如果把楚丘当作卫国之地，此时没听说戎人在卫国之地，戎与狄不同种，卫国受狄患，不受戎患。按：经文于此自当书“伐”，如果说“戎执凡伯于楚丘以归”，无故而执拿他，何意呢？又自当书“伐以归”，如果说“戎伐凡伯于楚丘”，执拿他带回，不符合《春秋》书法谨严之意。妄人夸大其词，毫无意义。
八年春天，宋公、卫侯在垂地相遇。
鲁国既与郑国讲和，宋、卫恐怕郑国也与齐国结好，所以先进行这次相遇，然后邀齐国在瓦屋结盟，以此来断绝与郑国的关系。左氏说“齐侯将平宋、卫”，意思是平定宋、卫与郑国的关系，如果这样，十年时，宋、卫为何入侵郑国呢？
三月，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庚寅，我国进入祊地△书△法△。
左氏说郑国用祊地交换许田，而经文没有记载，等到桓公时，郑伯用璧借许田，这是归还祊地为一事，借田为一事，应当舍弃传文而从经文。郑国想要
鲁离宋、卫之党，故啖之以利。然归祊之日未尝不朵颐许田，特方欲结鲁，未敢遽言也，迨桓纂位之后，遂肆其欲，以璧假为名，卒取偿于鲁矣。阅前后经文，并非两相交易之谓也。祊非我有，曰「来归」，齐归郓、讙、龟阴田，我田也，亦曰「来归」，可见其无例矣。然例无而书法则有之，曰「我入祊」，明非我有也?齐归则无其文。春秋之初，内外大夫皆书名，无例。名宛，非贬也。
译鲁国背离了宋国、卫国的同盟，所以（齐国）用利益来引诱它。然而在归还祊地的时候，（齐国）没有不垂涎许田的，只是当时正想与鲁国结好，不敢立刻提出罢了。等到齐桓公即位之后，就放纵自己的欲望，以“借璧”为名义，最终从鲁国那里得到了补偿。查阅前后的经文，这并不是双方互相交易的意思。祊地不是我的，所以说“来归”；齐国归还郓、讙、龟阴三处田地，那是我的田地，也说“来归”，可见这并没有固定的体例。虽然没有固定的体例，但书法（笔法）却有讲究，说“我入祊”，明确表明祊地不是我的；齐国归还田地就没有这样的文字。春秋初期，无论是鲁国还是他国的大夫都直书其名，没有特别的体例。这里直书宛的名，并不是贬斥。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邪说谓宿未能同，名故「男卒」。按：蔡未同盟而名之，宿元无已同盟而不名，其说恰相反。
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
自隐元年至庄十四年，诸侯之会无伯者主之，惟主会者先焉；自庄十五年以后，诸侯之会皆伯者主之，以伯者先焉。此瓦屋之盟，宋主之也，左氏谓齐人卒平宋、卫于郑，则是齐王之何为先宋哉?盖误以齐桓以后解此也。且左氏谓齐人卒平宋、卫于郑，而郑且不与也，又宋、卫雠郑，欲致齐以绝郑，岂齐之本意乎?故明年齐郑卒伐宋矣，此盟何益哉?
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
「莒人」即莒子，以其国小，常称「人」，诸传昧此，以为微者，又以微者例当言「及」，不当言「公及」，于是多方辞费以解释之，是无故而自生荆棘也。岂知「人」者上下之通称，而「及」与「公及」无例，即与微者盟，亦可称「公及」乎！
螟。冬十有二月，无骇卒。
春秋之初，大夫皆书名，内之无骇、翚、挟、柔溺，外之郑宛詹、纪裂繻，皆名，未以氏称也。自僖公以后，内之天(大)「天」，二本同，疑当作「大」。夫未有不书氏者，若藏孙、叔孙、季孙、仲孙之类是也，其甚则生而以字书者，季友、仲遂之类是也。外之大夫未有不书氏者，齐高徯、晋赵盾、阳处父、卫宁速、孙良夫、宋华元、华孙皆是也，此盖因时之变而非书法之变也。春秋之初，惟内大夫卒而称「公子」者二，公子益师、公子彄是也。此二公子者，隐之叔父，以尊故书之，其余惟名而已，故无骇、挟皆不氏也。然无骇、挟之不氏，又异于翚、柔溺之不卒矣。无骇、挟，世禄也，翚、柔溺，非世禄也，非世禄则亦不卒矣，此宋吕大圭氏说，无以如此，故为之删改而录焉。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
九年之内王使三至，而公不一答，盖直书之而义自见。然王灵之不振，亦王有以自取之与?
三月癸酉（「癸酉」，中研本作「祭酉」，北图本作「癸酉」，今据经文改。），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
三月，今正月，雨雪之雨为下。
挟卒。
说见上。
夏，城郎。
郎，鲁要地，故城之。
秋，七月。冬，公会齐侯于防。
八年，齐虽与宋卫盟瓦屋，然非齐之本义也，自是将谋伐宋，而先会鲁，所以坚鲁之心也。明年，会郑伯，盟中丘，而乃伐宋矣。左氏谓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伐之，即据其述葛繻之战，郑庄实不王矣，而乃谓郑以此加兵于宋乎?且于「取郜」、「取防」下云「郑庄公可谓正矣」，其颠倒是非如此。
十年春王二月，公会齐候、郑伯于中丘。
此为伐宋之师期也。
夏，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伐宋」，二本原作「伐郑宋」，「郑」字为衍，今据经文改。）
左氏谓「羽父先会齐侯、郑伯伐宋」，自有此「先」字，遂有「翚不氏，先期也」之邪说矣。夫中丘三国咸集，师期已定于此时，何得谓翚为先期乎?上书「公会齐侯、郑伯」，此书「翚帅师」，下书「公败宋师」，是翚之帅师为公使甚明，则四年之「翚帅师」，其为公使亦明矣！不可以验左氏之诬而予说之正乎?诸侯征伐必命将帅师，不亲临阵也，故书「翚帅师」，而下称齐人、郑人。「人」者，犹之乎翚也，下书「公败宋师于菅」，即翚败宋师，将之功归于君也。且胜负宜以国见也，若称「翚败宋师」，岂成书法耶?世儒贸贸见书「翚」则以为翚，书「公」则以为公，茫然若鲁有两师者，经之书法全然不晓，而尚欲解经乎?吕大圭氏有「公为奇兵」之说，赵鹏飞氏有「公复潜师，出其不意而败之」之说。
六月，公书△法败宋师于菅。
说见上。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氏谓「郑庄公于是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
译夏季六月己亥日，蔡侯考父去世。辛亥日，宿男去世。
邪说认为宿未能参与同盟，所以只称名“男卒”。按：蔡国未参与同盟却称其名，宿原本没有已参与同盟却不称名的情况，这种说法恰好相反。
秋季七月庚午日，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
从隐公元年到庄公十四年，诸侯的会盟没有霸主主持，只有主持会盟的人排在前面；从庄公十五年以后，诸侯的会盟都由霸主主持，霸主排在前面。这次瓦屋之盟，是由宋国主持的，左氏说齐人最终平定了宋、卫与郑国的关系，那么齐王为什么排在宋国前面呢？大概是错误地用齐桓公以后的情况来解释这件事。况且左氏说齐人最终平定了宋、卫与郑国的关系，而郑国并没有参与，而且宋、卫仇视郑国，想招致齐国来断绝与郑国的关系，这难道是齐国的本意吗？所以第二年齐国和郑国最终讨伐了宋国，这次盟会有什么好处呢？
八月，安葬蔡宣公。九月辛卯日，鲁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
“莒人”就是莒子，因为他们的国家小，常称“人”，各种传文不明白这一点，认为他们是地位卑微的人，又认为地位卑微的人应当说“及”，不应当说“公及”，于是多方费辞来解释，这是无故自生麻烦。哪里知道“人”是上下的通称，而“及”与“公及”没有定例，即使是与地位卑微的人结盟，也可以称“公及”吗！
发生螟灾。冬季十二月，无骇去世。
春秋初期，大夫都称名，国内的无骇、翚、挟、柔溺，国外的郑宛詹、纪裂繻，都称名，没有以氏相称的。从僖公以后，国内的大夫没有不书氏的，像藏孙、叔孙、季孙、仲孙之类就是这样，更甚的甚至活着就以字相称，像季友、仲遂之类就是这样。国外的大夫没有不书氏的，齐高徯、晋赵盾、阳处父、卫宁速、孙良夫、宋华元、华孙都是这样，这大概是因时势变化而不是书法变化。春秋初期，只有国内大夫去世而称“公子”的有两个，公子益师、公子彄就是这样。这两位公子，是隐公的叔父，因为尊贵所以书写，其余只称名，所以无骇、挟都不称氏。然而无骇、挟不称氏，又不同于翚、柔溺不书卒了。无骇、挟是世袭俸禄的，翚、柔溺不是世袭俸禄的，不是世袭俸禄的也不书卒，这是宋吕大圭的说法，没有理由这样，所以为之删改而记录。
九年春季，周天子派南季来聘问。
九年之内周天子使者三次到来，而鲁公一次都没有回答，大概直接书写而意义自然显现。然而周天子威灵的不振，也是周天子自己招致的吗？
三月癸酉日，大雨伴有雷电。庚辰日，下大雪。
三月，即现在的正月，雨雪的“雨”作动词用，意为落下。
挟去世。
说法见上文。
夏季，修筑郎城。
郎是鲁国的重要地方，所以修筑它。
秋季，七月。冬季，鲁公会见齐侯于防地。
八年，齐国虽然与宋、卫在瓦屋结盟，但这不是齐国的本意，从此将谋划讨伐宋国，而先会见鲁国，是为了坚定鲁国的心。第二年，会见郑伯，在中丘结盟，然后才讨伐宋国。左氏说宋公不尊奉周王，郑伯作为周王的左卿士，以周王命令讨伐他，即根据他叙述的葛繻之战，郑庄公实际上不尊奉周王，却要说郑国因此对宋国用兵吗？而且在“取郜”、“取防”下说“郑庄公可谓正矣”，其颠倒是非如此。
十年春季周王二月，鲁公会见齐侯、郑伯于中丘。
这是讨伐宋国的军队约定的时间。
夏季，翚率领军队会见齐人、郑人讨伐宋国。
左氏说“羽父先会见齐侯、郑伯讨伐宋国”，自有这个“先”字，于是就有“翚不称氏，是因为提前赴约”的邪说了。中丘三国都聚集，军队约定的时间已定在此时，怎么能说翚是提前赴约呢？上文写“公会见齐侯、郑伯”，这里写“翚率领军队”，下文写“公击败宋军”，可见翚率领军队是鲁公派遣的很明显，那么四年的“翚率领军队”，其为鲁公派遣也很明显！不可以验证左氏的诬蔑而我的说法的正确吗？诸侯征伐必定任命将领率领军队，不亲自临阵，所以书写“翚率领军队”，而下文称齐人、郑人。“人”，就像翚一样，下文写“公在菅地击败宋军”，就是翚击败宋军，将领的功劳归于君主。而且胜负应当以国家显现，如果称“翚击败宋军”，难道符合书法吗？世俗儒者盲目见到书写“翚”就认为是翚，书写“公”就认为是公，茫然好像鲁国有两支部队，完全不懂经文的书法，还想解释经文吗？吕大圭有“公为奇兵”的说法，赵鹏飞有“公又秘密出兵，出其不意而击败宋军”的说法。
六月，鲁公在菅地击败宋军。
说法见上文。
辛未日，夺取郜地。辛巳日，夺取防地。
左氏说“郑庄公于此可谓正矣”，以周王命令讨伐不朝见者，不贪图其土地
，以劳王爵，正之体也。不独是非失实，且与郑何与?经书我取郜、取防，传言郑取而归于我，岂可信耶?刘原父谓如传言，春秋为纵漏郑伯取邑之罪，反移其君也，诚然。不言宋，亦蒙上文。
译用功劳来授予王爵，这是正当的体制。不仅是非曲直与事实不符，而且这与郑国有什么关系呢？《春秋》经文记载“我取郜”、“我取防”，而《左传》传言说是郑国夺取后归还给我，这难道可信吗？刘原父说，如果按照传言所说，《春秋》就放纵、遗漏了郑伯夺取城邑的罪责，反而把罪责转移到了国君身上，确实如此。不提及宋国，也是承袭上文的意思。
秋，宋人、卫人入郑。宋人、蔡人、卫人伐戴，郑伯伐取之。
宋报夏之伐也。郑幸菅之败，师还在郊，宋、卫乃乘其虚而入之。戴，郑之与国，宋、卫又要蔡共伐之，而郑因其伐戴，揜其不备，伐取三国之师焉。或以「取」为「取戴」，夫戴若为三国所得，郑取还之，可也，然三国未尝得戴也，若为郑取戴，夫伐戴者三国也，郑不伐戴，何为取之耶?即郑自伐戴可也，何必因三国之伐始取之耶?至有谓郑即取戴，又兼取三国之师，以一取四，尤必无之理。
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郕。
郕近于卫，卫之与国，齐、郑入其国，犹宋、卫伐戴之意，左氏亦谓讨逆、王命，悉诬。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
滕、薛邻国，故相要同来朝鲁，而经亦并言之。刘原父谓二君不特言者，讥其旅见，然则岂有二君同来，而今日见一君，明日又见一君乎?此总为「常事不书」之说所误，以致此深文耳。其说有关典礼，不可不辨。
夏，公会郑伯于时来。
郑将伐许也。
秋七月王午，公及齐侯、郑伯入许。
许与郑邻，故郑楼(搂)（「搂」，二本同，疑当作「搂」。）齐、鲁以入之，利己之私也。入人之国，而左氏犹谓之知礼，其诬可胜道哉!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取○义。
鲁十二公，惟隐、闵二公薨不书地，不书葬，以见其为弒也。不书弒者，为尊亲讳也，而以不书地、不书葬见之者，不没其实也。桓亦遇弒而书地、书葬者，以其于外也，若不书葬，嫌于内之弒之也。此等处，史臣所不能，惟孔子明乎为人臣之义而然也，故为孔子之取义也。或谓不书地为不忍言，不书葬为贼未讨，皆井蛙之见，不足深辨。其「贼未讨不书葬」，详无例详考。
春秋通论卷二
新安首源姚际恒
桓公惠公庶子，隐公弟，母仲子，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此踰年于岁首行即位之礼也，故书。主褒贬之邪说者，桓弒君自立，首宜不书「即位」，不予其为君矣，乃隐不弒君而不书「即位」，桓弒君而书「即位」，褒贬安在?大事如此，则小事可知矣。
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
郑庄未忘乎前之归祊也，兹乘桓公之弒立，有所要求，故以璧假许田焉。用奸谋以济，其贪如此。经曰「假」，而传曰「易」，经曰「以璧」，而传曰「以祊」，全不相合，乃犹谓郑为周公祊故，讵非梦语耶?
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
前因会而有璧假许田之事，兹因假许田而为此盟，大抵以利交、以势交也。
秋，大水。冬十月。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华督弒其君殇公，立穆公子冯，是为庄公。是华督者，冯之党，孔父者，殇公之党也，殇公被弒，孔父所必及。「及」者，自此及彼之辞也。左氏喜谈女德，谓督因孔父之妻之美先杀孔父，而后弒其君，则书「及」当于君，不当于臣矣。此与荀息、仇牧同一书法，荀、仇皆先君(书)（「君」，二本同，疑当作「书」。）弒而后书死，则孔父亦可知也。外君卒书名，故君虽被弒亦书名。孔父亦名也，说详隐元年「邾仪父」下。从来皆误以为字，而或执君前臣名之义，始有迁就以为名者。然则均是父也，何以孔父为名而仪父为字耶?
滕子来朝。
杞、滕、薛皆侯也，经于杞或称「伯」与「子」，于滕或称「子」，于薛或称「伯」，皆降也。其故何也?以杞、滕、薛三国皆小国也，其朝觐贡赋力不能备其礼，愿降卑以从事，故其来朝会及卒以是赴告，则史亦以是书而已，岂有所更易哉?旧史既无所更易，孔子又岂有所更易哉?
三月，公会齐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取○义○○。
「成」，一训「就」，一训「平」，此「成」字则主「平」言也，诸传皆主为「成就」义，大谬。春秋立文从无褒贬之法，若果书
译秋季，宋国人、卫国人入侵郑国。宋国人、蔡国人、卫国人攻打戴国，郑伯趁机出兵攻取了三国军队。
这是宋国报复夏季郑国攻打宋国之事。郑国庆幸在菅地战败后，宋卫军队还在郊外，宋、卫便趁其国内空虚而入侵。戴国是郑国的盟国，宋、卫又勾结蔡国共同攻打它，而郑国趁着三国攻打戴国，出其不备，攻取了三国军队。有人把“取”解释为“夺取戴国”，如果戴国被三国占领，郑国夺回它，是可以的，但三国未曾占领戴国；如果是郑国夺取戴国，攻打戴国的是三国，郑国不攻打戴国，为何要夺取它呢？即使郑国自己攻打戴国也可以，何必等到三国攻打才开始夺取呢？至于有人说郑国既夺取了戴国，又攻取了三国军队，一次行动夺取四方，这更是绝无可能的道理。
冬季十月壬午日，齐国人、郑国人入侵郕国。
郕国靠近卫国，是卫国的盟国，齐、郑入侵其国，如同宋、卫攻打戴国的意图，左氏说这是讨伐叛逆、执行王命，全是谎言。
鲁桓公十一年春季，滕侯、薛侯来朝见。
滕、薛是邻国，所以相约一同来朝见鲁国，而经文也一并记载。刘原父说两位君主不单独提及，是讥讽他们集体朝见，那么难道有两位君主一同来，今天见一位君主，明天又见一位君主的情况吗？这是被“常事不记载”的说法所误导，以致产生这种深文周纳的曲解。这种说法关乎典礼，不可不辨明。
夏季，鲁桓公与郑伯在时来会见。
郑国将要攻打许国。
秋季七月王午日，鲁桓公与齐侯、郑伯入侵许国。
许国与郑国相邻，所以郑国拉拢齐、鲁一同入侵，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入侵他国，而左氏还称这是知礼，其谎言岂能说得尽！
冬季十一月壬辰日，鲁桓公去世。取义。
鲁国十二位国君，只有隐公、闵公去世不记载地点，不记载安葬，以此表明他们是被害死的。不记载被害，是为了为尊亲避讳，而通过不记载地点、不记载安葬来体现，是为了不掩盖事实。桓公也是被害死却记载了地点、安葬，是因为他是在国外被害，如果不记载安葬，就嫌疑是内部人杀害的。这些地方，史官做不到，只有孔子明白作为臣子的道义才这样处理，所以这是孔子的取义。有人说，不记载地点是因为不忍心说，不记载安葬是因为贼人未讨伐，这都是井底之蛙的见识，不值得深辨。关于“贼人未讨伐不记载安葬”，详见无例详考。
春秋通论卷二
新安首源姚际恒
桓公是惠公的庶子，隐公的弟弟，母亲是仲子，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季周历正月，鲁桓公即位。
这是在逾年岁首举行即位之礼，所以记载。主张褒贬邪说的人认为，桓公弑君自立，首先应该不记载“即位”，不承认他是国君，然而隐公没有弑君却不记载“即位”，桓公弑君却记载“即位”，褒贬在哪里呢？大事如此，小事就可想而知了。
三月，鲁桓公与郑伯在垂地会见。郑伯用玉璧借许田。
郑庄公没有忘记以前归还祊地的事，这次趁着桓公弑君自立，有所要求，所以用玉璧借许田。用奸诈的计谋来达成目的，贪婪到了这种地步。经文说“借”，而传文说“交换”，经文说“用玉璧”，而传文说“用祊地”，完全不相符合，还说郑国是为了周公祊地的缘故，难道不是梦话吗？
夏季四月丁未日，鲁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
以前因为会见而有玉璧借许田的事，这次因为借许田而结盟，大概是以利相交、以势相交。
秋季，发生大水。冬季十月。二年春季周历正月戊申日，宋督杀害了他的国君与夷以及他的大夫孔父。
华督杀害了他的国君殇公，立穆公的儿子冯，这就是庄公。华督是冯的党羽，孔父是殇公的党羽，殇公被杀，孔父必然受到牵连。“及”是从此及彼的连词。左氏喜欢谈论女德，说华督因为孔父的妻子美丽先杀孔父，然后弑君，那么记载“及”应该在国君之后，不应该在大臣之后。这与荀息、仇牧的书法相同，荀、仇都是先记载国君被弑，然后记载他们死亡，那么孔父的情况也可以知道了。外国国君去世记载名字，所以国君虽然被弑也记载名字。孔父也是名字，说法详见隐元年“邾仪父”下。历来都误以为是字，而有人坚持君前臣名的原则，开始牵强附会认为是名字。那么同样是父，为什么孔父是名字而仪父是字呢？
滕子来朝见。
杞、滕、薛都是侯爵，经文对杞有时称“伯”有时称“子”，对滕有时称“子”，对薛有时称“伯”，都是降等称呼。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杞、滕、薛三国都是小国，朝觐贡赋的力量不能完备礼仪，愿意降低身份来从事，所以他们来朝会以及去世时以此通报，史官也就以此记载，哪里有什么更改呢？旧史既没有更改，孔子又哪里有什么更改呢？
三月，鲁桓公与齐侯、郑伯在稷地会见以平定宋国的动乱。取义。
“成”，一解释为“就”，一解释为“平”，这个“成”字是就“平”而言，诸传都主张是“成就”的意思，大错特错。春秋立文从来没有褒贬的方法，如果真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