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通论卷二
此会为成就宋乱，则是妄为褒贬之文矣。不特于我鲁君无此，史臣无此，孔子而已也。况督弒君，宋已乱矣，何待四国此时始成之乎?于事理尤为不通也。然则何以不直书曰「平」，而曰「成」乎?曰此孔子之微辞也。以四国既不讨贼，而我鲁且受其赂，是利之也，于是不讳北图本于此「不讳」下有二墨点，作「不讳：」，依前代抄书惯例，此二墨点即为「不讳」之省文，则此句作「于是不讳不讳不可讳之不可」，如此于文义似又不顺，因暂存疑焉。不可，讳之不可，特微其辞，书曰「成」尔。若直书以「平宋乱」，则讨贼而不取其赂者又何以加焉！会无言某事者，言某事者二，此与澶渊之会也，是为特笔。澶渊之会明其会之由，曰「宋灾」，此处亦明其会之由，乃若不甚分明，故又曰微辞特笔也，微辞也，是孔子之取义也。
译这次会盟是为了促成宋国的动乱，那就是随意褒贬的文字了。不仅我们鲁国的国君没有这样做，史官也没有这样做，只有孔子罢了。况且督已经弑杀了国君，宋国已经动乱了，哪里等到四国此时才开始促成它呢？在事理上尤其说不通。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写为“平”，而写为“成”呢？回答说这是孔子的含蓄言辞。因为四国既不讨伐贼人，而我们鲁国又接受他们的贿赂，这是贪图利益，于是就不避讳——北图本在“不讳”下有两个墨点，作“不讳：”，依照前代抄书的惯例，这两个墨点就是“不讳”的省文，那么这句话就作“于是不讳不讳不可讳之不可”，这样在文义上似乎又不通顺，因此暂时存疑。不可，避讳不可，特意含蓄其言辞，写为“成”罢了。如果直接写为“平宋乱”，那么讨伐贼人而不接受他们贿赂的人又怎么加以褒奖呢！会盟中不记载某件事的，记载某件事的有两处，这就是与澶渊之会，这是特别的笔法。澶渊之会明确记载会盟的原因，说“宋灾”，这里也明确记载会盟的原因，却好像不太分明，所以说这是含蓄言辞和特别笔法，含蓄言辞，这是孔子所取的义理。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
此条直书其事，则上之为微辞者益明矣。
秋七月，杞侯来朝。
观九月入杞，则此处公、谷作纪者非，盖正以其来朝而入之也。僖二十七年春杞子来朝，秋八月入杞亦同。
蔡侯、郑伯会于邓。
前蔡从宋伐郑，又复从宋伐戴，是蔡本宋党，会宋、郑既合，则蔡亦自通矣。
九月，入杞。
隐盟之，今桓又盟之，惧其为患也。国君出，必书「出某地某国」，其反也，亦必书「至自某地某国」，此史体也。其不书者，地近则略之，远或遗之也，无例。古者，君大事出，告于宗庙，其反也，亦行告庙饮至释爵之礼，虽本有此礼，然春秋诸侯会盟征伐无时不出，谓「凡书至，必行此礼」者，左氏之迂见也。何以证之?昭公居郓，亦书「公至自齐」，「至自会」，岂郓有宗庙耶?乃造谬例者于书「至」之下，必就其事以为一例，惟恐以至为常事，必以为非常之事而书之，可叹哉!详无例详考。
三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于嬴。
自此年春不书「王」，至十八年复书，其不书者，仍旧史文偶遗也。「春王」之为孔子取义，于此益见。说详无例详考。此成昏议于齐也，左氏谓「成昏于齐」，其辞未达。
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
「胥命」，不知其指，大?非盟，故书此也。然亦书其事，而无贤不于其间。或谓「近正」、「近古」及「善之」，或谓「讥之」。按：隐公末年，鲁、卫、齐为一党，宋、卫、蔡为一党，齐、郑未合，此时始相命，亦植党之为耳，何善之有?若以为讥，则会盟当不胜其讥矣，会盟且不讥，何有胥命哉。书胥命唯此，以不甚详，故未敢定取义及书法。
六月，公会杞侯于郕。
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日食为变，而「既」尤日食之变，故志之。
公子翚如齐逆书△法，下同。女。
称「公子」及左氏谓「修先君之好」，辨见隐四年「翚帅师」下。
九月，齐侯送姜氏△△于讙。
诸侯亲送女，非礼也。
公会齐侯于讙。
受姜氏也。
夫人△△姜氏至自齐。
以未嫁言称「女」，以齐侯言称「姜氏」，以本国言称「夫人」，书法井井如此。鲁十二公有书「娶夫人」者，有不书「娶夫人」者，其不书「娶」者，以娶于未即位之先也。竖儒执春秋「常事不书」之语，见书「娶夫人」，必求其所以失礼而言之，以证其为非常之事者，妄也。
冬，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因致夫人而行聘礼。
有年。
「有年」惟二，此书有年，及宣公书「大有年」而已。然则余皆非有年乎?曰：语云「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春秋列国征伐无休，其为有年而大有年者，盖亦仅矣，故喜而志之。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郎，鲁地，狩亦不必拘于冬，谓「郎地远」、「狩不时」，必皆以为非常之事者，妄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
宰官渠氏，伯纠字，宰非冢宰，说见隐元年宰咺下。古者以伯、仲、叔、季为字，伯纠、南季、荣叔皆字。周天子大夫称名与字，无例。或执天子大夫称字之例，因以纠为名，妄生议论，不殊说梦。左氏谓「父在，故名」，此更误于武氏子、仍叔子之文而及此也。不书秋冬首月，遗之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
「甲戌」下当有阙文，说见六年「蔡人杀陈佗」下。左氏谓「再赴」，方国乱之时，岂暇再赴乎?公、谷张皇，皆可笑。
夏，齐侯、郑伯如纪。
左氏谓「齐侯、郑伯朝纪，欲以袭之，纪人知之」，非也。经于外书「如」，非朝也，袭人之国宜不使之知，今无故而朝，彼应知之「知之」，中研本作「如之」，今据北图本改。，齐、郑岂出此乎?若云「纪人以朝告」，安有不据其告，而别书「如」者乎?盖齐欲谋纪，故要郑偕
译夏季四月，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放进太庙。
这条记载直书其事，那么上文含蓄批评的用意就更明显了。
秋季七月，杞侯来朝见。
观察九月鲁国军队进入杞国，那么此处《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纪事的说法就不对了，大概是因为他前来朝见才进入杞国的。僖公二十七年春季杞子来朝见，秋季八月进入杞国也是同样的情况。
蔡侯、郑伯在邓地相会。
此前蔡国跟随宋国攻打郑国，又跟随宋国攻打戴国，可见蔡国本是宋国的党羽，宋国、郑国既然已经和好，那么蔡国也就自然相通了。
九月，进入杞国。
隐公曾与杞国结盟，现在桓公又与杞国结盟，是害怕杞国成为祸患。国君出行，史书必定记载“出某地某国”，他返回时，也必定记载“至自某地某国”，这是史书的体例。不记载的，是因为地方近就省略，地方远就遗漏，没有定例。古代君主有大事出行，要告祭宗庙，返回时，也要举行告庙、饮至、释爵的礼仪，虽然本来有这种礼仪，但春秋时期诸侯会盟征伐无时不在，说“凡是记载‘至’，必定举行这种礼仪”的，是《左传》迂腐的看法。用什么来证明呢？昭公住在郓地，也记载“公至自齐”、“至自会”，难道郓地有宗庙吗？那些编造错误体例的人，在记载“至”的下面，一定要就事情本身制定一个体例，只怕把“至”当作常事，一定要把它当作非常之事来记载，真是可叹！详见《无例详考》。
桓公三年春季周王正月，鲁桓公与齐侯在嬴地相会。
从这一年春季不记载“王”，到十八年又记载，不记载的，是沿袭旧史原文偶然遗漏。“春王”作为孔子取义，在这里更加明显。说法详见《无例详考》。这是在齐国商议婚事，《左传》说“在齐国完成婚事”，其言辞未能通达。
夏季，齐侯、卫侯在蒲地互相约定。
“胥命”，不知道具体指什么，大概不是结盟，所以记载这件事。但也只是记载其事，其中没有褒贬之意。有人说“接近正道”、“接近古法”以及“赞美它”，有人说“讥讽它”。按：隐公末年，鲁、卫、齐为一党，宋、卫、蔡为一党，齐、郑尚未和好，此时才开始互相约定，也是树立党羽的行为，有什么可赞美的？如果认为是讥讽，那么会盟应当不胜讥讽了，会盟尚且不讥讽，何况胥命呢。记载胥命只有这一次，因为不太详细，所以不敢确定其取义及书法。
六月，鲁桓公与杞侯在郕地相会。
杞国请求和好。
秋季七月壬辰初一，发生日食，全食。
日食是灾变，而“既”更是日食的严重灾变，所以记载它。
公子翚到齐国迎接新娘。
称“公子”以及《左传》说“修好先君之好”，辨析见隐公四年“翚帅师”下。
九月，齐侯把姜氏送到讙地。
诸侯亲自送女儿，是不合礼的。
鲁桓公与齐侯在讙地相会。
接受姜氏。
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以未出嫁来说称“女”，以齐侯来说称“姜氏”，以本国来说称“夫人”，书法井然有序如此。鲁国十二公中有记载“娶夫人”的，有不记载“娶夫人”的，不记载“娶”的，是因为娶妻在尚未即位之前。迂腐的儒生拘泥于春秋“常事不书”的话，见到记载“娶夫人”，必定寻求其失礼的原因来说，以证明其为非常之事，这是妄说。
冬季，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因为送夫人而进行聘问礼仪。
获得丰收。
“有年”只有两次，这次记载有年，以及宣公记载“大有年”而已。那么其余都不是有年吗？回答说：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春秋列国征伐无休，那些有年而大有年的，大概也很少了，所以欢喜而记载它。
桓公四年春季正月，鲁桓公在郎地打猎。
郎，是鲁国地名，打猎也不必拘泥于冬季，说“郎地远”、“打猎不合时”，必定都认为是非常之事，这是妄说。
夏季，周天王派宰渠伯纠来聘问。
宰官渠氏，伯纠是字，宰不是冢宰，说法见隐公元年宰咺下。古代用伯、仲、叔、季作为字，伯纠、南季、荣叔都是字。周天子大夫称名与字，没有定例。有人拘泥于天子大夫称字的定例，因而把纠当作名，妄生议论，无异于说梦话。《左传》说“父亲在世，所以称名”，这更是误于武氏子、仍叔子的文字而涉及此处的。不记载秋冬首月，是遗漏了。
桓公五年春季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
“甲戌”下应当有缺漏的文字，说法见六年“蔡人杀陈佗”下。《左传》说“再次赴告”，方国混乱的时候，哪里有空再次赴告呢？《公羊传》、《谷梁传》夸大其词，都可笑。
夏季，齐侯、郑伯到纪国。
《左传》说“齐侯、郑伯朝见纪国，想要偷袭它，纪国人知道了”，不对。经文对外国记载“如”，不是朝见，偷袭别人的国家应该不让他们知道，现在无故而朝见，他们应该知道“知之”，中研本作“如之”，今据北图本改，齐、郑岂会出此下策？如果说“纪国人以朝见告知”，怎么有不依据其告知，而另外记载“如”的呢？大概齐国想要图谋纪国，所以约郑国一同
往，以威胁之，为后年灭纪张本也，亦非此时遽欲袭之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
译以前，用威胁的手段来震慑他们，是为后年灭亡纪国做铺垫，并不是此时就想要突然袭击他们。
周天王派遣仍叔的儿子前来鲁国聘问。
书「仍叔之子」，与书「武氏子」同，遗其名耳。左传谓「弱也」，父在子壮者多矣，安见其必弱乎?且天王岂有使稚弱之子以将聘者乎?或以为「未命」，未命则匹夫也，又安有天子命匹夫者乎?或谓「父老，子代父从政」，亦臆说。或谓「讥世官」，尤谬。
葬陈桓公。城祝丘。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
「人」者，通上下之称。称「王」，恒辞也，或称「王」，或称「天王」，无例。此横生议论，皆妄。据左氏，以为王败，然经不书，或据左氏为败，谓「不书败，为王讳」，然则「王师败绩于茅戎」，不书乎?
大雩。
左氏谓「书不时」。按：雩为旱祭，旱则雩，此记旱，非记不时也。据其谓「龙见而雩」，今秋也，周之秋为夏之夏，亦非谓失时也。雩书「大」者，赵伯循、陆循谓「国偏雩」，是也。其谓「僭天子称大」者，妄也。竖儒且谓天子大雩为雩，是鲁僭天子，尤妄。说始贾逵，而程颐从之。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乐」，无论秦制不可以言周，吕氏春秋不可以释孔氏春秋，即左氏「龙见」谓四月，月令则谓五月，又其所谓帝者，五方之帝，非上帝也。又月令「大雩帝」之上曰「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则山川五帝咸祀，何尝分天子雩上帝，诸侯雩山川乎?又谓「成王赐鲁重祭，得郊禘大雩」。按：郊褅大雩见明堂位，若大雩则出何书?竖儒妄造典礼以惑世人，不可不辨。程、胡之说春秋，愚书皆不办，以其它说人多知其谬妄，此系言礼制，则凿然若有出者，稍读书不多，则易为所惑，故及之，后仿此。
螽。冬，州公如曹。
说见下。
六年（二本原阙「六年」，今据经文补入。）春正月，寔来。
三传皆承上，谓「州公寔来此」，于事理文义皆有不通。来则来耳，何患其不寔而书「寔」乎?谓是来者尤难，通春秋从不用虚字也。又或谓失国名上当书「州公寔」矣，亦不然也。按：此二条固本一事，而下条有脱耳。
夏四月，公会纪侯于郕（「于郕」，二本原作「如郕」，今据经文改。）。
左氏谓纪来谘谋齐难，近之。
秋八月壬午，大阅。
周礼：「仲冬大阅」，此本伪书，不足据，故八月非不时也。周礼大司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发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阅。」，皆妄立名色。若以八月为非农隙时，则彼三时岂农隙时耶?又谓「非礼」，谓僭天子，尤无稽。左氏谓惧郑，亦臆测。春秋征伐为事，简车徒，修戎备，宜也，岂必为一国而然哉?
蔡人杀陈佗。
经于一事必具始末，前有起，后有应，即微传，亦使人得以知其大?。即或有起而无应者，未有有应而无起者也。如书「弒君」而贼不讨者有矣，未有讨贼而不书「弒君」者也。此云「蔡人杀陈陀」，是应文也，而前但书「陈侯鲍卒」，则陈佗者为何人?行何事?而蔡人何为杀之耶?左氏于「陈侯鲍卒」但言「文公子佗杀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乱作」，于此则无传。夫佗杀太子果有其事，经当与「陈昭杀世子偃师」同一书法，何故其前无之，而于此突书「蔡人杀陈佗」耶?此事前人固多疑之，然未有说以处此。愚意二年（「二年」，二本同，然此为桓公五年事，非二年之事。）春正月甲戌之下当是书陈佗作乱自立之事，继以己丑陈侯鲍卒，而兹云「蔡人杀陈佗」，则本未灿然。是甲戌下之脱文者此也，于此处既不突然，而又可释甲戌、己丑之疑矣。其云「蔡人杀陈佗」，不称佗为君，与「卫人杀州吁」、「齐人杀无知 」同，不成乎其为君也。陈佗踰年，齐无知亦踰年。
九月丁卯，子同生。
他公适子生不书，而此书者，以其举行生世子之礼故也。桓公好大侈功，如大阅、蒸尝之类皆书是也。
冬，纪侯来朝。
左氏亦谓「求成于齐」。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周二月，夏十一月，王制谓「
译《春秋》记载“仍叔之子”，与记载“武氏子”相同，只是省略了名字罢了。《左传》解释说这是指“年幼”，然而父亲在世而儿子成年的情况很多，怎么见得一定是年幼呢？况且周天子难道会派遣年幼的儿子去执行聘问的礼仪吗？有人认为是“尚未受命”，如果未受命那就是平民，又怎么会有天子任命平民的道理呢？有人说“父亲年老，儿子代替父亲从政”，这也是主观臆测。有人说这是“讥讽世袭官职”，更是荒谬。
葬陈桓公。修筑祝丘城墙。秋天，蔡国人、卫国人、陈国人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
“人”是上下通用的称呼。称“王”，是惯例用语，有时称“王”，有时称“天王”，没有固定的体例。这些凭空产生的议论，都是荒谬的。根据《左氏传》，认为周王战败，但《春秋》经文没有记载，有人依据《左氏传》认为是战败，说“不记载战败，是为周王避讳”，那么“王师在茅戎战败”，难道也没有记载吗？
举行大雩祭。
《左氏传》说这是“记载不合时宜”。考察：雩祭是求雨的祭祀，干旱就举行雩祭，这是记载干旱，不是记载不合时宜。根据它说的“龙星出现就举行雩祭”，现在是秋天，周朝的秋天相当于夏历的夏天，也不是说失时。雩祭记载“大”字，赵伯循、陆循认为是“全国普遍举行雩祭”，这是对的。那些说“僭越天子才称大”的，是荒谬的。浅陋的儒生甚至说天子举行大雩祭就叫雩，这是鲁国僭越天子，更是荒谬。这种说法始于贾逵，程颐跟随他。《月令》说“仲夏之月，举行大雩祭，天帝使用盛大的音乐”，无论秦朝的体制不能用来谈论周朝，《吕氏春秋》不能用来解释《孔子春秋》，即使《左氏传》说“龙星出现”是指四月，《月令》则说是五月，而且它所说的帝，是五方之帝，不是上帝。又《月令》在“大雩祭天帝”之上说“命令有司”，为百姓祈求祭祀山川百源，那么山川和五帝都祭祀，何曾区分天子祭祀上帝，诸侯祭祀山川呢？又说“成王赐给鲁国重祭，得以举行郊祭、禘祭和大雩祭”。考察：郊祭、禘祭和大雩祭见于《明堂位》，如果大雩祭出自哪本书呢？浅陋的儒生妄造典礼来迷惑世人，不可不辨明。程颐、胡安国解说《春秋》，我的书里都不采纳，因为他们的其他说法人们多知道其荒谬，这涉及礼制，却凿凿然好像有出处，稍微读书不多的人，就容易被迷惑，所以提及它，后面仿照此例。
发生蝗灾。冬天，邾国国君去曹国。
说法见下文。
六年（两个版本原本缺“六年”，现在根据经文补入。）春天正月，寔来。
三传都承接上文，认为“邾国国君寔来到此地”，在事理和文义上都不通。来就是来，何必担心他不实在而记载“寔”呢？认为“寔”是“是”的意思更难，通观《春秋》从不使用虚词。又有人认为丢失国名上面应当记载“州公寔”，也不对。考察：这两条本来是一件事，但下条有脱文。
夏天四月，鲁桓公在郕地与纪侯会见（“于郕”，两个版本原作“如郕”，现在根据经文改正。）。
《左氏传》认为纪侯来咨询谋划齐国的危难，接近事实。
秋天八月壬午日，举行大阅兵。
《周礼》说：“仲冬举行大阅兵”，这本是伪书，不足以依据，所以八月并不是不合时宜。《周礼·大司马》说：“中春，教导振旅；中夏，教导发舍；中秋，教导治兵；中冬，教导大阅兵。”，都是妄立名目。如果认为八月不是农闲时节，那么那三个时节难道是农闲时节吗？又说“不合礼”，认为僭越天子，更是无稽之谈。《左氏传》认为畏惧郑国，也是主观推测。《春秋》记载征伐是常事，简阅车马士兵，修治军事装备，是适宜的，难道一定要为了一个国家才这样吗？
蔡国人杀死了陈佗。
《春秋》对于一件事必定具备始末，前面有起因，后面有结果，即使没有传文，也能让人知道大概。即使有起因而没有结果的，也没有有结果而没有起因的。比如记载“弑君”而贼人没有讨伐的有，但没有讨伐贼人而不记载“弑君”的。这里说“蔡人杀陈佗”，是结果的文字，而前面只记载“陈侯鲍去世”，那么陈佗是什么人？做了什么？蔡国人为什么要杀他呢？《左氏传》在“陈侯鲍去世”时只说“文公的儿子佗杀了太子免而取代他，国君生病而祸乱发生”，在这里却没有传文。如果佗杀太子确实有其事，经文应当与“陈昭公杀世子偃师”同样的书法，为什么前面没有记载，而在这里突然记载“蔡人杀陈佗”呢？这件事前人固然多怀疑，但没有说法来处理它。我的意思是二年（“二年”，两个版本相同，但这是桓公五年的事，不是二年的事。）春天正月甲戌日之下应当记载陈佗作乱自立的事，接着记载己丑日陈侯鲍去世，而这里说“蔡人杀陈佗”，那么本来就很清楚了。这是甲戌日之下的脱文，在这里既不突然，又可以解释甲戌、己丑的疑惑了。它说“蔡人杀陈佗”，不称佗为君，与“卫人杀州吁”、“齐人杀无知”相同，不承认他是君。陈佗过了年，齐无知也过了年。
九月丁卯日，子同出生。
其他国君的嫡子出生不记载，而这里记载，是因为他举行了出生世子的礼仪的缘故。桓公喜欢大举奢侈功业，如大阅兵、蒸尝之类都记载了。
冬天，纪侯来朝见。
《左氏传》也说“求与齐国和好”。
七年春天二月己亥日，焚烧咸丘。
周朝二月，夏历十一月，《王制》说“
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
二侯之国近楚，来朝者，为始惧楚与?诸侯不书名，此名者，以其国小且远，以后不再见，亦不书卒，故名之，可见春秋无例也。左氏谓「贬之」，贵大贱小，岂圣人意乎?或谓必失国之君，无据，若失国，则当言「奔」，不言「朝」矣。或谓用夷礼，尤谬。二国来朝同在夏，非同日月也，故两书「来朝」，非若滕侯、薛侯共书来朝，为同日至也。秋冬失书首月，同四年。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周二月，夏十一月，礼言「冬烝」，则此烝宜也。
天王使家父来聘。
家氏，父名。季明德曰：「此家父，即作节南山诗以陈于王而刺尹氏者也。其诗自谓『家父作诵，以究王?』，而可以不名称乎?」殊有理。
夏五月丁丑，烝。
周礼伪书，不足据。诗「礿、祠、烝、尝」，说者谓趁韵，亦不论，外王制曰：「春礿、夏褅、秋尝、冬烝」，郊特牲、祭义皆谓「春褅」，在说礼家已自不一，安知桓公之时烝祭不必分四时之名乎?乃据后世之说证前世为非，谓冬事而春夏兴之，以示讥，则非矣。若据诗所云「礿、祠、烝、尝」，则春秋止书「烝、尝」而无「礿、祠」；若谓「礿、褅、尝、烝」，则春秋亦有「褅」，而说者又谓「褅」非时祭之名;春秋止书「烝、尝、褅」三祭，而说者又谓诸侯缺一时之祭，凡此纷纷皆难据也。若谓其「讥亟」，尤谬。礼，宜三月一祭，计前正月距五月已迟矣，乃谓亟乎?皆「常事不书」之一语害之也。
秋，伐邾。
隐七年伐之，今桓尤伐之。
冬十月，雨雪。
周十月，夏八月，今此方八月雪有之，在中州则未也。
以其早，故纪之。祭公来，遂逆王后取○义○于纪。
祭公奉王命来娶纪女，命鲁主昏，故先书「祭公来」，再书「遂逆王后于纪」。来，来鲁也，命鲁记，遂往纪王后也。本甚平常易解，而从来之儒见此，遂自大为张皇，以为祭仲之专，当复命平王，不当专命遂行。不知祭公之来，王已命之，何必再复乎?且天子求后应无不得，岂有来命鲁而尚患不得，必待再复乎?至有谓祭公来本为私事，鲁亟欲使纪女为后，与祭公谋，祭公遂擅自行之，邪说，益不足辨。诸侯皆称「逆女」，以其在国也，故不称「夫人」。此亦在国之女也，遂称「王后」何?按：隐二年，上书「履緰来逆女」，下书「伯姬归于纪」，妇人称字，以见其为伯姬，主我言也。今若上独书「逆女」，下书「纪季姜（「纪季姜」，二本原作「纪季纪」，今据经文改。）归于京师」，则无以见其为王后矣，故特书「王后」以别之，所以尊王也，又以见王者无外之义也。此处斟酌损益，鲁史未必能，故归之吾夫子耳。
九年春，纪季姜○取○义○归于京师。
此称「纪季姜」犹之称「伯姬」之义，季姜所以见其字也，故此处不得称王后，而前称之也。时说皆同梦呓。襄公十五年「刘夏逆王后于齐」，不书「归」，则王后书「归」、不书「归」，无例。左氏谓「诸侯之女行，惟王后书」，不知不尽然也。齐将灭纪，今已女归天王，而鲁又为之主昏，似可以自固矣，乃卒不然，则其时之君弱臣强，为何如哉！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
曹，小国，惧鲁，故鲁伯将薨，使其世子来朝，欲托世子于鲁也。说者不谅，谓讥其代朝，为非礼，非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终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会卫侯于桃丘，弗遇。
是时卫与齐党，而齐渐与鲁仇，鲁闻卫侯适齐也，将以间齐而求成于卫，乃卫侯不与会，因之有战郎之役。说者谓卫为失信，岂非梦语!
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书△法△于郎
左氏谓「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鲁为齐饩，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先书齐、
译夏季，谷国国君绥前来朝见。邓国国君吾离前来朝见。
这两个诸侯的国家靠近楚国，他们前来朝见，是因为开始畏惧楚国吗？诸侯不记载名字，这里记载名字，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小且偏远，以后不会再出现，也不记载他们的去世，所以记载他们的名字，由此可见《春秋》没有固定的体例。《左传》说“贬低他们”，重视大国轻视小国，这难道是圣人的意思吗？有人说一定是失去国家的君主，没有根据，如果失去国家，就应当说“出逃”，而不说“朝见”了。有人说使用夷狄的礼仪，尤其错误。两国前来朝见都在夏季，但不是同一天，所以两人都记载“前来朝见”，不像滕侯、薛侯共同记载前来朝见，是因为同一天到达。秋冬两季缺失记载首月，与四年相同。
八年春季正月己卯日，举行烝祭。
周历二月，夏历十一月，礼制说“冬季烝祭”，那么这次烝祭是适宜的。
周天子派遣家父前来聘问。
家氏，父是名字。季明德说：“这个家父，就是创作《节南山》诗陈述给周王并讽刺尹氏的人。他的诗自称‘家父作诵，以究王?（过失）’，难道可以不称名字吗？”很有道理。
夏季五月丁丑日，举行烝祭。
《周礼》是伪书，不足以作为依据。《诗经》中的“礿、祠、烝、尝”，解说者说是为了押韵，也不予讨论，《王制》说：“春季礿祭、夏季褅祭、秋季尝祭、冬季烝祭”，《郊特牲》、《祭义》都说“春季褅祭”，在解说礼制的家中已经自相矛盾，怎么知道桓公时期烝祭不必区分四季的名称呢？于是依据后世的说法证明前世是错误的，说冬季的祭祀在春夏举行，以示讥讽，这是不对的。如果依据《诗经》所说的“礿、祠、烝、尝”，那么《春秋》只记载“烝、尝”而没有“礿、祠”；如果说“礿、褅、尝、烝”，那么《春秋》也有“褅”，而解说者又说“褅”不是时祭的名称；《春秋》只记载“烝、尝、褅”三种祭祀，而解说者又说诸侯缺少一种时祭，所有这些纷纷扰扰都难以作为依据。如果说这是“讥讽过于频繁”，尤其错误。礼制，适宜三个月一次祭祀，计算从前正月到五月已经迟了，却说频繁吗？都是“常事不记载”这一句话害了它。
秋季，讨伐邾国。
隐公七年讨伐它，现在桓公又讨伐它。
冬季十月，下雪。
周历十月，夏历八月，现在这里八月下雪是有的，在中州则没有。
因为下雪早，所以记载它。祭公前来，于是迎接王后在纪国取○义○。
祭公奉周天子命令前来娶纪国女子，命令鲁国主持婚礼，所以先记载“祭公前来”，再记载“于是迎接王后在纪国”。来，是来到鲁国，命令鲁国记载，于是前往纪国迎接王后。本来非常平常容易理解，而历来儒者看到这些，于是自大地夸张，认为这是祭仲专权，应当回报周平王，不应当专命就行动。不知道祭公前来，周王已经命令他，何必再次回报呢？而且天子求娶王后应该没有得不到的，哪有命令鲁国还担心得不到，一定要等待再次回报呢？至于有人说祭公前来本是为了私事，鲁国急切想让纪国女子成为王后，与祭公谋划，祭公于是擅自行动，邪说，更不值得辩驳。诸侯都称“迎接女子”，因为她们在本国，所以不称“夫人”。这也是在本国的女子，于是称“王后”为什么呢？考察：隐公二年，上面记载“履緰前来迎接女子”，下面记载“伯姬嫁给纪国”，妇人称字，以显示她是伯姬，从我方角度来说。现在如果上面只记载“迎接女子”，下面记载“纪季姜嫁给京师”，就无法显示她是王后了，所以特别记载“王后”以区别，这是为了尊崇周王，又显示王者无外的意义。这里斟酌增减，鲁国史官未必能做到，所以归于我们夫子。
九年春季，纪季姜○取○义○嫁给京师。
这里称“纪季姜”如同称“伯姬”的意义，季姜所以显示她的字，所以这里不能称王后，而前面称她。当时解说都如同梦话。襄公十五年“刘夏在齐国迎接王后”，不记载“归”，那么王后记载“归”、不记载“归”，没有体例。《左传》说“诸侯的女儿出嫁，只有王后记载”，不知道不尽然。齐国将要灭掉纪国，现在纪国女子已经嫁给周天子，而鲁国又为她主持婚礼，似乎可以自我巩固了，然而最终不是这样，那么当时的君主弱小臣子强大，是怎样的呢！
夏季四月。秋季七月。冬季，曹伯派遣他的世子射姑前来朝见。
曹国，小国，畏惧鲁国，所以鲁国国君将要去世，派遣他的世子前来朝见，想将世子托付给鲁国。解说者不体谅，说讥讽他代替朝见，是不合礼制的，不对。
十年春季周王正月庚申日，曹伯终生去世。夏季五月，安葬曹桓公。秋季，鲁桓公与卫侯在桃丘会见，没有遇到。
这时卫国与齐国结党，而齐国逐渐与鲁国结仇，鲁国听说卫侯前往齐国，想借此离间齐国并向卫国求和，于是卫侯没有与会，因此有了郎之战。解说者说卫国失信，难道不是梦话！
冬季，十二月丙午日，齐侯、卫侯、郑伯前来在郎地作战。
《左传》说“起初，北戎侵扰齐国，诸侯救援齐国，郑公子忽有功”，“鲁国给齐国提供粮食，因为周朝班次在郑国之后，郑国人愤怒，向齐国请求军队，齐国人让卫国军队协助，所以不称侵伐，先记载齐、
卫，王爵也。」按：此说可疑者四：鲁、郑自入祊假田之后，其交深矣，何为因此小忿而遽生难?一也；鲁以周班后郑在数年之前，何得此时方来伐?二也；郑忽救齐之时，经不书鲁人往齐，三也；谓主此战者郑也，乃先书齐、卫何也?经何尝必以爵为先后?四也。说者谓郑人主兵而首齐，独卫卅吁主兵而先宋，亦非。是说见前经下。按：齐本欲图纪，而鲁方以姻国为之归后，故齐怨鲁，而卫与齐党，不会桓公，至是齐、卫要郑来伐！郑庄亦喜乱之人，遂怂恿齐、卫而雠鲁耳。不书「侵」、「伐」！书「来战」者，春秋之初于内讳，故其书法如此，其后始书「伐我四鄙」，又其后直书「伐我」矣。公、谷全不通会全经，见其书「来战」，遂谓言战为败，邪说也。庄九年干时之战，我师不书「败绩」乎?
译卫国是拥有王爵的国家。」按：这种说法有四处可疑：鲁国和郑国自从在祊地交换田地之后，两国交情深厚，为何会因为这点小怨恨就立刻发生战乱？这是第一点；鲁国按照周朝的班次排在郑国之后，且在此之前已有数年，为何此时才来讨伐？这是第二点；郑忽救援齐国的时候，经文中没有记载鲁国人前往齐国，这是第三点；说这场战争的主使者是郑国，那么为何先记载齐国、卫国呢？经文中难道一定以爵位高低决定先后顺序吗？这是第四点。解释的人说郑人主导战争却把齐国列在前面，只有卫国吁主导战争才把宋国列在前面，这也是不对的。这种说法在前面经文的注释中已经见过。按：齐国本来想图谋纪国，而鲁国正以姻亲之国的身份为纪国做后盾，所以齐国怨恨鲁国，而卫国与齐国结党，没有会盟桓公，于是齐国、卫国要挟郑国来讨伐鲁国！郑庄公也是一个喜欢制造混乱的人，于是怂恿齐国、卫国去仇视鲁国。不记载“侵”、“伐”，而记载“来战”，是因为春秋初期对于本国避讳，所以笔法如此，后来才开始记载“伐我四鄙”，再后来就直接记载“伐我”了。《公羊传》、《谷梁传》完全不能贯通整部经书，看到记载“来战”，就认为说战就是战败，这是邪说。庄公九年的干时之战，我方军队不也没有记载“败绩”吗？
十有一年春正月，齐人、郑人、卫人盟于恶曹。
即前伐郎诸侯，兹称「人」者，与隐十年「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夏，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同，一役再见者，略之也。说者以人为大夫，非正，甚至以为夺爵，悉鲰生之见。左氏增宋，误。
夏五月癸未，郑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郑庄公。九月，宋人执郑祭仲。突归于郑。郑忽出奔卫。
郑庄公太子忽、庶子突，祭仲立忽，宋人执祭仲，立突，是为厉公，忽出奔卫。「人」者，通上下之称，无例。或以为贬宋公，非也。大夫称名称字亦无例，或以为贤祭仲，或以为罪祭仲，皆非也。诸侯不生名，忽、突皆称名者，所以别二人之为君也。忽不称「世子」，突不称「公子」，以名见，可知也。突不称国者，以下有归郑「郑」字也，忽称国者，接上归郑「郑字也。突不当书「立」，书「归」者，据其事也，皆无例。
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
柔书名，见隐八年「无骇卒」下。柔之与诸侯，名，亦公使之也。柔盟宋，为公会宋之始。
公会宋公于夫锺。冬十有二月，公会宋公于阚。
二条说见后。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隐四年，「莒人伐杞」，今平之。
秋七月丁亥，公会宋公、燕人盟于谷丘。八月壬辰，陈侯跃卒。公会宋公于虚。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于龟。
自柔会宋公盟于折之后，公凡五会宋，左氏谓「公欲平宋、郑」，以下「与郑伯盟」及「郑师伐宋」观之，近是。然宋有立突之功，何以不平?必因求赂不满其欲之故。而鲁前与郑庄雠，今以突之新立，欲结其好，故屡要于宋，而宋辞平，自此鲁与宋绝而与郑合矣。前者战郎之役，郑雠鲁而宋不与，继则鲁欲平宋、郑，后则且党郑而伐宋，桓之反复如此。
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
郑伯，突也，不以其篡位而却其爵也，春秋无褒贬例可知。
丙戌，卫侯晋卒。
重书「丙戌」，以诸侯卒宜谨日也，非羡文。
十有二月，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
或书「及」，或书「公及」，一也，无例。左氏谓「宋无信也」，此虽不言例而言例，误也。何以见之?以其言「战于宋」，必屈在宋也，故杜注曰「尤其无信，故以独战为文」，不知先言「及郑伐宋」者，见鲁、郑之伐宋也，再书「丁未战于宋」者，见是日之战也，故两书之，文法自应如此，何例之有?既无例，何贬之有?若以二句分作二义为贬者，益属井蛙，无足以辨矣。上郑称「伯」，此称「师」者，战伐乃其师，不必怕也，亦非贬。前左氏于「战于郎」谓「我有辞也」，则以言「战」乃谓宋「无信」，尤自为鲁有辞，此处言「战」，则当是宋有辞也，乃谓宋「无信」，尤自矛盾。又左氏谓「宋无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按：公五会宋，未尝盟也，公与郑盟，果「及郑伐宋」，则盟有信矣，今以盟郑误记为盟宋，故予谓左氏解经语尤劣，非诬也。邪说以言「战」为「内败」，辨见十年「来战于郎」，后仿此。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
左氏谓「郑与宋战」，此误以前年「及郑师伐宋」而云也。公羊谓「宋与鲁战」，亦误以前「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而云也。谷梁谓「纪与齐战」，尤谬，纪虽为齐逼，然以一小国，安能援二国以与齐战乎?且共齐为四国乎?四国中宋、卫、燕又皆与纪无雠者也，若谓齐合三国以攻纪，鲁、郑援纪而与战，全与经文不合，尤不足辨。按：十年郎之役，齐、卫、郑来战，今郑突立，故鲁与和好，借郑以伐齐、卫，报郎之役也。伐宋者，以其新隙也。三国增燕者，以燕为宋党也。十二年，宋人、燕人盟谷丘。鲁、郑增纪者，纪为鲁党而怨
译十一年春季正月，齐国人、郑国人、卫国人在恶曹结盟。
这就是之前讨伐郎地的诸侯，这里称“人”的原因，与隐公十年“隐公与齐侯、郑伯在中丘相会。夏季，翚率领军队与齐国人、郑国人讨伐宋国”相同，同一战役再次出现时，就略去爵位称呼。解说者认为“人”指大夫，不符合礼制，甚至认为是剥夺爵位，这都是浅陋之见。左氏增加了宋国，是错误的。
夏季五月癸未日，郑伯寤生去世。秋季七月，安葬郑庄公。九月，宋国人拘捕了郑国的祭仲。突回到郑国。郑忽出逃到卫国。
郑庄公的太子忽、庶子突，祭仲拥立忽，宋国人拘捕祭仲，拥立突，这就是郑厉公，忽出逃到卫国。“人”是上下通用的称呼，没有固定体例。有人认为这是贬低宋公，不对。大夫称名称字也没有固定体例，有人认为这是赞扬祭仲，有人认为这是谴责祭仲，都不对。诸侯在世时不称名，忽、突都称名，是为了区分这两个人作为国君的身份。忽不称“世子”，突不称“公子”，通过称名就可以知道。突不称国名，是因为下文有“归郑”的“郑”字；忽称国名，是因为承接上文“归郑”的“郑”字。突不应当记载“立”，记载“归”，是依据事实，都没有固定体例。
柔与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结盟。
柔称名，见于隐公八年“无骇去世”之下。柔与诸侯，称名，也是受国君派遣。柔与宋国结盟，是隐公与宋国会盟的开始。
隐公与宋公在夫锺相会。冬季十二月，隐公与宋公在阚地相会。
这两条的解释见后文。
十二年春季正月。夏季六月壬寅日，隐公与杞侯、莒子在曲池结盟。
隐公四年，“莒国人讨伐杞国”，现在讲和。
秋季七月丁亥日，隐公与宋公、燕人在谷丘结盟。八月壬辰日，陈侯跃去世。隐公与宋公在虚地相会。冬季十一月，隐公与宋公在龟地相会。
自从柔与宋公在折地结盟之后，隐公总共五次与宋国会盟，左氏说“隐公想要平息宋、郑之间的争端”，从下文“与郑伯结盟”以及“郑国军队讨伐宋国”来看，大致如此。然而宋国有拥立突的功劳，为什么不能讲和？一定是因为索取贿赂不满足其欲望的缘故。而鲁国之前与郑庄公有仇，现在因为突新近即位，想要结交他，所以屡次在宋国邀约，而宋国拒绝讲和，从此鲁国与宋国断绝关系而与郑国联合了。之前郎地的战役，郑国与鲁国有仇而宋国不参与，接着鲁国想要平息宋、郑的争端，后来甚至偏袒郑国而讨伐宋国，桓公的反复无常就是这样。
丙戌日，隐公与郑伯在武父结盟。
郑伯是突，不因为他篡位而拒绝承认他的爵位，由此可知《春秋》没有褒贬的体例。
丙戌日，卫侯晋去世。
重复记载“丙戌”，是因为诸侯去世应当谨慎记录日期，不是多余的文字。
十二月，与郑国军队讨伐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
有时记载“及”，有时记载“公及”，意思一样，没有固定体例。左氏说“宋国没有信用”，这里虽然没有明说体例但暗含体例，是错误的。怎么看出来的？因为它说“在宋国交战”，必定是宋国理亏，所以杜预注解说“尤其没有信用，所以用独自交战来行文”，不知道先说“与郑国讨伐宋国”，是表明鲁、郑讨伐宋国，再记载“丁未在宋国交战”，是表明这一天的交战，所以两处都记载，文法本来应当如此，有什么体例呢？既然没有体例，有什么贬义呢？如果把两句话分成两个意思作为贬义，更是井底之蛙，不值得辩驳。上文郑称“伯”，这里称“师”，是因为战伐的是军队，不必害怕，也不是贬义。之前左氏在“战于郎”时说“我有理由”，那么说“战”就是认为宋国“没有信用”，尤其自认为鲁国有理由，这里说“战”，就应当是宋国有理由，却说宋国“没有信用”，尤其自相矛盾。又左氏说“宋国没有信用，君子说：‘如果信用不能持续，结盟也没有益处’；《诗经》说：‘君子屡次结盟，祸乱因此滋长’，是没有信用。”按：隐公五次与宋国会盟，未曾结盟，隐公与郑国结盟，果然“与郑国讨伐宋国”，那么结盟就有信用了，现在把与郑国结盟误记为与宋国结盟，所以我认为左氏解释经义尤其拙劣，并非诬蔑。邪说认为说“战”是“内部失败”，辨析见十年“来战于郎”，后面仿照此例。
十三年春季二月，隐公与纪侯、郑伯相会。己巳日，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齐军、宋军、卫军、燕军大败。
左氏说“郑国与宋国交战”，这是误以前年“与郑国军队讨伐宋国”而说的。公羊说“宋国与鲁国交战”，也是误以前“与郑国军队讨伐宋国”、丁未“在宋国交战”而说的。谷梁说“纪国与齐国交战”，尤其荒谬，纪国虽然被齐国逼迫，但作为一个小国，怎么能援助两国与齐国交战呢？况且共同与齐国作战的是四国吗？四国中宋、卫、燕又都与纪国没有仇怨，如果说齐国联合三国进攻纪国，鲁、郑援助纪国而交战，完全与经文不符，尤其不值得辩驳。按：十年郎地的战役，齐、卫、郑来交战，现在郑突即位，所以鲁国与他交好，借郑国讨伐齐、卫，报复郎地的战役。讨伐宋国，是因为新近产生嫌隙。三国增加燕国，是因为燕国是宋国的党羽。十二年，宋国人、燕人在谷丘结盟。鲁、郑增加纪国，是因为纪国是鲁国的党羽而怨恨
齐，故来助也。不书「战」，所在鲁地也。下书日，以会时所定也。下书「及」，不称「公」，蒙上文也。燕称「人」，以其国小而远，微之也；下称「燕师」，循齐、宋、卫之称也。
译齐国，本来是来援助的。不记载“战”，是因为战场在鲁国境内。下文记载具体日期，是根据会盟时所确定的日期。下文记载“及”，不称“公”，是承袭上文的省略。燕国称“人”，是因为其国小且偏远，表示轻视；下文称“燕师”，是沿袭对齐、宋、卫的称呼。
三月，葬卫宣公。
卫惠公，上称「卫侯」「卫候」，二本原作「惠侯」，今据经文改。者，宣公卒在前年十一月，踰年正月即位改元，故二月虽未葬，称「卫侯」无嫌也。二月与卫战，三月往赴葬，此必无之事，故知「往赴葬则书葬」之例，非也。
夏，大水。冬十月。十有四年春正月，公会郑伯于曹。
左氏谓郑人来修好，自十二年与郑伯盟于武父，鲁、郑之好久矣，何至此时来修乎?盖为备齐、卫、宋故耳。
无冰。
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或疑尚有十二月，尤寒，若十一月无冰，何以遽书?按：经书「无冰」者三，此年及成元年二月、襄二十八年春也。二月为十二月，春兼十、十一、十二月言之，其或燠在十一月，或燠在十二月，皆得书之耳，若三月皆燠，则书时。
夏五，郑伯使其弟语来盟。
「五」下阙字，传写者漏也。前曹之会未盟，故郑伯使其弟语来盟，不日、书名，皆无例。
秋八月壬午，御廪灾。己亥，尝。
经于桓两书「烝」，一书「尝」，以桓公有侈大行典礼之意，故「大阅」、「大雩」、「烝」、「尝」之祭皆书，如此是常事悉书者也。或谓「不时」，夫「尝」为秋祭，八月岂不时乎?又谓「不敬」，然则以御廪灾之故，将不祭祖宗乎?此皆食「常事不书」之语之毒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齐侯禄父卒。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
宋伐郑，报郑连年之伐也。书「宋人者」，见宋之为主也。「以」字无例，邪说谓「以者，不以者也」，意谓本非所得制，而今得制之。定四年「蔡侯以吴子」岂亦不能制，而今得制之乎！或以其不可通，谓「不交锋」，亦谬。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
王者车服以庸，而今反求车于臣，直书之而义自见。
三月己未，天王崩。
桓王奔(崩)（「奔」，二本同，疑当作「崩」。），惠王立。
夏四月己巳，葬齐僖公。五月，郑伯突出奔蔡。
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无例。赵汸氏谓「辨二君」，似是，然十六年「卫侯朔出奔齐」，无二君也。
郑世子忽○取○义○复归于郑。
忽出奔时未成乎为君「为君」，中研本作「君然」，今据北图本改。也！突则为君，故称「郑伯」。此时忽若不书「世子」，则无以见忽之为正，而突之非正矣，故特书「郑世子」也。前忽出奔，不书「世子」者，则亦以突未为郑伯，不书「郑伯」也。此处既见圣人所以明君臣姣庶之辨，而亦以见其笔法之井井有如此也。书「复归」与「归」同，无例。
许叔入于许。
隐十一年「公及齐侯、郑伯入许」，是其前事也。其时左氏谓郑使许大夫奉许叔居许东偏，若是，则「东偏」亦许地，今何为书「入于许」耶！以经不书许叔出奔，故不可考耳。经略其事者，书「入」而不书「出」，以书「入」则「出」可见也。「入」，书「名」、书「字」无例，书「入」与「归」亦无例。或谓「归者易辞，入者难辞」，今许叔之入，岂有国人拒之者哉?许叔，庄公之弟，非君也，是时穆公立，亦未见其仕云。
公会齐侯于艾。
前齐僖以四国战郎，而我亦以纪、郑败齐、宋四国之众，构兵无已，故襄公立而我修好焉。左氏谓「谋定许」，非也。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
「人」者，通上下之称，若小国则多称「人」，义又别。
秋九月，郑伯突入于栎。
栎，郑邑，非郑国也，故书「入栎」而不书「入郑」，或以为复国，谬也。吾观经于郑忽、突争国之事，未尝不详也。十一年，自郑庄卒，书「宋人执祭仲」，又书「突归于郑」，见突之为宋所要而立也，突归而忽出矣，此年突出奔蔡，突出而忽复归矣，兹又书「突入于栎」，其时祭仲「祭仲」，二本原作「蔡仲」，今据经文改。拥忽专制国中，突穷居于栎，不与诸侯之事者凡十七年，其间惟
译三月，安葬卫宣公。
卫惠公，上文称“卫侯”、“卫候”，两个版本原作“惠侯”，现在根据经文改正。卫宣公在前年十一月去世，过了年正月即位改元，所以二月虽然还没有安葬，称“卫侯”也没有嫌疑。二月与卫国交战，三月前往参加葬礼，这必定是没有的事，所以知道“前往参加葬礼就记载葬礼”的体例，是不对的。
夏天，发大水。冬天十月。十四年春正月，鲁庄公在曹地会见郑伯。
左氏认为郑人来修好，自从十二年与郑伯在武父结盟以来，鲁、郑两国交好已经很久了，何至于此时来修好呢？大概是为了防备齐、卫、宋的缘故罢了。
没有结冰。
周历正月，是夏历十一月，有人怀疑还有十二月，尤其寒冷，如果十一月没有结冰，为什么立即记载呢？查考：经文中记载“无冰”的有三处，这一年以及成公元年二月、襄公二十八年春天。二月是夏历十二月，春天兼指十、十一、十二月来说，如果温暖在十一月，或者温暖在十二月，都可以记载，如果三个月都温暖，就记载季节。
夏五，郑伯派他的弟弟子语来结盟。
“五”字下面缺字，是传抄者遗漏了。之前在曹地的会见没有结盟，所以郑伯派他的弟弟子语来结盟，不记载日期、记载名字，都没有体例依据。
秋八月壬午日，御廪发生火灾。己亥日，举行尝祭。
经文在桓公时期两次记载“烝”，一次记载“尝”，因为桓公有奢侈盛大举行典礼的意思，所以“大阅”、“大雩”、“烝”、“尝”这些祭祀都记载，这样就是常事都记载了。有人说“不合时宜”，然而“尝”是秋祭，八月难道不合时宜吗？又说“不敬”，那么因为御廪火灾的缘故，就不祭祀祖先了吗？这都是受“常事不记载”这句话毒害的结果。
冬十二月丁巳日，齐侯禄父去世。宋国人率领齐人、蔡人、卫人、陈人攻打郑国。
宋国攻打郑国，是报复郑国连年的攻打。记载“宋人”，是显示宋国是主谋。“以”字没有体例依据，邪说认为“以者，不以者也”，意思是本来不能控制，现在能控制他们。定公四年“蔡侯率领吴子”难道也是不能控制，现在能控制他们吗！有人因为不通顺，说“不交锋”，也是错误的。
十五年春二月，天王派家父来求取车辆。
王者用车服来酬劳有功者，现在反而向臣下求取车辆，直接记载而意义自然显现。
三月己未日，天王去世。
桓王奔（崩）（“奔”，两个版本相同，怀疑应当作“崩”。），惠王即位。
夏四月己巳日，安葬齐僖公。五月，郑伯突突然出逃到蔡国。
诸侯出逃，有的称名有的不称名，没有体例。赵汸说“辨别两位君主”，似乎是对的，然而十六年“卫侯朔出逃到齐国”，并没有两位君主啊。
郑世子忽○娶○义○复归到郑国。
忽出逃时还没有成为君主“为君”，中研本作“君然”，现在根据北图本改正。！突则成为君主，所以称“郑伯”。此时如果不记载“世子”，就无法显示忽是正统，而突不是正统，所以特别记载“郑世子”。之前忽出逃，不记载“世子”，也是因为突还没有成为郑伯，不记载“郑伯”。这里既显示圣人用来明辨君臣嫡庶的区别，也显示他的笔法井然有序就是这样。记载“复归”与“归”相同，没有体例依据。
许叔进入许国。
隐公十一年“公及齐侯、郑伯进入许国”，是之前的事。那时左氏认为郑国派许大夫奉许叔居住在许国东边，如果是这样，那么“东边”也是许国地界，现在为什么记载“进入许国”呢！因为经文不记载许叔出逃，所以无法考证罢了。经文简略其事，记载“入”而不记载“出”，因为记载“入”那么“出”就可见了。“入”，记载“名”、记载“字”没有体例依据，记载“入”与“归”也没有体例依据。有人说“归是容易的词，入是困难的词”，现在许叔进入，难道有国人拒绝他吗？许叔，是庄公的弟弟，不是君主，这时穆公即位，也没有看到他做官。
鲁庄公在艾地会见齐侯。
之前齐僖公率领四国在郎地作战，而我们率领纪、郑打败齐、宋四国的军队，战争没有停止，所以襄公即位而我们修好。左氏认为“谋划安定许国”，是不对的。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
“人”，是通上下之称，如果是小国则多称“人”，意义又不同。
秋九月，郑伯突进入栎地。
栎，是郑国的邑，不是郑国，所以记载“入栎”而不记载“入郑”，有人认为复国，是错误的。我看经文对于郑忽、突争国的事，没有不详细的。十一年，自从郑庄公去世，记载“宋人抓住祭仲”，又记载“突归到郑国”，显示突是被宋国要求而即位的，突归而忽出逃了，这一年突出逃到蔡国，突出而忽复归了，这时又记载“突进入栎地”，那时祭仲“祭仲”，两个版本原作“蔡仲”，现在根据经文改正。拥戴忽专断国中，突穷困居住在栎地，不参与诸侯事务共十七年，其间只有
庄四年与齐侯遇于垂而已，十七年后突乃乘齐桓之伯，大会诸侯于郅，而与其会，如此则尝复国矣。经不书者，以栎非他国，故不再书也。又必忽与祭仲皆死，经不书忽卒，以不成乎为君，略之也，不问其正与不正也。是忽寔未尝成君，而始终为君者突也，其事大?如此。左氏则于忽称「昭公」，又于十七年载「高渠弥杀昭公而立子亹」，十八年载「齐人杀子亹而立子仪」，庄十四年载「传瑕杀子仪而纳厉公」，至二十一年经书「厉公突卒」，其书乃已。如传所言，忽寔为君，而且有臣弒君、邻国讨贼诸事迭见不已，经何以悉不书邪?吾不敢信也。
译庄公四年，郑忽只是与齐侯在垂地相遇罢了，十七年后，郑突才趁着齐桓公称霸的时机，在郅地大会诸侯，而郑忽参加了这次会盟，像这样看来，郑忽曾经恢复过君位。《春秋》不记载这件事，是因为栎地并非他国，所以不再次记载。又必定是郑忽与祭仲都死了，《春秋》不记载郑忽去世，是因为他没有真正成就为君，所以略去不写，不论其是否名正言顺。这是郑忽实际上未曾成为君主，而始终为君的是郑突，事情的重大程度就像这样。《左传》却在郑忽身上称“昭公”，又在十七年记载“高渠弥杀死昭公而立子亹”，十八年记载“齐人杀死子亹而立子仪”，庄公十四年记载“传瑕杀死子仪而迎立厉公”，到二十一年《春秋》记载“厉公突去世”，这才结束。如果按照《左传》所说，郑忽确实是君主，而且有臣子弑君、邻国讨伐贼臣等事情接连不断出现，《春秋》为什么全都不予记载呢？我不敢相信。
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于袲，伐郑。十有六年春正月，公会宋公、蔡侯、卫侯于曹。夏四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
左氏谓「谋伐郑，将纳厉公」，是也。经书「伐郑」，突在栎，忽郑也，则伐郑者忽也。伐郑者忽，是欲纳突于郑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郑。冬，城向。
向界于鲁、莒之间，隐二年「莒人入向」，至是服鲁而城之，其后又服莒，宣四年，鲁复伐莒取向。
十有一月，卫侯朔出奔齐。
朔，卫惠公名也，不德，为臣所逐而奔齐。出奔书名，常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会齐侯、纪侯盟于黄。
左氏谓「平齐、纪」，是。又谓「且谋卫」，蛇足也。
二月丙午，公会邾仪父盟于趡。
隐公初年，仪父尝来盟蔑，故兹复遣寻盟。然桓于八年已伐之，是年秋即伐之矣。
夏五月丙午，及书△法齐师战于奚。
或书「公及」，或书「及」，无例。春秋初，来侵伐我鲁者讳言「侵」、「伐」，言「来战」，说见十年「来战于郎」下。兹称「及某师战」，亦讳，与前事同也。前言「来战」，此言「及某师战」，事同而书法又不同。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陈归于蔡。
蔡季为蔡侯献舞之弟，称名、称字，无例，与「许叔入于许」同。乃以其为称字而贤之，不知其贤者何事?贤否妄定，好恶任情，小人之说春秋可恨如此。
癸巳（「癸巳」，中研本作「祭巳」，北图本不误，今据经文改。），葬蔡桓侯。
「侯」当为「公」，于此，窃意鲁史旧本，其葬本皆称「侯」，孔子以鲁君称「公」之故，而皆易为「公」，故偶遗此未改，与书「天王」或仍「王」字之类同。不然，何以俨然有书「侯」者在乎?余说并谬。
及宋人、卫人伐邾。
春盟而秋伐之，直书之义自见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于泺。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
前年为齐所伐，今与齐会，且同夫人如齐，为齐所诱也。齐深仇鲁而公不知，所以亡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丁酋，公之丧至自齐。
鲁公被弒，不书地，此于外弒，故书「薨于齐」。季明德不信传，谓「桓公乃自薨，非齐弒」也，此强意异传，非正论也。上书「正月如齐」，下书「四月公薨」，此自显然有故，况齐襄淫女弟之恶昭昭于诗，如是合之，春秋自无可疑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书「葬」，亦所以别于内弒也，说见「隐公薨」下。
春秋通论卷三
新安首源姚际恒
庄公桓公子，母文姜，在位三十三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不书「即位」，即位于先君之年也。
三月，夫人孙书△法于齐
公之丧至自齐时文姜已归矣，此时又奔齐，内君与夫人奔皆变，言「孙」，此经之书法也。诸家皆谓文姜皋齐，则何以又书「三月孙于齐」耶?不言姜氏，蒙前文，观后书「会」、书「享」，皆书「姜氏」，未尝贬去可见矣。
夏，单伯逆王姬。
单伯本天子畿内大夫，后命为鲁卿者，故鲁有单伯。后书「单伯会伐宋」，又「单伯会诸侯于郅」，皆此单伯也，文十四年「单伯如齐」，则其子孙也。或以单伯为王臣，「逆」作「送」，若然，当俟馆成之后方至鲁，岂得夏王姬已至，而秋始筑馆耶?
秋，筑王姬之馆于外。
此为齐侯亲迎之馆，于外，我居丧避吉故也。
冬十月乙亥，陈侯林卒。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
或书「天王」，或书「王」，无例。
王姬归于齐。齐师迁纪郱、鄑、郚。
齐迁纪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将以灭纪也。齐图纪已久，徒以桓公在尔，桓公没，乃为之。谷梁于此条曰「纪，国也，郱、鄑、郚，国也，或曰：『迁纪于郱、鄑、郚。』」，其于文义茫然不解，故为此
译冬十一月，鲁桓公与宋公、卫侯、陈侯在袲地会盟，讨伐郑国。十六年春正月，鲁桓公与宋公、蔡侯、卫侯在曹地会盟。夏四月，鲁桓公与宋公、卫侯、陈侯、蔡侯讨伐郑国。
左氏认为“谋划讨伐郑国，准备拥立厉公”，这是正确的。《春秋》记载“伐郑”，郑厉公突在栎地，郑昭公忽在郑国都城，那么讨伐郑国的是郑昭公忽一方。讨伐郑国的是郑昭公忽一方，这说明是想把郑厉公突拥立回郑国。
秋七月，鲁桓公从讨伐郑国回来。冬，修筑向城的城墙。
向地介于鲁国和莒国之间，隐公二年“莒人入侵向地”，到这时向地臣服于鲁国，鲁国便为其修筑城墙，其后向地又臣服于莒国，宣公四年，鲁国再次讨伐莒国夺取向地。
十一月，卫侯朔出逃奔往齐国。
朔，是卫惠公的名，他无德，被臣下驱逐而逃往齐国。出逃奔往他国而书写其名，是常例。
十七年春正月丙辰，鲁桓公与齐侯、纪侯在黄地结盟。
左氏认为“调解齐国与纪国的关系”，这是正确的。又说“并且谋划卫国之事”，这是画蛇添足。
二月丙午，鲁桓公与邾仪父在趡地结盟。
隐公初年，仪父曾来鲁国在蔑地结盟，所以这次又派人来重温盟约。然而桓公在八年已经讨伐过邾国，这年秋天就要再次讨伐它了。
夏五月丙午，与齐国军队在奚地交战。
有时书写“公及”，有时书写“及”，没有定例。春秋初期，来侵犯讨伐我国鲁国的，忌讳说“侵”、“伐”，而说“来战”，说法见十年“来战于郎”之下。这里称“与某师战”，也是忌讳，与前事相同。前面说“来战”，这里说“与某师战”，事情相同而书法又不同。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去世。秋八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
蔡季是蔡侯献舞的弟弟，称名、称字，没有定例，与“许叔入于许”相同。于是因为他称字而认为他贤德，不知道他贤德在什么事上？贤与不贤随意判定，好恶任凭私情，小人解说《春秋》可恨到如此地步。
癸巳（“癸巳”，中研本作“祭巳”，北图本不误，今据经文改。），安葬蔡桓侯。
“侯”应当为“公”，在这里，我私下认为鲁国史官旧本，其安葬本都称“侯”，孔子因为鲁君称“公”的缘故，而都改为“公”，所以偶尔遗漏此未改，与书写“天王”或仍用“王”字之类相同。不然，为什么俨然有书写“侯”的呢？其余说法都谬误。
与宋人、卫人讨伐邾国。
春天结盟而秋天讨伐它，直书其事的义理自然显现了。
冬十月朔，发生日食。
十八年春王正月，鲁桓公与齐侯在泺地会盟。鲁桓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
前年被齐国讨伐，今年与齐国会盟，并且同夫人一起前往齐国，是被齐国引诱所致。齐国深仇鲁国而桓公不知道，所以导致灭亡。
夏四月丙子，鲁桓公在齐国去世。丁酉，鲁桓公的灵柩从齐国运回。
鲁公被弑杀，不书写地点，这是在外国被弑杀，所以书写“薨于齐”。季明德不信传文，说“桓公是自然去世，不是齐国弑杀”，这是强词夺理违背传文，不是正统言论。上文写“正月前往齐国”，下文写“四月桓公去世”，这自然显然有缘故，况且齐襄公淫乱妹妹的恶行在《诗经》中昭昭可见，这样结合起来，《春秋》自然无可怀疑。
秋七月。冬十二月己丑，安葬我们的国君桓公。
书写“葬”，也是用来区别于在国内被弑杀，说法见“隐公薨”之下。
春秋通论卷三
新安首源姚际恒
庄公是桓公的儿子，母亲是文姜，在位三十三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不书写“即位”，是因为在先君之年即位的缘故。
三月，夫人孙于齐。
桓公灵柩从齐国运回时文姜已经归来了，此时又逃往齐国，国君与夫人出逃都是变故，说“孙”，这是《春秋》的书法。诸家都说文姜逃往齐国，那么为什么又书写“三月孙于齐”呢？不称姜氏，是承前文，看后文书写“会”、书写“享”，都书写“姜氏”，未曾贬去可见。
夏，单伯迎娶王姬。
单伯本是天子畿内大夫，后来被任命为鲁卿，所以鲁国有单伯。后文书写“单伯会伐宋”，又“单伯会诸侯于郅”，都是这个单伯，文公十四年“单伯如齐”，则是他的子孙了。有人以单伯为王臣，“逆”作“送”，如果这样，应当等馆舍建成之后才到鲁国，怎么能夏天王姬已到，而秋天才开始筑馆呢？
秋，在城外修筑王姬的馆舍。
这是为齐侯亲迎王姬所建的馆舍，在城外，是因为我国居丧避吉的缘故。
冬十月乙亥，陈侯林去世。周王派荣叔来赐给桓公的命令。
有时书写“天王”，有时书写“王”，没有定例。
王姬归于齐。齐国军队迁移纪国的郱、鄑、郚三地。
齐国迁移纪国三地的百姓而夺取其土地，将要灭掉纪国。齐国图谋纪国已久，只是因为桓公在世罢了，桓公去世，才这样做。谷梁传对此条说“纪，是国家，郱、鄑、郚，是国家，有人说：‘迁移纪国到郱、鄑、郚。’”，他对文义茫然不解，所以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