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通论卷十五
存两宫，归其罪于三家，可笑也。夫以两宫灾，故书，非以存两宫为非礼而书也。使其不灾，春秋安所用其书罪之笔乎?又赵鹏飞氏谓宜毁不毁，故天谴以灾，若是，则诸侯五庙之制天定之耶?更可笑也。公羊又谓此皆毁庙，「其言灾何?复立也」，误认毁为拆毁之毁，更不足道矣。胡氏又因此发其议论，辟祖宗功德之非，谓子孙奚问祖宗功德之有无，又误认桓、僖两宫之存，鲁人以为不祧之庙者，尤属谬妄。且殷之三宗、周之文、武，不祧之庙，历代有之，岂始于鲁而罪之乎?或又谓此迁庙也，所谓毁者，原别置主迁庙。然迁庙惟一庙而已，若群公仍皆有庙，又何祧毁之云哉?春秋一经即此条观之，其为历朝无识之徒乱道如此，经安得不亡?偶志于此，以例其余焉。前从祀先公，左氏以从为顺，正闵、僖之位，予不取之，于此益见其不然矣。何则?若顺祀，当由桓而闵，由闵而僖，今书桓、僖宫灾，则火先从桓宫而及僖宫，其未尝顺祀明矣，故经之书跻僖公实可信，而传之解从祀为正闵、僖之位，实不可信也。
译将桓公、僖公两庙的灾祸归罪于三家，真是可笑。因为两宫发生火灾，所以史书予以记载，并非因为保存两宫不合礼制才加以记载。假如两宫没有发生火灾，《春秋》哪里会用那支记录罪过的笔呢？又有赵鹏飞说，应当毁弃而没有毁弃，所以上天降下灾祸作为谴责，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诸侯五庙的制度是天定的吗？更是可笑了。《公羊传》又说这些都是毁弃的庙宇，“为什么记载灾祸呢？是因为重新立庙”，错误地把“毁”理解为拆毁的“毁”，更不值一提了。胡氏又借此发表议论，驳斥祖宗功德的说法，认为子孙何必去询问祖宗是否有功德，又错误地认为桓公、僖公两庙的保存，是鲁国人将其视为不迁毁的宗庙，这尤其荒谬。况且殷商的三宗、周朝的文王、武王，不迁毁的宗庙，历代都有，难道是从鲁国开始才加以罪责的吗？又有人说这是迁庙，所谓“毁”，原本是指另设神主迁入他庙。然而迁庙只有一座而已，如果众公仍然各自都有庙宇，又哪里谈得上迁毁呢？《春秋》一经，仅从这一条来看，历代无知之徒扰乱正道到了如此地步，经义怎能不亡失呢？偶然记下这些，以推知其余的情况。之前关于从祀先公的事，左氏把“从”解释为顺，认为这是端正了闵公、僖公的位次，我不采纳这种说法，在这里更加看出它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如果是顺次祭祀，应当由桓公到闵公，由闵公到僖公，现在记载桓公、僖公宫室发生火灾，那么火是先从桓公宫烧到僖公宫，这明显表明并没有顺次祭祀，所以经文记载僖公位次上升是可信的，而传文解释从祀是为了端正闵公、僖公的位次，确实不可信。
季孙斯、叔孙州仇帅师城启阳。
城近敌，故二子帅师。
宋乐?帅师伐曹。
报定十一年乐大心自曹入萧以叛之怨也。
秋七月丙子，季孙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孙猎于吴。
公子驷之党也。蔡侯前杀公子，今放公孙，速其戕身之祸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邾。
前取邾田，三家共分之，而季氏强，必多得，今二人乘季孙斯之死乃重伐邾，思更得其田，则二人得以专之矣。其背盟而贪得如此。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盗杀蔡侯申。蔡公孙辰出奔吴。
「杀」，公、谷作「弒」，疑是。蔡侯以迁州来而不得臣民之心，至是被弒，公孙辰出奔吴，则必与闻其事矣。
葬秦惠公。宋人执小邾子。
其时无伯，故宋人得执小邾子。
夏，蔡杀其大夫公孙姓、公孙霍。
亦公孙辰之党也。
晋人执戎蛮子赤归于楚。
晋执楚之所欲得者而归之，其惧楚深矣。
城西郛。六月辛丑，亳社灾。
殷作都于亳，是其社也。说者说武王使诸侯各立之以示戒，故鲁有亳社，社有屋，今灾。
秋八月甲寅，滕子结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顷公。五年春，城毗。夏，齐侯伐宋。
讨其执小邾子也。
晋赵鞅帅师伐卫。
为蒯聩之未入也。
秋九月癸酉，齐侯杵臼卒。
景公无嫡子，多庶子，公爱子荼，立之以属国夏、高张。
冬，叔还如齐。闰月○取○义○，葬齐景公。
经不书「闰月」，以闰月之事归本月也。如闰正月，即书「正月」。此书「闰月」者，从古丧不数闰。今冬闰，即使是十二月，去卒期亦止四月，齐以国内乱，欲速其葬，故连闰月数，即使是十二月，除去闰月亦止三月矣，大非礼也，故特书，亦取义之类也。
六年春，城邾瑕。
逼邾也。
晋赵鞅帅师伐鲜虞。
晋伐鲜虞凡五矣，未有所以得之也，适足见晋之衰而鲜虞之能负固也。
吴伐陈。
伐楚与国。
夏，齐国夏及高张来奔。
齐国、高二子受命立荼，陈乞欲立荼之庶兄阳生，二子被逐奔鲁。
叔还会吴于柤。
吴伐陈，还至柤，叔还往会之，惧吴以结好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轸卒。齐阳生入于齐。齐陈乞弒其君荼。
上书阳生入齐，下书陈乞弒荼，以见阳生之入，由陈乞也，又以见陈乞之弒君，阳生亦有罪也。经文自明，不必传。
冬，仲孙何忌帅师伐邾。
何忌终不忘邾如此。
宋向巢帅师伐曹。
三年，乐?伐之，今向巢又伐之，为宋公入曹起。
七年春，宋皇瑗帅师侵郑。
报定十五年罕达之伐。
晋魏曼多帅师侵卫。
五年伐卫，今又侵之。
夏，公会吴于鄫。
会之而适以召伐，哀公之失策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来。
前鲁卿屡伐邾，至是公伐，入邾，以邾子益来，为后齐伐鲁、归邾子起。
宋公围曹。冬，郑驷弘（「弘」，二本原皆阙末笔作「弘」。）帅师救曹。
宋、曹雠久矣，郑救之者，欲报宋皇瑗之师，而以救曹为名也，故卒无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
虽不书「灭」，然曹自此亡矣。
吴伐我。
以前伐我，经止书四鄙，从无书「伐我」之文，至此将绝笔，而乃书「吴伐我」及下「齐伐我」，亦变文也。言伐某鄙，则止于某鄙而已，言伐我，则入其国都，亦在是矣。可见谓定、哀多微辞，其说妄也。或以不言四鄙为讳，乃是反说。又左氏谓造门请盟，有无未可知，亦不可据以为讳也。
夏，齐人取讙及阐。
齐人为邾来伐，取鲁二邑。
归邾子益于邾。
齐胁鲁归邾子，公之自取愧邕也。谓定、哀多微辞，岂非妄说哉!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
译季孙斯、叔孙州仇率领军队修筑启阳城。
因为城池靠近敌国，所以这两个人率领军队。
宋国的乐?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这是为了报复定公十一年乐大心从曹国进入萧地叛逃的怨恨。
秋天七月丙子日，季孙斯去世。蔡国人将大夫公孙猎放逐到吴国。
公孙猎是公子驷的党羽。蔡侯先前杀了公子驷，现在又放逐公孙猎，这加速了他自身遭受杀害的祸患。
冬天十月癸卯日，秦伯去世。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邾国。
先前夺取邾国的田地，三家共同瓜分，而季氏势力强大，必定分得更多，现在这两个人趁着季孙斯去世的机会再次攻打邾国，想着重新夺取那些田地，以便两人能够独占。他们违背盟约且贪婪到如此地步。
四年春天周王二月庚戌日，强盗杀死了蔡侯申。蔡国的公孙辰出逃到吴国。
“杀”字，公羊传、谷梁传作“弑”，怀疑是正确的。蔡侯因为迁都州来而得不到臣民的支持，至此被弑杀，公孙辰出逃到吴国，那么他必定参与了这件事。
安葬秦惠公。宋国人拘捕了小邾子。
当时没有霸主，所以宋国人能够拘捕小邾子。
夏天，蔡国杀死了大夫公孙姓、公孙霍。
他们也是公孙辰的党羽。
晋国人拘捕了戎蛮子赤，把他送还给楚国。
晋国拘捕了楚国想要得到的人并送还给他，可见晋国非常畏惧楚国。
修筑西郛城墙。六月辛丑日，亳社发生火灾。
殷商在亳建立都城，这是它的社稷。解说的人说周武王让诸侯各自建立亳社以示警戒，所以鲁国有亳社，社庙有房屋，现在发生了火灾。
秋天八月甲寅日，滕子结去世。冬天十二月，安葬蔡昭公。安葬滕顷公。五年春天，修筑毗城。夏天，齐侯讨伐宋国。
这是为了讨伐宋国拘捕小邾子的事。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讨伐卫国。
这是因为蒯聩还没有回国。
秋天九月癸酉日，齐侯杵臼去世。
景公没有嫡子，有很多庶子，景公宠爱儿子荼，立他为继承人，并托付给国夏、高张。
冬天，叔还前往齐国。闰月○取○义○，安葬齐景公。
经文中不记载“闰月”，是将闰月的事情归入本月。如果是闰正月，就记载为“正月”。这里记载“闰月”，是遵循古代丧礼不计算闰月的原则。今年冬天有闰月，即使是十二月，距离去世也只有四个月，齐国因为国内动乱，想要尽快安葬，所以连闰月一起计算，即使是十二月，除去闰月也只有三个月了，这大大不符合礼制，所以特别记载，也属于取义的一类。
六年春天，修筑邾瑕城。
这是为了逼迫邾国。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讨伐鲜虞。
晋国讨伐鲜虞已经五次了，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恰好显示出晋国的衰落和鲜虞能够坚守固守。
吴国讨伐陈国。
这是讨伐楚国的盟国。
夏天，齐国的国夏和高张来投奔鲁国。
齐国的国、高二人受命拥立荼，陈乞想要拥立荼的庶兄阳生，这两个人被驱逐后逃到鲁国。
叔还在柤地会见吴国。
吴国讨伐陈国，叔还到达柤地，前往会见吴国，是畏惧吴国以结好。
秋天七月庚寅日，楚子轸去世。齐国的阳生进入齐国。齐国的陈乞弑杀了国君荼。
上文记载阳生进入齐国，下文记载陈乞弑杀荼，以此表明阳生的进入是由陈乞安排的，同时也表明陈乞弑君，阳生也有罪过。经文本身已经清楚，不需要传文解释。
冬天，仲孙何忌率领军队讨伐邾国。
何忌始终没有忘记邾国，就像这样。
宋国的向巢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三年时，乐?讨伐曹国，现在向巢又讨伐曹国，是为了宋公进入曹国做铺垫。
七年春天，宋国的皇瑗率领军队侵犯郑国。
这是为了报复定公十五年罕达的讨伐。
晋国的魏曼多率领军队侵犯卫国。
五年时讨伐卫国，现在又侵犯卫国。
夏天，鲁侯在鄫地会见吴国。
会见吴国反而招致讨伐，这是哀公的失策。
秋天，鲁侯讨伐邾国。八月己酉日，攻入邾国，带着邾子益来到鲁国。
先前鲁国卿大夫屡次讨伐邾国，至此鲁侯亲自讨伐，攻入邾国，带着邾子益来到鲁国，为后来齐国讨伐鲁国、归还邾子埋下伏笔。
宋公包围曹国。冬天，郑国的驷弘（“弘”，两个版本原本都缺末笔写成“弘”。）率领军队救援曹国。
宋国和曹国的仇怨很久了，郑国救援曹国，是想报复宋国皇瑗的军队，而以救援曹国为名，所以最终没有成功。
八年春天周王正月，宋公进入曹国，带着曹伯阳回到宋国。
虽然没有记载“灭”，但曹国从此灭亡了。
吴国讨伐我国。
以前讨伐我国，经文只记载“四鄙”，从来没有记载“伐我”的文字，至此将要结束笔法，却记载“吴伐我”以及下面的“齐伐我”，这也是文字的变化。说讨伐某鄙，就只限于某鄙而已，说讨伐我国，就进入了国都，也包含在内了。可见说定公、哀公时期多有微言大义，这种说法是荒谬的。有人认为不记载四鄙是为了避讳，这反而是错误的说法。又左传认为造门请盟，有无不可知，也不能据此认为是避讳。
夏天，齐国人夺取了讙地和阐地。
齐国人为了邾国的事来讨伐，夺取了鲁国的两个邑。
将邾子益归还给邾国。
齐国胁迫鲁国归还邾子，这是鲁公自取其辱。说定公、哀公时期多有微言大义，难道不是荒谬的说法吗！
秋天七月，冬天十二月
癸亥，杞伯过卒。齐人归讙及阐。
齐取二邑之时，必以是为胁归邾子之说，至是邾子归国，归二邑焉。左氏谓季氏嬖故，非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帅师取郑师于雍丘。
译癸亥日，杞国国君过去世。齐国人将讙地和阐地归还。
齐国夺取这两座城邑的时候，必定是以这作为胁迫邾国国君回国的手段，到这时邾国国君回国，齐国便将这两座城邑归还。《左传》认为是因为季氏宠幸的缘故，这是不对的。
鲁宣公九年春季周历二月，安葬杞僖公。宋国的皇瑗率领军队在雍丘俘获了郑国的军队。
自定十五年郑罕达帅师伐宋以启衅端，自是宋屡报郑。七年，皇瑗侵郑，是年并取郑师，秋，宋公亲伐郑，十年，宋人伐郑，十二年，宋向戌伐郑，迨十三年，郑人亦取宋师，二国循环覆师以相雠报，殃民毒众，亦何为哉?不能不咎罕达之为戎首矣。左氏于前皇瑗侵郑曰「郑叛晋」，已属混矣，于此曰郑罕达为嬖臣，许瑕求邑于宋，而宋取郑师，岂有大夫因家臣求邑而兴师取邻国之邑者?事情迂折不可信。
夏，楚人伐陈。
六年，吴伐陈，今陈即吴，故楚人又伐之。
秋，宋公伐郑。
杜氏云「报雍丘」，非也。雍丘之役已取郑师矣，何云报乎?
冬十月。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来奔。
邾子益前为鲁执，今既归而复来奔者，必吴与齐争邾，以相构怨，邾无所容而复来奔耳。左氏谓齐甥故，遂奔齐，若是，何不径奔齐而必先奔鲁以奔齐耶?且经无奔齐之文也。
公会吴伐齐。
去年，吴与齐皆来伐我，今乃会吴以伐齐，不独借蛮国以伐姻国之非，且何其报施之不类耶?其伐齐者，必以邾子之故，然不能考其详也。
三月戊戌，齐侯阳生卒。
齐侯之卒，未必于军，左氏且谓被弒，尤不可信。且言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尤诞。
夏，宋人伐郑。
前既取其师，今又伐之。
晋赵鞅帅师侵齐。
晋伐丧也。
五月，公至自伐齐。葬齐悼公。
必无五月公至自伐齐，而即于是月会葬于齐者，故书葬以会葬之说必不可信。
卫公孟彄（「公孟彄」，二本原作「公孙彄」，今据经文改。）自齐归于卫。
彄以定十四年奔郑，今书「自齐」，则又尝奔齐矣。彄为蒯聩之党，今归于卫，为蒯聩归之由也。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结（「公子结」，二本原作「子结」，今据经文改。）帅师伐陈。吴救陈。
陈属吴，故楚人伐之而吴救之。左氏谓季札救陈，盖附会为说，以救为善事，故归之札耳。孰知吴本私陈而雠楚，其救也，岂为公乎?
十有一年春，齐国书帅师伐我。
报去年会吴之伐也。
夏，陈辕颇出奔郑。
陈为吴、楚交争，而国卿又出奔，不可以为国矣。
五月，公会吴伐齐。甲戌，齐国书帅师及吴战于艾陵，齐师败绩，获齐国书。
公再会吴伐齐，见哀公之长寇雠而伐姻亲，不仁之甚矣。吴由此凭陵中夏，鲁为之也，虽胜齐何益哉?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隐公。卫世叔齐出奔宋。
凡大夫出奔固必有故，左氏喜谈女德，如此类者甚多，不可尽信。
十有二年春，用田赋。
宣公初（「初」，中研本作「出」，今据北图本改。）税亩，田有税矣；成公作丘甲，丘出甲矣。丘甲即丘赋也。今于田税、丘甲之外又令田出赋，则一田而兼税赋，是田税又加田赋也，丘赋又有田赋也，民将奚堪?哀公者，较之宣公、成公而尤甚焉，说者谓定、哀多微辞，岂其然哉?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夫人也，所称吴孟子是也。左氏谓死不赴，故不称「夫人」。然于哀公为叔母，哀公亦薄矣哉!
公会吴于橐皋。
公媚吴，故屡会之，且欲为之致诸侯也。
秋，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郧。
公又会卫、宋，欲致之以从吴也。然卫侯来而宋公不亲至，见诸侯之心卒不服矣。
宋向巢帅师伐郑。
宋四伐郑矣。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郑罕达帅师取宋师于岩。
报雍丘之师也。春秋书「取师」者鲜，惟后乃书。宋、郑交相取师，则将为战国杀人盈城盈野之渐与!
夏，许男成卒。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
自晋失伯后，鲁欲尊吴为伯，然仅能致晋，即宋、卫亦不至，则 吴亦安能为伯哉?此条先书晋，常也，非不与夷狄主中国之说也；书「吴子」文配晋侯。，亦常也，
译自从定公十五年郑罕达率领军队攻打宋国以开启争端以来，从此宋国屡次报复郑国。七年，皇瑗侵犯郑国，这一年又俘获了郑国的军队；秋天，宋公亲自攻打郑国。十年，宋国人攻打郑国。十二年，宋国向戌攻打郑国。等到十三年，郑国人又俘获了宋国的军队。两国循环往复地俘获对方军队以互相仇视报复，祸害百姓、毒害民众，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不能不归咎于罕达作为挑起战端的罪魁祸首。《左传》在前文皇瑗侵犯郑国时说“郑国背叛了晋国”，这已经属于混淆不清了；在这里说郑罕达是宠臣，许瑕向宋国请求封邑，而宋国因此俘获郑国军队，哪有大夫因为家臣请求封邑而兴兵俘获邻国军队的道理？事情迂回曲折，不可相信。
夏天，楚国人攻打陈国。
六年，吴国攻打陈国，现在陈国依附于吴国，所以楚国人又攻打它。
秋天，宋公攻打郑国。
杜预说这是“报复雍丘之役”，不对。雍丘之役已经俘获了郑国军队了，怎么能说是报复呢？
冬天十月。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来投奔鲁国。
邾子益先前被鲁国拘押，现在既然回国却又再来投奔，一定是吴国与齐国争夺邾国，互相构陷结怨，邾国无处容身才又来投奔的。《左传》说是因为齐国是甥舅之故，于是投奔齐国，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直接投奔齐国而要先投奔鲁国再投奔齐国呢？况且《春秋》经文没有投奔齐国的记载。
鲁公会合吴国攻打齐国。
去年，吴国和齐国都来攻打我国，现在却会合吴国去攻打齐国，这不仅借蛮夷之国去攻打姻亲之国是不对的，而且这种报答施恩的方式多么不合常理啊？攻打齐国，一定是因为邾子的事，但不能考证其详情。
三月戊戌，齐侯阳生去世。
齐侯的去世，未必是在军中，《左传》甚至说他是被弑杀的，尤其不可信。而且说吴王在军门外哭了三天，更是荒诞。
夏天，宋国人攻打郑国。
先前已经俘获了郑国军队，现在又攻打它。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侵犯齐国。
这是晋国趁齐国丧事进行讨伐。
五月，鲁公从伐齐之地回国。安葬齐悼公。
必定没有五月鲁公从伐齐之地回国，而就在当月会葬于齐国的情况，所以用“书葬”来表示会葬的说法必不可信。
卫国公孟彄（“公孟彄”，两个版本原作“公孙彄”，现在根据经文改正。）从齐国回到卫国。
彄在定公十四年投奔郑国，现在记载“自齐”，说明他又曾投奔齐国。彄是蒯聩的党羽，现在回到卫国，是蒯聩回归的缘由。
薛伯夷去世。秋天，安葬薛惠公。冬天，楚国公子结（“公子结”，两个版本原作“子结”，现在根据经文改正。）率领军队攻打陈国。吴国救援陈国。
陈国依附吴国，所以楚国人攻打它而吴国救援它。《左传》说是季札救援陈国，大概是附会之说，因为救援是善事，所以归功给季札。哪里知道吴国本来偏私陈国而仇视楚国，它的救援，难道是出于公心吗？
十一年春，齐国国书率领军队攻打我国。
这是报复去年会合吴国攻打齐国的事。
夏天，陈国辕颇出逃投奔郑国。
陈国被吴国、楚国交相争夺，而国家卿大夫又出逃，这已经不能成其为国了。
五月，鲁公会合吴国攻打齐国。甲戌，齐国国书率领军队与吴国在艾陵交战，齐军大败，俘获齐国国书。
鲁公再次会合吴国攻打齐国，可见哀公长期结下仇敌而攻打姻亲，太不仁义了。吴国由此凭借此势欺凌中原，这是鲁国造成的，虽然战胜了齐国又有什么益处呢？
秋天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去世。冬天十一月，安葬滕隐公。卫国世叔齐出逃投奔宋国。
凡是大夫出逃投奔必定有缘故，《左传》喜欢谈论女德，像这类事情很多，不可完全相信。
十二年春，实行田赋。
宣公初年（“初”，中研本作“出”，现在根据北图本改正。）征收亩税，田地已经有税了；成公制作丘甲，每丘出甲了。丘甲就是丘赋。现在在田税、丘甲之外又命令田地出赋，那么一块田地就兼有税和赋，这是田税之上又加田赋，丘赋之上又有田赋，百姓将如何承受？哀公相比宣公、成公更加严重，解说者说定公、哀公时期多有微言大义，难道真是这样吗？
夏天五月甲辰，孟子去世。
这是昭公的夫人，所称呼的吴孟子就是她。《左传》说因为死讯没有报丧，所以不称“夫人”。然而对于哀公来说她是叔母，哀公也太薄情了！
鲁公会合吴国在橐皋。
鲁公谄媚吴国，所以屡次会合它，并且想替它招致诸侯。
秋天，鲁公会合卫侯、宋国皇瑗在郧。
鲁公又会合卫国、宋国，想招致他们跟随吴国。然而卫侯来了而宋公没有亲自到来，可见诸侯的心终究不服。
宋国向巢率领军队攻打郑国。
宋国已经四次攻打郑国了。
冬天十二月，发生蝗灾。
十三年春，郑国罕达率领军队在岩地俘获宋国军队。
这是报复雍丘之役的军队。《春秋》记载“取师”的情况很少，只有后来才记载。宋国、郑国交相俘获军队，这将是战国时期杀人盈城盈野的开端吧！
夏天，许男成去世。鲁公会合晋侯和吴子在黄池。
自从晋国失去霸主地位后，鲁国想尊崇吴国为霸主，然而只能招致晋国，即使宋国、卫国也不到，那么吴国又怎么能成为霸主呢？这条记载先写晋国，是常规，并不是不承认夷狄主持中原的说法；书写“吴子”与晋侯并列，也是常规，
非进吴之说也。
楚公子申帅师伐陈。
楚乘吴会黄池，又为越所入，故又伐陈，以吴不能救也。自是陈危矣。
译这不是采纳吴国建议的结果。
楚国的公子申率领军队讨伐陈国。
楚国趁着吴国在黄池会盟，又遭到越国入侵，所以再次讨伐陈国，因为吴国无力救援。从此陈国就处于危险之中了。
于越入吴。
柏举之役，于越入吴，吴亦可以知儆戒矣，乃复侈然为黄池之会，而越又入焉，吴之恃勇寡识，所以卒至于灭亡也。
秋，公至自会。晋魏曼多帅师侵卫。
踵七年之侵也。
葬许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东方。
孛星旦见，故曰东方。
盗杀陈夏区夫。十有二月，螽。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
此与书「宋六鹢退飞」，书「鲁瞿鹆来巢」同，皆记异也。然麟为不恒有之物，祥兽也，今为狩获以死，则祥而灾矣。孔子尝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兹有感于麟之获也，故修春秋至此遂辍笔焉耳。
春秋无例详考
新安首源姚际恒
无「隐无正」之例
隐公自元年书「春王正月」以后，无正月之事，故不书正月。谓隐十年无正，将逊乎桓，谬妄之说也。将逊乎桓，何以无正月乎?既将逊乎桓，无正月，尤宜自元年起，何以元年有正月乎?若以其将逊，不言正月，则虽正月有事，亦将却之乎?若是何以为史！此编特论无例，但以其言例者统辨之，不分出三传及胡氏，览者自查之，后放此。又，公、谷及胡氏，通论中本不辨，兹辨之者，以其言例也。
无「桓无王」之例
桓元年、二年，及十年、十八年皆书「春王正月」，余皆书「春正月」，盖「春正月」者旧史也，于「春」下加「王」者，孔子之取义也，详隐元年。其中无「王」子，偶遗而未加耳。若谓贬桓为弒君，故不书王」，则终桓之世皆当不书，元年尤不宜书，何以元年书，又二年、十年、十八年亦书乎?其为仍旧史而未加明矣。且此后宣公亦预弒者，何以皆书乎?以此为说，何异童稚，乃于二年及诸年之书「王」者无以处之，又别造种种邪说，更不足辨、不胜辨矣。
无「定元年无正」之例
凡新君踰年即位，必书「春王正月」。公即位，若上年即位，则虽正月无事，亦必书「春王正月」以系之平常之年，一春无事，始书「春王正月」，若二、三月有事，则不书也。，今定公六月始即位，其称元年，盖追称之，实则犹是先君之年也，故不书「春王正月」，迨三月有事，始书「春王三月」，一如平常之年焉。竖儒生性不灵，冒昧妄生邪说，可笑也。今见三传旧本亦依其言，皆于「春王三月」四字截「春王」二字为一条，「三月」及下事为一条，又可骇也。
无「王称天、不称天」之例
旧史称「王」，孔子加「天」字于上，所以尊王，为取义之大者也。其无「天」字者，乃仍旧史偶遗也。亦如「春至正月」失「王」字之义耳。终桓之世，周来聘者三，求车者一，皆称「天王」，惟庄元年书「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如以为桓弒君，其薨后锡命，贬王不称「天」，然则桓生存之时，王下聘诸事何以反不贬王而称「天」乎?又，文五年夫人风氏薨，王使人归含且赗，及会葬，亦皆称王，无「天」字，乃又谓天子归含赗于诸侯之妾，故却「天」字。然则惠公之仲子亦妾也，王来归赗称「天」者何也?且经于他处王不称「天」者亦有矣。桓五年「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又「公朝于王所」，皆不称天也。
十二公无「书即位、不书即位」之例
十二公惟隐、庄、闵、僖四公不书即位。按：公薨，嗣君于殡奠毕即于柩前即位为君，至明年改元，复于正月元日行即位礼，仿尧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之义，故书「即位」也。亦有殡奠毕即于柩前行即位礼，谓之「即位于先君之年」，故明年正月不复行即位礼者，如是则亦不书矣。此隐、庄、闵、僖四公之所以不书即位也。今说者谓隐不书「即位」，摄也。隐实继立为君，非摄也。书「元年」，书「正月」，生称「公」，死称「薨」，一一与他公同，何独谓之摄乎！谓庄不书「即位」，为文姜出故。按：下书「三月夫人孙于齐」，则文姜自上年夏公之丧至自齐，时文姜已归矣，至三月又书「夫人孙
译于越入侵吴国。
柏举之战后，于越入侵吴国，吴国本应懂得警戒，却反而骄纵地举行黄池之会，于是越国再次入侵。吴国倚仗勇力而见识浅陋，这就是它最终走向灭亡的原因。
秋季，鲁公从会盟之地回国。晋国魏曼多率领军队侵犯卫国。
这是接着前七年侵犯卫国的事。
安葬许元公。九月，出现蝗灾。冬季十一月，有彗星出现在东方。
彗星在早晨出现，所以说在东方。
盗贼杀死了陈国的夏区夫。十二月，出现蝗灾。鲁定公十四年春天，在西郊狩猎时捕获了麒麟。
这与《尚书》记载“宋国六只鹢鸟退飞”、记载“鲁国鹊鸟来筑巢”相同，都是记录异常现象。然而麒麟是不常有的事物，是祥瑞之兽，如今因狩猎而被捕获致死，那么祥瑞就变成灾祸了。孔子曾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的道已经完了。”这是因麒麟被获而感到感慨，所以修撰《春秋》到这里就停笔了。
《春秋》无例详考
新安首源姚际恒
没有“隐公无正”的条例
隐公自从元年记载“春王正月”之后，没有正月发生的事，所以不记载正月。说隐公十年没有正月，将要禅让给桓公，这是荒谬虚妄的说法。将要禅让给桓公，为什么没有正月呢？既然将要禅让给桓公，没有正月，尤其应该从元年起，为什么元年有正月呢？如果因为将要禅让，不提及正月，那么即使正月有事，也将推辞不记吗？如果是这样，怎么能称为史书！本书专门论述没有条例，只是把那些谈论条例的人统加辩驳，不区分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读者自行查考，后面仿照此例。另外，公羊、谷梁及胡安国，在通论中本不辩驳，这里辩驳他们，是因为他们谈论条例。
没有“桓公无王”的条例
桓公元年、二年，以及十年、十八年都记载“春王正月”，其余都记载“春正月”。大概“春正月”是旧史，在“春”下加“王”字，是孔子取义，详见隐公元年。其中没有“王”字，是偶然遗漏而未加。如果说贬低桓公因为弑君，所以不记载“王”，那么桓公整个在位期间都应当不记载，元年尤其不宜记载，为什么元年记载，而且二年、十年、十八年也记载呢？那是沿袭旧史而未加修改，很明显了。况且此后宣公也参与弑君，为什么都记载呢？用这种说法，无异于孩童，对于二年及诸年记载“王”的情况无法处理，又别造种种邪说，更不值得辩驳、辩驳不尽了。
没有“定公元年无正”的条例
凡是新君逾年即位，必定记载“春王正月”。国君即位，如果上年即位，那么即使正月无事，也必定记载“春王正月”以系于平常之年，一春无事，才记载“春王正月”，如果二、三月有事，就不记载了。现在定公六月才即位，称元年，大概是追称，实际上还是先君之年，所以不记载“春王正月”，等到三月有事，才记载“春王三月”，一如平常之年。竖儒生性不灵，冒昧妄生邪说，可笑。现在看到三传旧本也依从他们的说法，都在“春王三月”四字中截断“春王”二字为一条，“三月”及下文为一条，又令人骇异。
没有“王称天、不称天”的条例
旧史称“王”，孔子在上面加“天”字，所以尊崇王，是取义中最大的。没有“天”字的，是沿袭旧史偶然遗漏。也像“春至正月”丢失“王”字的意义一样。桓公整个在位期间，周王来聘问三次，求车一次，都称“天王”，只有庄公元年记载“王使荣叔来赐桓公命”，如果认为桓公弑君，他死后赐命，贬低王不称“天”，那么桓公在世时，王下聘诸事为什么反而不贬低王而称“天”呢？另外，文公五年夫人风氏去世，王派人归含且赗，以及会葬，也都称王，没有“天”字，却又说天子归含赗给诸侯的妾，所以去掉“天”字。那么惠公的仲子也是妾，王来归赗称“天”的是为什么呢？况且经文中其他地方王不称“天”的也有。桓公五年“蔡人、卫人、陈人跟随王讨伐郑”，又“公朝见王所在”，都不称天。
十二公没有“书即位、不书即位”的条例
十二公只有隐、庄、闵、僖四位公不记载即位。按：国君去世，嗣君在殡奠完毕后即在灵柩前即位为君，到明年改元，又在正月元日举行即位礼，仿效《尧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的意义，所以记载“即位”。也有殡奠完毕后即在灵柩前行即位礼，称为“即位于先君之年”，所以明年正月不再行即位礼，像这样也就不记载了。这是隐、庄、闵、僖四位公不记载即位的原因。现在解说的人说隐公不记载“即位”，是摄政。隐公实际继位为君，不是摄政。记载“元年”，记载“正月”，活着称“公”，死了称“薨”，一一与其他公相同，为什么唯独说他是摄政呢！说庄公不记载“即位”，是因为文姜出奔的缘故。按：下文记载“三月夫人孙于齐”，那么文姜自从上年夏天公的丧事从齐国回来，当时文姜已经回来了，到三月又记载“夫人孙
齐」可见。乃谓文姜出，岂非梦语耶?谓闵不书「即位」为乱，然宣公亦乱，何以书「即位」乎?谓僖不书「即位」为公出故，公实尝出也，即据左氏谓公上年八月出即归矣，何以次年不行即位礼乎！又或谓凡继弒君不言即位，隐非继弒君也。又或谓四公内无所承，上不请命，尤谬!上不请命，十二公皆然，何独四公！若夫桓宣之弒君而书「即位」，定之为强臣所立而书「即位」，岂内有所承者哉?
译“齐”字可见。于是说文姜离开了，这难道不是梦话吗？说闵公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发生动乱，然而宣公也发生动乱，为什么却记载“即位”呢？说僖公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国君出奔的缘故，国君确实曾经出奔，即使根据《左传》说国君在上一年八月出奔随即就回来了，为什么次年不举行即位礼呢！又有人说凡是继承被弑杀国君的不记载即位，隐公并非继承被弑杀的国君。又有人说四位国君在国内没有继承依据，向上没有请求任命，这尤其荒谬！向上不请求任命，十二位国君都是如此，为什么唯独这四位国君呢？至于桓公、宣公弑杀国君却记载“即位”，定公被权臣拥立却记载“即位”，难道他们是在国内有继承依据的吗？
无「日、不日」之例
凡不日，除本不必日之外，其余皆阙也。日食日不日 日食必于日月交会之辰，故在朔日。是以桓三年书「王辰朔」也。举其事之在前者以例其余，后放此。诗亦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是也。若隐三年书「己已」，则失「朔」字也；桓十七年书「朔」，则失日也；庄十八年书「三月」，则并失日与朔字也。乃谓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无晦日日食者，谓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无二日日食者，谓不言朔不言日，夜食也。夜统于日，焉有不言日与朔乎?尤凿。内大夫卒日不日 隐元年「公子益师卒」，不日。或谓公不兴小敛，或谓远，或谓恶，胡氏亦能辨之，不复赘。乃其自谓恩数有厚薄，则仍袭不与小敛之说，可笑也。前人辨之云：宣公以后与文公以前年数略同，而日卒之数近倍，然则何以于前者皆恩薄，而后者皆恩厚乎！亦确论也。诸侯卒日不日 隐三年「庚辰，宋公和卒」。谓诸侯日卒「正也」。若隐七年滕侯卒不日，安见滕侯之非正乎，且有不月者，是并失其月也。僖十四年「冬，蔡侯肸卒」。谓「诸侯时卒，恶之也」。夫蔡侯有何可恶?岂以其从楚乎?然则当时郑、陈诸国之从楚者多矣，何以其卒皆书日乎?诸侯葬日不日 诸侯之葬虽亦有当时、过时、不及时之不同，然或以日不日为当时、过时、不及时之例，似可，乃当时、过时、不及时者皆有日不日，则其不可为例明矣。于此而又分例焉，其妄何足辨哉!盟日不日 日者，隐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谓「书日，严之也」。若六年「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不知何以严之乎?又僖九年「戊辰，诸侯盟于葵邱」。或谓「危之」，或谓「美之」，将奚从！不日者，隐元年「公及邾仪公盟于蔑」，谓「不日，其盟渝也」。则全经所书盟，其渝者十之九，何以皆日乎?且庄十三年「公会齐侯，盟于柯，又谓「不日，信之也」，将奚从?外盟日不日 隐八年「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谓「诸侯之参盟，于是始，故谨而日之」。不知元年「及宋人盟于宿」，鲁、宋、宿三国也，参盟实始于此，并未尝谨而日之也。入日不日 隐十年壬午，「齐人、郑人入郕」，谓「日入，恶入者也」。若僖二十年郑人入滑」不日，独不恶入乎?取日不日 隐十年「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此因取二邑，故分别日之。若日「取郜、取防」，则不知为同日事异日事也。乃谓「取二邑，故谨而日之」，岂非梦语乎?伐日不日 伐不言日者，以但知往伐而不知战于何日，且不胜纪也。若书「战」，则必有日矣。以其有胜败，故言「战」。庄二十八年「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以是日伐，即以是日战也。夫伐我则当与战矣，迟速因乎其时耳，乃谓日者，深疾卫之是日与战，若然，则当束手受其缚乎?弒未成君日不日 文十八年「子卒」，不日，谓不日，「不忍言也」。若庄三十二年「己未，子般卒」，独忍言乎?
无来朝时与月之例
桓二年「秋七月，杞侯来朝」，谓朝时此月者，以桓弒君，故谨而书之也。若成六年「夏六月，邾子来朝」、七年「夏五月，曹伯来朝」、定十五年「春王正月，邾子来朝」，成、定非弒君者，何为亦月乎?
无诸侯「名、不名」之例
诸侯生名不名 诸侯不生名，是矣，然而孔子亦未尝自定为例也。何以见之?桓七年「谷伯绥来朝」、「邓侯吴离来朝」，非生名乎！盖以其国小而远，又其后之卒无由以知，故于此名之也。或谓「贱之」，圣人岂贵大贱小乎?或谓「失国之君」，失国当书「来奔」，不当书「来朝」矣。或谓以桓公故，贬而书名，去年冬，「纪侯来朝」，何以不书名乎?然此犹小国也，虽大国亦有之。昭十一年「楚子虔诱蔡般杀之于申」，楚子非生名乎?或谓以其诱中国之君而杀之，故谨而名之，然则诸侯不生名之例无可知矣。不然，当日「贤诸侯，不生名
译没有“记日与不记日”的固定条例
凡是未记日的，除了原本就不必记日之外，其余都是史官遗漏。日食记日与不记日：日食必定发生在日月交会之时，所以都在朔日。因此桓公三年记载“王辰朔”。举出前面事件的例子来类推其余情况，后面都照此办理。《诗经》也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隐公三年记载“己巳”，那就漏掉了“朔”字；桓公十七年记载“朔”，那就漏掉了干支日；庄公十八年记载“三月”，那就连干支日和“朔”字都漏掉了。于是有人说，只记干支日不记朔，是晦日发生日食；没有晦日日食的，说只记朔不记干支日，是刚过朔日就发生日食；没有两天都发生日食的，说既不记朔也不记干支日，是夜间发生日食。夜间统属于白天，哪有既不记干支日也不记朔的道理呢？这更是牵强附会。国内大夫去世记日与不记日：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没有记日。有人说因为国君没有主持小敛，有人说因为路途遥远，有人说因为厌恶，胡氏也能辨析这些说法，不再赘述。然而他自称恩惠的厚薄不同，却仍然沿袭“不参与小敛”的说法，真是可笑。前人辨析说：宣公以后与文公以前的年数大致相同，而记日去世的人数却将近一倍，那么为什么前者都是恩薄，而后者都是恩厚呢！这也是确切的论断。诸侯去世记日与不记日：隐公三年“庚辰，宋公和卒”。说诸侯记日去世是“合乎正礼”。如果隐公七年滕侯去世没有记日，怎么见得滕侯就不合乎正礼呢？况且还有不记月的，这是连月份都漏掉了。僖公十四年“冬，蔡侯肸卒”。说“诸侯在特定时节去世，是厌恶他”。蔡侯有什么可厌恶的？难道因为他跟随楚国吗？那么当时郑、陈等国跟随楚国的很多，为什么他们去世都记日呢？诸侯安葬记日与不记日：诸侯的安葬虽然也有当时、过时、不及时的不同，但用记日与不记日作为当时、过时、不及时的条例，似乎可以，然而当时、过时、不及时的都有记日与不记日的情况，那么这不能作为条例就明显了。在这里又分出条例来，其荒谬哪里值得辩驳呢！会盟记日与不记日：记日的，隐公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说“记日，是表示严肃”。如果六年“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不知道凭什么表示严肃呢？又僖公九年“戊辰，诸侯盟于葵邱”。有人说“表示危急”，有人说“表示赞美”，将听从谁呢！不记日的，隐公元年“公及邾仪公盟于蔑”，说“不记日，是因为盟约被违背”。那么整部经书所记载的会盟，违背的占十分之九，为什么都记日呢？况且庄公十三年“公会齐侯，盟于柯”，又说“不记日，是表示守信”，将听从谁呢？国外会盟记日与不记日：隐公八年“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说“诸侯参与会盟，从这里开始，所以谨慎而记日”。不知道元年“及宋人盟于宿”，鲁、宋、宿三国也，参与会盟实际上从这里开始，并没有谨慎而记日。入侵记日与不记日：隐公十年壬午，“齐人、郑人入郕”，说“记日入侵，是厌恶入侵者”。如果僖公二十年“郑人入滑”不记日，难道不厌恶入侵吗？夺取记日与不记日：隐公十年“辛未取郜、辛巳取防”，这是因为夺取两个城邑，所以分别记日。如果记“取郜、取防”，就不知道是同一天还是不同天的事了。于是说“夺取两个城邑，所以谨慎而记日”，难道不是梦话吗？征伐记日与不记日：征伐不记日的，是因为只知道去征伐而不知道在哪一天作战，况且没有胜利就不记载。如果记载“战”，就一定有日期了。因为有胜负，所以记载“战”。庄公二十八年“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因为这一天征伐，就在这一天作战。征伐我国就应当与之作战，快慢取决于时机罢了，于是说记日，是深深痛恨卫国在这一天与之作战，如果这样，难道应当束手就擒吗？弑杀未成君记日与不记日：文公十八年“子卒”，不记日，说不记日，是“不忍心说”。如果庄公三十二年“己未，子般卒”，难道忍心说吗？
没有来朝见记时与记月的条例
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来朝”，说朝见的时节在这个月，是因为桓公弑君，所以谨慎而记载。如果成公六年“夏六月，邾子来朝”、七年“夏五月，曹伯来朝”、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邾子来朝”，成公、定公不是弑君者，为什么也记月呢？
没有诸侯“记名与不记名”的条例
诸侯在世时记名与不记名：诸侯在世时不记名，是对的，然而孔子也没有自己定为条例。怎么看出来的？桓公七年“谷伯绥来朝”、“邓侯吴离来朝”，不是记名吗！大概因为他们的国家小而偏远，而且他们后来的去世无法得知，所以在这里记名。有人说“轻视他们”，圣人难道贵大贱小吗？有人说“失国的君主”，失国应当记载“来奔”，不应当记载“来朝”了。有人说因为桓公的缘故，贬低而记名，去年冬天，“纪侯来朝”，为什么不记名呢？然而这还是小国，虽然大国也有这种情况。昭公十一年“楚子虔诱蔡般杀之于申”，楚子不是记名吗？有人说因为他诱骗中原的君主而杀害他，所以谨慎而记名，那么诸侯在世不记名的条例就无法知道了。不然，应当说“贤德的诸侯，在世不记名”。
」乃可，何为不然也?楚子名说详文下。诸侯失国名不名 诸侯失国固多名者，然庄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十八年「齐师灭谭，谭子奔莒」，僖五年「楚人灭弦，弦子奔黄」之类，皆不名，其无失国名之例可知矣。或谓圣人与纪侯不争而去，然则谭弦皆不争耶?且安见他国名者之争耶?诸侯出奔名不名 桓十五年「十五年」，应作「十六年」。「卫侯朔出奔齐」，此名也；僖二十八年，「卫侯出奔楚」，此不名也，无例也。诸侯归名不名 僖二十八年「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此名也；成十六年，「曹伯归自京师」，此不名也，无例也。执而归名不名 僖二十八年「曹伯襄复归于曹，此名也；「成十六年曹伯归自京师」，此不名也，无例也。以诸侯归名不名 僖二十六年「楚人灭夔，以夔子归」，不名，谓夔子以无罪见讨，然则蔡侯献舞、路婴儿、沈嘉、许斯、顿、胡豹、曹阳、邾益皆有罪邪?
译这样才可以，为什么说不行呢？楚子名说的详情见下文。
诸侯失国，是否称名
诸侯失国固然多有称名的情况，然而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庄公十八年“齐师灭谭，谭子奔莒”，僖公五年“楚人灭弦，弦子奔黄”之类，都不称名，由此可知没有失国必称名的定例。有人说圣人与纪侯不争而离去，那么谭、弦两国也都不争吗？况且又怎么见得称名的诸侯就是因争而失国呢？
诸侯出奔，是否称名
桓公十五年（“十五年”应作“十六年”），“卫侯朔出奔齐”，这是称名；僖公二十八年，“卫侯出奔楚”，这是不称名，没有定例。
诸侯归国，是否称名
僖公二十八年“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这是称名；成公十六年，“曹伯归自京师”，这是不称名，没有定例。
被俘后归国，是否称名
僖公二十八年“曹伯襄复归于曹”，这是称名；成公十六年“曹伯归自京师”，这是不称名，没有定例。
由他国带回归国，是否称名
僖公二十六年“楚人灭夔，以夔子归”，不称名，理由是夔子因无罪而被讨伐，那么蔡侯献舞、路婴儿、沈嘉、许斯、顿胡豹、曹阳、邾益都是有罪的吗？
无「诸侯灭同姓而名」之例
谓诸侯灭同姓名者，只以僖二十五年「卫侯毁灭邢」而云。不知此「毁」字盖因下「卫侯毁卒」而误连上也，不知其误，遂妄论也。若僖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虢、虞，晋之同姓也；庄四年「纪侯大去其国」，纪，齐之同姓也，何以皆不名乎?
无「诸侯卒名、不名」之例
诸侯卒名，其不名者阙也。隐七年「滕侯卒」，谓「不书名，未同盟也」。按：同盟卒而不名者甚多，即以隐八年「蔡侯考父卒」言之，未与同盟，何为名乎?又以「宿男卒言之，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已同盟矣，何为不名乎?若以为小国不名，如薛、杞、滕，小国也，「薛伯卒」、「杞子卒」、「滕子卒」，此皆不名也；「薛伯谷卒」、「耆伯?卒」、「滕子原卒」，此名也，则无小国不名之例也。若秦，大国也，亦不名，昭五年、定九年、哀三年皆书「秦伯卒」，则以其荒远而阙之可知也。
无「鲁会书葬，鲁不会不书葬」之例
说者谓外诸侯葬，因鲁往会而书，谬也。凡鲁往会葬则必书其人。 文六年「公子遂如晋葬晋襄公」 宣十年「公孙归父如齐葬齐惠公」 昭三年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昭十年「叔孙婼如晋葬晋平公」 昭十一年「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昭十二年「九月，季孙意如如晋葬晋昭公」，则凡不书「某至某国」，但书「葬某国某公」者，皆无人往会葬可知矣。不然，何以有书者，余皆不书乎?且若桓十三年「三月，葬卫宣公」，岂有二月方与卫战，而三月往会葬乎?哀十年「五月，公至自伐齐，葬齐悼公」，又岂有方伐之归，即使人往会葬乎?又若昭八年「葬陈哀公」，是时陈已灭矣，岂犹循诸侯会葬之礼乎?尤可证其不然也。又鲁有来会葬者，襄三十一年书「滕子来会葬」，其不书者，亦可知他国无人来会葬也。
无「书外灾，为鲁吊」之例
说者谓书外灾为鲁往吊，昭九年「陈灾」，于时陈已为楚灭，何吊焉?
无「诸侯书葬、不书葬」之例
诸侯卒葬，常也。惟吴楚之君不书「葬」，以其为蛮国而外之也。其余书「卒」不书「葬」者，阙也。僖九年「宋公御说卒」，不书「葬」，谓未葬而襄公会诸侯，为襄公讳也。若成三年宋公、卫侯伐郑，皆未葬，何以书「葬」，不为之讳乎?且经为内讳有之，未有为外讳者也。 僖二十三年「宋公兹父卒」，不书「葬」，谓失民也。然则凡诸侯书「葬」者，皆得民乎? 宣九年，晋成公、卫成公皆不书「葬」，谓鲁不往会于二国，皆有故。若卫宣公、齐悼公方伐其国见上。，何以往会而书葬乎? 君遇弒多不书「葬」，乱而不得其实，非贼不讨不书葬之谓也。桓二年「宋督弒其君与夷」，文十四年「齐侯潘卒」，皆不书「葬」。谓讨其贼而不葬，若蔡景公、许悼公何以书「葬」乎?别见下。他若隐七年「滕侯卒」，八年「宿男卒」，桓十二年「陈侯跃卒」，庄十六年「邾子克卒」，二十五年「卫侯朔卒」之类，皆不书「葬」，无以言之，则概曰「怠于礼」，「弱其君」。夫「怠于礼」，「弱其君」，谓小国也，何以小国多有葬者，大国亦有不葬者乎?以是这鲁君冤矣。何其荒唐谬悠之甚乎?
无「君弒，贼未讨，不书葬」之例
谓君弒，贼未讨，不书「葬」者，徒以鲁隐、闵二公不书「葬」，故为此邪说耳。不知隐、闵不书弒，故以不书「葬」见之，此春秋之取义也。若外诸侯，知其葬则书，不知其葬则不书，安问见弒者贼讨乎?未讨乎?而以是为例也?若襄三十年「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十月，葬蔡景公」，无以言之，乃谓「君子辞也」，又谓「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其晦塞不通，岂非遁辞之穷乎?昭十九年「五月，许世子止弒其君买」，「冬，葬许悼公」，无以言之，谓「不成乎弒」，赦止之罪也，又谓「不使止为弒父也」，尤可恨。若然，乱臣贼子乐得而弒君父矣，何惧乎?以
译没有“诸侯灭亡同姓国家就记载其名”的体例。
所谓诸侯灭亡同姓国家就记载其名，只是依据僖公二十五年“卫侯毁灭邢”而这样说。不知道这个“毁”字大概是因为下文“卫侯毁卒”而错误地连属到上文，不知道这是错误，就妄加议论。如果像僖公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虢国、虞国都是晋国的同姓；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纪国是齐国的同姓，为什么都不记载其名呢？
没有“诸侯去世记载其名、不记载其名”的体例。
诸侯去世记载其名，那些不记载其名的，是因为史文缺失。隐公七年“滕侯卒”，解释说“不记载其名，是因为没有结盟”。按：结盟后去世却不记载其名的很多，就拿隐公八年“蔡侯考父卒”来说，没有与鲁国结盟，为什么记载其名呢？又拿“宿男卒”来说，元年鲁国与宋人在宿国结盟，已经结盟了，为什么不记载其名呢？如果认为小国不记载其名，像薛、杞、滕，都是小国，“薛伯卒”、“杞子卒”、“滕子卒”，这些都不记载其名；“薛伯谷卒”、“杞伯某卒”、“滕子原卒”，这些记载其名，那么就没有小国不记载其名的体例了。至于秦国，是大国，也不记载其名，昭公五年、定公九年、哀公三年都记载“秦伯卒”，那么是因为秦国荒远而史文缺失就可以知道了。
没有“鲁国参加会葬就记载葬，鲁国不参加会葬就不记载葬”的体例。
解说的人说外诸侯的葬事，是因为鲁国前往参加会葬才记载，这是错误的。凡是鲁国前往参加会葬，必定记载前往的人。文公六年“公子遂如晋葬晋襄公”，宣公十年“公孙归父如齐葬齐惠公”，昭公三年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昭公十年“叔孙婼如晋葬晋平公”，昭公十一年“叔弓如宋葬宋平公”，昭公十二年“九月，季孙意如如晋葬晋昭公”，那么凡是只记载“葬某国某公”，而不记载“某人前往某国”的，都可以知道没有人前往参加会葬。不然的话，为什么有的记载了，其余的都不记载呢？况且像桓公十三年“三月，葬卫宣公”，难道二月刚与卫国交战，三月就前往参加会葬吗？哀公十年“五月，公至自伐齐，葬齐悼公”，又难道是刚讨伐齐国回来，就派人前往参加会葬吗？又像昭公八年“葬陈哀公”，当时陈国已经被灭亡了，难道还遵循诸侯会葬的礼节吗？尤其可以证明这种说法不对。又鲁国有前来参加会葬的，襄公三十一年记载“滕子来会葬”，那些没有记载的，也可以知道其他国家没有人前来参加会葬。
没有“记载外国的灾祸，是因为鲁国前往吊唁”的体例。
解说的人说记载外国的灾祸是因为鲁国前往吊唁，昭公九年“陈灾”，当时陈国已经被楚国灭亡，吊唁什么呢？
没有“诸侯记载葬、不记载葬”的体例。
诸侯去世和安葬，是常事。只有吴国、楚国的君主不记载“葬”，因为把他们当作蛮夷国家而排斥在外。其余记载“卒”不记载“葬”的，是因为史文缺失。僖公九年“宋公御说卒”，不记载“葬”，解释说没有安葬而襄公会合诸侯，是为襄公避讳。如果成公三年宋公、卫侯讨伐郑国，都没有安葬，为什么记载“葬”，不为他们避讳呢？况且经书为鲁国避讳是有过的，没有为外国避讳的。僖公二十三年“宋公兹父卒”，不记载“葬”，解释说失去了民心。那么凡是诸侯记载“葬”的，都得到了民心吗？宣公九年，晋成公、卫成公都不记载“葬”，解释说鲁国没有前往这两个国家参加会葬，都有缘故。如果卫宣公、齐悼公正在讨伐他们的国家（见上文），为什么前往参加会葬而记载葬呢？君主遭遇弑杀大多不记载“葬”，是因为动乱而得不到实情，并不是说弑君贼未讨就不记载葬的意思。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文公十四年“齐侯潘卒”，都不记载“葬”。解释说讨伐了弑君贼所以不记载葬，那么蔡景公、许悼公为什么记载“葬”呢？另见下文。其他像隐公七年“滕侯卒”，八年“宿男卒”，桓公十二年“陈侯跃卒”，庄公十六年“邾子克卒”，二十五年“卫侯朔卒”之类，都不记载“葬”，无法解释，就一概说是“怠慢礼制”，“削弱其君”。所谓“怠慢礼制”，“削弱其君”，是说小国的，为什么小国多有记载葬的，大国也有不记载葬的呢？因此鲁君被冤枉了。多么荒唐谬误啊！
没有“君主被弑，弑君贼未讨，就不记载葬”的体例。
说君主被弑，弑君贼未讨，就不记载“葬”，只是依据鲁隐公、闵公两位君主不记载“葬”，所以产生这种邪说罢了。不知道隐公、闵公不记载被弑，所以用不记载“葬”来体现，这是《春秋》的取义。至于外诸侯，知道安葬就记载，不知道安葬就不记载，哪里去问被弑者弑君贼是否讨伐呢？未讨伐呢？而把这作为体例呢？如果襄公三十年“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十月，葬蔡景公”，无法解释，就说“这是君子的措辞”，又说“不忍心让父亲在儿子手中失去民心”，这种晦涩不通，难道不是遁辞的穷尽吗？昭公十九年“五月，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冬，葬许悼公”，无法解释，说“不算弑君”，赦免止的罪过，又说“不让止成为弑父的人”，尤其可恨。如果这样，乱臣贼子乐于弑杀君父了，还害怕什么呢？
无「王不书葬」之例
王不书葬，亦阙也。谓王不书「葬」者谬也。诸侯尚书「葬」，岂王反不书「葬」乎?因谓「过时书」、「不及时书」、「我有往者书」，从而为之辞，益谬也。如我有往，则文十年「叔孙得臣如京师葬襄王」，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师葬景王」，必书之，其它虽书「葬」而不书某往，其不往可知矣。又有谓「凡书葬王者皆公亲往」，尤谬。大夫往诸侯且书，往王且书，况公乎!不必辨矣。
无予夺诸侯爵号之例
春秋杞、滕皆侯爵也。经于杞或称伯、或称子，于滕或称子，于薛或称伯，皆降也。其故何也?杞、滕、薛皆小国，其朝觐贡赋力不能备礼，故愿降卑以从事，其来赴以是书，则史亦以是书之，孔子不复有所更易也。其谓孔子有所进退予夺者，邪说也。不然，何独于数小国而屡易之乎?及其于大国或称爵或称人，则又以为进退予夺在是，尤谬。「人」者，通上下之称，称「人」，则或有君，或有大夫，不可一?而论，各因其事也。于此不胜辨，各详文下及后条。若吴、楚之君本为蛮国，故恒抑之。如楚先称「楚」又其先称期，从其旧号，与称楚同。，后称「楚人」，后称「楚子」，亦非是进退。盖其初抑之，其后与中国会盟征伐日益盛大，不可复抑，且便文也。详文下。然其后称「楚子」、亦称「楚人」，原未尝一其称也，吴亦同。
无「盟」与「同盟」之例
「盟」与「同盟」，一也。春秋以前皆书「盟」，自「庄」十六年始书「同盟于幽」，盖从赴文也。齐桓始伯，为此夸大之词也。其谓「同外楚」、「同尊周」，并谬，又谓「志同欲，所以与桓」，又谓「小国愿与之盟，非出于勉强，故曰『同盟』」。然则僖二年盟于黄，非同欲而愿与之盟乎?何为不称「同」以与桓也?又葵邱之盟谓美之大者，又何不称「同」以与桓乎?迨后襄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郑寻从楚伐宋，又谓「书同盟，以见其既同而又叛」；襄二十五年「诸侯同盟于重邱」，又谓晋侯受赂，故「特书曰同」。若然，则渝盟也、受赂也皆书「同」，是书「同」者，又以其「不同」也，岂非反复其说之小人乎?
无「围」与「同围」之例
同围犹共围也，「围」与「同围」一也。襄十八年「诸侯同围齐」遂谓诸侯共疾齐，同心而围之，谬也。夫疾齐者，以齐之伐鲁耳，鲁疾而他诸侯不甚疾也。况有邾、莒在，邾、莒者，党齐而伐鲁者数矣，今迫于晋命，不得已而围齐，又岂同心者哉?大扺造谬例者，已既不解经，亦欺人不解经也。
无「归」与「复归」之例
书「归」与「复归」同。谓「归」者出入无恶，桓十三年「突归于郑」，庄二十四年「赤归于曹」，哀十三年「晋赵鞅归于晋」，其归岂无恶耶！谓「复归」者出恶归无恶，僖二十八年「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卫元咺自晋复归于卫」，君臣同辞，君归则臣出，君出则臣归，臣之罪大矣，其复归岂皆无恶耶?
无「入」与「复入」之例
书「入」与「复入」同，谓「入」者出入恶。桓十五年「许叔入于许」，庄九年齐小白入于齐」，昭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其入岂皆恶耶?谓「复入」者出无恶入有恶，成十八年「宋鱼石复入于彭城」，襄二十三年「晋栾盈复入于晋」，其复入恶矣，其出岂无恶耶?又谓宋鱼石、晋栾盈称「复入」者，去国三年，位已绝也；郑良曾称「入」者，位未绝也，亦谬。出奔者皆非以道去国之谓，当出奔时而位己绝矣，岂待三年而后绝哉?
无「入」与「归」之例
书「入」与「归」亦无例，谓「入」，难词；「归」，易词，非也。桓十五年「许叔入于许」，无国人拒之也，何难之有?僖三十年「卫侯郑复归于卫」，卫侯前出奔得归，兹又为晋所执以归，其归亦良难矣，何易之有?
无「公会」与「公及」之例
「会」者，与其人相见也；「及」者，与也。「会」与
译没有“王不书葬”的条例
王不记载葬礼，也是史官的缺漏。说“王不记载‘葬’”是错误的。诸侯尚且记载“葬”，难道王反而不记载“葬”吗？因此说“超过时限才记载”、“不及时限不记载”、“我国有人前往就记载”，并据此编造说辞，更是错误。如果我国有人前往，那么文公十年“叔孙得臣前往京师安葬襄王”，昭公二十二年“叔鞅前往京师安葬景王”，必定会记载；其他虽然记载了“葬”而没有记载某人前往，可知我国没有人前往。又有人说“凡是记载安葬王的，都是国君亲自前往”，尤其错误。大夫前往诸侯国尚且记载，前往安葬王也记载，何况国君呢！不必辩驳了。
没有给予或剥夺诸侯爵号的条例
春秋时期杞、滕都是侯爵。经文中对于杞有时称伯、有时称子，对于滕有时称子，对于薛有时称伯，都是降等称呼。这是什么原因呢？杞、滕、薛都是小国，它们朝见进贡的力量无法完备礼仪，所以愿意降低身份来从事，它们来报丧以此称呼，史官也就以此记载，孔子不再有所更改。那些说孔子有所进退、给予或剥夺爵号的，是邪说。不然，为什么唯独对这几个小国屡次更改称呼呢？等到对于大国有时称爵位、有时称人，又认为进退、给予或剥夺爵位在于此，尤其错误。“人”，是上下通用的称呼，称“人”，那么有时是国君，有时是大夫，不能一概而论，各自根据事情而定。在这里无法详尽辩驳，各在文下及后条详细论述。至于吴、楚的国君原本是蛮夷之国，所以常常压制他们。比如楚国先前称“楚”，又在其先前称期，沿用它旧有的称号，与称楚相同。后来称“楚人”，后来称“楚子”，也不是什么进退。大概起初压制他们，后来与中国会盟征伐日益盛大，不能再压制，而且为了行文方便。在文下详细论述。然而后来称“楚子”、也称“楚人”，原本就没有统一称呼，吴国也是如此。
没有“盟”与“同盟”的条例
“盟”与“同盟”，是一样的。春秋以前都记载“盟”，从庄公十六年开始记载“同盟于幽”，大概是依据报丧的文书。齐桓公开始称霸，使用这种夸大的辞藻。那些说“共同排斥楚国”、“共同尊崇周室”的，都是错误的；又说“志向相同欲望一致，所以给予桓公”；又说“小国愿意与他结盟，不是出于勉强，所以叫‘同盟’”。那么僖公二年盟于黄，难道不是志向欲望相同而愿意与他结盟吗？为什么不称“同”来给予桓公呢？又葵邱之盟说是美好的大事，为什么也不称“同”来给予桓公呢？等到后来襄公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郑国随即跟随楚国攻打宋国，又说“记载同盟，以显示他们既已结盟却又背叛”；襄公二十五年“诸侯同盟于重邱”，又说晋侯接受贿赂，所以“特别记载为同”。如果这样，那么违背盟约、接受贿赂都记载“同”，这是记载“同”的，又是因为他们“不同”，岂不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吗？
没有“围”与“同围”的条例
同围就是共同围攻，“围”与“同围”是一样的。襄公十八年“诸侯同围齐”，于是说诸侯共同憎恨齐国，同心协力围攻它，这是错误的。憎恨齐国的，是因为齐国攻打鲁国，鲁国憎恨而其他诸侯并不很憎恨。况且有邾、莒在，邾、莒是多次党同齐国攻打鲁国的，现在迫于晋国的命令，不得已而围攻齐国，又难道是同心协力的人吗？大抵制造错误条例的人，自己已经不理解经文，也欺骗别人不理解经文。
没有“归”与“复归”的条例
记载“归”与“复归”相同。说“归”是出入都没有罪过，桓公十三年“突归于郑”，庄公二十四年“赤归于曹”，哀公十三年“晋赵鞅归于晋”，他们的回归难道没有罪过吗！说“复归”是出奔有罪过回归没有罪过，僖公二十八年“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卫元咺自晋复归于卫”，君臣用同样的辞语，国君回归则臣子出奔，国君出奔则臣子回归，臣子的罪过很大，他们的复归难道都没有罪过吗？
没有“入”与“复入”的条例
记载“入”与“复入”相同，说“入”是出入都有罪过。桓公十五年“许叔入于许”，庄公九年“齐小白入于齐”，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他们的进入难道都有罪过吗？说“复入”是出奔没有罪过进入有罪过，成公十八年“宋鱼石复入于彭城”，襄公二十三年“晋栾盈复入于晋”，他们的复入有罪过，他们的出奔难道没有罪过吗？又说宋鱼石、晋栾盈称“复入”的，离开国家三年，君位已经断绝；郑良曾称“入”的，君位没有断绝，这也是错误的。出奔的人都不是以正道离开国家，当出奔的时候君位已经断绝了，难道要等到三年之后才断绝吗？
没有“入”与“归”的条例
记载“入”与“归”也没有条例，说“入”，是困难的辞语；“归”，是容易的辞语，这是不对的。桓公十五年“许叔入于许”，没有国人拒绝他，有什么困难呢？僖公三十年“卫侯郑复归于卫”，卫侯先前出奔得以回归，这次又被晋国抓获而回归，他的回归也很困难了，有什么容易的呢？
没有“公会”与“公及”的条例
“会”，是与那人相见；“及”，是与。“会”与
「及」字义本不同，而经立语之义初无大异。谓「及」为内为主，「会」为外为主，谬也。谓「及」为内为主者，隐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说者谓公求好于邾。按：蔑，鲁地，乃邾仪父来要盟，而我与之盟，且邾为近鲁小国，公立而何必求好之?又，七年「公伐邾」矣，尤可见前盟之非公欲也。十一年「夏，公会郑伯于时来」，秋，「公及齐侯、郑伯入许」。按：许为郑国之邻国，故全经郑多伐许，后卒灭之。许与鲁远，不相涉，故公会郑伯，郑志也，公及齐侯、郑伯入许亦郑志也，何所见会郑之为郑志，而入许之为公志乎?谓「会」为外为主者，桓三年「公会齐侯于讙」，以亲逆也，非内为主乎?十年，「公会卫侯于桃邱，弗遇」，此公欲会，而卫侯避之，非内为主乎?按此，则「及」反多外为主；「会」反多内为主矣。然读经者得其意焉，可也，亦不必定为例耳，乃强造谬例者适相反焉，岂不可笑之甚乎!
译“及”字的本义本来不同，但在《春秋》经文中确立的用语含义起初并没有太大差异。说“及”是以内部为主，“会”是以外部为主，这是错误的。认为“及”是以内部为主的人，引用隐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为例，解说者认为这是鲁公主动寻求与邾国交好。考察：蔑是鲁国的地方，这实际上是邾仪父前来要求结盟，而鲁国与他结盟，况且邾国是靠近鲁国的小国，鲁公即位后何必一定要去寻求与它交好？又，七年“公伐邾”，这更可以看出之前的结盟并非鲁公的本意。十一年“夏，公会郑伯于时来”，秋天，“公及齐侯、郑伯入许”。考察：许国是郑国的邻国，所以整部经文中郑国多次讨伐许国，最终灭掉了许国。许国与鲁国相距遥远，互不干涉，所以鲁公与郑伯相会，是郑国的意愿，鲁公与齐侯、郑伯进入许国也是郑国的意愿，怎么能看出相会是郑国的意愿，而进入许国却是鲁公的意愿呢？认为“会”是以外部为主的人，引用桓公三年“公会齐侯于讙”，这是为了亲近而迎接，难道不是以内部为主吗？十年，“公会卫侯于桃邱，弗遇”，这是鲁公想要相会，而卫侯躲避他，难道不是以内部为主吗？根据这些来看，那么“及”反而多是以外部为主；“会”反而多是以内部为主了。然而阅读经文的人领会其意即可，也不必一定将其定为固定的条例，那些强行制造错误条例的人恰好与事实相反，难道不是非常可笑吗！
无「及」与「暨」之例
「及」即「暨」。谓「及」为「我欲之」，「暨」为「不得已」，谬也。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与仲佗、石彄前奔书「暨」，后叛书「及」，叛既为其所欲，则奔亦非不得已也。奔若不得已，则叛岂其所欲乎?
无「公及」与「及」之例
庄二十二年「及齐高徯盟于防」，谓不言「公」，「讳与大夫盟也」。若庄九年「公及齐大夫盟于蔇」，成二年「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薛人、鄫人盟于蜀」，何以皆书「公」乎?
无「公会」与「会」之例
书「公会」与「会」，一也。其中书「会」或为大夫者有之。庄十六年「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谓公首叛盟，「故讳不称公」。鲁公之叛盟者多矣，即以隐公言之，盟邾伐邾，盟宋伐宋，何以皆书公乎?若以其为首叛盟也，桓十二年秋七月，公会宋人、燕人盟于谷邱，十二月，「及郑师伐宋」，首叛盟也，何为亦书公乎? 僖二十九年「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谓与王子虎非王子虎，辨见本文。盟，上替下陵，故讳书公。若僖八年「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欸盟于洮」，均此王人也，何以书公乎?僖二十九年「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谓不书公，讳与楚会盟之始。然此犹诸侯修好也，若成三年「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诸侯推楚为主盟！弃晋从之，其事尤大，何以书公乎?且盟于齐皆诸国大夫，不书「公」，当亦大夫也。
无「书公至」与「不书公至」之例
国君出，必书「出」，则其反也，亦必书「至」，史之体也。若近则不书，或有远而不书者，遗之也，无例。既以「书至」、「不书至」为例，又于书至例中复造谬例焉，谓或志其去国踰时之久，谓或录其会盟侵伐之危，谓或着其党恶附奸之罪，嗟乎!一「书至」耳，不胜其哓哓如此，皆贼经之尤也。
无「内书战为败」之例
造谬例者谓内不书「败」，言「战」乃败。庄九年「及齐师战于干时，我师败绩」，不尝书「败」乎?
无「称爵」、「称人」之例
人者，通上下之称，君卿士庶皆该之。辨称人，则称爵自明，故不及称爵。不得其实，称人。 如隐四年「卫人杀州吁于濮」，或谓「讨贼之辞」，或谓「众辞」，并谬。若庄二十二年「陈人杀其公子御寇」，岂亦讨贼耶?亦众辞耶?又襄十四年「叔孙豹会晋荀偃、齐人、宋人、卫北宫括、郑公孙趸、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诸大夫有名有不名，此可见矣。有君有大夫，通称「人」。 如庄五年「公会齐人、宋人、陈人、蔡人伐卫」，伐卫大事，必无鲁公亲往，而四国皆微者之理，是必有大夫，因大夫称「人」，君亦以「人」称耳。又庄十三年「齐侯、宋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齐桓主盟，四国敢皆以微者往哉?此类甚多，不殚述也。从略，称「人」。 如庄十五年「郑人侵宋」，十六年「宋人、齐人、卫人伐郑」，此类大抵皆诸侯，而称「人」者，从略也。若以为有故称「人」，诸传极喜附会，何以不一言之耶?又如襄之十年「晋人、齐人、宋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于澶渊」，使十二国皆书大夫名，则不胜其累坠矣，况小国大夫实有不知其名者乎!或谓「尤之」，或谓「贬之」，或谓「善之」，并谬。一事再见，称「人」。 如桓十年十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十一年「春正月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以上已称爵，此再见，故称「人」也。或谓「夺爵」，或又谓此为大夫，并谬。称「人」非贬。 如庄五年「公会齐人、宋人、陈人、蔡人伐卫」，谓是齐侯、宋公，「人」诸侯，所以「人」公，
译没有“及”与“暨”的区别体例
“及”就是“暨”。说“及”表示“我想要的”，“暨”表示“不得已”，这是错误的。定公十一年，宋公的弟弟辰与仲佗、石彄先前出逃时记载用“暨”，后来叛乱时记载用“及”。叛乱既然是他们想要的，那么出逃也就不是不得已了。如果出逃是不得已，那么叛乱难道是他们的本意吗？
没有“公及”与“及”的区别体例
庄公二十二年“与齐国高徯在防地结盟”，说因为不写“公”，是“避讳与大夫结盟”。如果这样，庄公九年“公与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成公二年“公与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薛人、鄫人在蜀地结盟”，为什么都记载了“公”呢？
没有“公会”与“会”的区别体例
记载“公会”与“会”，是一样的。其中记载“会”有时是因为参与的是大夫，这种情况是有的。庄公十六年“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在幽地共同结盟”，说因为鲁公首先背叛盟约，“所以避讳不称公”。鲁公背叛盟约的情况很多，就以隐公来说，与邾国结盟又攻打邾国，与宋国结盟又攻打宋国，为什么都记载了“公”呢？如果因为他是首先背叛盟约的人，桓公十二年秋七月，公与宋人、燕人在谷邱结盟，十二月，“与郑国军队攻打宋国”，这也是首先背叛盟约，为什么也记载了“公”呢？僖公二十九年“与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在翟泉结盟”，说与王子虎结盟而不是与王子虎结盟，辨析见本文。结盟时，上代衰微下代凌犯，所以避讳不写“公”。如果僖公八年“公与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欸在洮地结盟”，同样是这位王人，为什么记载了“公”呢？僖公二十九年“与陈人、蔡人、楚人、郑人在齐地结盟”，说不写“公”，是避讳与楚国结盟的开始。然而这还是诸侯间修好，如果成公三年“公与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在蜀地结盟”，诸侯推举楚国为主盟国！抛弃晋国而跟随楚国，这件事更加重大，为什么记载了“公”呢？况且在齐地结盟的都是各国大夫，不写“公”，应当也是大夫。
没有“书公至”与“不书公至”的区别体例
国君外出，必定记载“出”，那么他返回时，也必定记载“至”，这是史书的体例。如果路程近就不记载，或者有路程远却不记载的，那是遗漏了，没有固定的体例。既然以“书至”、“不书至”作为体例，又在“书至”的体例中再制造错误的体例，说有时是为了记录他离开国家时间之久，说有时是为了记录他结盟侵伐的危险，说有时是为了彰显他依附奸恶的罪过，唉！只是一个“书至”而已，竟然喋喋不休地如此辩解，都是严重歪曲经义的行为。
没有“内书战为败”的区别体例
制造错误体例的人说，国内不记载“败”，写“战”就是败。庄公九年“与齐国军队在干时作战，我国军队大败”，不也记载了“败”吗？
没有“称爵”、“称人”的区别体例
“人”，是上下通用的称呼，君主、卿士、庶民都包含在内。辨析了“称人”，那么“称爵”自然明白，所以不再提及“称爵”。得不到实情，就称“人”。如隐公四年“卫人杀州吁于濮”，有人说这是“讨贼的措辞”，有人说这是“众人的措辞”，都是错误的。如果庄公二十二年“陈人杀其公子御寇”，难道也是讨贼吗？也是众人的措辞吗？又襄公十四年“叔孙豹与晋荀偃、齐人、宋人、卫北宫括、郑公孙趸、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攻打秦国”，各位大夫有的有名有的无名，由此可见。有君主有大夫，通称“人”。如庄公五年“公与齐人、宋人、陈人、蔡人攻打卫国”，攻打卫国是大事，必定没有鲁公亲自前往，而四国都是微贱者的道理，这必定是有大夫，因为大夫称“人”，君主也以“人”称。又庄公十三年“齐侯、宋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齐桓公主持盟约，四国敢都派微贱者去吗？这类情况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从简略角度，称“人”。如庄公十五年“郑人侵犯宋国”，十六年“宋人、齐人、卫人攻打郑国”，这类情况大抵都是诸侯，而称“人”的，是从简略。如果认为有缘故才称“人”，诸传极喜欢附会，为什么不提一句呢？又如襄公十年“晋人、齐人、宋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于澶渊”，如果十二国都记载大夫名字，那就承受不了这种累赘了，何况小国大夫确实有不知道名字的！有人说这是“谴责”，有人说这是“贬低”，有人说这是“褒奖”，都是错误的。同一件事再次出现，称“人”。如桓公十年十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十一年“春正月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以上已经称爵，这里再次出现，所以称“人”。有人说这是“剥夺爵位”，又有人说这是大夫，都是错误的。称“人”不是贬低。如庄公五年“公与齐人、宋人、陈人、蔡人攻打卫国”，说是齐侯、宋公，“人”指诸侯，所以“人”指公，
逆王命也，谬。若果以其逆王命，他诸侯称人何不去「公」?如其所谓，止言会之例乎?「人」诸侯以「人」公，孔子岂如是?深致微之甚?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 庄十三年「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谓是宋公、邾子称「人」者，诸侯而主天下会盟之政者，自北杏始，故四国称「人」。夫诸侯主会盟者，齐桓也，不贬齐桓而贬四国，何耶? 庄三十年「齐人伐山戎」，谓齐侯称「人」，讥其伐戎。不惟伐戎无可讥之理，而下书「齐侯来献戎捷」，又书齐侯者，岂讥其伐而予其献捷耶?僖三十三年「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谓称人为贬。若宣八年「晋师、白狄伐秦」，称「师」，非褒非贬也，何以不称「人」贬之乎?若是年晋人败狄于箕，成十二年「晋人败狄于交刚」，伐狄而非同狄伐中国也，何以皆称「人」乎? 宣三年「楚人侵郑」，四年「楚子伐郑」，五年「楚人伐郑」，九年「楚子伐郑」，均一楚也，均一伐郑也，均在宣公之世也，称「子」、称「人」如是之交错相间者，何耶，岂倏而褒、倏而贬耶?则谓「称人为贬」者，可不办而自明矣。称人非善。 闵元年「齐人救邢」，「救」本善事，可见称「人」非贬也。乃诸传又皆谓善之，则与其「称人为贬」之说，正相反矣，可笑哉!称人非将卑师少。 于「称人」者不得其「贬之」之说，又不得其「善之」之说，则又曰「将卑师少」，谬。如隐五年「宋人伐郑，围长葛」，宣九年「宋人围滕」，凡「围」，岂师少所能乎?师众岂将卑可统乎?即竖儒亦知辨之矣。
译违背王命，这是错误的。如果确实是因为他们违背王命，那么其他诸侯称“人”时为什么不去掉“公”字呢？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仅仅是说会盟的惯例吗？用“人”来称呼诸侯，用“人”来称呼公，孔子难道是这样做吗？这真是把细微之处推演得太过分了！这就是所谓用小人之心去揣度君子的胸怀。
庄公十三年记载“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有人说宋公、邾子称“人”，是因为他们是主持天下会盟政事的诸侯，从北杏开始，所以这四个国家称“人”。然而主持会盟的诸侯是齐桓公，不贬低齐桓公却贬低这四个国家，为什么呢？
庄公三十年记载“齐人伐山戎”，有人说齐侯称“人”，是讥讽他讨伐戎族。不仅讨伐戎族没有可讥讽的道理，而且下文记载“齐侯来献戎捷”，又书写作齐侯，难道这是讥讽他讨伐却赞许他献捷吗？
僖公三十三年记载“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有人说称“人”是贬低。如果宣公八年记载“晋师、白狄伐秦”，称“师”，既不是褒扬也不是贬低，为什么不称“人”来贬低他们呢？如果是这一年晋人在箕地打败狄人，成公十二年“晋人败狄于交刚”，讨伐狄人而不是联合狄人讨伐中原国家，为什么都称“人”呢？
宣公三年记载“楚人侵郑”，四年记载“楚子伐郑”，五年记载“楚人伐郑”，九年记载“楚子伐郑”，都是同一个楚国，都是讨伐郑国，都在宣公时期，称“子”、称“人”如此交错相间，为什么呢？难道是忽然褒扬、忽然贬低吗？那么说“称人为贬”的说法，不用辩驳就自然明白了。称“人”并非表示善。
闵公元年记载“齐人救邢”，“救”本来就是善事，可见称“人”并非贬低。然而各种传注又都说这是善事，那就与“称人为贬”的说法正好相反了，真是可笑！称“人”并非表示将领地位低微、军队人数少。
对于称“人”的现象，既找不到“贬低”的说法，也找不到“褒扬”的说法，于是又说“将领地位低微、军队人数少”，这是错误的。比如隐公五年记载“宋人伐郑，围长葛”，宣公九年记载“宋人围滕”，凡是“围”，难道是军队人数少所能做到的吗？军队众多难道地位低微的将领可以统领吗？即使是浅陋的儒生也知道辨别这一点。
无「称师」之例
「师」本训「众」，但经所称「师」，不必定以其众也，或不得其君与大夫则称「师」。春秋诸侯以战伐为事，凡出军未有不众者，必谓师众始称「师」，谬也。小国不能有大众，「虞为小国，经乃曰「虞师」「晋师」，何也?乃谓「虞无师」及「曹无师」之说，一字不可解。况谓将卑师众称「师」，尤谬。安见其将卑乎?且师众非将卑可统也。又谓将尊师众称「某帅师」，亦谬。当时以战伐为重，帅师未有非大夫者，即不称「帅师」，岂尽卑者乎?又妄造谬例者曰：有「矜其盛而称师」者，有「着其暴而称师」者，有「恶其无名，不义而称师」者。夫例之云者，以「称师」则自为一例也，今又分种种之有褒有贬，则称「师」非例矣。是以无例为例，并不解例字之义，谓其人一字不识，岂虚语哉!以「称人」为「将卑师少」，以称「师」为「众辞」。 如僖二十六年「齐人侵我西鄙，公追齐师」，二十八年「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前称「人」，师少也，后称「师」，忽而师众乎?以「师」为褒者，如僖元年「齐师、宋师、曹师城邢」，谓实予之也。以「师」为贬者，如庄八年，「师及曹师围郕」，「秋，师还」，谓「重众也」，「轻举大众，非义」，害人至是。师为重矣，或以为褒，或以为贬，将奚从?
无「称师次」之例
次者，止顿之义，古称一宿为次，凡伐凡救皆有之，而救尤必先。师次何也?伐则多直前与战，救非伐比，必迟回审处，觇二国胜败情形而后前焉。经所以纪其寔也，此何例之有?乃谓伐而次者为善，救而次者为讥。夫春秋无义战，凡伐皆非善也，而以为善，凡救皆善也，而以为讥，岂非颠倒错乱，失其本心哉!若夫例之中又分例，其妄不待辨矣。且其谓救之次为讥者，以次为缓也。庄十年「齐师、宋师次于郎，公败宋师于乘邱」，夫伐则安用其缓?苟一缓焉，所以败也。既伐人，又欲善名，以缓而受败，何如不伐既救人，又不避恶名，以缓而姑止，何如不救?尤昧于人情事势之妄谈也。
无「称国」之例
国杀。 称「国」杀其大夫，即国君也。或君与臣共谋之，不得其详，故称「国」。或谓众，谬，众则称「国人」矣。国伐。 昭十二年「晋伐鲜虞」，称「国」者，未详其为君与大夫也，故从略，称国。乃谓之狄晋，谬。若昭十五年「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定四年「晋士鞅伐鲜虞」，何以皆不狄耶?成三年「郑伐许」谓之狄郑，若四年「郑伯伐许」，何以不狄郑乎?乃无以为说，而又强为之说。解经所以恶利口也。国败。 僖三十三年「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谓之狄秦，若是年春「秦人入滑」，何以灭人之国不狄，而败反狄乎?
无「大夫称名与字」之例
或称名或称字者，本旧史也。旧史本当日之赴告也，圣人初无所褒贬于其间，否则，某当褒而旧史但着其名，某当贬而旧史但着其字，则圣人将奔走列国，以求名与字而后可乎?其无毁誉之旨且无论矣。造谬例者曰「王朝大夫例称字」，「列国之命大夫例称字」，「诸侯之兄弟例称字」，「中国之附庸例称字」。王朝大夫例称字之谬。 隐五年「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赗」，称名；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庄元年「天[王]（二本原皆阙「王」字，今据庄公元年经文补入。）使荣叔来锡桓公命」，文五年「王使荣叔归含且赗」，「王使召伯来会葬」，皆称字，无例也。岂惟名与字无例，有不称名与字而但称氏者，尹氏、武氏是也；有仅以其父为言者，仍叔之子、武氏子是也；有但称其爵者，周公、召伯是也，而谓称王朝大夫有例乎?无例乎?若王无「天」字，上所列数条，从旧史偶遗者耳，及适以其遗「天」字也，遂谓于前赗仲子则名冢宰，于后葬成风则王不称「天」，及谓「桓无王」、「王无天」等语。夫诸侯大夫，孔子尚无予夺之理，而况王乎?是自以
译没有“称师”的定例。
“师”原本训释为“众”，但经文中所称的“师”，不一定都是因为它人多，有时是因为不知道其国君与大夫的名字才称“师”。春秋时期诸侯以征战为事，凡是出兵没有不人多的，如果一定要说人多才称“师”，那就错了。小国不能拥有大量军队，“虞是小国，经文却称‘虞师’‘晋师’，为什么呢？”于是有人说“虞无师”以及“曹无师”，这种说法一个字也解释不通。况且说将领地位低微而军队众多称“师”，尤其错误。怎么见得将领地位低微呢？而且军队众多也不是地位低微的将领所能统率的。又说将领尊贵而军队众多称“某帅师”，也是错误的。当时以征战为重，统帅军队没有不是大夫的，即使不称“帅师”，难道就都是地位低微的人吗？又有人胡乱编造错误的定例说：有“怜悯其强盛而称师”的，有“彰显其暴虐而称师”的，有“厌恶其无名、不义而称师”的。所谓定例，是说“称师”本身就是一条定例，现在又分出种种褒贬，那么称“师”就不是定例了。这是以没有定例作为定例，并且连“例”字的意义都不懂，说这些人一个字也不认识，难道是虚话吗！把“称人”当作“将领低微、军队少”，把称“师”当作“人多的辞令”。如僖公二十六年“齐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公追击齐师”，二十八年“晋侯、齐师、宋师、秦师与楚人在城濮作战，楚师大败”，前面称“人”，是因为军队少，后面称“师”，难道突然军队就多了吗？把“师”当作褒义的，如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在邢国筑城”，说这是确实给予帮助。把“师”当作贬义的，如庄公八年，“师与曹师围郕”，“秋天，师返回”，说这是“重视人多”，“轻率地出动大量军队，是不义的”，害人到了这种地步。军队既被看得如此重要，有时认为是褒义，有时认为是贬义，将遵从哪一种呢？
没有“称师次”的定例。
“次”是停留驻扎的意思，古时称住一晚为次，凡是征伐和救援都有这种情况，而救援尤其必须先驻扎。军队驻扎为什么呢？征伐大多直接向前作战，救援与征伐不同，必须迟疑审慎地处理，观察两国的胜败情况然后才前进。经文是记载实际情况，这有什么定例呢？于是有人说征伐而驻扎是善，救援而驻扎是讥讽。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凡是征伐都不是善，却认为是善；凡是救援都是善，却认为是讥讽，难道不是颠倒错乱，失去本心吗！如果在定例之中又分出定例，其荒谬不必辩驳。而且他们说救援而驻扎是讥讽，是因为驻扎意味着迟缓。庄公十年“齐师、宋师驻扎在郎，鲁公在乘邱击败宋师”，征伐哪里用得着迟缓？如果一旦迟缓，所以导致失败。既然征伐别人，又想获得美名，因为迟缓而遭受失败，还不如不征伐；既然救援别人，又不避讳恶名，因为迟缓而暂时停止，还不如不救援。这是尤其不明人情事理的妄谈。
没有“称国”的定例。
国杀。称“国”杀其大夫，就是指国君。有时是国君与臣子共同谋划，不得其详，所以称“国”。有人说这是指众人，错了，若是众人就称“国人”了。国伐。昭公十二年“晋伐鲜虞”，称“国”的，是因为未详知其是国君还是大夫，所以从略，称国。于是有人说这是贬低晋国，错了。如果昭公十五年“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定公四年“晋士鞅伐鲜虞”，为什么都不贬低晋国呢？成公三年“郑伐许”说这是贬低郑国，如果成公四年“郑伯伐许”，为什么不贬低郑国呢？于是无话可说，又强行解释。解释经文之所以厌恶巧言善辩，就是因为这样。国败。僖公三十三年“晋人与姜戎在殽地击败秦师”，说这是贬低秦国，如果是这年春天“秦人进入滑国”，为什么灭人国家不贬低，而败军反而贬低呢？
没有“大夫称名与字”的定例。
有时称名有时称字，本是旧史如此。旧史本是当时的赴告文书，圣人起初在其中并没有褒贬，否则，某人应当褒扬而旧史只写其名，某人应当贬斥而旧史只写其字，那么圣人将奔走各国，去求得名与字然后才可以吗？其没有毁誉的用意且不说。编造错误定例的人说“周朝大夫定例称字”，“列国的命大夫定例称字”，“诸侯的兄弟定例称字”，“中原的附庸定例称字”。周朝大夫定例称字的错误。隐公五年“天王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赗礼”，称名；桓公四年“天王派宰渠伯纠来聘问”，庄公元年“天王派荣叔来赐桓公命”，文公五年“王派荣叔归含且赗”，“王派召伯来会葬”，都称字，没有定例。难道只是名与字没有定例，有不称名与字而只称氏的，尹氏、武氏就是；有仅以其父来称呼的，仍叔之子、武氏子就是；有只称其爵位的，周公、召伯就是，而说称周朝大夫有定例吗？没有定例吗？如果王没有“天”字，上面所列数条，是从旧史偶尔遗漏的罢了，等到恰好因为遗漏“天”字，于是说在前送仲子赗礼时称名冢宰，在后葬成风时王不称“天”，以及说“桓无王”、“王无天”等话。诸侯大夫，孔子尚且没有给予或剥夺的道理，何况王呢？是自以
僇民之见，目圣人为僇民也。且据其说，名则俱名可也，何以又称字！去「天」则俱去「天」可也，何以又称「天」?岂以归仲子之赗罪在宰而不在王?锡桓公之命、归成风之含赗与会丧，罪在王而不在荣叔与召伯乎?又岂真以天王之尊下与诸臣，如是之改换笔头，以示其为贬乎?是何其视圣经为游戏，目圣人为儿童，至于如此可恨也。诸侯之兄弟例称字之谬。 桓十四年「郑伯使其弟语来聘」，与三年「齐侯使其弟年来聘」同，乃不以年为名以左传云「仲年」。，独以语为名，谓其有橱爱之私，非友于之义。岂凡为使臣者皆是宠爱其臣耶?臣可橱爱，弟反不可宠爱耶?曰「宠爱」，正是友于，乃谓非友于，不解友于之义。列国之大夫例称字之谬。本句原接于上文之末，今移此处别为一条。桓十一年宋人执郑祭仲，祭仲，逐君专政不道之臣，会以其称字，于例不合，或妄以为贤，使合其例，既不惮昧其是非矣，乃或又谓称字非贤之也，大祭仲之罪，以深这之。夫造谬例者以称字为贤，称名为罪也，今又以称字为罪，利口反复，何所不可哉?若季札，春秋时所号为贤者也，乃书吴札且与孔子善。，则称名之非不贤又可知矣。中国之附庸例称字之谬。 为此说者，止以隐元年邾仪父而言也。不知邾非附庸也，仪父非君也。辨见本文。，且全经诸侯以及附庸之君皆称名，未有称字者按：诸侯亦多无名者，如黑臀、婴儿、蘧蒢恶诸名，犹后人之小名，则名且无，况字乎?，此说之不通也，安得强附以为一例乎?其萧叔朝公，亦如称谷伯绥来朝之类，远小之国，不复再见，故书名。若萧则并不知其名，故书叔耳。
译那种把百姓看作罪人的观点，是把圣人当作罪人来看待。且根据他们的说法，如果都称名，那就都称名好了，为什么还要称字呢？如果都去掉“天”字，那就都去掉“天”字好了，为什么还要称“天”呢？难道是因为归仲子送葬的罪责在于宰夫而不在周王？赐给桓公的命服、归还成风的含玉和赗赠以及会葬，罪责在于周王而不在荣叔和召伯吗？又难道真的认为周天子的尊贵地位下与诸臣相比，通过这样改换笔法，来显示这是贬义吗？这简直是视经典为儿戏，把圣人看作孩童，竟然到了如此可恨的地步。
关于诸侯兄弟按惯例称字的谬误。桓公十四年“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聘问”，与桓公三年“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情况相同，却不以“年”为名（因为《左传》称他为“仲年”），却独以“语”为名，说这是因为他有宠爱之私，不符合友爱兄弟的道义。难道凡是作为使臣的都是宠爱他们的臣子吗？臣子可以宠爱，弟弟反而不可以宠爱吗？说“宠爱”，正是友爱兄弟的表现，却说这不是友爱兄弟，是不理解友爱兄弟的含义。
关于列国大夫按惯例称字的谬误。（本句原接于上文之末，今移此处另为一条。）桓公十一年宋人拘捕郑国祭仲，祭仲是驱逐君主、专权乱政的不道之臣，大概因为称他的字，与惯例不合，有人胡乱认为他是贤人，以符合称字的惯例，既然已经不怕混淆是非了，于是又有人说称字并不是表示贤德，而是为了加重祭仲的罪责，以深刻谴责他。那些制造谬误惯例的人，认为称字是表示贤德，称名是表示有罪，现在又说称字是表示有罪，巧言善辩、反复无常，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像季札，是春秋时号称贤德的人，却记载为吴札，而且他与孔子交好，那么称名并不表示不贤也就更清楚了。
关于中国附庸按惯例称字的谬误。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只依据隐公元年邾仪父而言。他们不知道邾不是附庸，仪父也不是国君。（辨析见本文。）况且整部《春秋》中诸侯以及附庸的国君都称名，没有称字的（按：诸侯也有很多没有名字的，如黑臀、婴儿、蘧蒢恶等名字，如同后人的小名，既然连名都没有，何况字呢？），这种说法不通，怎么能强行附会作为一条惯例呢？至于萧叔朝见周公，也如同称谷伯绥来朝之类，是偏远小国，不再出现，所以书写其名。如果萧国，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只书写“叔”罢了。
无「大夫称氏不称氏」之例
经于僖公以前大夫皆书名，内之无骇、翚、挟、柔、溺，外之郑宛、纪裂繻之类，皆名，未以氏称也。此后则内大夫无不书氏矣，皆随时变而然也。隐二年「无骇帅师入极」，不氏，谓贬之，疾始灭也；四年「翚帅师」，谓疾之也；十年「翚帅师」，谓翚不氏，先期也，皆谬。详本文。若「无骇卒」、「挟卒」，则又何说乎?僖公以后皆书氏，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宣八年「仲遂卒于垂」，以其书氏，又谓生而赐氏以橱异之，亦谬。赐氏本生前，安有死而赐氏者?谓死而赐氏，误从左氏「羽父卒，请族」之谬说也。辨见本文。若宣十七年「公弟叔?卒」，称叔?，与季友、仲遂同也，乃无以为说，又谓非生而赐氏。非所谓恣其利口，何所不可者乎! 成十五年「宋杀其大夫山」，不书氏，略也，乃谓「不书氏，背其族也」，亦无稽之说。宋杀大夫多无名，况有名无氏乎!
无「称公子、不称公子」之例
称「公子」与不称「公子」，或仍旧史，或不称者，从略也。 隐四年「翚帅师」，十年「翚帅师」，谓不称公子，贬其与弒公也。恒三年「公子翚如齐逆女」，均一翚也，均此与弒之人也，何为前贬而后褒乎?乃无以言之，谓「修先君之好，故称公子」，尤无稽妄说，不足与辨。又，公子庆父弒二君，何以皆称「公子」，不一去其「公子」乎? 桓十一年突归于郑，谓「不称公子，绝之也」。若十五年「郑伯突出奔蔡」，岂称「伯」反不若「公子」乎? 哀六年「齐阳生入乎齐」，谓「不称公子，诛不子也」。若宣四年「郑公子归生弒其君」，何以称「公子」乎? 襄二十九年「吴子使札来聘」，不称「公子」，且称名，与楚椒、秦术同，三传皆贤札者，于此则无说矣。乃竖儒者，以其不合于例，别创一论从常山刘氏。，诸圣人贬其让国以致乱。呜呼!无论孔子因卫?而善夷、齐，尊周德而美泰伯，自必以让为贤，即其所指，乃来聘以后事，岂预去其公子而贬之乎?公子翚、公子庆父皆争为弒逆者，而不去「公子」，札反以让而去「公子」乎?诬罔圣人以就已例，可恶甚矣。然其心终以札为贤，不能昧于是，又曰仲尼于季子，望之深，这之备，其利口可恨又如此。
无称「公子」与「大夫公子」之例
公子未有不为大夫者，称「公子」与「大夫公子」，一也。襄十年「盗杀郑公子騑、公子发、公孙?」，十九年「郑杀其大夫公子嘉」，前以三人，故不胜其称大夫，一人则易称耳。乃谓不称「大夫」，却其官，称「大夫」，不去其官，并谬。
无称「公子」与「弟」之例
弟即公子也，称弟，见其亲也。公子则但为先公之子，近泛矣。隐七年「齐侯使其弟年来聘」，谓不称公子，贬之也。然则「弟」不若「公子」之亲且贵乎?又某侯之弟出奔某国，皆谓称弟所以罪其兄，然则凡非出奔而书某侯之弟者何欤?乃于使其弟又谓罪其有橱爱之私，然则侯于其弟，疏之不可，亲之不可，将何法以处之耶?
无「称使」、「不称使」之例
称使与不称使，一也。鲁不称「公使」。 经以鲁不称「公使」，自宣成以后三家始专，春秋之初，此风未有也。隐七年，「翚帅师」，十年「翚帅师」，皆公使之，造谬例者不知此意，见书法若翚之专者，故于四年谓翚「固请而行」，十年谓翚「先期而往」，然则桓三年，「翚如齐逆女」，岂亦翚之专耶?又庄二十八年「臧孙辰告籴于齐」，岂亦辰之擅往耶?乃无以言之，谓告入籴为讥，犹藏孙辰之私行也，岂非饰说之无理者乎?来盟不称使。 闵二年「齐高子来盟」，齐侯使之也，乃谓不称使，「我无君也」。我无君，何以彼国不称使?不可解。或谓「不以齐侯使高子也」，然则圣人尊臣于君耶?尤不可解。若僖四年「楚屈完来盟于师」，其为楚子使尤自明，乃犹谓「不称使，尊屈完也」，其为无理妄谈，可胜辨哉!逆后不称使
译没有“大夫称氏与不称氏”的定例。
经文在僖公以前，大夫都只写名，国内的无骇、翚、挟、柔、溺，国外的郑宛、纪裂繻之类，都只写名，没有用氏来称呼的。此后国内大夫没有不写氏的了，这都是随着时势变化而形成的。隐公二年“无骇率军进入极国”，不写氏，说是贬斥他，痛恨他开始灭国；四年“翚率军”，说是痛恨他；十年“翚率军”，说是翚不写氏，是因为他提前出发，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详见本文。如果是“无骇卒”、“挟卒”，那又怎么解释呢？僖公以后都写氏，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宣公八年“仲遂卒于垂”，因为写了氏，又说生前赐氏以区别对待，也是错误的。赐氏本来是在生前，哪有死后才赐氏的？说死后赐氏，是误信了左氏“羽父卒，请族”的错误说法。辨析见本文。如果是宣公十七年“公弟叔卒”，称叔，与季友、仲遂相同，却没有说法，又说不是生前赐氏。这不是所谓放纵其巧言，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吗！成公十五年“宋国杀其大夫山”，不写氏，是省略，却说“不写氏，是背离其族”，也是没有根据的说法。宋国杀大夫很多不写名，何况有名无氏呢！
没有“称公子与不称公子”的定例。
称“公子”与不称“公子”，有的沿袭旧史，有的不称，是省略的缘故。隐公四年“翚率军”，十年“翚率军”，说不称公子，是贬斥他参与弑君。桓公三年“公子翚如齐迎女”，都是同一个翚，都是参与弑君的人，为什么前面贬斥后面褒扬呢？于是无法解释，说“修好先君的情谊，所以称公子”，更是没有根据的妄说，不值得与他辩驳。又，公子庆父弑杀两位国君，为什么都称“公子”，不一并去掉他的“公子”称号呢？桓公十一年突回到郑国，说“不称公子，是断绝他”。如果是十五年“郑伯突出奔蔡”，难道称“伯”反而不如称“公子”吗？哀公六年“齐阳生进入齐国”，说“不称公子，是惩罚他不孝”。如果是宣公四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为什么称“公子”呢？襄公二十九年“吴子派札来聘问”，不称“公子”，而且称名，与楚椒、秦术相同，三传都称赞札，对此却没有说法。于是那些浅陋的儒者，因为不符合他们的定例，另外创立一种理论，跟随常山刘氏，说圣人贬斥他让国导致动乱。唉！无论孔子因为卫国的乱而称赞伯夷、叔齐，尊崇周德而赞美泰伯，必然认为让国是贤德，即使他所指出的，是来聘以后的事，难道能预先去掉他的公子称号来贬斥他吗？公子翚、公子庆父都是争权弑逆的人，却不去掉“公子”称号，札反而因为让国而去掉“公子”称号吗？诬蔑圣人以迎合自己的定例，可恶极了。然而他们内心终究认为札是贤德的，不能掩盖这一点，又说仲尼对于季子，期望很深，责备很备，这种巧言可恨又如此。
没有称“公子”与“大夫公子”的定例。
公子没有不做大夫的，称“公子”与“大夫公子”，是一样的。襄公十年“盗杀郑公子騑、公子发、公孙”，十九年“郑杀其大夫公子嘉”，前面因为有三个人，所以不胜枚举称大夫，一个人则容易称罢了。却说如果不称“大夫”，是拒绝其官职，称“大夫”，是不去掉其官职，这都是错误的。
没有称“公子”与“弟”的定例。
弟就是公子，称弟，是显示其亲近。公子只是先公的儿子，比较泛泛了。隐公七年“齐侯派其弟年来聘问”，说不称公子，是贬斥他。那么“弟”不如“公子”亲近且尊贵吗？又某侯的弟出奔某国，都说称弟是为了罪责其兄，那么凡是并非出奔而书某侯之弟的是什么呢？于是对于使其弟，又说罪责其有偏爱之私，那么侯对于其弟，疏远不行，亲近也不行，将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呢？
没有“称使与不称使”的定例。
称使与不称使，是一样的。鲁国不称“公使”。
经文因为鲁国不称“公使”，自从宣公、成公以后三家才专擅，春秋之初，这种风气还没有。隐公七年，“翚率军”，十年“翚率军”，都是公派他去的，制造错误定例的人不知道这个意思，见书法像翚那样专断，所以在四年说翚“坚持请求才去”，十年说翚“提前出发”，那么桓公三年，“翚如齐迎女”，难道也是翚专断吗？又庄公二十八年“臧孙辰向齐国借粮”，难道也是辰擅自前往吗？于是无法解释，说告借粮是讥讽，如同臧孙辰的私行，难道不是没有道理的饰说吗？来盟不称使。
闵公二年“齐高子来盟”，是齐侯派他去的，却说如果不称使，是“我国没有君主”。我国没有君主，为什么别国不称使？不可理解。有人说“不因为齐侯派高子”，那么圣人尊重臣子超过君主吗？更不可理解。如果是僖公四年“楚屈完来盟于师”，他是楚子派去的尤其明显，还说“不称使，是尊重屈完”，这种无理妄谈，哪里辩说得完呢！迎后不称使
。 桓八年「桓八年」，二本原作「庄八年」，今据经文改。「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襄十五年「刘夏逆王后于齐」，皆不称「天王使」，以自见其使也。乃于祭仲谓不称使，公不可逆后。夫以王后之重，公何不可使逆乎?于刘夏谓不称使，天子之士也。按：刘，邑名，食邑者，卿也，昭二十二年之刘子即其后，岂士乎?
译桓公八年，两个版本原本写作“庄公八年”，现在根据经文改正。“祭公前来，于是从纪国迎回王后”，襄公十五年“刘夏从齐国迎回王后”，这两处都不称“天王派遣”，是因为使者身份显而易见。然而对于祭仲不称派遣，认为国君不可以亲自迎后。既然王后身份如此尊贵，国君为什么不可以派遣使者去迎接呢？对于刘夏不称派遣，说是因为他是天子的士。按：刘是邑名，拥有食邑的人是卿，昭公二十二年时的刘子就是他的后代，哪里是士呢？
无「杀大夫名、不名」之例
庄二十六年「曹杀其大夫」，僖二十五年「宋杀其大夫」，此类不名者，皆史佚也，或谓众，或谓无命大夫，并谬。又造谬例者曰：义系于杀，则止书其官，义系于人，则兼书其名氏。非也，义皆系于杀也。史者，记事之书，杀大夫，大事也，故必记。然虽义系于杀，自必详其名氏，史体然也，未有止书杀其官者，止因佚其名，遂无从纪之耳。若因此生例，谓义系于杀者，罪在于专杀，而见杀者之是非有不足纪也，则其名氏者，经何以但书某国杀其大夫某，而未尝立其辞，以示见杀者之是非乎?且谓不书名氏，义系乎专杀，则凡书名氏者，不系于专杀也。书名氏者，有有罪，有无罪，若无罪者，义反不系于专杀乎?
无「杀大夫称国、称官」之例
凡杀大夫，但书「某国杀其大夫某」耳，不问其有罪无罪也。春秋，记事之书，非赏罚之书也。大抵列国诸侯大夫其无罪者居半，而其专杀之非，亦直书其事，而义自见，皆不必为之深论也。如僖七年「郑杀其大夫申侯」，谓称国以杀，「杀无罪也」。然则不称国，知为何国事乎?僖十年「晋杀其大夫里克」，谓「杀之不以其罪」，故不去其官。然则不书官，知为何官乎?
无「退中国，进狄」之例
杞、藤、薛皆侯，或称「伯」、或称「子」，非有所退也；楚、吴先称国，再称「人」，再称「子」，非有所进也，说并详前。乃谓之退中国，进夷狄，以此为例，逆理乱常，其害世尤甚!贼经之弊，至此而极矣。
译没有“杀大夫时，有的称名、有的不称名”的体例。
庄公二十六年记载“曹国杀了其大夫”，僖公二十五年记载“宋国杀了其大夫”，这类不称名的情况，都是史官遗漏了名字，有人说是因为被杀的是众人，或说是没有任命的大夫，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又有人妄造体例说：如果义理在于谴责杀人的行为，就只记载官职；如果义理在于被杀的人，就同时记载姓名和氏。这是不对的，义理都在于谴责杀人的行为。史书是记录事件的著作，杀大夫是重大事件，所以必须记载。然而虽然义理在于谴责杀人，自然必定要详细记载姓名和氏，这是史书的体例如此，从来没有只记载杀其官职的情况，只是因为遗漏了名字，于是无从记载罢了。如果因此产生体例，认为义理在于谴责杀人的，罪行在于擅自杀人，而被杀者的对错不值得记载，那么那些记载了姓名和氏的，经文为什么只写某国杀了其大夫某，而没有确立专门的措辞，来显示被杀者的对错呢？况且说不称姓名和氏，义理在于谴责擅自杀人，那么凡是称姓名和氏的，就不在于谴责擅自杀人了。称姓名和氏的，有有罪的，有无罪的，如果无罪的，义理反而不在于谴责擅自杀人吗？
没有“杀大夫时，有的称国、有的称官”的体例。
凡是杀大夫，只记载“某国杀了其大夫某”罢了，不问他是否有罪。《春秋》是记录事件的著作，不是赏罚的著作。大致各国诸侯大夫中，无罪的占一半，而擅自杀人的错误，也直接记载其事，义理自然显现，都不必为之深入议论。如僖公七年记载“郑国杀了其大夫申侯”，有人说称国名来杀，是“杀无罪的人”。那么不称国名，知道是哪国的事吗？僖公十年记载“晋国杀了其大夫里克”，有人说“杀他不按他的罪行”，所以不去掉他的官职。那么不写官职，知道是什么官职吗？
没有“贬抑中原国家，推崇夷狄”的体例。
杞、滕、薛都是侯爵，有的称“伯”、有的称“子”，并不是有所贬抑；楚、吴先称国名，再称“人”，再称“子”，并不是有所推崇，说法都详细在前面。竟然说这是贬抑中原国家，推崇夷狄，以此作为体例，违背常理，扰乱纲常，其危害世道尤其严重！歪曲经义的弊端，到这里达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