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通论卷七
夷狄之执中国」与「分恶于诸侯」之邪说哉?楚始称「子」，因上下与「宋公」、「陈侯」等连言，故亦称爵，便文也，不然，楚方肆恶于中国，圣人胡为反进之乎，余见下「楚人使宜申来献捷」下。
译难道这是“夷狄执掌中国”与“将罪责分摊给诸侯”的邪说吗？楚国起初称“子”，因为其与上文的“宋公”、下文的“陈侯”等连称，所以也称作爵位，这是为了行文简便的缘故。如果不是这样，楚国正在中原肆意作恶，圣人怎么会反而提升它的地位呢？我在下文“楚人使宜申来献捷”条下已有论述。
冬，公伐邾。
杜氏谓为邾灭须句故，非也。黄东发曰：「邾尝从宋伐齐，鲁救之，不克。又鄫，鲁之亲也，而邾执而用之，故怨邾，特以邾与宋盟，故未敢伐。今宋为楚所伐，故乘间伐之。」此说较得事情。
楚人○取○义使宜申来献捷。
鹿上与盂之盟，鲁皆不与，故楚献捷于鲁，欲以胁鲁耳。然公不惧楚，即往会诸侯以释宋公矣。此楚子使也。何为复称「人」?于此见上因连文之故，故称「子」耳，此与前称「狄」、称「人」之义同，亦圣人之取义也。故以前亦不标识，今标识于称「楚子」之下，而其谓「称『子』为进，称『人』为贬」之邪说，不待辨矣。自文公以后，始多称「楚子」而间称「楚人」。间称「楚人」者，习熟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会诸侯，盟于薄，释宋公。
「诸侯」，即承前会盂之诸侯也。言「诸侯」者，可见执之非独楚子矣，纷纷妄定褒讥，殊可恨。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须句。
须句，邾邑，刘原父、赵鹏飞氏、子廉氏、黄东发、季明德之说皆同。今总括其意曰：左氏曰须句，风姓，邾人灭之，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公伐邾，取须句而反其君焉。据此，则须句乃子爵，奔因成风，为鲁事矣。国灭而兴，君奔而反，皆事之大者，且有关于鲁故，经何以不书耶?杜氏曰：「须句，在东平须昌县西北。」须昌即今东平县，晋东北郡治，距邾二百六十里，当僖公时，东平之东南皆为鲁有，西北皆为齐有，邾人岂能越鲁境灭须句以有其地乎?鲁人欲取须句，直伐须句足矣，又何必东伐邾而后西取须句耶?况此年公既伐邾取须句矣，至文七年，公又伐邾而取之，则须句不服鲁而服邾者也，非密迩于邾而服习其治，鲁又何烦再伐哉?经书「伐邾，取须句」与莒人「伐杞，取牟娄」同。
夏，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
宋公复帅诸侯伐郑者，盂之见执，必郑为主谋也，不然，何以不伐楚而伐郑乎?是非特以其朝楚之故可知也。第许方附楚于盂以执宋公者，而旋亦附宋以伐同盟之郑，反复似波澜，其春秋诸侯之谓乎?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战于升陉。
公屡伐邾且取其地，故邾报之。但书「及」、「战」，胜负敌也，谓「鲁败」者，邪说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泓」，二本原皆阙末笔作「泓」。）宋师败绩。
楚之伐宋，虽憾于宋之伐郑，然伐郑在夏而楚来伐在冬，岂复能救郑乎?左氏谓「救郑」，非也。第其谓宋公伤服，以下年五月宋公卒观之，或是。刘原父辨不称「宋公败绩」而称「宋师」，以传为非，谬矣!应称「师」，安有称「公」者哉?
二十有三年春，齐侯伐宋，围缗。
乘宋之敝，报其伐丧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卒。秋，楚人伐陈。
左氏谓「讨其贰于宋」，非也。按：顿本属陈，以畏楚故，叛陈奔楚，二十五年，楚围陈以纳顿，则此之伐陈为顿明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称「子」，说见前。不名，史阙。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郑。
左氏谓郑人入滑，王为滑请，郑不听命，王怒，使颓叔出狄师伐郑，取栎。按：郑人入滑在二十年夏，今二十四年，安有阅四年之久，谓「郑不听命，王怒使颓叔出狄师伐郑」乎?且经止书「狄」、「郑」，未见有王，而是冬天王出居于郑，又安有方雠郑而伐之，出居于郑者耶?其为附会无疑。意者夏狄自伐郑，与十四年狄侵郑同，是冬颓叔以狄师伐周，王败出居于郑耳。
秋七月。冬，天王出居○取○义○于郑。
此出奔而书「出居」，为天王讳也。
晋侯夷吾卒。
不月日，史阙。左氏谓去年九月晋惠公卒，而经在今年之冬，杜氏谓文公定位而后告丧，经从赴告而书。夫惠公卒，怀公立，其时国无内乱及外难，安得预知明年文公入而閟其丧，以待文公之告乎?未可信
译冬季，鲁公讨伐邾国。
杜预认为这是因为邾国灭掉了须句的缘故，这是不对的。黄东发说：“邾国曾经跟随宋国讨伐齐国，鲁国救援齐国，未能成功。再说鄫国是鲁国的亲善国家，而邾国却拘捕并役使鄫国国君，所以鲁国怨恨邾国，只是因为邾国与宋国结盟，所以不敢讨伐。现在宋国被楚国讨伐，所以鲁国趁此机会讨伐邾国。”这种说法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楚国人夺取了义地，派宜申前来献捷。
鹿上之盟和盂地之盟，鲁国都没有参加，所以楚国向鲁国献捷，想要以此胁迫鲁国。然而鲁公并不惧怕楚国，随即前往会见诸侯以释放宋公。这是楚子派遣的使者。为什么又称“人”呢？在这里可以看出上文因为连文的缘故，所以称“子”，这与前面称“狄”、称“人”的意义相同，也是圣人的取义所在。所以前面没有标注，现在在称“楚子”之下进行标注，而那种认为“称‘子’是褒扬，称‘人’是贬低”的邪说，不必辩驳了。自从文公以后，才开始多称“楚子”而间或称“楚人”。间或称“楚人”的，是因为习以为常了。
十二月癸丑日，鲁公会见诸侯，在薄地结盟，释放了宋公。
“诸侯”，就是承接前面在盂地会盟的诸侯。说“诸侯”，可见拘捕宋公的不只是楚子一人，那些纷纷妄加褒贬讥讽的说法，实在令人愤恨。
二十二年春季，鲁公讨伐邾国，夺取了须句。
须句是邾国的城邑，刘敞、赵鹏飞、子廉、黄东发、季明德的说法都相同。现在概括他们的意思说：《左传》说须句是风姓，邾国人灭掉了它，须句国君来投奔鲁国，因为成风的缘故，鲁公讨伐邾国，夺取须句并送还了它的国君。根据这个，那么须句乃是子爵，投奔因为成风，是鲁国的事。国家灭亡而又复兴，国君出奔而又返回，都是大事，而且与鲁国有关，经文为什么不记载呢？杜预说：“须句，在东平须昌县西北。”须昌就是现在的东平县，晋朝东北郡的治所，距离邾国二百六十里，在僖公时，东平的东南都归鲁国所有，西北都归齐国所有，邾国人怎么能越过鲁国的边境灭掉须句并占有它的土地呢？鲁国人想要夺取须句，直接讨伐须句就够了，又何必向东讨伐邾国然后向西夺取须句呢？况且这一年鲁公已经讨伐邾国夺取须句了，到了文公七年，鲁公又讨伐邾国并夺取它，那么须句不服从鲁国而服从邾国，如果不是靠近邾国而习惯其统治，鲁国又何必再次讨伐呢？经文记载“伐邾，取须句”与莒人“伐杞，取牟娄”相同。
夏季，宋公、卫侯、许男、滕子讨伐郑国。
宋公再次率领诸侯讨伐郑国，是因为在盂地被拘捕，一定是郑国为主谋，不然，为什么不讨伐楚国而讨伐郑国呢？这不仅是因为郑国朝见楚国的缘故可以知道。只是许国刚刚在盂地依附楚国以拘捕宋公，随即又依附宋国以讨伐同盟的郑国，反复无常像波澜一样，这就是春秋时期的诸侯吧？
秋季八月丁未日，与邾国人在升陉作战。
鲁公屡次讨伐邾国并且夺取它的土地，所以邾国报复。但只记载“及”、“战”，说明胜负相当，说“鲁国战败”的，是邪说。
冬季十一月己巳日初一，宋公与楚国人在泓水作战，宋军大败。
楚国讨伐宋国，虽然怨恨宋国讨伐郑国，但是讨伐郑国在夏季而楚国来讨伐在冬季，难道还能救援郑国吗？《左传》说“救援郑国”，不对。只是它说宋公受伤，从下一年五月宋公去世来看，可能是对的。刘敞辩驳不称“宋公败绩”而称“宋师”，认为《左传》不对，谬误了！应该称“师”，哪有称“公”的呢？
二十三年春季，齐侯讨伐宋国，包围了缗地。
趁着宋国的困顿，报复它讨伐丧事。
夏季五月庚寅日，宋公兹父去世。秋季，楚国人讨伐陈国。
《左传》说“讨伐它背叛宋国”，不对。查考：顿本来属于陈国，因为畏惧楚国，背叛陈国投奔楚国，二十五年，楚国包围陈国以接纳顿国，那么这次讨伐陈国是为了顿国是明显的。
冬季十一月，杞子去世。
杞国称“子”，说法见前。不称名，是史官缺漏。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夏季，狄人讨伐郑国。
《左传》说郑国人侵入滑国，周王为滑国请求，郑国不听命令，周王发怒，派颓叔出动狄军讨伐郑国，夺取了栎地。查考：郑国人侵入滑国在二十年夏季，现在二十四年，哪有经过四年之久，说“郑国不听命令，周王发怒派颓叔出动狄军讨伐郑国”的呢？而且经文只记载“狄”、“郑”，没有见到周王，而这年冬天周王出居在郑国，又哪有刚仇视郑国而讨伐它，却出居在郑国的呢？其牵强附会无疑。大概夏季狄人自己讨伐郑国，与十四年狄人侵郑相同，这年冬天颓叔率领狄军讨伐周王室，周王战败出居在郑国罢了。
秋季七月。冬季，周天子出居在郑国。
这是出奔而记载“出居”，是为周天子避讳。
晋侯夷吾去世。
不记载月日，是史官缺漏。《左传》说去年九月晋惠公去世，而经文在今年冬季，杜预说文公即位后才报告丧事，经文根据赴告而记载。晋惠公去世，怀公即位，当时国内没有内乱及外患，怎么能预知明年文公入国而隐瞒丧事，等待文公的报告呢？不可信。
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卫侯毁灭邢。
诸侯卒名，此「毁」字因下卒名而误连上也。
译也。
二十五年春季，周历正月丙午日，卫侯毁灭了邢国。
诸侯去世应当称名，这里的“毁”字是因为下文诸侯去世称名而错误地连属到上文了。
夏四月癸酉，卫侯毁卒。宋荡伯姬来逆妇。
直书其事，而姑逆妇之非礼自见。刘氏谓「公下主大夫之昏为失礼」，何以知之?谬论也。
宋杀其大夫。
大夫不名，阙也，义在于杀大夫，故不名亦得。
秋，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
前二年楚人伐陈亦以此。
葬卫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会卫子、莒庆盟于洮。
卫，齐雠也。卫惧齐难，故修好于鲁，为莒求平，鲁为之会，且挟二国以从楚也。莒庆，莒大夫名，下称「莒子」，其君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会莒子、卫宁速盟于向。
寻洮之盟。齐人侵我西鄙，公追齐师，至酅，弗及。
夏，齐人伐我北鄙。
齐春、夏两伐鲁，讨洮、向二盟也。
卫人伐齐。
助鲁也。
公子遂如楚乞师。
敌齐也。
秋，楚人灭夔，以夔子归。
以归之君，名不名无例。远而微，故阙，则不名。
冬，楚人伐宋，围缗。
时楚以师与鲁，中道乘间伐宋。左氏谓楚以宋即晋，故伐。此时晋之强未着，未然。
公以楚师伐齐，取谷。
鲁以楚师伐齐，而取谷者楚也，何为哉?公至自伐齐。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来朝。
杞称「子」，说见前。
夏六月庚寅，齐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齐孝公。乙巳，公子遂帅师入杞。
桓三年秋，杞侯来朝，九月入杞，今春来朝，秋入杞，大扺鲁因其朝，反苛这其礼不遂，必伐之，其侮弱如此。
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十有二月甲戌，公会诸侯，盟于宋。
楚方图伯而鲁与陈、蔡、郑、许、曹、卫皆从之，而宋独不与，此楚之所以急图宋也。鲁又往会诸侯而盟于宋，以诸侯在宋地也，其助楚谋宋至矣。楚居首，故称「人」，不嫌，惟知文者可与道，可见可以称「人」则顺称之，圣人不欲定称「楚子」也，乃谓「称子进之」，何心哉?
二十有八年春，晋侯侵曹。晋侯伐卫。
晋文欲救宋、伐楚以图伯业，然犹持重，未敢轻加楚兵，乃以曹近于宋，弱而易攻，为之声援以解宋围，而卫又鲁所与盟而致之楚者，伐卫则楚必救卫，故先侵伐此二国，所以解宋之围，而候齐、秦之兵，图大举也。左氏皆谓晋文报怨于此二国，未然。此两事同在于春，故如此书，鄙儒以两称「晋侯」，遂生议论，其可厌如此。
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
刘原父曰：「左氏曰：『公惧于晋，杀子丛即买。以说焉。』然则鲁公妄以罪恶杀买耳，非买之实不戍也。春秋曷为遂从其诬辞，真以不戍罪买哉?疑买见机设权，不卒戍事，而公贪与楚欢，遂以不卒戍罪买，不复计其行权也。」按：此经杀公子买毕，楚人乃救卫，而传云楚人救卫不克，公乃杀子丛，与经义相背，其言讵可信哉?权衡中此说辨左最合，录之。杀书「刺」，为内讳也。
楚人救卫。
楚人舍宋而救卫，中晋文之计矣。
三月丙午，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
此时齐、秦之师将至，故执曹伯畀宋人以怒楚，使战也。左氏谓畀曹田，非。
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
其先，晋以孤军东攻西击，示弱以疑误于楚，楚亦以恃强玩忽，晋军自此而伏齐、宋、秦三国之师以共击楚。宋者，楚方伐之国，愤兵也；齐者，二十六年鲁纠合楚而伐之，亦愤兵也；若秦，则车邻驷铁，多猛士之风者也。合此三国精锐之师，而城濮，卫地，此即楚救卫之师方疲于奔走，又出其不意，其不一战而败也得乎!自经书「晋侯侵曹」以来，皆详着晋文致楚与战，所由定伯之业，而所谓「谲而不正」者，亦具见于此矣。
楚杀其大夫得臣。
败由得臣也。
卫侯出奔楚。
卫侯之奔，大抵因楚败而惧晋也。左氏谓卫侯欲与楚，国人不说，故出其君以说晋，此
译夏四月癸酉日，卫侯毁去世。宋国的荡伯姬前来迎娶媳妇。
直接记载这件事，而婆婆迎娶媳妇不合礼制的情况自然显现。刘氏说“国君亲自为大夫主持婚礼是失礼的”，凭什么知道呢？这是谬论。
宋国杀了它的大夫。
大夫不称名，是因为史官缺漏，意义在于杀大夫这件事，所以不称名也可以。
秋，楚国人包围陈国，护送顿子回到顿国。
前两年楚国人攻打陈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安葬卫文公。冬十二月癸亥日，鲁公与卫子、莒庆在洮地结盟。
卫国是齐国的仇敌。卫国害怕齐国的祸难，所以与鲁国修好，为莒国谋求和平，鲁国为此会盟，并且挟持这两个国家跟随楚国。莒庆，是莒国大夫的名字，下文称“莒子”，那是莒国的国君。
二十六年春正月己未日，鲁公与莒子、卫宁速在向地结盟。
这是延续洮地的盟约。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公追击齐军，到酅地，没有追上。
夏，齐国人攻打我国北部边境。
齐国在春、夏两季两次攻打鲁国，是为了讨伐洮、向两次盟约。
卫国人攻打齐国。
这是为了帮助鲁国。
公子遂到楚国请求出兵。
这是为了对抗齐国。
秋，楚国人灭掉夔国，把夔子带回来。
带回来的国君，称名或不称名没有定例。因为夔国偏远且微弱，所以史官缺漏，就不称名。
冬，楚国人攻打宋国，包围缗地。
当时楚国把军队借给鲁国，中途趁机攻打宋国。《左传》说楚国因为宋国依附晋国，所以攻打它。此时晋国的强大尚未显著，这种说法不对。
鲁公率领楚国军队攻打齐国，夺取谷地。
鲁国率领楚国军队攻打齐国，而夺取谷地的是楚国，这算怎么回事呢？鲁公从伐齐之地返回。
二十七年春，杞子来朝见。
杞国称“子”，说法见前文。
夏六月庚寅日，齐侯昭去世。秋八月乙未日，安葬齐孝公。乙巳日，公子遂率领军队进入杞国。
桓公三年秋，杞侯来朝见，九月进入杞国；今年春来朝见，秋进入杞国，大抵上是鲁国趁着杞国来朝见，反而苛责其礼仪不合心意，必定要攻打它，其欺侮弱小的程度如此。
冬，楚国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包围宋国。十二月甲戌日，鲁公会见诸侯，在宋国结盟。
楚国正图谋称霸，而鲁国与陈、蔡、郑、许、曹、卫都跟随它，只有宋国不跟随，这就是楚国急于图谋宋国的原因。鲁国又前往会见诸侯并在宋国结盟，因为诸侯在宋国境内，其帮助楚国谋划宋国到了极点。楚国居首，所以称“人”，不嫌忌，只有懂得文辞的人才能与之谈论，可见可以称“人”就顺理成章地称之，圣人不想定称“楚子”，却说“称子是进爵”，这是什么心思呢？
二十八年春，晋侯侵犯曹国。晋侯攻打卫国。
晋文公想要救宋国、攻打楚国以图谋霸业，然而仍然持重，不敢轻易对楚国用兵，于是因为曹国靠近宋国，弱小且容易攻打，作为声援以解除宋国之围，而卫国又是鲁国与之结盟并引荐给楚国的，攻打卫国则楚国必定救卫，所以先侵犯攻打这两个国家，以此来解除宋国之围，并等待齐、秦的军队，图谋大举进攻。《左传》都说晋文公在这两个国家报怨，不对。这两件事同发生在春天，所以这样记载，浅陋的儒生因为两次称“晋侯”，就产生议论，其可厌程度如此。
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被刺死。
刘原父说：“《左传》说：‘鲁公害怕晋国，杀了子丛即公子买，以此取悦晋国。’那么鲁公是妄加罪名杀了公子买，并非公子买真的没有完成戍守任务。《春秋》为什么就顺从其诬陷之辞，真以没有完成戍守任务来定罪公子买呢？怀疑公子买见机行事，没有完成戍守任务，而鲁公贪图与楚国交好，就以没有完成戍守任务定罪公子买，不再考虑他行权变之策。”按：此经文记载杀公子买之后，楚人才救卫，而《左传》说楚人救卫失败，鲁公才杀子丛，与经文义理相违背，其话哪里可信呢？权衡中此说辨析《左传》最合理，录之。杀记载为“刺”，是为国内避讳。
楚国人救卫。
楚国人舍弃宋国而救卫，中了晋文公的计策。
三月丙午日，晋侯进入曹国，抓获曹伯交给宋国人。
此时齐、秦的军队将到，所以抓获曹伯交给宋国人以激怒楚国，使其作战。《左传》说把曹国田地交给宋国，不对。
夏四月己巳日，晋侯、齐军、宋军、秦军与楚军在城濮交战，楚军大败。
在此之前，晋国以孤军东攻西击，示弱以迷惑楚国，楚国也倚仗强大而轻敌，晋军从此埋伏齐、宋、秦三国军队以共同攻击楚国。宋国，是楚国正在攻打的国家，是愤兵；齐国，是二十六年鲁国纠合楚国而攻打它的，也是愤兵；至于秦国，则有车邻驷铁，多猛士之风。合并这三国精锐军队，而城濮是卫国之地，这正是楚国救卫的军队正疲于奔走，又出其不意，能不战而败吗！自经文记载“晋侯侵犯曹国”以来，都详细记载晋文公致使楚国与之作战，从而奠定霸业，而所谓“诡诈而不正”的，也全都见于此了。
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得臣。
失败是由于得臣。
卫侯出逃到楚国。
卫侯的出逃，大抵是因为楚国战败而害怕晋国。《左传》说卫侯想要与楚国交好，国人不喜欢，所以驱逐其国君以取悦晋国，这
左氏言君奔之习套，然非国人，即元咺也，故后卫侯归，元咺出奔矣，因知叔武之立，亦元咺为之也。君出奔或名、或不名，无例。
译《左传》中记载国君出奔的惯例，然而如果不是国人，就是元咺，所以卫国后侯回国后，元咺就出逃了，由此可知叔武被立为国君，也是元咺所为。国君出奔有时称名、有时不称名，没有固定的体例。
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
序晋侯于上，晋文一战胜楚而伯也。卫侯出奔，其弟叔武摄位，故如在丧。未踰年之君称「子」，此书法也。天王在郑，时既败楚，诸侯于践土会盟，将谋王复辟也，故盟讫乃往朝王焉。左氏谓「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又有「天王下劳晋侯」之说，若然，则是盟时王已来矣，岂有先盟而后朝王者哉?前人多疑左氏，是也。
陈侯如会。
后至不及盟，故如此书。陈侯本楚党，今以楚败而亦属晋矣。
公朝书△法△王所书△法△。
「王所」，王在郑地也，王在朝，则曰「朝于京师」，王巡守，则朝于方岳之下，亦当曰「王所」也。谷梁谓「朝，不言所」，此不通之论也。书「公朝」，岂诸侯皆不朝乎?下壬申又书「公朝」，岂有公再朝，而诸侯不一朝者乎?故前儒有谓「言公朝，以?诸侯」，是也，然谓「言公朝，以?诸侯」，此亦未知春秋之书法也。春秋凡会盟必首书「公」，所以尊内，此一定不移也。今若如会盟首书「公」，则当书「公帅诸侯」矣，公不可言帅也，若统书曰「诸侯朝王」，则不见公之朝王，春秋，鲁史，朝王大事，不可以没公也，故书曰「公朝于王所」，则既可以见公之朝，而诸侯之朝亦自见矣。
六月，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卫元咺出奔晋。
卫侯出奔而弟叔武立，必元咺主之，使与践土之盟，则将绝卫侯矣，故卫侯入而元咺出也。然叔武之杀，经无明文，若果卫侯杀之，当书「杀其弟」矣。故据左氏谓杀叔武，卫侯不知其情，则与经文之不书似合，然元咺奔晋，将以愬其君之杀弟也。意者卫侯归而叔武见杀，其罪必归之君耳。君归或名、或不名，无例。归，或书「自某」，或不书「自某」，及书「归」与「复归」，皆无例。
陈侯款卒。秋，杞伯姬来。
伯姬，庄公女，杞成公妻，适杞三十有六年，当亦老矣。上年杞子来朝，而公遽伐之，伯姬此来，亦必为僖公所迫，求修好而谢过耳。
公子遂如齐。
前鲁以楚师伐齐取谷，及楚败，晋伯，鲁失楚而畏晋，故使遂聘齐，自是齐、鲁复通好。
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取○义○阳○。
左氏谓「会于温，讨不服也」，盖为后执卫君及围许也。然非也。诸侯会温与天王狩河阳盖一事也。盟践土之后，王已归京师，温，周地，晋侯将以觐王，而王因出于温以就见之也。左氏谓「晋侯召王」，亦未可信，文元年晋襄公亦朝王于温矣，岂亦召王乎?惟以天王之尊就见诸侯，则是君下于臣，不可以训，故孔子特书曰「天王狩于河阳」，假巡狩之名，而河阳即温地，变温地言河阳，亦所以殊天子，此孔子取义之大者也。而左氏又谓晋侯「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其说益非，明是因经文「狩」字而妄生此议论也。夫晋侯果使王狩，而王因以狩焉，则是实事矣，何以又引此仲尼之言乎?既引仲尼之言，则狩非实事，特假借之辞耳，何以又云「使王狩」乎?其周章两端如此，故知其说不可信，而其召王之说，亦因是以知其诬也。又如引仲尼之言，是仲尼作春秋自作批注也，其可笑如此。
壬申，公朝于王所。
说见上。壬申承上冬，[不]（「不」，二本原无，今据文义补入。）言其月，史阙。自是王归京师矣。
晋人执卫侯，归之京师。
此后乃会温之余事。晋侯因其臣而执其君，失理殊甚，归狱于王，所谓「假之」是矣。「归之于」与「归之」同。
卫元咺自晋复归于卫。
君归京师而元咺归国，元咺之罪显然矣。
诸侯遂围许。
许久从楚，践土与温二盟皆不与也。
曹伯襄复归于曹，遂会诸侯围许。
曹伯自宋归也。诸侯归国，名、不名，无例。「归」与「
译五月癸丑日，鲁僖公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在践土结盟。
将晋侯列于首位，是因为晋文公一战战胜楚国而成为霸主。卫侯出逃，其弟叔武代理国政，因此如同居丧一般。未过一年的国君称“子”，这是《春秋》的书写法则。周天子当时在郑国，此时既然已击败楚国，诸侯在践土会盟，是打算谋划让周王复位，所以盟誓结束后才去朝见周王。《左传》说“王子虎在王庭与诸侯盟誓”，又有“周天子下劳晋侯”的说法，如果这样，那么盟誓时周王已经来了，哪有先盟誓而后朝见周王的道理呢？前人大多怀疑《左传》，这是对的。
陈侯来到会盟之地。
因为迟到未能参与盟誓，所以这样记载。陈侯本是楚国的党羽，现在因楚国战败而也归附晋国了。
鲁僖公朝见周王，书写“王所”是《春秋》的书法。
“王所”，指周王在郑地。周王在朝廷，就说“朝于京师”；周王巡视守土，就在方岳之下朝见，也应当说“王所”。《谷梁传》说“朝见，不写‘所’”，这是不通的说法。书写“公朝”，难道诸侯都不朝见吗？下文壬申日又书写“公朝”，难道有鲁公两次朝见，而诸侯一次都不朝见的情况吗？所以前代儒者有人说“说‘公朝’，是为了省略诸侯”，这是对的，然而说“说‘公朝’，是为了省略诸侯”，这也未能理解《春秋》的书法。《春秋》凡是会盟必定首先书写“公”，是为了尊重本国，这是一定不变的。现在如果像会盟那样首先书写“公”，就应当书写“公率领诸侯”了，鲁公不能说“率领”，如果统称为“诸侯朝王”，就看不出鲁公朝见周王，《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朝见周王是大事，不能隐没鲁公，所以书写“公朝于王所”，这样既可以看见鲁公的朝见，而诸侯的朝见也自然显现了。
六月，卫侯郑从楚国返回卫国。卫国的元咺出逃到晋国。
卫侯出逃而弟弟叔武即位，必定是元咺主持的，如果让他参与践土的盟誓，就会断绝卫侯的归路，所以卫侯回国而元咺出逃。然而叔武被杀，经文中没有明确记载，如果确实是卫侯杀的，应当书写“杀其弟”了。所以根据《左传》所说杀叔武时卫侯不知情，这与经文不记载似乎相符，然而元咺逃往晋国，是要控告其君杀弟的罪行。推测卫侯回国后叔武被杀，罪责必定归咎于国君。国君回国，有时写名、有时不写名，没有定例。回国，有时写“自某地”，有时不写“自某地”，以及书写“归”与“复归”，都没有定例。
陈侯款去世。秋天，杞伯姬来到鲁国。
伯姬，是鲁庄公的女儿，杞成公的妻子，嫁到杞国三十六年，应当也老了。上年杞子来朝见，而鲁公立即讨伐他，伯姬这次来，必定是被鲁僖公所迫，请求修好并谢罪罢了。
公子遂出使齐国。
此前鲁国曾借楚国的军队讨伐齐国夺取谷邑，等到楚国战败，晋国称霸，鲁国失去楚国而畏惧晋国，所以派公子遂聘问齐国，从此齐、鲁恢复友好关系。
冬天，鲁僖公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在温地会盟。周天子在河阳巡狩。
《左传》说“在温地会盟，是为了讨伐不服从的诸侯”，大概是为后来拘捕卫君以及围攻许国做准备。然而不对。诸侯在温地会盟与周天子在河阳巡狩是一件事。践土盟誓之后，周王已返回京师，温是周地，晋侯将要朝见周王，而周王因此出到温地去接见他们。《左传》说“晋侯召见周王”，也不可信，文公元年晋襄公也在温地朝见周王，难道也是召见周王吗？只是以周天子的尊贵去接见诸侯，这是君尊臣卑的颠倒，不足以作为典范，所以孔子特意书写“天王狩于河阳”，假借巡狩的名义，而河阳就是温地，改变温地称为河阳，也是为了区别天子，这是孔子取义的重大之处。而《左传》又说晋侯“并且让周王巡狩，仲尼说：以臣下召见君主，不足以作为典范，所以书写‘天王狩于河阳’”，这种说法更加错误，明显是因为经文中有“狩”字而妄加议论。如果晋侯真的让周王巡狩，而周王因此巡狩，那就是事实了，为什么又要引用仲尼的话呢？既然引用仲尼的话，那么巡狩就不是事实，只是假借的言辞罢了，为什么又说“让周王巡狩”呢？其说法如此自相矛盾，所以知道其说不可信，而其召见周王的说法，也因此知道是诬蔑。又如引用仲尼的话，这是仲尼作《春秋》时自己作批注，如此可笑。
壬申日，鲁僖公在王所朝见周王。
解说见上文。壬申日承接上文冬天，[不]（“不”，两个版本原本没有，现在根据文义补入。）写月份，是史官缺漏。从此周王返回京师了。
晋国人拘捕卫侯，把他押回京师。
这是温地会盟后的余事。晋侯因其臣下而拘捕其国君，失理太过，将案件交给周王，所谓“假手于人”是对的。“归之于”与“归之”意思相同。
卫元咺从晋国返回卫国。
国君被押往京师而元咺回国，元咺的罪责显然了。
诸侯于是围攻许国。
许国长期依附楚国，践土和温地两次盟誓都没有参加。
曹伯襄返回曹国，于是会同诸侯围攻许国。
曹伯是从宋国返回的。诸侯回国，写名、不写名，没有定例。“归”与“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卢来取○义。
狄不言「朝」、「聘」，而言「来」，不足为朝、聘，卑之也；王臣来朝，亦书曰「来」，尊之也，书同而义异。
公至自围许
致围许者，以近事言也。
夏六月，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内不书主名，外书「人」，皆大夫也。
左氏谓「寻践土之盟，且谋伐郑」，未尽然。王人与盟，或襄王之结诸侯、晋文之定王室，未可知也，又谓王人为王子虎、王子不当称「人」，尤非。
秋，大雨雹。冬，介葛卢来。
春，公在会，未见，故复来。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齐。
二十年，齐、狄盟于邢，至是而狄背盟，狼子野心，岂可与之同盟哉?
秋，卫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氏谓元咺立公子瑕，则是公子瑕已为君，不当称「公子」，又瑕立，为咺之君，尤不当先臣后君以「及」书也，故前人多疑之。然则公子瑕何为者也?意者咺暂使摄位，既未成乎君，而为咺所累，故书「及」与?称国以杀君与臣之辞也，无例。杀大夫，必称爵，若不称，知其为何如人哉?
卫侯郑归于卫。
诸侯归，名、不名，无例。书「归」与「复归」，无例。
晋人、秦人围郑。
翟泉之盟，郑不与，有从楚之意，故晋伐之，左氏谓昔晋文过郑，郑不礼焉，岂有历久而后报乎?左氏言晋文初年之列国事皆类此，不悉辨。秦、晋之争亦始此矣。
介人侵萧。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
报周公之聘也。「遂」者，继事之辞，无褒贬，先书「如京师」，而以如晋书「遂」，此亦书法也。鲁使卿如京师始此，而如他国者屡见焉，亦直书之而义自见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济西田。
左氏谓「分曹地」，此误连前经「执曹伯畀宋人」而为言者也。夫执曹伯在二十八年，今三十一年，岂经四年之久而始分其地乎?公羊亦知其难通，谓晋候「颁所侵地于诸侯」。夫鲁强曹弱，曹安得侵鲁之地，且有何证乎?盖济西田者，齐、鲁所争之田也。济西地在齐、鲁界，故彼此互争，不系之国，此取济西田，我取之齐也；宣元年，「齐人取济西田」，齐取之我也；十年，「齐人归我济西田」，齐向取之我，而今归之我也，合经文前后观之，其义明矣。若此时，则齐方弱而鲁恃晋以强，故取之齐，而齐无能难焉尔。
公子遂如晋。
鲁方恃晋，故汲汲以通好，去年往而今年又往也。左氏谓「拜曹田」，然则去年之往为何事哉?
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
郊有二，有祭天之郊，有祈谷之郊，鲁之郊皆祈谷之郊也。祈谷之郊，诸侯皆得行之，祭天之郊在冬至，经书鲁卜郊多在四月可验夏之二月，故谓「启蛰而郊」。，岂有四月而祭天者乎?故公羊谓鲁郊为非礼，谬也；谷梁谓「不时」，亦谬也。若明堂位乃汉人邪说，不可据，且彼言「孟春」而此言「四月」，又绝不相通也。三传皆谓四卜为非礼，以非礼，故书，此「常事不书」之谬义也。襄七年，「三卜郊，不从，乃免牲。」经书之何与?盖经书「卜郊者，以其为大事也，而其卜之从违、牲之用免，往往不同，因得备书之尔。左氏谓「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按：经凡言「卜郊」者，正为卜此郊日之吉否也，非卜郊之可否也，卜牛其前此矣，不书也。左氏之意，似谓牛既卜矣，日又卜矣，故牛改名曰「牲」，则是既得吉日，牛已称牲，方复卜郊，以卜郊为卜郊之可否，非也。或称「牲」，或称「牛」，一也。左氏谓「牛卜日曰牲」，公羊谓伤者为牛，亦皆非诗、书、礼言祭天者多曰「牛」矣，岂皆伤者乎?「三望」，公羊谓「泰山、河、海」，贾逵、服虔谓「分野之星及境内山川」，郑玄「玄」，二本原皆阙末笔作「玄」。谓「海、岱、淮」，其说稍近，然终不敢定也。
译鲁僖公二十九年春，介葛卢前来取义。
狄人不称“朝”、“聘”，而称“来”，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不足以构成朝见或聘问，这是表示轻视；周王臣属前来朝见，也记载为“来”，这是表示尊重，记载用词相同但含义不同。
鲁公从围许之战返回。
记载围许之事，是因为这是近期发生的事。
夏六月，鲁公与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在翟泉结盟。
鲁国方面不记载主事者的名字，外国方面记载为“人”，这都是指大夫。
《左传》认为这是“重温践土之盟，并且谋划讨伐郑国”，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周王臣属参与结盟，或许是襄王联合诸侯、晋文公安定王室，尚不可知；又说王人是王子虎，王子不应当称“人”，这更是错误的。
秋，下大雨并伴有冰雹。冬，介葛卢前来。
春天，鲁公在盟会上，没有见到介葛卢，所以他再次前来。
鲁僖公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人侵犯齐国。
二十年，齐国与狄人在邢地结盟，到此时狄人背弃盟约，狼子野心，难道可以和他们结盟吗？
秋，卫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元咺以及公子瑕。
《左传》认为元咺拥立了公子瑕，那么公子瑕已经即位为君，不应当再称“公子”；而且公子瑕即位后，成为元咺的君主，更不应当先写臣后写君并用“及”字连接，所以前人对此多有怀疑。那么公子瑕究竟是何人呢？大概是元咺暂时让他代理国政，既然尚未正式成为君主，却因元咺而受牵连，所以用“及”字记载吗？称国名而杀君与臣的措辞，没有先例。杀大夫，必定要称其爵位，如果不称爵位，怎么知道他是怎样的人呢？
卫侯郑回到卫国。
诸侯回国，称名或不称名，没有固定体例。记载“归”与“复归”，也没有固定体例。
晋人、秦人包围郑国。
翟泉之盟，郑国没有参加，有依附楚国的意思，所以晋国讨伐它；《左传》说从前晋文公经过郑国，郑国没有以礼相待，难道会经历很久之后才报复吗？《左传》关于晋文公初年列国事件的记载都类似这样，不再一一辨析。秦国与晋国的争斗也从此开始了。
介人侵犯萧国。冬，周天子派遣宰周公前来聘问。公子遂前往京师。接着又前往晋国。
这是为了报答周公的聘问。“遂”是承接前事的措辞，没有褒贬之意，先记载“前往京师”，而后记载前往晋国用“遂”，这也是史书的书写法则。鲁国派遣卿大夫前往京师是从此时开始的，而前往其他国家的记载屡见不鲜，也是直书其事而意义自现。
鲁僖公三十一年春，夺取济西田。
《左传》认为这是“分割曹国的土地”，这是错误地连带前文“抓获曹伯交给宋人”而言的。抓获曹伯是在二十八年，如今是三十一年，难道经过四年之久才分割他的土地吗？《公羊传》也认为难以通解，说晋侯“将所侵占的土地分给诸侯”。鲁国强而曹国弱，曹国怎么能侵占鲁国的土地，况且有什么证据呢？大概济西田是齐国与鲁国争夺的土地。济西田位于齐、鲁边界，所以彼此互相争夺，不属于任何一国，这次夺取济西田，是我们从齐国夺取的；宣公元年，“齐人夺取济西田”，是齐国从我们这里夺取的；十年，“齐人归还我们济西田”，是齐国先前从我们这里夺取的，如今归还给我们，综合经文前后来看，其意义就明白了。如果此时，齐国正弱而鲁国倚仗晋国强盛，所以从齐国夺取，而齐国无力反抗罢了。
公子遂前往晋国。
鲁国正倚仗晋国，所以急切地想要互通友好，去年去了今年又去。《左传》说是“拜谢曹田”，那么去年前往是为了什么事呢？
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祭，占卜不吉，于是释放牺牲，但仍然进行了三次望祭。
郊祭有两种，有祭天的郊祭，有祈求谷物的郊祭，鲁国的郊祭都是祈求谷物的郊祭。祈求谷物的郊祭，诸侯都可以举行，祭天的郊祭在冬至，经文记载鲁国占卜郊祭多在四月可以验证，夏历二月，所以说“启蛰而郊”，难道有在四月祭天的吗？所以《公羊传》说鲁国郊祭为非礼，是错误的；《谷梁传》说“不合时宜”，也是错误的。至于《明堂位》是汉人的邪说，不可依据，而且它说“孟春”而这里说“四月”，又完全不相通。三传都认为四次占卜为非礼，因为非礼，所以记载，这是“常事不记载”的错误义理。襄公七年，“三次占卜郊祭，不吉，于是释放牺牲。”经文记载它又是为什么呢？大概经文记载“占卜郊祭”，是因为它是大事，而占卜的吉凶、牺牲的使用与否，往往不同，因此得以详细记载罢了。《左传》说“用牛占卜日期叫牲，牺牲选定后占卜郊祭，是君主怠慢”。按：经文凡是说“占卜郊祭”的，正是为了占卜这次郊祭日期的吉凶，而不是占卜郊祭是否可行，占卜牛在此之前就已经做了，不记载。《左传》的意思，似乎说牛已经占卜了，日期又占卜了，所以牛改名叫“牲”，那么既然得到了吉日，牛已经称为牲，又再次占卜郊祭，把占卜郊祭当作占卜郊祭是否可行，这是不对的。有时称“牲”，有时称“牛”，是一样的。《左传》说“牛占卜日期叫牲”，《公羊传》说受伤的叫牛，都不对，《诗》、《书》、《礼》中祭天的多称“牛”，难道都是受伤的吗？“三望”，《公羊传》说是“泰山、河、海”，贾逵、服虔说是“分野之星及境内山川”，郑玄（注：玄，二本原皆阙末笔作“玄”）说是“海、岱、淮”，这种说法稍微接近，但最终也不敢确定。
若三传皆以「犹」字为讥，则非。不曰「望」而曰「三望」，正是诸侯之礼，何讥之有?此亦「常事不书」之谬义也。矫之者以为幸辞，又过矣。圣人据事直书，何幸之有！以上因三传言礼之谬，故详辨之。
译如果《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把“犹”字当作讥讽，那就是错误的。不称“望”而称“三望”，正是诸侯的礼制，有什么可讥讽的呢？这也是“常事不书”这一谬误观点的体现。那些纠正它的人认为这是侥幸之辞，又太过分了。圣人依据事实直书其事，有什么侥幸可言！以上是因为三传关于礼制的说法有误，所以详细辨析。
秋七月。冬，杞伯姬来求妇。
前五年伯姬来朝，其子即杞桓公也，自后来朝而我伐之，伯姬二十八年又来，似为谢过，今为桓公求妇又来，惟因杞弱，为鲁所凌，欲求庇其子耳。伯姬之苦衷如此，议论者何这之过乎?所求者，僖公次女叔姬也，其归杞不见于经，后为杞所出，则屡书之，鲁以凌杞，而杞亦卒待鲁女之薄如此。
狄围卫。十有二月，卫迁于帝丘。
卫为狄灭而迁，今三十余年无事，亦齐桓之力也，至是狄又围之，迁帝丘，说者以是这晋文。晋文耄矣，明年即世，岂能救之哉?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郑伯捷卒。卫人侵狄。秋，卫人及狄盟。
卫侵狄，宜也，及狄盟何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卒。
论事功，齐桓不及晋文，论心术，晋文不及齐桓，然齐伯止于当身，而晋文子孙相继而伯，此天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经书「入」，左氏谓「灭」，非。
齐侯使国归父来聘。
报公子遂也。
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
晋文之兴，秦有力焉，自晋连秦伐郑而郑间之，秦、晋始相贰。然晋文已老，虽怨秦而不及发，襄公新立，即伐而胜之，其克承父志与?经文本明顺如常，而妄者谓有讥刺，又有谓「及」字衍者，皆不可解。
癸巳，葬晋文公。
狄侵齐。
左氏谓「因晋丧」，非也，下「晋人败狄」，乃是矣。
公伐邾，取訾娄。秋，公子遂帅师伐邾。
公伐邾，报升陉之役也。秋，又使卿伐之，甚矣。
晋人败狄于箕。
狄连年伐郑、伐齐，今赖晋襄败之，自此稍息焉。
冬十月，公如齐。
是时伯无定主，鲁因齐聘而犹朝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齐。乙巳，公薨于小寝。
左氏谓「即安也」。
陨霜不杀草。李梅实。
此恒燠若之咎征。
晋人、陈人、郑人伐许。
温之会，晋文以诸侯围许，许恃楚而终不服，是以晋襄亦继父之志而伐之也。
春秋通论卷八
新安首源姚际恒
文公僖公子，母声姜，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僖公薨于上年十二月，故踰年即位。即位必于岁首，不问已葬未葬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来会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
锡命，锡命为诸侯也。公继世应立，然必锡命于天子，始加重焉。谷梁执「常事不书」之见，谓「礼，有受命，无来钖命，锡命非正也。」春秋诸侯继世而立，其立也，岂必朝天子而始受命乎?
晋侯伐卫。
卫成以执归京师之怨故不从晋，今晋襄伐之。经言「晋侯伐卫」，则左氏谓「先且居胥臣」者，非矣，又谓「朝王」，经不书，亦未可信。
叔孙得臣如京师。
使卿如周，拜锡命也。
卫人伐晋。
卫能伐伯主，亦强矣。
秋，公孙敖会晋侯于戚。
左氏谓「晋围戚」及「疆戚田」，然皆不见经。此大夫专会诸侯之始，政逮于大夫之端见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弒君父者，称「国」、称「世子」，罪大恶极，不知用何字以为贬也。
公孙敖如齐。
鲁之伐齐皆先公事，至是复通好。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
秦报殽之役，伐晋而复败也。彭衙，秦地，晋师追而败之。书「晋侯及秦师」，凡言「及」者，皆是客之应主也，岂可妄生议论?
丁丑，作僖公主。
礼家之言纷杂难稽，据礼谓卒哭而祔，祔则作主矣。诸侯五月而葬，又谓诸侯七月而卒哭，则作主当在卒哭之时。今僖公丧至此已十有五月，作主则太缓，故左氏谓「不时」，此与礼文合也。然鲁秉礼之国，丧礼岂无定制，文公何事而缓作主乎?或礼家言未可信
译秋季七月。冬季，杞国的伯姬前来为儿子求娶媳妇。
此前五年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就是杞桓公，自从后来朝见后我们便讨伐他，伯姬在二十八年又来，似乎是来谢罪，如今为了桓公求娶媳妇又前来，只是因为杞国弱小，被鲁国欺凌，想要寻求庇护她的儿子罢了。伯姬的苦衷如此，议论的人有什么过错呢？所求娶的，是僖公的次女叔姬，她嫁到杞国在经文中没有记载，后来被杞国休弃，则屡次记载，鲁国欺凌杞国，而杞国最终对待鲁国女子的态度竟如此轻慢。
狄人包围卫国。十二月，卫国迁都到帝丘。
卫国被狄人灭亡而迁都，如今三十多年没有事端，也是齐桓公的力量所致，到这时狄人又包围它，迁都帝丘，解说的人将此归功于晋文公。晋文公已经年老，第二年就去世了，怎么能救卫国呢？
三十二年春季周王正月。夏季四月己丑日，郑伯捷去世。卫国人入侵狄人。秋季，卫国人同狄人结盟。
卫国入侵狄人，是适宜的，同狄人结盟又是为什么呢！
冬季十二月，己卯日，晋侯重耳去世。
论事功，齐桓公不及晋文公，论心术，晋文公不及齐桓公，然而齐桓公的霸业只限于当世，而晋文公的子孙相继称霸，这是天命。
三十三年春季周王二月，秦国人攻入滑国。
经文记载“入”，《左传》说是“灭”，是不对的。
齐侯派遣国归父来聘问。
这是报答公子遂的聘问。
夏季四月辛巳日，晋国人同姜戎在殽地打败秦军。
晋文公的兴起，秦国出力不少，自从晋国联合秦国讨伐郑国而郑国从中离间，秦国、晋国开始互相背离。然而晋文公已经年老，虽然怨恨秦国却来不及发作，襄公刚刚即位，就讨伐并战胜了秦国，这是能继承父亲的志向吗？经文本来明白顺理成章，而胡乱解说的人说含有讥刺之意，又有说“及”字是衍文的，都不可理解。
癸巳日，安葬晋文公。
狄人入侵齐国。
《左传》说是“趁着晋国丧事”，是不对的，下文“晋国人打败狄人”，才是正确的。
鲁公讨伐邾国，夺取訾娄。秋季，公子遂率领军队讨伐邾国。
鲁公讨伐邾国，是报复升陉之战。秋季，又派遣卿大夫讨伐它，太过分了。
晋国人在箕地打败狄人。
狄人连年讨伐郑国、讨伐齐国，如今依靠晋襄公打败他们，从此稍微平息了。
冬季十月，鲁公前往齐国。
这时霸主没有定主，鲁国因为齐国的聘问而仍然朝见它。
十二月，鲁公从齐国回来。乙巳日，鲁公在小寝去世。
《左传》说是“即安也”。
降霜但不冻死草木。李树和梅树结果实。
这是气候常暖的灾异征兆。
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讨伐许国。
温地的会盟，晋文公率领诸侯包围许国，许国倚仗楚国而始终不服，所以晋襄公也继承父亲的志向讨伐它。
春秋通论卷八
新安首源姚际恒
文公是僖公的儿子，母亲是声姜，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公即位。
僖公在上一年十二月去世，所以隔年即位。即位必定在岁首，不问是否已经安葬。
二月癸亥日，发生日食。周天王派遣叔服来会葬。夏季四月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僖公。
周天王派遣毛伯来赐予鲁公命服。
锡命，是赐予诸侯命服。鲁公继位应当立，但必须由天子赐予命服，才开始加重其地位。《谷梁传》秉持“常事不书”的观点，说“礼制，有接受命令，没有来赐予命服，赐予命服不合正礼。”春秋时期诸侯继位而立，他们的即位，难道一定要朝见天子才开始接受命令吗？
晋侯讨伐卫国。
卫成公因为被拘押送回京师的怨恨所以不服从晋国，如今晋襄公讨伐他。经文说“晋侯伐卫”，那么《左传》说是“先且居、胥臣”，是不对的，又说“朝见周王”，经文没有记载，也不可相信。
叔孙得臣前往周王室。
派遣卿大夫前往周王室，是拜谢赐予命服。
卫国人讨伐晋国。
卫国能讨伐霸主，也很强大了。
秋季，公孙敖在戚地会见晋侯。
《左传》说是“晋国包围戚地”以及“划定戚地的田界”，然而都不见于经文。这是大夫擅自会见诸侯的开始，政令下达到大夫的迹象显现了。
冬季十月丁未日，楚国世子商臣弑杀他的国君頵。
弑杀君父的人，称“国”、称“世子”，罪大恶极，不知道用什么字来贬斥他。
公孙敖前往齐国。
鲁国讨伐齐国都是先处理公事，到这时又恢复友好关系。
二年春季周王二月甲子日，晋侯同秦军在彭衙交战，秦军大败。
秦国为殽地之战报仇，讨伐晋国而又失败。彭衙，是秦国的土地，晋军追击并打败他们。记载“晋侯及秦师”，凡是说“及”的，都是客方应主方，怎么可以妄加议论？
丁丑日，制作僖公的神主。
礼家的言论纷杂难以查考，依据礼制说是卒哭而祔祭，祔祭就制作神主了。诸侯五个月安葬，又说诸侯七个月卒哭，那么制作神主应当在卒哭之时。如今僖公的丧事到这里已经十五个月，制作神主就太迟缓了，所以《左传》说是“不及时”，这与礼文相合。然而鲁国是遵循礼制的国家，丧礼难道没有定制，文公为什么迟缓制作神主呢？或许礼家的言论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