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后传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春秋后传》十二卷，由宋代陈傅良撰写。傅良字君举【案：傅良或作傅良，各版本有误有同，但其字为君举，取傅说举于版筑之义，故今定为传字】，号止斋，温州瑞安人，乾道八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宝谟阁待制，谥号文节，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此编有其门人周勉的跋文，称傅良写此书时，刚脱稿便病倒，学者们急于得到此书，便雇人抄写，那些已被删削的内容有的仍留在编页上，增补校正的内容有的则揭去未存，因此现在流传的版本已不是傅良的完本了。赵汸在《春秋集传》自序中，对宋代解说《春秋》的人最推崇傅良，称他拿《公羊》《谷梁》的学说参证《左传》，用《左传》所不记载的来充实所记载的，用所记载的来推究所不记载的，掌握了学习《春秋》的要领，在三传之后卓然成为名家，但可惜他误把《左传》所录当作鲁史旧文，而不知道防书有体例，夫子据以进行笔削的，连《左传》也未见到，《左传》书首所载不书的条例，都是史笔，并非笔削的奥义，《公羊》《谷梁》每以不书为疑难，实与《左传》不同，师承陈氏合并求索，殊失其本，所以对于《左传》所录而经文不书的，都认为是夫子所笔削，那么他不符合圣人之处也就很多了。考查《左传》是为《春秋》作传，不是为防书作传，其中所说某故不书的，未必符合经文意旨，或许存在，但一定认为是别的史例，似乎不符合事实，何况不修《春秋》两条，《公羊传》尚有传闻不应，《左传》反而不见，都恐怕不足以成为傅良的过失，只有以《公羊》《谷梁》合《左传》才切中他的失误。自从王弼废弃象数而谈论《易》的人日益增多，自从啖助废弃三传而谈论《春秋》的人日益兴盛，所以解说五经的，只有《易》与《春秋》两家著录独多，空谈《易》理驰骋，这也是明显的效验了。傅良在臆说蜂起之日，独能根据旧文，研求圣人的微义，楼钥序称他在诸生中挑选能熟诵三传的三人，叫蔡幼学，叫胡宗，叫周勉，游宦必带一人随行，遇有所问，其应答如响，其考究可谓至详，又其书虽多出新意，而每传之下必注曰“此据某说”，“此据某文”，其征引可为至博，以此立制，世上那些空腹而谈褒贬的人，大概会有所收敛吧？傅良另有《左氏章指》三十卷，楼钥所序，大概是兼三书而言。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今《永乐大典》中尚存梗概，但也残缺，不能成卷，故不再收录。”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原序

《春秋后传》、《左氏章指》二书，是故中书舍人止斋陈公傅良所著。春秋之学不明很久了，啖助、赵匡之后，直到本朝，才有泰山孙先生，复尊王的学说，更加彰显。公是刘先生敞的《权衡》、《意林》等书，订证尤为详细。伊川程先生颐，虽无全书，而一序所涵盖，圣人的大法完备了。自从王荆公安石的学说盛行，此道几乎废弃。建炎、绍兴之初，高宗皇帝复兴斯文，胡文定公安国承伊洛之余绪，推明师道，劝讲经筵，然后其学复传，学者以此为标准，可谓大全了。东莱吕公祖谦，又有集解行于世，春秋之义，几乎没有余蕴。止斋生于东嘉，天资绝人，诵书属文，一旦迥出诸老先生之上，敛然布衣，声名四出，六经之学流行万里之外，而其学尤深于春秋。钥非深于此者，尝涉猎诸公之书，非不明白，然也不过随文辨释，间有前后相为明的，也不见体统所在。钥自客授之初，即从止斋游，虽不得执经其门，尝深叩之。同在西掖时，始以隐公后传数篇相示，因为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于经者，其说卓然，且曰：“自余之有得于此，而欲著书于诸生中，择其能熟诵三传者，首得蔡君幼学。蔡既壮，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随，遇有所问，其应如响，而此书未易成也。”未几去国，而钥亦归，虽若相忘于江湖，而朋友之来，必以此书为问。虽亲炙之者，跪以请，则曰：“此某身后之书也。”既不幸卒于嘉泰三年，而此书始出于笥中。其婿林子燕最得其传，又四年，而后长子师辙与其徒汪龙友以二书来。钥老矣，如获希世之珍，屏去他书，穷昼夜读之，始尽得其大意。呜呼盛

译唉！大概是因为没有这本书吧。以往的儒生用“例”来解释《春秋》，急切地认为一字不差，如果有不同的地方，就说是“变例”，我私下认为这样并不妥当。胡公的书却不是这样，他深入探究经书的防微杜渐之意，详细阅览世道的变迁，认为有所谓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时期的《春秋》，有所谓僖公、文公、宣公、成公时期的《春秋》，有所谓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时期的《春秋》。起初还知道有天子的命令，王室尚且威严庄重。自从霸主的号令在诸侯中推行，就不再知道有周王了。齐桓公死后，齐国不再强盛而晋国称霸。晋文公死后，晋国不再强盛而楚国称霸。晋悼公再次称霸，却又衰落了。楚国兴起后又受到防范，吴国崛起而会盟中原诸侯。越国攻入吴国，《春秋》也就结束了。自从杜预以来，认为平王东迁是东周的开始，王隐公是退让国家的贤君，他们的说法很详细。而胡公认为既不是平王，也不是隐公，而是桓王，他的说法有依据。又如大的关键处，像诸侯改元，以前是没有的。齐、鲁等大国在世间并列，有世代而无年份记载。记载厉王出逃到彘，才开始有纪年。古代诸侯没有私人史官，《乘》和《梼杌》以及《春秋》都是东迁之后的史书。记载齐、郑在石门结盟，以记录诸侯的联合。记载在咸地结盟，以记录诸侯的离散。这是《春秋》的始终。隐公、桓公、庄公时期，只有郑国多有特殊的笔法。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时期，只有齐国多有特殊的笔法。诸侯专断征伐，之后千乘的大国就有弑杀其君主的人了。大夫专断军事，之后百乘的家族就有弑杀其君主的人了。宋、鲁、卫、陈、蔡为一党，齐、郑为一党。胡公在中邱会合齐、郑，之后诸侯的军队横行天下。罪过没有比郑庄公更严重的，宋、鲁、齐、卫次之。而父子兄弟之间的祸乱，也没有比这五国更严重的，这可以作为不臣服者的警戒。齐桓公死后，郑国于是朝拜楚国。诸侯跟随楚国，郑国是动乱的阶梯，侵犯蔡国于是讨伐楚国，以记录齐桓公的霸业。侵犯陈国于是侵犯宋国，以记录楚庄王的霸业，足以看出中原与外族的盛衰了。记载公孙兹率领军队，记载公孙敖率领军队，记载公子季友去世，熟悉看到三家势力的起源。首止之盟，郑伯逃跑回国没有结盟，就记载因为他背弃了中原的盟约。厉之战，郑伯逃跑回国没有记载，大概是因为逃往楚国。中原与外族的界限严格了。从隐公以下，《春秋》的治理在诸侯。从文公以下，治理在大夫。有天下的言辞，有一国的言辞，有一人的言辞。对于干戈战争无不贬斥，对于玉帛使节则跟随其爵位，劝善惩恶很明显了。文公十年之外，秦国又三十年之外，郑国又五十多年之外，晋国排斥郑国还可以，排斥晋国就太过分了。贬斥不在过分之处，就在事情的发端，其余都是实录罢了。这些都是以往儒生所没有的。到了僖公三十一年，四次占卜郊祭都不顺从，于是免除牺牲仍然三次望祭，极力说明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以《明堂位》的话为不正确。惠公开始乞求郊祭而不常用，僖公开始作颂所以郊祭是为了夸耀，引用祝鮀的话作为证据，这更是前所未闻的。至于《左传》，有人认为不是为《春秋》而作，只有胡公认为记载那些不写的内容，以显示《春秋》所记载的，都是《左传》阐明主旨的力量。整本书从头到尾，专门阐述这个意思。以前的人认为杜预是左丘明的忠臣，然而多曲从他的说法并不是忠诚。胡公的主旨，认为“君子曰”的话，大概是广泛采纳善言；“《礼》也”的话，大概是依据史官旧闻，不一定都符合《春秋》。有人说后人增益的，有人说后人模仿的，有的因为凡例意义浅显而不取，有的因为例子不符合《左传》的意思。大概爱他而知道他的缺点，才是忠诚。又说庄公元年到七年以及十九年以后，直到终篇大多没有传文，怀疑有遗失。胡公对传文的探求很详细。唉！与止斋交游前后三十年，不能在门下完成学业，既兴起衰败的悲痛，之后才得到这两本书。其间还有想要质疑而不能得到的，这就是抚摸书卷叹息三次而不能自制的原因。开禧三年冬至日，四明楼钥序。

译先生撰写《后传》即将定稿时生了病，病势沉重持续了一年，学者中有希望尽快得到此书的人，便雇佣抄书人传抄。那些已被删削的内容，有的保留其贴条附在书页上；增补修正的内容，有的则揭去贴条不再保留。周勉从江陵任官返回后，才得到朋友们的订正。然而已被删削的内容可以在书页上刊刻贴条，而增补修正的内容却再也找不到了。可惜啊！周勉跟随先生在桂阳、衡山、潭州，每日接受经学教诲。等到《后传》即将完成时，先生常对朋友说将要当面传授给周勉，让他尽情提出所疑惑的问题，然后才公布成书。但因彼此分离，书信往来未能当面质疑问难，如今订正此书，仍是先生的志向。嘉定元年七月初一，门人周勉恭敬地书写。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后传卷一 宋 陈傅良 撰

隐公

《春秋》并非始于周平王，而是始于周桓王。平王东迁，卫武公、郑武公入朝辅佐周室【卫武公十二年，郑武公二十七年】，诗人因此为他们创作了《鸿雁》《缁衣》等诗篇。凡伯、仍叔、家父，都是《大雅》中的旧臣。所以五十多年间，东方的诸侯没有发生其他变故，而秦国也列于《国风》之中。当时，鲁隐公奉立其弟轨，宋穆公舍弃其子冯，诸侯中还有谦让千乘之国的。卫石碏讨伐州吁，晋国的九宗、五正、嘉父拥立鄂侯，宋孔父为殇公而死，臣子中还知道尊君亲上。鲁众仲议论宗族，晋师服阐述封建制度，卫、郑、齐、秦的诗篇，则说明依据经典、坚守古道的士人很多。郑庄公担任卿士，周王对虢公产生二心，于是周郑关系恶化。隐公三年，平王去世，桓王即位。四年后郑国才开始朝见，身为卿士却怀有叛王之心，纠合诸侯，于是入侵郕国，又入侵许国，废弃泰山祭祀，首先参与盟会，造成宋国的动乱。桓王无法抑制愤怒，亲自率军讨伐郑国，繻葛之战失败，伦理纲常大乱，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因此，在鄢地战胜共叔段，在石门结盟，祊地归鲁，鲁郑和解，郑伯讨伐夺取土地，用玉璧交换许田，齐侯、郑伯前往纪国，直到庄公篇结束，都是特殊的笔法。《春秋》多次表达这种意图，这就是作经的开始。孔子论述六经，将《文侯之命》系于西周末年，将《春秋》的开端寄托于隐公，彰显其世系次序，以哀伤周朝的衰微，所以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成为东周的复兴者吧？”拨乱反正，其志向确实在于《春秋》。

元年

只有王者才能改元【依据何休《周语》，宣王三十二年即位，鲁孝公襄王十六年即位，晋文公则是周策书的旧文】，诸侯改元，在汾王以前是没有的。所以鲁国从周公到真公九代，齐国从太公到武公七代，晋国从唐叔到靖侯五代，蔡国从蔡仲到夷侯六代，宋国从微子到厘公八代，陈国从胡公到幽公六代，都是大国，但只有世系而没有年号。世家记载鲁真公十四年，齐武公九年，宋厘公十七年，晋靖侯十七年，楚熊勇六年，陈幽公十三年，开始记录厉王奔彘，这就是纪年的起源。那么作史改元，都在共和时期【晋《竹书纪年》终结于宣王，起始于殇叔，大概宣王中兴，诸侯重新禀受命令，到幽王时便叛乱了】。其他如吴国到寿梦十九代，越国到勾践二十余代，然后才开始有年号；燕国从召公到昭王，然后才开始有名号；秦国从秦仲到文公，然后才开始有史书，这些都是偏远地区晚期兴起的。至于史法，也不完全遵循周制。晋《竹书》记载曲沃庄伯十一年十一月，则采用夏正作为岁首【庄伯十一年十一月，即隐公元年正月，见杜预《左传》后序】，而秦谱到宣公初年，记载闰月，不仅改元，又改历法了。

春王正月【有传】

鲁国称之为《春秋》，其书法以四时冠于月，以夏时冠于周月，这不是周朝的旧典。西周的史书言时，都是夏时；言月，都是周月。言时都是夏时，在《周官》中可见【季春出火，不是周三月；季秋纳火，不是周九月；仲夏斩阴木，不是周五月；仲冬斩阳木，不是周十一月之类】，言月都是周月，在《书》中可见【《康诰》三月，《召诰》二月，不言夏；《洛诰》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毕命》六月，不言秋；《伊训》十有二月，不言冬之类。《泰誓》十有一年一月戊午，大概是追改旧序十三年春的讹误说法，见章指】，没有以夏时冠于周月的【只有《诗》以夏正数月至《豳风》，在周正月则变文谓之一之日】。以夏时冠于周月，则是鲁史。孔子修《春秋》，每孟月书时，以显示鲁史；每正月书王，以保存周正。大概是尊崇周朝而指责鲁国。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都是东迁后的史书。古代诸侯没有私史【依据常州先生薛氏】，有邦国的志书，则由小史掌管，而藏于周室【太史公说：只有史记独自藏于周室，因此灭亡可惜啊】。鲁人所说的周人御书，晋人所说的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有了董史。所以《费誓》系于《周书》，汉汝江沱至于谭大夫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