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全经释原卷四

译“性”是让人安守本分；“惇典庸礼”是让人各自顺应常理，从而加以引导。安守本分就没有矫揉造作、抵触违逆的担忧，加以引导就有从容浸润、潜移默化地受益的好处。既让人安守本分又加以引导，百姓自然就会和顺地归于德义了。

译原说：冡宰掌管国家的治理，司徒掌管国家的教化，这两个官职都是天下重要的职责，是国家的根本。所以用“天”“地”来命名它们，而四官则各自负责一项事务，就像天地统御四时，而四时则各自掌管一种气候一样。现在看“治”，就是治理王宫，端正百官，管理财政用度；而“教”，就是授予百姓职事，考察民居，教导三物，端正万民。治理举措于上，教化施行于下，真就像天施予、地生长，四时循环运转一样。后世的政教分道扬镳，把政令刑罚当作治理，把言语诵读当作教化，这就与古制相违背了。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用刑罚整齐。”又说：“用道德引导，用礼制整齐。”政令刑罚固然用来治理百姓，而道德礼制则是用来教化百姓的。然而都说是“引导”、说是“整齐”，那么治理也就是为了教化。只是古代的教化，是用具体事务来教化，而道理并不在事务之外。君臣、父子、兄弟、朋友，难道不是民事吗？耕种收割、征发命令、贡赋，老人、幼儿、残疾者、六畜、车马，难道不是民事在其中推行吗？舍弃这些而谈教化，那又教什么呢？离开这些而有所谓的事务，那又是什么事务呢？所以古代的教化，只是在日常生活的常规行为中，引导并使之整齐，使他们归于正道而合乎礼制，那么精微义理入神妙的道理，就在这里面了。所以古代称之为“教”，现在称之为“治”；现在所谓的“教”，古代也称之为“事”。同是一个“引导”，同是一个“整齐”，用心是真诚还是虚伪，王道与霸道的关键就判分于此。能知道古人之所以教化的原因，那么大司徒的职责才可以谈论了。

教官的属官，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乡师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旅下士三十二人，府六人，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解释说：教官，就是大司徒和小司徒。属官，从乡师到旅下士，其属官共六十人。六乡则乡师应该有六人，现在只有四人，大概是因为司徒的教化法令通用于天下，所以乡师居住在司徒的官府，就近掌管六乡之外以及六遂、都鄙，都禀承六乡的教化法令，所以不分开治理。

原说：“乡师居住在司徒的官府，以治理六乡的政令；遂师居住在司空的官府，以治理六遂的政令。然而并不是乡和遂分开治理。乡师在六乡推行司徒的教化法令，而六遂、都鄙效仿并效法它；遂师在六遂推行司空治理郊野的法令，而六乡、邦国、都鄙效仿并效法它。然而治理六遂的居住在司空，治理六乡的居住在司徒。大概因为六遂在郊野，所以治理郊野的法令依据它而建立；六乡在国都，所以教化法令依据它而建立。国都和郊野虽然分开，但教化的职责和事务的职责却没有偏废的道理。然而在乡遂之中，秉持天子刑政的权力来治理的，只有乡师、遂师而已。在都鄙之中，则是县师。乡遂大夫以下，都是百姓的秩级。爵位虽然高，不敢与两位师抗衡。所以知道贤能位职的区别，然后才可以谈论周礼。”

乡老，每两乡有一位公。

解释说：乡老，是退休的公、孤中居住在乡里、官职爵位最尊贵的人。从前成王设立三公、三孤作为天子的老师，《周礼》中没有他们的职事，只有这里有乡老。宰夫、司士中有三公的位置，大概是在朝中的公、孤接受大都百里采地的人。公、侯、伯、子、男，又是外诸侯的爵位，都是在职者的选拔。每两乡有一位公，六乡则有三位公。丘氏说：乡大夫还有职掌，乡老只有在大比时举荐贤能才参与。在朝中称为公，在乡里称为老。侍坐在天子身边而不显得逼仄，与百姓亲近而不设防，只有道义所在。向上与君王讨论道义，向外施行六乡的教化，其关键在于为民，所以司徒重视他。

乡大夫，每乡有一位卿；州长，每州有一位中大夫；党正，每党有一位下大夫；族师，每族有一位上士；闾胥，每闾有一位中士；比长，每五家有一位下士。

解释说：比，是并列的意思，相共的含义。有长官来区别他们，二十五家为闾，胥是有才智的称呼；百家为族，师是统帅，以德行统帅人的人；五百家为党，正是为人所取法端正的人；二千五百家为州，长是众人中尊贵的人；万二千五百家为乡，直接用本秩命名，大夫是尊贵的，卿是爵位，是上大夫的称呼。所以天下国家，是一家一家的积累。比、闾、族、党、州、乡，是民众多寡的等级。五人的长官，百人的长官，千万人的长官，德行有大小，所以地位有高下。先王制定乡法，以总括教化；制定品秩，以区分爵位。看他的爵位，确立他的家法。爵位尊贵则家大职重，各自治理自己的家作为下属观察的法度，那么贤与不肖、才与德自然显现。所谓的教职，就在于此，那么贤愚贵贱都得到他们合适的位置了。王道的根本，就在这里啊！原说：乡遂的法度，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吗？人的出生，愚笨与聪明不同，才能也不同，没有方法来安置他们，那么强就欺凌弱，众就暴虐寡，上下不分辨，民心不定。天下怎么能够治理呢？圣王于是用自然之道来经理他们。从五家的比，到万二千五百家的乡；从五家的邻，到万二千五百家的遂；从比长一下士，到乡大夫之卿；从里宰一下士，到

译至于遂大夫，都是通过乡里推举选拔的，每月记录、每季考核，必定是那些道德品行和学问技艺足以担任五人首领，乃至一万二千五百人首领的人，才为他们设置职位来安置他们，为他们确定爵位来区分等级，这样才能与德行都与其职位相称，人们没有羡慕外任的心思，使他们的志向思虑不改变，视听专一，无不致力于修养德行、学习道义，以听候在上位者的表彰举荐。圣王治理天下，能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其方法就是这样，可以说是极其简单扼要了。其制度都包含在这一条中，然而千古以来没有人能领悟它，因此导致治理国家没有方法，贤才无处施展，古今因此被割裂开来。凭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有官府就一定有府史胥徒，没有他们就不能称为官府。如今乡老以下，从乡大夫到比长，都凭借爵位与居民居住地的远近来划分等级，却没有设置府史胥徒，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是贤者的职位，职位一旦确定，那么设置官员、分配职责，都是为了维持这个体系罢了。所以凡是《周官》中提到的府史胥徒，都是有才能者的职务；只有这些职位以及公侯伯子男的爵位，是贤者的职位，如果不先确定职位，又怎么能够施加职责呢？问：乡遂大夫以下都有职责，这是为什么呢？答：这是教育的职责。所谓教育，是用德行来率领人们，而不是用言语诵读来传授。教育的具体内容，则不外乎三物。只有自身具备这些德行，然后才能用这些来率领他人。治理家庭有法度，然后才能用家法来教育他人。这并不在刑罚政令的末节，哪里还需要官府呢？因此天下的人虽然众多，不超过六等；天下的家庭虽然众多，不出比闾的范围；天下的教育虽然不同，不离开三物。有德行，就有职位；有职位，就建立家庭；建立家庭，就主持教育。如果不明白职位与职责的区别，怎么知道司徒的教育法则呢？

译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解释说：聚土筑起界限称为“封”，指的是社坛周围的矮墙以及小的疆界。封人事务广泛，所以他的徒役很多，但这些徒役只在特定时候使用。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解释说：鼓人同时掌管金属乐器，但称为鼓人，是因为金属乐器用来节制鼓声。他不隶属于司乐，是因为金鼓用于协调军旅，端正田猎、乡野的事务。

舞师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解释说：舞师掌管教导舞蹈，徒役负责服役和跳舞。这个官职主要教导舞蹈，以供野外祭祀和司乐所用的舞蹈，则由学士来担任。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解释说：主要放养六畜以供祭祀。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解释说：这个官职主要放养祭祀用的牛。凡是适合祭祀的牛，由牛人选出交给牧人放养。临近祭祀之前，才交给充人拴系饲养。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解释说：充是肥的意思，饲养拴系的牲畜使其肥壮。

原文说：“封人是为了社稷而设立的，牧人、牛人、充人是为了祭礼而设立的，鼓人、舞师是为了祭乐而设立的。百姓最为尊贵，社稷次之。那么司徒大概是为了百姓而设立的，社稷、礼乐、祭祀都是为了百姓而设立的。因此这六个职位排在司徒之下，可以看出民事的重要性，以及司徒所优先考虑的事项。所以说：‘治理国家的人，先对神灵尽礼，然后致力于百姓，所以幽明各方都能得到适当的安置。’”

载师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解释说：“郑玄说：‘载’的意思是事，从事民务并征收赋税。”我认为：载师掌管土地的法度，专门负责贡赋的法度。从国都到乡遂都鄙，都是贡法和助法并行。乡中多行贡法，遂都鄙也有八等田地，这些法度都由载师掌管，并辨别其赋税的轻重，如同后世的均税制度。

闾师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解释说：因为他周知闾里的情况，所以称为闾师，掌管任用民力。他处于闾里之间，与百姓共同从事劳作，让他们根据土地适宜的情况，施行九种职业，并责成他们取得成效。

原文说：土地不被任用就会荒芜，人不被任用就会懒惰。土地荒芜，百姓的衣食靠什么供给？人懒惰，就一定会抛弃本业去从事末作。所以先王设立载师以充分利用天下的土地。他的法度规定：百姓如果有五亩住宅而不种桑麻的，必须缴纳里布；分得百亩田地而不耕种的，也要缴纳屋粟；没有职业而不受田的，也要缴纳夫税。为什么要征收家税呢？因为土地不可荒芜。又设立闾师以任用天下的人，使他们进入九种职业以附着于土地。法度规定：百姓必须归附其职业，没有职业的，布缕的征敛不可免除。所以缴纳夫布，不耕种、不种树、不养蚕、不纺织的人各有惩罚，以此来振作天下的人，使他们不懒惰。土地不荒芜，人不懒惰，那么衣食就有来源，恒产就稳定了。勤劳则善心生，安逸则恶心生。勤劳而不放纵，恒心就存在了。有恒产，有恒心，风俗之所以善良，治理之所以成功。这两个职位的设立，怎么可以迟缓呢？

县师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解释说：“主管都鄙的土地和人民事务，征收野外的赋税和贡品，大概兼有载师、闾师两个职位的职能，而居于都鄙之中，到县为止。县正属于乡官，县师则是命官。所以他的权力与遂师相同。”

原文说：“八命赐爵接受采地，称为都鄙。天子派史官治理它，就是县师。所以说掌管稍甸郊里的地域，就是都鄙的土地。辨别夫家，稽查牲畜和车辆，考核群吏，宣告废置，就是遂师在遂中实行的。征收野外的赋税和贡品，就是载师、闾师的事务。那么这个官职大概兼有乡师、遂师、载师、闾师的职责，专门负责一邑的刑政。难道不是都鄙的正官吗？就是后世的知县。”

遗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遗音位】

解释说：遗是馈赠的遗，掌管委积的官职。虽然等待六项事务的使用，但接待宾客，是其中的要务。如同现在主管驿站的人。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解释说：这个官职主要平均土地的赋税，经界的守护，平均地利而纳入九职，平均人力、牛马车辇的公役征敛。

原文说：遗人、均人的设立，也是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如果不设遗人，那么国家没有储备，道路不通，宾客没有馆舍，防备荒年没有准备，行旅怎么能通行于道路呢？如果不设均人，那么赋税不均，经界不正，地职不明，而力役公上的人也不均了。三种征敛不均，那么欺诈侥幸免役的风俗兴起，而奸邪悖乱的人就出现了。天下不平，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六乡必须设立遗人、均人，六遂必须设立委人、土均，大概因为民务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后世遗人没有掌管委积的职责，而驿站的法度以至于严重害民，均人则完全没有，也是因为经野的事务、制产的法度都不施行，这个职位无从施展的缘故。

师

译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

译解释说道：以道德教化人称为师，世代承袭官职称为氏。师氏在王宫中以德行教导人。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解释说道：保就是安的意思。以道德安定人，就是保氏。保氏教导国子六艺和六仪，是王宫小学的老师；师氏是王宫大学的老师。他们的职责本来是用来规劝王，如果王有恶行就进谏，那么他们的教化自然从王以下的人都听从。并且掌管国中过失的事情，率领属吏守卫门闱。可见古代的教化者，必定赋予他们权力，他们的教化才能推行。难道仅仅在于语言诵读传授之间吗？

原本说道：师氏掌管以道德规劝王，以三德教导国子；保氏掌管规谏王的恶行，而以道德养育国子。他们都居住在虎门的左边，他们的制度是怎样的呢？《王制》说：“小学在公宫南面的左边，太学在郊外。”尚书太傅说：“王子八岁出来就住外舍，束发后进入大学。”公卿的世子，大夫元士的嫡子，十三岁才进入小学，十八岁进入大学。大概虎门，是天子宫寝的门。师氏教导德行，是大学的教化；保氏教导艺仪，是小学的教化。由此看来，那么公宫的左边必定有大小两所学校，可以知道了。王子八岁进入小学，束发进入大学，这是入学的期限。国子必定十三岁进入小学，十八岁进入大学，大概是因为国子与王子共同学习，必须稍长一些才知道贵贱的礼节，上下的分别，并且使王子有辅助仁德的益处，所以他们的期限不同如此。然而在郊外的大學，王子不进入吗？回答说：周代的制度太学在郊外，是为了减少朝见拜谒的劳苦，专心学业。天子称为辟廱，诸侯称为泮宫。辟廱四面有门有桥，东面称为东序，西面称为瞽宗，南面称为成均，北面称为上庠。东序就是东胶，上庠就是虞庠。它们的老师就是大司乐。乡遂都鄙选拔的俊士，天下侯国每年进贡的人才，天子造就的人才，国子以及副职的诸子，教养成材的人都在这里学习。但是王子的学习则在公宫的左边，有时莅临大学而与国子按年龄排序。这篇记载之所以有“将君我而与我齿让者”，是想让他们知道父子君臣长幼的道义。周人对王子国子，他们的教化很详细，对他们的要求很深，对他们的养育很周到。王子的教化，嫡长子将把宗庙社稷托付给他，是为天下得到贤人；庶子将把有国有家托付给他，是作为百姓神灵的主宰，能不重视吗？国子的教化，因为他们凭借父兄的权势，享受宫闱的安逸，如果没有师道的尊严，那么凭什么保持自然的和谐，禁止未萌发的欲望，又有办法改变他们的气质，涵养他们的德性呢！这就是师保的职责，之所以成为天下根本的原因。

司谏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解释说道：谏就是正的意思。这个官职掌管纠正万民的德行，并且巡察乡遂都鄙的教化。丘氏说：就是现在的提学官，将要扶植正学维持公论的人。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解释说道：“古语说：‘你不能救’，这个官职以礼法防范人的过错，纠察人的罪恶。”

原本说道：“先王对于王宫的教化，已经有师保了。又因为万民的教化，乡遂以下的职责，或许懈怠废弃不举，苟且以欺骗上级。又设立谏救两个职位，来劝勉纠正德行，并且巡察过错罪恶。所以辅助警戒的，无所不至。那么从事教化的人，岂敢苟且敷衍形式？而万民岂敢懈怠于为善，而放肆于为恶呢？然后知道万民的谏救，就是王宫的师保。”

调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解释说道：调就是和合的意思。这个官职主要平成人家互相仇杀的事情。

丘氏说：“凡是人的感情，当有所触犯时就愤怒，愤怒就争斗，争斗时即使鼎镬在前面也不顾。等到怨隙已经形成，杀伤被擒获，退后反省自身，已经没有生路；追念父母妻子，不可再见，没有不悔悟，而恨旁人没有救止我的。先王深知人情的隐微，设立调人在开始时调和，使不至于达到这种地步，忠厚到了极点。”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解释说道：“媒就是谋的意思，谋划结合异类，使他们和合成功。现在齐人酿酒的名叫媒，大概是酿和的意思。”

原本说道：“男女的结合，是人伦的根本，风化的源头。《诗经》以《关雎》为首，《尚书》赞美下嫁，《礼记》谨慎大婚，人道从此开始。所以先王设立官职来主管它，孩子出生必定记录他的月日与名字，收藏起来以确立他的根本，然后观察他的才质而媒合。所以没有怨旷的过失，没有反目的忧虑，政治美好风俗优良，哪一件不是由此而来呢。”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

解释说道：司市虽然主要平定市场，然而商贾这一项人民都归他统辖，在财利增减之间而教化未曾不存在。

叶氏说：“先王授予百姓井田，使食物充足；制定市场制度，防止通货。食物充足货物流通，然后教化才能成功。”所以匠人营造国都，就前面是朝后面是市；内宰建立国家，就辅助后妃而设立市场。市场，是用来通商贾而丰富货财的。从前神农氏兴起，日中为市，招致天下的百姓，聚集天下的货物，交易

译然后退下，各自得到应有的位置。这就是市场得以建立的原因。而圣人必须率先倡导，说：“用什么来聚集百姓？”回答说：“财富。”“管理好财政，端正言辞，禁止百姓做不法之事，这就叫做义。”穆后也说：“朝廷与市场有义和利的区别，君王与后妃有阴和阳的分别。”创造财富自有根本的大道，拥有国家的人应当以义为利，而不应当以利为利吧？

译质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解释：质，意为平定，是主管平定物价的官员。

防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解释：防，是民居区域的名称。郑司农说：防，指的是市中那些还没有店铺可以居住以储藏货物的地方。《孟子》说：对市中防地不征税，对货物不征收防布税，意思是货物储存在市中而不征收租税。我认为：市，就是宅邸。公家设立的作为市场用的宅邸，所以有防布税，而防人主管征收各种布税，大概是征收市租的官员，不仅仅是管理市场宅邸而已。司市、质人、防人这三个官职，是朝廷任命的官员，胥师以下则是供给役使的人员。

胥师每二十个店铺设一人，都配备两名史官。贾师每二十个店铺设一人，都配备两名史官。司虣每十个店铺设一人。司稽每五个店铺设一人。胥每两个店铺设一人。肆长每个店铺设一人【贾音嫁，虣音暴】。

解释：郑氏说：“从胥师到司稽，都是司市自行选拔任命的。胥和肆长，是在市中供役使的人。胥师统领众胥，贾师评定物价，司虣禁止暴乱，司稽稽查滞留不去的人。我认为肆长主管一个店铺，就像主管一家一样。胥师、贾师管辖二十个店铺，司虣管辖十个店铺，司稽管辖五个店铺，都是由肆长中有才能的人担任。设立市场的法规，以二十个店铺为限，与比闾不同。”

原说：从肆长往上，胥师往下，市场之所以能形成，是因为以肆长为主，他们是做买卖并坐在店铺里的人。没有肆长，就没有市场。胥和司稽、司虣，本来就是肆长中做买卖的人。贾师评定物价，胥师掌管治理诉讼，都是由大商人中有才能的人赋予他们权力并统领他们，这就像比闾、族党的法规一样，不是朝廷命官。所以乡制以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限，市制以二十个店铺为限，为什么呢？道义要求长远，利益要求短浅。防人、质人、泉府，是司市的下属设立的官职。肆长以上不在乡遂的编制内，不设置教官，因为他们接近利益。选拔任用不取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教化。从胥师以下都没有官秩，表明商贾不敢与士君子并列。远郊之内有贾田，是司市及其下属的俸禄。胥师以下没有官秩，就没有俸禄了。大概先王设立市场，不让他们混杂在闾里之中，是害怕扰乱教化。不设在朝廷宗庙之前，是把利益放在后面。不让士农担任，因为商贾之人用心浅薄，恐怕扰乱风俗。所以设在国家的北面，由后祭主管，遵循阴礼。其先义后利的制度，由此可见。利益使人不能亲近，是害怕使人沉溺其中。权位使人不能亲近，是害怕使人意志放纵。所以规定国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妇都不得经过市场，经过就有惩罚。其制定法规的严厉如此。先王远离利益，是多么深远啊！从前晋国的富商韦籓、木犍，因为经过朝廷而说：“虽然有华美的车马服饰，不敢与士君子并列。”那么周公的遗风教化固然还存在，千百中也不过十分之一。后世设立市场没有法规，士农君子混杂其中从事商业，因此亿万人都追逐利益，士君子也有商贾的行为。圣人以道治理天下的意图，如今已经丧失很久了。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贾八人，徒八十人。

解释：泉就是钱。泉府的官员，主管征收布税，收敛货物使商人不至于损失本钱，用货物来平抑物价出售，使官府不浪费财物；百姓有祭祀、丧事等急用，就借给他们，不收取利息，以利于百姓。百姓借贷，以国服为利息，以惩罚贪婪。六乡有泉府，用钱币和货物借贷给乡民。六遂有旅师聚集三种谷物借贷给贫民，平颁兴积都是先王设立流通调剂的法规，以实行周济贫困补助的政策，这是为了利于百姓，不是为了利于国家。百姓得利，国家也就得利了。

原说：泉府的设立，是圣王制定顺应时势取予的法规，以流通天下的货物，以救济天下的百姓吗？所以货物有贵贱，是时势造成的。没有只贵不贱，也没有只贱不贵的。泉府征收布税，收敛当时卖不出去的货物，使商人不损失利益，这是为了利于商人。时势到了，一定会有求购的人，就按原价出售，使官府不损失利益，百姓不承受高价，这是为了保持物价平稳。百姓有丧祭困急，就借给他们，约定期限偿还而不收取利息，这是为了救济处于困境的人，以推广仁德。百姓愿意借贷，就让他们以服役国事作为利息，愿意以身服役可以征发贪婪，不愿意不强求。在这取予之间，上不违背时势，中不损害官府，下不损害百姓，这是先王流通百物、拯救万民、裁成辅相的道理。哪里像刘歆制定六干法，王安石实行青苗法、市易法，堂堂大国，汲汲于求利那样呢？

司门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个门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解释：这个官职主管开启关闭国门，讥察不合规的人，防范寇盗，守卫国家坚固，不征收商税，只有违反禁令的物品才举发。

司关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个关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解释

译说：王畿方圆千里，在五百里的边界处，面向外设置三关，共计十二关。这些官员负责稽查出入，防范寇盗，并与市场门吏相互联络。

译掌节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解释：节符是信物。出行的人手持它作为凭证。

原说：司门、司关、掌节这三个官职，都是掌管讥察的官员。门关主要负责讥察，针对货物和百姓；掌节则是用来贯通讥察工作的。如果百姓的奸诈虚伪四处出现，治国者如果不加以讥察，就会混乱；如果不加以疏通，就会滞塞。圣王用来遏制祸乱根源的方法，实际上就在这里，怎么可以忽视呢！

地官上

大司徒的职责，掌管建立国家的十二种教化，用来辅佐君王安定邦国，安抚万民。

解释：这是按照五官的体例来校正的。原本在大司徒职责之下说：掌管建立国家土地的地图，以及百姓的数量，用来辅佐君王安定安抚邦国。大司空的职责缺失了。临川吴氏选取《孟子》中舜任命契施行五教的条目来补全，接着说“因此这五种事物，是百姓的常道”，从而施行十二种教化。丘氏说：观察十二种教化的施行，不依赖于这五种事物，就知道这两句是多余的文字，而司徒安定安抚邦国，不在于土地地图、百姓数量，这肯定是冬官的文字错简在这里无疑了。我认为：《周礼》是成周一个朝代的典制，等到周朝衰微，诸侯互相吞并，就违背了周公分封国家的制度。《孟子》说：“诸侯厌恶它妨害自己，都去除了它的典籍”，那么《周礼》、《孟子》时已经混乱了。到了汉代，这本书才出现，只保存了五官。河间献王曾经用千金求购，没能得到，于是用《考工记》补全冬官。到了宋代俞庭椿，才说冬官错简在五官之中，而有复古的编排。吴临川继承他的学说，而有五十字的补全。用《考工记》补全司空职责的，固然荒谬，而说错简在五官中的，也不对。司空的职责完整存在，不需要补全。大概自从去除典籍之后，书籍已经错乱，遂人就是小司空，因为改变了小司空的名称，所以接续在地官之后，而大司空的职责因为没有依附的地方，所以合并到大司徒之中，只是去掉了“大司空之职”五个字而已，难道就亡失了吗？十二种教化正是司徒的职责，而排在“土防”、“五土物生”之后，因为不相连续，于是增加了“因此这五种事物，是百姓的常道”两句，这是司空的职责全部归入司徒了。后儒杂乱地从五官中选取冬官，辨别职责不明确，各自凭自己的意思移易经文，没有证据，那么六官都混乱了。名义上是复古，实际上是扰乱古制。我私下不自量力，重新考证经文，因为遂人序官的数量与五官相同，有“旅”字的区别，就知道遂人以下都是司空的职责。又用天官辨别职责来考证，教职说安定、说安抚，事职说富足、说养育，就知道土地地图、封疆制度，不是司徒的职责，而十二种教化和颁布职事所说的安定与安抚都包含了，司徒的职责也可以知道了。两个职责的区分，用经文证明经文，断然没有可疑之处，不是逞强己见，而司徒、司空的职责像日月一样明亮，这是周公把完整的经典留给万世，可以没有遗憾了。

第一：用祭祀的礼仪教导恭敬，那么百姓就不轻率；第二：用阳礼教导谦让，那么百姓就不争夺；第三：用阴礼教导亲爱，那么百姓就不怨恨；第四：用乐礼教导和谐，那么百姓就不背离；第五：用仪制辨别等级，那么百姓就不越轨；第六：用风俗教导安定，那么百姓就不轻浮；第七：用刑罚教导中正，那么百姓就不暴乱；第八：用誓约教导体恤，那么百姓就不懈怠；第九：用法度教导节制，那么百姓就知足了【虣，音报】

解释：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重要的。想要百姓尽五常之道，必须用礼来教导他们。祀礼，是祭祀的礼仪。外祀有州社、党禜、族酺；内祀有祖先的祭祀，祈求报答来教导恭敬，追念远祖来教导孝顺。孝敬合一，自然就没有轻慢苟且的过失了。阳礼就是冠礼、射礼，饮酒礼就是相见礼，教导尊敬长辈，崇尚年长，尊重德行，尊崇贤人，那么他们内心和顺，自然知道谦让的道理，没有争竞的过失。阴礼，是婚姻的礼仪以及父子不同居等类，教导男女有别，婚姻按时，子女对父母尽孝，那么亲爱之心产生，而怨旷就可以避免了。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乐礼，燕飨、祀神、学校，都教导作乐起舞，那么百姓心情和洽向善，而不能停止，没有乖戾的过失了。这是仪礼、乡射之礼，其纲领在这里，都由宗伯颁布。仪，宫室、车旗、衣服、器用、礼节，各自按照乡官的品秩，使贵贱隆杀，等级分明，那么上下得以辨别，百姓意志得以安定，没有僭越逾分的了。这是典命掌管的。俗就是本俗六事。教导他们统一车服，兴起孝悌，崇尚道义，那么众心安定，民风淳厚，不偷薄了。刑就是乡的八刑，有时有不听从教化的，就有辅助教化的刑罚。那些附属于五刑的，归于士，这样就没有横暴而难以制服的了。誓，是纠戒，是体恤。乡中按时读法，而纠戒劝劳他们，使他们知道忧勤而尽职，就不敢懈怠了。度是品制的法度，分乡官为六秩，不使僭越，辨别他们的贤否，以区别贵贱，而确定他们的制度，如五仪、六服、六挚之类，那么百姓都遵循德行安分，而知足止了。

原说：伟大啊！圣

译人们难道不应当以礼制来节制心意吗？大凡人的耳朵喜好声音，眼睛喜好美色，鼻子喜好气味，嘴巴喜好滋味，如果放纵这些欲望，即使是一个平民百姓去比拟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或许也不足以满足他的心。因此，圣明的君王既用五种礼制的等级来规定在位官员的身份，又用乡遂的秩次来推行于民间习俗之中，让他们比较长幼，在普通百姓中加以区别。他们的宫室、衣服、饮食、宾客、闾胥，不能超过族师；而族师又不能超过党正。司徒又用礼制等级来加以辨别，不让他们逾越；而在辨别施舍时，又严格区分贵贱的等级。所以，没有德行却富有，那么秩次就不会增加；有德行却贫穷，那么俸禄必定会增加。因此，即使有千金的资财，只要没有德行，就与下等户人家为伍；宫室不得奢侈，衣服不能华丽，那么吃饱穿暖之外就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遵循道德、磨砺品行，来听从人们的表彰和举荐呢？所以乡遂的法令得以施行，礼制等级的辨别得以严格，这正是为了端正人心、美化风俗、推行教化的关键所在。

译十是：用世间事务来教导有才能的人，那么百姓就不会失职。十一是：根据贤德来制定爵位，那么百姓就会谨慎修德。十二是：根据功绩来制定俸禄，那么百姓就会致力于建功立业。

解释说：“郑氏说：‘世事，指世代沿袭的职业。所谓世事，就像管仲所说：‘士、农、工、商各自专精其业，从小学习，内心安定，不因见到其他事物而改变志向’，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世事，指世间各种才艺之事；乡遂治理事务的官吏，都是学习世事而有才能的人，让他们跟随所长任职，这就是使能而令其不失职了。’贤德指的是德行，爵位指的是地位。乡民中有德行的人，提升他们的爵位等级，这就是以贤制爵。那么百姓谁不勉励自己修养德行呢？俸禄用来酬谢功绩，乡吏尽心于各种职务，根据功绩来授予俸禄，那么没有人不勉励自己建功立业而尽职了。这两者，是尊贤使能的事情，属于司徒掌管教化大权的范畴。”

原本问：“舜任命契为司徒，用五典来教化，而《周礼》十二教中没有提到五典，为什么呢？”回答说：“五典说的是道理，十二教施行的是具体事务。所以教敬则亲，教让则序，教亲则别，辨等则义，教安则信。五典虽然都列举了，但其要点哪里比得上司徒所教化的呢？将其落实到具体事务上，周详曲折，各自得其条理！教化的道理，广大而深远。先德礼而后刑政，教和、教中，是用来引导人们增进德行的；教恤、教节，是用来激发人们忧勤的；制爵、制禄，是用来激励和劝勉的。这些难道不是为了扶持五教，从具体事务入手而纳入正道吗？所以观察十二教的名目，古人教化的事情就可以知道了，本来不需要补充。”

将十二种职事颁布给邦国和都鄙，让他们用来登记管理万民。一是稼穑，二是树艺，三是作材，四是阜蕃，五是饬材，六是通财，七是化材，八是敛材，九是生财，十是学艺，十一是世事，十二是服事。

解释说：颁布职事本属于县法之下，现在因为司徒大政所在，所以移到这里。颁布，是发布；登载，是记录。发布万民的职事并记录在籍册上。稼穑即三农，生产九种谷物；树艺即园圃，培育草木；作材即虞衡；阜蕃即薮牧；饬材即百工；通财即商贾；化材即嫔妇。生财是随宜求生，本来不专门从事转移执事。太宰分派职事，而司徒颁布它，才见到施行的实际。九职之外，又有学艺，指有道艺，如礼乐书数之类，致用于事功的实际。世事，如农圃、医卜、祝史之事，是技艺中较小的，所谓世事，就是教能。现在想要补充内六记，就是学艺；外六记，就是世事。服事，是供给公家的劳役，如府史胥徒之类。所以九职确定了根本，十二职列举了繁杂，天下的人虽然多，难道会超出十二职之外吗？没有职事就是浮民游手，圣王是不容许的。

原本说：天下的治理，在于百姓有职事；天下的混乱，在于百姓无职事。所以太宰分派职事了，必须由司徒颁布，才能各得其所。由此而司空均平职事，乡遂施行职事，闾师任任职事。凡是治理百姓的官员，没有不以百姓职事为事务的。确实因为百姓的谋生，都是上面给予的，一技之能的防范，一动作的细微，上面都为他们安排。至于有一德可称，一能可取，必定让他们待用而不遗漏。百姓的父母，确实如此啊。后世不仅不为百姓分田制产以谋生，而且百姓职事不分，从事田亩的人，征科百出而像仇敌一样征收，百姓于是厌恶田亩而不从事，以至于无法谋生，于是浮巧逐末，任其自生，做僧道杂技的人，占了一半农民。而上面不体恤，逐渐导致大乱，哪一件不是因为没有颁布百姓职事的缘故呢？

用十二种荒政来聚集万民。一是散利，二是薄征，三是缓刑，四是弛力，五是舍禁，六是去讥，七是眚礼，八是杀哀，九是蕃乐，十是多昏，十一是索鬼神，十二是除盗贼【弛，音施；舍，音舍，去上声；〇，音省；杀，音所界；蕃，音方表】

解释说：施行十二教，教化颁布十二职，养育百姓使他们各得其所了。防备灾害的变化，不可不防备，所以用荒政接着。散利，是打开仓廪来赈贷；薄征，是减轻赋税；缓刑，是省减刑罚；弛力，是宽缓力役；舍禁，是山林川泽的利益，让百姓不时取用；去讥，是关市之上，不仅不征税，连讥察也去掉；眚礼，是凡是吉礼及宾客的供奉，都省减，防备荒年减省礼仪；杀哀，是防备丧礼，葬祭不求完备；蕃乐，是止息音乐饮酒不乐；多昏，是不备礼，允许嫁娶。鬼神能助阴阳造成水旱札瘥的，必定搜索而祭祀。盗贼的兴起，由于防备荒年，所以尽心荒政，那么盗贼自然消除了。

原本说：水旱，尧、汤也不能免除。所以圣君贤相，既修德行政，调和阴阳，无所不用其极。而司徒作为亲近百姓的官员，又以荒政为首务，为什么呢？大概是不依赖我有德行足以感通上天，而是依赖我修行政事足以应和上天。就像儿子对于

译父母，难道能保证他们不生气吗？关键在于兴起恭敬和孝顺之心，从而使他们心情愉悦。所以，修明政事就是为了修德。然而，在十二项荒政措施中，以散发利益作为首要任务。利益不散发，百姓就不会聚集。即使有免除礼仪、减少音乐、节制哀悼、鼓励婚嫁等举措的施行，也未必有实际利益惠及百姓。但是，如果平时不储备好利益，那么遇到灾荒时又拿什么来散发呢？周人对于荒政的预备是非常详尽的。旅师和泉府，积蓄粮食并收购滞销的物品，平价发放、兴起积蓄并借贷给百姓。遗人掌管县、都的物资储备，用来防备荒年。仓人掌管粮食入库的储藏，用来防备荒年并分发粮食。大概是因为耕种三年就能剩余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就能剩余三年的粮食，所以上天不能降下灾害，人类不能造成祸害，这是因为事先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了解这一点，却想通过修德来顺应天意，岂不是太迂腐了吗？

译用保息六法来养育万民。第一是慈爱幼童，第二是赡养老人，第三是救济穷困，第四是体恤贫苦，第五是宽待疾病，第六是安定富人。

解释说：保，是安定的意思；息，是繁衍的意思。说的是安定百姓，使他们人口繁衍。丘氏说：救荒的政策，好比治病；保息的政策，好比调理。对幼童慈爱，比如生三个孩子的给母亲补助，生两个孩子的给食物，就是这样。对老人赡养，比如七十岁的赐给粮食，八十岁以上的赐给布帛，就是这样。鳏夫、寡妇、孤儿、独老，都是天生困穷的百姓，一定要有所救济；饥寒交迫、贫困不能自存的人，一定要有所资助；生病的人，宽免他们的劳役，使他们能保全性命；家境富裕的人，公平他们的赋税劳役，记录他们的勤勉，使他们能保住恒产而不被侵削。实行这六条，百姓就都能得到安顿了。

原说：年成饥荒百姓困苦，灾变不可预料。百姓想靠自己的力量生存却做不到，先王实行救荒的政策是可以的。至于平时谋生，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又实行这种保息的政策，为什么呢？大概百姓的困穷，固然由于荒年，也有不遇荒年而困穷的。那么幼童靠人养活，老人靠人赡养，穷困者无处申诉，贫苦者不能自给，患病者被天灾所废，都不能没有安定的政策。《诗经》说：“富人真可羡，哀怜这鳏夫。”先王既有荒政，在灾变之日聚集救济；又有保息，在无事之时养育百姓。真可以说是像保护婴儿一样，怀着父母对待天下人的心。

用本俗六法来安定万民，第一是美化宫室，第二是合族坟墓，第三是联结兄弟，第四是联结师儒，第五是联结朋友，第六是统一衣服【〇与美同】

解释说：本俗，是让民风习俗不离根本，奢侈互相夸耀，强弱互相压服，都是背离根本的。百姓不安定，源于风俗的苟且败坏，所以本俗用来安定万民。质朴而不毁坏，华丽而不僭越，叫做美。乡遂比居的制度，按闾巷的形状画图，使贵贱有等级，华丽质朴适宜，就互相引导以安守本分了。族，就是类的意思。同类合葬坟墓，使祖先的体魄不被遗弃，就无不敬重宗族祖先，互相引导以孝敬了。联结，就是联合的意思，使他们有次序，不互相欺凌。兄弟手足之爱，容易背离，联结他们使情义相得，就无不互相引导以谦逊友爱了。师儒，是有道德的人，联结他们使先觉悟者启发后觉悟者，就无不向往学习而尊崇道德了。同师叫朋，同志叫友，联结他们使志向相同方向一致，追求道义方法相同，就无不互相引导互相谦让，以敦厚信义了。衣服，是身体的标志，等级由此区分，统一它使制度有常规，上下有等级，就没人敢怪异而僭越了。真能实行这六条，就文质彬彬，呈现太平和乐的气象。太宰九两中，有宗族、师儒、朋友，可见天下的治理，必定以道德孝悌为先。

原说：古人有言，上行下效，叫做风；众心安定，叫做俗。风俗的好坏，天下的治乱随之而定。周公看到治理的大根本，所以在司徒设立本俗的制度。确实因为风俗不正，百姓就不安定，所以美化宫室来安定他们的生活，合族坟墓来安定他们的死后，联结兄弟来安定他们的情感，联结师儒来安定他们的教化，联结朋友来安定他们的事业，统一衣服来安定他们的本分。从他们生死安定的方面，孝敬的风俗就兴起了；从他们情分安定的方面，谦逊礼让的风俗就兴起了；从他们师友安定的方面，道义的风俗就兴起了。这三种风俗兴起，就不需要奖赏而能劝勉，不需要发怒而能威严，迁善远罪，有不知道是谁做的，有不在于本俗六事的吗。

正月吉日，开始和顺地颁布教化于邦国都鄙，于是将教化的法度悬挂在象魏，让万民观看教化法度，满十天就收起。

解释说：正月阳气开始和顺的时候，将教化的法度悬挂在雉门的两观，这是政教的开始。布教，是说颁布教化法度的文书；县教象，是说将教化法度画在板上悬挂起来。邦，是王畿；国，是侯国；都、鄙，王畿和侯国都有。司徒的教化，通达天下。

于是将教化法度施行于邦国都鄙，让他们各自教化所管辖的百姓。命令五家为比，让他们互相担保；五比为闾，让他们互相接纳；四闾为族，让他们互相帮助埋葬；五族为党，让他们互相救援；五党为州，让他们互相周济；五州为乡，让他们互相以礼相待。

解释说：施教法，就是乡法。王畿、侯国、都鄙的君长，各自让乡官施行教化法度，所以说“让他们各自教化所管辖的”。五家就叫做比，比是次序的意思，善恶细微之处必须知道，让他们互相担保，不得作恶。二十五家就叫做闾，左右设门，以稽查出入，同巷而居，善良的人让他们互相接纳，坏人不得互相包庇。百家就叫做族，有同宗合族的意思，一家若有丧事，众人共同帮助，所以说“互相帮助埋葬”。五百家就叫做党，有互相党援的意思，所以患难时合力救援。二千五百家就叫做州，州是周的意思，有无相通，周济匮乏。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乡是向的意思，人所向往，上令而下从。三年大比，那里有贤能，我从而以礼相待；我有贤能，那里又来以礼待我。这乡遂不仅限于王畿，大国三乡三遂，次国二乡

译二遂，是小国一乡一遂。不成乡遂则为都鄙，其教灋皆同。

译原说：天王是实行大一统的君主，所以乡遂的法度、军队的编制，都通行于天下，没有不相同的。因此司徒施行教化，司空治理田野，司马制定军制，它们的法度都是相同的，都称为邦国都鄙。有人问：既然这样，那么比闾族党在国都之中，邻里鄼鄙在四郊，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国都之中君子多，所以教化的法度依据他们而建立；四郊野人多，所以治理田野的法度依据他们而建立。天下没有不有乡遂的，没有不有都鄙的。所以在司徒掌管教化时，就有比闾族党州乡的名称；在司空掌管田野时，就有邻里鄼鄙县遂的名称；在司马掌管军队时，就有伍两卒旅师军的名称。同样是这些百姓，治理的法度却有三种。先王担心这三种法度的名实相混淆，所以区分它们的归属并辨别其轻重，让治理者根据适宜的情况来制定。国都之中君子多，教化的法度重要，就适用乡的名称；四郊野人多，治理田野的法度重要，就适用遂的名称。都鄙虽然未形成乡遂，但聚居的制度已经建立，教化的法度、田野的事务没有不相同的。等到使用军队的时候，司马统计人数，重新设立伍两卒旅师军的编制。名称虽然不同但数目相同，同样是这些百姓。教化的法度必定施行于遂和都鄙，治理田野的法度也施行于六乡，制定军制的法度在乡遂都鄙都是相同的。因此各自有所归属而通行于天下。从它们各自有所归属来说，职掌就明确了，轻重就审慎了；从它们通行于天下来说，因此一视同仁，并行不悖。所以平民在千里之外做善事，可以得知；在千里之外做恶事，可以纠察。所以说：圣人对天下人，一视同仁，厚待近者而举荐远者。

用乡三物教化万民并宾客式地举荐他们，一是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是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解释说：用乡，是指上文所说的乡法。三物，指德、行、艺。賔，指賔礼。兴，指举荐。用乡法的三物教化天下的百姓，德行不足取行的，行不足取艺的。有德行就称为贤，有道艺就称为能。乡大夫用乡饮酒礼举荐他们，呈献贤能的名册。德是指心得于道，知者明睿洞察一切，仁者博爱无私，圣者思虑能通达防备，义者处事合宜，忠者内外如一，和者顺适无违背。然而这些都是五性之德，和是礼之德，忠是信之德，而圣则兼有五者之德。行是指以德见于行事。孝指善于侍奉父母，友指善于对待兄弟，睦指亲近九族，婣指亲近外亲，任指对朋友守信，恤指怜悯孤弱。然而孝是百行之首，其他五者是孝的推演。六者的次序，人生本于父母无尽的恩情，所以孝居首位。兄弟与我同出于亲，所以友次之。九族同出于祖宗，所以睦次之。五服异姓之亲骨肉相连，所以婣次之。朋友合志同方，所以任次之。邻里乡党相安而居，所以恤又次之。艺是指习之于事。礼五礼习熟其仪文度数，乐六乐能知其节奏铿锵，射以观德，御以驰驱，书以形天下之文，数以计天下之物。这六者都是道之所存，所以叫道艺。

原说：“三物难道穷尽了教化的道理吗？得之于心叫做德，行之于身叫做行，习之于事叫做艺。它们的道理只是一个罢了。分开来说，德行用来成就自己，道艺用来成就事物。三者都是我本性完具的，不可缺一。教化者难道能在性分之外强求吗？只是人的才质不同，所以在三者上互有长短。因此德行、道艺俱全的，称为大贤大能，以宾客之礼举荐给君王，以担当大任。司谏所说的辨别其贤能而可任于国事的，就是这个意思。长于德行而略于道艺的，称为贤；长于道艺而德行次之的，称为能。下文所说的‘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就是这个意思。上等者以宾客之礼举荐给君王，次等者进退其官秩，这就是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如果道艺不足而德行能存的，是质朴诚实的人；德行不足而道艺独长的，是才艺之士。用位职小的安置他们，都无可取，就随其位职而废置行事。这就是三物的论述。”传曰：“德成在上，艺成在下，行成在先，事成在后。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然后有制于天下。这就是贤能的区别。所以天下的人不同，而三物的教化相同；天下的人才不同，而贤能的成就相同。先王以贤处位，以能任职，两端既明，天下可运于掌矣。”

用乡八刑纠察万民：一是不孝之刑，二是不睦之刑，三是不婣之刑，四是不弟之刑，五是不任之刑，六是不恤之刑，七是造言之刑，八是乱民之刑。

解释说：刑用来辅助教化，所以不从三物教化的人，就设刑来纠察他们。触犯五刑的，归士师处理。乡刑只是扑打惩罚罢了。不弟就是不友。不说友，是因为兄不友就教化他；弟不

译恭敬的人，用刑罚来制裁他。所谓“造言”，是指制造谣言迷惑民众；所谓“乱民”，是指淆乱名分、擅自更改制度；所谓“执左道以乱政”，是指坚持邪道扰乱政令。这些人，道德和技艺没有建立起来，只在“六行”方面有违犯而受刑罚。这是因为道德没有可见的表现，而行为有可查证的迹象。有道德的人必定有相应的行为，通过行为来考察他的道德，就能明白大半了。技艺则是人的才能，有不可强求的地方，所以用道德和技艺来教育，而用行为来纠察。先王的教育，内外两方面都兼顾，就是这样的。

译原说：“刑罚用来辅助教化，那些依据礼制而言的刑罚，与教化有什么关系呢？教化是以礼为内容的。关于六行的教化，体现在《内则》、《曲礼》、《少仪》中。这三礼，是乡里用来进行教化的内容。如果教化之后人们仍不遵从，然后再用刑罚来统一规范。刑罚必定是依据礼制来制定的。所以说：仁与义相互交替修养，礼与刑互为表里。刑罚，是率领人们遵循正道；礼，如果不以礼来教化，而仅仅用刑罚来统一规范，那么受刑的人就不知道刑罚的依据所在。使用刑罚的人只依据法律条文，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不先教化就杀戮，是陷害百姓’。所以古人制定行为准则，必定依据礼制。执行法律的人，依据礼制来议定刑罚。这就叫做表里的意义。”

用五种礼仪来防范百姓的虚伪，从而教化他们达到中正；用六种音乐来防范百姓的情欲放纵，从而教化他们达到和谐。

解释说：礼，指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乐，指六代乐舞。虚伪，是指内心并未接受却勉强顺从，这里情欲与虚伪相对。所谓情欲，是指放纵恣肆而不可约束的状态。中正，是指抑制过度的，引导不足的，使人们回归中正。和谐，是指通过感化鼓舞，使人心志融和喜悦，从而进入正道。中正与和谐，是百姓的性情。教化百姓，必定要追求达到这个境界，作为标准。

原说：“先王对于百姓，已经用三物来教化他们，用八刑来纠察他们，道德教化也已经完备了，又用礼乐来防范他们，为什么呢？因为百姓的能力尚未达到，却强行施加，就会悖逆；知识尚未通达，却强行灌输，就会劳苦。这都是内心未能接受的情况，如果急忙用刑罚逼迫他们，就难免只是外表上的勉强顺从，虽然免于犯罪却不知羞耻。所以称之为虚伪。礼，是圣人根据天理，顺应人情，而制定的制度，使得贤能智慧的人不敢超越，愚笨不肖的人也勉强能够企及。教化的器具，必定以此为先。使得尊卑贵贱，日常伦理，都遵循这个作为准则，那么百姓有所依据，自然遵循道德安于教化，免于虚伪了。这不是防范虚伪、教化中正的方法吗？孔子说：‘用道德引导他们，用礼制整齐他们，说的就是这个。’礼，是天地的秩序；乐，是天地的和谐。和谐与秩序，是人心的根本。有序则相互尊敬，和谐则相互亲近，那么情欲就端正了。所以礼过度就会疏离，疏离则情欲偏邪，情欲偏邪就会放荡，放荡就会流连忘返。先王害怕人们疏离而放荡，所以用乐来调和。凡是在宴饮祭祀、学校之间，必定用歌舞之乐来教化，以此来宣扬和谐而节制放荡，那么情欲就没有乖戾，欢欣和悦，从而向善，体现教化自然不能停止。这不是防范情欲、教化和谐的方法吗？孔子说：‘有羞耻心并且归服，说的就是这个。’那么先王治理天下，又做什么呢？不过是礼乐罢了。后世用刑罚政令代替礼乐，治理的功绩，高不过五霸之间，礼乐虽然存在，也只是虚文罢了。欧阳修说：‘夏商周三代以上，治理出于统一，而礼乐通达于天下；三代以下，治理出于分裂，而礼乐成为虚文。’想起这句话，一句话就判定了古今，决定了万代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吗？”

凡是百姓不服从教化，而有诉讼争端的，以及有土地纠纷的，听取并裁决。那些依附于刑罚的，交给士师。

解释说：不服从教化，是指不遵从而违背教化法律的人，争夺财物叫讼，争夺罪责叫狱。土地纠纷，是指争夺土地而诉讼的人。《小司徒》说：“凡是民众的诉讼，用土地比邻来公正裁决；土地的诉讼，用地图来公正裁决。”就是这个意思。士，指乡遂士，依附的意思。司徒听取诉讼，施行乡刑、扑刑作为教刑。那些触犯五刑的，就交给士师，让他审察并纠正罪行。

祭祀五帝，进献牛牲，陈列其熟肉；享祭先王，也是这样。接待大宾客，命令修治野外道路，储备物资；有大丧事，率领六乡的民众，连接六引，并治理政令；有大军旅、大田役，用旗帜召集万民，并治理徒众的政令。

解释说：祭祀五帝，指在四郊迎气，以及在明堂大飨天帝。奉，同进。牛，能承载，属于地类。奉牛牲，指进献生肉。肆，陈列肢体骨骼。羞其肆，指进献熟肉。享祭先王，四时的禘祫大祭，都是这样，也如祭祀五帝一样，进献牲肉和熟肉。大宾客，指诸侯来朝见。大司徒命令遗人在野外道路上，修治道路，以及储备草料、薪柴、米粮，以接待他们。大丧，指王后的丧事。六引，指丧车的绳索。六乡负责六引，六遂负责六绋，治理政令，发布丧事的戒令。大军旅，指大司马九伐之事。大田役，指狩猎田猎大阅兵之事。旗帜上画着熊虎。当需要民众的时候，就用这旗帜召集徒众，并治理戒令。

如果国家有大变故，就召集万民到王门，命令没有符节的人不得通行天下。有大荒年、大瘟疫，就命令邦国迁移人口、流通财物，解除禁令、放松劳役、减轻赋税、缓行刑罚。解释说：“大变故，指国家有寇兵。召集民众到王门，是为了保卫天子以及准备咨询谋划。符节，六种符节，有符节才能通行，以防奸细。荒，指荒年；札，指瘟疫。迁移人口，指迁移少壮之人去就食。流通财物，指允许借贷不禁止粮食买卖。因为民众粮食不足，迁移他们去有剩余的地方，流通财物来救济不足。解除禁令、放松劳役、减轻赋税、缓行刑罚，都是荒政的措施。”

年终就命令教官整理文书并汇报事务。正月命令教官说：“各尽你们的职责，修好你们的事务，以听候王命。”如果有不端正的，国家就有常刑。

解释说：正治，指明确处理文书；致事，指上报

译那计簿，是年终时命令下属统计一年政务概要的文书。到了改换年号、新法尚未颁布的时候，只命令其官员属吏并告诫他们说：“各自共同做好所管辖的职务，修治所负责的事务，以听从王命。”因为王的诛罚与奖赏，都依据各职官所上报的功过。如果不正，是指不共同尽职而修治事务的人，常由司寇官依刑律惩处。

译原说：在《周官》之前，舜任命契为司徒，就说“恭敬地广泛施行五教，在于宽厚”；在《周官》之后，穆王任命君牙为司徒，就说“广泛施行五典，调和民众的法则”。司徒掌管教化，由来已久了。所以成王制定《周官》，也说“司徒掌管国家的教化与五典，安抚亿万百姓”。那么司徒掌管教化，除了五典人伦之外，没有其他内容。如今司徒所掌管的典籍称为教典，职务称为教职，象征称为教象，法度称为教法，官员称为教官，那么司徒掌管教化，谁不知道呢？我认为天下后世人的困惑，只是不知道教化之所以成为教化的原因，所以有的人局限于人民土地的粗浅层面，就认为司徒专门掌管财赋；有的人厌恶其粗浅表象而陷入高深虚妄，就说“司徒只是教导亲、义、别、序、信，师氏、保氏不过五六人，其余的大概是分别委托给他们”。土地人民的事务，是司空的错简，而五典难道也脱离十二教吗？大概以前的儒者只知道五典是亲、义、别、序、信，不知道实行这五典的方法，难道不在于十二教颁布职事、荒政、保息、本俗以及三物八刑、礼乐吗？所以我才说：施行教化、颁布职事、体恤防备荒年、保护孤弱、端正习俗，是用事务来教导；德行、道义、学问、技艺，是用道理来教导；用礼乐防范情感的虚伪而达到中和，是教化的功效。那么如今司徒的教化，也可以远考大舜，近证穆王。谁说司空已经消亡，而司徒专门掌管财赋呢？

小司徒的职务，掌管建立国家的教法，来考核国中以及四郊都鄙的夫家九比的数量，来辨别他们的贵贱、老幼、废疾。凡是征役的施舍，以及祭祀、饮食、丧纪的禁令【比读作毗，施读作式】

解释说：小司徒说建立国家，那么大司徒就可以知道了。所以依据这个补充它。稽是考核。国中，是王城之中，即六乡。四郊，是六遂。都鄙，是王畿的都鄙，不说邦国，是因为小司徒只教化王畿之内，大司徒则遍及天下。侯国也建立六典，有司徒只是奉行大司徒的法度，来教化其国而已。一夫一妇为夫家，考核它，就是下文考核人民而周知他们的数量。九比的数量，就是辨别夫家的众寡与贵贱老幼废疾的等级。比如七人授予上地，六人授予中地，五人授予下地，三等，是大略而言。细分之上等有三，中等也有三，下等也有三，所谓上上、中中至下下，共九等。所以称为九比的数量，后面凡是说九比的，仿照这个。辨别施舍，比如一家三人，二人半，二人可任的，国中从七尺到六十，野外从六尺到六十五，都征召，这是施。老者、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幼者、废疾者，都不征召，这是舍。征是指百亩的税，役是指力役的征召。大概周人每夫受田百亩，而取以三征，叫粟米，叫布缕，叫力役。无职事宅不毛的，只要有夫家，三征就不能免除。必须像老者以下才免除，所以校九比以辨别施舍，是司徒的大务。祭祀指州社、党禜、族酺，饮食，如乡饮酒、飨食之类。丧纪，是族相埋葬的法度，都有禁令，使不失礼。

于是颁布比法给六乡的大夫，让他们各自登记其乡的众寡、六畜、车辇，辨别其物，按岁时输入其数量，来施政教，行征令。等到三年，就大比。大比就接受邦国的比要。

解释说：比法以九比的数量，画为成式。夫家众寡，六畜车辇，稼穑耕耨，勤惰德行。优者为上等，次者为中等，又次者为下等。三三而九之，以此法颁布给六乡的大夫，让他们登载其实，按岁的四时输入其数量。司徒依此来施行其政教，谓让他们读法纠劝。行征令，谓征召命令，莫不有一定施舍的籍册。大比者，勾考三年中的消息，而颁受以上中下之地，考核其勤惰贤否而黜陟。贤者能者各有等数，上等宾兴，次等进秩，下等降黜。莫不以九比之法乘之。比要者，比法等第的簿册。六乡内也，所以输入其数量；邦国外也，所以接受其要。侯国三年进其要于司徒。

于是集合万民的卒伍而使用他们，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用来兴起军旅，用来兴作田役，用来比追胥，用来命令贡赋【卒读作子忽】

解释说：防是集合。卒，百人。伍，五人。大概约伍两卒旅而为名。比闾之法，以家起数；卒伍之法，以人起数。所以别其名。作，也是起。田，大田。役，工力之事。比，有同行共作之意。追逐寇，胥伺盗。命令贡赋也用卒伍之法，命令他们纳粟于官，也以卒伍起之。丘氏说：司马法，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一乘者七十五人。约而言之，兵车一乘，则三两之数

译四乘，则是三个卒的兵力；百乘，则是三个师的合力；五百乘，则是三个军的合力。累积到千乘，则是六个军聚集在一起。六个军的数量，恰好足以容纳千乘，这是天子宿卫的军队。其余六遂和都鄙的军队，全部在天子的京畿之内，那就达到万乘了。诸侯中的大国，拥有千乘，对应三个乡；那么仅仅只有五百乘罢了。从三个乡和三个遂来说，所以称为千乘之国。

译于是平均分配土地，以此考察人民，从而周详地知晓其数目。上等土地，每户七人中有三人可以服役；中等土地，每户六人中有五人可以服役；下等土地，每户五人中有二人可以服役。凡是征发徭役，每户不超过一人，将剩余的人作为预备役。只有在农田劳作和追捕逃犯、缉捕盗贼时才全力出动。

解释说：所谓平均分配土地，是因为土地有肥沃与贫瘠之分，就用荒地来交换调剂，从而划分为上、中、下三等土地，这是遂人的制度。又考察人民，统计其数目，从而知晓哪些是上、中、下等家庭，这是因为上等土地每户七人，剩余的男子多，所以受田也多，就成为上等土地。所谓“可任”，即指那些尚未成家、不受防制而受里制管理的剩余男子，中等土地和下等土地也是如此，都是根据剩余男子的多少来划分受田的多少。征发徭役，每户不超过一人，是为了优待剩余男子。因为正当服役的男子一人作为正卒，剩余男子作为羡卒，全力出动。《礼记》说：只有在农田劳作时单独出动，里中遇到寇盗等非常变故，则正卒、羡卒一起出动。不提及征发军队，是因为六乡的百姓只供给贡赋，保卫王室罢了。正卒和羡卒轮流出动，是为了轮番休整他们的体力；正卒和羡卒一起出动，是为了重视讲习武事。

凡是使用众庶，就掌管他们的政令教化，以及警戒禁令，审理他们的诉讼，施行赏罚，诛杀违抗命令的人。凡是国家的大事，召集正卒；重大的变故，召集羡卒。

解释说：使用众庶，指的是田役和追捕逃犯之类的事。用政令教化来命令他们，用警戒禁令来制止他们，这都是小司徒所掌管的。有争讼的人，审理他们的诉讼；有功过的人，施行赏罚；有不遵守誓戒的人，就诛责他们。大事，指田役、军旅之类，召集防制下的正卒集合。大故，指寇盗、水火、非常变故。羡卒，即剩余男子、羡卒。

原说：司徒之所以详述九比之法，是为了授予三等土地。土地有上、中、下三等不同，而在三等之中又有三种变化。根据土地的肥沃与贫瘠来划分上、中、下土地，那就是都鄙的不易之地，每户百亩；一易之地，每户二百亩；再易之地，每户三百亩。遂人规定上等土地田百亩，荒地五十亩；中等土地田百亩，荒地百亩；下等土地田百亩，荒地二百亩，就是这样。根据一户受田的多少来划分上、中、下土地，那就是上等土地每户七人可任者三人；中等土地每户六人可任者五人；下等土地每户五人可任者二人，就是这样。因为家庭有上、中、下之分，而防制则是一样。田地和荒地以及易制有上、中、下之分，而剩余男子受田也都如此。所以知道剩余男子多则受地多，受地多则为上等土地，剩余男子多则为上等家庭，这是不变的道理。所以九比之法用来考核人数的多少、勤勉与懒惰，从而授予三等田地。受田之后，又考核人数的多少来划分三等土地。司马令赋又有三等土地，是根据土地开垦的多少和可用之人的多少来划分，这是从防制成功而言。它说：上等土地供养者占三分之二，可任者每户三人；中等土地供养者占一半，可任者两户五人；下等土地供养者占三分之一，可任者每户二人。所谓“食者”，是指耕种治理后可以养活人的土地。所谓“可用者”，是指可以检阅考核作为兵员的男子。所以说：根据土地和人民来制定，然后征发兵役，这不就是根据开垦的多少来划分三等土地吗？所以我认为三等土地有三种变化。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上等家庭授予上等土地田百亩，中等家庭授予中等土地田二百亩，下等家庭授予下等土地田三百亩。土地有定数，家庭有定人，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分辨，小司徒又何必在九比的考察中如此仔细呢？况且上等家庭剩余男子多而上等土地田数少，中等家庭人少而下等土地田数多，那么上等家庭有力却无地可耕，下等家庭无力却地多不能耕，先王的经制难道真是这样吗？

于是规划土地，将田野划分为井田和牧场。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

解释说：井田和牧场固然是司空的主要事务，现在在司徒这里，是因为司徒掌管六乡井田和牧场的制度，虽然始于六乡，然而制定井田的制度，必须有夫、畛、涂、道路、遂、沟、洫、浍、川，才构成井田和牧场。所以司徒只说田地的实际数目，而经制的制度则在司空。可以耕种的土地为井，可以放牧的土地为牧。说到牧，那么山林、沼泽、丘陵、原野都包括在内了。遂人授田以荒地相配，荒地就是牧场。叶氏说：这是泛泛地谈论规划土地，井田和牧场的制度，通用于天下也可以。井、邑、丘、甸、县、都，没有哪里不同。方圆一里，共九夫，受田九百亩；邑方圆四里，三十六夫，受田三千六百亩；丘方圆十六里，一百四十四夫，受田一万四千四百亩；甸方圆六十四里，五百七十六夫，受田五万七千六百亩；县方圆二百五十六里，三千三百零四夫，受田二十三万四百亩；都方圆一千零二十四里，九千二百一十六夫，受田九十二万一千六百亩。其中的公田数目在内，经野不异于九夫，度地不离于三等，受田不超过百亩，这是井田的定制。

丘氏说：甸方圆八里，旁边加一里，则方圆十里，为一成，积百井。其中六十四井为田，其三

译十六井之中包含山川和城郭。县的范围纵横各八十里，四周各增加十里，便成为纵横各一百里，称为一同，总计一万井。其中六千四百井作为农田，三千六百井作为山川和城郭。用四来折算，是农田的实际数目，符合《司马法》的规定；用十来折算，则是连同山川城池一起计算。丘甸的制度适用于乡遂和公邑，县都的制度适用于采地。乡遂和公邑并非没有县都，虽然有县都的制度，但百姓受田的只是普通农夫的田，以及住宅田、商贾田、士人田等，并未达到县都的规模。采地所受的范围，也并非没有井邑丘甸。井邑丘甸存在于县都之中，只有卿大夫所受的土地，有的纵横四十里，有的纵横八十里，这就是必须划分为县都制度的原因。但是野外的田地难免有优劣、肥沃与贫瘠的差异，难道一定都像手掌般平坦、棋盘般规整吗？只有根据井田和牧场，按比例折算施行，才是井田制的灵活法则。《周礼》一书都是通盘考虑并详尽论述的。楚国蒍掩所说的划分土田，测量山林，统计沼泽，辨别高地丘陵，标记盐碱地，划定水泽低洼地，规划池塘，整治原野堤防，放牧低湿高地，井田化平坦肥沃之地，正是成周时期的遗留制度。所谓一井九百亩，并非一定都是平坦的上等土地，而是根据地形实际情况来划分，通过计算推度，就可以明白井田制的说法了。所以井田制始于唐尧虞舜时期，直到夏商两代，逐渐修治完善，而在成周时期达到完备。

译根据土地事务，来规定贡赋。凡是征税聚敛的事，就划分地域并明确其职责，施行其职务而公平其政令【政音征】。

解释说：这是主要就六乡而言的。所谓“任地事”，就是既然授予了田地，就让他们承担耕种治理的事务。所谓“贡”，《诗经》说：“中田有庐”，是指在百亩公田内，拿出二十亩分给八家作为庐舍，又有二亩半在邑中，在墙下种植桑树，以供养蚕之事，于是收取他们的布帛作为贡品，所以大府称之为“九功”。所谓“赋”，是在贡法地税之中，拿出钱财作为财赋。所谓“税敛之事”，是指公田的税粟，“敛”是收取，指在公田中所收取的。所谓“分地域”，是划定其经界；“辨其守”，是确定其产业；“施其职”，是在田事之中施行九职；“平其征”，是使他们供应贡税、出车役，各有常法而均一，不使有轻重不均。

凡是小祭祀，奉献牛牲，进献其肉；小宾客，命令修整野外道路，储备物资；大军旅，率领其众庶；小军旅，巡视役事，治理其政令；大丧事，率领邦国的役夫，治理其政教。

解释说：小祭祀，是王穿着冕服所祭祀的；小宾客，是诸侯的使臣。这两件事，大司徒主管其大事，小司徒主管其小事，是适宜的。大军旅，就用旗帜召集万民，小司徒应当率领其众庶去应召。大军旅、大田役，大司徒治理其徒庶的政令；小军旅、小巡视役事，则小司徒应当治理其政令。丧役，是端正棺木、牵引下葬、覆土之事，率领六乡的众庶去服役从事，并治理其政教。

凡是建立邦国，设立其社稷，划定其畿疆的封界。凡是民众的诉讼，用邻里来公正裁决；土地的诉讼，用地图来公正裁决。

解释说：建立邦国必须设置社稷的坛壝，使各自有所奉祀；划定其疆域的界限，使各自有所守御。因为社稷疆域，是国家的重大事务，所以小司徒设立它，也可以看出司徒掌管邦国。地比，就是五家为比的那个“比”；地图，是田野以及防宅闾巷的图。民众争论是非，就用邻里之人来公正裁决；民众争论疆界地域，就用所在地图来公正裁决并断案。这就是小司徒听讼而以无讼为根本的原因。

年终就考核其属官的治理成效而进行诛赏，命令群吏整理计簿而汇报事务。

解释说：属官，是司徒的上中下士。群吏，是乡中接受治理职务的官员。治成，是治理事务成功的业绩。要防，是群吏所上报的计簿。这是一年之终，考核治理事务的时候。对于其本属的官员，就责求其成功，以宣告诛赏。对于六乡的官吏，就考核整理其计簿，将事务上报给大司徒，以等待冢宰的考绩而实行升降。

正岁就率领其属员观看教法的象征，摇着木铎宣告说：“不遵守法令的，国家有常刑。”命令群吏公布禁令，修明法令纠正职事，以等待邦国的治理。

解释说：率领属员，是指司徒的僚属；群吏，是指六乡的官吏。宪，是悬挂。修法，是防止亏废。纠职，是防止缓散。正岁改岁之时，教法尚未颁布于天下，大司徒就将其悬挂在地官的官署，小司徒就率领僚属前往观看。木铎的告诫，是告诫司徒的属员。小司徒又命令六乡的官吏，遵行司徒的禁令，修明教法，纠正职事，以等待邦家的政治。

到大比之年，六乡四郊的官吏平定教化治理，端正政事，考核夫屋及其众寡，六畜兵器，以等待政令。

解释说：六乡四郊的官吏，是指乡遂中的群吏。提到四郊，那么六遂也按照六乡的教法施行，可见乡法通行于天下。教治，是读法、纠戒的事；政事，是比法、讼狱的事。夫屋就是田，百亩为一夫一屋。众寡就是家，七人、六人、五人。大概三年大比之时，小司徒就率领六乡六遂的教官，平定其教化治理的优劣，端正其政事的得失，考核其受田的夫屋、里的屋舍及家人众寡，六畜的增减，兵器的备乏，上报给大司徒，司徒上报给冢宰，宣告君王废置诛赏的缘故，所以说以等待政令。

原说：先王教化民众的法令，本来已经完备地见于大司徒了。至于法令的施行，则由小司徒尽善尽美地执行。而小司徒所执掌以施行教法的要点，则由九比尽善尽美地体现。现在看比法，不过是稽查其夫家的众寡，辨别其老幼贵贱废疾，六畜车辇的多少，田器兵器的优劣，耕种树艺的勤惰。这几项如果显得很繁琐，而且在上位的人似乎不必忧虑。而小司徒的职责，却专心致志地从事于此。每月有要务，每年有计簿，三年有大比。群吏的诛赏，无不以此为依据。那么堂堂司徒，难道没有别的事可做，所职掌的却是民间的细务吗？这有缘故。天下的治理，在于民众得到其应得的东西，得到其应得则治，失去其应得则乱。民众所急迫的，有不在于衣食吗？所以稽查其夫家的众寡，是为了授予三等之田。辨别其老幼贵贱废疾，是为了施行征役的施舍。稽查其畜器，展现其治事，是为了区别勤惰实行升降。自从稽查其夫家，生活就丰厚了。自从展现其器事，用度就便利了。自从区别其勤惰，德行就端正了。德行端正则风俗善良，用度便利则民众安定，生活丰厚则民众富裕。

译这三件事，是圣人用来使天地万物各自得到适宜安顿的方法。即使是唐尧虞舜那样和乐昌明的治世，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后世却把这看作是民间的琐碎小事，在朝廷之上不再提及。这就是古今之所以判然不同的原因吧？

译乡师的职责，是分别掌管其所治理的乡里的教化，并听察其治理情况。依据国家比对的法规，按时稽查其夫家的多少，辨别其中的老幼、贵贱、废疾、马牛等物，辨别其中可以任用的人与可以施舍的人。掌管其戒令、纠禁，听察其狱讼。解释说：接受朝廷命令，专门治理六乡的，只有乡师。虽然位居司徒属官之首，但治理的法度只及于六乡，不及天下。以四人治理六乡，也就未曾分治。如果乡大夫以下，都是在民中的官员，无不听命于乡师。所以说：“掌管其所治乡里的教化，并听察其治理。”听察，意为平正地考察。国比，即九比的法规，由王司徒制定并颁布，所以称为国。只有夫家有多寡，所以必须辨别其可用与可免的人。其戒令、纠禁与狱讼，都由乡师专门掌管。这比对的法规，是乡师用来治理乡里的大权。乡大夫以下，只考核其实情，将数目上报给乡师。乡师校核其比对并评定等级，呈报给司徒。大比时，则执此来实行废置诛赏。其听察治理的法度，先以戒令，次以纠禁，最终以听讼，以此来治理并称之为教化。

有大役时，则率领民徒到达，治理其政令，役毕则接受州里的役事，主要考核司空的法度，以迎接其役事。凡邦国之事命令劳作，按次序进行。

解释说：这是说乡师掌管役事。大役，如筑城、造邑之类，未至则率领他们，既至则治理他们。政令，是徒役的政教命令。役毕则州里之长在簿籍上考核其章程，呈报给乡师，乡师接受它来考核司空所均平的法度，必定均平，然后钩考其所作的役事。凡邦国之事，是小役。秩，是常；叙，是次序。命令乡吏依常例劳作，不亲自临视。

大祭祀时进献牛牲，供给茅和蒩。大军旅会同，整治其徒役，及其輂辇，诛杀其违犯命令的人。大丧用役，则率领其民到达，随即治理。及至下葬，执纛与匠师一起，御匶而治理役事。及至下棺，执斧以临视匠师【蒩音菹，輂九玉反，音菊。纛桃报反，匶音旧，窆音殿】

解释说：这是说其丧祭的执事。进献牛牲与司徒奉之相同。茅用来缩酒，蒩用来借祭。这在甸师及祭时由乡师供给。輂、辇都是小车，輂驾马，辇人挽行，用来载任器。停止时用来作为藩营。大军旅会同，稍人作其徒役。輂辇率领以至，乡师则治理而已。有违犯教令的人，只有乡师能执而诛杀，这是权柄所在。大丧则率领民至其所，监督其事。纛，是羽葆、幢。匠师是葬事的师。乡师执纛以指挥挽匶的役。柩在路，恐有倾覆，所以与匠师御正其柩而监督役人的下棺。窆，是葬下棺。及至下棺，又执斧以临备丰碑之用。

凡四时的田猎，前期在州里颁布田猎的法度，简阅其鼓铎旗物兵器，修治其卒伍。及至日期，以司徒的大旗召集众庶并陈列，以旗物辨别乡邑而治理其政令刑禁，巡视其前后之屯，而诛杀其违犯命令的人，断决其争禽之讼。

解释说：这是说其司田猎之事。四时的田猎，春搜、夏苗、秋狝、冬狩是也。田法，是田猎的法度，即所当用之器与当用之人。鼓、铎旗物、兵器则阅之，卒伍之法则修治之，这是田猎的先事。大旗，是熊虎之旗。召集众庶则植旗，召集于其下。陈列，是表正其行列。每乡各有旗以为号，乡师则以旗物分别其乡邑之人，使各立于其处而听指挥，然后治理其政令而使之遵从，宪其刑禁而使之避。车徒屯聚，前后异部，巡视之所以修正其部伍。其有违犯命令的人，则执而诛杀，军法尚严。猎得禽而争则听断之。

凡四时的征令，有常的，以木铎徇于市朝，以岁时巡视国及野，而赒济万民的困难，以王命施惠【囏音艰】

解释说：四时征令有常，如岁时属民，正月命修封疆，二月雷且发声之类，皆用木铎徇于市朝，以警人知。以岁时巡视国中之民，有不得其所者，巡视野中之民，有不足不给者，量度以行补助之政。知旅师所聚三粟，春颁而秋敛之，如遗人所掌乡里委积，皆奉王命而施惠泽于民，这是巡视赒民之事。

岁终则考核六乡的治理以诏告废置。正岁稽查其乡器，比共吉防；二服闾共祭器，族共丧器，党共射器，州共宾器，乡共吉防礼乐之器。

解释说：这是乡师教官的考核。所以四人共掌六乡，岁终共相参考六乡的吏治，以诏告王行废置之法。乡器，是礼器。器有大小及所用之不同，则分其民居多寡而共之，以备行礼之用。官又常稽查之，令民耳闻目见，所以在平时习礼乐之意。这是成周之治，所以礼备乐和，粹然盛美。郑氏说：吉服，是祭服；防服，是吊服。比长主集为之祭器者，簠簋笾

译豆类祭器；闾胥负责召集民众制作丧礼器具，如夷盘、素俎、揭豆、輁轴之类；族师负责召集民众制作，这三类器具是百姓用来互相供给的。射礼器具，如弓、矢、幅、中之类，由党正负责召集民众制作；因为州长有时在此党举行礼仪。宾客器具，如樽、俎、笙、瑟之类，由州长负责召集民众制作；因为乡大夫有时在此州举荐贤能之士。吉礼器具，如同闾里祭祀所用的器具；凶礼器具，如同族中丧礼所用的器具；礼乐器具，如同州、党宾客射礼所用的器具。乡大夫完备地召集制作这四类器具，是因为州、党、族、闾遇到变故时无法自行供给。我认为，族内互相安葬，所以共同准备丧礼器具；在州序举行射礼，所以党共同准备射礼器具；在乡里接待宾客，所以州共同准备宾客器具。地位低的人预备器具供地位高的人使用。至于吉礼、凶礼、礼乐全部具备的大型器具，那就不是乡大夫无法完备地准备了。

译如果国家举行三年一次的大比考核，乡师就考核教化成效，察验官吏致仕的辞呈，稽查礼器、兵器和田器的精良程度，展阅乡中民事治理的情况，以此向周王报告，从而决定诛罚与奖赏。

解释说：年终进行考校，正岁稽查器物，三年举行大比。这时就考核六乡的群吏在教化的德行、道艺方面是否有进步，察验官吏致仕的辞呈是否情实相符，稽查他们的礼器、兵器、田器是否精良，展阅乡中民事是否治理得当，以此报告给周王，从而执行诛罚与奖赏的法令。

原说：乡大夫既然由卿担任，州长又是中大夫，现在乡师却是下大夫而品秩却居于他们之上，为什么呢？回答说：在六乡之中，受命于天子，掌握刑罚政令之权来治理乡民的，只有乡师。至于乡大夫、州长，他们的品秩虽然尊贵，但都听从乡师制定的治理法令。现在看这一职掌中，稽查夫家、辨别施舍，就说掌管警戒命令和纠察禁令，审理狱讼，有大役则治理政令，国家有事则命令建立秩序，那么刑罚禁令之事、官府常法，都是由乡师掌管的。他在军旅会同、田猎役事、丧纪方面，都掌管刑罚禁令，诛戮违抗命令的人；至于巡视郊野、赈济困厄、给予补助、大比考核，就考核教化、察验辞呈、稽查器物、展阅民事，以此向周王报告诛罚与奖赏。这样看来，乡中的大权，没有不掌握在乡师手中的。然后才知道乡遂的师，是治理乡遂的正官，与乡大夫以下所掌管的纠察警戒禁令不同。况且党正、族师，又都是在民间的官职呢？宰夫的八种职事，第二种叫师，掌管官府的成例以治理常规，那么乡师的职掌就可以知道了。况且乡师之下，又有上士、中士、下士，都是为了治理乡大夫以下的人呢？如果不明白在位与在职的区别，这种品秩的高低，怎么安置呢？

《周礼全经释原》卷四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礼全经释原>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全经释原》卷五

明 柯尚迁 撰

地官下

乡大夫的职掌，各自掌管其乡的政令、教化、禁令。

解释说：“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一乡之中，必定设立一位上大夫的尊位作为主管，没有宰、伯、正、司的称号，直接用本来的品秩来命名。又不设置府、史、胥、徒的役吏，固知乡大夫以下都是民官。”那么民官以德授予爵位，也有俸禄吗？回答说：“载师在近郊有宅田、官田，这是乡大夫以下的俸禄；士田，是族师的俸禄；贾田，是市官的俸禄。远郊又有赏田，则是乡大夫有功而加赏的。牛田，是饲养公牛的；牧田，是养马的。乡官的俸禄，必定取自这里。用政令来匡正，用教化来教诲，禁止他们不做，命令他们去做，这是乡大夫的权力。”然而政教禁令与乡师不同。

正月吉日，从司徒那里接受教化法令，退下来后颁给其乡的官吏，让他们各自教化其所治理的人，以此考核他们的德行，察验他们的道艺。

解释说：正月吉日，是建寅月的初一。教化法令即三物九比。乡吏从州长直到比长。德行即六德，六行，艺即六艺，因为它们都蕴含道，所以叫道艺。按：乡大夫独自从司徒那里接受教化法令，退下来后颁给乡吏，那么乡大夫就是教官的宗主。这必定是昔日卿大夫在朝廷任职，退休后在家，就主持乡中的教化而享受教官的俸禄。《尚书·太傅》说：“大夫七十岁退休，在乡里养老。大夫做父师，士做少师。”所以乡遂的官，大夫、士的品秩，都曾经是大夫、士，或是大夫、士的子孙而世袭俸禄的。这必定是家势向来被民众信服，而教化也容易推行，人们所敬重效法，子孙也想守护家法而不敢废弃。宗法也可以常行而不废，所以上下得以辨别，民心得以安定。教化法令固然不离三物，然而推行之际，必定有条件，所以每年有接受教化、颁布教化的事。

按时登记夫家的众寡，辨别可以服役的人。国中从七尺到六十岁，野外从六尺到六十五岁，都征发服役。那些免除服役的，国中是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都免除。按时将文书上报。

解释说：登是登记的意思。夫家的众寡，稽查于州长、党正、乡大夫，就登记在版籍上。可任即上，地家三人，一人为正卒，其余为羡卒，都辨别清楚。国中即六乡，野即六遂。国中的民，晚征发而早免除，因为地近而役多；郊野的民，早征发而晚免除，因为地远而役少。这就是所谓的施舍。那些免除而不征发的有六种：有爵位的在所尊崇，有德行的在所敬重，有道艺的在所推崇，服公事的在所优待，有年齿的在所安养，有残疾的在所体恤。既登记在版籍，每年年终就将文书上报给司徒。

原说：“司徒的教化法令，以辨别施舍为大务。施舍的辨别，国中四郊则法令不同。这可见乡法必定行于天下。然而称为施的，是征发；称为舍的，是免除。征发的，难道像后世分地税、身税为二吗？大概古者从十五到二十都授田而为夫家，其无执事者也出夫家的征发。其宅不毛的，有里布。那么是有田无田，无论在国在野的区别，都取以三征：曰粟米，曰布缕，曰力役。至于贤能，”

译那么，被司徒举荐的人，就不在乡里征发；被君王举荐的人，就不在司徒那里征发。这就是所说的免除赋役。既然已经说明施予恩惠有国都和郊野的区别，而贵族、贤能以及服公役者的免役，必定标明是在“国中”，这是因为乡和遂的治理方式不同。乡里多君子，而遂地只提到老幼和废疾者罢了。所以如果不明确施与免役的区别，就不知道司徒的教化必然通达于郊野；如果不了解税法中的三次征发，又怎么能明白施与免役的事理呢？

译三年举行一次大考，考核他们的道德、品行、学问和技艺，从而推举贤者和能者。乡老和乡大夫率领他们的属吏，以及众多百姓，按照礼仪，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们。

解释说：这是推举贤能者的事情。三年大考，是指每年在吉日，闾胥记录百姓恭敬、勤勉、负责、体恤的表现；族师记录百姓孝顺、友爱、和睦、亲善的表现。在四季的孟月，党正记录百姓的道德、品行、学问和技艺；每年年初，州长又考核他们的道德和技艺，这样人才的成就与否就有确定的记录了。所以乡大夫在三年大考时，比较每月记录、每季考核的实际情况，全面核查他们的道德、品行、学问和技艺。对于大贤大能应当进见天子的人，就集合乡吏，举行乡饮酒礼，以贤能者为宾客，从而推举他们。乡老，是退休的天子三公，当时居住在百里的大都之中，时常与天子坐着讨论治国之道。在推举贤能时暂时屈尊担任乡老，这是为了重视得到人才。吏指的是州长、党正，众寡指的是族师、闾师、比长，尊贵的人少而卑贱的人多，所以称为“众寡”。上面的“礼”字，指乡饮酒的礼仪；下面的“礼”字，指以礼敬待，以上述宾客之礼敬待他们。

第二天，乡老和乡大夫、众属吏向天子进献贤能者的名册。天子两次拜谢后接受，将其存入天府。内史将其副本保存。

解释说：“厥”，就是“其”，指推举贤能的第二天。献，就是进献。天府，是祖庙中收藏宝玉的府库。内史，是掌管国家命令的副职，《王制》说：“在俸禄方面协助制定。”向天子进献贤能者的名册，天子必定两次拜谢后接受，这是重视得到贤才。名册与祖庙的宝玉一起收藏，极其贵重。内史保存副本，是为了制定俸禄。如果推举不当，难道不羞愧于这种礼仪吗！

退下后，用乡射礼的五项内容向大众询问：第一是和，第二是容，第三是主皮，第四是和容，第五是兴舞。这就是说，让百姓推举贤者，让他们出来担任长官；让百姓推举能者，让他们进入乡中治理事务。

解释说：退下，是进献贤能者名册后退下。前面说的礼，是乡饮酒礼；这里说的是乡射礼。这是乡吏共同举行射礼来观察他们，与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们不同。询问，是因为平日地位在自己之下的人，既然记录了他们的贤能，那么出来后地位就在自己之上，询问他们内心是否信服。第一是和，指内心志向端正。有德行就能和顺。第二是容，指礼貌庄严。有品行容貌就庄严。第三是主皮，指射中与否。有技艺就能射中。第四是和容，指礼仪熟练，容貌节奏符合礼仪。这是从礼仪方面观察。第五是兴舞，指舞步的起止快慢，节奏符合音乐。这是从音乐方面观察。成周培养人才，依靠礼乐，所以用礼乐来考核他们。举行射礼观察人才与所记录的相符与否，又向大众询问他们内心是否信服，这是为了显示极度的公正。此谓，是回应上文的话。说之所以观察、询问，不仅仅是这样，还将让百姓自己推举贤者，让他们从原本的职位提升到自己之上，作为我的长官并担任教化之职。将让百姓自己推举能者，让他们进入乡中治理我的事务。推举不是为了别人，而是推举来作为我的长官、治理我的人，实在是因为看到了他们的贤能。如果内心不服，难道肯推举他们吗。

原说：“成周选拔人才的制度有两个阶段。对于大贤大能，就举行乡饮酒礼，以他们为宾客，从而推举他们进见天子，进入太学接受教养。司马辨别议论官员的才能，推举他们担任百官府的治理工作。对于次贤次能，就用乡射礼推举他们，从而提升乡官的职位。然而推举虽然分为两类，但教育是一致的。二十五家的闾，每年按时宣读法律，记录恭敬、勤勉、负责、体恤的表现。百家的族，在吉日聚集百姓宣读法律，记录孝顺、友爱、和睦、亲善的表现。有学校的五百家的党正，每年聚集百姓宣读法律，开始全面记录道德、品行、学问和技艺。然而能够记录，还不能考核。州长则进行考核，能够考核，还不能推举。而乡大夫则进行推举。教育的初期就已经为推举奠定了基础，那么推举之时，哪里辜负了宾客礼仪的隆重呢？周朝得到人才的盛况，其根本就在于此。然而乡吏提升职位，其推举的典礼，也有极度的公正制度。既然举行射礼，用五项内容观察道德、品行、学问和技艺，以此来验证平日所记录的得当与否。又普遍询问所推举的人，确实出于内心愿意信服，那么所记录的，既不可能通过经营侥幸得到，而推举的人，又怎么会有徇私谋利之心呢？那么人们必将遵循道德、勉励品行，以听从表彰推举都来不及了。如果道德并非真实拥有，那么谁肯推举他们，还让他们作为长官治理我呢？”孟子说：“古代的人修养他们的天爵，而人爵随之而来，说的就是这个。”后世科举取士，糊名易书，以示极度的公正，不知道以利禄为媒介，先用利欲之教来诱导。哪里比得上推举贤能的典礼，让人自己修养道德、品行、学问和技艺作为教育，每月记录、每季考核，让人心服口服地推举，这才是真正的公正呢？

年终时，命令六乡的属吏都统计政务、汇报事务，新年开始命令众属吏向司徒考核法律，然后退下各自在其管辖范围内颁布执行。国家向大众咨询重大事务，就各自率领乡中的众百姓到朝廷。国家有重大变故，就命令百姓各自坚守闾里等待政令。用旌节辅助命令，就传达下去。

解释说：防，就是计。大的叫政，小的叫事，致，就是献。年终时考核一年所教育的功绩，于是命令乡吏全面统计所教育的政务，献出所治理的事务，上报给大司徒。正岁，是事务的开始，就命令乡吏向司徒考核法律，从而斟酌适宜的利益而在一年中实行。以退，是考核法律后退下。宪，是表

译悬挂旌节作为凭证。所管辖的范围指的是州、党、族、闾。国家举行重大咨询，如咨询国家危难、咨询迁都、咨询立君等事宜，都是由乡大夫召集其管辖的民众到外朝去。遇到重大变故、灾异、敌寇入侵等情况，就命令其所管辖的民众各自守卫闾门以作防备，这是为了等待上级政令的下达。旌节是执持作为信验的东西，民众虽然凭借征召命令行动，但必须用旌节来辅助验证，才能通行无阻。古代二十五家为一闾，闾的首领处设有门，门的左边有塾，闾胥坐在那里，其法度极为严厉，这是为了防备灾变、防范敌寇盗贼、推行教化法度、谨慎出入。

译州长各自掌管本州的教化、治理以及政令的法度。在正月的吉日，各自召集本州的百姓，宣读国家的法度，以此来考核他们的道德、品行、学问和技艺，并加以勉励；同时纠正他们的过错和恶行，并加以告诫。

注释说：二千五百家为一个州，州长的官秩相当于中大夫，也是乡一级的官员。教化治理即下文所说的勉励和告诫之事，政令指的是赏罚和戒令，是用来辅助教化治理的，法度则是其中的具体条目。属，就是聚合的意思，指聚集百姓，宣读司徒所颁布的教化法度。法度固然不离“三物”和“十二教”，但每年必定有推行的具体法度和训诫的言辞，通过宣读来教育百姓。考核他们的道德、品行、学问和技艺，是依据党正和族师所记录的情况来考核，以验证其真实情况。考核之后，又加以勉励和教诲；对于那些违反教化或有过错恶行的人，则加以纠察督促并告诫。州长教化百姓，既然已经考核了他们的善行，又加以勉励；既然已经纠察了他们的恶行，又加以告诫，无不希望他们向善。这是想用道德来感化百姓，不依赖刑罚政令来威慑他们，这就是教化的道理。

如果在岁时节令祭祀州社，就召集百姓，宣读法度，也同正月一样。在春秋两季，按照礼仪召集百姓，在州序举行射礼。凡是州内的大型祭祀、大型丧事，州长都亲自临视其事。如果国家征发百姓用于征战、田猎或服役，州长就率领他们前往，掌管相关的戒令以及赏罚。

注释说：州社，是州内的土地和谷物之神。岁时节令，春天祭祀社神以祈求丰收，秋天祭祀社神以报答功德。祭祀之日，必定召集百姓并宣读法度，是因为百姓不会无故聚集，也同正月一样，指的是进行勉励和告诫。序，是州内的学校。孟子说：“序，就是射礼。”大概州长主要考核党正和族闾所记录的情况，所以在春秋两季按照乡射的礼仪召集百姓在序中举行射礼，以区分贤与不贤，并且展示教化。古代考核德行，必定通过射礼。班固说：“序中行礼以展示教化。”说的就是这个。大型祭祀，指州内祭祀社稷。大型丧事，指乡老、乡大夫的丧事。涖，就是临视的意思，必须亲自临视，这是表示对上级的尊敬。作，就是征发的意思。师，指征战；田，指田猎；行役，指土木工程和戍守等劳役。凡是这几项事务，征发百姓时，州长率领他们前往司徒那里。戒令是用来率领百姓做事的，赏罚是用来治理功过的，这些州长都一并掌管。

年终时，汇总本州的政令执行情况；在正岁，宣读教化法度如同正月一样；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考核，全面考核州里的情况，以协助乡大夫决定人员的废黜或举荐。

注释说：年终汇总政令，是考核一年的最终结果。正岁宣读法度，是端正一年的开始。三年大考核，是考核州里百姓道德、品行、学问和技艺的成就与否，以此来协助乡大夫。对于品行恶劣的人予以废黜，对于品行善良的人予以举荐，这些都是基于州长的考核结果来协助决定的。不说“州闾”而说“州里”，是因为乡法也施行于六遂之中。

党正各自掌管本党的政令、教化治理，以及在四季每季第一个月的吉日，召集百姓宣读国家的法度，以纠察和告诫他们；在春秋两季祭祀禜神时，也同此一样。

注释说：五百家为一个党，称为“正”，是因为这一党的人都以他为准则。政令教化治理，是变换上文说法，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四季每季第一个月，指寅、申、巳、亥四个月。吉日，指初一。正月在州一级宣读法度，其他三季在党一级宣读法度，必定说“邦法”，是因为兼及八种刑罚。百姓知道了教化法度，就不会违背义理；百姓知道了国家法度，就不会触犯刑律。借着宣读国家法度，于是纠察他们的过错恶行，告诫他们的懈怠懒惰。禜，是雩祭，祭祀水旱之神，大概也是筑坛祭祀，如同祭祀社稷一样。《左传》说：“日月星辰之神，如果霜雪风雨不时，就在此禜祭；山川之神，如果发生水旱疫疠之灾，就在此禜祭。”说的就是这个。也同此一样，指的是必定宣读法度并纠察告诫，百姓不会无故聚集。

国家搜寻鬼神并进行祭祀时，就按照礼仪召集百姓，在庠中饮酒，以端正长幼尊卑的位次。受一命爵位的人，在乡里按年龄排定位次；受再命爵位的人，在父族中按年龄排定位次；受三命爵位的人，不按年龄排定位次。

注释说：搜寻鬼神，《郊特牲》说：“岁末十二月，聚合万物而搜寻享用它们，这就是蜡祭。”这是奉国家之命进行的祭祀。序应当写作庠，州学既然名叫序，党学适宜名叫庠。《学记》说：“党有庠，术有序。”《孟子》说：“谨慎地办好庠序的教育。”又说：“庠是养育的意思，序是射礼的意思。”现在在州学举行乡射，在党学举行乡饮酒，就是这个道理。党庠中的饮酒礼，礼制已失传，必定要端正长幼位次，是因为百姓在三个季节忙于农事，可能会缺失礼仪，到了农闲之时，借此教育他们尊敬长辈、养老人，体现孝悌之道。凡是射礼和饮酒礼，即使是尊贵的乡大夫，也来观礼。《乡射记》说：“大夫音乐响起时不进入，既旅之后不进入。”说的就是这个。在乡里按年龄排定位次，是指按年龄与各位宾客依次排列。乡党崇尚年龄，但如果有爵位尊贵而年龄不敌的人，如果专门按年龄排序，就失去了尊重贵者的意义，所以圣人制定礼仪说：“受一命爵位的人，爵位不足以对抗年龄，所以在乡里按年龄排序；受再命爵位的人，爵位高于乡人，但不能胜过天然的年龄顺序，所以与父族之人按年龄排序；受三命爵位的人，是天子的上士，或是公侯伯的卿，爵位尊贵了，不按年龄排序，这是尊重贵者的礼仪，他们的席位在酒尊的东边。大概乡饮酒和乡射礼，酒尊都在室户之东、房户之西，宾客和主人夹着酒尊。乡人中的卿大夫，观礼者是乡人所遵从的法度，所以称为僎。席位在酒尊东边，这就是端正长幼位次，使得尊敬长辈和尊重贵者并行不悖。

凡是本党的祭祀、丧纪、婚冠、饮酒等事务，党正教导其礼仪事项，掌管相关的戒令。凡是征发百姓用于征战、田猎或服役，就按照法度治理其政事。

注释说：“党中的婚冠丧祭饮酒等礼仪，都由党正教导。因为百姓是聚集在一起的；如果不教导，他们就不明白。古代民间的礼仪，没有不是由上级教导的。

译约束他们，并且告诫禁止他们。这就是风俗之所以淳朴美好的原因。射箭饮酒相见，本来是乡里的礼仪；而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则是家庭的礼仪。从党以下，家庭礼仪没有不教导的。至于军队出征、农事劳役，就按照什伍连坐的法度，来治理政事，这叫做统率管理他们。

译年终时，汇总考核各党的政事，率领属吏上报政绩；在岁首召集百姓宣读法律，并记录他们的德行、道义、学问和技艺。按照时节进行考核比较，大考时也这样做。

解释说：年终时，汇总考核各党的政事，就率领族师以下的属吏向州长汇报。人的智慧与愚笨、贤良与不肖各不相同，用德行、道义、学问和技艺来教育他们，让他们在年终时熟习掌握，日积月累，到了岁首，必定有值得记录的表现。因此召集百姓宣读教法并加以记录。党正记录后，州长就可以考核并鼓励他们，乡大夫就可以考核并提拔他们，这样人才就培养成了。考核比较就是辨别施舍对象以及可以任用的人，族师、闾胥离百姓最近。按时节进行考核比较时，党正就前往临视，以验证实际情况。大考时也亲自考核比较，以查验实情，并将人数登记上报给州长。

族师各自掌管本族的戒令政事，每月初一就召集百姓宣读国家法律，记录那些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亲族以及好学的人；春秋两季祭祀酺神时，也这样做【酺音步】。

解释说：一百户为一族，师是率领人的，用戒令来纠正他们的懈怠疏忽，用政令来辅助处理政务，这是国家政事。每月初一，即每月的朔日，宣读法律。州长在正月，党正在四季的孟月，族师则每月举行。百姓越亲近，教化就越频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亲族，是六行的根本。学是指诗书礼乐之类的事，族师所记录的三物（德行、道艺、学问）不必完全具备，只要有一项值得称道的，闾胥就记录下来，上报给族师。族师又加以考核并记录。酺是人物灾害之神，郑氏说：这就是世俗所说的蝝螟之步与人鬼之步吗？大概也是设立坛位祭祀，如同求雨和禳灾一样。族师没有饮酒的礼仪，但借祭祀酺神的机会与百姓相互酬答，从而宣读国家法律、记录德行。大致来说，一百户的族，族师天天与百姓打交道，他们的贤良与否必定了解得很详细，所以三物的记录，以族为基础。每月初一和春秋两季都有记录，用来激励他们增进德行，振作他们的懈怠疲倦，这真是极好了。

按照国家考核的法令，率领四闾的属吏，按时召集百姓，考核登记本族成年男子和家庭的多少，辨别他们的贵贱、老幼、残疾以及可以任用的人，还有他们的六畜和车辆。解释说：国家考核，是小司徒的九种考核之一。四闾的属吏，指闾胥和比长，凡是有职事的人，成年男子和家庭的多少以及六畜、车辆，乡大夫已经登记，族师又再次登记。这是因为生死、贵贱、老少的变化不同，不能不按时考核登记，作为施舍的依据。百种政事都起源于族，即使是党正也亲自临视，因为他们亲近百姓的缘故。

五家为一比，十家为一联，五人为一伍，十人为一联，四闾为一族，八闾为一联，让他们互相担保，互相接纳，刑罚和奖赏互相牵连，共同承担国家职事，为国家服役，互相协助安葬埋葬。

解释说：联有连接的意思，也有次序的含义。大概在一比之中，五家已经有先后次序了。十家为一联，那么两个比又分出先后。四闾已经有先后次序了，八闾为一联，那么两个族又分出先后。分开来说，比长各自统领五家，闾胥又统领五个比，族师各自统领四闾。如果没有先后次序，那么同等的人就不分上下，怎么能合成为亿万，使大家整齐划一呢？只有因为有联，那么从一家数到五家为一比的次序，从一比数到五个比为一闾的次序，从一闾数到四闾为一族的次序，从一族再加一族为八闾的次序。从比累积到万，到亿，无不整齐有序，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都出于自然，连接而不混乱。推而广之到天下，没有不是这样的。十家为一联，是连接他们的居所；十人为一联，是连接他们的人。居所有比、闾、族、党，人有伍、两、卒、旅，它们的法令都相同。先王之所以一定要建立联比的法令，是想让旧居的百姓互相担保，新来的迁徙者互相接纳。刑罚互相牵连共同承担，那么坏人就会共同厌恶而没有庇护；奖赏互相牵连共同承担，那么好人就会共同喜爱而不互相嫉妒。职役、安葬埋葬就互相协助。所以联比百姓，是为了使他们心意融洽。

如果征发百姓从事耕作、田猎或服役，就集结他们的卒伍，检阅他们的兵器，用鼓、铎、旗帜等率领他们到达，掌管他们的治令、戒禁和刑罚。年终就汇总政事上报。解释说：作，兴起的意思。前面说过五人为伍，十人为联了。这里说如果出兵、田猎或服役需要众人时，就每家挑选一个可以胜任的人，按照伍两的法令集结他们。如果实行简稽的法令，那么有的四家出一人，有的八家出一人，有的三十家出一人。按照司马法，是看现有的人数，集结卒伍来使用。族师掌管百家联比的法令起源，所以详细叙述。掌管治令、戒禁、刑罚，管辖人也必须有法令，贵在严肃。所以使用众人的方法，集结卒伍使他们有统一指挥，检阅兵器使他们精良强大，用鼓、铎、旗帜率领他们使威严命令必定执行，掌管戒禁刑罚使法度严肃，以此来协调他们的力量。到了年终就汇总这一年所执行的政事上报给乡大夫。

原说：治理百姓的方法，上下不分辨，那么贵贱就没有区别，而强弱就会互相欺凌。所以没有次序，礼就不能施行。上下不连接，那么情义就会背离，而欢爱不相通。所以不和谐，乐就不能兴起。先王用礼乐治理天下，必定先用伍比的法令，区分上下，以确立次序；又用什联的法令，聚合群众，以引导和谐。所以从居所来说，五家为一比，十家为一联，一百家为一族，二百

译编成什伍。平时互相保护、接纳，战时刑罚与奖赏互相连带。由此加以修治，教化就能推行，人心就能转变。由此加以修治，礼义就能兴起，刑罚就能搁置。由此加以修治，风俗就能淳厚，太平和谐就能实现了。以人数来说，五人为伍，十人为什，百人为卒，二百人为什。推广到千万人，乃至亿万人都如此。所以涣散时各自回归，就都能安居其处；忽然集合时，就都能各守其位。命令他们从事军事和田猎，行伍就能安定；号令得以施行，旗帜器物就能整齐。命令他们服劳役，就能同心协力，告诫命令不烦琐，而事情功效都能完成，这是因为什伍平时就已确定的缘故。什伍不加以制约就会混乱，什伍不团结就会背离。圣人想要在天下有所作为，我知道一定有精要的方法，不仅仅是清静无为罢了。那么什伍的制度，即使历经百代圣人，又怎么能改变它呢？大司徒也有兄弟、师儒、朋友之间的什伍编制，都是希望他们同心同德，趋向于善。哪里不是用礼乐治理天下的道理呢？

译闾胥各自掌管其闾内的征召命令，在每年的时节，分别统计其闾内人口的多少，辨别施舍的适宜与否。凡是春秋两季的祭祀、役政、丧纪等事务，都聚集民众。校比完毕后，就宣读法令，记录那些恭敬、勤勉、任恤的人。凡是事务，都掌管其校比、罚酒、鞭打惩罚的事。

解释说：二十五家为一闾。胥，是民众中有才智的人。因为他们是平民，所以没有行政权力，只在其闾内掌管征召命令罢了。众寡指人口，二十五家的人口可以计数，所以不说夫家的多少。然而施舍的辨别，从闾胥开始。因为与民众同处，所以观察得详细。祭祀，是指州社、党禜、族酺，闾胥参与其中。役政，是指田功事务的役政，州党射饮、读法等类似事务。丧，是指上级的丧事，遇到这几件事，必须聚集民众，因为闾胥是民众所率先效法的，掌管征召。比，是指校比一闾的民众。闾胥接近民众，所以宣读法令没有固定时节，聚集校比时就宣读，以互相告诫。校比完毕后，就记录那些恭敬、勤勉、同等互信为任、同类相济为恤的人。不记录德行、道义、学问、技艺，因为德行尚不可命名，通过恭敬、勤勉、任恤来实行，而达到成就德行、通达才能，才有德行、道义、学问、技艺的名目而可以记录。所以恭敬、勤勉、任恤，又是德行、道义、学问、技艺的根本。所以闾胥所记录的，只是防止懈怠、激励修饬的地方，观察这个就可以知道教化的根本了。不在此建立基础，只每天追求孝悌、和睦、姻亲以及仁圣、忠和的人而记录，那些不随便互相欺骗的人，就很少了。凡事，是指聚集民众而校比的事，觵罸、爵挞、罚朴等。罚，是财物，这是失礼违教的惩罚，闾胥执行其役事。记录其善行不遗漏片善，惩罚其恶行不容小恶，这是周朝民众所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的原因，因为治理在开始时就做好了。

班固说：“圣王的制度，在里有塾，在乡有庠。塾用来明教，庠则行礼而示化。春令民众全部出在野外，冬则全部进入邑中，这是为了顺应阴阳，防备寇贼，习礼文。春将出民，里胥清晨坐在左塾，邻长坐在右塾，全部出去后才回去。晚上也这样。进入的人必须等待薪柴，轻重分担，斑白者不提挈。冬民既入，余子都在塾室，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须相从，是为了节省燎火，同巧拙，合习俗。”又说：“民年八岁入小学，学六中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家室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

按班固的话，能推测周制的一二，但说“在里有塾，在乡有庠”，这是不知道州序、党庠的制度。春冬出入，民里胥、邻长坐左右塾，这是遂法。余子在塾室，俊秀十五六入庠序，是余子。妇人同巷相从，也是料想之言。但说“民年八岁入小学，而知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而知君臣之礼”，则符合古者小大二学的意思。大概比闾、族、党的教化，用来教万民，其书是《内则》《曲礼》《少仪》。闾塾之学，用来教小子，《周礼》也未言，但在《司谏》说“朋友正其行而强其道艺，辨其能而可任国事者”，正是说在党庠、州序的俊秀。所以《少仪》是闾塾之书，而《内则》《曲礼》则是党庠、州序之书。班固此说，可以补未备之意。

比长各自掌管其比的治理，五家相受，相和亲。有罪奇邪，则相及。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徙于他，则为之旌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唯圜土内之。

解释说：比长即上农。虽然五家也立为长，有下士的秩，然后等级有辨，统帅有人。五家听信之，所以也有治理之道。相受，是指相寄托、假贷。相和，亲情意绸缪。有罪为非，而触犯法禁。奇，是指怪诞；邪，是指邪恶。比长，是齐民之长。所以只令其善相劝勉而相和，恶相纠戒而相及罢了。徙，是指不便其居。或国中之民出徙于郊，或郊野之民入徙国中，其田里必自上授之。其旧居比长，必送于彼授其吏。若去远乡不能亲送，则为之旌节，使执之则门关得达。若所居新乡无比长亲授，或出本乡过他乡无节信，则门关系之，纳于圜土，以诘所自来。大概非逃民即盗贼。梁氏说：比长至卑，而乡法必始于此。圣人慎焉。其相受相和亲，而后善俗可以兴。有奇邪而罪必相及，而后奸恶无所容。无授无节，则必因而治之，而后反叛之徒无处之可藏，无往而不获。大概善有所劝，恶有所惩，业可以安生，可以遂非。上之人虑之周而处之当，曷能使之无不得其所哉？

原说：教化，不贵于语言，而贵

译用道德来教化百姓。有道德却无相应的职位来安置，那么道德就会隐没，教化也就无法推行。所以先王设立职位来授予有德之人，设置职责来安置有才能的人。职位与职责都与其人相称，那么教化自然就能推行了。因此，从比长到乡大夫，虽然等级相差悬殊，但用来教化的原则是一致的。宣读法令、纠正告诫，在每月初一和每年的特定时节，都召集百姓参与，这比起耳提面命的教导也不为过了。道德、品行、学问、技艺，是教化的内容；婚嫁、冠礼、饮酒、丧葬、祭祀、射礼、乡饮酒礼，是用礼仪来教化；学校中的九种考核与辨别，以及施舍、六畜、车马等事务，是用实务来教化。古代用来教化的方法，不出这些范围。人之所以成为人，也不外乎这些了。不仅进行教化，还将其记录在案。不仅记录，还加以考核。考核既已详审，便根据乡中人口的多少来举行宾兴之礼。优秀者进荐给君王，次一等者作为观摩的对象，询问他们以决定进退。这样的等级制度顺应人心，谁不受到激励劝勉而趋向善良呢？所以，道德与职位相称，那么道德就尊贵。用道德来教化，那么教化就能推行。设立爵位来区分尊卑次序，制定礼仪、宫室、衣服、度量衡来区分等级，设置乡遂的各种职事来任用人才。用道德礼仪来感化他们，不用刑罚政令来驱使他们。官吏不出其乡，教化不离其务。有激励劝勉的权力，有训诫告谕的完备措施。这就是先王能使百姓日渐向善、远离罪恶而不自知，达到雍容和乐、太平盛世的原因，其关键大概就在这里了。后世不明白职位与职责的区别，设立教化的法则，另外设立教官，专门以言语诵读传授为教化。乡中没有尊崇道德的职位，百姓没有观摩感化的实际对象。纵然说达到了治理，也不过是财物粮食丰盈罢了。道德礼仪的完备，民心的淳朴，是没有的。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出现，应当把这件事作为首要任务。

译封人掌管设置天子的社坛和围墙，划定王畿的边界并种植树木。凡是分封诸侯国，就设置其社稷的围墙，划定其四方疆界。建造都邑的边界区域，也这样做。命令社稷的职事，解释说：这是地官系统中管理民众的官职。治理民众以敬奉神灵为先，所以封人列为地官属官之首。社是祭祀地神的名称，配以稷神。王社祭祀天下的土地，国社祭祀一国的土地。天子的国家，就是王畿之内。社以勾龙氏配享，稷以弃（后稷）配享。坛在中间，坛外为围墙。划定王畿边界并种植树木，是种植适宜生长的树木，以严明其界限。不提及稷和坛，是举重以见轻，通过强调重要的部分来体现整体。封国，即封建诸侯，就割取代表五方颜色的土地赐予他们。在其国都建立社坛，设置社稷的坛，确立界限的围墙。在王畿边界上，都挖掘沟渠，又堆土成垄，种植树木，作为坚固的屏障。如果建造大都、小都、公邑、家邑，也划定其四方区域，挖掘沟渠并种植树木。命令其社稷职事的人，都邑也一定有封人，来主管社稷的事务。王朝的封人，只是特别命令他们确立其职事罢了。

凡是祭祀，装饰牛牲，设置楅和衡，放置牵牲的绳索，供给洗涤用的水和垫牲的草料，歌舞着牛牲以及带毛炮制的豚肉。凡是丧礼、宾客、军旅、重大盟会，就装饰牛牲【楅音福，絼一作纼，持忍反，槀古老反】

解释说：饰，指刷洗整治使之洁净。楅安装在牛角上，以防牛角抵触。衡安装在牛鼻上，用来系绳。絼，是牵拉牲口的绳子。水用来洗涤牲口，稾（草料）用来铺垫牲口。君主牵着牲口进入庙堂，此时伴随着歌舞的言辞，其肥美香气以取悦神灵。毛炮豚，是指剥去其毛，将〇（米谷等）填入腹中，炮制而成，以作为八珍之一。郑氏说：封人歌舞其牲口，称其博硕肥腯。丧礼有奠牛，宾客有牢醴，积膳之牛，军旅有犒牛，防同之盟有载书之牛，都要装饰面部并防止其抵触。

叶氏说：古代拥立君主称为奉社稷，娶妻称为共社稷，为国而死称为死社稷。社稷的重要性，也就明白了。所以封人掌管设置天子的社坛围墙，封国必定设置社稷的围墙，建造都邑也这样做。这表明王畿和邦国都有社稷。郑氏说：社稷是土谷之神，有德行的人配享祭祀。共工氏的儿子叫勾龙，配享社神；厉山氏的儿子叫柱，配享稷神。商汤迁都后改祀弃。《诗经》中的《载芟》：“春季祈求社稷”，《良耜》：“秋季报答社稷”。宗伯在遭遇大灾时祭祀社稷，说它与天时相互关联吉凶，与年成相互关联丰歉，所以设置官职来掌管它吗。

鼓人掌管教授六鼓和四金的声音，以节制声乐，以调和军旅，以规范田猎役事。教授制作鼓并辨别其声音，用雷鼓祭祀神灵，用灵鼓祭祀社稷，用路鼓祭祀鬼享，用鼖鼓用于军事，用鼛鼓用于役事，用晋鼓用于金奏【鼖音焚，鼛音高】

解释说：金鼓都是乡野所用的，所以特别设置鼓人来掌管。所谓用音乐调和民众，这是其中之一。六鼓即下文所述的六鼓，四金即金錞、金镯、金铙、金铎，用来节制声乐的是雷鼓、灵鼓、路鼓、晋鼓，用来调和军旅的是鼖鼓，用来规范田猎役事的是鼛鼓。教为鼓，即教授击鼓的人，辨别鼓声的用途，鼓有长短，其声音有大小，辨别其所当用的事务。雷鼓，是八面鼓，神祀指祭祀天神；灵鼓，是六面鼓，社祭指祭祀地神；路鼓，是四面鼓，鬼享指祭祀宗庙；鼖，是大鼓，长八尺，只有两面，用于军旅击鼓；鼛鼓，长一丈二尺，用于役事击鼓。《诗经》说：“鼛鼓弗胜”就是如此。晋鼓，长六尺六寸，用于金奏，指先敲击编钟，随后用晋鼓和之，这就是六鼓。

用金錞和鼓，用金镯节制鼓，用金铙停止鼓，用金铎传达鼓【錞音淳，镯直角反，铙女交反】

解释说：錞錞，是也，形状圆如碓头。音乐开始时鸣响它，与鼓相和。镯，是钲，形状像小钟，军队行进时鸣响它，作为鼓的节拍。铙，像铃铛，没有舌，有柄拿着鸣响，用来停止击鼓。铎，是大铃，振动它来传达鼓声。金铃，金属舌的叫金铎，在军中振动。金铃，木舌的叫木铎，发布命令时振动。这就是四金。

凡是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凡是军旅，夜间击鼜鼓，军队行动就击鼓召集众人，田猎役事也这样做，救助日食月食就告知天子击鼓，重大丧事就告知大仆击鼓【帗音弗，鼜音戚】

解释说：百物之神，指蜡祭。兵舞，即干戚之舞；帗舞，用彩色缯帛制成。有柄，当舞蹈时系在鼓上以应其节拍。鼜夜，是守夜的鼓。大概军队警戒在夜间，所以击鼜鼓以警示众人。《司马法》说：黄昏时四通为大鼜，半夜三通为晨戒，天明五通为发昫。军动且行，也击鼓以进众。救助日食月食就告知天子，击祭祀天神的雷鼓。重大丧事开始崩逝及下葬时，就告知大仆击鼓，传达于四方。

舞师掌管教授兵舞，率领众人舞蹈以祭祀山川；教授帗舞，率领众人舞蹈以祭祀社稷；教授羽舞，率领众人舞蹈以祭祀四方；教授皇舞，率领众人舞蹈以应对旱灾。凡是野外舞蹈都教授，凡是小祭祀就不兴起舞蹈【暵，呼但反】解释说：舞师掌管教授舞者，兵舞即武舞

译帗舞，用于祭祀名山大川，使用它含有捍卫的意义；帗舞用于祭祀社稷，含有祓除不祥的意义；羽舞，用白色的鸟羽制作，形状像帗，四方指四望，羽含有翼蔽的意义；皇舞，用五彩鸟羽制作，用于干旱之时，含有阴阳相互调和的意义。这三种都是文舞。野舞，是指乡野之人学习的舞蹈，教导他们是为了准备乡、遂、州、党祭祀时使用的舞蹈。兴，就是兴起的意思，如果不兴起舞蹈，民间的小型祭祀可以省略。

译郑玄说：鼓人、舞师不隶属于乐师，而归属于司徒，是因为民间有所需要。所谓改变风俗、移易习惯，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其具体实施就在这里。如果不用礼仪来教化百姓，百姓就会轻慢；不用音乐来教化百姓，百姓就会背离。祭祀固然属于礼仪，但音乐的用途也没有比祭祀更大的了。至于军队作战、田猎劳役，没有音乐就不能和谐，更何况是歌舞的节制文采，用来端正百姓道德呢？音乐怎么可以在民间废除呢！所以《大司徒》说：“用六乐来防范万民的情欲，从而教导他们和谐。”这就是鼓人、舞师必定归属于司徒的原因。

牧人掌管放养六种牲畜，使它们繁殖兴旺，以供给祭祀用的纯色完整牲畜。凡是阳祀，使用赤色毛的牲畜；阴祀，使用黑色毛的牲畜；望祀，各自按照所在方位的颜色选用毛色的牲畜。凡是时祀用的牲畜，必须使用纯色完整的。凡是在郊外祭祀以及禳除灾祸的祭祀，使用杂色牲畜也可以。凡是祭祀，供给牺牲，交给充人，拴系起来。凡是牲畜不拴系的，供给并捧持它们。【黝，音纠】

解释说：六牲，是指牛、马、羊、犬、猪、鸡。阜，是兴盛；蕃，是繁殖。物，是指毛色。牲，是活着的牲畜；牷，是纯全。大概牲牷是指牲畜的全体完整，牺牲是指牲畜的纯色，都是互相补充说明罢了。祭祀分为阴阳，天为阳而地为阴，日为阳而月为阴。宗庙中，昭庙属阳而穆庙属阴。阳祀，是禋祀，即实柴、槱燎之类的祭祀。阴祀，是血祭之类的祭祀。望祀，是貍沈之类的祭祀。时祀，是六享宗庙的祭祀。外祭，是指表貉以及君王出行所过山川的祭祀；毁事，是指候禳、毁除灾祸之类的祭祀。骍，是赤色，代表阳；黝，是黑色，代表阴，用以区分南北方位的颜色来划分阴阳祭祀。方位的颜色则是东青、西白、南赤、北黑、中黄。尨，是杂色，都可以使用。拴系牲畜，是指时祀以上的祭祀；不拴系，是指外祭、小祭的牲畜。拴系则交给充人去饲养，不拴系则自己供给捧持即可，不交给充人。

牛人掌管饲养国家的公牛，以等待国家的政令。凡是祭祀，供给享牛、求牛，交给职人饲养。

解释说：牧人所饲养的是已成年的牲畜；牛人所饲养的是未成年的牲畜。公牛，是公家的牛，用于祭祀作为牺牲，等待国家的政令，则祭祀、宴飨、宾射、军事、丧纪所需都用它。享牛，是献给神灵的牛；求，是索取。职人就是充人，刍，是饲养。

凡是宾客之事，供给牢礼，积膳用的牛；宴飨、进食、宾射，供给膳羞用的牛；军事，供给犒劳用的牛；丧事，供给奠祭用的牛；凡是会同、军旅行役，供给兵车用的牛，以及牵引和旁侧辅助的牛，用来装载公家的器物；凡是祭祀，供给牛牲的互，以及盆、簝，以等待使用。【徬，音浪；簝，音老】

解释说：牢，是礼制中的太牢。积，是用来供给宾客使用的，是生肉馈赠。膳，是熟食进献。羞，是进献。所进献宾客的膳食，其牛是在宴飨、进食、宾射讲习礼仪时使用。犒牛，是犒劳军队所用；奠牛，是遣奠所用。牛有两种，有祭享用的牛，有任用的牛。兵车用的牛是用来推战车的，载任器是用来推载车的。人在前面叫牵，在旁边叫徬，是任用的意思。公家使用的器物，互是楅衡之类的器具，盆是用来盛血的，簝是用来受肉的，都由牛人供给。

充人掌管拴系祭祀用的纯色完整牲畜。祭祀五帝，就在圈栏中拴系饲养三个月。享祭先王，也是这样。凡是散祭祀用的牲畜，拴系在国都城门，让守门人饲养。视察牲畜则报告，纯色硕大的牲畜则赞告。

解释说：充，是肥壮的意思；牢，是圈栏。拴系在圈栏中，是充人亲自做的。饲养牛羊叫刍，大概是交给牧人去饲养。散祭祀，是指司中、司命以及所有小祭祀。拴系在国门让守门人饲养。展牲，是察视的意思。告牷，是报告其体色纯全。硕，是大。君王牵牲畜，宗人报告硕大，而充人则赞告。

郑玄说：“从封人到充人，职位都很低微，却列在载师之前，为什么呢？大概五官都隶属于司徒，这些是外部所用礼乐的低微职位，就像春官中的郁人到司几筵一样。官职虽然低微，但职责重要；事情虽然细小，但关乎礼乐则意义重大，所以排列在此处。”

载师掌管分配土地的法则，根据土地上的物产分配地职，以等待政令。解释说：任土，是指土地有生物的功能，任用它而不使其闲置荒废。其法则则是划分王畿的土地，分为郊、甸、县、都等等级，以便授予人们。物地事，是指有土地就有物产，土壤有青、黎、白、黑、黄壤的不同，有的适宜种植九谷，有的适宜种植瓜果，有的适宜繁殖鸟兽之类，凡是地事都以此物产来区分。有地事就有地职，有的职司耕种，有的职司放牧，凡是所谓适宜土地的职司，都以此授予。等待政令，是指以此确定赋税，等待上级命令而征收。

用廛里，分配国都之内的土地；用园圃，分配园地的土地。

解释说：在国都内的房屋叫廛，在田间的庐舍叫里。《孟子》说：五亩的宅地，种上桑树。注解说：二亩半为宅，在城邑内二亩半为庐，在田间，就是里。《诗经》说：中田有庐，就是这个意思。国中，是王城之内。园，用来种植禾稼；圃，用来种植蔬菜，用篱笆围起来的就是圃。按：廛，就是里；园，就是圃。虽然说分配国中与园地的土地，其实总括了乡、遂、都、鄙。凡是在城邑中的宅地，都称为廛。

译建在田野中的房舍，都称为“里”。那些位于田野或城邑中的空地，都称为“园地”。将乡、遂、都、鄙等地域合起来，都称为“国中”。这是从城邑住宅的角度来说的。下文说：“园地和廛地的赋税是二十抽一”，由此可见，建在田野中的房舍称为“里”，其余的土地就是园圃了。这两句话讲的是廛地和住宅。

译用宅田、士田、贾田来承担近郊的土地，用官田、牛田、赏田、牧田来承担远郊的土地。

解释说：宅田是州长、党正的田地，士田是族师、闾师的田地，贾田是司市以下官员的田地，近郊指五十里以内，是六乡的地区。官田是遂大夫、县正、鄙师的田地，赏田是奖赏给有功之人的田地，牛田是饲养公牛的田地，牧田是饲养马匹的田地。远郊指百里以内，是六遂的地区。这七类田地，都在乡遂之中、井田之外，实行贡法，由野人耕种并征收赋税来供养君子。孟子说：“卿以下的官员必须有圭田。”又说：“国都之中十分取一的赋税，就是这些田地。”如果井田实行彻法，那么从乡遂到都鄙都是这类田地，其赋税作为百官的俸禄及九赋的需要，又不同于七等田地专门用来厚待君子。乡大夫的爵位是卿，或许昔日王朝的卿大夫有家邑，其田地不是乡中所能容纳，所以不在此列。这里总说七等田地在乡遂之中，下文只以都邑的本名来称呼，其实都鄙虽然不成乡遂，也像乡遂的制度，所以制定田地的法则，七等田地就在其中了。

用公邑的田地，来承担甸地；用家邑的田地，来承担稍地。

解释说：乡遂之外是都鄙，也称为公邑。为什么称为鄙？五百家聚居的地方称为邑，不成县遂。公邑，是天子尚未分封给人的土地。郊外称为甸，地在二百里以内。井田的法则，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大概丘邑的田地在乡遂之内，成甸的田地在鄙邑之内，而县都的田地则位于小都、大都之中。用井田的数量来命名其土地，尚不可知。家邑，是天子的各位大夫各自受封二十五里的采地，在三百里以内的地区，稍字的含义不详。土地则在甸与县之间。治理邑的人，是县师。

用小都的田地，来承担县地；用大都的田地，来承担疆地。

解释说：县，按照井田的法则，四甸为县；按照聚居的法则，二千五百家为县。称为县地，是运用井田法则；称为小都、大都，是运用聚居法则。四县为都，都的名称依此而立。四县则是万家，都仅限于万家四县而已。不设立乡遂，是因为大都不可与国都匹敌，疆是边界。从此之外则是侯国。小都则是天子的各位卿各自受封五十里的采地，在四百里以内；大都则是天子的三公及王子母弟，又受封百里的采地，在五百里以内。所以采地百里也像侯国，大国三乡三遂。采地不成乡遂，是因为有别于四郊。丘氏说：四郊土地占据四同，甸地占据十二同，稍地占据二十同，县地占据二十八同，都地占据三十六同，共一百同。王畿千里。郑氏说：凡是王畿内方圆千里，积一百同，是九百万夫的土地。有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道路街巷，去掉三分之一，剩余六百万夫。又根据田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确定受田者三百万家。远郊以内的土地占据四同，三十六万夫的土地。去掉三分之一，其余二十四万夫。六乡的百姓七万五千家，一家受田二夫，则是十五万夫的土地。其余九万夫则是廛里、园圃、宅田、士田、贾田、官田、牛田、赏田、牧田。这九类也通受一夫，则是半农人。确定受田十二万家。按乡遂共十五万家，一家受田不及二夫，七等田地也以夫受来计算。

凡是承担土地，国宅没有赋税，园廛二十取一，近郊十一取一，远郊二十取三，甸、稍、县、都都不超过十二取一，只有漆林的赋税二十取五。解释说：上文说任土贡助，包含在其中；这里说任地，专门以贡法来说。大概周人贡助并行，助法十一取一，不必多说；贡法则七等田地有差别，所以再次列出。国宅，凡是官府所有的宫室官吏所治理的地方，所以没有赋税；园廛，二者都是民居，大概在五亩的宅地之内，种桑麻作为布缕的赋税，所以二十取一。下文宅不毛者也有里布，就是此意。近郊十一取一，是指宅田、士田、贾田的赋税；远郊二十取三，是指官田、牛田、赏田、牧田的赋税。甸、稍、县、都都不超过十二取一，也是贡法七等田地，乡官所受的俸禄。漆，古书写作桼，大概有水泽的地方称为漆。《诗经》说：“猗欤漆沮”，凡是沼泽都可以称为漆。林，是山林；漆泽，是衡所掌管的地方；林山，是虞所掌管的地方。二十取五，就像鱼盐、材木之类，不用人力耕治，是天地自然的利益。只是看其所得，每十分取其二分之半。井田的助法，则有公田，固然是十一取一；彻法没有公田，但每夫十取其一；贡法则是轻近而重远，因为七等田地都是乡官所受，作为俸禄，乃是他们的私田而授民耕种，所以收取不同如此。也立为定法，令其不得多取于民。然而也有莱易之中，耕治胜于腴田的，所以

译多取赋税，其后果难以预料。《国语》记载：“季孙氏实行田赋”，孔子对冉有说：“先王制定土地制度，根据劳力征收田赋，并观察土地的远近；根据收入征收里赋，并衡量百姓的贫富。”籍田，是乡官的俸禄，即孟子所说的圭田。以力，指耕作有勤惰之分，因此征收的赋税不同，所以有远近轻重的差别，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赋里，即下文所说的里布。住宅不种桑麻就要缴纳里布，这就是所说的衡量百姓的有无。至于官家的田地，都按十分之一的税率征收，这是不言而喻的。

译凡是住宅不种植桑麻的，要缴纳里布。凡是田地不耕种的，要缴纳屋粟。凡是百姓没有固定职事的，要缴纳夫征。对于家庭的征敛，按照时节征收其赋税。

解释说：宅不毛，宅指的是廛里。《遂人》篇说：分配田地和住宅。一户人家有一百亩田地，那么住宅用地是五亩，其中二亩半在城里，就是廛和园；二亩半在乡下，就是田里的庐舍和园圃。都要种植桑树以供养蚕之用，这是里田和庐舍。《遂人》篇说：用田地和住宅来安置百姓，就是这个意思。布就是布帛。《孟子》说：有布缕的赋税，这正是五亩宅地所出的布。闾师让妇女从事女工进贡布帛，就是这种布。所以百姓受领五亩住宅，如果不种桑麻，也一定要收取里布作为布缕之征，不会因为不种植而免除。屋，是百姓居住的房屋，也就是廛。屋粟，是从房屋中出的粟米，大概既然受领了百亩田地，自有百亩的税赋。粟米虽然不在田里耕种，无处收取粟米，也一定要从房屋中收取，不会因为无田而免除。夫征就是百亩的税粟，家征是力役的征敛。没有职事的人，也收取夫家的征敛。受领住宅不种植，受领田地不耕种，都收取粟米布缕的征敛。那么周代的制度，每户人家必定有三种征敛，只有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幼者、疾者，然后才免除。所以乡法以辨别施舍为大务。郑玄解释里为二十五家的里，屋为三夫的屋，那么穷困百姓一家尚且不能共同承担，何况二十五家和三家呢？暴秦也不至于这样。乡遂的赋税，小司徒、乡师下令，闾师、载师征收，都是这些赋税。都鄙的赋税，里宰征收，县师敛取，也是这些赋税。按时征收，各自按照时节，布缕在夏季收取，粟米在秋季收取，力役在冬季收取。《孟子》说：君子用其一，缓其二，就是这个意思。原说：周人借鉴夏商两代的制度，所以贡、助、彻兼行。贡，是收取受领土地的税赋。助，是八家同井，共同耕种公田。彻，是通力合作，按亩均收。叶氏说：井田制则天下都实行井田制，丘甸县都的制度没有不相同的。又说：载师七等田地，闾师、县师所征收的赋税就是贡法。税赋有远近轻重的不同，所以载师立下定额，让他们自行进贡，而司稼根据年成好坏来调整。敛法则郊野的贡法也随年成上下调整，不是以几年为常例。我认为井田法、邑、丘甸、县都，说的是实际田地的数量。然而用在乡遂甸，就用在鄙邑、县都，用在大都、小都七等田地。乡遂都鄙都有，而彻法也在井、邑、丘甸、县都之中，所以载师详细列出，大概周人经界的法律很严格。一夫定为百亩，如果有肥瘠不同，就用莱牧来补充，不过是想均平百亩的税赋罢了。但数到九夫，就是一井，固然不局限于画井为公田。只有耕种时通力合作，按亩收取十分之一，所以叫彻法；成井则有公田，叫助法。所以都可以称为丘甸县都。那些不成井和不成夫的，就是七等田地。《孟子》所说的卿以下必定有圭田，随其秩位作为差等，不是以五十亩为限。但所谓国中自赋，也是大概说国中多君子，所以贡法多，不是说乡遂没有助彻。至于甸稍县都不说七等田地，大概都鄙的制度都有国野比居的法律，也像乡遂，但不让他们成为乡遂，所以叫都鄙，也是贡助彻并行其间，所以举其本名概括，七等田地自在其中。但助彻都是十分之一了。七等田地多乡官的俸禄，不得不实行贡法，所以立下定额，让乡官自行进贡，道理或许如此。郑玄却说王畿都是贡，侯国都用助，实在不对。

闾师掌管国中及四郊的人民、六畜的数量，以任用其劳力，以等待政令，按时征收其赋税。

解释说：“闾师，熟悉闾里情况的人，所以掌管乡遂人民六畜增减的数量，将要任用其劳力，不使怠惰游手好闲。”等待政令，听从乡遂师校比的政令，征收赋税与载师同征此赋。载师的赋税主要在于地税，闾师的赋税主要在于九职农末。虽然有专任或兼任的不同，但每人三征则无不同，所以说“都是一赋”。如果像先儒所说闾师所征收的是任民的税，那么下文说贡，而这里说赋，可见与载师同征。

凡是任用百姓，任用农民从事耕种，进贡九种谷物；任用园丁从事种植，进贡草木；任用工匠从事加工材料，进贡器物；任用商人从事市场交易，进贡货物；任用牧人从事畜牧，进贡鸟兽；任用妇女从事女工，进贡布帛；任用衡官从事山事，进贡其物产；任用虞官从事泽事，进贡其物产。

解释说：这是说任用百姓的法律。天下的百姓不出九职，太宰分职，司徒颁职，不过是分派和颁布罢了。必定由闾师任用，然后职事有可立足之地，而缴纳赋税。农民，是天下的根本，任用在郊甸县都之中，而缴纳粟米之征。园圃在郊内，薮牧在郊外，固有以农业兼营的，也有专其业的，就看其行业而取赋，或进贡草木，或进贡鸟兽。工匠化用八种材料，商人通货物，也有兼营农业的，

译有的人专门以此为业，那么工匠有工匠的法度，商人有商人的法度，让他们进贡器物，进贡货物。让虞官管理山林，让衡官管理沼泽，山林沼泽的利源出于天地自然的生成，所以让他们各自进贡其物。像角人征收齿角，羽人征收羽毛，掌葛征收细葛布于山林沼泽的农夫之类，用来抵充国家的赋税，就是这样的。从三种农夫到虞衡官所掌管的职务不同，看他们的职业来征收赋税，都不超出百亩田地的税额，有的用实物，有的用米谷，米谷用来作为俸禄，实物用来抵充国家的赋税。至于嫔妇，凡是已经成家立室的都有，所以都让他们进贡布帛，作为布缕的征收。这是根据他们的职务而责求他们的进贡，用来充实赋税。有人说：进贡九种谷物的是农夫，农夫既然已经受田并按十分之一征税了。如果园圃、工商、嫔妇、虞衡的进贡，既然不能按十分之一来征收，那么从事这些行业的人，他们的贡赋以什么为节制呢？回答说：从下文“间民无职者”来看，就命令他们出夫布了。从上文“载师无职出夫家之征”来看，那么夫征是百亩的税，是一家力役的征收。这样有职无职都出三种征赋了。夫布、力役或许有固定的数额，而夫征则有等级的差别。《载师》的职掌说：园圃在国都之中，就按二十分之一征收；园圃、沼泽、牧场在郊、甸、县、都之中，就有的按十一分之一、十二分之一征收；虞衡则按二十分之五征收。商人有商人的法度，工匠有工匠的法度，这就是他们征收的节制。

译凡是没有固定职业的人，都要缴纳夫布。凡是平民百姓，不饲养牲畜的，祭祀时没有牺牲；不耕种土地的，祭祀时没有盛在祭器里的黍稷；不种植树木的，死后没有外棺；不养蚕的，不能穿丝织品；不纺绩的，不能穿吉衰。

解释说：“无职，是指闲散百姓没有固定的职业。”夫布，是妇女所缴纳的布帛，也就是载师所征收的里布。凡是组成家庭的人，都有这项义务，所以夫布和里布都是同一种布。孟子说：“防止没有夫布和里布的缴纳，”意思是夫布和里布都属于廛布。将它们分开征收，是不对的。这就是布缕之征，所以闲散百姓也不能免除。畜，是饲养牲畜；盛，是盛放黍稷；椁，是包裹内棺的外棺。不帛，是指不能穿丝织品；不衰衣，是指不能穿吉衰。刑罚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们感到羞耻，让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职业，并勤奋地从事兼职工作。

原说：“以前的儒者认为夫征是百亩土地的税赋，为什么仅仅是百亩土地的税赋呢？这其实是兼收了九职的贡赋。农夫缴纳九种谷物，本来就是百亩土地的税粟；园圃缴纳草木，工匠缴纳器物，商人缴纳货物，牧人缴纳鸟兽，虞衡缴纳山泽的产物，虽然他们没有受田，都应当按百亩土地的税赋来征收粟米。妇女缴纳布帛，凡是组成家庭的人都有这项义务，所以作为布缕之征。至于力役之征，则辨别可以服役的人，有公旬的法令，这些都规定在均人的职责中。因此，有家庭就有分工，有分工就有三征，这是先王制定恒产、确定赋役、支出财用的根本原则，都包含在这里。所以明白了三征的法令，那么太宰的九职、九赋、九式、九贡，大府的九功，都可以源流贯通，条理清晰而不混乱。”有人问：“三征中的布缕、力役，比百亩土地的税赋轻，而受田的人还要根据年成的好坏来缴纳赋税；如果园圃、工商、薮牧、虞衡，都限制在百亩的额度，而且没有好坏之分，一定要收足，百姓将不堪重负。”回答说：“先王征收粟米，受田的人根据土地来征税，受职的人根据职业来征贡，所以百亩作为一个夫的标准。有一家受田，其余的夫多而兼有几百亩土地的；也有田少人多，兼有其他职业的，两三家共百亩土地的。只要看他们有百亩田，就征收百亩的赋税。这就是不耕种田地的人要缴纳屋粟的原因。那些不受田的人，薮牧有薮牧的征收，工商有工商的征收，山泽有山泽的赋税，也都是根据他们职业的多少，按职业来征贡。并不是每个夫都限制在百亩的额度上。”只有闲散百姓既不受田，又没有职业，丰歉无法考察，如果不限制他们缴纳三征，天下的百姓有的只缴纳一种征，就说“我家有可以服役的人”，那就只缴纳力役之征；有的缴纳两种征，就说“我已经组成家庭”，那就缴纳夫布。如果不限制他们缴纳粟米之征，百姓都不从事本业，游手好闲的人遍布天下，而田地荒芜的情况日益严重。如果说“我只缴纳两种税”，那么太宰分职，司徒颁职，司空授地职，都因为不受田而免除，那么谁来颁布和授予呢？所以粟米之征，闲散百姓是不能免除的，这可以看出先王重视农业、抑制末业的政策。有人问：“九赋的征收，财贿、粟米不在其中，难道真的像汉代儒者所说的人头税出钱作为赋税吗？”回答说：“不是的。田野所征收的贡、助、彻的收入，都以粟米作为百官府和在位官员的俸禄。只有草木、鸟兽、货物、器物以及山泽的产物，都征收实物来充实九赋，相当于粟米之征。有的征收实物，有的征收钱币，根据时宜，听从上级的命令。所以九赋所征收的，虽然是粟米之征，但不是粟米这种实物。至于布缕之征，则全部作为九赋。所以大府另外列出九功，看太宰以九赋配合九式的用途，从祭祀以下，没有粟米是可以知道的。至于侯国的九贡，也以九赋向百姓征收，以三分之一作为九贡的项目，其余三分之二作为国中的用途。《王制》大同的原因也是如此。所以明白了载师、闾师贡赋的法令，《王制》就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楚了。”

县师掌管邦国、都鄙、稍、甸、郊、里的地域，并辨别夫家、人民、田莱的数量，以及六畜、车辇的统计。每三年进行一次大比，以此来考核群吏，并以此告知废置。

解释说：县师，是治理都鄙的正官，他的职责与遂师相同。大概五鄙为一个县，二千五百家。下面有五百家之鄙，上面有万家之都，县居其中，所以治理都鄙的总称为县师。邦国，是指王畿和侯国。王畿和侯国都有都鄙。稍是指家邑，甸是指公邑，郊里是指都鄙的郊里。掌管地域，是守护其分上的职责。夫家人民，辨别上、中、下，家中可以服役的人，田莱的上、中、下地，田一百亩，莱五十亩，以及一易、再易的数量。夫家人民有多寡，田莱有荒治，六畜有增减，车辇有备乏，县师都掌管其数量并考核。三年，都鄙的官吏，县师考核上报，其功过在县，就知人而废置。

如果将有军旅，防备同田役的警戒，就从司马那里接受法令，以动员众庶及马牛车辇。防备车卒的伍队，使他们都准备好旗鼓兵器，率领而至。

解释说：军旅、防同、田役，都是用众的事情。从司马那里接受法令，是因为都鄙的兵都由司马主管。有所征召，县师就率领而至。

译大抵乡遂的军队用来保卫王畿，而征伐作战的军队都是都鄙的军队。所以平时都受司马的节制。防止车兵步兵的编制混乱，既然制定了三次检阅考核的制度，就根据当时在籍的人数进行调发。防止合并编制的法规，由稍人率领他们听候司马的差遣服役。

译凡是营造都城和邑镇，要测量其土地，辨别其物产，从而划定其区域。按照年节时令征收郊野的赋税和贡品。

解释说：营造都城和邑镇，是率领民夫去建造。都分为大都、小都，邑分为公邑、家邑。测量土地，也是根据户数来制定。测量土地的宽窄，以此划分邻里、鄼鄙。辨别物产，是辨别十二种土壤适宜生长的作物，然后授予百姓田地。之后确定里数、地域，并挖掘沟渠、树立封界。野，指的是稍甸、县都。县师大概兼有载师、闾师的职责。载师负责根据土地征收赋税，县师则辨别稍甸、郊里、地域来征收赋税。闾师负责根据人口责求贡品，县师则辨别夫家、田莱来征收贡品。所以连言“赋贡”，表明兼有这两种职责。然而赋和贡是一回事。

原说：县师是治理都鄙的专职官员。乡有乡师，遂有遂师来治理，而载师、闾师则居于乡遂之中，负责土地和人口事务。只有都鄙只设置县师，事务就能举行了。所以掌管稍甸、郊里的地域，就兼任了土地事务。辨别夫家、田莱、六畜，就掌管了校比、任用民力的事务。考核群吏、诏令废置，就掌管了考绩事务。组织众庶、编组卒伍，就掌管了兵戎事务。营造都邑、测量土地划定区域，就掌管了营建、徒役事务。征收赋贡，就掌管了征收事务。将乡遂的四项职责汇聚于一官，是因为分地少而委权专一。所谓天子派官吏治理，不正是县师吗？至于作为都鄙之主的，在于受五命赐则的卿大夫。

遗人掌管国家的储备物资，以等待施予恩惠；乡里的储备，以救济百姓的艰难困厄；城门关口的储备，以供养老人和孤儿；郊里的储备，以接待宾客；郊野鄙地的储备，以接待羁旅过客；县都的储备，以应对荒年。凡是宾客、会盟、师役，掌管其道路上的储备物资。

解释说：少叫委，多叫积。廪人、仓人，计算九谷的数量，以供应国家用度，其余的在六处设立仓库，以聚集物资。乡里，指乡遂之内民居的地方，设立仓库积存谷物，以赈济百姓的艰难困厄。在国都叫门，在郊外叫关，所征收的货物，既然已用于九赋，其余的就积存起来，以供养无子的老人、无养的幼童。必定在门、关的地方，因为出入方便，易于取用食物。郊里，指四郊的邻里，诸侯为宾，其臣为客，必定用郊里的储备来接待他们，宾客到达郊关之内，主人应当供给他们粮食。野鄙，指百里之外的甸鄙之地，羁，寄居；旅，旅行客。用郊野的储备来接待他们，供给过客的旅行食物。县四百里、都五百里之内，百姓聚居的地方，各有储备，以应对凶荒的赈济。大概这些储备，随处贮存，不随处取用，郊里、野鄙也有应对凶荒的，而宾客、羁旅则在三十里、五十里都有储备以备之，这是大概情况。执行时有通融的法度，数件事都是众人聚集的地方，道路都有储备以等待，遗人掌管，如下文所列，是道路上的储备。

凡是国都到郊野的道路，十里设庐。庐里有饮食，三十里设宿处。宿处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设市场，市场有侯馆。侯馆有积。凡是储备物资的事务，巡视并校核，按时颁发。

解释说：国野，指从国都到达郊野的道路。庐，是简易的居室。略设饮食以救济饥渴，三十里是半舍。则有路室可以住宿。委，是小规模的积蓄，以供饮食。五十里民居聚集，则设市场，由市官管理，四方可以交易。市中设有接待宾客的馆舍，有积蓄以供具。凡是一舍之间，有三个庐。一个宿处，白天有饥渴的预备，夜晚有寝处的安宁，所以安置宾客行旅，也很周全了。凡是储备所在，遗人司职，巡视并校核，则积蓄不至于侵耗；按时颁发，则支出不至于妄滥。

原说：遗人掌管储备，凶荒的赈济，老孤的畜养，宾客羁旅的出行，固然取之而足。至于诸侯会盟聘问，军旅兴起，徒役作用众的方法，道路都有供给。为什么储备如此之多呢？后世一遇凶荒，则赈济无方，师役兴起，千里馈粮，驿传扰民，百姓不安其生，百姓困于征求，国家疲于军饷，怎能像古人那样随地储备以供之，无征求之苦，无转运之劳，而事事都有准备呢？推究其根源，由于兵民既分，储备尽于养兵，官不土著，驿传困于迎送，耕者寡食者众，地利不尽，社仓废坠，所以一遇荒饥而国力不支。然而周人的储备也有道，旅师聚三粟，春颁秋敛，救济百姓艰难，在此矣。委人聚疏材以待宾客羁旅之用，仓人辨别粟入之藏，有余藏之以待凶而颁之，国家大事备，道路之谷积，食饮之具，则周人所以为委积亦多矣。因此能预先具备而无后世之患。后王不欲致治则罢了，如欲宁万民，寿国脉，先王之政可不讲求而施措之哉？

均人掌管均平地政，均平地守，均平地职，均平人民、牛、马、车、辇的力政。

解释说：均，平也。政，读为征。

译所谓均地政，就是均衡土地上的赋税。先划定田地的疆界，一个成年男子受田一百亩，用容易开垦的荒地作为补充，使得土地的肥瘦适中，让一个成年男子去耕守，这就叫做均地守分。对于上、中、下三等田地，分别施用三种不同的农业、沼泽、畜牧措施，使鸟兽繁殖，园圃用来种植桑麻，这就叫做均地职地守地。职责确定之后，然后征收赋税，让一个成年男子缴纳粟米，一个家庭缴纳布帛。所谓均人民，就是辨别那些可以胜任的人去服役，使用牛马车辆来运输物资，这是力役的征收。至于地守地职，则是征收粟米布缕；下文所说的公旬所用，则是力役的征收。

译凡是均衡力役的政令，要根据年成的好坏来调整。丰年，公家每十日役使百姓三天；中年，公家每十日役使百姓两天；无年（歉收之年），公家每十日役使百姓一天；遇到灾荒疫病，就免除力役，免除财赋，不修缮地守，不均衡地职，不征收地政。每三年进行一次大比选，就进行大均衡。

解释说：凡是均衡力役的征发，一定要根据年成的好坏来制定差等。丰年，是指每人能吃四鬴粮食的年成；每人能吃三鬴，称为中年；每人能吃二鬴，称为无年。公旬，是指公家役使百姓的十日周期。如果有十天的役期，那么能够承担劳役的人，根据年成的好坏，分别役使三天、两天、一天，以公旬为计算标准，所以说“役使民力，每年不超过三天”。郑玄将“旬”改为“均”，郑锷则说：“如果每冬三月役使百姓二十七天，那确实是暴秦的法律，这是由于不懂得‘公旬’的含义。”凶，指饥荒；札，指瘟疫。无力政，是指即使公家规定役使一天也没有；无财赋，是指粟米、布缕等赋税都免除。收，就是修治的意思，与“均”相对。因为在灾荒疫病之时，不辨别守界，人们自然不互相侵犯；不施行地职，民众自然尽到职责；不均衡地征，因为没有财赋。凶年不进行均衡，每年进行小均衡，三年进行大均衡。因为地守、地职会有变化，人口有增减，土地状况有变动，所以三年必须大均衡，这样三项征赋才能均衡公平，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原说：“均人的设置，体现了孟子关于三项征赋的言论，掌握了周人征税的要领。均衡地守，就是均衡一夫百亩的土地，粟米的征赋由此产生。均衡地职，就是让九职之人各自承担其土地上的职责，布缕的征赋由此产生。均衡力政，就是辨别能够承担劳役的人，以公旬为界限供给劳役，力役的征赋都在这里了。从均人的角度来看，周礼中赋税贡纳、征税之事，征役力政之法，虽然繁杂广博，难道超出了地守、地职、力政这三件事吗？只有这三件事必须运用均衡的原则，所以载师根据土地适宜性授予人，闾师根据职责分配应当接受的产业，而族闾之长通过校比得到能够承担劳役的人，来听从公家的役使。如果不设置均人，那么各种职事就不能互相兼顾，三项征赋又怎么能使其平均而没有偏重之失呢？”

师氏掌管以善道告诫君王，以三种德行教导国子：第一叫至德，作为道的根本；第二叫敏德，作为行的根本；第三叫孝德，用来知晓逆恶【〇即美字】。

解释说：〇，是善道。指德行的深奥之处。诏，是告诫。三德：至德、敏德、孝德。国子，是天子的嫡长子、众子以及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师氏德行盛大、道义尊贵，是世人的师表，所以用善道告诫君王，以自然之理从容地告知，以此来尊崇君王。用德行教导国子，就从他们所能理解的地方进行示范训诲，让国子效法。《文王世子》说：“师氏，就是教导以事务并晓谕以德行的人。”至极，德，是心中从天获得的理道，即天人性命的界限，事物应当如此的准则。如果不能达到至德，至道就不能凝聚，所以至德是道的根本。敏，是迅速。敏德，是意志坚强、努力践行，积累德行、扩大事业的事情。行，是在人伦日用之间，切实履行事务。如果不勤敏，那么行为就不尽力，所以敏德是行的根本。孝德，是国子出生所依托的隆厚，所凭借的深厚，既然与人不同，自然应当深深思念那无穷尽的界限，不可片刻忘记于心。在此有所得，就是孝德；片刻忘记于此，就是逆恶。所以真正有此德行笃实深固，就必然深知逆恶之事，而自然不忍心去做。朱熹说：三德，互相需要而发挥作用，不可偏废。因为不知道至德，那么敏德就会散漫没有统领，固然不免于笃学力行，却有不知道道的讥讽；不致力于敏德而只专注于至德，又无法扩大事业，而有虚空之弊；不知道敏德，那么孝德就仅仅是匹夫的行为，而不足以通达神明；然而不致力于孝德而只专注于敏德，又无法确立根本，而有违背德行的累赘。这是先王的教化，所以根本与末节互相资助，精微与粗浅两方面都尽到，而不偏向于一方。

教导三种行为：第一叫孝行，用来亲近父母；第二叫友行，用来尊敬贤良；第三叫顺行，用来侍奉师长。

解释说：“用德行教导，是让他们心中有所得；用行为教导，是让他们在事务上有所习练。”朱熹说：“不以德行为根本，就没有所自得，行为就不能加以修习；不以行为落实，就没有所持循，德行就不能自行进步。”然而人的行为，没有比孝更大的，所以至德、敏德，也只有孝德足以穷尽。所以三行，也以孝行为根本。推行友、顺的名目，也是为了尽孝。孝行如问安、侍膳之类，是亲人所爱的。知道爱自己的亲人，就知道奉养的方法了。友行如忠信、辞让之类，是尊者所敬的。贤良是道德上可尊的人，顺行如恭敬、奉承之类，是侍奉者的礼仪。师是尊敬我的人，长是尊崇我的人。所以侍奉师长如同侍奉亲人，就可以称为孝顺了；尊敬贤良如同侍奉兄长，就可以称为友爱弟弟了。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罢了。

居住在虎门的左边，掌管王朝中过失之事，用来教导国子子弟。凡是国家的贵族子弟，都在这里学习。

解释说：虎门，是王路寝的门。居左，是指在门之

译这是左方。师氏、保氏居住在这里，负责视察。观察君王临朝听政，若有善道可以施行，就以此告诉君王。符合礼制的称为中，违背礼制的称为失。大概君王每天在路寝临朝听政，用人行政方面的善举，由师氏告诉君王，并教导国子作为法度。用人行政方面的过失，不在于言语诵读传授之间，而直接在于行事之际，进行教诲。因此古人一定要在实践中学习，成为人才之后才可以治理政事、面对百姓。师氏用〇告诉君王，那么君王所听到的是善言，所知道的是正道，固然可以纠正他的非分之想。然而退朝后劝退他的人众多，这颗心就容易动摇。所以一定要让国子宿卫王宫，在德行中熏陶，那么在君王身边的人，无论长幼尊卑都是善士，用来辅助培养君王的德行，涵养气质，使君王没有过错，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这就是王宫的教育之所以严密的原因。

译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君王举行这些活动时，师氏就跟随，君王听政时也是如此。师氏派遣他的属官率领四方夷狄的隶役，各自拿着本国的兵器服饰守卫在君王宫门外，并且清道戒严。如果君王在野外朝会，他们就守卫内列。

解释：举行，就是进行。听治，就是坐朝听政。君王外出祭祀、接待宾客、会同、处理丧事、用兵；入宫日常听朝。师氏没有不在君王左右的，没有不劝谏君王行善的。他的属官有上士、府、史、胥、徒。四方夷狄的隶役，是司隶所管辖的，兵器服饰各自使用本国的旌旗、布帛、弓剑。门外，指中门之外，清道戒严，阻止行人，不得逼近君王宫殿。内列，指藩营中在内侧的部分。君王在朝或在外出，在野外，师氏必定率领他的属官和隶役来守卫。君王用来教导国子的，都是守卫君王宫殿的人。况且属官众多，徒众广大，掌握威严的权力，那么教化的道理就尊严而使人敬畏顺服。君王也依靠他们而无所恐惧。况且率领四方夷狄的隶役来守卫内列，也是为了让远方的人没有侥幸非分的念头，可以防备身边的变故。先王对于师氏这个官职，之所以安排得如此委曲详尽，那么教化的道理哪有不能实行的呢？

叶氏说：师氏教导三德而不说六德，教导三行而不说六行。保氏既教导六艺，又加上六仪，与司徒的三物不同，因为贵族子弟与六乡的百姓不同。他们的条目虽然有详略的不同，但作为教化则是一样的。国子都说“教”，而保氏独说“养”。国子用道来引导，道不是口舌所能说明白的，用它来涵养他们的心，那么三者的教化才开始可以施行。这又与三物教化百姓不直言道相同。又师氏说：掌管国中失德之事，用来教导国子。中，是教他们作为法则；失，是教他们作为警戒。这样就能通晓政事，然后才可以临政治民。周人对国子，他们的教化很详细，对他们的要求很严格，对他们的培养很周到，那么对他们的任用就很重大。大概因为公卿大夫的儿子，凭借父兄的宠爱，享受宫闱的安逸，未离襁褓就已列入缙绅，不论才愚，一概居于禄位，安于世袭的俸禄就很少能遵循礼制，不学习就像面对墙壁，处理事务只会烦乱。如果没有教养的基础，来变化他们的气质而保护防范他们的德性，将凭什么要求他们的德行素养而举止节奏必定符合礼乐？将来临官治民而想要授予他们政事，都能通达吗？当成王时，鲁周公的儿子伯禽，卫康叔的儿子牟，齐太公的儿子吕伋，都侍奉成王。后来都成为显赫的诸侯，这不是周人详细教导国子的验证吗？

保氏掌管规谏君王的恶行，而用道来培养国子，于是教导他们六艺：一是五礼，二是六乐，三是五射，四是五驭，五是六书，六是九数。解释：保，就是谨慎自身而辅佐君王归于正道。以规谏恶行为职责，纠正他们的过失，纠察他们的错误，使内无失德外无失政，这就是用来保护君王的方法。用道来培养国子，六艺是道的寄托，六仪是道的表现。师氏的德行，不能通过语言直接进入内心，必须教导他们艺仪，使他们朝夕游历其中，以广博义理的乐趣，优游浸渍，来涵养他们，那么德行自然可以达到。用道来培养他们就是这样。然而师氏的教化，是大学的教化；保氏的教化，是小学的教化。大学用理来教化，小学用事来教化。两学的教化，也在师保两个官职上体现出来。吉凶、宾客、军事、嘉事，是五礼；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是六乐；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是五射；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是五驭；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假借、谐声，是六书；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盈朒、勾股，是九数。六艺以礼乐为根本，礼乐是圣人用来治理天下的工具。而列在六艺中，为什么呢？回答说：礼乐有大小，有始终，有仪文度数的礼乐，有大礼大乐，是和平天下的根本，有不可片刻离开身体的。保氏的五礼六乐，也只是仪文度数之间罢了。然而大司乐在成均的教化，专门用乐来成就人才，所以艺称为道艺，正是指礼乐而言的。

于是教导他们六仪：一是祭祀的仪容，二是宾客的仪容，三是朝廷的仪容，四是丧纪的仪容，五是军旅的仪容，六是车马的仪容。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君王举行这些活动时，保氏就跟随，君王听政时也是如此。派遣他的属官守卫君王宫门。

解释：容就是仪，从表现于外来说。祭祀有灌酒、献祭、荐食、撤馔，所以仪容要庄重、盛大；宾客有迎送、宴饮馈赠，所以仪容要严肃恭敬、庄重；朝廷则恭敬谨慎的样子，鞠躬的样子。《曲礼》说：“朝廷上济济翔翔。”丧纪刚开始死亡时惶惶不安，已经殡殓时怅望的样子，已经安葬时感慨不及的样子。《曲礼》说：“丧容累累，色容颠颠，视容瞿瞿、梅梅，言容茧茧。”军旅，《曲礼》说：“戎容暨暨，果毅貌；言容詻詻，教令严肃貌；色容厉肃，视容清明。”车马，《曲礼》说：“车马之美，匪匪、翼翼；鸾和之美，肃肃。”

译和乐的样子。《论语》说：“在车中不向内看，不快速说话，不亲自指点。”技艺是道的寄托，仪容是道的显现，用道来涵养的人就是这样。君王处理政务，都听从臣下的意见，意思是随时采纳谏言。保氏的职责与师氏相同，在宫门和巷门让他的下属守卫，是为了防止人员随意出入，严格宫中的警卫。师氏守卫宫门，保氏守卫内宫，宫内整肃的权力统一由师氏和保氏节制，这就是教化必然能够施行而无人敢违犯的原因。

译叶氏说：《周官》中分派职事，可以说非常详尽，唯独缺少谏官这一职位。只有师氏掌管以善道劝告君王，保氏掌管劝谏君王的恶行罢了。周公因为三公的师保不一定都具备，于是设立了师、保两个氏，由中大夫、下大夫两人担任。他们的职责专一，责任重大，大概这就是言责所依附的地方。然而师氏劝告善道，不知道劝告的是什么善道；保氏劝谏恶行，不知道劝谏的是什么恶行。陈述善道、杜绝邪恶，顺从美善、补救恶行，本是臣子职分中应当做的。然而称为师保，劝告善道、劝谏恶行，不过是一句话的事，除了教导国子之外，就是率领属官守卫王门，率领属官守卫王宫，其余就是君王举行政治，他们只是跟随而已。对于拾遗补阙、纠正过错的事情，似乎有不屑一顾的样子。我认为考察这两个官职，都是守卫王宫的人。他们教导国子，也都是守卫的人，处在君王的左右前后，准备君王的顾问应对，大概是在沉默中诱导他们向善，何必大声宣扬呢？然而师氏用德行教导国子，就是劝告君王的美善；保氏用道义养育国子，就是劝谏君王的恶行。必定有师氏先在前面涵养，然后保氏在后面纠正补救，所以师氏的职责尤其重要。因此《尚书》提到师氏，一定把他与虎贲、缀衣并列；《诗经》提到师氏，把他与膳夫、趣马同列。实在是因为出入起居、侍奉君王，在君王身边与君王一起行善的，师氏的功劳居多。一旦有过错，保氏就跟随纠正补救，所以说“掌管劝谏君王的恶行”，只是一句话罢了，难道一定要像后世那样以谏为名设立官职吗？

司谏掌管纠正万民的德行，并劝勉他们结交朋友，端正他们的行为并加强道艺的学习，巡视询问并观察他们，按时记录他们的德行、道艺，辨别那些有能力可以担任国家事务的人，以此来考核乡里的治理情况，以此告知废黜或任用，以此施行赦免宽恕。

解释说：这个官职列在师保之后，大概就像民间的师氏。司救，就像民间的保氏。纠，是率领那些懈怠疲倦的人；劝，是循序渐进地善加诱导。德，指六德；朋友，指同学的人。行，指六行；正，是正规的告诫；强，指切磋琢磨。道艺，就是诗、书、礼、乐。大概德行没有可见的表现，所以用意图来展示，用心灵来感化。只有上级用来纠正、劝勉的方法，像孟子所说的慰劳、匡正、辅助、扶持，期望使他们自得，这可以说是尽到了纠正劝勉的方法了。行为是可以看见的，而道艺又是学习事业的根本。所以让他们的朋友用六行互相规劝端正，用道艺互相讲习，并劝勉加强磨砺以增进学业。孟子所说的谨慎进行学校教化，反复申明孝悌的道理，就是如此。大概古代学校中，不专门设立老师，而教法掌握在闾胥、族师、州长、党正手中，又不专门居住在学校，只是选择朋友中优秀且先觉悟的人，互相规劝告诫，所以说朋友而不说老师。巡，指巡视；问，指访问观察，就是考核。德行、道艺的记录，已经在乡大夫、党正以下确定了。司谏就考察所记录的得当与否，以此告知废黜或任用。辨别那些有能力可以担任国家事务的人，这就是俊秀且有德行、道艺，可以升任司徒，进见天子，进入太学涵养的人。司马辨别议论官员才能而任用他们，就是如此。乡中选拔俊秀的事情，只在这里见到。教导、记录，固然在乡大夫以下，而巡视询问观察考核核实，审察他们的才能，确定他们的记录，然后让他们升迁的，其权力由司谏掌握。在巡视询问观察之间，六乡的吏治可以考核了，万民的德行可以知道了，以此告知君王施行废黜或任用。赦宥，是百姓有了过失，被司救处罚而废黜的，如果能改过且有德行可以记录的，又从司谏那里得到赦免宽恕。这可以看出做老师的，必须掌握考核废黜任用的权力，然后教化才能尊严而让人信服。如果师保两氏，必须掌管国中失帅属、守门闱，然后教化才能施行。

司救掌管万民的邪恶、恶行和过失，用礼来责罚谴责他们，防范禁止并补救他们。凡是百姓有邪恶恶行的，三次谴责后处罚，三次处罚后由士加上明刑，在嘉石上羞辱他们，在司空那里役使他们【邪即邪字】

解释说：救，就是禁止的意思。司谏掌管纠正劝勉德行，司救掌管责罚谴责邪恶恶行和过失，也像师氏劝告君王，保氏劝谏君王恶行，四个官职都是师表的职责。邪恶恶行在心中，所以做不善之事的人，罪责重；过失在事情上，误陷入恶行的人，罪责轻。诛，是责罚；让，是谴责怒责。用礼防范禁止并补救他们，古代礼和刑互为表里，超出礼就进入刑，用礼教化百姓，用礼制约刑罚，刑罚只是针对犯礼的人。所以防范禁止百姓的邪恶恶行，没有比礼更优先的。如果有违背这个的，也审慎晓喻并补救制止，果然不能补救，才施行责罚谴责。大概古代有《少仪》《内则》《曲礼》三篇，实在是乡中教化百姓的礼。《尚书》所说的八刑，也依据这个制定，所以使百姓有所遵循。现在这些书废弃已久，司救用礼防范禁止，究竟是什么礼呢？这是治理邪恶恶行的方法。让，是用言语严厉责备；罚，是用鞭杖击打，由司寇的属官施加。明刑，就是去掉他们的冠饰，把罪过写在背上，以明确示众。嘉石，由朝士掌管，在外朝门左边，让他们坐在那里，以羞辱他们。坐的日子满了，又在司空那里役使，以劳苦他们。三次谴责后处罚，三次处罚后加上明刑，是为了使他们羞愧悔恨

译嘉石，是用来感化其内心的；让他在司空那里服劳役，是用来挫伤其身体的。无非是希望他改正邪恶的行为，改变内心而趋向教化。先王爱护百姓是很深厚的，如果仍然不改变，难道还能免于被杀吗？

译如果有犯过失的人，经过三次劝诫仍不改正就予以惩罚，经过三次惩罚仍不悔改，就将其关进监狱。凡是年岁时节出现天灾民病，就按照时节巡视国都及郊野，并奉王命施行恩惠。

解释说：圜土，就是监狱。过失虽然不是故意所为，劝诫他是可以的。三次劝诫、三次惩罚，以启发他向善的心意，已经做到极点了。如果仍然不悔改，就关进监狱。白天让他从事劳役，晚上就收押在监狱中。不施加肉刑，不让他坐在嘉石上示众，是因为他的罪行比邪恶之罪要轻。天患是指灾异，民病是指瘟疫，国中是指六乡，郊野是指六遂和都鄙。一定要按时节巡视，是因为时节可以辅助王命的施行。询问百姓的疾苦，有时救济他们，有时救助他们。奉王命，是为了宣扬天子的德意。司救掌管邪恶和过失的刑罚，却兼管救济施恩的事务，为什么呢？回答说：先王设立刑罚，不是为了残害百姓，而是为了拯救百姓。所以说：用保全生命的道理来处死百姓，百姓即使死了也不会怨恨杀他的人。官职以“救”命名，最后又展示拯救百姓的事务，先王爱惜生命的心意，难道不明显吗？

原说：观察司谏、司救的职责，就可以知道教化的道理了。所谓教化，如果不是纠举劝勉做到极致并施加刑罚，那么教化就无法推行；如果不赋予他们政务，授予他们权力，那么教化就不会受到尊重。所以先王设立乡职，来掌管教化的根本。如果没有振作整顿的方法，那么教化最终也会废弛。所以又设立司谏，来巡视询问并观察，记录他们的德行，辨别他们的人才，用来激励他们，这种纠举劝勉可以说是做到极致了。又让他们掌握考察的权柄，拥有罢免任用的权力，那么教化之道怎么会不受到尊重，教化怎么会不推行呢？又设立司救的职位，专门用八种刑罚来纠举万民中犯有邪恶和过失的人，三次劝诫后惩罚，三次惩罚后施加肉刑，又根据罪行的轻重，使他们受困受辱，使他们劳苦，无不是希望他们向善，那么教化之道怎么会不确立，人心怎么会不服从呢？因此，我从朋友间纠正行为、强化技艺，可以看到古代的庠序学校，也有聚集众人的法度来辨别可以担任国家事务的人，从而知道储备人才的根本，以及俊秀之士的升迁。

调人掌管调解万民的仇怨，使他们和谐。凡是因过失而杀伤人的，由乡里百姓来评断平息。鸟兽造成的伤亡也如此处理。【难，音乃旦反】

解释说：难，是指互相仇杀。谐，就是调，意为和平。百姓互相仇杀，是由于教化法度没有施行罢了。所以在司救之后设立调人，正是为了消除仇怨的风气，培养淳厚的风俗。过失，就是错误，指无意而犯下的罪行。成，就是平，指设立证佐共同查明真相。过失杀伤，这在秋官司刺的职掌中，有过失的刺字，都在宽恕之列。先王对于百姓和动物的生命，固然不忍心看到杀伤，但也怜悯他们因过失而达到这种地步，在这方没有仇杀的道理，在那方却有报复的意思。所以设立调人，由乡里百姓作为证佐，共同查明并非本意，以平息他们的怨怒之心，这也是省刑的大法。至于过失而杀伤人畜产的，也由乡里百姓来评断平息。大凡预谋杀人，不用教化就诛杀了。过失杀人，死者是不幸，生者难免怨恨，所以情事既已查明，判罪也就足够了。

凡是调解仇怨，对于杀父之仇，要放逐到海外；杀兄弟之仇，要放逐到千里之外；杀堂兄弟之仇，不能同处一国；杀君主之仇，视同杀父；杀师长之仇，视同杀兄弟；杀主人或朋友之仇，视同杀堂兄弟。如果不回避，就给他瑞节，让他去逮捕仇人。解释说：和，就是调和；难，就是仇怨。九夷、八蛮、六戎、五狄，称为四海。主，指大夫和君主。《礼记》说：杀父之仇不与仇人共戴天，杀兄弟之仇不放下兵器，交友之仇不同处一国。这是复仇的道义。现在如果有父兄被杀，子弟的怨恨不能平息，所以想要遵循复仇的道义。然而君上的道义，认为因过失杀伤，本人无罪。如果由上面诛杀他，那就是君主抛弃他的百姓；如果听任子弟仇杀，那就是没有君主。所以设立调人来调和，让他们互相回避，那么对方不会横死，君主不抛弃百姓，而子弟的怨恨也消除了。如何回避呢？杀父之仇，就放逐到海外，因为有不共戴天的道义；杀兄弟、师友之仇，就放逐到千里之外，因为有不放下兵器的道义；杀堂兄弟、主友之仇，就放逐到不同国家，因为有不可同处一国的道义。《曲礼》讲的是道义的常理，《周礼》处理的是道义的权变。所以懂得常理与权变变化的人，可以和他谈论礼了。瑞节，是玉节中的剡圭。调和了却不肯回避的，是不听从王命。调人用剡圭让子弟拿着，去治他的罪，或者杀他，或者囚禁他。怜悯过失而放宽重刑的施行，顺应人情而设立回避仇人的法度，仁爱的极致，道义的穷尽。所以给他调解仇怨的瑞节，让他得以自行逮捕。《朝士》说：凡是逮捕仇人的，登记在士官处，杀了他无罪，就是这个意思。

凡是杀人，有反过来杀人的，让邻国互相仇视。凡是杀人而合乎道义的，不能同处一国，命令不要仇杀。如果仇杀就处死。凡是有争斗，愤怒的人由乡里百姓评断平息，不能平息的，就记录下来。先动手的人诛杀他。

解释说：凡是杀人，是指过失杀人。反过来杀人的，已经避居他国，子弟没有登记在士官处，又没有瑞节，自行反过来杀人的，那么对方既有杀人的罪行，这一方也有擅自杀人的过失，所以又让邻国互相仇视，不能容留在他国。有人说：反复的意思。杀了一个人，他有儿子

译弟弟，恐怕他再次复仇，于是又杀了他。所以郑玄说：想要消除祸害、削弱敌人，那么杀人者或许逃往他国，就命令他所在的国家与本国共同仇视他。杀人而合乎道义，如同处理事务时诛杀大恶之人，执行法律时处决首恶之奸，朝廷士大夫所说的凡是盗贼、军队、乡邑以及家人将其杀死而无罪，就是这种情况。像这样的人，如果逃避到别的边境，命令他的子弟不要为他复仇，仇视他是不服从王命的人，一定要诛杀他而不宽恕。斗，指因愤怒互相争斗，还没有达到杀伤的程度，所以让乡里的人共同调解和解，和平解决就不会导致杀伤而争端平息了。不可成，是指双方不能互相信服，那么乡里的长官与调人记录下他们的是非曲直，辨别先动手的人为错误、为理亏，而加以诛罚。

译原说：“关于复仇与调解的说法，汉唐的儒者大多加以驳斥。伊川、洛学的门人也对此感到困惑。五峰胡氏更是认为这绝非周公的典制。我却认为，正因为如此，更足以相信这是圣人的制度，是在祸乱未发生时就加以治理、保护百姓的根本大法。

大概先王既然设立了乡官来主管教化，又设置了司谏、司救来纠察劝勉、诛罚谦让的准则，乡里之中应当是师道尊严、和睦相处，没有争斗杀伤的过失。然而人心不齐，事变不一，不能不预先有所处置。所以设立调人的官职来调和矛盾，召集闾、族、邻里共同质证辨明。有争斗发怒的人先由调人调解，记录其中的曲直，惩罚先动手的人，本来就不让他们向乡师诉讼，向士师告状。这是平息诉讼的根本。等到有杀伤事件发生，也先在乡里调解处理。所以杀人者交给士师处理，误杀者是因为本无故意而是过失，如果将其置于法律制裁之下，那么他本来无罪；如果一概宽恕，又无法平息死者子弟的怨恨。礼制中有复仇的道义，刑罚中有审慎怜悯的典章，所以在礼与刑之间进行调和，命令他们互相回避，不得互相复仇。如果将他们放逐到海外，那就比流放到幽州更重了；如果让他们躲避到千里之外，那就与放逐到三危无异了；如果让他们躲避到异国，那就不能保全他们的家乡了。对于死者的子弟，虽然不能让他们亲手斩杀仇人，难道不可以借此舒展他们的愤恨、安慰他们的心吗？等到他们不肯回避，就给予他们瑞节，命令他们复仇之后，又命令他们不得再反过来复仇。让他们自行回避而不被官府拘捕，这是想让他们知道罪责，免除逮捕的骚扰。让死者的子弟不去复仇，是命令他们以灾祸来自我归咎。所以调人的官职一设立，使仇人知道罪责而自行放逐，使死者子弟自我反省而不去复仇，因此没有审讯的烦扰，没有逮捕的骚扰，没有连累乡邻使他们安居不安的情况了。在不动声色之间，就在祸乱的本源之地平息了大狱，这难道不是圣人的制度吗？我见到后世大狱大囚遍布天下，哪一件不是由于杀伤人的案件未能辨明呢？死者一人而连累数十家，哪一件不是没有在乡里调解成功而闹到官府的呢？一旦有秉持正直之道的人出来调和，却又严厉地触犯法律禁令，又有谁肯承担调人的责任呢？唉！调人的官职不设立，而后世的诉讼狱讼才开始烦扰；乡里的教化不修明，人们才开始多犯法制。世间治理风俗的人，应当深思啊。”

媒氏掌管万民的婚配，凡是男女年满十五岁以上，都登记他们的出生年月日和名字。命令男子三十岁娶妻，女子二十岁出嫁。凡是娶被休弃的妻子或带儿子改嫁的女子，都登记在册。

解释说：判，是分别的意思。男女的结合，必须有媒人，以示有别。成名，是指孩子出生三个月，父亲给他取名字，登记他出生的年月日及名字，作为嫁娶时的凭证。阳数为奇，阴数为偶，所以男子三十岁娶妻，女子二十岁出嫁，作为期限。孔子说：“礼所说的极限就是这样。”判妻，即被休弃的妻子；入子，指女子。

孩子被人当作婢女抚养的，凡是娶这两种身份的人，属于不正的名分，都登记在册以作记录。

仲春之月，命令防范男女私奔，在这个时候，私奔的不加禁止。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听从命令的，予以处罚。监察没有丈夫或家庭的男女而加以防范。

解释说：仲春是建卯之月，阴阳交合，举行婚礼，顺应天时。奔，指事先没有具备六礼，过了这个时节就失时了，所以也允许他们成婚。《内则》说：“经过聘礼的是妻，私奔的是妾”，就是这个意思。凡是不告庙而行纳采、纳征、请期、亲迎的，称为奔。这一定是因为家贫、凶丧、荒疫的缘故，然后才允许。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备礼，趁此时想要成婚，称为不听从命令，处罚他们的父母及主婚人。看这些，就知道奔不是私奔的意思了。司，就是监察的意思。女子没有丈夫，男子没有家庭，而鳏寡不能自存的人，加以防范撮合，使他们各有所归，如《尚书》所说的“敬寡属妇”一样。如果是义夫节妇，那是特异的行为，所以表彰他们以激励风俗。

凡是嫁女娶妻，送入的币帛必须是纯色，不得超过五两。禁止迁葬者与嫁殇者。凡是男女之间的淫讼，在胜国之社审理。那些附属于刑罚的，交给士师处理。

解释说：币，婚礼中有纳币、纳征，都用帛。纯帛，是纯色的帛，五两即十端。贫穷的人可以达不到，富有的人不得超过制度。所以说：不超过五两。迁葬，指死后求娶妇女；嫁殇，指死后求娶丈夫，这都是亵渎礼制、扰乱伦常，所以禁止。阴讼，指淫奔的诉讼。胜国是亡国，它的社坛上面覆盖着土，下面用木栅围住，使它不通。阴讼，鄙陋防范得很严，不能在官府审理，所以就近在社坛审理，以示不正的结合，是丧国亡家的根本，以示警戒。罪行属于五刑的，交给士师，所谓去势、幽闭，就是这种刑罚。

李氏说：天地不交合，万物就不生长。有了夫妇，然后才有家庭。上得以奉养父母，下得以养育子孙。生民的根本，就在这里。而君主轻视它，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圣王设立官职，主管婚配之礼。孩子出生必须登记名字，男女盛年，他们的婚礼从季秋到孟春，随其所用。男子三十，女子二十为期限。即使到了仲春，仍然可以举行。所以繁衍人民，先王的道理就是这样周到。既然为他们建立了家庭，又使他们有产业。国都中则典妇功，掌管妇女工作的法则。野外则鄼长稽查她们的女工。然而百姓不

译想要使百姓富裕，却从未有过。

译司市掌管市场的治理、教化、政令、刑罚、度量衡以及禁令，按照次序划分区域来规划市场，陈列店铺、辨别货物以平抑物价，用政令禁止奢侈浪费以均衡市场，依靠商贾充实货物以流通货币，依据度量衡确定价格以招引买主，凭借契约文书确立信用以止息争讼，依靠管理商贾的官吏禁止伪劣以消除欺诈，运用刑罚禁止暴乱以铲除盗窃，通过泉府统一货物以收贷赊欠【“贾”读作嫁，“儥”读作育，“剂”读作随，“贾”读作古，“虣”读作报，“去”读作吕】。

解释说：司市，是主管市场、防治商贾、平抑物价、征收财货的官员。之所以将这一项事务归属于乡遂系统的末端，是因为它关乎民众的联结，所以位列地官之末。这是先义后利的原则，用治理来理顺，用教化来感化，用政令来规范，用刑罚来整齐。量，指斗斛；度，指丈尺。执掌五种量器来确定五谷的价格，建立五种尺度来确定布帛的规格。禁，是指那些违背规格、助长奢靡风气的物品不得在市场上陈列。令，是指宣示教化、建立政令的事务必须向民众颁布法令。这八项，是司市治理的大纲。次，指市场官员办公的处所；思次，是主要的官署；介次，是次要的官署。叙，是排列店铺行列的意思，按照官员的等级排列次序，划分区域进行治理，那么市场的规划就确定了。肆，是商人存放货物的店铺。在店铺中陈列货物，按类别加以辨别，那么市场的物价就平定了。物品中那些奢侈靡费、容易销售但没有实用价值的，禁止它们，那么百姓就不会看重奇异的物品，市场也就平定了。阜，是兴盛的意思。布，指货币。布是用来权衡百物并使之流通的。如果货物不兴盛，那么货币就无法流通。所以商贾通达而货物财宝兴盛，货币就能流通了。徴，是招引的意思。儥，是买的意思。度量衡是用来使货物标准化的。物品的多少长短有了定价，那么买主就会来了。质，是用人为证；剂，是用书面契约；赊贷交易，以此作为信用，那么争执就止息了。贾民，指胥师、贾师，他们能辨别货物的真伪，让他们辨别货物进行贸易，那么欺诈的手段就无法行得通了。刑罚，如小刑、宪罚中刑、徇罚大刑、朴罚等。市场店铺之间，奸诈强暴之徒聚集，用刑罚来征讨，那么暴乱就可以禁止，盗窃就可以除去了。泉府，是聚集货币的府库，同，是共同的意思。泉府所藏的货物与百姓共享，市场上卖不出去的，官府代为收购；百姓没有货物而从官府借贷，这是为了便利百姓，而不是为了富国。司市是市场官员的主管，所以他的教化、治理、政令都掌握着大纲，而具体细则则由质人以下分别掌管。所以，质剂结信，是质人的职责；商贾行布，是廛人的职责；贾民禁伪，是胥师、贾师的职责；量度成价，是贾师的职责；刑罚禁虣，是司虣的职责。陈肆辨物，是肆长的职责。至于同货敛赊，不又是泉府的职责吗？其余如门闾掌管符节，都与商贾的往来、察验财货的出入，以及征禁符节的事务相同，也是司市用玺节来管理财货出入的。那么商贾，也是天下四民之一，所以设立官职、分配职责、经制详细严密到如此程度，大概这也是国家的大务吧。

大市，在太阳偏西时开市，各族百姓为主；朝市，在早晨开市，商贾为主；夕市，在傍晚开市，贩夫贩妇为主【“昃”读作侧】。

解释说：日昃，是太阳未过正中的时候。《易经》说：“日中为市”，所以大市约定在日中，各族万家都来。为主，指主要进行市场交易，是说人多。大市交易量大而且多，所以各族为主，万家设立一个市场。商贾住在市场中，所以早晨在这里。夕市，是太阳将落时开市。贩夫贩妇，早晨买傍晚卖，利用一天的余力来供给百姓日常使用，所以傍晚在这里。

凡是市场，进入时胥师手持鞭和度，守卫市场大门的众官吏，平整店铺、展示成品，确定物价，在思次升起旌旗以命令开市，市师（司市）莅临，听取大的治理事务和大的诉讼，胥师、贾师莅临介次，听取小的治理事务和小的诉讼。

解释说：市入，是指三个时段的开市，打开市场大门以接纳买卖的人。鞭度，是没有刃的殳，系在鞘子上就是鞭，刻上尺寸就是度。争门的人，用鞭来威慑；争长短的人，用度来整齐。所以胥师拿着这些来守卫市场大门。群吏，指胥师以下的人。平肆，是端正店铺的界限。展，是说整齐；成，是平定。平成，是市场货物。奠定，是整饬防范，使物价确定，防止欺骗。上旌，是在思次举起析羽的旌旗，作为众人的望标，使人们知道三个时段的开市。思次，是市场中官员的处所和行列。市师，就是司市，在这里处理事务，听取大的治理事务和大的诉讼，是指胥师、贾师不能决断而上报的。介，是副的意思；小官署的行列，则有次序地划分区域来守卫。胥师、贾师莅临听取市场的小治理事务和小诉讼。

凡是万民约定在市场交易的，辨别布匹真伪的，衡量度量衡的，执行刑罚的，各自在他们所分区域的次序中。凡是得到财货六畜的，也这样。三天后上报处理。

解释说：期于市，是指有买卖约定要在市场决定的；辟布，是指辨别布匹的真伪，争论伪布的人；争量度之长短的人；刑戮，是指犯刑的人。这四件事，随着各方的人，各自在他们所分的区域，按次序决定，不可混乱。这就是所说的“以次叙分地而经市”。得到遗失物品的人，也让他们放在所分的区域，货物放在货物的店铺，牲畜放在牲畜的店铺，这样就不会因乱拾而失主，容易寻找。三天内没有认领的，就上报没收归官。

凡是治理市场的财货、六畜珍异，丢失的

译使有利者使之富足，有害者使之消亡，浪费者使之防范。凡是流通货物，用玺印符节来管理其出入；国家遭遇凶年、荒年、瘟疫或丧事，则市场免除征税并增发货币【缺字】

译解释说：所谓“利利于民”，是指对百姓有利的事物；“害害于民”，是指对百姓有害的事物；“靡物之侈”，是指奢侈无度的物品；“靡使人竞溺者”，是指使人竞相沉溺的事物。大凡治理市场的人，虽然促进货物流通、互通有无、转化储存都依赖于商人，但制定法律来调节物价的高低，旨在淳厚风俗、征讨奸邪、端正人心，这根本在于执政者。所以大凡治理市场货物的法律，对于有用的物品如果缺乏，就使有利可图的人去充实它，大概是通过提高价格来吸引货源，那么必然会有货且丰盛了，这是向百姓显示不轻视实用之物。对于无用且有害的奇异物品，就使其消亡；对于奢侈的物品，就加以防范，大概是通过压低价格来抑制并禁止它们，那么必然会使它们消亡并防止细微的滥用，这是向百姓显示不推崇奇异之物。《王制》中所说的“不在市场上出售的物品”，就是这类。通达，是指大凡商人携带货物进出市场与关隘，都要在司市那里领取印章和符节，然后才能通行。这是因为关隘有防守，货物有禁令，各地有征税，所以如此。国家遭遇灾害时，就不征收市场税，以缓解百姓的困苦，因为灾荒时百姓在财力上已经困顿了。如果货币充裕，也可以缓解困苦，所以聚集金属铸造钱币。灾荒时铸钱以增益国力，这是古法所说的。

大凡市场上禁止虚假装饰的规定，针对百姓的有十二条，针对商人的有十二条，针对贾人的有十二条，针对工匠的有十二条。市场的刑罚，小罪用刑；宪罚，是中罪；徇罚，是大罪；扑罚。那些依附于刑罚的，交给士师处理。

解释说：禁止虚假装饰的规定，比如使用的器具不符合法度，布帛的粗细不符合幅宽等，总共十二条，百姓不得蓄存。圭璧一类，金璋二类，命服三类，命车四类，宗庙的器具五类，兵器六类，用器七类，兵车八类，奸邪的颜色九类，锦绣花纹十类，珍珠十一类，玉石十二类。大凡这些在上位者不得制作。商人则资助这些来流通，贾人则借此来出售，都在禁止之列，所以分别各有十二条。宪表是悬挂显示所犯罪行的原因，用来示众惩戒。徇罚是带着罪犯在道路上示众以羞辱他。扑罚则是鞭打身体以使他疼痛。有触犯五刑的，就交给士师，商议判定其罪行。

国君经过市场，就赦免受刑的人；夫人经过市场，罚缴一顶幕帐；世子经过市场，罚缴一顶帟盖；命夫经过市场，罚缴一顶伞盖；命妇经过市场，罚缴一顶帷帐。大凡会同诸侯或军队服役时，市场主管率领贾师跟随，治理市场政事，掌管买卖事务。

解释说：经过市场，是指诸侯的夫人、世子经过其国家的市场，大夫的内子经过其都城的市场。先王制定法律，想在灾祸发生之前加以防范。市场是货利所在，君子不进入，恐怕奇异奢侈的物品会荡涤其心志而改变其操守。所以国君经过市场，就赦免市场中的受刑人，大概是因为自己既然喜好利禄，市场的人有什么可惩罚的呢？至于夫人、世子、命夫、命妇经过市场，一定要罚缴他们的幕帐、帟盖、帷帐，这是因为用来责备他们不能自我遮蔽，而看到了淫邪奢侈的物品。国君如此，那么天子就更不用说了。市司，是大凡市场的主管。遗人在五十里处设有市场，市场有候馆，专门用来接待宾客，这是会同诸侯或军队服役时的事情。有市场就有买卖事务，大众聚集的地方，当地的市场主管率领贾师跟随，掌管贸易事务。

质人掌管市场上成交的货物，包括人口、牛马、兵器、珍奇异宝，大凡买卖的人，都要使用质剂。大宗交易使用质，小宗交易使用剂。掌管稽查市场的契约，统一度量衡，统一布帛的幅宽和匹长，巡视并考核，违反禁令的就举发并处罚。

解释说：质，是成的意思；成，是平的意思。主管平定物价的人。货，是财物；人，是奴婢；兵，是弓矢戈矛之类的兵器；珍异，是奇异美好异常的物品。大凡这些，都由质人平定其价格。儥，是买的意思。大凡用物品买卖的人，就为他们设立质剂。质，是指人质，就像现在的牙侩；剂，是交约的券书。大宗交易如人口、牛马，就使用人质；小宗交易如财物、珍异，只使用书契。使用质剂，是为了让他们没有反悔。稽，是考核的意思。书契，是取予市场物品的券书，也就是剂。同，是较量的意思，使符合法度；度，用来整齐长短；量，用来整齐深浅。淳，是指幅宽；制，是指匹长。巡视市场并规劝考核。如果度量不同，幅宽匹长不统一，就举发其货物，处罚其人。

大凡处理质剂纠纷的，国都内为期十天，郊外为期二十天，野外为期三十天，都邑为期三个月，诸侯国为期一年，期内受理，期外不受理。

解释说：处理质剂纠纷，是指带着证佐持契约诉讼的人，根据距离的远近，作为约定的期限，期内来就处理，后期就不处理，这是为了杜绝百姓好讼、减少文书。郊远，郊野稍微近一些。

廛人掌管征收市场的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并收入泉府。大凡屠宰者，征收其皮、角、筋、骨，收入玉府。大凡珍奇异宝中有滞销的，征收后收入膳府。

解释说：邱氏说：絘布，是胥师所征收的在次中的布税。总布，是肆长总敛在肆中的布税。质布，是质人所征收的质剂者的布税。罚布，是司市所举发违反法令者的布税。大凡货物进入市场，其中有欺诈伪饰的，用布来处罚，从次中取出，称为絘布。货物进入肆中，肆长随其所货之物，征收总税并计算，其数目不止一种，称为总布。质人买卖的质剂，就像现在的田宅、牛马，官府给券以收税，称为质布。司市对于辟布等有违反市场法令的，举发并处罚，称为罚布。廛人正掌管市场廛舍之地，大凡各种物品邸舍的税，廛人都可以征收。然而廛人本来征收廛布，也兼收五种布税，是想让他们知道取用这些物品。

译征收这种税的人，不得同时征收地税。那些收入泉府的财物，又将用来收购市场上卖不出去的货物和积压在民间的物资，虽然看似征收，实际上是给予，哪里像后世那样借此剥夺百姓的利益呢？宰杀六畜的人，其皮、角、筋、骨可以制作器物，所以征收后存入玉府，用来抵当地税。珍奇物品滞留在市场上卖不出去，在仓库里存放久了，恐怕会腐烂变质，官府就代为出售，收入膳夫的府库，用来供给尊贵者的膳食，这也是有利于商人的做法。

译胥师各自掌管其所辖区域的政令，并平定那里的货物交易，颁布刑法禁令。考察那些欺诈虚伪、掩饰行为、售卖恶物的人，予以诛罚。审理小的纠纷和诉讼，并作出裁决。

解释说：胥师是掌管二十个店铺区域刑法禁令和政令的人。胥师之下，还有司虣、司稽、肆长，仅限于二十个店铺区域，不能与居民混同。他们都没有固定的俸禄和赋税。次，是指介次（区域）。二十个店铺区域就设立胥师，以施行政令。货物交易的收入，则平定那里的物品，使人们争竞。司市所颁布的刑法禁令，则悬挂公示，使人们知道应当趋避什么。欺诈虚伪，是用言语欺骗人；掩饰行为，是用事情欺骗人；儥，是卖的意思。连用时指买卖，单独用时指卖，有两种用法。慝，是恶物。指让人在市场上售卖恶物，并加以掩饰来欺骗买者，这是胥师所以要考察并禁止的原因。司市治理诉讼，审理重大的案件，那么小的纠纷诉讼，胥师就自行审理并裁决。

贾师各自掌管其所辖区域的货物交易管理，辨别物品的类别并使其价格均平，检验成色并确定价格，然后才允许上市交易。

解释说：“贾师的存在，是贾人（商人）所依据的法度。次就是介次，与胥师同处一个区域。一个负责禁令，一个负责物价。店铺里有各种货物，总称为货贿。治，是管理买卖事务。辨别物品的好坏，考核并比较它们，使它们相互均平，检验并平定它们，然后确定价格，使之适宜，那么各种货物的价格就确定了。然后命令它们在市场上售卖，使价格不得随意轻重。”古代设立市场，先让贾师确定物价。各种货物的价格确定后，然后才允许上市。因此，即使是五尺高的孩童到市场去，也没有人敢欺骗他，因为有这样的法度。然而贾师又怎么能在其中凭自己的意思抬高或压低价格呢？将要禀报司市，司市禀报内宰，内宰禀报后妃。所以物品没有极贵极贱的价格，人们没有垄断时机牟利的想法。后世的刘晏大概知道这个意思，但这已经不是先王的法度了。

凡是遇到天灾，禁止抬高物价售卖的人，使他们有固定的价格。四季的珍奇物品，也是这样。凡是国家的售卖活动，各自率领其下属依次掌管每月的市场。凡是军队服役、防同（共同防御）等事务，也是这样。

解释说：天灾如凶荒、瘟疫、丧乱，穷人无法预先准备，商人趁机谋取厚利，抬高物价加重百姓的困苦，必须禁止，使有固定的价格，以此来体恤百姓的疾苦，又用来惩罚奸民。四季食物中的美味，虽然由人的喜好决定，也使他们有固定的价格。凡是官府有所变卖的物品，以及购买物品供官府使用，贾师就率领其下属从司虣以下到肆长，轮流值班以均衡劳逸。凡是军队出征、大型劳役、防同等事务，在市场上有大宗买卖需求的，都让他们轮流值班掌管。

司虣掌管市场的禁令，禁止那些争斗喧哗的人，以及扰乱秩序的人，出入互相侵犯的人，以及在市场上聚集游荡饮食的人。如果禁止不了，就抓捕并杀死他们。

解释说：这个职位掌管禁止人无礼争斗抢夺、酗酒暴乱的人，将用礼法和法律来规范市场。市场是利益所在，也是凶恶强暴者的渊薮。先王为了安抚良善，保护柔弱，使市场不受扰乱，于是在十个店铺设立一个司虣，专门以察视强暴为事，颁布禁令，使人们避开他们。如果有违反禁令不服从的人，就抓捕并羞辱杀死他们。这大概是古人所说的牧羊时去除败坏群体的意思吧？

司稽掌管巡视市场，考察那些违反禁令的人，以及售卖不合规范物品的人，并抓捕他们。掌管逮捕市场上的盗贼，示众并施以刑罚。

解释说：违反禁令，就是违反市场法令禁令的人；不合规范物品，是不正当的物品，奇巧淫靡、不适用的器物，都是如此。伺机抓捕他们，在路上示众，并施以刑罚，使众人知道畏惧而不敢违犯。这个职位专门主管巡察的任务，与司虣相通。

胥各自掌管其所治理区域的政令，手持鞭子和尺子巡视在前面，掌管坐立、出入的禁令，捕捉行为不正的人。凡是有罪的人，鞭打、杀戮并处罚他们。

解释说：这些胥是胥师的役使人员，是持鞭子的人。手持鞭子和尺子巡视在前面，凡是坐立出入，各有执掌。如果有手脚行动坐立不符合法度的人，行为不正的人，就掩捕他们，鞭打杀戮有罪的人，也有处罚他们的，让他们出钱赎罪。

肆长各自掌管其店铺的政令，陈列货物，名称相近的相互远离，实质相近的相互靠近，并使之平正。征收总布税，掌管戒令禁令。

解释说：“肆长是站立在店铺里的人，大概是有财产而经商的人，如同乡里的比长一样，所以各自掌管其店铺的政令。名称相近的，如布帛的名称相同，而制作的精粗不同，所以相互远离；实质相近的，如马牛的肥壮相近，而名称不同，所以相互靠近。相互远离就校正它们的价格，使高低相近；相互靠近就平定它们的价格，使它们如一。所谓陈列店铺辨别物品而平定市场，其法度就是这样。总布，在一个店铺中，随其所卖的物品，不计较货物的多少，只一年收取若干税，称为总布。征收并收取它，以输送给廛人。”

原说：“司市、质人、廛人，都是设立的官员。所以有属官、府、史、胥、徒，他们所掌管的政令、刑法禁令，都是从朝廷接受的。胥师、贾师，则是富商大贾中有才能的人，命令他们掌管二十个店铺区域的刑法禁令，辨别物品确定价格，如同乡遂中的族师、鄼长之类。司虣、司稽和胥，则是他们所使用的徒役，肆长所配备的人。肆长则是有财产经商而坐在店铺里的人，如同比长一样。大概商贾是四民之一，别有一项人民，所以先王治理他们的法度如此。”

泉府掌管以市场

译征收布匹，收购市场上卖不出去的货物，以及那些在民用中积压滞销的物品，按照它们的原价购买下来，给物品贴上标签并写明情况，等待那些不时需要购买的人。

译解释说：泉府是主管市场货物财物的机构，用货币流通商人的货物，救济万民的困急，对百姓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就像遂人设有旅师，聚集三种谷物来救济贫民，平均分配并兴起积蓄一样。在野外用谷物，在国都用货币，这两个官职大概是相互依存的。市场征收的布帛，是指廛人所征收的各种货币。市场有积压滞销的货物，官府用货币收购它们，这是为了便利商人，并不是因为货物便宜才购买。每件物品都写上价格并悬挂起来，等待不时之需的人购买。货物有畅销和滞销之分，价格没有贵贱之别，这是为了便利百姓，并不是因为货物昂贵才出售。之所以实行这种通融的法度，是为了商人和百姓，国家从中得到什么利益呢？

购买者各自按照他们的成本价，都城和边远地区的人听从他们所在国的主管官员，进入郊区和都城的人听从他们的有司，然后才给予赊购。凡是赊购的人，祭祀不超过十天，丧事不超过三个月。凡是百姓借贷的，由他们的主管官员辨别清楚后授予，以国服作为利息。

解释说：抵是根本、成本的意思。百姓有购买货物以应急用的，各自按照他们的原价，这是为了防止贪婪的人从中获利。必须听从他们所在乡里的长官，或者所管辖的有司，进行审察，确实不是图利，然后才给予赊购。立下期限取回偿还而没有利息，这和购买者一样。然而必须是祭祀、丧事、大事、困急，不得已而后才赊购。祭祀十天，丧事三个月，根据轻重来设定期限。借贷和赊购不同：赊购是购买物品以应急丧祭之用，无论贫富；借贷是借货币以应急贫乏之用，只有贫民才向有司借贷。他们乡里所辖的官员，辨别物品，确定价格后授予。偿还本金之后，让他们为国家服役，各有天数作为利息。因为他们贫穷没有财物来支付利息。泉府的布帛，出自廛人所征收，不是苛捐杂税。泉府的货物，出自商人滞销的物品，不是掠夺商人。百姓购买物品，由有司辨别其用途，不让他们贪图利益。物品有贵贱，必须按照原价，不谋求利润。百姓有丧祭困急而赊购物品，则立下期限取回偿还而没有利息，这是为了缓解百姓的困急。百姓向官府借物以应急，一定是出于不得已而后才授予，以身体服役国家事务作为利息，不索取他们所没有的。这样既不损害百姓，也不损害国家，两方面都得到适宜的处理。

凡是国家事务的财用，都从这里取足。年终则统计它们的出入，而缴纳剩余的。解释说：“国家财用取足的，收入九赋则用来供给王的膳食服饰；在民间则征收货利，这是商人；赊贷利民，这也是国家的经费，不过是为王、为民、为商而已。年终统计出入，不过是统计这三者而已。其他事情难道从这里取用吗？”缴纳剩余的，也是缴纳给职币，以备移用而已。

原说：“泉府的财物，所收入的不过是防人五布而已。现在说国家财用取足于此，不知道泉府如何供给。”王安石坚持这个观点，于是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向百姓征收，而财用充足。”于是设置市易务，拿出内库钱数百万作为本钱，派人到各处购买物品，以压制富商的利润。又由官府出本钱借贷给百姓，而收取厚息，以资助国家用度。难道不是依据“国家财用取足于泉府”这一句话吗？所谓财用，是供给九赋之一；具备国家用度，是等待王的膳食服饰。供给赋税之余，则征收货利，这是商人；赊贷利民；出入有余，又缴纳给职币。具备国家的财用，就是这样而已。王安石读《礼》不熟，从而造成宋人的祸害。胡氏父子于是极力诋毁《周礼》，说它不是周公的书。唉！因为解释经文的错误，而遗留天下的大患；废弃圣人的完整经典，它们的过失是一样的。

司门掌管授予钥匙和门闩，用来开关国门，防止出入不符合规定的人，纠正他们的货物财贿。凡是财物违反禁令的，没收它。用这些财物供养为国事而死的老人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孤儿祭祀用的牛牲，系在这里。监门饲养它们。凡是岁时门祭，接受剩余的。凡是四方的宾客来到，就向上级报告【键读作展】。

解释说：匠人说“营造都城九里，四面各三门”，王城有十二门。管是钥匙，键是门闩。进入的是牡，出来的是牝。大概授予管用来关门，授予键用来开门，所以说“开关国门”。防察，不物有所防而后害者亡，靡者防。货物财贿有所纠正而后亡者，有利者阜举之，没收归官。为国事而死的老人的父母，他们的儿子是孤儿。违反禁令的人冒犯利益，先王用义来治理他们，那么司门没收他们的财物；为国事而死的人徇义，先王用利来供养他们，那么遗人供养他们的老幼。大概遗人的委积，出自司门，正是防止这种情况。监门，是门徒。饲养祭祀用的牛牲，因为门外有空地。门祭，接受剩余的，不敢使用祭祀用的牛。祭门，特意接受共牲的剩余而使用它。朝聘的宾客到达门，就向上级报告，以礼迎接他们。

司关掌管国家货物的符节，用来连接门和市，掌管货物财贿的出入，掌管它们的治理禁令和征收廛税。凡是货物不出关的，没收它的货物，处罚那个人。凡是所送达的货物财贿，就用符节传出。

解释说：王畿千里，而五百里是边界，每面设置三关，也是十二关。国家货物的符节，是流通货物财贿的玺节。凡是符节都由掌节守卫，只有玺节交给司关，让他流通货物财贿以连接门和市。说的是从外面进入的连接到门和市，从里面出去的连接到门和关，内外参联以

译稽查往来商旅。管理货物在关卡的出入，就像管理城门货物出入一样。负责治理的人处理其中的争斗纠纷，负责禁止的人制止欺诈行为，负责征税的人征收出入货物的税，负责廛税的人征收市场场地的税。丘氏说：市场有廛税，但关卡没有市场官吏的法度，怎么会有廛税呢？大概是掌管国家货物的节制，以连接城门和市场，辨别哪些应当征税、哪些应当收廛税，然后向关卡报告。货物不通过关卡，一定是伪物犯禁而逃避税收的人，举报者没收其货物，处罚者鞭打其人。货物不犯禁的，就放行，并授予符节，又为他开具通行文书，使所到之处没有滞留阻碍。大概是商人从民间收购货物，到达关卡查验并登记后，才给他玺节。持有符节的人，也给他开具通行文书。

译国家遭遇饥荒或瘟疫时，就不征收关门的税赋，但仍像防备四方宾客那样进行防范，有人叩关就为他通报，若有内外传递的命令，就凭符节凭证出入。

解释：凶，指荒年饥馑；札，指瘟疫疾病。《春秋传》说：发生瘟疫灾祸，就不征收关门的税赋。犹防，是指严格稽查，不让奸人出入。孟子说：关卡只设防而不征税，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就是这个道理。敂同叩，敂关，是指到了关卡向守关人通报。《国语》说：敌对国家的宾客到达关卡，关尹上报，由外交官凭符节迎接，朝聘的使者也是如此。送令，指从外部送入；送令，是指从诸侯国境内进入王畿的人，凭符节和传信文书。内之送至王所，内之送令，是指有王命从王畿发出，就凭符节和传信文书送出，一直送到诸侯国境内。

掌节，负责掌管国家的符节，并辨别它们的用途，以辅助传达王命。镇守邦国的，使用玉节；镇守都鄙的，使用角节。凡是邦国使者使用的符节：山地的国家，使用虎节；平地的国家，使用人节；水泽的国家，使用龙节。这些都是金属制成的，用英荡来辅助。

解释：节，是指出行者所执持的信物。邦节，就是玉节以下的八种符节。辨别它们的用途，有的用于镇守，有的用于出使。辅助王命，王有命令，就把符节授予使者，执持它作为信物，这就是镇守用的符节。玉节的形制，用玉制作，就根据命数决定大小。玉的美质蕴藏其中，而通达于外。君子以玉比德，诸侯的德行应当如此。角则致力于内，而抵御于外。公卿大夫作为采邑的长官，他们的材德应当如此。其具体形制未曾听闻，这是邦国使者使用的符节。诸侯派遣卿大夫聘问天子，诸侯在路上所执持的符节，都是铸造金属制成的，分别做成虎、人、龙的形状。因为山国多虎，如晋、楚；泽国多龙，如吴、越；平土之地则用人，如陈、郑的平原旷野。看他们所执持的符节，就可以明白他们前往的国家。英是装饰，荡是竹。用英以防缯系在竹上，持握它使英华显露在外，内有不变的刚劲，外有可观的美观。这是尊重王命，重视使者的仪容。

门关使用符节，货贿使用玺节，道路使用旌节，都有期限要求返回符节。凡是通达天下的人，必须有符节和传信文书来辅助，没有符节的，遇到关卡稽查就不能通过。

解释：门关，指司门、司关。货贿，指主管货物交易的官员，即市官。道路，指主管土地的官员，即比长。符节，用竹子制作，有剖开合拢的机制，像汉宫中的诏符。玺节，就是现在的印章。旌节，用竹子制作旌旗，像汉代使者所拥持的节杖。凡是百姓远行到城门，司门为他们发放符节；经过关卡，司关为他们发放符节；商人则由司市发放符节；如果是征发命令或迁徙家室，则由乡比长发放符节。不出关就不使用符节。凡是符节都有法式，收藏在掌节处；有期限要求返回符节，不只是百姓和商人，门关道路的官员也必须有期限返回。〇则是邦国都鄙的使节。返回有时限，镇守用的符节要换世才返回。凡是想要远行天下的人，没有不凭符节出发的，不只是有王命才这样。传信文书，是用来记录事情的，与符节相依而行，所以说辅助它。没有符节的，遇到门关稽查的地方，就会被拘捕，或者关进监狱，所以不能通过。叶氏说：瑞节是用来颁布大信给天下的，掌节这一官职，是尊贵地镇守邦节的人。说：镇守邦国用玉节，镇守都鄙用角节，这就是珍圭、牙璋、谷璧、琬琰。那么掌节所掌管的，必定与典瑞相通。以至邦国的使节，叫虎节、人节、龙节；门关道路，叫符节、玺节、旌节，又与小行人所通达的六节相关联。只有都鄙的管节与货贿的玺节不同罢了。大概角节，是王畿都鄙的符节；管节，是诸侯国都鄙的符节。掌节有关门的联络，有货贿的出入，所以有玺节。小行人掌管诸侯的聘问，没有货贿的出入，所以没有玺节。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原因吧。符节是用来显示信用的。既然由春官的典瑞来掌管，又由地官的掌节来镇守，又由秋官的行人来通达，不这样就不能建立信用。大概典瑞虽然把瑞节授予使者持握，如果不符合掌节的记录，那么使者所持未必可信；掌节虽然把符节授予使者执行，如果不通达给小行人，那么使者所行未必能通。瑞节出入三个官署，互相查验，就没有矫伪的弊病了。

周礼全经释原卷五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礼全经释原》>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全经释原卷六

明 柯尚迁 撰

春官宗伯第三

春官，是象征春天所设立的官职，天覆盖，地承载。如果没有四时的调和，就不能成就万物。官职以春为名，是效法春天的德行，纯和之气，赞颂天地。宗，是主的意思，如同宗族的宗。有族就有祭祀，有祭祀就有宗，而宗是掌管祭祀的。伯，是长的意思。礼仪没有比祭祀更重的，宗伯掌管天神、地祇、人鬼的礼仪，所以称为宗。在四时之官中为长，所以称为伯。

只有王建立国家，辨别方位确定位置，规划国家治理郊野，设置官职分配职责，作为百姓的准则。于是设立春官宗伯，让他率领他的属官掌管国家礼仪，以辅助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