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经防元卷一下　　　　宋　叶时　撰

译牧是供给财物用度的，所以凭借富裕来赢得民心。这九种方式，既称为“两”，又称为“系”，然后才称为“得民”。所谓“两”，是希望它们成双成对而不相违背；所谓“系”，是希望它们连接缀合而不相分离。说牧、说长、说主、说吏，这四种是让在官府任职的人相互连接隶属；说师、说儒、说宗、说友、说薮，这五种是让在民间的人自我连接隶属。然而圣人对于四方的百姓，难道没有方法来使他们顺服，却一定要设立这种成双成对的器具、连接缀合的形式，好像担心他们背叛自己而离去一样？圣人果真有心要留住四方的百姓吗？普天之下都是土地，所有土地上的都是百姓。内部王畿千里之内的百姓，既有官府来治理他们，又有都城和边邑来管理他们，太宰则委任他们九种职事，用八种统御方法来驾驭他们，司徒又接着连接他们的兄弟，连接他们的师儒，连接他们的朋友，他用来维系王畿百姓的方法，也不出这九两的器具，难道对于四方的百姓就可以置之度外吗！那么维系他们，并不是故意用绳索捆绑他们而使他们不断绝，一再说是“得民”，一再说是“得民”，必定有赢得民心的方法。如果不是真正赢得了民心，百姓难道会不解散吗？自从王道政治不再施行，封建制改为郡县制，侯伯改为守令，像星星罗列、棋子散布，各自经营，号称番君的常常很少，而自封为尊贵的实在很多。被称为召父的有多少，而被称为屠伯的却随处可见。作为长官却监守自盗的有，作为官吏却玩弄法律条文的也有。说牧、说长、说主、说吏，只是职位中最亲近百姓的人罢了，分明与百姓不相隶属，至于师儒、朋友、宗族、薮牧，谁肯去关心过问呢？因此老师持守不同的道，旨意不同，学派同门，真理已被嫉妒，老师所谓的贤人又在哪里呢？公事几乎败坏，腐朽变成腐草，时宜不通达，自甘流俗，儒者所谓的道又在哪里呢？刎颈之交羞于势利之交，结交朋友却遭受党锢之祸，朋友所谓的责任又在哪里呢？齐楚的宗族，担心他们势力过大，就迁徙充实京师；山泽的利益，担心他们作奸犯科，就收归公家。宗族所谓的族、薮牧所谓的富，又在哪里呢？等到人心背离，溃败四处发生，甚至有婴儿防备士兵，青衫人成为盗贼，封君僭越礼制，藩镇不朝拜朝廷，局势不可复合。正想起来收拾残局，否则劫持控制他们，再否则含忍混同对待他们，何不思考我们用来维系百姓的器具是什么，赢得民心的方法是什么，却让百姓到了这个地步呢？唉！到了这时才知道九两维系百姓的意义深远了。又曾以太宰维系百姓的九两，参合司徒安定万民的六俗，而都以师儒行于其中，确实因为九两没有师儒的维系，就无法使人心向善；六俗没有师儒的连接，就无法使民俗淳厚。老师，是用来宗主名教的；儒者，是用来扶持名教的。师道不确立，那么天下就没有好人；儒道不确立，那么天下就没有正统的学问。虽然有土地、富贵、治理、利益、宗族，凭借什么来相互维系？虽然有宫室、坟墓、兄弟、朋友，凭借什么来相互连接？太严重了，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师儒的功劳啊！

译正朔

正朔的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回答说：“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就是如此。”寅是人道的正位，所以夏朝以寅月为岁首；丑是地道的正位，所以商朝以丑月为岁首；子是天道的正位，所以周朝以子月为岁首，这就是关于三正的说法。然而夏朝建寅，是以寅月作为一年的开始；商朝建丑，是以丑月作为一年的开始；周朝建子，是以子月作为一年的开始。三代岁首虽然不同，但用夏历来纪月则是一致的。凭什么这么说呢？《尚书·商书》说：“在元年十二月初一。”又说：“在三年十二月。”这说明商人虽然以丑月为岁首，但他们的月份仍然称为十二月。秦人把亥月作为岁首，汉人沿袭了秦制，而史官纪月却说：“冬十月。”接着就是春正月罢了，哪里曾经因为岁首建亥而把它称为春正月呢？郑玄注解《周礼》，被建子的说法所迷惑，于是把正月当作周朝的正月，把正岁当作夏朝的正月。如果建子的月份真的是正月，那么夏朝的正月就应当是三月了。从前孔子作《春秋》，记载日期和季节，必定说：“春王正月。”如果依照左氏的说法，认为这是周朝的正月，那么建子月就是春天，而夏历的二月已经是夏天，夏历的五月已经是秋天了，四季错乱，还配称为《春秋》吗？“春王正月”，是用夏历来纪月的。周人用夏历纪月，从未改变夏朝正月的称呼，所以圣人想要推行夏历，寄托于《春秋》，而以正月为首，以正月为得人心之正。况且用《周礼》来考证，有说：“仲春迎接暑气，仲秋迎接寒气，季春取出火种，季秋收藏火种，仲夏砍伐阴木，仲冬砍伐阳木，夏至日祭祀方丘，冬至日祭祀圜丘。”朝觐、宗遇、搜苗、狝狩，都是依据四季来行事。如果真以建丑为春正月，那么四季就都改变了。太史校正岁事，按次序向各国颁布朔日，不几乎出错了吗？冯相氏在冬夏测定日影，在春秋测定月相，来辨别四季的顺序，不几乎紊乱了吗？查考凌人按正岁十二月的命令砍冰，郑玄既然把十二月当作季冬，那么正岁就是仲冬明白了。杜预说正岁是夏正，是先说正月而后说十二月，可以吗？《诗经·豳风·七月》说：“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二之日，就是十二月。凿冰在二之日，那么凌人在十二月命令砍冰是可以的。大概周朝以子月为岁首，以十一月为正岁，正月只是夏朝的正月。正岁则命令百官观法，正月则命令万民观法，考证《周礼》，没有不是这样的。这都是先百官而后万民。郑玄却说：“正月把王治之事颁布于天下，到了正岁又悬挂在象魏，让万民观看。”不想想小宰的职责，正月就率领官属观看治象，小司徒、小司寇也是如此，那么百官观法是没有疑问的。况且正岁的文字常与岁终相连，那么正岁下令，岁终考核，无非是详细针对百官的。所以正岁是周朝的岁首，那么十月就是岁终可以知道了。大体上夏历纪月，三代都是如此。圣人回答门人关于四代礼乐的问题，而特别恳切于夏历的推行，实在是因为敬天授人，没有比夏历更正的。改岁易朔，只是因循周制的新法，时节不正，事务无序，历数如何能确定？日月星辰如何能验证？虽然有太史、保章、冯相等职位，又能施展什么技巧呢？如果真像注家所说，那么四季就错乱了。周人效法天地四时来任命官员，大概不是这样的。所以读《周礼》的人，知道正月是夏正，那么《豳风·七月》、《春秋》正月，以及六经所记载的月份，都要以夏历为正。

象法

正岁是周朝的岁首，正月是夏朝的正月，那么官吏和百姓观法的次序自然有先后而不相违背了。古人必定改岁易朔，是为了显示其新。正岁更始，那么事物想要新，政事想要新，人才吏治想要新。比如训方氏在正岁颁布并训导四方，让百姓观看新物的意思。所以太宰有治象，司徒有教象，司马有政象，司寇有刑象，作为副职的人就在正岁各自率领其属员观看其治象，并且用木铎巡行以警示不守法的大刑。大概不告诫就查看成效叫做暴虐，懈怠命令导致期限叫做贼害，施加于百姓尚且不可以，何况对于官吏呢？周人岁终必定命令群吏汇报事务，纠正防备，将要责成于其终，那么不得不警示于其始。《夏书》说：“每年孟春，遒人用木铎在路上巡行，如果有不恭敬的，就有常刑。”夏朝以建寅为岁首，所以在孟春巡行；周朝以建子为岁首，所以在正岁巡行，其用意是一样的。然而垂象必定在正月，这又是人时的正位。天时的春令刚刚颁布，人事的东作开始，这是新民的时候。说始和，就是说方春和时。正月始和，那么事物想要和，政事想要和，所以四官在正月都说始和。因此正月吉日，把治教政刑的象颁布于各国，用来和洽各国的百姓；颁布于都鄙，用来和洽都鄙的百姓。那么悬挂在象魏而让万民来观看，显示十天的长久，想要他们详细观看德行；在十天之后收起，恐怕他们习读而生厌

译先王明了百姓的心意，可以说是细微曲折、无所不包了。至于司徒这类官员以教化百姓为职责，所以他们宣读法令尤其详尽。大概是因为教化百姓的法令如果不详尽，那么治理与政令刑罚的象征就未必能进入百姓的耳朵。每日六卿教化百姓，虽然说是教法，但治理与政令刑罚实际上都包含在其中。况且以卿大夫来考察，正月吉日，卿大夫从司徒那里接受教法，退下后颁布给卿吏，让他们各自教化所管辖的人；正岁则命令众官吏到司徒那里考核法令，退下后，各自在所管辖的国家颁布法令。六卿固然从司徒那里接受法令，然而卿大夫由六卿担任，那么治理与政令刑罚的法令难道不与教法同时施行吗？

有人可能会说：“卿大夫在正月颁布法令以教化所管辖的人，在正岁考核法令以颁布给所管辖的人，也就足够了。”州长却在正月以及正岁，还有春秋祭祀社神的时候召集百姓宣读法令，那么二千五百户的百姓，每年四次宣读法令了。党正又在四季的孟月以及正岁，还有春秋祭祀禜神的时候召集百姓宣读法令，那么五百户的百姓，每年七次宣读法令了。族师又在每月的吉日以及春秋祭祀酺神的时候宣读法令，那么一百户的百姓，每年十四次宣读法令了。闾胥又在岁时以及春秋聚集众人的时候宣读法令，那么二十五户的百姓，每年又不知多少次宣读法令了。六卿宣读法令，为什么如此繁多且频繁呢？

大概是因为对百姓越亲近，在教化上也越频繁；保护百姓没有穷尽，在教化上也无穷无尽。长、正、师、胥对于百姓，就像父兄对于子弟一样，反复叮咛告诫，唯恐不能到位。更何况在宣读法令的时候，州长则宣扬他们的道德品行和才艺并加以勉励，纠正他们的过错恶行并加以警戒；党正则记录他们的道德品行和才艺；族师则记录他们的孝顺悌爱、和睦亲族和好学；闾胥则记录他们的恭敬勤勉、担当和体恤。这些都是熏陶他们的良知而陶冶他们的美好品质，时常记录他们，将要进用并激励他们，那么他们岁时宣读法令虽然繁多且频繁，也不会感到厌烦。

有人又可能会说：“五党组成一州，州长在正月宣读法令，那么五党的百姓就在州里了；五族组成一党，党正在四季的孟月宣读法令，那么五族的百姓就在党里了。族师在每月吉日也召集百姓宣读法令，又知道古人立法必定相通融合。靠近州的百姓在州里宣读法令，靠近党的百姓在党里宣读法令，自然可以并行而不相违背。《周礼》也只是说个大概罢了。正月既然在州里宣读，那么夏秋的孟月在党里宣读也没有妨害；孟月既然在党里宣读，那么其余月份的吉日在族师那里宣读也没有妨害。况且如五州组成一乡，而乡大夫只召集官吏来宣读法令；五家组成一比，而比长不提及召集百姓来宣读法令，其相通融合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不然的话，太宰、司徒、司马、司寇的职事，在正月让百姓观看象征，难道也是让王畿千里之内的百姓都到象魏去观看吗？”

虽然如此，召集百姓观看象征，四官都提到了，冬官缺失无法考证。大宗伯掌管礼仪，唯独没有礼仪的象征悬挂在象魏上，而不让万民观看；小宗伯也不率领礼官属员来宣读礼法，这是为什么呢？这应当从周公作书的本意去探求。大概周官六典，总称为《周礼》。所谓礼，难道仅仅是天地人的三礼、吉凶军宾嘉的五礼吗？太宰的治理，这就是礼；司徒的教化，这就是礼；司马的政令、司寇的刑罚、司空的事务，都是这礼。治理没有礼就不能制定，教化没有礼就不能施行，政令没有礼就不能确立，刑罚没有礼就会淫乱，事务没有礼就会混乱。五典与礼典并行，五职与礼职并举。所以《礼记》说：“经礼三百。”这是三百六十官所掌管的，都是礼。那些悬挂象征以展示给人，那么这礼已经在其中施行了；那些观看象征而宣读法令，那么这礼已经在心中产生了。难道一定要把它揭示在礼象上、悬挂在象魏上然后才算是礼吗？

译考核

有功不奖赏，有罪不惩罚，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教化天下。所以考核的方法，自唐尧、虞舜以来就没有废弃过。《尚书》说：“广泛听取言论，明确试用功效，用车马服饰来酬劳。”这是趁着群臣来朝见的时候考核他们。又说：“广泛接纳言论，明确试用功效，用车马服饰来酬劳。”这是趁着黎民贤者被举荐的时候考核他们。于是确立了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罢黜昏庸、提拔贤明的固定法则，其中观察言论、明确功效的方法尤其详细。大概是因为一时的功效，不足以探究其底蕴；考核三年的政绩，这才足以尽其才能。然而三年只是考核，而罢黜提拔尚未实行。等到九年之久，贤与不贤已经分辨，功与罪已经明确，于是昏庸者被罢黜，贤明者被提拔，废置的法令就实行了。所以先前罢黜提拔而除去四凶，天下以至于全都信服；后来罢黜提拔而分化三苗，各种功绩以至于全都兴盛。然而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罢黜提拔，在唐尧、虞舜的法度中是非常宽缓的。现在看周朝的太宰，年终就命令各官府长官各自整顿政务，接受账册，听取汇报，并宣告废置；三年就全面考核群吏的政绩而进行惩罚奖赏。废置在年终进行，惩罚奖赏在三年进行，在成周的法度中是非常严密的。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唐尧、虞舜时官职简单而事务也简单，那么考核的方法本来应该宽缓；成周时官职繁多而事务也繁多，那么考核的方法本来应该严密。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原因吧！然而年终汇报政务，是考核百官的，而其方法似乎严密；三年全面考核政绩，是考核群吏的，而其方法似乎宽缓。大概百官指的是卿、大夫，即太宰所说的正职和副职，太宰对他们没有分别统领，所以汇报政务的方法应当在一年终了时急切进行；群吏指的是群士、庶士、府史、胥徒，即太宰所说的众多辅佐人员，太宰不应当琐碎地管理，所以考核政绩的方法适宜在三年之间从容进行。因此百官的废置，权力重大的，太宰必须向王宣告；群吏的惩罚奖赏，权力轻小的，太宰可以自行决定。又因为群吏的政绩，并非完全听任他们悠悠然不管，每天必须有成果，每月必须有概要，每年必须有账册。小宰是辅佐太宰的，每天终了就按次序接受概要，年终就辅佐太宰接受账册汇报政务，一年之中月月考核；宰夫是仅次于小宰的，年终就命令校正年度账册，月终就命令校正月度概要，旬终就命令校正每日成果，一年之中旬旬考核。小宰、宰夫在年、月、旬、日之间考核如此详细，谁不是勉励于事务功绩呢？太宰只用三年全面考核其功绩而进行惩罚奖赏，不也很适宜吗！不仅如此。在酒正，每天录入成果，每月录入概要，年终则汇总，这是详细于管理酒政；在司会，参互考核每日成果，用月度概要考核月度成果，用年度账册考核年度成果，这是详细于管理财政，这是一年中旬旬有考核。在官正，月终则汇总俸禄，年终则汇总行事，这是详细于官府的宿卫；在宫伯，月终则平均秩位，年终则平均次序，这是详细于士庶子的宿卫，这是一年中月月有考核。有在年终考核的，大司徒就命令教官正治理汇报政务，小司徒就命令群吏正汇总汇报政务，考核属官的治理成果而进行惩罚奖赏，乡师考核乡政宣告废置，乡大夫命令乡吏汇总政务汇报，州长汇总州政，党正汇总党政，族师汇总政务汇报，遂大夫汇总政务汇报，这是用来考核他们的政事。大府汇总货贿出入，外府汇总小用，职币汇总其支出，司裘汇总皮事，掌皮汇总财赍，泉府汇总出入并缴纳余款，这是用来考核他们的财用。膳夫汇总膳食，庖人汇总禽兽，医师稽查医制，食内宰汇总内人俸禄，典丝、典枲汇总其物品，这是用来考核他们的服食。司寇命令计算狱讼，士师命令校正汇总，方士省视县法而进行惩罚奖赏，这是用来考核他们的狱讼。舍人计算其政事，视祲观察其灾异，占人计算其占卜，这是无所不考核的。周人考核的方法如此，难道仅仅是为了详细严密而已吗！先前在正岁之首，必定让属官观看法度，用木铎巡行警示，用常刑警戒，用命令申明，用禁令约束，使他们修明职守，等待事务，既而又警戒群吏修明职守，又命令群吏诵读法度，正是为了今天做准备。至于三年全面考核，那么太宰考核政绩进行惩罚奖赏，司书考核政绩知晓财数，司士稽查士的任职而进退其爵禄；三年大比，那么小司徒接受比要，乡大夫举荐贤能，州长考核州里，县师考核群吏，遂大夫明确其功绩，均人平均赋役，司民献上报人口数，这些都是用三年来考核的。大概周人的法度，有所谓等待其治理的，如太宰、宰夫、太府、内府、外府之类是也，等待是指在开始时预定而结束时责验，使他们有所遵守而知道自我勉励；有所谓逆查其治理的，如小宰、司会、司书、职内、职岁、职币、太史、内史之类是也，逆查是指详细稽查其终了而钩考其开始，使他们无所隐藏而知道自我警戒。有在先前等待的，又有在后来逆查的，大臣用这个来考核群吏的治理，天子用这个来察验群吏的治理，有功必赏，有罪必诛，吏治难道有不兴起的吗？这就是成周严格考核的原因。然而成周考核的方法可以听到吗？曾经看到小宰用听取官府的六计，

译考察众官吏的政绩，便知道成周时期考核官吏的方法，没有超出这六项的。善，是说他有德行；能，是说他有才艺；敬，是以不懈怠为心；正，是以正直自律；法，是守法不违背；辨，是遇事不迟疑。官吏以德行循良为最上，才能次之。敬与正，是考察他立身行己的情况；法与辨，是观察他任职执法的表现。这六项，是官吏治理的出发点，而且都以廉洁为根本。大概廉洁的人，有天理而没有私欲。这六项没有廉洁是做不到的。汉代选拔士人叫“兴廉”，调动官吏叫“廉察”，也是这个意思。周人用这六项，小宰计算众官吏的政绩，那么其要旨和防范，无非是治理之道得其适中，把它登记在天府，与祖庙中的重大器物一起收藏，确实可以无愧了。汉代用六条考察官吏，比起周代的六计，只有提拔而没有弹劾，这忠厚与刻薄的意思自然不同。唐代考课的政令，有四善二十七最，而四善之首就是“循善有闻”，这也是善、能、正、直的遗意。然而后来有监考使、校考使、放考使，设置官职并非不恰当，但当时以四善闻名的人有多少呢？那么想要施行成周的考课之法，应当以六计为首。

译宫刑

《周官》中，小宰的职位仅次于太宰，那么小宰的职责不是很重大吗？如今考察他的职守，首先说：“建立宫中的刑罚，以治理王宫的政令，凡是宫中的纠察禁令。”又说：“每年年初率领属官，观察治理的法则，然后退下，用宫中的刑罚在王宫中颁布禁令。”那些在宫中的人，是百官府的次级住所，以及士庶子宿卫的地方。宫正已经掌管他们的警戒命令和纠察禁令，次级住所的多少，如果有大事，命令不得离开岗位而听候政令；宫伯又掌管他们的政令，执行他们的等级次序，安排他们的徒役事务，如果有大事，召集宫中众人就命令他们。王宫各自有主管的官员。宰夫的职守，每年年初就用法令警戒众官吏，命令他们修治宫中的职事，那些有才能的、优秀的就报告给王。那么周朝人对于宫中的政令，也可以说是详细而严密了。现在小宰作为太宰的副手，难道没有其他职责，却首先恳切地关注王宫的刑罚禁令？王宫难道是施行刑罚的地方？小宰难道是掌管刑罚的职务吗？大概天子的政令，天下的风教，没有不是从王宫开始的。侍从仆役一有不正，出入起居一有不敬，都足以危害治理。虽然说这是百官众府的职责，但周朝人常常在这里仔细考察。太宰用八法治理官府，用八柄告诫王驾驭群臣，年终就汇报事务的废置，三年就计算治理的诛赏。然而衡量大臣，只是总揽纲要而执掌权柄罢了。那些宰夫只是警戒而已，宫正也只是命令他们离开岗位而已，宫伯也只是命令他们召集宫中众人而已。如果不让小宰用宫刑来治理，用官刑来颁布禁令，使他们各自修治自己的职守，考察自己的法令，等待自己的事务，以听候王的命令，并用不共戴天的重刑来制约，又用不用的常刑来遵循，我担心奇袤的习气产生，淫怠的念头萌发，未必有良能可以知晓，未必有德行可以纠察。居住在王所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那么君王的德行必然在隐秘之中逐渐消减，而官吏的习气必然在禁令森严之内妄自放肆，谁与纠正过失谬误而矫正他们的非心呢？虽然说宫刑由司寇掌管，也参与官府的刑罚；宫禁由士师掌管，也参与王宫的禁令。然而刑罚不上大夫，命夫命妇尚且不坐牢讼于小司寇，有爵位的人尚且不杀于掌囚、掌戮，周朝人终究不用掌管刑罚狱讼的臣子来参与我们的警戒命令纠察禁令。况且难道没听说商汤制定《官刑》警戒在位的人吗？三风十愆的警戒，必定涉及到宫室的隐微之处，自从君王卿士、臣下以及童仆之士，凛然严肃，如同丧亡在朝夕之间。至于臣下不正，就说服墨刑。伊尹接着说：“嗣王敬重自身，恭敬啊。”大概官刑虽然用来警戒在位的人，但实际上有使君王心生恭敬的作用；宫刑虽然用来禁止王宫，但实际上有矫正君王心中非正的作用。那么宫刑由小宰掌管，宫刑的修废，是君王心中敬怠所由判定的，是君王德行隆替所由基础的。所以知道商的官刑，就知道周的宫刑。

官叙

小宰奉行太宰的八法来治理官府，足够了，却另外设立六叙的名目来冠于其首，那么六叙比官属、官联更重要了。考察宰夫的八职，第七条说：“胥，掌管官叙以治理次序”，用徒役中有才智的人掌管官叙，不几乎于防备吗？大概小宰所掌管的，是端正群吏；宰夫用胥来治理的，是召令的时候。有小宰来端正他们，而胥只是承受他的命令而召令他们罢了。有人说六叙，都认为是周官迁转的阶序，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郑氏说：“叙，是秩次，说的是先尊而后卑。”周朝人用它来端正群吏，难道是要端正等级吗？况且用《周礼》来考察，小宰月终就用官府的次序接受群吏的要点，是用次序接受他们的防备；宰夫掌管治朝的法则就按次序推进群吏的治理，是用次序推进他们的治理；宫伯掌管王宫的卫队就执行他们的秩次，乡师就命令他们的秩次，里宰就执行他们的秩次以等待政令，是用次序制约他们的俸禄；遂师就按次序比较他们的事务而赏罚，内史就掌管叙事的法则，是用次序安排他们的事务；小史就用书叙昭穆的俎簋，巾车就辨别他们的物品而等次叙述；小司寇就掌管外朝的政令，按次序进而询问，是用次序端正他们的位置；司书就叙述他们的财物，接受他们的帛；职内就叙述他们的财物以等待移用；职岁就凡是赐予以次序接受；司市就按次序分地而经营市场；大司马就按次序和出；冯相就辨别四时的次序。先王设官分职，事事都有其次序，难道只是群臣迁转的地方吗？所以用次序端正他们的位置，那么尊卑不得以相逾越；用次序推进他们的治理，那么功过不得以相混淆；用次序安排他们的事务，那么小专而大从可以；用次序制约他们的俸禄，那么贵丰而贱杀可以；用次序接受他们的防备，那么日旬月岁的要点有考察；用次序听候他们的情由，那么亲故贤能的辟除可以议论。不然，那么尊卑的制度不立，而冒上亡等的习气开启，我担心功臣击柱的有之，武夫背阙的有之，而正位的次序废了；功过的状况不明，而侥幸希进的念头生，我担心一岁超迁至中大夫的有之，旬月取宰相封侯的有之，而进治的次序废了；作事的次序废了，而九卿更进用事，不关宰相了；制食的次序废了，而小臣赐赏累百钜万了；计簿至于具文，垦

译田地管理以至于失去真实情况。而接受职官安排的次序也被废弃，审理诉讼时上下其手，处理案件时轻重随心，而听取情由的次序也都废弃。像这样，那么朝廷就没有节制，下属官员怎能被举荐？官职怎能被分辨？官职体系怎能被整合？官成、官计又怎能得以施行呢？小宰辅佐太宰治理官府，怎能不把六叙放在首位？

译官属

太宰用八法来治理官府，而官属位居其首。六官下属不止三百六十个，这是举大数而言。加上天地四时的名称，授予他们治理、教化、礼仪、政令、刑罚、事务的职掌。官员各有职责，事务各有联系，却说“大事听从长官，小事则专门直达”，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小事，不是六官所能普遍处理的，所以不能没有下属；大事，不是百官所能独自承担的，所以不能没有长官。大臣如果处理小事，那么上级官员常因多事而自累，从而失去大体；小臣如果专断大事，那么下级官员常因越权而自任，从而据有大权。这就是小宰的六属之所以有小事、大事之分，而后六职的事理得以辨别，六官的联系得以合洽的原因。现在用《周礼》来考察，大祭祀、大宾客、大军旅、大田役，凡是这些大事，都由六卿的长官负责；而小宰、小宗伯、小司徒、小司马、小司寇，作为六卿的副手，则专门掌管其中的小事。这说明在设置官职、分配职责的时候，就已经有小大之分了。不只是六官的副手如此，在宫正，凡是宫中的大事，命令他们离开守卫去听理政事；在肆师，凡是国家的大事，治理其礼仪以辅助宗伯；在布宪，凡是国家的大事，只是集合众人来发布号令罢了；在乡士，凡是国家的大事，只是诛杀那些违抗命令的人罢了；在讶士，凡是国家的大事，只是宣读誓禁罢了。就像宰夫的官刑，必须向冢宰禀告；小宰的岁终考核，必须辅助冢宰；司救的废置治理，必须向冢宰禀告；乡大夫的法令，必须考校于司徒；稍人的政令，必须听从司徒；士师的狱讼，必须向司寇禀告；司刺以赦免过失的法令，辅助司寇。这就是百官听从六卿的情况。不只是六卿如此，如果小臣，凡是大事辅助大仆；如果都家，凡是大事必须通过朝大夫。这又是各自听从其所属长官的情况。大概宫正是宫官的长官，膳夫是食官的长官，医师是医官的长官，酒正是酒官的长官，太府是财官的长官，内宰是内官的长官，凡是三百六十个下属各有长官，那么其下属听从长官，也是这样的。至于小事，不只是六官的副手可以专断，如内竖，掌管内外传达命令，凡是小事；肆师，凡是国家的小事，治理其礼仪并掌管其事；太师，凡是内外小祭祀、小防同、小军旅，掌管其事；罪隶，掌管使令的小事；小史，凡是国家使用礼法的，掌管其小事，行夫则掌管邦国传遽的小事。凡是六官的小事都是这样，这都是其下属得以专断直达的情况。况且像膳夫这一官职，有烹人、庖人、内饔、外饔等职位，都是下属，而饮膳之事，难道一定要每天向太宰禀报吗？司市这一官职，有质人、廛人、胥师、贾师等职位，都是下属，而货贿之事，难道一定要每天向司徒禀报吗？因此官长就治理大事，官属得以执行小事。大事不忌讳听从下属，而小事又有什么忌讳专断直达的呢！大概从宰夫的八职来看，那么其职责已有长官、下属详略之分了。一是正，掌管官法以治理纲要，正，是卿长，要，是一年的成果，所以正来治理。二是师，掌管官成以治理常规，师，是中大夫、下大夫，凡，是一个月的成果，所以师来治理。三是司，掌管官法以治理条目，司，是上士、中士，目，是一日的成果，所以司来治理。四是旅，掌管官常以治理数目，旅，是下士，数，是一二三四的数目，所以旅来治理。府则只治理库藏，史则只治理文书，胥则只排列先后次序，徒则只承担奔走任务。官府的八职如此，旅不可以越权侵犯司的条目，师不可以越权侵犯正的纲要，正也不可以下行处理师的常规，师也不可以下行处理旅的数目。小事专断直达是可以的，大事而不听从长官可以吗？况且以太宰这一卿，是百官所听命的，八柄、八统一定说禀告君王，岁终废置也说禀告君王，至于作大事，则命令百官以辅助王命，而邦国的小治则听从他，四方的小治则等待他。太宰固然不因小事玷污君王，而其大事也不敢独自专断。大概太宰总领百官，就有道揆的尊贵；太宰辅助一人，就有法守的责任。有道揆的尊贵，就不可以下行侵犯细务；有法守的责任，就不可以上行侵犯大权。太宰尚且如此，何况三百六十个下属呢！汉代的丞相就是太宰，郑康成曾经用小宰比喻御史中丞，不知道中丞是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手。大夫就像小宰，中丞就像宰夫。宰夫辅助小宰，小宰辅助太宰，现在用中丞比喻小宰，御史大夫应当是什么官呢？汉初官制还接近古制，高祖的制度，御史大夫下于相国，相国下于诸侯王，御史是丞相的副手，事务下达御史，御史禀告丞相。丞相得以决定可否，于是下达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达郡守中执法，中丞也。中丞是御史大夫的属官，事务下达中丞，中丞禀告大夫，大夫也得以决定可否，于是下达郡守。从内到外，尊者得以施行

译地位尊贵的人，让地位卑下的人能够履行其卑下的职责，那么从外部到内部，小事大事的条理就可以知晓了。后来御史大夫与丞相地位相等，称为两府，郡国的事务不上报丞相而上报御史，御史得以凭自己的意见来评议决断，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汉武帝急于追求功利，又常常凭主观意图施行政令，不经过丞相，所以张汤担任御史大夫时，多次行使丞相的职权，制造白金皮币，而李蔡、庄青翟不参与商议。从此以后，内廷的事务丞相不得而知，归中丞掌管；外廷的事务丞相不关涉决断，归九卿掌管；郡国上报计簿、调动官吏的事务，丞相又不参与听闻，而是直接上达天子，由尚书调动。大事不听从长官，而都能直接上达，那么汉朝的大臣就没有权力，而小臣就专横了。相权既然轻弱，无法干预国家大事，却用簿书期防这些琐碎的事务，让丞相亲自处理，这又是不懂大体，只是用小事来自我贬损罢了。这样大臣因多事而自困，小臣怎会不担忧虚文呢？那么想要尊崇丞相的体制而加重相权，想要严肃官职系统而推行官治，关键在于不能不明确《周官》中小宰的六属。

译官联

太宰通过官联来防范官治的弊端，这是举其纲要；小宰通过六联来整合治理，这是分其细节。所谓“联”，是指太宰、小宰、宰夫等职位，是正职与副职之间的关联；宫正、宫伯、宫卫等职位，是膳食官员之间的关联；从医师到兽医，是医疗官员之间的关联；从酒正到盐人，是饮食官员之间的关联；从太府以下，是财政官员之间的关联；从内宰以下，是宫正类官员之间的关联。这些都是治理官员之间的关联。教官有教育的关联，礼官有礼制的关联，政官有政务的关联，刑官有刑罚的关联。人们都知道各自分职统领下属称为官联，至于联合事务共同治理，有些并非其官职所属却实际相互关联的情况。且以祭祀来说，宗伯以下，郁鬯、尊彝、典祀等职，都是联合事务；而太宰在祭祀时赞理玉帛，司徒供奉牛牲，司马供奉马牲，司寇供奉大牲，这难道不是其他官职的联合关联吗？又以宾客来说，行人以下，司仪、行人、环人、掌客等职，都是联合事务；而太宰在朝觐时赞理玉帛，宰夫掌管牢礼，司徒修治委积，封人装饰牛牲，这难道不是其他官职的联合关联吗？太宰赞理含玉，乡师治理役事，司徒施行荒政，遗人储备物资，这是丧荒事务的联合；司马治理军队，司徒召集民众，小宰掌管器具，县师接受法令，这是军旅事务的联合；司马教习阵型，乡师率领民众，司徒举起旗帜，虞人清理野外，这是田猎役事事务的联合；闾师征收赋税，太府接收财物，司徒施行征敛，司马制定赋税，这是敛施事务的联合。六官联合事务不胜枚举，以至于小事无不有联合的典章：典祀属春官却得以征役于秋官的司刑，鼓人属地官却得以诏令鼓声于夏官的太仆，秋官掌戮却得以参与天官甸师的杀牲，秋官蛮隶却得以执行夏官校人的役事，乡师属地官却得以考问于司空，稍人属地官却得以听政于司马。有同心协力恭敬合作而没有背离官职离开次序的现象，有联合事务共同治理而没有分派朋党结党营私的现象。成周的官制，之所以内外相互统属、大小相互维系而没有旷废职守的官员，六联是有助益的。因此，分定其职责而统领其下属，那么事权看似分散而不相混淆；联合其关联而防范其治理，那么事权看似聚合而不相分离。这就是官治之所以能防范弊端，而治理之所以能整合的原因。虽然如此，周人联合事务的意图，不仅仅体现在官职上。在乡里，比、闾、族、党、州、县之间有联合；在遂地，邻、里、酂、鄙、县、都有联合。司徒安定民众，就说“联合兄弟”、“联合师长”。儒者联合朋友，族师登记民众，则十人为一联，十家为一联，八周为一联。至于司关的官职，也掌管国家货物的节制以联合门市，是没有哪里不实行联合的。官治难道能不防范弊端吗？治理难道能不整合吗？然而太宰谈论官治，小宰谈论治理，大概是因为太宰总揽官联的纲要，官联举出而官治得以防范；小宰治理官联的细节，官治防范而治理得以整合。纲举则目张，领提则裘整，这就是太宰之所以谈论官治，与小宰之所以谈论治理的原因。

官成

太宰用官成来经略治理，又用官成来对待万民的治理；宰夫则说：“师掌管官成以治理凡例。”大司寇则说：“凡是庶民的狱讼，用官成来断治。”郑司农认为八成如同现在的决事比，贾公彦认为八成如同现在的断事律，这是听讼断案不可没有官成的原因。这就是太宰所以分列官成的条目，而用来经略治理的原因。司徒说：“五家为比，五比为闾。”这是比居有户籍，听征役的诉讼，就用比居来决断。遂人说：“稽考其人民，简阅其兵器。”这是简稽有簿册，听师田的诉讼，就用简稽来决断。版图，如司书所藏的版、土地之图那样，听闾里的诉讼，就用版图来决断。礼命，如宗伯一命受职、再命受服那样，听禄位的诉讼，就用礼命来决断。傅别，郑司农说是券书，后郑说是大手书于一札中字别之。我按：士师说“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令听称责以傅别，那么就是附着文书，别为两本，所以用来决断财货称贷之争。书契，郑司农说是符书，后郑说出予受入之凡要。我按：《酒正》“凡有秩酒者，以书契授之”，今听取予以书契，那么就是取其券书之相符，所以用来决断俸秩取予之争。质剂，如质人“大市以质，小市以剂”，听市廛的买卖，就用质剂来决断。委积，如宰夫“月终正月要，岁终正岁积”，听货贿的出入，就用要积来决断。称为成，大概是说它一成而不可改变；称为经，大概是说其治理有常而不可紊乱。然而这些都是簿书的要点罢了，圣人在簿书的烦琐中，只怕防范奸邪不严密，其对待民众难道不薄吗？诚然，民众林立而生，众多而群聚，聚而必有事，事起而必有争。圣人兴起教化于微渺之处，而忧患于未然之时，所以有书以载其法，有法以待其事。事来而应之以法，讼起而正之以书，犹如决事不可没有比，断事不可没有律。天下难道有不决之讼，而还有不经之民吗？

译《易经》说：“上古时代结绳记事来治理天下，后世的圣人用文字契约来代替它，百官借此治理政务，万民借此明辨事理，这大概是取象于夬卦。”这所说的“成”，是指官职制度确立的意思吗？

我曾经观察《周礼》中士师的职责，其中有“掌管审理案件的八种成例”的说法，郑司农也说：“就像现在的决事比。”考察《士师》中提到的“八成”：包括谋反、谋逆、通敌、违犯法令、矫矫法令、盗窃、结党营私、诬告陷害这八类。起初并没有文书簿册的摘要，却也称其为“成”，郑氏都将它们视为决事比一类的东西。

大概“成”字，是取那些已经定型的行事作为规范标准的意思。如果审理判决时不参照已成之例作为法律依据，那么就会有人舞文弄法，有人欺瞒上级、徇私舞弊，本想防止奸邪，反而助长了奸邪。

既然如此，那么士师不能没有处理案件的八成成例，就像小宰不能没有官府行政的八成成例一样，这就是郑氏之所以都将它们比作汉代决事比的原因吧？

译朝仪

周代有三种朝会：第一种叫燕朝，设在路门以内，是王室宗族举行喜庆事务的朝会，由太宰、小臣掌管；第二种叫治朝，设在路门以外，是君王每天听取政事处理的朝会，由宰夫、司士掌管；第三种叫外朝，设在库门以外，是咨询万民、听取政见的朝会，由小司寇、朝士掌管。郑康成认为外朝设在雉门以外，但既然把雉门作为第三道门，那么外朝应当设在库门以外了。外朝的位次，左边是孤，卿大夫、众士站在他们后面；右边是公、侯、伯、子、男，众吏站在他们后面；正面是三公、州长、众庶站在他们后面。这是朝士所掌管的朝会法规。等到召集万民咨询时，则由小司寇掌管其秩序。君王面向南，三公及州长、百姓面向北，众臣面向西，众吏面向东，他们的位次也像朝士所规定的礼仪一样。设立朝会时，左边放置嘉石用来安抚疲困的百姓，右边放置肺石用来通达穷困百姓的冤情。凡是审理国都、郊外、田野、城邑的狱讼，必须在这里审理；双方诉讼者缴纳束矢、平剂钧金，必须进入这里；凡是查获的赃物、人口、六畜，必须委托在这里。虽然有师属、鞕呼、趋辟等礼仪，有禁止慢待朝会、错乱站立、聚众闲谈的规定，其礼仪并非不严肃。而在进行重大咨询的时候，卿大夫率领六乡的众庶来到朝会，百姓众庶得以与公卿、侯伯、众士、众吏在台阶之间前后相随，那么这种政治确实平易近民了。治朝的位次，君王面向南，三公面向北，孤面向东，卿大夫面向西。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门右边，太仆、大右、大仆的随从在路门左边。这是司士所校正的朝会礼仪。等到掌管排列众吏处理政务时，则由宰夫掌管其法规，以校正君王及三公、六卿、大夫、众吏的位次，并考察那些不符合礼仪的行为。君王视朝时，太仆就在前面校正位次，师氏就负责朝会的警戒，冢宰就辅助听理政事。虽然有虎贲、士族的护卫，有仆御、右从的位次，其礼仪并非不严格。而太仆掌管在大寝门外设立路鼓，以等待穷困百姓申诉和紧急命令，听到鼓声，就迅速迎接御仆与御庶子接受事务并上报。何况宰夫掌管庶民的迎送，得以与宾客的接待、众臣的汇报一同在冕旒之前彻底通达，那么他的能力也未曾以禁令的严厉为界限。至于燕朝的法规，虽然在太仆，只说“君王视燕朝就校正位次”，掌管迎宾相礼而已。然而说“君王视朝就前进校正位次，退下进入也像这样”，这是校正燕朝也像校正治朝一样。小臣校正君王的燕位，御仆掌管君王的燕令，这些都是燕朝的臣子，其礼仪也并非不庄重，而诸侯的汇报迎送，则由太仆掌管；三公、孤卿的汇报迎送，则由小臣掌管；众吏的迎送、庶民的汇报，则由御仆掌管。汇报，是下级向上级报告；迎送，是下级迎接上级，都是上书报奏的名称。庶民的汇报，得以与诸侯、公卿、众吏的汇报迎送，又都在君王燕居的时候听闻通达，那么这个地方也未曾因为深邃而成为隔绝。观察外朝的政治而涉及万民的咨询，治朝的处理而涉及万民的迎送，燕朝的命令而涉及庶民的汇报，就知道成周兴盛时期，门户庭院没有堵塞，其疏通通达到了什么程度啊！何况肺石通达穷困百姓，必定设立在外朝的右边；路鼓通达穷困者，必定建立在大寝门外。君门万里，而穷困者尚且能够自己通达，何况臣民呢！然而三朝分别掌管，外朝虽然由秋官所属掌管，而三公、孤卿都在其中，那么太宰也就参与外朝的政治了。治朝的法规，虽然说由司士校正，属于夏官，而宰夫掌管其禁令，这是天官所属；君王视治朝，冢宰辅助他，那么太宰也就参与治朝的事务了。燕朝的臣子，也是夏官所属，然而所掌管的众臣的汇报迎送，实际上与宰夫所掌管的有关联。何况太仆虽然校正燕朝的位次，而建立鼓却在路门外，在朝中则在路门左边。君王视治朝，就前进校正位次；君王不视朝，就向三公及孤卿辞别。这是燕朝的臣子，实际上与治朝相通，那么太宰也就参与燕朝的政治了。由此看出周人的治理，宫中、府中确实是一个整体，而没有内外的分别。只是以治朝来看外朝，那么外朝就是外朝，而治朝就是内朝；以燕朝来看治朝，那么燕朝就是内朝，而治朝又是中朝罢了。秦人改变古制不合正道，虽然外朝的九卿如少府，得以在内设置尚书主管文书而掌管奏报下达诸事；外朝的三公如御史大夫，得以在内设置中丞接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内外官员也相互隶属。然而二世居住在宫中，丞相不得在中间奏事，并且被赵高出卖，事情可想而知了。后世尚且取法秦制什么呢！汉代官员少府所属有尚书，御史大夫所属有中丞，还沿袭秦制。如果用《周礼》来考察，丞相相当于太宰，少府、御史大夫相当于小宰，御史中的中丞、少府的尚书相当于宰夫。汉代以御史大夫与丞相对等为两府就错了，然而高帝时御史大夫周昌得以宴见，入宫奏事；在吕后时丞相审食其得以监守宫中，如同郎中令；武帝初年，丞相公孙弘也得以多次宴见，虽然尊重大臣的意图不存在，也得以看出内外朝廷没有无限隔。自武帝游宴后庭

译因为让宦官主管中书并掌管尚书的奏章，尚书的官职就废弛了。既然中书处于中枢接受事务，又设置诸吏在中枢举发违法之事，当时皇帝下达的各项事务，从中书递送到两府，从两府下达给九卿，从九卿下达给郡国，而不经过中丞，中丞的官职也就废弛了。西汉末年，霍光担任大司马兼领尚书事，将大司马以下直到散骑诸吏定为中朝，将丞相以下直到六百石官员定为外朝。霍光曾对车千秋说：“让霍光治理内朝，您治理外朝。”因此内外朝分明地分开了。不仅丞相不能进入内庭，而且不能参与内庭的事务。所以盐铁会议，车千秋不能发言；废黜昌邑王，丞相张敞不能议论。朝廷分为内外，其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后来魏相担任御史大夫，稍微恢复旧制，对外派遣丞相掾吏巡察郡国而不派遣使者，对内奏报密封文书去掉副本且不经过尚书，因此霍山正掌握枢机要职，魏相就公开指责他的过错；杜延年在中枢掌权，魏相就列举奏告他的奸恶。这时内外似乎又合为一体了。元帝以来，石显专权，权力又回归尚书；哀帝、平帝时期，权力又回归外戚，西汉于是走向灭亡。东汉虽然将举发违法之权归于中丞，将奏事之权归于尚书，但事务归于台阁，不委任三公，外庭疏远而内庭严密了。桓帝、灵帝末年，御史的权力全部转移到尚书，尚书的权力全部转移到宦官，他们结成一党，丞相被隔绝在外，御史在内部缄默不语。所以杨秉弹劾侯览，尚书召来杨秉的掾吏责问他说：“三公统领外朝，御史监察内朝。”在这个时候，御史怎么能监察内朝呢？这难道不是小人借此名义图谋私利罢了！所以曾经结合周秦的制度来观察，内外情况如果相通，那么即使像周制那样由宰夫、太仆分掌事务，宰相也能兼统全局；内外情况如果不通，那么即使像秦制那样尚书、中丞相隶属于丞相，丞相也不能参与知晓。这难道不是内外合一的制度不如周朝吗？再从西汉的制度来看，治理内朝与外朝的区别，如西汉所说，丞相与将军已经分明地分为两个朝廷；统领内朝与监察外朝的区别，如东汉所说，丞相与御史也分成了两件事，这难道不是内外相属的意思，又不如秦朝吗？

译路寝图

【太仆正位于燕朝之位，又位于治朝之位，然后退下。这是燕朝与治朝的官员相互连接。夏官太仆、小臣、御仆掌管复命与迎送，春官宰夫也掌管复命与迎送，这是燕朝与治朝的官职相通。太仆、小臣属于夏官，司士也属于夏官，这是燕朝、治朝的官属也相通。】

礼经防元卷一下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礼经会元》>

钦定四库全书

礼经会元》卷二上 宋·叶时·撰 宫衞

宫正、宫伯，掌管王宫中的官员。在王宫中的百官府的人数，各有名册；士庶子的人数，也有名册。官府有府官的住所，士庶子有士庶子的住所。宫正则掌管他们的警戒命令、纠察禁令，并统计百官府人数的多少；宫伯则掌管他们的教令、等级次序，并授予士庶子的职事。这些都是关于宫卫的论述。解说的人大多说宫正掌管兵卫，宫伯掌管郎卫，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他们把宫正所掌管的，说成是官府中的胥徒等服徭役的人在宫中，如同汉代的卫士，所以称为兵卫。却不考虑宫伯所掌管的郎卫，明确说是让他们做徒役之事，那么士庶子也有徒役，为什么不能称为兵卫呢？我用《周礼》来考证，宫正、宫伯所掌管的，都是郎卫；太仆、虎贲、司隶所掌管的，才是兵卫。大概天子的卫队有两种，而其区别有四种：卿、大夫、士的官吏在宫中值宿的，由宫正掌管；卿、大夫、士的子弟即庶子在宫中入卫的，由宫伯掌管。天子视朝时，司士端正其仪容，大事时诸子掌管其政令，这是居守环列的卫队。天子视朝时，太仆在前面端正位次然后退下；天子出入时，太仆从左边驾车并在前面开道；视朝时，太仆在路门的左边，由太仆掌管，小臣、御仆隶属于他，这是仆从侍御的卫队。虎士八百人，跟随在天子前后快步走，按卒伍排列，视朝时，在路门的右边，由虎贲氏掌管，旅贲氏隶属于他，这是奔趋先后的卫队。在虎门的左边，让他的属卒即四夷的官吏，各自穿着本国的服装守卫天子的门外，由师氏掌管；率领四翟的隶卒，让他们穿着本国的服装，拿着本国的兵器，来守卫王宫，由司隶掌管，这是周防键闭的卫队。宿卫的区别有四种，而郎卫、兵卫都包括在内，二者常常相互联系。然而居守环列的卫队，是天子亲近并作为腹心的。居于天子的左右前后，那么他们的地点亲密；防备天子的顾问应对，那么他们的职责专一。因此必须考核他们的功绩并纠察他们的德行，集合他们的什伍并教导他们道艺，用来勉励他们行善；辨别内外，防备出入，去除那些淫佚怠慢以及行为邪僻的人，用来警戒他们不做恶。平均供给他们的口粮，使他们没有粮食供应不继的担忧；汇总他们的行事，使他们没有旷废官职的过失。那些在百官府宿卫王宫的人，平均供给口粮并汇总行事就可以了，这些人必定都是德行道艺的选拔者，而没有淫佚怠慢邪僻的习气，还等待什么警戒勉励呢？大概百官府的宿卫必定有供给徒役的百姓，如果不按时纠察勉励他们，一旦有一个不正派的人混杂其中，必定会损害德行道艺。居于天子身边的人，必定都是薛居州那样的人才可以，这就是宫正之所以对此恳切关注的原因。至于在册的士庶子，他们是卿大夫士的子弟，有师保来教导他们，有司乐来协调他们，又有诸子来考核他们，所以宫伯只平均他们的等级并颁发衣裘，平均他们的次序并掌管诛赏。纠察教令的方法虽然不如宫正那样详细，然而宫正作为宫官之长，他在纠察的时候必定不会遗漏士庶子。这样，那么在八次八舍行列中的，谁不是端方正直的人呢！至于虎贲之士、臣隶之仆、夷狄之兵，虽然不谈论他们的政教禁令，然而虎贲氏由下大夫掌管，太仆由下大夫统领，师氏由中大夫率领。况且虎贲氏所掌管的八百人，不称为徒而称为虎士，那么都是士人中有勇力的。虽然名为兵，却没听说有一个武夫悍卒或放纵诡谲的人得以跻身其中。师氏、虎贲无非是吉士，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人。平时夹着台阶站立，手持钺斧而停止戈刃的，最终都是戴冕穿弁的士人。这样虽然有郎卫兵卫的区别，但何曾有过文事武事的判分呢？然而同为宿卫，宫正、宫伯则统属于太宰，虎贲、太仆则统属于司马，司隶则统属于司寇，而师氏又是司徒的属官，为什么呢？大概宫卫不可以不相互联系，而兵权不可以不相互制约。官都是王官，兵都是王兵，先王本来没有相互猜疑的意思，然而戒备不测，防备无患，先王也不能不事先设防。曾经看到成王末年，太保于是命令仲桓、南宫毛，让他们会同齐侯吕伋，带着两把干戈、一百名虎贲去迎接子钊。虎贲之士不是太宰的属官，而太保得以调发他们，那么太宰兼总兵卫也就明白了。然而吕伋虽然掌管兵权，如果没有宰臣的命令，就不能擅自调发；召公虽然制定命令，如果没有两位卿奉命前往，也不能专断行事。兵权分散主管不在一人，周人制定兵制的用意深远啊！又曾经从周的宫卫来考证汉代的制度，那么汉光禄勋所掌管的，是郎卫；卫尉寺所掌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