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经防元卷一下

译郎卫，是负责军事护卫的。郎卫有中郎、侍郎、中郎将、郎中骑将、郎中户将、郎中车将等属官，像羽林、期门都隶属于它。兵卫有长乐、未央、甘泉、建章宫的卫尉、卫士令、丞等属官，像左右都仆、八屯卫尉、司马，也都隶属于它，这就是南军，相当于周代的宫卫。而有些人常常把南北军合在一起论述，这是不对的。因为南军守卫宫城，这是卫兵；北军巡逻京城，这是畿兵。古代前面是朝廷后面是市场，王宫在南面，所以汉朝守卫王宫的军队称为南军。宫卫既然称为南军，那么京师的军队就称为北军，这是为了区别。考察周勃进入北军，于是派人告诉卫尉不要接纳吕产，那么南军由卫尉主管就很明白了。《百官公卿表》说：“卫尉掌管宫门屯兵。”因此南军守卫宫城。考察八校尉中有中垒校尉掌管北军垒门内，那么北军隶属于中尉就没有疑问了。《百官公卿表》说：“中尉掌管巡逻京城。”因此北军防备京城。北军本来没有卫的名称，与宫城无关，虽然文帝曾经任命宋昌为卫将军兼领南北军，但不久又罢免了。那么北军作为畿兵，这是汉朝的制度，而周人难道没有畿兵吗？大概周人在王畿千里之地寓兵于农，司马所统制的六军就是畿兵，只是不像汉朝北军从三辅调兵而有轮番上朝的劳苦，从五校募兵而有长期驻守的众多士兵罢了。唐朝李揆曾经说汉朝以南北军相互统制，他只是看到周勃已经进入北军，还有南军，必定要命令平阳侯告诉卫尉，就说南军可以制约北军；刘屈氂发动三辅近县士兵进入长子和太子作战，就说北军可以制约南军，这是相互统制的说法。不思考古人有兵权相互制约的意思，而没有兵势相互统制的形式。周制六军虽然隶属于司马，但将领都是任命卿，是一位卿分别主管兵权罢了。掌握兵权的官职固然可以相互分开，设置兵力的谋略不可以相互猜忌。如果说内外制兵而一定要使他们相互统制，那么周人王宫的卫兵也与王畿六军相互统制吗？汉朝的城门校尉也隶属于北军，考察刘屈氂《传》说：“武帝因为戾太子在外，开始设置屯兵在长安各城门。”到成帝时羊河侯谭等以特进领城门兵，那么城门兵尤其重要了。《周礼》司门下大夫二人，每门下士二人，郑氏说像现在城门校尉主管王城十二门。不思考成周司门的官员加上胥徒只有七十八人，每门也只有九人罢了，他们的官秩虽然尊贵但他们的职事却很少，果真像汉朝城门兵的制度吗？考察成周的制度，只听说有王宫的卫兵而没有听说设置王畿的卫兵，只听说有王畿的军队；没有听说有城门的军队，大概人们所依靠来保卫王国的，不专门在于兵力了。我因此因为宫正、宫伯、郎卫、兵卫的辨析，而涉及汉朝兵卫的制度；又因为南军、北军、卫兵、畿兵的辨析，而涉及周人畿兵的制度。所以一并以此来辨析周、汉城门兵制的不同。

译查考南军守卫宫城，由郡国军队轮流调任，因此在外且距离较远；北军防卫京城，由三辅军队轮流调任，因此在内且距离较近。这其中的用意是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三辅军队在内且近，人们有邻里亲戚之间的亲情，用他们来防卫京师就没有腹背受敌的担忧；郡国军队在外且远，人们没有非分的侥幸期望，用他们来守卫宫城就没有肘腋之患。这也如同师氏率领四隶守卫王门、王宫，朝廷在野外时则守卫内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汉南北军图

查考《后汉书·百官志》，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都说掌管宿卫兵，现在却隶属于北军中候，因为北军统领宿卫兵，这是为什么呢？曾经考据前表将八校合并为城门，后志将五营隶属于北军，这是兵权分散管理的用意，也如同四隶由师氏率领，虎贲属于司马一样吗？

膳羞

《尚书》说：“只有君主能赐福，只有君主能施威，只有君主能享用美食。”美食与威福并提，说明这是君主独自专有的，不是臣子所能拥有的。所谓美食，就是美味的食物，膳也是美好的食物。郑康成说：“现在所说的美食叫珍膳，都是美食的意思。”因此天官所属，除了宫卫之外，无暇他顾，首先提到膳夫的职事，难道不是因为重视膳食吗？膳夫，是饮食官的首长。《诗经》说：“仲允是膳夫。”又说：“膳夫在左右。”古人如此重视膳夫，大概是因为膳夫选任得当，就可以引导君主奉养的节制，堵塞君主嗜欲的源头，左右前后的人，必定不会因为一饮一食而忘记君主的疾苦。有的人只知道用一人治理天下，用天下奉养一人，固然应该接受天下完备物资的供给，享受天下完备美味的奉养，却不知道古人之所以接受并享受而无愧疚，一定要有修养其心的方法，难道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吗！况且从膳夫下属的几个官职来考察，食、膳、饮的用处有六，珍的用处有八，羞、酱的用处有一百二十，鼎俎等器物都是十二，这些由膳夫掌管；六畜、六兽、六禽的名称，死生鲜干，进献的羞物，膳羞、好羞、庶羞、禽兽的供给，这些由庖人掌管；内部的膳羞割烹煎和之事，脩、刑、膴、胖、骨、鱐等器具，由内饔供给；外部的割烹脯、脩、刑、膴的供给，鼎俎、牲体、鱼腊的实物，由外饔供给；亨人供给鼎镬，调节水火的比例，以职掌内外饔的事务；甸师供给粢盛，率领砍柴蒸饭的人，以役使于内外饔；兽人供给野兽，渔人供给鱼，鳖人供给鱼、鳖、螺、蜃，腊人供给脯、腊、膴、胖。这些都是完备物资的供给，完备美味的奉养，以奉承君主，这就叫做美食。然而圣人难道是为了自我奉养，让肥美的食物每天充足于口吗？现在看膳夫掌管膳食的情况，君主宴饮时，就奉上膳食赞助祭祀，以此唤起敬意；授予祭品、品尝食物，君主才进食，以此谨慎细微之处；劝食时奏乐，吃完时奏乐，以此引导和谐。庖人则辨别香、臊、腥、羶的油脂，想要适应四时的适宜；内饔则辨别庮、羶、臊、貍、腥、蝼的气味，去除六种不可食用的东西；兽人则辨别冬、夏、春、秋狼、麋、兽物的进献，选取其聚散温凉，以救治四时的苦楚。古人在饮食方面，凡是能够均衡其气血，而保卫其生命本源的，无不详尽细致地做到。因此居住改变气质，奉养改变体质，耳目聪明，血气和平。大概保存自己就可以厚待百姓，安身就可以保全国家。何况膳夫为众臣准备膳食，祭祀后将福肉献给君主，如同祭仆凡祭祀致福者，展开并接收，以及接收都宗人、家宗人的致福者，就接收来供给君主的膳食。用羔、雁、雉作为信物拜见君主，如同司士赏赐摈士，就供给其信物作为膳食。即使宗伯用禽鸟作为信物，也接收来供给君主的膳食。致福之中，享信物拜见的禽鸟，不仅唤起君主的敬心，也显示君主不浪费物品。野兽按时打猎，鱼按时捕捞，龟鳖也按时捕捉，这说明君主的奉养有节制，与万物交往有道理。虽然说王后、世子的膳食与禽鸟，膳夫、庖人不敢会同，但太宰已有膳食的规范，君主既然没有妄用，臣子也没有妄供，虽然不同，也如同相同。至于杀牲盛馔，每天举行。君主进食则内饔陈列鼎俎，用牲体装满；醢人则供给醢六十瓮，醯人则供给醯六十瓮。君主每天进食一次，斋戒日则进食三次，大概是因为将要交接神明，必须改变饮食以尽奉养，应该比平常日子丰盛。否则一天只进食一次。如果有荒灾、礼灾变故，就撤去平常日子的膳食而不进食，大概因为君主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有凶变，就悲伤而眉头紧锁，不敢安逸，何况敢用盛馔自我丰盛呢？历考几个官职，凡是奉承君主的，辨别物品按时令，使用物品不妄为，获取物品有道理，看待物品如同一体。不仅仅为了口腹之养，而且有修养其心的作用。这就是所谓饮食宴乐的养，八珍九鼎的馔，而耳目聪明、大人格心的学问，这对君主有帮助，而由太宰掌管。西汉太官令，相当于膳夫等官。汉将其隶属于少府而由丞相御史掌管，

译还保留着《周官》的遗意。东汉则由宦官主管，晋代则归属光禄勋，渡江以后又改属侍中，到了唐代则归属内侍省，而大臣们都无法在其中行使政令了。大臣无法统领，那么小臣就没有顾忌，连保养身体都做不到，何况能修养心性呢？

译燕礼

曾经说《诗经》中的《鹿鸣》篇是宴请群臣，《常棣》篇是宴请兄弟，《伐木》篇是宴请朋友，《湛露》篇是宴请诸侯，周代的宴饮可以说是礼仪完备而情意周全了。如今看《周礼》，礼仪中有燕礼，音乐中有燕乐，射礼中有燕射，这都是为了尊崇君上的恩德而融洽臣下的欢心。《大宗伯》用嘉礼来亲近万民，却特别说：“用飨燕之礼来亲近四方的宾客。”飨燕只涉及宾客，为什么唯独对诸侯详细而对群臣简略呢？《秋官·司仪》也说：“君王宴饮时，诸侯排在前面。”这也就是只宴请诸侯罢了。所以《湛露》这首诗说：“整夜饮酒，不醉不归。”又说：“整夜饮酒，在宗庙中举行。”其恩情的融洽，对诸侯达到了极致。然而从宴请诸侯的情况推论，那么宴请群臣的心意就可以知道了。《大宗伯》说：“用饮食之礼来亲近宗族兄弟，用宾射之礼来亲近故旧朋友。”饮食、宾射，难道不是宴请群臣、兄弟、朋友吗？然而考察《膳夫》篇说：“君王宴饮时，由膳夫担任献酒的主人。”《酒正》篇说：“君王宴饮时，酒正负责计算并提供酒。”凡是泛泛谈到宴饮的，都是宴请臣子。献，是说劝酒，好像有所进献于臣下。君王没有向臣下进献的礼仪，所以命令膳夫主持，是说臣子不能与君王对等。奉，是说赐酒，好像有所供奉于臣下。君王没有向臣下供奉的礼仪，所以命令酒正提供，是说臣子不能与君王抗衡。况且君王宴请臣子，并非不亲自衔杯饮酒、承接殷勤的欢乐，就像《太仆》篇所说“君王宴饮时，太仆辅助其礼仪”，这是君王亲自宴请臣下，而太仆在左右辅助。现在献酒就让膳夫，奉酒就让酒正，而君王不亲自参与，大概是因为以君臣之分相临，其等级严明；以僚友之情相待，其情意融洽，否则频繁询问馈赠，而使臣下奔波频繁拜谢，那怎么能够尽兴欢乐呢？《南有嘉鱼》这一首诗，是成王乐于与贤人交往，其中有说：“君子有酒，嘉宾宴饮以快乐。”“君子有酒，嘉宾宴饮以安乐。”“君子有酒，嘉宾宴饮以安抚。”“君子有酒，嘉宾宴饮又思念。”快乐还未停止而达到安乐，安抚还未满足而达到又思念，这是情意有加而没有止境。那么宴请臣子的礼仪，在《周官》中施行，鲜明地有文辞来相接；在《周雅》中歌唱，欢快地有恩德来相爱。这大概是成王宴请臣子的心意吧？

飨食

外饔掌管外部祭祀的宰割烹煮之事，国家飨宴耆老、孤子，就掌管宰割烹煮之事，飨宴士庶子也如此。酒正掌管供给君王饮酒之事，凡是飨宴耆老、孤子以及士庶子，都供给他们的酒。槁人掌管供给内外朝冗食之事，如果飨宴耆老、孤子、士庶子，就供给他们的食物。考察《大宗伯》“用飨燕之礼，亲近四方的宾客”，宾客指的是朝聘的人。《乐师》说：“飨食诸侯，安排其音乐事务，命令演奏钟鼓。”《世妇》、《内宗》、《籥师》谈到宾客的飨食，与《庸器》、《司干》谈到宾飨，都是诸侯宾客。外面诸侯宾客有飨宴，那么里面群臣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肆师》说“飨食授祭”，《司几筵》说“大飨食”，《大师》、《小师》、《靺师》说“大飨也如此”，《钟师》说“飨食演奏燕乐”，《笙师》说“飨宴供给钟笙”，《镈师》说“飨食击金奏乐”，泛泛谈到飨宴的，那么群臣也参与其中。大概臣子有进献于君王，君王必定有飨宴于臣子，所以国家的贵族子弟宿卫王宫的，也以其礼飨宴他们。郑氏说如果命令飨宴卫士，使他们服役就飨宴他们，是适宜的。至于耆老，是不参与军事政务的人；孤子，是年幼未能任职的人。先王必定隆重其礼而飨宴他们，并且让掌管祭祀宰割烹煮的人来掌管其事，让供给君王饮酒的人来供给酒，让供给内外朝食的人来供给食物。每次谈到飨宴士庶子，就先提到耆老、孤子，这是对耆老、孤子的待遇尤其重于士庶子，为什么呢？大概圣人治理天下，尊敬自己的老人从而推及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小孩从而推及爱护别人的小孩，一次征役的施行舍弃必定辨别其老幼，一次狱刑的赦免宽恕必定怜悯其老幼，这都是尊老慈幼的心意。至于《遗人》掌管门户关隘的储备以供养孤老，确实认为天下的老人、小孩，谁不是可以供养的人？圣人担忧其施予不能广博，而众人不可能全部救济，所以姑且将尊老爱幼的仁德，寄托于飨宴之礼罢了。考察《司门》说“用其财物供养死于政事的老者及其孤子”，指的是死于事者的父子。耆老虽然不参与军事政务，也念及其子死于政事；孤子虽然年幼未能任职，也念及其亲死于事。飨宴他们难道是没有意义的吗？周人饮酒都有限制，唯独在这里供给酒而没有酌数的限制，大概是因为鲜明地有文辞来相接，欢快地有恩德来相爱，所以曲尽君臣的至情。用酒的酌数且没有定数，那么君王对待老幼的仁德就是无穷的。由此推论，那么饔亨的飨宴槁……食之，飨其恩礼，不也很厚重吗？其所以如此委曲周旋，不仅是为了报答其父子死于王事，也是显示君王的恩德而劝勉天下之

译这是忠的表现。大概养老是为了教导天下人尽孝，抚恤孤儿是为了教导天下人行慈，在一顿宴饮的短暂时间里，司徒慈爱幼童、尊敬老人的教化就已经蕴含其中了。所以说：“在上位者尊敬老人，百姓就会兴起孝道；在上位者抚恤孤儿，百姓就不会违背伦理。”推行这一件事，忠、孝、慈的道理就通达无碍了。如果后世能够坚守这种用意并加以推行，那么宴享老人的礼制得以施行，像绛县那位四百甲子的老人就不会受辱于泥涂之中了；宴享孤儿的礼制得以施行，像齐国那位获得两匹马和五座城邑赏赐的人，就不只是颜庚的儿子一人了。在上位者以此施恩，在下位者以此报效，那些横卧草中的老人、手持戈矛的儿童，谁说后世没有这样的人呢！

译耕藉

甸师，是掌管君王耕藉之田的官员。为什么他隶属于冢宰，却列在食官之中呢？考察他的职责，不过是供给祭祀用的谷物，供给祭祀用的萧茅，供给野外瓜果的进献罢了，起初并不参与饮食事务。难道仅仅因为他率领徒役从事内外饔的劳役，就把他列在这里吗？回答说：“不是的。”大概先王设立饮食之官，虽然说是供给君王的膳食美味，但实际上是为了尊崇祭祀之事。甸师之上，有膳夫、庖人、内饔、外饔、亨人等官；之下，有兽人、鱼人、鳖人、腊人等官。膳夫，在祭祀时撤去胙肉俎豆；庖人，在祭祀时供给美好的美味；内饔，掌管宗庙的宰割烹煮；外饔，掌管外部祭祀的宰割烹煮；亨人，在祭祀时供给大羹、铏羹；兽人，供给祭祀用的野兽；鱼人，供给祭祀用的鱼；鳖人，供给蠯、蚔；腊人，在祭祀时供给腊物。先王用侍奉活人的礼节来侍奉鬼神，用侍奉生者的礼节来侍奉死者，吃一顿饭就要祭祀祖先，用一件物品也不忘记它的本源，何况是供奉祭祀的谷物，怎么能忘记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把甸师列在食官之中，是为了显示先王在饮食时不忘孝道。《礼记》说：“天子在南郊亲自耕种，以供给祭祀用的谷物。”说的就是耕藉千亩之田。天子推耒三下，三公推五下，诸侯推九下，庶民耕完千亩。这是通过耕藉田来教导诸侯孝道。如今《周官》只说甸师率领属员耕种耨治王藉之田，按时收获入库，难道只是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吗？成王对于农事，没有不亲自过问的，诗人歌颂他，一处说“曾孙来止”，另一处也说“曾孙来止”。成王对于百姓的田地尚且亲自莅临，何况是藉田呢？甸师只是陈述他的职责罢了。案内宰一职，王后率领六宫之人生产穜稑的种子并献给君王，注解说：“君王应当去耕藉田。”地官舍人也说：“按时分辨穜稑的种子，以供给君王。”王后在春天献种，那么她亲自耕藉田就可以知道了。既然天子亲自耕种的礼节如此，那么天下谁不勤于耕种呢？通过耕藉田来供给祭祀用的谷物，那么天下谁不勉励孝道呢？那千亩田地，如果有荒废的田地，就让它供给萧茅、瓜果的进献，这足以向天下显示没有荒废的土地；那三百名徒役，在耕藉田的闲暇，就让他们从事内外饔的劳役，这足以向天下显示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所以说：“耕藉，是天下的大教化。”然而耕藉田的制度，后世并没有完全废除，但先王教化孝道的意图已经不复存在了。把它作为官职，子孙尚且不耕藉千亩，其他可想而知了。汉朝从文帝开始开设藉田，率领耕种以供给祭祀用的谷物，还保留着古意。其他如在钜定耕种，在上林耕种，在钩盾弄田耕种，都不是耕藉的礼节，他们奢侈地享受玉食供奉，冷漠地不念祭祀谷物是从哪里来的，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呢！周人把甸师列在食官之中，食官缺失则甸师就废除了，饮食不可缺失则藉田不可废除，何不一起讲求这种礼节并施行它呢？

同姓

周人把和睦宗族看得很重，建国之初，把土地分封给亲近的亲属有五十个国家，不仅仅是为了尊崇屏藩护卫，而是因为枝叶的庇护，关系到根本，肢体的爱护，脉络相通。尧的亲族，禹的叙族，周的睦族，不仅仅是用恩惠私爱公族，而是实际上教导天下人和睦。人都有同样的心，心都有同样的理，笃厚亲情则百姓兴起仁爱，和睦宗族则百姓归于敦厚，那些用来善化人心、开启天理的举措，功效难道不很大吗！因此，宗伯用饮食之礼亲近宗族兄弟，用脤膰之礼亲近兄弟之国；小宗伯用三族的差别来辨别亲疏；巾车掌管金路车而隆重同姓的封赏；司士端正朝仪而严肃王族的位置；司仪区别王仪而重视同姓的作揖。凡是用来隆重亲族之恩、笃厚友爱之谊的，无不竭尽全力，而王族的人怎能不知道自爱呢。不幸而触犯法律，司寇又有议亲的条例来宽恕他们；如果有罪而不可免除的，小司寇不敢直接在市朝处决，掌囚不敢囚禁他们送往市朝，就奉送到甸师氏那里等待刑戮；掌戮不敢在市朝处死他们，一定要在甸师氏那里杀死他们。所以甸师说：“王族的同姓如果有罪，就在那里执行死刑。”周人对王族，可以说是仁到了极点而义尽了，王族有罪就自己承担。公开刑书让众人知道，是可以的。周人一定要在甸师氏那里行刑，是因为《礼记》说：“公族不受宫刑，不剪除他们的同类。在隐蔽的地方行刑，不与国人一起议论兄弟。”然而周人的意图又不止于此，大概甸师掌管供给祭祀用的谷物，作为王族的子孙，怎能不思考祭祀谷物的供奉而不忘祖宗呢。如今有罪而不可免除，就在甸师那里行刑，这就像是得罪了祖宗而由祖宗来诛杀他们。唉！周人在甸师氏那里诛杀同姓，难道是不得已吗！从此这种意图不明，而《常棣》的诗被废弃，《角弓》、《葛藟》的讽刺兴起，甚至骨肉相残，同姓相攻，天下不再见到成周忠厚的气象。唉！太宰联系百姓必定说宗族，以宗族获得民心；司徒安定百姓必定说联结兄弟，这都是为了使天下归于忠厚。上面的人宗族不和睦，却想要百姓的品德归于敦厚，难啊！况且曾观察甸师氏只说同姓有罪就在那里执行死刑，而掌囚、掌戮凡是对于有爵位的人必定把刑罚归于甸师氏，又可以看出成周对待群臣的体制。古代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如果有触犯罪名的，必定用八辟

译宽恕他们的议论，以《宥之命》为据。夫人与命妇尚且不亲自坐堂受审，凡是有爵位的人也不以奴仆的罪名加诸其身，这都是为了保全臣子的体面。既然有罪却不处死，难道要在闹市执行刑罚吗？在甸师那里受刑，是因为群臣不能共同供给祭祀的谷物，而祖宗因此惩处他们。唉！群臣中有功劳的人，安葬时位于先王的公墓，祭祀时参与先王的大祭；如今却因有罪而在甸师那里受刑，这难道是周人愿意这样做的吗？所以，虽然由甸师处死同姓之人，但亲爱亲属的仁德得以施行；虽然由甸师处死有爵位之人，但尊重贤者的道义得以施行。同姓和有爵位的人也可以由此自我反省了。

译医官

天官从宰夫以下，第一类是宫官，用来防止身边的变故，在祸患尚未显露时就将其消除；第二类是食官，用来保障身体的安康，在平安无事时加以调养；第三类是医官，用来保全生命的正常，在没有生病时就用药物进行调理。这三类官员体制虽然不同，但脉络是一致的，都关系到国家根本和百姓性命的大事。医师是医官的首长，下面四位官员各有职责：食官调和饮食，疾医治疗疾病，疡医治疗疮疡，兽医治疗兽病。有人还怀疑这些设置过于冗杂，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如果医生不是三代行医，就不服用他的药，是担心医术不精；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能让他当医生，是担心他不够专一。疾医不让他治疗疮疡，是因为内科和外科的病证不同；民医不让他治疗兽病，是因为治理人和治理物的职责不同。先王对疾病如此谨慎，对医生如此重视，只是追求医术的精专罢了，哪里有空闲去计较是否冗杂呢？现在看疾医调养百姓的疾病，必须先辨别是春夏秋冬哪种季节的疾病，然后用五味、五谷、五药来调养病情，用五气、五声、五色来观察生死，结合九窍的变化，参照九脏的动静，这不是精通内科的人能做到的吗？疡医治疗百姓的疮疡，必须区分是肿疡、溃疡、金创、骨折哪种疮疡，然后用五毒来攻治，用五气来调养，用五药来治疗，用五味来节制，又辨别辛、酸、咸、苦、甘的药物，从而对骨、筋、脉、气、内脏、孔窍进行调养，这不是精通外科的人能做到的吗？至于兽医，则兼治兽的疾病和疮疡。兽的病难以知晓，就必须灌药并活动它，以调节其气血，然后观察病发之处进行调养；兽的疮疡难以攻治，就必须灌药并刮除脓血，以排出恶物，然后用药、调养、喂食，这不是精通治兽的人能做到的吗？

作为医师，则聚集储存毒药以供医官使用。将患疾的人分派给疾医治疗，将患疡的人分派给疡医治疗。年终时考核他们的工作并评定俸禄，根据治愈人数的多少来区分等级高低。百姓死亡，就记录死因而上报给医师；兽死亡，也统计数量并据此决定官员的升降。这又是用来考核医官能力高低的方法。作为医官，有不专心研究医术的吗？看到百姓的疾病和疮疡有医生治疗，可以看出先王仁爱百姓的心意；看到兽的疾病和疮疡有医生治疗，可以看出先王爱护万物的仁德。然而百姓和万物安定了，而王后、世子的尊贵，公卿大夫的高贵，却不让医官参与其事，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应当从食医那里寻求答案吧！对于百姓和万物，是在疾病已经发生后治疗；对于君主和臣子，是在疾病尚未发生前预防。凡是人的疾病，没有不是由于饮食不慎而产生的，所以食医，应当调和君王的六谷、六饮、膳食、酱料珍馐的配比，寒凉温热的搭配，既按时观察；酸苦辛咸滑甘的调和，又按时调节；牛羊犬豕雁鱼的食物，秫黍稷粱麦等的适宜，又必须选取味道相互协调的来配合。这不仅仅是为了君王调和饮食，所以说：“凡是君子的饮食，都遵循这个原则。”食医虽然不具备药石那样的治疗工具，但以医命名官职，这都是为了在平安无事时保障安康，在没有生病时调养正气，而不等到疾病已经形成后才去治疗。不然的话，医官有什么职责，一定要排在食官之后？食医有什么职责，却排在疾医之前？难道没有深意吗！既然在前面用食官进行调养，又在后面用食医进行调和，疾病从何产生呢？不仅如此，医官之下，酒浆有专人管理，醋酱有专人管理，凌人供应冰块，笾人供应笾豆，盐人供应盐，可以辅助膳食完成五味的精美，调节饮食以顺应四时的和谐，无不极其谨慎。将医官列在其中，前后都体现了谨慎饮食的意义。更何况宫人、舍人、掌次等职位，处处都有，不仅在饮食方面谨慎，而且在起居方面也谨慎，还有什么疾病需要治疗呢？观察这些，不仅是养生的方法，也可以用来比喻治国之道。虽然如此，尊贵的人，本来就是在没有疾病之前进行调养；卑贱的人，才在已经生病之后进行治疗。先王难道就任由百姓落到这种地步吗！凌人储藏冰块、取出冰块，司爟取出火种、收藏火种，都是为了百姓。冬天储藏冰块而春天取出火种，是为了助阳抑阴；秋天收藏火种而夏天取出冰块，是为了助阴抑阳。阴阳既然均衡，疾病就不会发生，这也是在疾病发生前进行调养，而不只是在疾病发生后进行治疗。不幸遇到风雨霜露的侵袭，百姓财力权势不足以聘请良医，官府不派人治疗，那将谁来治疗呢？观察他们治疗疾病的方法，百姓患疮疡，则调养与攻治并用；兽患疾病疮疡，则调养与治疗并用。如果是百姓的内脏疾病，则不施攻治而一心调养。大概是因为真元之气必须保全，生命的正常必须存养，这又是医官的高明医术吧！然而周朝的膳官、医官都统属于太宰，大概是因为太宰与君王讨论治国大道，调和阴阳，他在无事时进行调养，在未然时进行谋划，功劳居多。从前晋平公被女色迷惑而致病，医和认为良臣将死；知悼子尚未安葬，平公敲钟饮酒，杜蒯归咎于太师不聪。大概是因为不能挽救君王的过错，而忘记了君王的疾病，如果不是臣子的责任，那又是谁的责任呢？人君在起居、饮食的片刻，不知道谨慎，都足以产生疾病。大臣无所

译既然由宦官统领，那么小臣们还有什么顾忌呢？西汉时期，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以及庖人都隶属于少府，并受丞相、御史统辖，还保留着周代官制的遗意。到了东汉，尚药、太官、御者虽然沿袭旧制，却全部由宦官主管。他们只知道周代酒官、笾醢等职是由宦官担任的，却不知道膳官、医官都是由上士、中士、下士担任的。晋代将太官划归光禄勋，太医划归宗正卿，过江之后，则都隶属于侍中。到了唐代，则隶属于内侍省，不再由大臣统领，而是委任给身边的宦官，那么想要防微杜渐、保养和气、培育精华，还有什么指望呢？连管理王医的人都如此卤莽，何况能考虑到百姓呢？唉！后世的人如果尊重君主的尊严而重视百姓的生命，何不共同探求周公的本意呢。

译酒政

成周时期的酒政非常严格，在《周书》中有《酒诰》一篇，在《周礼》中设有酒正等官职。祭祀必定要用酒，奉养必定要用酒，宴饮必定要用酒，这是不容许一天废止的。然而，沉溺于美酒有警戒，酗酒有征伐，沉迷于酒有誓约，常饮酒有诰诫，先王没有不对酒极其谨慎的。现在周人设立酒官，是要供给酒呢？还是禁止酒呢？那五齐的酒、三酒、四饮的物品，厚薄不同、清浊不同、新旧不同，这本来是酒正必须分辨的。祭祀所用的、宾客所用的、王后和世子饮食所用的、老人和士庶子宴饮所用的，这正是酒正应当供给的。祭祀如果没有酒，就无法将诚意通达给神明；奉养如果没有酒，就无法将诚意通达给君亲；宴饮如果没有酒，就无法将情谊畅达给臣子。这就是酒的作用广泛啊。所以对神明而言，称为凡酒，《司尊彝》说“凡酒修酌”就是如此；对饮食而言，称为陈酒，《酒人》说“宾客的饮酒”就是如此；对陈设而言，称为饮酒，《酒人》说“宾客的陈酒”就是如此；对献酬而言，称为礼酒，《酒人》说“宾客的礼酒”就是如此；对禄养而言，称为秩酒，《酒正》说“凡有秩酒”就是如此。凡酒用于祭祀，饮酒用于宴饮，礼酒用于飨宴，陈酒用于祭祀和奉养，秩酒用于养老，合起来都称为公酒，《酒正》说“凡为公酒”就是如此。至于五齐，则专门用于供给祭祀；四饮，则专门用于供给奉养罢了。这就是酒的用途有区别。然而酒人把他们的酒送入酒府，浆人把他们的饮送入酒府，因此王所能使用的，酒正必须供给，而酒正掌管酒的政令，则未曾不谨慎。那酒的原料，按照法式授予其实物；尊彝，按照法度供给和颁发；酒则有法度来执行，秩酒则用文书契约授予。至于祭祀的酌酒，而且有数量；王的宴饮，也有计算。其他官职的防计只在年终，而唯独酒正的支出，每天记录其成果，每天计算；每月记录其概要，每月计算；并让小宰听取汇报。年终进行核算，虽然不涉及王后，但世子的饮酒也进行核算，那么周人对酒的谨慎就可以知道了。不仅如此，先王对于饮酒的器具，而且有法度存在。彝有舟，用来显示过量则有沉溺的祸患；尊有罍，用来显示不节制则有浸淫的祸患。六彝称为彝，用来显示祭祀的酒有常规；六尊称为尊，用来显示祭祀的酒有等级。先王器皿的尺度，常常用来示戒，何况在供给使用的时候呢？然而这都是向人君显示节制饮酒的道理。酒人、浆人，本来就是奄人。酒正这一官职，却没有一句话用来向民众显示饮酒的禁令，而党正反而召集民众在序中饮酒，司徒的阳礼则教导民众饮酒，乡大夫的宾兴则以饮酒来接待宾客，族师虽然没有饮酒的礼仪，也借着祭祀酺会来进行献酬，为什么呢？大概周人未曾禁止民众饮酒，也未曾放纵民众饮酒。召集他们必定按照年龄，教导他们而使他们不争，一是说礼，二是说礼，又哪里需要禁令呢？萍氏，是秋官的属官，则掌管防止酒祸、谨慎酒事，大概因为酒使人沉溺比水更厉害，所以让掌管水禁的人来防止和谨慎。司虣，是市官的属官，则禁止聚集防止在市中饮酒的人，也是因为市中是人聚集的地方，容易到达斗殴喧闹，所以有群饮不禁止的，就捆绑并杀了他们。这两个官职虽然不是酒官的属官，而实际上操持酒禁来禁止民众，如果不这样，那么群嚣就会扰乱乡井，沉酣就会败坏风俗，而狱讼日益繁多滋生了。先王在此必定立法来禁止，如果不是后世禁止民众卖酒而独占其利益。然而酒禁不掌管在酒官的属官，而掌管在其他官职，是不忍心因为酒来禁止民众，何况因为酒来谋取利益呢？汉初，萧何制定法律，禁止三人以上无故饮酒，罚金四两，禁止群饮。文帝因为酒醪浪费粮食而下诏，景帝因为五年夏旱而禁止卖酒，担心民众缺乏。当时赐予民众群饮，就赐予酺会三天，赐予天下大酺，显示恩意。到武帝天汉二年，开始专卖酒，禁止下层饮酒，而将利益私有化给上层，禁令日益严厉，而民众犯法日益众多。昭帝元始六年，虽然罢免专卖，而又命令民众按照律法占租，也未免规谋酒利。其后宣帝赐予百户牛酒，下诏不要禁止乡饮酒的集会，则视之为非常之恩，哪里知道周人禁止民众饮酒，是为了端正民众道德、厚待民众生活罢了，哪里是设立官职来罗网民众利益呢？周人教导民众饮酒，是为了畅达民心、融洽民礼罢了，哪里是显示恩惠来让民众快乐呢？所以说：用礼来引导民众而进行禁止，那么周的乡饮，人不认为是私事；禁止酒，人不认为是怨恨。用利益来网罗民众而进行禁止，那么汉的专卖，人不认为是法律；赐予酺会，人不认为是恩惠。

藏冰

冰的用途重要啊，在《豳风》中咏唱凿冰，在《春秋》中记载无冰，在《月令》中记录开冰，在《左传》中叙述藏冰。大概冰的有无，可以用来检验天令的失常或调和；冰的出入，可以用来关系民生的安定与否。这就是《周官》之所以有凌人之职的原因。现在根据他的职事来考察，外

译烹饪的膳食必须用冰鉴，酒人、浆人所酿的酒醴也用冰鉴，这说明饮食是不可没有冰的。祭祀时供给冰鉴，接待宾客时供给冰，办理重大丧事时供给夷盘盛冰，这说明宾客往来、丧葬祭祀是不可没有冰的。凌人在岁末十二月寒气最盛的时候下令采冰，这是冬季的治冰政令；在二月将要献羔开冰时开始整治冰鉴，这是春季的治冰政令；在夏季暑气正盛时颁赐冰块，这是夏季的治冰政令；在秋季凉爽不再用冰时清扫冰室，这是秋季的治冰政令。没有一件事不用到冰，没有一个时节不施行治冰政令，那么冰的重要性就可以知道了。大概储藏冰是为了防备暑热，同时也是为了通达阳气；取出冰虽然是为了抵御暑热，同时也是为了辅助阴气。阴阳二气在天地之间流行，如果一种气尚未到来，就会闭塞而形成灾害；如果一种气过于亢盛，就会乖戾而产生疾病。大概预防灾害的方法，有时是养护其微弱的一方以对抗其强盛的一方，所以在阴气正盛而阳气微弱的时候，就凿冰来通达阳气并防备暑热；有时是减损其有余的一方以补充其不足的一方，所以在阳气正隆而阴气消退的时候，就取出冰来辅助阴气并抵御暑热。因此，冬天没有过度的阳气，夏天没有潜伏的阴气，春天没有凄冷的风，秋天没有苦寒的雨，瘟疫不发作，百姓不夭折，凌人的治冰政令确实对此有帮助。所以周人将凌人这一官职列在膳官、医官、酒官之后，大概是为了在灾祸尚未发生之前就调和阴阳之气，而不等到疾病已经发生之后才用药治疗。凌人这一官职虽然没有任何话语直接提及百姓，然而夏季说“颁冰”，那么必定是平均惠及百姓了。不然的话，冰不过是生于水且比水更寒冷罢了，古人如此恳切地致力于储藏冰，难道仅仅像《大学》所说的“伐冰之家”，只限于卿大夫而已吗？

译盐政

百姓食用食盐，一天也不能缺少。盐的用途是与百姓共同需要的，但盐的利益应归于百姓，而不归于官府。从前大禹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贡赋，命令青州进贡食盐，大概是进贡当地所产之物以供给王室的用度罢了。《周礼》中设有盐人这一官职，因为百事都离不开盐，所以也是利用盐的用途来供给国家事务，从未利用盐的利益来供给国家财政。盐有几种品类：有从地面刮取而得的，味道苦涩，称为苦盐；有熬煮海水而析出的，盐粒分散，称为散盐；有风吹海水而成，产于土中且味道甘甜，称为饴盐；有积聚卤水而凝结的，形状像虎而非人工筑成，称为形盐。这就是盐的名称由来。祭祀时供给散盐并加上苦盐，取其自然形成之意，不忘根本；接待宾客时供给散盐并加上形盐，取其如虎的形状，象征威严；君王及太子的膳食中供给饴盐，取其味道甘甜可供品尝。这就是盐的用途所在。盐人由两名阉人担任，掌管盐政，所谓“供给盐”，是指供应盐；所谓“等待命令”，是指煮盐。除了祭祀、宾客、膳食之外，再没有听说从百姓身上索取丝毫利益，因此盐的利益始终在百姓而不在官府。在上位者只是借助盐来供给这三方面的用途，而不谋求盐利来使国家富裕；在下位者也只是借助盐来供给饮食之用，而不谋求盐利来使家庭富裕。自从后世利用盐来使国家富强，垄断利益的禁令才开始兴起，世俗的儒生便说先王对于山林川泽也一定有严厉的禁令，以遏制百姓追求利益的源头，他们不思考虞衡等官设置严厉禁令是为了守护资源，起初并未将利益私归于公家，而且又何曾有一句话提到盐呢？所以我说败坏天下风俗的是管仲；开启公家垄断禁令的是猗顿；侵蚀君主心术的是郑当时。齐桓公问管仲如何治国，管仲回答说依靠海王之国，谨慎整顿盐的防务，将先王公共的用途变为后世自私的工具，管仲是始作俑者中最恶劣的。霸主既然依靠盐利来使国家富裕，那么百姓追求利益的风气日益炽盛，这难道不是败坏天下的风俗吗？鲁国有个叫猗顿的人，靠经营盐业起家，财富多到与君王相当，将天下通行的利益变为私家独占的财富，猗顿是垄断者的卑劣代表。豪民既然独占盐利来使自家富裕，那么公家征收利益也就不足为奇了，这难道不是开启了公家的垄断禁令吗？垄断盐利固然不足为奇，郑当时是何等人，竟迎合武帝的欲望，推举齐国的大煮盐者掌管汉朝政事？而垄断盐法从此严密，郑当时算是祸害国家的臣子吧？君主的心术从此受到侵蚀，难道不说是郑当时的罪过吗？况且按照成周时期的盐政，盐人这一官职掌管此事，不过是阉人、官奴罢了。到了汉朝，大司农的属官中，有干官，有两长丞，有水衡都尉，有均输官，都主管盐务。以至于郡国盐官有三十九个，雁门沃阳设有长丞【见《地理志》】，既然法令严密，那么官员必然繁多。唉！周朝利用盐的用途来供给国家事务，除了宾客、祭祀、膳食之外，不敢从百姓身上索取丝毫；汉朝利用盐的利益来供给国家财政，除了公家垄断禁令之外，不肯给百姓留下一丝利益。况且垄断盐利还不够，又垄断铁；垄断铁还不够，又垄断茶。盐铁的垄断，茶盐的垄断，从汉朝到唐朝，法令日益严密。儒者不排斥其错误，反而取用成周时期山林川泽的禁令来辅助垄断，难道不令人迷惑吗！

财计

王金陵说：“《周礼》一书，理财的内容占了一半。”现在看《周官》，财货的收入，不过是大宰的九职、九赋、九贡这些项目罢了。百姓职务所贡有固定额度，土地职务所敛有固定制度，诸侯进贡有固定法则，哪里还需要去理财呢？那么周人理财的方法，不是在理财当天显现，而是在出纳之间显现；不是在分发财物时显现，而是在会计之时显现。考察太府，九赋用来供给膳服等九件事，九贡用来供给吊唁等五件事，九职的贡品用来充实府库，式贡的余款用来供给玩好之物。太宰制定征收财物的方法，征收这些财物；太府划分分发财物的仓库，分发这些财物；内府所接受的，是接受这些财物；司会所计算的，是计算这些财物；司书所记录的，是记录这些财物。区分其为金玉，称为货；区分其为器物币帛，称为贿；总称起来，称为财。《周官》中掌管财物的本不是一个官职，但收敛、散发、出入的权力，实际上由太府主导。所以收入并接收财物，是太府；分发并颁布财物，是太府；所有执事官员领取财用，是从太府领取；所有国家的赋税用度取具于此，是从太府取用。以太府为府官之长，掌管货贿出入的权力，那么利权不分散，收敛散发得当，出入就能得到通晓了解。假使分散由各个府库掌管而不专总于一个机构，那么支出财物的人只以供给办理为能事，使用财物的人只以成就事功为功劳，而不顾念后来的接续，财物怎么会不亏损呢！然而将货颁发给受藏之府，将贿颁发给受用之府，郑玄认为受藏如内府，受用如职内。职内是司会的属官，并不是受用之府。王氏《详解》认为职内是受藏，职歳是受用。这两个官职，掌管出入的数目罢了，称它们为府，也是不对的。刘氏《中义》认为内府掌管良货贿，知道它是受藏；外府掌管供给百物，知道它是受用。然而内府说用来供给国家的大用，

译称之为“受藏”，也不通顺。如果依据文义来看，玉府掌管优质财货的储藏，接收并储藏它们，应当是“受藏”之府；内府掌管接收财货以等待国家的大宗用度，应当是“受用”之府。然而，“受藏”称为“货”，“受用”称为“贿”，而这两府都兼言“货贿”，这又不对了。或许太府自有藏、用两府来接收财货，太府总领它们，而内府则兼管它们以等待使用吧？所谓“货”说“藏”，也是储藏起来等待使用。太府之下的三个官职，玉府掌管王室的金玉、玩好、兵器等所有优质财货的储藏，这些都是式贡之外的余财，收入其中，这是王的私库。内府掌管接收九贡、九赋、九功的财货、优质兵器、优质器物，以等待国家的大宗用度，以及四方所进献的物品，和妇功所颁赐的物品收入其中，这是王的公库。外府则专门掌管国家布帛的收入与支出，以供给各种物品，以等待国家的用度，凡是国家的小宗用度都从这里领取，这也是王的公库。王的公库有两个，私库有一个，这是因为公用多而私用少。玉府掌管金玉、服佩、燕齐之物，都在其中，所以一概称为“王”。内府等待国家的大宗用度，而四方使者所接收的物品则奉送它，王及冢宰喜好赐予的物品则供给它，它的用途本来在外，为什么称为“内”？难道不是因为财货的储藏在内，而不可以轻易使用吗？外府固然等待国家的小宗用度，而王、后、世子的衣服则供给它，到了年终，王后的衣服尚且不统计，它的用途又在内，为什么称为“外”？难道不是因为钱币布帛的流通在外，而不可以私用吗？或许只是看到外府、内府的名称，于是以内府为私库，外府为公库，那就错了。三府各自掌管，而由太府统辖，那么三府就不能行其私利；太府虽然总领财物，而由太宰制约，那么太府也不能行其私利。这就是成周掌管财物的官员的情况。至于财物的出入必须有会计，那么有司会及以下的五个官职来主管。司会是会计官的首长，掌管国家六典、八法、八则的副本，以核查国家、都鄙、官府的政治，那么分治不至于荒废官职；掌管百物财用在书契版图上的副本，以核查群吏的政治而听取会计，那么使用财物不至于逾越法度。用参互考察每日的成就，就是每日考察；用月要考察每月的成就，就是每月考察；用岁会考察每年的成就，就是每年考察。既然核查其政治而听取其会计，又考察其会计而知晓其法度，考察的名称也很详细啊！考察宰夫的职掌，有能充足用度、增长财物、善于管理物品的，以及凡是损失财物用度、物品名称有偏差的，宰夫得以稽查其出入，告知冢宰而诛罚奖赏。现在司会则告知王及冢宰而罢免或安置，宰夫既有告知诛罚奖赏的小事，司会又有告知罢免安置的大事，那么他们对财物的谨慎可知了。司书是司会的副手，掌管其版图而周知百物的出入，财币的余款则使其进入职币，财物的使用则必须在司会处考察，三年则大考核吏治，而民财器械的数量、田野六畜夫家的数量，山林薮泽的数量，没有不知晓的，以核查诏命，以接受税法，以收入要贰，以考察国家政治，没有不掌管的。司书的会计文书，又可以称为详细严密了。职内则掌管赋税收入的数量，以核查赋税用度，等到会计时则以核查职岁的支出。职岁则掌管岁出的数量，以等待会计，等到会计时则协助司会的核查。一出一入，不总括在一个职官，而由两个官职分管，这是为了出入相互考察。职币一个官职，是掌管币余赋税的。年终则会计其支出，凡是国家的会计事务，用式法协助。这虽然是式贡的余财，已经会计而有剩余，再次会计而不妄费。不仅如此，司裘何与于会计，而年终还要会计其裘事？掌皮何与于财用，而年终也要会计其财赍？以这两个官职继于计官之列，那么其细微之事都要会计可知了。这就是成周会计财物的官员的情况。然而综合掌管财物的官员与会计财物的官员来考察，太府是财官的首长，仅有下大夫二人；司会是防官的首长，乃有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掌管财物何其卑微且少，防范财物何其尊贵且多啊！大概分职以接收财货出入的，其事容易；持法以校核出入虚实的，其事困难。以防范会计的官员，钩考掌管财用的官吏，如果其权力不足以相互制约，而为太府的反得以权势凌驾，那么将听命之不暇，又怎敢校核其是非？不仅无法遏制君主的纵欲，而且不足以防范有司的奸欺。现在以尊贵临御卑微，以多数制约少数，那么纠察钩考的势头，得以行于诸府之中。何况司会等职都职属于天官，而冢宰以九式节制财物，以年终制定用度，司会又不敢欺骗他。由下大夫的太府掌管，由中大夫的司会会计，又由上卿的冢宰临御，这样那么财物怎能不均，用度怎能不节，国计怎能不裕呢！所以说：“成周理财的方法，不在取财而在出财，不在颁财而在防计。”观察这些也可以看到了。郑氏说太府如同汉代的司农，职内如同汉代的少府，司防如同汉代的尚书。前辈则说外府为司农，玉府、内府为少府。我认为司农如同内府，少府如同

译玉府。大概司农供给公家的公用，起初名叫内史，后来改为司农，这还是内府制度的遗存。少府是天子的私藏，本名叫少府，后来改为少内，这还是玉府制度的遗存。尚书就是少府的属官，并不等同于司会。只有高帝时任命张苍担任计相，这可以比作司会。张苍罢免后，这个官职就不再设置了。主管会计的，只是它的属官。让属官来统领长官的财物，那么局势必然会有行不通的地方。到了唐代设置三司使，凡是财赋和国家用度的利益，全部归盐铁使；凡是财赋的收入，全部归户部；而度支则负责会计。所以三司只设置副使，而以三司使为长官。虽然另外设置官员来互相稽查考核，然而已经是三司的属官，也不符合周代设置官职的本意。甚至身为汉丞相却不知道一年钱粮的收支，说这是责成治粟内史的事；身为唐宰相却说“陈述调拨军粮不是宰相的事，请求罢免度支归有司”，这难道是太府、司会都隶属于冢宰的本意吗？研读《周礼》的人，知道太府可以统领各府，知道司会可以统辖太府，又知道太宰可以节制司会，那么理财的方法或许才有可以讨论的余地。

译内帑

先儒将职内比作汉代的少府，并认为职内的财物是天子的内帑，唉！难道那些需要国家调拨使用的钱财，就可以作为私人的储藏吗？后人又将玉府、内府都比作汉代的少府，并认为这两府的财物都是天子的内帑，唉！难道那些需要国家重大开支的钱财，也可以作为私人的费用吗？天子以天下为一家，财物本来就不应有公私的区别，国库本来也不应有内外的分别，何况职内的职责是“掌管国家的赋税收入，以辅助官府和都鄙财赋收入的统计”，内府的职责是“掌管接受九贡、九赋、九功的货贿”，这难道是天子的私财吗？说职内是内帑固然不对，说内府是内帑也不对。所以我认为玉府才是天子的内帑，而内府不在此列。因为先王先考虑百姓而后考虑自己，必定不会用贡赋这样的公家财物来满足玩好这样的私人欲望，必定不会用货贿这样的根本财物来供给赐予这样的末节之用。况且根据《周礼》考察，太府说“将币余的赋税留作赐予之用，将式贡的余财供给玩好之用”，职币说“征收所有用财者的币帛，振掌事者的余财，以告知上级用于小规模的赐予”，职岁说“凡是上级的赐予，按次序交给职币接收”，巾车统计车辆的出入，年终则将赍费交给职币，泉府年终则统计其出入并缴纳余财，这些都是用余财来共同供给使用。内府、外府固然也供给玩好和赐予的财用，怎么知道它们不是用大用、小用之余财来供给的呢？现在看玉府所掌管的，王佩戴的玉器由它供给，诸侯相会的玉器由它供给，王的燕居衣服、防备器具由它掌管，金玉、兵器、文织、良货贿等物品由它收藏，至于王有喜好赐予，则由它供给货贿。玉府所掌管的如此，所供给的如此，这难道是天子的私藏吗？兽人的皮、毛、筋、骨都送入玉府，渔人的渔征都送入玉府，防人的皮、角、筋、骨都送入玉府，泽人的国泽财物都送入玉府。就像遂师所说将野职、野赋送入玉府，这是以九职、九赋的物品，但这只是野外所收入的，那么其他地方的九功、九赋不送入玉府就可以知道了。玉府的收入如此，那么用它来供给玩好、赐予之用，有什么妨害呢？又何况太府总领其前，司会计算其后，上面又有太宰来统辖，那么财物虽然是私人的但实际上属于公家，国库虽然是内部的但实际上如同外部。然而玉府掌管金玉，固然如此，兵器、货贿中的优良品，内府既然接受了，玉府也收藏；兵器、金玉的贡品，内府既然收入了，玉府也收藏，为什么呢？因为内府用来供给公用，玉府用来作为私藏。有内府供公用的常规，又有玉府私藏的积蓄，无事的时候，一年的收入足以支撑一年的用度。一旦发生非常之事，产生不测之变，将用什么来辅助用度的不足呢？这时玉府的储藏，又将作为内府的辅助，不仅仅是为了玩好赐予之用。况且从职内来看，等到会计时，要核对职岁与官府财用的支出，并整理财物以等待国家的调拨使用。既然职内都要整理官府的余财以等待备用，那么就知道玉府的储藏也可以调拨使用了。汉初还保留着古意，以大司农供给国家的公用，以少府供给天子的供养。曾经看到哀帝调发武库兵器送给董贤，母将隆上奏说：“武库兵器，是天下公用的，都由大司农的钱出资。大司农的钱即使是皇帝也不用来供给供养，供养的劳费由少府支出。这是不用当年的钱供给末节之用，不用兵力的钱供给浮费。”元帝时，贾捐之说：“军队在外不到一年，花费四十万，大司农的钱用尽了，于是用少府的禁钱来接续。”这还是用私藏作为公用，以内帑作为外费，这是美好的意图。况且少府是外朝之臣，却能掌管天子内廷的物品，所以宫中没有擅用之私，宦官没有干预之弊，这尤其是一种良法。东汉开始将少府的钱划归司农，并非不可以，然而宫中私用一切向司农索取，而司农不应其求，章和以来不能忍受这种情况，于是宫中自立一监，命宦官主持。桓帝、灵帝常常感叹天子没有私财，于是开设鸿都门卖爵位作为私藏。唐代开始将财赋归入左藏，并非不可以，等到第五琦不能禁止豪将的求取，于是全部归入大盈后库，这是将天下公赋作为天子私藏。到了杨炎请求将内帑拿出归给有司，议论的人认为是对的。没防备卢杞一用事，就将琼林、大盈掩盖作为自己的积蓄，并命令宦官主持。天子尊贵，富有四海，如果一切加以限制，而玩好赐予的费用不能实行，那么局势势必有所不便；利益归于公上，权力集中在一人，如果一切私有，而经常用度的费用不能预先安排，那么情理势必有所不安。确实知道玉府是王的内帑，而内府不参与；又确实知道内府是王的公帑，而玉府实际上辅助它，那么就可以谈论《周官》的法度了。而有的人还怀疑它像德宗受裴延龄的欺罔，像汉灵帝设置私库，不也是过分了吗？

钱币

内府与外府并立，内府等待国家的大用，外府等待国家的小用，适宜它们都是货贿相同。现在外府只说“掌管邦布（货币）的出入，以供给百物百官公用中有法度的用布，王、后、世子的衣服也用布，祭祀

译祭祀、宾客、丧礼、盟会、军旅的财用，以及币赍、赐予的财用都使用“布”，不知道这些布是从哪里收入的呢？考察泉府，也是掌管布的机构。所谓泉布中的“布”，是防止人们敛聚而征收的：司市在介次、思次所征收的絘布，肆长所征收的列肆总布，质人管理契约所征收的质布，市官处罚违令者所征收的罚布，廛人征收邸舍税所征收的廛布，都归入其中。泉府所说的用市场的征布来收敛滞留在民间的货物，就是这个意思。外府掌管布以备用，没有提到九赋、九贡、九功的收入，或许是载师所征收的宅不毛的里布、闾师所征收的无职者的夫布，收藏起来以备小用吗？这些收入没有定数，怎么能够备大用呢？或许九赋之中有收入钱币的，于是归入外府吗？然而这仅仅说的是布的来源，那么周人制定布的法令，究竟是谁制定的呢？查考《汉书·食货志》说：“太公为周制定九府圜法，钱币外圆内方，轻重为一铢。”所以泉流于泉，布流于布。泉取其流动，布取其散布，所以《司市》说“让商贾充实货物而流通布”，布，就是想要它流通行使。难道不是太公开始制定这个法令，九府循环运转，而周朝君民共同使用吗？然而这仅仅说的是布的起源，那么周人制定布的用意，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查考景王二十一年，将要改铸大钱，单穆公说：“古时候天降灾害，于是衡量赍币，权衡轻重，来救济百姓。”钱币因为天灾而铸造，这仅仅是权宜之计罢了，所以《司市》也说“遇到凶荒札丧，市场不征税而发行布”，难道不是百姓货物昂贵，于是铸造钱币来使百姓富足吗？况且发行布是为了充实货物，如果货物流通不畅，那么布的用途就穷尽了；铸造布是为了救济百姓，如果百姓不匮乏，那么布的利处就轻微了。现在外府掌管布，虽然说是供给百物以备国家财用，但实际上小用才供给它，所以贾公彦的疏也说：“外府所收纳的泉布，积蓄既然很少，小用才供给它，如果大用就从其他府库取用。”因此古人国家财用，凡是货物钱币都可以辅助国家财用，而依赖钱币的程度很轻；后世凡是百种用途，都出自钱币，那么钱币怎么能不困乏呢！汉唐以来，铸钱的法令有时宽松有时严格，铸钱的制度有时轻有时重，铸钱的数量有时多有时少，而国家经费，有时有余有时不足，动不动都以钱币来衡量虚实。竟然不知道周人外府的布，仅仅是用来供给小用罢了，为什么后世反而转而依靠它来等待国家的大用呢？所以说：用泉布来辅助国家的小用，那么泉布常常显得有余；用泉布来供给国家的大用，那么泉布常常显得不足。又曾因此考察，《载师》说：“宅不毛者出里布。”郑司农说：“里布，是布参印书，宽二寸，长二尺，作为货币，用来贸易物品。”查考郑玄的说法，布就是泉。然而布参印书的货币可以贸易，也命名为布，那么它与泉布互相流通行使，大概就是现在所说的纸币吧？泉布用来辅助货物的流行，布参印书的布又用来辅助泉布的贸易。然而郑司农不在泉府、外府等官职中谈论，特别在里布中提及这个，那么古代制作布参印书的，是给里巷百姓用来贸易的。古人不用泉布来等待国家的大用，那么他们依赖布参印书的布又很轻。《周礼》一书只提到布，后世动不动把纸币当作大计，于是有钱币纸币轻重的议论，哪里懂得古人制定布的用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