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经防元卷三上　　　　宗　叶时　撰

译有将五姓大族迁往关中充实那里的，有迁移河南四十万户以充实边疆的。安于故土、不轻迁移的心理，谁没有呢？在上位的人又怎么忍心这样做呢？再进一步观察，周朝对于百姓，本来未曾轻易迁移，至于迁都更是事情重大、体制庄重，周公难道考虑不到这一点吗？在《太卜》中说：“国家大规模迁移则占卜吉凶”，说的是占卜迁移之事；在《太史》中说“大规模迁移国家，抱着法度走在前面”，说的是营建都城之事。然而小司寇的职责，掌管外朝的政治，咨询国家迁移之事，与国家危难、确立君主这两件事并列，一定要召集万民到外朝去询问。实在是因为王畿千里，只有百姓才是安居之所，如果不是不得已而有迁都改邑的事情，谁没有安土重迁的心理呢？进而询问百姓，一定是百姓有所乐意然后才可以，这并非是因为国家要迁移，而是实际上因为百姓要迁移。从前商朝从契到汤八次迁移，又直到盘庚五次迁移，只是看对百姓有利才迁移罢了。如果有不遵从的，一定登上道路共同告知他们，从未强迫他们行动。邾国迁往绎地，晋国迁往新田，也只是以百姓的利益为重，何况圣人做事的审慎呢！观察周人重视百姓迁移，一定是官府有所授命然后才行动，由此可以看出官府与百姓的统属关系；观察周人重视国家迁移，一定是询问百姓然后才行动，由此可以看出君主与百姓的相互信任。

译社稷

小宗伯设立建国时的神位，右边是社稷，左边是宗庙。有了国家，就有了社稷。古代确立君主时，称为“奉养社稷”；娶妻时，称为“共同承担社稷”；为国捐躯时，称为“为社稷而死”；离开国家时，称为“舍弃社稷”，社稷的重要性也就显而易见了。因此，大司徒辨别制定邦国、都邑、边邑的疆界，首先设立社稷的围墙；小司徒凡是建立诸侯国，就设立其社稷，划定其疆界；封人掌管设立王室的社稷围墙并种植树木，凡是分封诸侯国，必定设立社稷的围墙，建造都邑也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王畿、都邑、边邑、诸侯国都有社稷。郑康成说：“社稷是土神和谷神，有功德的人配享祭祀。共工氏的儿子叫句龙，配享社神；厉山氏的儿子叫柱，配享稷神。商汤将柱迁走，改祭祀弃。”这就是社稷神灵的情况。大宗伯用血祭来祭祀社稷，小宗伯在发生大灾祸祭祀社稷时为其设立神位，舞师率领舞蹈人员参与社稷的祭祀，太祝在国家有大变故或天灾时，遍祭社稷以祈祷，小子掌管在社稷祭祀中割牲取耳。凡是用于社稷祭祀的事务，难道不是因为社稷与天时休戚相关吗？丧祝掌管战胜之国的社稷祝号，用以祭祀祈祷；士师祭祀战胜之国的社稷，并为其担任尸（代表受祭者）。这样看来，亡国的社稷也被保留了下来。古人如此尊崇重视社稷，难道不是因为社稷与国运休戚与共吗？所以《诗经·载芟》说：“春天向社稷祈祷。”《诗经·良耜》说：“秋天报答社神。”难道不是因为社稷与年成丰歉息息相关吗？然而古代奉养社稷，牺牲必须完备，谷物必须洁净。如果有旱灾或水灾，就变更社稷的祭祀对象。有人解释说，商汤讨伐夏桀时遭遇旱灾，用明洁的牺牲进献却仍然干旱，直到第七年，所以商汤将柱迁走，改祭祀弃，想要迁走句龙却因没有可继承者，于是作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社稷的神灵可以随意变更吗？回答说：这正是太宰祭祀时驾驭神灵的意思。大概圣人制定祭祀制度，以劳绩安定国家的人就祭祀他，能抵御大灾祸的人就祭祀他。水旱是灾害，所以社稷不再享受祭祀，因此变更祭祀对象，只是变更祭祀的礼仪罢了，难道是与社稷的神灵一起改换吗？商汤迁走柱改祀弃，是因为弃的功劳大于柱，不是因为旱灾而迁走柱。况且商汤放逐夏桀后，想要迁走夏社，还认为不可，战胜之国的社尚且不可迁走，那么必定没有迁走句龙的意思。句龙没有迁走，那么迁走柱改祀弃，必定不是因为旱灾。汉人废除秦的社稷，建立汉的社稷，难道懂得周朝保留战胜之国社稷的意思吗？或者曾通过封人来考证，说“掌管设立”……王室的社稷围墙，却没有提到稷，郑康成说是社稷中次要的部分。如果是这样，那么周人真的是重社而轻稷吗？后稷是周朝的先祖，殷人祭祀他作为稷神，周朝的子孙尤其应该更加尊敬。现在考证《周礼》，宗伯、甸师在社使用牺牲，太祝、大师在社举行宜祭，大防同在社举行宜祭，小祝、寇戎之事则在社保卫郊祀，大司马搜田献禽以祭社，大司寇、大军旅则在社监刑杀戮，都只说社而不说稷。大概是因为稷主管农业之事，不适合师旅田役杀伐之事去亵渎。周人以稷为祖先，在郊祀中让他配享天帝。《诗经》说：“思念文德的后稷，能够配享上天。”这又不是社事配享地神所能比拟的。看封人说设立王社而不说稷，又可见周人尊祖重农的意思吧！

教胄

对国子的教育由来已久。舜任命夔掌管音乐，教育贵族子弟，用直、宽、刚、简相互调和的和谐之道来教育他们，这就像周人乐德的教育；用诗歌、声律和谐协调的伦理来教育他们，这就像周人乐舞、乐语的教育。虞朝将二者合而为一，周朝则分为二。隶属于教官、礼官，教官师氏用三德、三行来教育，保氏用六艺、六仪来教育；礼官大司乐用乐德、乐语来教育，乐师用小舞来教育，大胥召集众子弟合舞、合声，小胥征召命令学士并编排他们，罚酒那些不恭敬的人，鞭打那些怠慢的人。像这样，那么成周时期国子的教育，比虞朝更加详细。然而分为二者的原因，大概是师氏、保氏教育在宫中宿卫的国子，大司乐、乐师等官员教育在学校里的国子，随其所在之处都有教育。至于夏官属下有诸子一职，掌管国子的副手，让他们修德学道，春天在学宫集合，秋天在射场集合，以考核他们的技艺并决定升降，这也是国子的教育，为什么列在夏官之中？大概所谓国子，是指王子、群后（诸侯）的太子、卿大夫、元士的嫡长子，诸子所掌管的乃是国子的副手，副手，即次要者，既不是师氏宿卫中的贵族子弟，也不是大胥学士中的正式成员，所以让诸子来教育他们，《燕义》所说的“庶子”就是这种情况。教育国子而不遗漏庶子，可见成周教育贵族子弟的方法尤为详细。现在看师氏说三德而不说六德，说三行而不说六行；保氏既教六艺，又加上六仪，与司徒的三物不同，因为贵族子弟与六乡的百姓不同，所以其条目有详略的区别，但其教育宗旨是一致的。又看大司乐说教乐德，说教乐语，说教乐舞，虽然名称不同，但都是德行、道义、技艺中的内容。用音乐来教育，是因为音乐感人至深，教化人容易，这与虞朝典乐教育贵族子弟、《王制》中乐正教育嫡长子的意思相同。然而

译教导国子都称为“教”，唯独保氏称为“以道来养育国子”。所谓“道”，又不是口舌所能说清楚的，用它来涵养国子的心性，那么司徒的三种教化才开始能够施行。这又与司徒在乡间以三物教化百姓而不提“道”，用意相同。

不仅如此，师氏说掌管国中合乎中道的事用来教导国子，“中”是教导他们作为法度，“失”是教导他们作为警戒，这样就能通晓政事，然后才可以治理政务了。周人对国子，教导他们很详细，要求他们很深，养育他们很周到。那么任用他们就很重大，这是因为公卿大夫的儿子，凭借父兄的宠爱豢养，宫室内的安逸，未离襁褓，已位列士大夫，不论才能愚笨，一概占据禄位。倚仗世袭的俸禄，就很少能遵循礼法；不学习就像面对墙壁，那么处理事务就会烦乱。如果没有教养的素底，来改变他们的气质，而保护防范他们的德性，将凭什么要求他们有中和孝友的行为，有兴道讽诵的文章？举止未必符合礼，节奏未必合于乐。将来担任官职面对百姓，而想授予他们政事，使他们都能通达，这怎么可能呢？这就是周人详细教导国子的原因。

当成王时，鲁公的儿子伯禽、卫康叔的儿子牟、齐太公的儿子伋，都侍奉成王，后来都成为显赫的诸侯，这不是国子教育的验证吗？

也曾考察《文王世子》说：“师，是用事务教导他们并晓谕他们以德行的人；保，是谨慎自身以辅助他们并引导他们归于正道的人。”这两者，尤其是世子所依赖以成就德行的。现在师保之职除了诏告王的美德、谏止王的恶行之外，只涉及国子而不涉及世子。郑康成却说：“国子，是公卿大夫的子弟，师氏教导他们，而世子也编在其中。”列举君臣父子长幼的道理，郑氏莫非是因为《礼记》的说法而这样说吗？古人一定让世子编入学子之中，是想让他知道谦让的道理。现在《周礼》不说世子编入《司乐》、《成均》的学校，只说“集合国子的子弟教导他们”；又不说世子编入师保的技艺教育，只说“国家的贵族子弟学习他们”，凭什么知道世子也编在其中呢？

我认为《文王世子》，周公辅佐成王，认为世子没有可做的，所以在伯禽那里确立世子的法度，让他与成王居住，想让成王知道君臣父子长幼的意义。那么师保等官不说教导世子的方法，大概也是把世子的法度施加于国子，让他们与世子居住，这就是他们用来教育的方法吧？又考察《夏官》诸子，国家有大事，就率领国子来到太子那里，任凭太子使用，这是国子对于世子，大概是互相周旋的。况且周人共同养育世子，本来与王后相同礼仪，然而只有膳夫的正膳不防范，像庖人、酒正、外府、司裘等官，只说“只王及后不防范”，那么世子的膳食禽肉、饮酒、裘服都防范了。他们用来遏制嗜欲而防范纵欲奢侈的，又早有道理。周人教导世子，起初哪里是一人一日积累的？

自汉朝以来，设置官职训练储君，像师傅、家令之类，职务不是不完备，至于国子的教育，缺然没有听说，因此子弟大多骄横傲慢，职责就是由此。寻求他们用来训练储君的方法，不是学术数，就是通宾客罢了。周人师用德行晓谕，保用道义训导，的意思在哪里呢？

到了唐朝，有师傅，有谕德，有侍读，太子的官属完备了；有祭酒，有司业，有监丞，国子的学官完备了。然而太子自是太子，国子自是国子，一个师傅而众人喧哗，晒一天而冻十天，对于培养储君的德行，没有听说有补益。曾不想古人用大乐正造就士人，而王的太子、群后的大儿子、卿大夫元士的嫡子，以及国家的俊选者，都造就在那里。今天与国子相谦让的人，将来将君临我；今天与世子相并列的人，将来将臣服我。那么他们互相周旋，互相揖让，他们的见闻移养的帮助很大了。

所以我说道：想要教导世子，应当从教导国子开始。

译谏官

周代官制三百六十种，职属分明，事务相连，可以说极其细密，唯独谏诤这一职位缺失而不详备，仅仅有一位师氏掌管以美德劝谏君王，一位保氏掌管劝谏君王的恶行，只此而已。昔日召公担任师氏，辅佐成王作为左膀右臂，如今的师保，固然不是周代的师保。周公因为三公中的师保不必全部配备，于是设立了师、保两个氏，由中大夫、下大夫两人担任，他们的职责非常专一，责任非常重大，大概这就是言责所依附的缘由。然而师氏用德行来开导君王，所以说“以美德劝谏君王”，不知道所劝谏的美德是什么？保氏用正道来训诫君王，所以说“劝谏君王的恶行”，不知道所劝谏的恶行是什么？陈述善道而杜绝邪念，顺应美好而挽救恶行，这是臣子职分中理所当然的。然而既然称为师保，用美德劝谏，用恶行劝谏，不过是一句话的事，除了教导国子之外，就是师氏守卫君王宫门，率领属员守卫君王内室罢了；其余诸如祭祀、宾客、丧礼、军事，君王行动就跟随，听政治理也是如此罢了。对于拾遗补阙、纠正过失谬误的事情，似乎若有不屑为之的样子。我考察这两个官职，发现他们都是守卫王宫的人。他们教导国子以德、养育国子以道的，也都是守卫人员，居住在君王的左右前后，准备应对君王的咨询，大概是在沉默中循循善诱其善行，又何必大声疾呼呢？在暗中潜移默化地纠正其错误，又何必公开进谏呢？然而师氏教导国子以德，正是他劝谏君王美德的方式；保氏养育国子以道，正是他劝谏君王恶行的方式。然而师氏专门劝谏美德，保氏专门劝谏恶行，这说明师氏的职责更为重要。大概必定有师氏在先前防范养育，而保氏只是在事后特别纠正补救罢了。因此《尚书》提到师氏，必定将其与虎贲、缀衣并列；《诗经》提到师氏，将其与膳夫、趣马同列。只提师氏而不提保氏，实在是因为在出入起居、侍奉跟随之时，在君王身边与之共同行善的，师氏的功劳居多。一旦有过错，保氏就随之纠正补救，所以说“掌管劝谏君王的恶行”，只是一句话而已，难道一定要像后世那样设立以谏为名的官职吗？何况周代设立官职分工，平时劝谏君王治理国家的，不止一人。冢宰劝谏君王驾驭臣民，劝谏君王废置百官机构；司会劝谏君王废置；天府劝谏君王考察群吏的治理；廪人劝谏君王削减国家开支；太史在闰月劝谏君王居住在门内；小吏劝谏君王忌讳；内史劝谏君王听政；司士劝谏君王治理；小臣劝谏君王、法度仪节、长幼尊卑，无非都是劝谏君王的职责；出入起居，无非都是劝谏君王的时机。这不仅仅是一个师氏劝谏君王而已。以至于臣民的反复逆命，太仆传达；三公九卿的反复逆命，小臣传达；群吏庶民的反复逆命，御仆传达。百姓有可咨询的，就有外朝；百姓有可上达的，就有路鼓。如果有过错恶行，哪有不能听到的呢？这也不仅仅是一个保氏劝谏君王而已。因此盲人吟诵诗歌进谏，那么瞽蒙之官就可以进言了；士人传话进谏，那么士师之官就可以进言了；商旅市场议论，那么司市之官就可以进言了；兽臣有规箴，那么山虞之官就可以进言了；巷伯受伤，那么寺人就可以进言了；举杯饮酒，那么膳夫就可以进言了。古人不用谏来命名官职，而人们却可以进谏，即使到了春秋时期，这种意旨也未泯灭，那么先王盛世之所以培养敢于进言的风气，而开辟直言的道路，其气象是何等宏大啊！自从汉武帝设立谏大夫，专门掌管议论，于是有了谏官的名称。然而周代有司谏一个官职，只是用来纠察百姓而已；保氏虽然说劝谏君王，却未曾用谏来命名官职。为什么汉人向天下展示如此狭隘呢？郑昌为宽饶辩护，就说：“我的官职以谏为名，不敢不说话。”鲍宣评论何武，也说：“官职以谏诤为职责，不敢不尽力。”愚夫职责在于谏诤，然后才得以议论政事；不是谏诤之职而议论政事，难道不是越职吗？所以我起初怀疑周人不设立谏官，最终却欣喜周人进谏的道路宽广；起初欣喜汉人专门设立谏官，最终却责怪汉人进谏的道路狭隘。

和难

复仇的做法，汉唐儒者大多驳斥它，甚至伊洛门人也对此感到困惑，五峰胡氏、三山林氏则怀疑得更加厉害。然而他们都以复仇为话题，不知道周代设立的官职叫做和难。难，就像灾祸的意思。百姓有灾祸过错罢了，所以随之调和化解。将调人这一职位安排在司谏、司牧之后，正是为了消弭那种怨恨的风气，而养成淳厚质朴的习俗。现在考察他的职责，说：“凡是因过失而杀伤人的，由百姓调解和解，鸟兽也是如此。”称为过失，是因为因过失误杀伤人，这在《秋官》司刺中属于有过失的人，都在宽恕之列。先王重视百姓和万物的生命，固然不忍心看到他们杀伤，但也怜悯他们因过失误伤到了这种地步，所以有调人让百姓调解和解，平抑怨恨而和解，实在是因为百姓众多，劝导他们可以停止。不然，就听任百姓互相杀戮复仇，难道是先王所乐意听到的吗？又说：“凡是有争斗发怒的，调解和解，不能和解的就记录下来，先动手的人诛杀。”称为发怒，是因为他们愤怒争斗，这在《地官》司虣中属于争斗喧哗的人，都在禁止之列。先王劝勉乡里道义，必定使他们相亲相爱，岂能容忍他们愤怒争斗到这种地步，所以有调人为两家调解

译对于不服从的人，将其罪行记录在案；对于率先动手的人，予以诛杀。因为率先动手者被诛杀，百姓就会畏惧而不敢争斗。如果不这样做，就听任百姓互相怨恨争斗，这难道是古代圣王所能容忍的吗？然而，争斗怨恨，只是祸患中的小事，促成和解是可以的。如果君父、兄弟、师长、主君朋友被人误伤或误杀，促成和解并让他们不再复仇，难道不损害臣子、僚友之间的道义吗？因此，调人又有和解祸难的说法，让他们互相避居。对于君父的仇人，要避居到海外，因为他们有不共戴天的怨恨；对于兄弟、师友的仇人，要避居到千里之外，因为他们有不再使用兵器的怨恨；对于堂兄弟、主君朋友的仇人，要避居到不同的国家，因为他们有不能同处一国的嫌疑。有人问：“亲人的仇人避居海外是可以的，君长的仇人也可以避居吗？”君长泛指所有的君主长辈，像《春秋》中记载的出奔是可以的。如果是天子的仇人，那么乱臣贼子就没有可以避居的地方了。又有人问：“君父兄弟有仇人是可以的，师长、主君朋友也有仇人吗？”大概是因为师长因贤能而得民心，长辈因尊贵而得民心，主君因利益而得民心，朋友因信任而得民心，这些都是维系九种纽带所连接的人，作为僚友难道可以忘记报答吗？凡此种种，都是因过失错误而导致杀伤的情况。在唐尧虞舜时期，有宽恕过错无论大小、因灾祸而赦免的成例；在成周时期，有因灾祸、极刑之罪有时不可杀死的成例。虽然说赦免他们，圣人担心损害臣子、僚友的道义，一定要让他们避居之后才可以不再结仇。避居海外，就像放逐到四夷之地；避居千里之外或不同国家，就像屏退到远方。赵商问郑康成说：“《春秋》的道义，儿子不替非儿子的仇人复仇，臣子不替非臣子的仇人复仇，这是为什么呢？”郑氏说：“仇人在九夷之东、八蛮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即使有极孝之心，能够前往讨伐吗？”这种说法是对的。如果不肯避居，那就是不服从王命。所以给他们典瑞、谷圭作为和解祸难的符节，让他们可以自行持有。所以《朝士》说：“凡是报仇的人，向士官登记，杀死仇人无罪。”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凡是杀人的人，不向士官登记而自行反击杀死对方，对方本来就有杀人的罪过，此人也有擅自杀人的过错，所以又让邦国互相仇视，这些人都不被其所在的国家所容纳，而让他们互相避居。然而或许有并非因过失错误而杀人，因为那人罪恶深重而杀死他符合道义的情况，就像《朝士》所说的“凡是盗贼侵犯军队、乡邑及家人，杀死他们无罪”之类的情形。那些被杀的人难道没有子孙怀着报复之心吗？然而那人罪在可杀，即使不告官而杀死他，其道义上也不构成仇怨。所以只是让他们避居到不同的国家，使他们不能结为仇怨，如果结仇就处死，这是不允许他们的子孙互相复仇。考察这些官职，无非是讲解祸难而开导和解，使他们不得互相残害虐待，其调伏人心、涵养风俗的作用也很深厚。所以《调人》说：“掌管调解万民的祸难并使之和谐。”官职名叫调，民难叫作谐，其意思非常明显，儒者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有人却说：“如果按照《周礼》的说法，那就都没有仇可以报了。而记载礼制的人，为什么会有‘居父母之仇，不与仇人共天下；居昆弟之仇，不与仇人同国；居从父母兄弟之仇，主人有能力就拿着兵器跟随其后’的说法呢？又为什么会有‘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再使用兵器，交友之仇不同国’的说法呢？”回答说：记载礼制的话，是子孙复仇的心愿；《周礼》的话，是国家调和祸难的法规。作为子孙，确实不可忘记复仇的道义；而先王立法，终究不忍心打开怨恨争斗的大门。和解并让他们避居，那么复仇的怨恨就可以消释；不让他们避居而执持兵器，那么复仇的道义就可以伸张。先王又何曾完全禁止孝子顺孙复仇呢？不然的话，鲁庄公不能报齐国的仇，《春秋》为什么要深深责备他呢？

译昏礼

我曾读过三山林氏的《辨》，他认为：“仲春之月，命令媒官为男女婚配。在这个时候，私奔的人不加禁止。败坏人伦的根本，打开淫乱放纵的大门，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起初我也私下对此感到怀疑，慢慢思考后认为，《诗经》三百篇以夫妇为根本。《夭桃》是《周南》的诗，赞美那里的男女婚配端正，婚姻合乎时节；《摽有梅》是《召南》的诗，赞美那里的男女能够及时婚配；《野麕》这一首诗，虽然处于乱世而受到文王的教化，仍然厌恶无礼的行为；《防蝀》这一首诗，虽然因为亡国而受到文王的教化，也耻于淫乱私奔。难道在成周盛世，周公制定礼法时，会有私奔不加禁止的事情吗？善于解说《诗经》的人，不因为文字而损害词句，不因为词句而损害原意，阅读《周礼》的人也是如此。大概古代的婚礼，必须问名，必须纳采，必须请期，必须亲迎，必须六礼齐备然后才能举行。这确实是因为婚姻是人伦的大事，嘉礼的重头戏。春官宗伯用礼法促成男女婚配，地官司徒用阴礼教导亲人，这样百姓就不会怨恨；遂人用音乐缓和婚配中的扰民，这些都是重视婚姻的表现，难道唯独对媒官不谨慎吗？每年孟春，就命令男女举行婚礼，这是常规之礼。然而婚礼不一定都在仲春举行，大概是因为媒官在这个月命令为男女婚配，这正是女子怀春的时候。诗人“三星在天”的吟咏，说的正是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如果有变故不能举行婚礼，就有不等待礼仪而直接结合的，这就叫做“奔”。“奔”并不是指钻洞偷窥、翻墙跟随的那种行为，只是因为遭遇凶荒、瘟疫、丧事而不能完备礼仪罢了，是不等待亲迎就结合罢了，哪里像《桑中》所说的“奔”呢？所以下文说：“如果没有变故而不听从命令的，要治罪。”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凶荒、瘟疫、丧事的变故，有不等待礼仪而私奔的，就要受罚。查考《大司徒》用十二种荒政聚集万民，第七条是“眚礼”，第十条是“多昏”。大概古代国家遭遇凶荒，就简化礼仪而多办婚事，为没有夫家的男女婚配。所以下文又说：“管理没有夫家的男女而为他们婚配。”这是三十岁未娶、二十岁未嫁的人，都因为有变故而为他们婚配。那么仲春之月，如果有变故而私奔的，虽然不禁止，不也可以吗？林氏又说：“天下这么大，生孩子的不知有多少；一天之间，嫁娶的不知有多少。媒官都记录下来，可能吗？”他没想到周人六乡，有比、闾、族、党的联结；六遂，有邻、里、鄼、鄙的联结，百姓从长牙齿开始，都记录他们的数目。媒官这一职位，在乡官之后，难道有什么不能记录的吗？媒官为男女婚配，只是根据他们的年龄，在仲春记录下来，出入于六乡六遂之中，让他们婚配男女，各自结合罢了，所以说：“命令男子三十岁娶妻，女子二十岁出嫁。仲春之月，命令为男女婚配。”这是向百姓发布命令，而不是媒官一一为他们判配合。不然的话，媒官只有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罢了，难道能家至户晓吗？然而古代嫁女娶妻，入币不超过五两，这就是说婚礼虽然详细，而嫁娶的仪式实际上很简略。简略仪式而详细礼仪，这就是婚姻之所以及时，而男女之所以端正的原因吧！至于男女之间有阴讼，一定是婚姻有不得端正的地方，所以在胜国之社审理。郑氏认为不应当宣扬揭露他们的罪行，这是不对的。我看《行露》诉讼，召南赞美它；《大车》不能听讼，于是讽刺的诗就产生了。难道也不应当宣扬揭露吗？那么在胜国之社审理的，大概是因为婚姻不正，导致丧国亡家，所以在亡国之社审理以示警戒。由此看来，先王端正夫妇关系作为教化天下的根本，也可以看到了。

市治

先王授予百姓井田，是为了充足粮食；制定市场，是为了流通货物。太宰充实财物的职责，与农业谷物并列；司徒流通财物的事务，与耕种收获一同颁布。确实是因为粮食充足、货物流通，然后教化才能成功。所以匠人营造都城，前面是朝廷后面是市场；内宰建立国家，辅助后妃设立市场。市场，是用来通商贾而充实财物的。然而王后有阴阳之别，朝廷和市场有义利之分。古人先义后利，那么市场的治教、刑政、量度、法令的设置，难道没有权衡剂量在其中吗？司市是市场官员的首长，所以他的政令很详细。质人掌管质剂，就是司市建立信用；廛人掌管征收布税，就是司市执行市场管理；胥师掌管宪刑禁令，就是司市禁止伪劣；贾师掌管均衡市价，就是司市确定价格；司虣掌管抓捕扰乱市场的人，就是司市禁止暴乱；司稽抓捕违反禁令的人，就是司市去除盗贼；胥拿着鞭子和度量衡守卫城门，肆长陈列货物划分店铺，就是司市执行鞭度平肆。至于泉府这一官员，是征收滞销货物以利商贾，借贷丧葬祭祀以利百姓，就是司市同货敛赊。其余司门、司关、掌节等官员，都共同管理商贾的往来，观察货物的出入，以及征禁符节的事务，也就是司市用玺节管理货物出入。然而考察治理市场的政令，主要有三点：一是均通利，二是禁争利，三是二起利。早晨开市，以商贾为主，因为他们的货物多可以卖高价；

译以族人为市场的主管，依据各家货物产出的情况来达成买卖；傍晚时分开市，以商贩男女为主管，依据他们资助商贾百族货物的情况来达成傍晚的售卖。这难道不是疏通民众的利益而务必使之均衡吗？国君经过市场就赦免刑罚之人，市场不是游观的地方，而国君经过那里，必定要对民众有所规劝，君主尊贵而不能执行刑罚，所以让他赦免受刑之人而施予恩惠，以此取悦民心。夫人经过市场就罚一顶幕帐，世子经过市场就罚一顶帟帐，命夫罚车盖，命妇罚帷帐，因为经过市场必定有惩罚，何况敢与民众进行市场交易呢？这难道不是争夺民众的利益而必定要有禁令吗？凡是市场上禁止伪饰的规定，针对民众、商人、贾人、工匠的，都有十二条，这是禁止伪劣而消除欺诈。凡是治理市场上的货物，六畜、珍奇异物，没有的使其出现，有利的使其计算，有害的使其消失，奢侈的使其减少，这是禁止物品奢侈而均衡市场。又难道不是民众趋向末业之利而必定要有抑制者吗？从前神农氏兴起，在日中时设立市场，招致天下的民众，聚集百物的货物，交易后各自回去，各得其所，这是市场产生的缘由。而圣人必定先以聚集民众为财；理财、端正言辞、禁止民众做坏事，称为义。难道不是说生财有大道，国家应当以义为利，不应当以利为利吗？有人则说：“孟子曾经说市场店铺不征税，又说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现在考察《廛人》篇，有征收市絘布、緫布、质布、罚布、防布的规定；《泉府》说掌管市场的征布；《司门》说稽查出入不符合规定的人，征收其货物；《司关》说掌管货物出入，以及征收防税。这是市场、防地、城门、关卡都有征税了。〇者于是说孟子的说法，是文王治理岐地时的初始政策，暂且从简以便民，到周公才开始增加制度，难道是这样吗？不知道先王的制度，既然对货物征税，就一定不对店铺征税；既然对防地征税，就一定不对货物征税。两者通融施行，所谓市场店铺不征税、依法而不设防就是如此。至于《司门》稽查出入不符合规定的人，整顿其货物，凡是财物违反禁令的都举发，这是《司市》禁止伪饰的规定，轻则征税，重则举发，不也很适宜吗？《司关》掌管货物的出入，掌管其治理禁令，以及征收防税。凡是货物不从关卡出入的，举发其货物，惩罚其人，这也是他们违反伪饰禁令，而不敢从关卡出入的人，轻则征收市防之税，重则实行举发没收的惩罚，也很适宜。起初难道对商贾的常物，既在市场防地征税，又在城门关卡征税吗？后人不明此意，只看到周人有市防门关的征税，于是将四者合并收取而并行，商贾的利益严重困顿了。所以战国之时，也有知道这不义而请求减轻的，这就是〇孟子论述的原因。所以必定有《关雎》、《麟趾》那样的心意，然后才可以施行《周官》的法度。不然，就像刘歆辅佐王莽，开设五均、设置六干，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各处都设立五均商市钱府官，列肆、里区、谒舍都有征税，其下骚动不安，遭受其弊端了。后来王安石也以《周礼》变为新法，其危害尤其严重。絘布变为房廊钱，廛布变为白地钱，质布变为搭罚钱，緫布变为不系行钱。有如郑侠奏议所说的“负水给发、担粥提茶，都有免行”，效仿一个廛人的方法而遗害至此，周法果真如此吗？又何况市易置务，而说周人的司市，以吕嘉问为市易官搜刮细民，聚敛更加严重。内帑拿出数百万钱作为本金，派人到岭南各处购买货物，以压制商旅的利益，这与汉人设置均输、唐人设置疾足意思相同罢了，这难道是司市的法度吗！不止这些，泉府这一官职，用廛人所征收的市布，收购那些不畅销滞用的货物，按其价格买卖，使商贾之民不至于失利，这是利于商民的。物品标出并写明价格，以等待不时之需的买家；因为祭祀、丧纪的费用，借贷的，也给予他们，这是利于居民的。恐怕不时之需的买家，有豪民乘急牟利，必定从其所抵根同而后给予；又恐怕借贷的人，有奸民不急而妄用，必定与其有司辩认而后授予，这是防范奸民的。至于借贷的人，有期限而取偿，祭祀不超过旬月，丧纪不超过三月，以责成其必定偿还。或者有称贷而时间很长的，则以国服作为利息，是说以国事所出的税作为利息，如载师园廛三十而一、近郊十一之〇就是如此。赊则有期限以取偿，而民众不至于泛滥；借贷则有税作为利息，而民众不至于妄贷，这又是谨慎民众财物的原因。大概泉府所征收的财物，是民众的财物，用他们的财物来救济民众的急难，是适宜的。这又是旅师聚集耡粟、屋粟、闲粟，用质剂招致民众，平均颁发其积蓄，施予其恩惠，散其财物，春天颁发而秋天征收。大概旅师所聚集的粟米，是民众的粟米，用他们的粟米来拯救民众的艰难，也是适宜的。春天颁发，则民众有以救济其匮乏，而谷物不至于暴涨；秋天征收，正当粒米狼戾之时，而不至于太贱伤农。颁说平者，是想要其恩惠利益均衡。然而师旅不取其息，而泉府则收取其息，因为货物与粟米不同。郑康成何据而说旅师以国服为息？

译哪有通过向百姓发放粮食来收取利息的道理呢！刘歆说周代设有泉府官，收购滞销的货物并供给想要的人，于是导致王莽颁布允许赊贷的诏令，每月收取三百钱的利息，造成的祸害极其严重。王安石又误解了这个意思，于是设立青苗法，春天发放一万钱，半年就收取两千钱的利息；秋天再发放一万钱，年终又收取两千钱的利息，一年利息达四千钱，因此周代原本是一倍的利息，他却以“国服为息”作为借口。青苗法的借贷，不问百姓是否需要就一概发放，称之为旅师官的公平分发；不考虑路途远近就强行催缴，称之为泉府官的赊贷。假借忠厚之法来施行侵吞渔利的私欲，打着救济抚恤的旗号来加剧割剥百姓的祸害，真是悲哀啊！

译水利

司徒谈论井田与城邑，遂人谈论沟渠与排水系统，这并不是乡和遂的制度不同。大概是因为井田和城邑用来确定田亩的多少以征收赋税，所以用四井、四邑来表述；沟渠和排水系统用来确定水道的大小以兴办水利，所以用十夫、百夫来表述。乡中谈论井田和城邑，那么遂中的田赋也是如此；遂中谈论沟渠和排水系统，那么乡中的水利也是如此，这是互文见义罢了。考察《匠人》中关于沟渠排水的记载，与《遂人》中的名称本来相同，郑康成杂糅了《司马法》中关于丘甸旁加里数以治理沟渠排水的说法，因此议论纷纷。现在以《周礼》的记载为准。《遂人》说：“每夫之间设有遂”，意思是每一夫百亩的田地必定有遂。《匠人》说：“一耦之伐，宽一尺、深一尺的叫做畎”，这是指十亩田的畎；田首加倍，宽二尺、深二尺的叫做遂，这就是一夫之遂。《遂人》说：“十夫设有沟”，井田方圆一里，田地九百亩，这里说十夫，是举整数而言。十夫千亩的田地必定有沟。《匠人》说：“九夫为井，井之间宽四尺、深四尺的叫做沟”，正是如此。《遂人》说：“百夫设有洫”，意思是十里万亩的田地必定有洫。《匠人》说：“十里为成，成之间宽八尺、深八尺的叫做洫”，正是如此。《遂人》说：“千夫设有浍”，意思是百里十万亩的田地必定有浍。《匠人》说：“十里为成，成之间宽二寻、深二仞的叫做浍”，正是如此。《遂人》说：“万夫设有川”，意思是千里百万亩的田地必定有川。《匠人》说：“直接通达于川”，正是如此。《遂人》谈论千里之地，所以涉及万夫；《匠人》谈论百里之治，所以只到一同为止。大抵上十遂通一沟，十沟通一洫，十洫通一浍，十浍通大川。周代百亩田地之间，水溢时可以排涝除害，干旱时可以蓄水兴利，如果没有沟渠排水系统，怎么能实行井田制呢？既然设置了遂、沟、洫、浍、川以备灌溉，又设置了径、畛、涂、道、路以通往来，说这些通达于京畿，那么乡和遂都是如此，不仅仅是乡和遂如此。考察《司险》掌管九州地图，设置五沟、五涂以通达道路。五沟，说的是遂、沟、洫、浍、川；五涂，说的是径、畛、涂、道、路。由此可见沟渠排水的制度，通达九州都是如此。然而《遂人》只是特别谈论沟渠排水的制度罢了，而《稻人》这一官职，又教导百姓制作田地、兴修水利的方法。用潴来蓄水，用防来挡水，以防备干涸；用沟来荡涤水，用遂来均分水，希望水流流通；用列来舍水，用浍来防水，以防备泛滥。天时干旱或洪涝不常，而地利上的蓄水和防护有节制，这是农夫所依赖而无后顾之忧的原因吗？这是年成之所以屡次丰收的原因吗？有人说：“先王将天下的田地划分为井田，必定平均天下的水资源，沟、洫、浍、遂通达于川，应当没有地方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到了秦汉时期，郑国和白圭还能以善于修建两条渠道而闻名？难道周代遂人的方法不能通达天下，而水利还有遗漏吗？”大抵井田制与沟渠排水制度并行，秦人废除了井田制，那么沟渠排水制度也就随之破坏了。郑国和白圭虽然能兴修两条渠道以扩大灌溉的利益，但沟渠排水的制度已经不能恢复古制，一方虽然能防止其利益流失，但能为天下兴利的人又有几个呢？井田制既已破坏，沟渠排水的利益无法实行，我担心天下不能都像郑国和白圭那样了。

重农

周人依靠农业立国，自从后稷以来，耕种收割就有教化。现在观察《周礼》，就知道周公关于耕种收割的教化非常详细。太宰九职的任命，第一是三农；司徒十二职的颁布，第一是稼穑，其重视农业的意思可以知道了。小司徒的井田放牧，是建立田制；遂人的沟渠排水，是兴修水利；草人辨别土地的刚硬或疏松，坟垆辨别土壤和粪肥；稻人掌管水资源的蓄积和停止，均分水以防旱涝。关于耕种收割的教化，司徒既已教导，遂人又教导；关于耕种锄草的督促，鄼长既已督促，里宰又督促；关于早晚作物的种子，舍人既已悬挂展示，司稼又加以辨别；关于好坏土地的评定，旅师既已等级划分，土均又加以平均。劳役不超过三天，是担心耽误百姓农时；起役不超过一人，是忧虑妨碍农业生产。田地不耕种的要缴纳屋粟，是惧怕百姓游手好闲而不勤劳；百姓没有职业的要缴纳夫布，是忧虑百姓舍本逐末。甸师何与农业有关，却率领属员耕种王籍？这是为了劝勉天下人努力耕田。内宰何与农业有关，却率领宫人进献王种？这是为了向天下显示重视谷物。尝新之日，预先占卜来年的除草，而为田地荒芜做考虑；社日，预先占卜来年的庄稼，而为旱涝做防备。开始时，在田祖那里祈求丰年，以祈求农事顺利；结束时，享祭百神而举行蜡祭，以报答农功。凡是可以辅助百姓努力务农的，无不设置官职来劝导。况且在成周盛世，天下的田地都实行井田制，天下的百姓都从事农业。有田地可耕，何愁不耕？有土地可种，何愁不种？而周公必定为之细致规划，大概是因为农业是天下之本，粮食是百姓的生命，不耕种就会失业，粮食不足就会伤害生命。既思考如何厚养百姓，又思考如何利用其用；既思考如何兴利，又思考如何除害。先王恳切重视农业的意思如此，百姓岂有不顺从的呢？

译难道只是从事耕作并勤勉于田间吗？因此《周诗》中有这样的话：“先让雨水滋润公田，随后再惠及私田。”这在百姓方面，体现了先公后私的心意；“迅速耕种你的私田，直到三十里之外。”这在君主方面，则体现了先私后公的用心。君主与百姓上下都互相勉励以从事农业劳作，亲密得如同父兄子弟一般，那么他们的农业大概是不需要额外劝勉的。唉！先王有田地分授给百姓，并且为他们规划得如此周全，而后世百姓有想要耕种却没有田地的人，在上位者却坐视不管而不加体恤。所谓劝勉农业，双脚不到田间，口中不问粮食，到了春天巡视一次，不过是应付例行公事罢了，哪里真的有重视农业的意思呢！虽然如此，周人虽然说重视农业，但实际上是用对待士人的方式来对待农民，而不是用对待农民的方式来对待农民。六乡、六遂的百姓，都是被分授田地的农民。乡大夫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规模考核并选拔贤才，遂大夫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规模考核并征发民众，都是从乡遂中选拔出来的。耕种时他们是井田制下的农民，学习时他们在州党的学校中游历，居住时他们登记在家庭户籍中，出征时他们参与族人的军事编制。所以用耕种收获来教育他们，是为了劝勉农业；用游习技艺来教育他们，是为了培养士人。从前百姓的户口数、粮食数上报时，一定要拜受并收藏在天府中，这是为了重视农业；如今贤才的名册、能人的名册上报时，也拜受并收藏在天府中，这是为了重视士人。这难道不是说明士人隐藏在农民之中，因此对待农民也就如同对待士人一样吗？《诗经》说：“十月收割稻谷，酿造春酒，宰杀羔羊，登上公堂。”又说：“有的除草有的培土，黍稷茂盛，休息停驻之处，聚集我们的俊士。”那登上公堂的人，就是先前收割稻谷的农夫；那聚集的俊士，就是平日除草培土的子弟。由此可见井田制的实行，不仅兵民不分，而且士农也不分。这大概就是它成为良法的原因吧！

译山泽

从前晏子对齐侯说：“山林中的树木，由衡鹿官管理；沼泽中的芦苇蒲草，由舟鲛官管理；草泽中的柴薪，由虞官管理；海中的盐和蜃蛤，由祈望官管理。边远地区的人，进入这些区域要缴纳赋税；关卡附近的人，被强行征收私产。因此百姓困苦疾苦，夫妻都互相诅咒。”晏子说这番话，是知道山泽的利益，先王未曾不与百姓共享。晋国人谋划迁离旧都绛城，众大夫都说：“一定要居住在郇瑕氏的土地上，那里土地肥沃且靠近盐池。”韩献子独自反对，说：“山泽林盐，是国家的宝物。国家富饶百姓就会骄奢淫逸，靠近宝物公室就会贫困。”献子说这番话，是知道山泽的利益，自先王以来未曾禁止百姓自行获取。所以古代的名山大泽不封给诸侯，而九州山川泽薮的名称，都由职方氏掌管。至于山林川泽的利害，有可以与诸侯国共享的，就任命山师、川师辨别名称并颁布规定，只让他们进献珍奇异宝罢了。不将山泽的大片土地封给诸侯，是为了消除诸侯的奢侈之心，而谨慎天子的守土；必定颁布山泽的利益给诸侯，是为了显示诸侯的公心，而均衡天下的利源。先王对于王畿以外的山泽，尚且如此细致地规划，何况王畿以内的山泽呢？大抵山林川泽，是百姓获取财用的地方，利益非常广大。不公正地分配财利，那么山海天地的宝藏，就变成一人的私有，这是与民争利；不加以禁止，那么山泽国家的宝物，就任由百姓自行获取，这是放纵百姓追逐利益。先王不与百姓争夺山泽的利益，也不放纵百姓追逐山泽的利益。所以太宰以九职任用万民，其中第五项是虞衡官制作山泽的材用，这是官员不得私占；至于地官的属官，山虞令万民按时砍伐木材，泽虞将剩余的物资分给万民，田猎者得以接受迹人的命令，开采金石玉锡者得以接受卝人的地图，羽毛兽角之类的物品，都是山泽的农夫所能获取的；细葛粗葛及草贡的材用，都是山泽的农夫所能制作的；至于染草、灰炭、防材、互蜃之类的物品，都是山泽的百姓所能拥有的。这就叫做与民共享财利。随后太宰又以九赋征收财贿，其中第五项是山泽之赋，这是百姓不得擅自动用；至于地官的属官，山虞掌管山林并设立禁令，林衡掌管巡视林麓的禁令，按时统计林麓的情况并赏罚，泽虞掌管国家沼泽并设立严厉禁令，川衡掌管巡视川泽的禁令，按时逮捕犯禁者并诛罚。迹人，掌管邦国田猎之地，设立严厉禁令并守卫；卝人，掌管金石之地，设立严厉禁令并守卫。齿角羽翮用来充当邦国赋税，就由角人、羽人征收；细葛粗葛草材用来充当邦国赋税，就由掌葛官征收。至于掌炭、掌染草、掌茶、掌蜃等属官，无不按时征收其物品。这就叫做禁止百姓追逐利益。大概古代乡遂的百姓都从事农业，农夫都受田，田地都出赋税，只知道有田地可以经营，不知道有利益可以追逐。只有山泽的百姓，不专门依靠田地产业为生，往往依靠山泽的利益为生。利益多而百姓必定竞争，末业重而农业必定被轻视，所以先王既允许他们共享财利，又必定加以禁止，使他们不至于追逐利益而从事末业。这两者并行而不相违背，这就是为什么没有荒废的土地而没有游民的原因吧！自从齐桓公问管仲：“怎样治理国家？”管仲回答说：“只有官营山海才可以。”于是盐铁的利益，开始成为诸侯国的私产，先王与民共享财利的意图就丧失了。这是山泽的第一次变化。汉人用山泽租税共同供养皇室，归入少府，好像私占一样。然而赋税虽然在上，利益还在民间。到了吴王在东南地区，得以招集亡命之徒，开山煮海以富其国，最终导致叛逆，先王禁止百姓追逐利益的意图又丧失了。这是山泽的第二次变化。等到孔仅、咸阳等人大力推行专卖制度，于是尽取天下郡县盐铁的利益，全部归于公家，一孔不遗，于是山泽的赋税都变成了专卖之利。这是山泽的第三次变化。从此以后，国家财政只依赖盐铁，国命只议论盐铁。唉！周人的山泽赋税，果真有叫做盐铁的吗？

苑囿游观

关于苑囿游观的警戒，古人对此常怀敬畏。淫乐游逸，舜没有这种毛病，却以此警戒刑罚；在外沉迷打猎，禹没有这种毛病，却以此训诫；常于游猎，汤没有这种毛病，却常以此互相警示；沉溺于游田，文王没有这种毛病，却每以此自我防范。看古人以游田淫乐为戒，就一定不会为了苑囿的美丽、游观的华丽而建造了。曾经读《诗经》到《灵台》篇，其中有说：“王在灵囿，母鹿伏卧。母鹿肥壮，白鸟飞翔。”那么文王有苑囿是明确的。文王的苑囿方圆七十里，孟子说：“在传记中有记载。”孟子虽然不完全相信真有此事，但也未曾说没有。文王不敢沉溺于游田，为什么还要建造灵囿呢？大概游田不可沉溺，而苑囿也不可没有。游观之心，是天理所必然有的，人情所不能没有的。遵循天理而不放纵，是圣人尽性之道；放纵情欲而不回头，是众人灭绝天性之道。古人建造苑囿游观之地，固然不是放纵情欲而灭绝天性，也只是遵循天理而尽性罢了。《周礼》囿人一

译囿人，掌管苑囿游观之地，以放养各种野兽。郑玄认为，囿如同汉代的皇家苑囿，游则是离宫别馆，饲养野兽以供宴饮娱乐，就像汉代掖庭中养有鸟兽，从熊、虎、孔雀直到狐狸、野鸭、仙鹤等无所不有。我曾看周公作《无逸》篇来告诫成王，必定说：“你不要沉溺于女色，不要沉迷于游观，不要热衷于田猎。”如今设立苑囿游观作为宴饮娱乐的玩物，怎么能禁止成王逸乐游观呢？大概因为君主一人尊贵地居于万乘之国，富有四海，怎么能完全断绝他游观的乐趣，让他像牛马一样坐着忍受束缚呢？财用固然有节制，但不能完全禁止他的玩好；膳食固然有常规，但不能完全撤去他的珍奇美味；服饰器物固然有制度，但也不能完全断绝他的宴饮防范；宫室固然有法度，但也不能完全堵塞他的苑囿游观。如果一定要让他耳目没有可以玩赏的东西，手足没有可以安逸的地方，心意没有可以通达之处，那么普通人尚且不能自我克制，又怎么会乐于做君主呢？一旦人情有所不能忍受，天理有所不能制约，欲望的沟壑一旦打开，堤防一旦决口，就会奔腾横流而不可阻挡，将会出现无节制的盘游，像周穆王在洛水边的田猎那样，流连忘返回而不厌，像夏桀在琼台那样观赏，这哪里仅仅是苑囿游观的问题呢！然而周公设立苑囿游观，只用受过刖刑的人看守，就像守门人所说每扇门由四人看守，苑囿游观也是这样。用受过刖刑的人看守苑囿，那么天子就不会接近受刑之人，而受刑之人也不能跟随君王去追逐禽兽了。囿人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担任，他们的徒役有八十人，用来放养各种野兽。宾客到来、丧葬祭祀时，只是供给兽类物品罢了。虽然名为苑囿游观，但没有一句话提到宴饮游观的事。看《夏官》中小臣的职掌：“君王宴饮出入时，就在前面开道”，郑玄认为像是命令君王在苑囿中游观，这说明成王并非不曾游观，而小臣以太仆之类的人在前开道，又怎么会有追逐禽兽的事呢！郑玄把囿比作汉代的苑囿，把游比作汉代的离宫，把野兽比作汉代的野兽，那么周代的制度果然有像汉代那样华丽的吗？我担心后人沿袭这种做法，苑囿未必不会增加，而先有系兔、伐狐的习惯；池沼禁地未必能废除，而必定有射熊、布网的狩猎了。看周公作《周礼》，他说到苑囿游观，只限于放养野兽，正是为了保存君主天理之乐，并展示制度的节俭；看郑玄注解《周礼》，他说到苑囿游观，比作离宫别馆，恰好是开启君主人欲的放纵，并引导制度的奢侈。

译制定俸禄

北宫锜问：“周王室分封爵位和俸禄的制度是怎样的？”孟子回答说详细情况已经无法听闻，这说明周人制定俸禄的方法，到了战国时期已经不存在了。考察《周礼》，周朝官职有三百六十种，应当有俸禄多寡的制度。内史掌管王制定俸禄，由赞官协助办理，按照方国来发放，这说明俸禄一定有确定的数额。司禄一职，有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郑玄认为这是王分封俸禄，那么俸禄的制度，由内史协助制定，而由司禄来分封。周人效法天地四时来建立官制，确定三百六十官职来分属管理，至于俸禄的掌管，也必定是效法天上的司禄星来任命官员，既然效法天来建立官制，又体察天意来制定俸禄，如今司禄这个官职却空缺，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周人分封俸禄的制度，诸侯厌恶它损害自己的利益而毁掉了它的典籍，于是空缺下来不再流传吧？然而司禄的说法虽然缺失，但在其他书籍中零星记载的还可以考证。大致上，古代用田地来赋予俸禄，公卿大夫中有功德的人都有采邑，比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的封国就是如此。那些没有采邑的人一定有圭田，比如《载师》中提到的士田，孟子所说的“卿以下一定有圭田”就是如此。《王制》说：公侯的田地方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的三公的田地比照诸侯，卿比照伯，大夫比照子男，元士比照附庸。孟子也遵循这种分田制禄的等级，这是正确的。由此推论，那么周人分封俸禄的意图就可以知道了。那些不可以受田的人，则有稍食。王宫中的宿卫人员，由宫正平均分配他们的稍食；后宫中的人员，由内宰平均分配他们的稍食；至于士庶子以及众多在外守卫城郭沟池的人，由掌固平均分配他们的稍食；在宫中的驭夫、圉师、府史等官吏，由校人等平均分配他们的稍食；内外朝官吏中留守处理文书的人，由稿人供给他们的冗食。像这样，所颁发的有固定数额，所供给的有定额人员，他们的俸禄则出自廪人所储藏的粮食，用来等待非颁、赒赐、稍食等用途。司禄从那里取用，然后颁给宫正、内宰等官员，让他们相互平均供给吗？周人分封俸禄，必定让司禄来分封，让宫正、内宰等官员自行供给，这不仅杜绝官吏的侵吞欺诈，而且有培养士大夫廉洁知耻的作用。当今世道分封俸禄，有所谓的“打请”，有所谓的“养夯”，全都聚集在粮料院，而让士大夫自己去申请，这非常不符合培养廉耻的意图。伊川所以在讲筵上不申请俸禄，只是因为不免要拿着状纸去申请，难道有庖人接着肉、廪人接着粟的意思吗！有的人说：公卿大夫分田制禄，是可以的；在官府服役的平民，不止数以万计，不知道用什么来赋予俸禄？查考《王制》、孟子说：“下士和在官府服役的平民俸禄相同，俸禄足以代替他们耕种。”耕种者所获得的如上农夫能养活九人，到下农夫能养活五人，在官府服役的平民，他们的俸禄以此作为差别。王畿千里之地，总共有百万井田，公田征收十分之一的税，难道不足以供给在官府服役的平民吗？虽然如此，俸禄不随便分封，粮食不随便制定。司士这一官职，根据德行来授予爵位，根据功劳来授予俸禄，根据才能来授予事务，根据资历来安定俸禄。必定有功劳，然后才可以制定他的俸禄；必定担任事务，然后才可以享受他的俸禄。没有功劳而接受俸禄，不做事而白吃饭，也是周官所不容许的。所以宫正每月月底，就考核他们的稍食；每年年底，就考核他们的行事。内宰每年年底，就考核他们的稍食，核查他们的功绩；每年年初，就平均分配他们的稍食，施行他们的功绩。哪有俸禄超过事务的人呢？不仅如此，医师每年年底，就核查他们的事务来制定他们的俸禄；稿人则根据他们的事务，上下调整他们的俸禄。一个医工的考核，尚且一定要追求他们的事务与俸禄相称，那么三百六十官职的属员，难道有功劳配不上俸禄的人吗？明白这一点，那么司禄的官职虽然缺失，而分封俸禄的意图就可以谈论了。

礼经会元卷三上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礼经会元》>

钦定四库全书

礼经会元》卷三下宋叶时撰祭祀

《中庸》说：“武王、周公，他们真是大孝啊！郊社的礼仪，是用来祭祀上天的；宗庙的礼仪，是用来祭祀祖先的。”大概上天赐福给君主，实际上是以神为主；君主接受天命，只遵循神天的准则。商纣王只因为不祭祀上帝神祇，遗弃他的祖先宗庙不祭祀，这是上天之所以惩罚商朝，而武王之所以列举纣王罪状的原因。周公继承武王的志向，叙述武王的事迹，怎敢不对鬼神尽孝呢！《周礼》一书，所以谈论祭祀的礼仪非常详细。大宗伯，是掌管礼仪的人，首先涉及天神、人鬼、地祇的三种礼仪。五礼用途不同，而首先以吉礼居其首位，这正是虞朝秩宗掌管我三种礼仪的意思。然而太宰用八则治理都鄙，第一条是祭祀；用九贡导致邦用，第一条是祀贡；用九式节制财用，第一条是祭祀之式。把祭祀放在首位，而用制度法令来均平财物，难道没有典礼等级的区别吗！祭祀没有比郊丘更大的，没有比宗庙更尊贵的，其次是社稷，其次是山川百神。于是有禋祀、实柴、槱燎的礼仪来祭祀天神，有血祭、貍沈、疈辜的礼仪来祭祀地祇，有肆献祼、馈食、祠禴尝烝的礼仪来享祭人鬼。天神、地祇的祭祀，一年间举行；而宗庙人鬼的享祭，四季特别详细，这是《周礼》尤其详细于庙享之礼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