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泽论説集録卷九

译立于天地之间，实在令人感到惭愧。他历数饥寒交迫的情状，仅仅希望能免于灾祸却不可得，却说“别人都得以保全，唯独我愚钝之人失去了安身立命之道”，这种想法十分平和，近乎合乎大道。最后一句说“姑且为陶渊明斟上一杯酒”，却有一种听任自然、随遇而安的气象，这正是欠缺斟酌推敲的地方。这类人本质高洁，胸中见识平正旷达，所以能如此。这种境界实在不容易达到。

译有聚集就有离散，这是常理。必须将来在整体上防止私心，这个自身如此才行。言语没有用，关乎生死。

生生不息的，就没有消亡。离散，不过是气罢了。

能看透的，全都看透；看不透的，不仅仅是一件事。

正献公的奏疏，言语有力，却又没有锋芒。

人在日常用度中，细细观察，要使动静语默，都知道这个境界，很难达到。

不保其往未须言他人

天命匪谌匪常直是无可倚泊

致知与求见不同，人能朝于此夕于此，一旦豁然有见，却不是容易消散的，必须下集义的工夫，涵养体察，平稳安帖，释然心解，才是。

周朝分封八百诸侯，固然是大小相互维系，本末相互制约，有道时王室尊贵安定，即使无道也不能兼并，因为其中自有总摄之处。如上卿由天子任命，如向王进贡财物，很多这样的事，不止一种，所以容易控制。自从东迁之后，这种制度渐渐不存在了。

抓获盗贼后改任官职，如果依照他的格法，无缘无故得到，也不可冒用抓获盗贼不改官职的名声，必须如实供认。如果是在马前三步抓获的，即使改任官职也没有嫌疑。

子弟有不听从教导的，应当如何？回答说：只应当反求诸己，直接如此，才是教导的方法。

浩然之气，必须有集义的工夫，自然就会产生。现在的人做了一件事无愧于心，胸中觉得舒坦，那也未必都符合义，何况集义久而熟的人，怎么能不浩然呢？

汉武帝穷奢极欲、滥用刑罚、黩武，与秦、隋相差无几。然而秦、隋灭亡而汉不灭亡，需要深思。二世、炀帝只是下情不通，所以灭亡。汉武帝下情却通，只看轮台诏就可以知道。外面的利害，汉武帝都知道。国家的存亡，只防下情通塞。

人必须恭敬沉默思考道。恭敬沉默是降下沉潜的意思。降下就实在。人心惟危，人心是私心。道心惟微，道心是本心。精一，是仔细的意思。既能精一，就一定能执中。说这就说：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用。可爱的是君，可畏的是民。精粗本末，一并说了。古人之言，都如此。

何处不是道理？如《中庸》九经讲祭祀，也是。

问心与性如何区别？回答说：心如同帝，性如同天。本然的叫做性，主宰的叫做心。工夫必须从心上做，所以说：“尽其心者，知其性。”又问：如何尽心？回答说：心无不善，现在的人何尝能尽？必须与天地相同。

有人问：“气量可以改变吗？”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只是说‘量’字，还有‘量’在。如果是圣人，就不说了。”

〇毅」二字最好。现在宽缓的人一定不能毅，发强的人一定不能〇。古人说话，大率如此。如说晋公子广而俭，俭必须是广，不广不成俭。臯陶谟言九德，直而温之类，不是相互补救如此，才是德，不然却是病。

仲虺说：「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又成汤说：『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意思虽然没有不同，看这个可见圣贤气象不同。」

国是二字乃不祥之语

防书不可失于穿凿。唐文宗说：“得美泉而止。”这话却是显诸仁者。这个理无所不在，视听言动之间，以至于风雨霜露，万物生长风霆，流形无非教者，这就叫做显。是无非仁，这就是奥义。所以说：“藏诸用。”

颜渊问为邦，既告诉以四代礼乐，又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就是健而无息的意思。干与舜之防，「游于逸，罔淫于乐」同。

德是实有之理是个体段

做学问必须认识义利、逊悌、廉耻六个字，在这里守住不失，就是善人；在这里实行而着习了，而察就是精义妙道。

逊悌最切，就是尧的允恭，舜的温恭，禹、汤、文、武都如此。《诗》说：“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〇说：“古先圣王之传恭如此。”说古而说“在昔”，说人而说“先民”，“传恭”二字最好。如尧以这个传给舜。

自从唐宇文融说，利急于办事，增置诸使，而正官都闲了。如置转运使，就夺了金部、仓部的权。后来如刘晏，身兼二十余使。唐也想罢诸使，但才罢不多时，又复置此〇。直到元丰改制，才革除。且如当时，吏部闲了事，却归审官院及流内铨；户部闲了事，却归三司；礼部闲了事，归礼院；刑部闲了事，归审刑院；兵部闲了事，归枢密院。六部名存实亡，诸司纪统不正，所以元丰不得不革。

有人问：“湖北、广西近来钱荒，但日纳于都下，都下却以法去救之，当如何？”回答说：“莫若以粟帛

译征收实物赋税，而不征收货币税。这件事到了极端，必然会有人改变它；如果没有人改变，形势也会自然发生变化。前代确实有若干路不流通钱币的情况，只是因为钱荒到了极点。钱币本来是用来辅助粮食和布帛，以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的，并不是完全依赖它作为救急的根本。不如努力发展农业，钱币并不是最紧迫的事情。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在关键的都防之地，必定储备粮食，也储备钱币。万一出现方圆数千里的旱灾，就可以凭借钱币从其他郡县调运粮食，这样百姓就不会遭受困苦了。粮食和布帛作为赋税，不能像钱币那样按尺寸分割。有人说：“大体上使用粮食和布帛，那些零碎细小的部分则用钱币来转换流通。”

译管仲才能高超，也不是没有学问，只是做不到“不做”（即不妄为、不强行）。《左传》记载他的事迹，笔力非常高超，处处蕴含深意。《左传》作者才学也很高，所以能捕捉到那些亲切细微之处。比如他特意挑出管仲辞让郑国太子华以及平定戎狄后辞让上卿之礼这两件事，说明管仲大概是有听闻（懂得谦退之道的），这与后来狐偃、赵衰那一类人很不相同。起初他在齐桓公和齐国之间，不与国君争权，过了二十年才有召陵之盟，这完全是为了涵养齐国的声势，壮大后使楚国臣服，又使晋国臣服。但他终究做不到“不做”，所以格局就变小了，孔子说“管仲之器小哉”这一句话就把他道尽了。

汉代党锢之祸，唐代白马之祸，都产生于互相标榜、树立清高峻峭的品格。

阅读实录必须防备历代相承的情况，其中有一二十条大纲目，前后以此气脉相承而不断绝。比如不嗜杀人，比如体恤力役，比如赈济凶荒，比如采纳谏诤，比如优待大臣。其中仁厚宽恤、固结人心、维持国势的地方，都是这些大纲目。再经过五六朝，虽然有兴衰治乱，但这股气脉却没有断绝。等到熙宁年间，王安石当权，引用后生，都不懂得这个意思。因为这是祖宗相传的家法，所以这类事情被荡然扫尽。

学者推究言语词句，功夫常常很多，检点日常用功常常很少，这种人极多。然而如果资质聪敏，他们的言论往往有可取之处，就不免借助他们讲论的益处；而在自己方面，躬行实践无力，又无法深深矫正这种弊端。

杨炎将租庸调制改为两税法，只图一时的便利，不知道变坏古法，最不可取。租庸调大致有三代的意思，到了杨炎时，只是因为暴赋横敛，名目繁多，都在租庸调之外，所以杨炎都合并起来，均作两税。两税之外，不许再搜刮一钱，他却不知道如何能保证后来不再搜刮。况且租庸调的法度还在，自然对百姓无害，外面的暴赋横敛，只是因为军兴窘迫以及暴君污吏所为，如果有贤君，没有军兴，那么这些自然可以罢去，却为何要把旧法扫地以尽呢。大凡治理财政，最不可坏旧法，最不可合并省并名目。名目既已省并，那么后来重新设置，就容易了。孟子说：“粟米之征”就是租，“布缕之征”就是调，“力役之征”就是庸，这三样自古以来源流如此。只是古人有时缓征其中两项，有时缓征其中一项，到了唐太宗时都征收了。

武则天如果越王李贞的事成功了，必定要杀中宗【中宗没有失德，而且天命未改，不可废黜】。荀彧、苏东坡所论述的，很不切合实际情况。许多时候在曹操那里，难道看不出来吗？只是因为大功已经造成，董昭虽然不自杀，曹操也会杀他。

宁武子不是避事的人，为了韬晦，所以能周旋弥缝。

训注之事若成，渠亦自反。

自古淫乱必招致夷狄【自周幽王以下皆可数】。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可”的意思，犹如说“得”，不是深可】。

配义与道，是配合的意思。这是论述气的体用。

从容则是张良，正大则是诸葛亮。

宽厚而缜密【诸葛亮】。

性本善，但气质有偏颇，所以才与情也流于偏颇。

为之兆也。兆者，是占卜其用否的意思。

操舍便见真妄。

不愧屋漏，则心安而体舒。此言果是好，此非但谓处于无人之地，凡口然而心不然，而念虑间有萌动处，皆是。

颜真卿让贺兰进明，这是书生顾惜辞让，为好事，知道是暗于事机。

项梁死后，义帝便能收兵柄，部署诸将，也不是了不得的人，只是用宋义误了。

项羽杀义帝，正是为高帝做了不好的事。

高帝入关，正是秦之重兵皆在赵，故如入无人之境。读书且理防，得文义未说道，便到精微。且得他心路教细，不极。

辞受之际，若不受，更不须与人商量；若受时，却更商量。人多是据他资质见定。

孙策不死，兴固不可知，亡亦未可知。盖不为保江东之计，若使待得曹操死，则可逞其志。

切须理防俭德。

己欲立，己欲达。立是立得住，达是做得行，无阻碍，须是合道理。立得，达得，不然私意欲立欲达，以此待己待人，则沦于自恕，恕人入姑息委靡之弊矣。何事于仁？事者止之谓也。是一句，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圣犹有遗恨。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成德者事，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却是用功，如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也。

〇山论夫子为卫君一段，甚未剖判分明。公子郢当立，无可辞者。

释氏以一物认一物，正是添了一物。吾儒如开着眼行，面前防见数十步，行将去；释氏便须一步防一步，极费力也。

昔人言「白马非白」之说，若无白马在前，则尽教他说；适有牵白马者过堂下，则彼自破矣。如「三耳」之说，我若随之而转，则必为所惑；惟自守

译关于“两耳”的说法，那么对方就无法辩驳了。

一尺长的木棍，每天截取它的一半，永远也取不完。这种说法认为，从一尺到一厘、一忽，没有不存在一半的情况。推而广之，按照文义，以上的情形都是如此，所以说永远也取不完。这种说法也有道理。

译现在的人只是坐在水中，却说进入水中不会沾湿；坐在火中，却说进入火中不会感到热。古人说不会沾湿，却并没有进入水中；说不会感到热，却并没有进入火中。

佛教徒只管说空、说悟，我们儒家不这样说，正是把它当作寻常事来看待了。大体上，做臣子的多顾虑一分害处，却败坏了国家十分的利益。

圣人的心，如同处在空旷的山谷之中、安静的室内，只要有一动一静，没有不立刻知道的。常人的心，如同处在闹市之中，即使大声疾呼，也听不见。

言语有力却不显露锋芒的，是善于言辞。自孟子以后，没有能像《易经》那样言近而旨远的了。

情就是性，波就是水。李翱却把它们分成两段，这是错误的。难怪当时佛教兴盛，只因为我们的党徒与常人相反，被佛教所欺骗。

佛教的学问，在唐代最为兴盛。近来没有那样的人了。大概唐代的佛教都有修行法门，实地功夫所以变化无穷，连高明之士都被吸引而去。后来却只模仿他们的语言，这就是它衰落的原因。

《论孟精义》可以看出伊川、洛学各位先生的功夫。

《易经》最难防备，心气稍有不平，意思稍不在焉，便防备不住，真是容易错过。

韩愈读墨，是少作。

伊川的《易传》都不偏颇。

律令格式自从本朝另立律法而出，称为《刑统》，加上敕令，称为《敕令格式》【敕只是用来断罪】。很多人说不可用，认为法法都是申不害、韩非那样深刻的书，这完全不对。现在的法律就是人情物理所在，如果防备得当，仁义之气，洋溢其中，只是后来陆续颁布的有时为了事务快捷，多超过了法律罢了。

说六经不可不参考释文，防备检查如同曾子听到后，惊惧地说：“呼呼！”音虚呼与虚相差很远。释文作：“吁！”这决知“呼”字是错的。又如说“乘丘之战，马惊败绩”，释文作“马惊败而无绩字”。按乘丘之战，鲁国胜利了，没有败绩之事，只是当时马惊败罢了，起初并不预示军队的胜负。像这类都是后人撰写时增加的。又如说“予有乱臣十人”，有人认为是“子无臣母”的意思，按释文只作“予有乱十人”，没有“臣”字。

丽泽论说集录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丽泽论说集录卷十

宋 吕乔年 撰

门人所记杂说二

以立志为先，以持敬为本

就正身治家而言，上面理防最是亲切的地方。

人的良心，在饮食居处之间，未曾不在，但不能察觉【只因为这个道理，没有停止的时候】

白天用行为来验证，通过妻子来观察他行为的笃实与否；晚上考察他的梦寐，来占卜他志向的坚定与否。必须在这些地方常常体察，只有这最可以检验学问的功力。

现在学者的毛病不是弱，而是小

千里之外尚且可以用虚名震动，如果朝夕所亲近的人，最可以检验。学问本来没有孤立之理，必须有比我强的人。

防备经书必须识别它的纲目【读《易》则识别简易便是纲目】

明道不肯，两天就除服。一府的人相视，不敢除服的人。毕竟，是理是是者，举世非之而不顾。

做官必须摆脱小格局，一仰慕官职，二随人说是非，三凭空接响，揣量测度，四认为求知等事，是应当做的事。

在别人怀疑时应当给予，在自己怀疑时应当放弃

做学问，断然从四件事开始：饮食、衣服、居处、言语。

居室，这是做学问最切要的地方。《中庸》、《大学》，只是这个道理。学者，

看书必须存有长久心

良心起处，必须接续【乍见孺子入井处】

开始说毫发之差，最终天地之判，那么公私就显现了。

天下只有一个道理

在己之过，有心防备检查，已是不是，然而初间也不可不用心检查。人必须做一个人，那么做学问是合该做的事。只因为资质薄，志趣狭，抵挡不过，于是觉得众人中容不下他，不知何必如此。

要识见明如何？且看「仁」字，以博爱之谓仁，与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一段同看。看得「仁」则识见自明矣。

欲与善人君子而后为学，是先立标的于外，非自然而然也。非自然而然，则有时而息。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知天理之自然，则无时而已矣。

身正而家未正，必是未能感格

读书熟处放下，须识到生处

初学欲求义理，且看上蔡语、阃范伊川易、研究推索，自有所见。若荆公新说、张纲书、刘君举诗、耿南仲易、方马二氏礼记、陈晋之孟子、张子韶论语、吕吉甫庄子，皆不当看也。

持养 体察 主敬 致知 观过

要知病处，须日用间体察

初学最怕错认，最怕见理未明，且放过。

初学唯以朴实笃信为主

反覆论难

有味在无味中

日用间，若不自加提策，则怠惰之心生矣。怠惰之心生，不止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