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泽论说集録卷八

译应当像亲身处在其中一样，看清事情的利害关系，当时的祸患灾祸，一定要合上书本自我思考：“假如我遇到这样的事，应当如何处理呢？”像这样阅读史书，学问也可以增进，见识也可以提高，这才算是有益处的。

译司马光论才与德本来分明，只是说德是让人敬畏的，才是让人喜爱的。喜爱就容易亲近，敬畏就容易疏远。因此考察人才的人多被才能所蒙蔽而忽略了德行，这更需要深入推究。比如汲黯因为严厉而被忌惮，东方朔、朱买臣这类人常侍奉在汉武帝身边，大概是因为所尊重的并非所任用的，所任用的并非所尊重的。又如唐太宗最善于用人，像王珪、魏徵、温彦博、薛收虽然既受尊重又被任用，但封德彝、宇文士及这类人朝夕亲近受宠，这就是不能达到三代之治的原因。然而这又应当探求其本源，凡是人胸中本来有德，那么见到有德的人自然与我契合；如果胸中有才，那么见到有才的人自然与我契合。比如唐德宗起初虽然任用崔祐甫、陆贽，后来却任用卢杞、裴延龄、韦渠牟这类人从而酿成祸乱，大概是因为德宗胸中与小人契合，所以见到卢杞这类人自然与他们亲近。由此可知天下的弊病根本不在外面。

知氏、赵氏的兴衰，不在于晋阳交战的那一天，而在于确立继承人之初。天下的事情，端正其根本罢了。

天下的言论有看似合乎情理却错误的，这最难辨别。比如赵襄子、魏桓子解释絺疵的话，对知伯说：“那两家难道不希望早晚瓜分赵氏的田地，而想要做危难中不可能成功的事吗？”这两句话最贴近事情常理，然而自古以来防备诈谋的人，多因为这类语言而受骗。大概谈论眼前的利害，看似切中要害，但其中并非如此。

豫让为智伯报仇，这虽然不合乎节度，但也是难事。他的话有可取之处，也有违背事理之处。比如他说：“既然已经委身做臣子，却寻求杀他，这是有二心。”这话说得很正。至于所谓“之所以这样做，是要让天下怀有二心的臣子感到羞愧”，这就很违背事理。大概“愧”这个字，显示出豫让用心错了。大凡面临危难献出生命，乃是道理上应当的，岂能因为心里想让不接受命令的人感到羞愧，然后才去做。

魏文侯号称当时的贤君，然而之所以号称贤君，大概是因为当时得到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类人相互扶持的缘故。然而这也是圣人的功劳，因为孔子在几十年前培养了许多贤才，散布在各诸侯国，臣子能使他的君主成为贤君。比如文侯询问钟声，心术稍有偏差，就有田子方纠正。又如《乐记》中记载古乐、今乐的一段，可见文侯的贤明，都是贤人扶持的力量。

人心各有所偏，偏于此必定废于彼。比如楚国的铁剑锋利，而倡优拙劣。大概一心专注于武事，那么倡优自然拙劣。这就是为什么在钟声上审察，必定在乐官上聋聩的原因。

子击说：“是富贵的人傲慢待人呢？还是贫贱的人傲慢待人呢？”子方说：“只是贫贱的人傲慢待人罢了。富贵的人怎敢傲慢待人？富贵固然不可以傲慢待人，贫贱又怎可以傲慢待人？傲慢这个字，即使周公有，尚且不值得观看，何况其他人呢？”子击想凭借权势傲慢待人，子方想凭借学问傲慢待人，两者的过失是一样的。子方本是子夏的门人，经历战国时期，不免被风气习俗所移，所以有傲慢待人的过失。后来子方的学问，流变为庄周的傲视万物、轻视世俗。

魏文侯向李克询问宰相人选，李克的回答很有体统。大凡不在朝廷而议论朝廷的事，只可以泛论大体，不应当明确说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所以李克起初只说“地位低不谋划地位高”。等到文侯再次询问，李克也不明确说“成璜是否可以”，只说观察人的方法，让文侯自己观察而得出结论。等到李克出去，见到翟璜，翟璜愤然变了脸色，但最终屈服，大概是因为起初认为李克明确推荐魏成，而不知道李克只是泛论大体。由此可知不在朝廷而议论事情的人，只可以泛论，不可以指名道姓。对州县官员说话，也是如此。

吴起做鲁国将领，娶齐国女子为妻。鲁国想要讨伐齐国，于是杀妻求取将位。吴起未必专门是贪图官位，只是因为吴起学得兵法精妙，就被他驱使去施展其技能。由此可知不被技能所驱使的人很难，然而吴起最终被鲁国人谗言中伤。人们说乐羊讨伐中山，对着使者吃他儿子的肉。文侯赏赐他的功劳，却怀疑他的心。易牙侍奉齐桓公，桓公尝遍天下美味，唯独没尝过人肉。易牙于是杀了他的儿子进献。乐羊吃儿子，易牙杀儿子，吴起杀妻子，都是在对亲近的人上刻薄。凡人对亲近的人厚待，那么别人也厚待他；对亲近的人刻薄，那么别人也刻薄他。这就是他们最终招致怀疑的原因。吴起为人贪财好色，等到做将领，就与士兵同甘共苦。不是吴起先前贪婪而后廉洁，先前的贪婪，是贪图钱财；后来的廉洁，是贪图功名。渔夫用饵招引鱼，并非能舍弃饵料，而是想要得到鱼罢了。

田文乘车询问他的父亲说：“您私家财富积累万金，而门下没看见一个贤者，又还厚积货物储藏，想要留给不知是谁的人。我私下觉得奇怪。”于是田婴于是礼待田文，让他主持家务接待宾客。从常人看来，田文的豪爽似乎胜过田婴的吝啬，殊不知两人都是私心。田婴的私心，人们都知道，很少有人认为田文有私心。田婴积蓄钱财不肯自用，而是想留下来给不可预知的子孙，这固然不对。田文拿他的钱财来使用，也不过是供养许多鸡鸣狗盗之徒，又能争得多少？田婴的过失在于贪财，田文的过失在于贪名，两者的过失是一样的，必须在这件事上探求

译所谓适中，才是大道。大凡上天生成万物，打算留给天地间的人共同使用，必须让每个人都充足，这才是上天的正理。一旦有不均，就是糟蹋上天所生的万物。比如布帛粟米，是人人所需要的；钱币金贝，是人人想使用的。现在富人却将这些封闭起来据为己有，以至于腐烂变质、绳索朽断，这难道不是糟蹋上天所生的万物吗？这就叫做闭塞上天的恩惠，正是靖郭君的毛病。上天生成万物，人人都可以使用，现在却想要积聚起来据为己有，然后再施舍给别人，这就叫做窃取上天的权柄，正是孟尝君的毛病。闭塞上天的恩惠，其罪过固然很大；窃取上天的权柄，其罪过也很大。古语说：“广泛获取不如节俭使用。”这句话也有道理。所以不敢广泛获取，正是出于不敢闭塞上天的恩惠；所以必须节俭使用，也是担心窃取上天的权柄，因此如此。

译楚元王为穆生特设甜酒，等到楚王戊即位，却忘了再设。穆生说：“可以离开了。”申公、白生劝阻他，他不肯，最终称病辞官。大凡防范他人，最不可只从事情表面去看。如果只从事情表面看，那就是拘泥于书本的学问。这一段固然体现了穆生能洞察细微的征兆，但若是有人平时待我厚道，一旦偶然遗忘，难道就要立刻离去吗？必须心地明白清澈，像《礼记》所说的“清明在自身，志气如神明”，至诚的道理可以预知未来，必须从这种修养中得来，然后才能看透事事。申公、白生说：“难道不念先王的恩德吗？如今大王只是偶尔失于小礼，何至于此？”这三句话最为合乎情理，足以动摇人心，如果不是穆生坚守坚定、见识高明，怎么能不被留下呢？现在有人劝人杀人而人不听从，是因为这话不合情理。至于用合乎情理的话去劝，而最终不被所动摇，这就可以说是难得了。

魏其侯窦婴担任丞相，籍福去祝贺，趁机劝诫说：“您天性喜欢好人、厌恶坏人，如今好人称赞您，所以您才当上丞相。然而您既然厌恶坏人，坏人众多也将会诋毁您。您若能兼容并包就能长久幸运，不能的话现在就会因诋毁而失位。”大抵兼容善恶，有的是为自己打算，有的是为国家打算。为自己打算的，好人我用，坏人我也用，不过是让党羽众多，互相辅助，这只是保全禄位的小人，不值得讨论。如果为国家打算，就让好人居于朝内，担任施展才能的职位；让坏人因其才能居于朝外，或者让他们担任小官，守住小职，各当其任，这样才是通达治国大体的君子。大凡天生万物，不可能没有善恶，总之是要让万物各得其所。比如城邑市场，让人居住；山林沼泽，让虎狼居住；江海湿地，让鱼龙居住。虽然有善恶之分，但各得其所，所以称为兼容，并非一定要黑白不分、贤愚混杂，才算是兼容。籍福是善于谈论的人，看他的语气，不过是劝窦婴为自己着想罢了，然而他的话也有可取之处，比如告诫不要“喜善疾恶”，这四个字最好。把好人当作好人，把坏人当作坏人，这才是正理。如果在“善”上加一个“喜”字，在“恶”上加一个“疾”字，就是被他人的善恶牵动了情绪。只因为义理之上不可增减分毫。大抵常人的话有与圣人话语相近的，最不可不仔细考察。像籍福所说的，窦婴“喜善疾恶”，与圣人所说的“见到善行好像赶不上，见到不善好像手探沸水”，大体相似。然而窦婴反而因此失败，是什么原因呢？只因为圣人的话是向内求，窦婴的事是向外求。圣人让人见到善就反省自己，常恐自己赶不上；见到不善就反省自己，恐被他人沾染，这才是圣门学者的事。至于窦婴的喜善疾恶，则这颗心一向向外，只管防备他人的善恶，却都不自我检点，这就是他招致怨恨而取败的原因。

汉朝到成帝已经一百多年了，文、景、武、昭、宣的盛世，是两汉的冠冕。永光元年，用诏书条文责备丞相、御史，还说：“如今承受周、秦的弊病，风俗教化衰败，百姓缺乏礼义，风俗难以改变到了这种地步。”

桓帝做蠡吾侯时，向甘陵人周福求学，等到即位，提拔周福为尚书。当时同郡河南人房植在朝廷有名望，乡人为此编了谚语说：“天下的规矩，是房伯武；依靠老师得到官印，是周仲进。”两家的宾客互相讥讽揣测，从此甘陵有了南北部党人的议论，自此开始。天下的事，最可怕的是互相讥讽揣测，妄分清浊，造成的祸患最大。这一段正是学者的大戒。且如房、周的宾客，起初说这两句话，实在是学舍中互相讥笑戏弄，又哪里知道从此导致天下的大祸？大抵这类话语相传，一人传二人，从二人传开，直到一州一县。一个人面对一州的怨恨，自然必然导致杀身之祸。再推广开来，岂不是很可怕吗？大抵做学问应当推广大心，凡是拿着书卷的都是同志，何必只有亲近厚待者以及相近者才称为同志，而疏远者就不是同志呢？这只是一个忌妒之心。又如朋党的祸患，也有两类：一类是轻薄，如房、周的宾客；一类是耿介廉洁、自标高洁，如范滂、李膺之类。他们的贤愚虽然像天壤之别，但祸害天下则是一样的。大凡人处世，对贤者尊敬，对不肖者怜悯，对平庸者包容。懂得这一点就好了。孔子说：“让老者安逸，让朋友信任，让年轻人怀念。”这三句话便可见圣人广大的气象，又怎么会有可厌可弃的人呢？大概四海之内都是兄弟，何曾有内外之分？人人都有这颗心，和气自然熏蒸，太平丰年的气息从此感应。

左原做郡学生，犯法被斥退。郭林宗在路上遇见他，摆设酒菜来安慰他，对他说：“蘧瑗、颜回都不能没有过错，何况其他人呢？千万不要怨恨，只要责备自己罢了。”林宗这话极其得当。寻常人见人被斥退，必定把他看作夏桀、盗跖。林宗提起蘧瑗、颜回来告诉他，所以能开启他的善心。其实也并非过分赞誉，大概善与恶只隔着一堵墙。东汉的风俗，推崇善人同其清高，厌恶恶人同其浑浊。见人被斥退，谁肯与他说话？也像如今士大夫遇到

译像这样的人，其中上等的人必定指着下等的人，摆设酒菜来安慰他，借以助长他的怒气；或者虽然摆设了酒菜，却仍然责备他，借以增添他的怒气。只有陈蕃的话最为得体。大概因为陈蕃是当时的名士，原既已经被斥责，忽然得到一位名士与他交谈，又举出两位贤者来告诉他，这就是他最终感到悔恨惭愧的原因。

译薛包父亲娶了后妻，后妻憎恶薛包，便将他分出去。薛包号啕哭泣，不肯离去，甚至遭到驱赶和杖打，不得已才在屋外搭棚居住。每天早晨进去洒扫，父亲发怒又驱逐他，于是他在里门搭棚居住。早晚侍奉父母从未废止，一年多后，父母感到惭愧，便让他回家。大体上，暴戾的性情，凡是人中有这种根性的，最终一定会显露出来。只有那些本性中没有这种根性的人，即使多次受到干扰，也不会产生这种性情。就像油麻这种东西，其中本来就有油，所以一经砧杵捣击，油就会出来。如果拿杵去舂米，即使舂成粉末，也不会有油出来。薛包侍奉父母，父母驱逐他，起初他住在里门。按常人的心思，父母驱逐他一次、两次、三次，就一定会有忍耐不住的时候。如今薛包，始终不肯离去，而且早晚侍奉更加勤勉，大概是因为他没有暴戾的根性吧。

郭林宗借宿在茅容家，茅容杀鸡做饭。郭林宗说：“这是为我准备的。”过了一会儿，茅容却把鸡供给了母亲，另外摆上果蔬与客人一同吃饭。郭林宗起身拜谢说：“您真是贤德啊！”郭林宗在当时名声显赫，当时得到他品评的人，就像马遇到伯乐，身价增加数倍。和他同乘舟车的人，尚且觉得如同登仙，何况郭林宗借宿在茅容家，这份荣耀也极大了。茅容却视之为平常事物，起初并不因此动心。如果不是他内心有所包容，怎么能这样引而不发，做得越发安稳呢。

汉末，范滂等人，各自持私议，以评判天下是非，而申屠蟠独自翩然远逝，断绝踪迹于梁砀之间，靠着树木建屋，自同于佣人。等到党锢之祸兴起，只有他免于嫌疑和议论。申屠蟠固然懂得察知细微，然而也没有完全做到。大概君子思考不超出自己的本分，一旦超出本分，而只致力于防备检举他人的得失利害，那么对于自己的本分就一定不会仔细。为什么呢？因为心不能同时做两件事的缘故。大概君子之所以思考不超出本分，并非固守不敢超出本分，而是没有闲暇。申屠蟠虽然能最终免于嫌疑议论，然而他之所以断绝踪迹，也是因为他起初不能磨平圭角，所以必须强制约束，才能免于嫌疑罢了。自古以来多说要和光同尘，也是因为他不能完全做到，常常想要强行掩盖罢了。如果本来就没有踪迹，何须断绝踪迹？山林如果本来不高，何须自同于佣保？大概申屠蟠起初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没有非常之事，却看见自己的特异而加以制约。

窦武等人想要诛杀宦官，中途事情泄露，曹节等人假传诏书作乱。因为张奂刚刚征召回来，不知道原本的谋划，于是命令他与周靖包围窦武，窦武自杀，陈蕃也死了。张奂虽然向来是忠直刚正的人，因为在外只料理边防事务，都不了解朝廷士大夫的贤愚忠邪。一旦被召，就被奸人所出卖，反而害了正人。后来虽然悔恨悲痛，因为青蛇之事上疏请求改葬陈蕃和窦武，已经来不及了。由此看来，士大夫在外切不可不了解当时朝廷的忠邪，如果都不讲究，一旦见用，即使刚正如张奂，尚且不免被奸人所出卖，何况那些不如他的人呢？

华歆年轻时躲避战乱，与郑泰等志同道合的六七人步行出武关，路上遇到一个独自行走的男子，愿意一起走，大家都同情他想要答应。华歆独自说：“不可以，现在已经在危险之中，祸福患难，道义上还是一体的。无故接受他人，不知道他的道义，既然已经接受了他，如果有进退，中途可以抛弃他吗？”众人不忍心，最终与他同行。这个男子中途掉进井里，大家都想抛弃他。华歆说：“已经和他一起了，抛弃他不义。”于是大家共同把他救出来，然后才分别离去。众人才大义地称赞他。如今的人多是倒着做，起初见人，不问可否，轻易接受，后来不能承担其事，又轻易抛弃。看华歆这一件事，当时如果没有后一段，人们只认为华歆是一个忍心的人；有了后一段，才见到华歆仔细不苟的地方。天下的事，最不可轻易。老子说：“轻诺则寡信。”《礼记》说：“与其有许诺的责任，宁可有已然的怨恨。”起初如果轻易许诺，后来一定不能了事。如果仔细审谛，所以有所不做，做了就必须做得彻底。大体上处事轻易，是涉世为学的大病。然而华歆少年处事仔细，可谓极有资质，自然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等到在曹操的朝廷，却辅佐他倾覆汉室，这大概是有资质没有学问的过错吧。以华歆的资质，他的最终尚且如此，何况起初失之轻易的人呢？如果看一件事，那么华歆也可以效法；如果防备终身，那么华歆可以作为警戒。

管宁与邴原到辽东，邴原性格刚直，用清议来格物，公孙度以下心里不安。管宁对邴原说：“潜龙因为不见而成德，言语不合时宜，都是招祸之道。秘密派遣他回去，处在危乱之际，正不可露圭角。”邴原在干戈扰攘、盗贼横行的地区，却一一想要用清议来格物，自然招祸，这是不知道与时消息的道理。《易经》坤卦六四爻辞说：“括囊，无咎无誉。”六四处在危疑之地，与六五没有相得的义理，正当像囊口被扎紧一样，更无一毫露出，便是括囊。如果有分毫露出，只是招怨，必须防备时节才行。又如管宁派遣邴原西还，这又是处朋友之道。大概揣度他的情性，知道他不能立刻改变，所以派遣他西还，以此来保全他。

刘廙的弟弟刘伟被魏讽引荐，因罪被诛。起初，刘伟与魏讽交好，刘廙告诫他说：“世上的交往，不善选择人，务求合党众，这不是厚己辅仁的意思。我看魏讽不修德行，而专以聚集党羽为务，华而不实，你不要再与他交往。”刘伟

译不听从，所以招致了这样的后果。在人际交往中，最重要的是要防备“虚”与“实”的问题。如今民间邻里间的酒肉朋友，当时相处起来并非不甜蜜如饴，但一旦遇到事情，却全都无影无踪，这是因为起初交往时并没有把实在的事情放在心上。如果在交往中，开始时显得淡薄无味，然而情谊却能长久；开始时显得亲密，最终必定不能持久。就像苏东坡刚说的那两句极好的话：“成全我的都是平日里我所敬畏的人，误导我的都是平日里我所喜爱的人。”平日里所敬畏的人，最终必定有益处。刘廙的弟弟与魏讽交往，最终招致了祸难。当祸难尚未发生时，刘廙就已经知道必然会发生祸难，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他专门以聚拢人心为务，浮华而不实在，怎么能长久呢？这并非所谓“增厚德行、辅助仁义”的意思。这一句极好，大凡人与人之间的虚假交往，对我方有所损害，对对方也没有益处。这一类交际，从孟尝君、春申君等人招致宾客开始，后来魏其侯、武安侯厚待宾客，连天子都常常切齿痛恨。到了东汉李膺、范滂结成党锢之祸，也都是这类情况。

译张飞曾经到刘巴那里住宿，刘巴不与他交谈，张飞于是愤怒怨恨。诸葛亮对刘巴说：“张飞虽然确实是武人，却敬慕您。主公正在招纳文武人才，以成就大业。您虽然一向清高俊逸，也应该稍微降低身份以顺应时势。”刘巴说：“大丈夫处世，应当结交四海英雄，怎么能和兵卒一起说话呢？”刘备听说后愤怒地说：“我想要平定天下，而子初却专门扰乱它。他想要返回北方，借道于此，难道是想成就我的事业吗？天下的祸患，在于妄自区分清浊。就像人的身体，没有手就不能持物，没有脚就不能行走。又何必爱惜手而厌恶脚呢？自古以来文武只是一条道理。尧舜三代的时期，公卿大夫在内就治理政事，在外就担当征伐。孔子的时代，这个道理尚且明确。冉有用矛，有若与勇士，孔子自己也担当夹谷的防备，未曾把武事看作粗鄙。西汉时期，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宣帝诏令黄霸说：‘边境有紧急情况，那么左右大臣都是将帅。’至于韩安国等人，也都出征守边。到了东汉末年，士君子自我标榜，妄自区分清浊，善恶过于分明，流品过于区分，于是造成了党锢之祸。所以刘巴这类人，还残留着这种风气，难怪被刘备所抛弃。然而当时的人不一定都这样，其中也有自有见解的人。比如郑康成，后世只把他视为注解经书的腐儒。等到刘备讨论赦免之事时说：‘从前我在陈元方、郑康成之间，终身佩服他们的言语，不曾忘记。’那么他们之间相互交谈的内容，必定不止于注解经书之间了。

诸葛亮治理蜀国的规模，有后人不能完全知晓的。他的耕战之法，立国的纲纪，赏罚的诚信，必定是众人所共知的。最可贵的是诸葛亮死后，他的规模还足以维持二十年。凭着刘禅的平庸，连豆子和粟米都分不清，而蜀国没有混乱，这谁能比得上？后来做宰相的人，在位时尚且不能没有过失，而诸葛亮死后还能像这样。只因为诸葛亮当初收拾了人才，所以诸葛亮死后，蒋琬代替他；蒋琬之后，董允代替他；董允之后，费祎代替他；都是贤能的人。这是诸葛亮的规模，足以维持的缘故。

汉朝蒋琬做大司马，东曹掾犍为人杨戏一向性情简略，蒋琬和他说话，有时他不回答。有人对蒋琬说：“您和杨戏说话而他不应答，他太傲慢了。”蒋琬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当面顺从背后议论，是古人所告诫的。杨戏想要赞同我的正确吗，那不是他的本心；想要反驳我的话，那就显露我的错误，因此沉默，这是杨戏的痛快之处。”又督农杨敏常常诋毁蒋琬说：“做事昏乱，确实不如前人。”有人把这话告诉蒋琬，主管官员请求追究治罪杨敏。蒋琬说：“我确实不如前人，怎么能追究呢？”主管官员请求询问他昏乱的具体情况，蒋琬说：“如果确实不如，那么事情处理不好，事情处理不好，就是昏乱。”后来杨敏因事入狱，众人还怕他必死，蒋琬心中没有偏私，杨敏得以免除重罪。蜀国自从诸葛亮死后，蒋琬继承他，蒋琬以三公的身份和杨戏说话而杨戏不应答，有人因此构陷杨戏，而蒋琬也不怪罪他，可以说是能包容事物，也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然而从蒋琬所说的话来看，就不能没有毛病，只因为不合作意于其中。蒋琬对那人只需说杨戏是简略，他心中没有别的意图就够了。蒋琬就是要说“我能包容事物”，如人心不同【等等】这话太做作，不是自然。杨戏的不应答，也未必是这样。蒋琬要说些道理，不知道却有碍理之处。如说“杨戏想要反驳我的话，那就显露我的错误”，这话大大碍理。蒋琬的这话只想解释杨戏的过错，不知道却堵塞了一国的言路。蒋琬执掌国家大政，蒋琬的错误应当勉励众人共同指出才可以，却以不显露自己错误的人为正确，岂不危险吗？如后一事极好，无可议论的。史书说“蒋琬心中没有偏私”，这话很好。如与人有嫌隙，庆幸他因事而来而加之罪，固然不足论；至于避嫌远去，不参与其事，也难免有心。蒋琬心中没有偏私，不仅不怨恨杨敏，也不以此自我愧疚，所以为贤。

王昶告诫儿子说：“颍川郭伯益，喜好通达，得到他的人重视他如山，得不到他的人轻视他如草。我以所知亲近他昵爱他，不愿儿子这样做。”北海徐伟长，不追求名高，不谋求苟得，淡泊自守，只致力于道。他的是非，则寄托古人以显示他的意图，当时无所褒贬。我敬重他重视他，愿儿子效法他【等等】这一段略如马援还书，都是举人才的可法可戒者来教育他们。他教育儿子的心，固然善良。殊不知想要教育儿子的，本不想让他轻薄言说别人的过错，话未脱口而已，反而言说别人的过错，何其相反？后来马援薏苡的诽谤，也正坐交趾的书，未能免除儿子的过错而已，先受其祸了。

将军骆统上表为张温辩白说：“张温，洪雅的素质，英秀的德行，文章的采色，论议的辩才，卓烁冠群，伟〇曜世世。之人未有及之者也。所以论张温的才能则可惜，言他的罪过则可恕。孙权不采纳裴秋的话，认为孙权既嫉妒张温名声盛大，而骆统正骤言他的美好，何异于燎之方〇，又防膏以炽之哉？”大凡解人之怒，须是委曲做一道理，顺其意说彼人不是，然后徐以言语

译化解了矛盾，他的怒气才会平息。如今不能化解他人怒气的人，别人正指责对方不对，我却还认为对方是对的，这理应会激起他的怒气并加速灾祸的到来。比如田蚡正对灌夫、窦婴发怒，有人却说“灌夫勇冠三军”；宣帝正对盖宽饶发怒，郑昌却说“猛虎在山，野菜都不被采摘”，这两人最终没能免于死罪，这都是不善于化解他人怒气的人。至于霍光因田千秋擅自召集中二千石官员而发怒，杜延年必定说：“田千秋向来没有操守，却在下面说好话，以至于擅自召集中二千石官员，非常不像话”，历数他的罪状以符合霍光的心意，然后才缓缓说道：“丞相原本掌权，不能就此抛弃他”，所以霍光最终赦免了他。钟期言语不当，用琴撞击秦始皇，始皇发怒，有人对秦王说：“这是个悍勇的人。”这一句话已经消除了秦始皇五六成的怒气了。又说：“幸好钟期遇到了明君，如果遇上夏桀商纣，那就难免遭祸了。”像这样才可以化解他人的怒气，从而免除他人的灾祸。

译魏舒担任司徒，因年老而辞去职位回到府第。魏舒做事必定先行动而后说话，在他辞职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卫瓘写信给魏舒说：“每次与您一起讨论这件事，天天都没有结果，可以说看着它在前面，忽然又到了后面。”谢显道解释说：“古人言语不轻易出口，是因为以自身做不到为耻。”非常赞赏他的话，说：“好的言语不发出，必定成为好的行为；坏的言语不出口，必定成为坏的行为。内心积蓄既深，那么表现于外的就不会掩饰。就拿愤怒来说，如果愤怒一个人，斥责辱骂到了极点，这愤怒必定消散；如果隐忍不发，一旦发作，那么那愤怒就不可遏制。”让人行善，没做一分，先说一寸；没做一寸，先说了一尺，终究做不成。曾经看见张子韶一天与众人相对而坐，乌云四合，还没下雨的时候，忽然听到几声雷。子韶说：“这雨必定下不成。”别人问为什么，子韶于是引用孔子的话说：“古人言语不轻易出口，以自身做不到为耻。”作为回答，大概是说云起无数声雷，那么必定下雨；先打了几声雷，发泄了，所以没有雨。写文章也是这样，现在的人学了几句言语，暂且留在胸中，涵养得熟练，然后拿出来使用，那么就像长江大河，源流不可遏制。如果刚学了一两句，就拿出来说了，都不留在胸中，这必定终究不能写文章。

虞钦著书称赞徐邈说：“有人问虞钦：‘徐公在武帝的时候，人们认为他通达；自从在凉州以及回到京师，人们认为他耿介。为什么呢？’虞钦回答说：‘过去毛孝先、崔季珪等人掌权，崇尚清素之士，当时大家都改变车马服饰以求取高名，而徐公不改变他的常态，所以人们认为他通达。近来天下奢靡，互相效仿，而徐公雅正的习性仍然像以前一样，不与世俗相同，所以以前的通达，就是今天的耿介。’这是世人没有常性，而徐公有常性。大凡人多被世态习俗所驱使，有被善所驱使的，有被恶所驱使的。不被恶所驱使，还可以用力；至于不被善所驱使，才开始见到胸中有确立的主见。”

魏临淄侯曹植有争夺宗庙祭祀权的议论，文帝问贾诩自我巩固的方法，贾诩说：“希望将军早晚勤勉，不违背道义，这样罢了。”文帝听从了他，深深地自我磨砺。太祖又曾经屏退左右问贾诩，贾诩沉默不回答。太祖说：“与你说话而不回答，为什么呢？”贾诩说：“刚才有所思考，所以没有立即回答罢了。”太祖说：“思考什么？”贾诩说：“思考袁绍、刘表父子。”太祖大笑，太子于是确定。贾诩的委婉调停，可以说掌握了方法。如果让他处在汉武帝、唐太宗、隋文帝父子之间，那么必定没有废立太子的祸患。大凡只有贤人君子的言语，才有利而无害。如果是游谈纵横之士，言语好那么利益固然大，如果不好那么危害也不小。像贾诩只是游谈之士，偶然能辨别这个罢了。而且灭亡汉朝的是因为贾诩的一句话，保存魏国的也是因为贾诩的一句话。王允杀董卓，董卓的党羽向贾诩谋划，贾诩劝他们攻城杀王允，汉朝因此灭亡。现在在魏父子危疑的时候，却能委婉调停像这样。假使贾诩能转移这个心思劝说李傕等人解散士兵归农，难道不是两全其美吗？汉朝的社稷不灭亡，而贾诩也能成为完人。

华表二十多岁时，担任散骑侍郎。同僚各位郎官共同评定尚书事务，年轻人都磨砺锋芒意气，追求名誉。尚书事务到来，有时有不方便的，故意遗漏不看。等到传递文书的人离开，就深入文辞进行论驳，只有华表不这样。事情有不方便的，就与尚书共同讨论，尽其心意。主管的人固执坚持，不得已然后共同上奏。华表在轻薄的人中间，却能用心像这样，也是贤良了。同僚的心，本来不想成事，华表则视他人如自己，只想成就国家的事情，所以能像这样。

后魏源怀巡视北边，镇将元尼须与源怀少年时有旧交，贪婪污秽狼藉。元尼须设酒请源怀，源怀说：“今天是源怀与故人饮酒的座位，不是审问案件的地方。明天公庭，才开始作为使者检举镇将罪状的地方。”不久上表弹劾元尼须。世俗大多认为公私不能两立，这大大不对。所行的如果合乎道理，那么公私两全；否则公私两失。源怀与元尼须既然是故人，等到弹劾上奏的时候，略无故旧之情。所以前后相异，只因为将公私当作两件事分开了，不知道在故旧中应当明辨轻重。事情如果可以周旋覆盖，必须是隐避以保全故旧之情；如果是不可以隐避，也应当哀怜惩戒，使他去职，或许公不坏事，私不伤义，就是忠厚的气象。然而源怀、苏章的事，虽然与故人饮酒，似乎情义深厚，终究揭发实情，便见其刻薄。大概今天对故旧像这样，那么他日对君主就可以知道了。

隋炀帝在显仁宫，有一个主帅私自命令卫士出入，皇帝交给大理寺源师，根据法律，皇帝命令斩首。源师上奏说：“陛下起初让杀他，自然可以不关涉文书。”这一段，如果源师能与人君争辩曲直以保全人命，似乎也可喜。然而说“起初让杀他，自然可以不关涉文书”这一句，大大害事。他只见张释之担任廷尉，曾经这样说，所以能保全活人而不致使法律弯曲。不知道既然这样说，如果人君错认了，那么认为“我自然可以杀人，没有人说得

译“也不必交付廷尉审理”，这是教唆君主凭个人意志杀人。大体上，赏罚都源自上天，而寄托于君主。《尚书》说：“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上天任命有德之人。”那么，赏罚虽然由君主实际执行，却是上天寄托给他的，君主又怎么可以独自专断呢？这一点人们必须仔细防范。王肃也曾论述过此事。

译太宗有一天问侍臣：“当今什么事最紧急？”褚遂良进言说：“太子和各位皇子早有确定的名分，这是最紧急的。”褚遂良趁间隙说：“固然如此，但不能接着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也是可以责备的。”侍奉君主一味阿谀顺从的人，本来不值得称道。至于那些对外畏惧公议，对内为自己打算，凡是谈论一件事，只是提一次建议说过了，起初并不问君主听不听、做不做。等到事情出现过失，就说：“我先前说过了，只是君主不听不做罢了。”这难道不是既为了公议又为了自己打算吗？然而褚遂良本来不是这样的人，这里只是姑且讨论人臣的大致情况罢了。

高宗对郝处俊说：“我曾经认为秦朝的法律太宽缓，荆轲不过是个平民百姓，却敢冒死行刺，秦始皇惊骇恐惧，没有人敢抵挡他，这难道不是因为长期形成的宽缓懈怠的风气造成的吗？”郝处俊回答说：“这是由于法律严苛造成的，不是因为宽缓懈怠。”皇上说：“凭什么知道这一点？”郝处俊回答说：“秦朝法律规定，擅自登上殿阶的人诛灭三族，人们都逃避连坐，哪里还有敢抵挡的人？到了魏武帝时，法律尚且严峻，我看到魏国的法令说：‘京城发生变故，九卿各自坚守自己的府署。’后来严才作乱，带着几十个党徒攻打左掖门，魏武帝登上铜雀台远远观望，没有人敢来救援。当时王修担任奉常，听说变故发生，车马还没到，就带着属官步行到宫门。魏武帝望见他说：‘来的人一定是王修吧？’这是因为王修洞察变故、知晓机宜，违反法令奔赴危难，如果大家都遵守法令，必然造成祸患。所以君王制定法律、推行教化，不可以太严苛。观察这些就知道申不害、韩非的法家学说对后世的危害不少。然而申不害、韩非的话却说：‘让人不忍心欺骗，不如让人不敢欺骗。不忍心欺骗在于人，不敢欺骗在于我。’所以立法用刑都很严峻，却不知道用法律使人服从，外表看似严密，内里其实疏漏；用德行团结人，外表虽然疏漏，内里其实严密。

魏征得以发挥任用房玄龄、杜如晦的功劳

杨椿告诫子孙的那一段话，大抵前辈老成持重的人教导别人，反复叮咛，自有忠厚遗风。周公作《无逸》，告诫成王崇尚质朴、谨慎庄重，正是父兄教导子弟的体统。后魏杨氏，世代孝顺友爱，当时号称名家，别人不能比得上，大概是因为老成持重的人教导不同。观察他们穿着布衣、系着皮带的言语，可见前辈如此朴素。大抵朴素简约，就是兴盛的开端；奢侈华丽，就是衰败的开端。天下国家都是这样。又如不与世家大族联姻，也是思虑周到。忽然遇到他们不好的习气，一定会被牵累沾染，败坏家法。前辈教导子弟，常常在细微之处防范。比如子弟在别室私自饮食，罪过也很小，之所以一定要责备，大概是因为私心一旦萌发，必然导致争夺。日后争斗诉讼，都是一饮一食积累而成的。本朝柳开仲涂记载他父亲的一件事说：‘曾经呼唤众妇人排列在堂下，说兄弟本是同姓，只是因为异姓妇人进门教坏丈夫，所以兄弟不和。’众妇人没有不战栗的。他之所以详细责备妇人，大概是想让她们知道畏惧。他的用意虽然如此，但在道理上未尽完善，完全没想到孝顺友爱并非男子独有而妇人没有，只是没有感化她们，使男子的本性坚定，妇人自然应当感化，哪有反而敢挑拨离间、反而被转移的道理。

杨师道担任中书令，太子承干谋反的事泄露，他与长孙无忌、房玄龄一同审理此案。杨师道前妻的儿子赵节与承干通谋，杨师道暗中暗示太宗，希望救活赵节，因此受到谴责，被罢免知机密的职务，转任吏部尚书。杨师道是贵族子弟，对天下人才未能熟悉了解，任用多不称职，而深深抑制权贵及亲党以避嫌疑，当时舆论讥讽他。大凡人立身处世，虽然不能一概而论，总之不过是在省力上寻求。开始如果在省力上寻求，最终必然省力；开始如果费力，最终也如此。杨师道一向只做费力的事，审理太子案件，如果想使赵节脱罪，应当直接以实情告诉太宗，那么宽恕与不宽恕在于太宗，都没有后患，这样便是省力。想他暗中暗示、曲折游说，费力多了，却难免受到谴责，岂不可惜？后来又不能熟悉了解人才，却强行表现耿直，过分自我嫌避，由此看来，可见事事费力。假如他当时知道自己不能辞官退隐，岂不省力？大要人不可有投机取巧之心，投机取巧之心一旦萌发，没有不被别人窥测的。

皇甫无逸过于审慎，所上的表奏，害怕有误失，一定要读几十遍，仍然让属官再三检查。使者上路，又追回重新审查。每次派遣一个使者，往往连几天不能出发。议论的人因此轻视他。转任益州大都督，母亲在长安，病重，太宗命令驿站召他。皇甫无逸生性极其孝顺，接到消息，恐惧得不能饮食，因此在路上病死。太常寺考核他的品行，谥号为孝。王珪驳斥说：“皇甫无逸初入蜀地时，本应当扶着老母亲一同去，尽孝道奉养，却留在京城，做儿子的道义不足，怎么能称为孝？”最终改谥号为良。根据这两件事，始终看皇甫无逸，只是利禄之心重，说他是过于畏谨，大概不足以概括他。正因为利禄之心重，所以对于上表一定要这样反复审查。他的用意不过是害怕在君主那里获罪，所以对于其他事未必这样审慎。如果事事都这样，怎么当官？又看皇甫无逸接到消息，恐惧得不能饮食，在路上病死，也可以说是爱母亲。初入蜀地时，想他并非不想侍奉母亲同行，或许他的母亲

译他自己不想离开，别人也无法知晓。如果无逸能够因为母亲病重无法行走而放弃做官、在家侍奉赡养，那自然应当舍弃官职去尽孝。如今既然不是这样，即使死了又有什么用呢？总之，只是因为追求利禄的心太重，所以即使有孝心，也被追求利禄的心所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