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泽论説集录卷六

译颜回已经竭尽他的才智，见到力量不足，然而又不可止步。

人的过错，各自属于其类别。观察过错，就能知道仁德了。各自有所偏颇，每个字都要防备。又说：党，就是偏颇。有的偏于厚道，有的偏于刻薄。偏于厚道就离仁德近，偏于刻薄就离仁德远。观察别人的仁德，观察自己的仁德，都可以。

译端正自己而不苛求别人，就不会有怨恨；顺从私利而行事，就会招致很多怨恨。

小人只懂得利益。小人在看待君子时，在利益方面防备得非常清楚。曾子说：“是的。”曾子除了这一个“是”字之外，没有再提出疑问或辩驳。颜回问什么是仁，孔子告诉他要克制私欲、回归礼制，颜回才进一步请问具体的条目。大概曾子和颜回对于道，都是有所领悟的人。曾子的话虽然已经领悟，但其中自有颜回尚未领悟的地方。颜回虽然好像尚未领悟，但其中自有曾子已经领悟的地方。所以圣贤对于道，贵在持之以恒。

孔子说：“看见贤德的人，就想着向他看齐；看见不贤德的人，就在内心自我反省。”这两句话是学者日常用功的方法。人不能独自生活，必定要与人相处。天下的人不过两类，就是贤德与不贤德罢了。世上看见贤德的人，下等的人闭塞隔绝、漠然不知，次一等的人嫉妒忌恨，上等的人也不过称赞罢了。胸中闭塞隔绝与嫉妒忌恨的人固然不值一提，那些称赞的人起初对自己也没有益处。只有看见贤德的人必定想着向他看齐，就像颜回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有所作为的人也能像他一样。”世上看见不贤德的人，下等的人随波逐流与他同流合污，上等的人则断绝关系远离他。随波逐流的人固然不值一提，那些远离他的人虽然与随波逐流的人不同，但也不是切身的修养。必须看见一个不贤德的人，内心惊惧地自我反省，况且怎么知道我不像他那样呢？今天能保持，怎么保证以后也能保持呢？要特别注意“看齐贤德”这两个字。看见一个贤德的人，就直截了当地想和他一样，只要有一分不如，就不是看齐。才说学了两三分也可以，这就和没有志向一样。看见不贤德的人就在内心自我反省。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怠慢游乐。”又说：“我以此为戒。”舜和禹难道有这种过错吗？大概当时天下只有丹朱一个人作恶，舜和禹看见丹朱的恶行就像看见自己一样，所以惊惧地自我反省到这种程度。如果把丹朱的恶行当作与自己无关的事，那就不是视天下为一体的道理。这是学者日常用功的关键，如果能极力思考看齐和内省的意义，即使达到圣贤的地位也不难。

孔子说：“侍奉父母，要委婉地劝谏。如果父母不听从，仍然恭敬而不违背，虽然辛劳也不怨恨。”这一章阐明了人子孝顺慈爱的心，弥补补救纠正，使父母不至于陷入有过错的境地，不是纯粹孝顺、完全以父母之心为心的人做不到。所谓侍奉父母要委婉劝谏，是不等到过错已经形成，稍微有萌芽显现就去补救纠正。但必须是从早到晚完全以父母为心，在无形之中观察，在无声之中倾听，这颗心常挂在父母身上，才能察觉那细微的征兆。就像扁鹊治病，齐侯的病在二十天前就知道在皮肤纹理之间，大概因为扁鹊专门以治病为事，所以能看见那细微的征兆。人子不专门以父母为心，怎么能看见细微的征兆？看见父母意志不听从，仍然恭敬而不违背，这是培养慈爱之情不至于伤害恩情。看见父母过失的萌芽显现就劝谏，劝谏时是从容委婉地讽喻，不是愤怒刚狠。看见稍微有不听从的地方，又去做功夫，常常培养这种恩情。这一句要特别注意。如果劝谏时愤怒刚狠，导致父母发怒，父子之间的恩情已经受损，必须看见意思稍微不听从就下功夫，又要特别注意这个“又”字。刚看见父母有过错的萌芽就劝谏，到父母稍微不听从，君子必定自我反省，必定说自己爱敬之心未尽的地方，又重新增加一重功夫，而不违背劝谏的初心。辛劳而不怨恨，这一句也要特别注意。补救纠正父母于没有过错的境地，左右前后千方百计竭尽心力，等到形体精神虽然疲惫，也不敢怨恨，这是人子本分应当做的。这显示出人子对父母没有止息的意思。在左右周旋补救纠正他们的过错，也承受不住那辛劳，所以辛劳而不怨恨，大概是因为不做分外的事，把儿子自己的身体当作父母自己的身体，竭尽身体来补救纠正父母，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如果这样，即使父亲是瞽瞍，培养愉悦的功夫达到这个地步，只有舜才是后来人子的榜样。平时不把父母放在心上，看见细微征兆不劝谏，等到过错显现才劝谏，又不能委曲和顺，愤怒刚狠，常常导致父母发怒。至于劝谏不听从就停止，既不增加恭敬，又害怕辛劳，这些都是舜的罪人。

腐朽的木头无法雕刻，粪土砌的墙壁无法粉刷。苏辙在策论中引用：“枝叶还没有受到损害，根本却先已动摇。”用来规劝仁宗，这很有道理。比如腐朽的木头、粪土砌的墙壁，都是根本坏了，无法整顿。谢良佐解释说：“志向昏昧而气力衰微，大概在这个时候，心中昏乱，不知道以什么为主，怎么救得过来？”起初我对人，还说是像旧时的人一样；现在我对人，还说是像现在的人一样。大概意思是现在的人，不应当像古时的人一样一概而论罢了。

谁说微生高直率呢？有人向他借醋，他没有，却向邻居借来给了那人。蔡氏说：周济急难，又有什么害处使他不算直率呢？然而在当时的事，他的用心恐怕不是这样。在回答问话之间，亲眼看见他的事迹，话说到这里意思已经完备了。这话很好，但说现在不能认定借醋是不直率，这却未尽善。借醋，是极小的事，起初并不是周济急难。说向邻居借醋是不直率，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子路恭敬谦卑的心，虽然比颜回和孔子小，但都是不自私，扩充这颗心，足以成为颜回和孔子。

内心自我责备，别人能看见他的过错，自己怨恨自己，忧伤不安，是因为对自己要求严格。有颜回这样的人，好学；周朝有八位贤士，只有像这样的人才能

译颜回确实有这样（不重复犯错）的德行。

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人一旦犯了一个错误，必定会变成两个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人只厌恶自己的过错，所以寻求方法来掩盖过错。既然寻求掩盖过错，那么不是用虚妄的言语来粉饰自己，就是用巧妙的计谋来遮蔽自己。因此原本只是一个过错，最终就变成了两个过错。颜回的过错大概不曾像这样（去掩盖），而是听任过错显现出来，之后就不再重犯了。

译子路担任武城的邑宰，孔子说：“你在那里得到人才了吗？”圣人师徒之间的问答，不涉及其他事情，唯独把得到人才放在首位。大概凡是人进入仕途，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子路说：“有个叫澹台灭明的人，走路不走小路，没有公事不曾到我的居室来。”这一段话，一方面显示出澹台灭明能够以正道自我坚守，另一方面显示出子路不因为亲近而选取人，而是以正道来观察人。走路不走小路，只是不走偏僻的小路，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敦厚笃实、庄重沉稳，而没有苟且求快的心态。没有公事不曾到我的居室来，又显示出他有不可随意亲近或疏远之处。

子贡问道：“如果有一个人广泛地施予百姓恩惠，又能救济大众，怎么样？这可以说是实行仁的方法了吧。”广泛施予百姓恩惠并能救济大众，这是圣人的功业，不是学者求仁时切近可行的问题。所以孔子说：“这何止是仁，那一定是圣人了！”接着又指出求仁的方法来告诉他，应当仔细体会“切近”二字。

《论语》虽然讲了求仁的方法，但未必不是仁的全体；孟子直指人的良心，教导人们【仁，就是人心】。

曾子临终时对孟敬子说：“鸟将要死的时候，它的叫声悲哀；人将要死的时候，他的话善良。”本以为会有什么大事，却说了这三件事。看曾子说“曰”这两个字，才知道这三句话是曾子特意强调的地方。至于笾豆等祭祀器具的事务，自有主管的人负责。现在的人却是弄反了。

曾子告诫孟敬子这一段，为学要切近。曾子反复叮咛，说君子所重视的道有三项。如果别人说到这个地步，必须是穷尽神妙、通晓变化，精研义理、达到神妙的境界。曾子只说容貌举止端正，脸色和言辞气息，接着又说笾豆之类的事务，自有主管的人负责。意思是这些细碎的事情，自然有人管理，我只管处理自己切近紧要的事，必须体会“动容、出辞气”这三个字。“近信”难以训诂，大要是脸色与内心相应。

以能向不能请教，这是曾子看出颜回是这样的。如果颜回自以为有能力而向不能的人请教，自认为知识多而向知识少的人请教，以有为无，以实为虚，不计较别人的冒犯，那就是矫饰虚伪、不合情理。做颜回的人也就太小气狭隘了。颜回只知道有请教，只知道不计较，只是自己保持谦虚和空无，起初并不知道少与多、虚与实的区别，也不知道别人的冒犯。曾子看到了这一点，才认为颜回是这样的。就像门弟子记录孔子杜绝四种毛病，是弟子看出孔子是这样的。如果孔子自以为应当杜绝这四种毛病，孔子也就太小气狭隘了。

士人不可以不宽厚刚毅。一般人说宽厚就是宽宏，刚毅就是刚强。刚强就一定不能宽宏，宽宏就一定不能刚强。这不可以当作两件事来理解，如果当作一件事来理解，那么宽厚刚毅的气象就可以看到了。不是说宽厚而用刚毅来补救，刚毅而用宽厚来补救。古人的言论，大体都是这样。比如说到晋公子宽广而节俭，节俭必须是宽广，不宽广就不成其为节俭。《皋陶谟》说九种德行，正直而温和，宽宏而严肃，不是这样相互补救，才是德行，不然就是毛病。

麻冕，是古礼【止】拜下，也是古礼。麻冕虽然是古礼，但接近奢侈，古人制作它，是因为当时的情况。后世改用丝织品，就是合乎礼，合乎理。虽然违背了古礼，我必定遵循它，不是遵循今礼，而是遵循礼的本质。拜下，是古礼。理是不可改变的，而后世改为拜上，是自己图方便奢侈，而不是合乎礼的变化。所以违背众人而遵循拜下，不是拘泥于古礼，也是遵循礼的本质。春秋时期，礼教不明，改变制度以图方便的很多。大致古礼接近奢侈，就遵循它。现在麻冕的改变，偶然合乎礼，所以孔子遵循它，以表明变化而得当。拜上的改变，违背了礼，所以孔子违背它，以挽救当时的过失。后世改变古礼，并不是能合乎礼，只是借以图方便罢了。汉武帝在原庙减少祭祀，以至祖宗祧庙的制度，都一律遵循古礼，这是因为与自己无关。至于千门万户的宫殿，却不考察古礼而建造，是取其方便，而顾不上古礼了。

穿着破旧的棉袍，与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羞耻，必须能辨别这一点，才能明白取舍的道理。现在的人不辨别，得到这种说法多做强行牵合，所以遇事多随意给予，随意给予就必定随意索取。

与上大夫交谈，温和而正直的样子。大概圣人对待事物的态度，平时就定在胸中，事物来了自然应对。与上大夫交谈，不期望温和而正直却温和而正直；与下大夫交谈，不期望刚直而温和却刚直而温和。譬如月亮，无所不照，遇到方的地方就方，遇到圆的地方就圆，随着事物的方圆而月亮起初没有心意。有心意就不是月亮了。

先进于礼乐【止】我遵循先进。野人是都，是不懂的人，遵循先进的礼乐者，君子原本自有礼乐，所以后进于礼乐者，寻求他们的礼乐来纠正我的礼乐。孔子向老子问礼，向苌弘问乐之类就是如此。遵循先进者，是把自己放在不能的位置上。

做起来难，说起来能不谨慎吗？大凡读书临事，曾去里面讲究理防，便见得不容易，岂敢妄言？凡说话轻率而不知难的人，是因为不曾下工夫。仁作为道既然难，那么说话也应当难。现在牛说的话不难了，难道能实行仁吗？

内心反省没有愧疚，还有什么忧愁恐惧？我具备万物，隐藏在我心中。有一毫不尽之处，就不免于忧愁恐惧。

樊迟跟随孔子在舞雩台下【止】不是迷惑吗？这

译这是圣人门下切实修身的功夫。看子张问这个问题，就知道这是众人日常生活中的功夫。看樊迟问这个问题，就知道游玩休息、宴饮闲暇时也不废弃这种功夫。崇德是培养增进自己的德行，修慝是磨砺整治自己的恶念，辨惑是辨明自己的疑惑。孔子说：“问得好！问得好。”樊迟所问的是切身相关的，不是泛泛而问。先做事后求收获，这里的“事”就是“请事斯语”中的“事”。现在的学者有谋利计功的心思，凡是有所作为，必定先计较，先想要有所收获，最终却一无所获。古人言语不轻易出口，以自身行动跟不上为耻。〇学而不教，是指内在修养而不外显。君子说话要谨慎迟缓，行动要敏捷迅速。念念不忘始终遵循学习的准则，他的德行修养完善而不自知。只有先致力于做事，就会每天德行增进而自己不知道，这就是所说的崇德。攻治自己的恶念，不攻治别人的恶念。攻治自己的恶念，就是攻治自身的恶念。哪有空闲去攻治别人呢？只想防范检举他人，自己必定欠缺功夫。攻是用力，就像坚固的营垒和强大的敌人在面前，不用力攻治就无法攻破。修是磨砺精细的意思，这就是所说的修慝。一时的愤怒会丧失自身并连累亲人，这件事显而易见，本来不难辨别。愤怒尚未兴起时，即使是三尺孩童也知道。愤怒已经过去后，即使是三尺孩童也知道。只有在愤怒正兴起的时候，难以辨别丧失自身并连累亲人的疑惑。但只要从自己胸中愤怒时观察，就可以明白，这就是所说的辨惑。这三者是切身的功夫，人从头顶到脚底，从早到晚，未曾没有这三者，必须时时防范检点。

译首先尊重主管官员，宽恕小的过失，提拔贤良的人才。尊重主管官员，那么纲纪法度就确立了；宽恕小的过失，那么细微的偏差也能被包容。如果这两方面没有完全做到，那么即使提拔贤才，又能施展到哪里呢？识别贤才并加以举荐，这体现了圣贤气象的不同。

樊迟请求学习耕种，孔子已经拒绝了他，他又问学习种菜。这可以看出古人善于宽厚待人的一面，然而孔子当面责备他是可以的，何必等他出来后再责备呢？大概是想让樊迟听进去并明白，然后努力去做，意志才会坚定。

冉有退朝回来，孔子说：“怎么这么晚？”回答说：“有政务。”凡是所说的政务，都是关系国家治乱兴衰的大纲要事，那么这些品节条目，都是由主管官员掌管的。周朝衰微，治国的体制不明，即使是孔子门下的高材生也不能分辨。孔子特意趁着冉有退朝的机会，明确区分政务与事务的不同，是想让天下后世的人认识到治国的纲领，孔子门下的学问就是所谓先确立根本的大节。如果不认识根本的大节，只防范细枝末节，即使见闻广博、知识丰富，终究也没有统领全局的地方。冉有在季氏那里做官，是鲁国季氏的家臣。冉有从季氏的朝堂退下来，孔子特意区分政务与事务，告诉他也表明政务不应当出自季氏，而季氏所做的只是事务。看这一段，尤其足以验证孔子到了哪个国家一定要了解该国政务的说法。因为孔子是当时的大圣人，虽然当时的君主不能任用他，但都知道尊敬侍奉他。比如季孙将要实行田赋，派冉有向孔子咨询说：“您是国家的元老，等待您的意见才行动。”由此可知当时的君主凡是有重大政务，没有不咨询孔子的。大体上，治理国家应当认识其根本，总揽统一一代的称为政务，随时维持的称为事务。三代以前固然不必说，且以两汉来论。前汉的政务有所谓宽大的，以至于各种制度在军队百姓之间显现的，还保留着三代的遗意。到了光武帝凭借自身成就大业，是以一己之力为天下，凡是所施行的措施都是事务。幸好光武帝、明帝、章帝都是贤明的君主，竭尽智力还可以治理。到了和帝稍微败坏基业就衰落了，就像前汉中间经历了吕氏之变，又经历了昌邑王之变，而汉室基业终究没有立刻衰败，是因为根本的大纲还在。由此可以看出前汉有政务，后汉没有政务。

子贡问现在的从政者怎么样？孔子说：“唉！那些器量狭小的人，哪里值得计算呢。”解说的人认为圣人气象温和善良恭敬谦逊，如果让他说当时人的话语，绝不会这样，这是孔子自谦的话，这种说法大概不对。圣人在世上，就像医生用药，如果是寻常疾病，就可以用寻常和缓的药；如果是病重，就不能用常药治疗，所以大黄、乌头有时也会使用。孔子这句话，就是使用大黄、乌头的地方，因为当时的人利禄熏蒸，仰望在上位的人，以为会怎么样？不知道当时的从政者与市井小人没有区别，所以孔子这样告诉他们。

宪问什么是耻辱。孔子说：“国家有道，做官领俸禄；国家无道，做官领俸禄，这就是耻辱。”这种人乃是苟合取容，没有心系天下。国家有道也做得，国家无道也做得，他们的罪过比穿墙挖洞的小偷还大。圣人一句话说尽了，后世人的弊病。

蘧伯玉派人去拜访孔子，孔子接见使者并问他，说：“夫子在做什么？”回答说：“夫子想要减少自己的过错但还没有做到。”使者出去后，孔子说：“好使者啊，好使者啊！”防止这一段都以使者善于辞令来解释，不这样夸张夸大蘧伯玉的美德，自然显现，但其意义也不止于此。蘧伯玉五十岁知道四十九岁的错误，大概在当时克制自己方面下功夫的人，他的使者深入其堂奥，看到他下手做工夫的地方，所以他不敢轻易说话。大体上，人实践了才知道，不在克制自己方面下功夫，全身都是过错而不知道，过错难以改正，只有下手做工夫才知道，从早到晚，从头到脚，无非是过失，才知道改过的艰难，所以他不敢说减少过错而说“想要减少过错”。那么使者不仅知道蘧伯玉做工夫的地方，他自己也曾在这方面下功夫了。用这一段体会现在的学者，如果才轻易发言语，就是不曾下功夫。

君子思考不超出自己的职位。这个职位随处都有，比如接待客人时，只是接待客人的职位，舍弃它而思考其他，就是超出自己的职位了。

君子之道有三，我都没有做到。没有做到的话，不是圣人谦辞。因为圣人胸中没有限量，纯粹而且不停止，更没有止境。如果有限量，那就是有所停息，而不是圣人了。

孔子在卫国击磬，有个背着草筐的人经过孔子门前说：“有心啊，击磬的声音！”接着说：“鄙陋啊，硁硁的声音！没有人了解自己，就这样算了。”水深就穿着衣服涉水，水浅就撩起衣服涉水。孔子说：“果决啊，没有什么难的了。”在春秋时期，所谓先王的恩泽将尽，这时高见远识的人，看到时局不可为，大多认为不值得做，凡是见于《论语》的，其中固然有合乎节度的，然而都是不事奉王侯，高尚其志，以圣人的标准来看，病痛就显现了。如果以后世学者的标准来看，荷蒉者的底蕴，也不容易窥探。当时孔子击磬，所谓浅巷之人，不知道有多少人，不过听到磬的声音而已。然而在春秋时，所谓知音的人也不少，比如师襄之类，听到声音的清浊，看到螗蜋捕蝉，听到的人知道其中有杀声；伯牙志在高

译山，听到的人知道他的心志在山；心志在流水，听到的人知道他的心志在水。当时听到声音就能知晓人心的人，本来就有。然而常人的心志，表现在声音上，很容易察觉；圣人的心志，表现在声音上，很难察觉。不是有修养境界的人不能做到，背草筐的人听到圣人击磬的声音，知道圣人的心志，又与其他只听声音清浊的人不同。接着他说：“鄙陋啊，那硁硁的声音！没有人了解自己啊。”论他识破孔子的心志，固然修养境界很高，然而轻视世间众人，便不是圣人。天地的心志，水深就穿着衣服涉水，水浅就提起衣服涉水。说如今时局难以处身，譬如渡水，深与浅都不可行，这两句话，背草筐的人与寻常隐士不同。天下的事都是经过心意考量，曾经去体察，深入又做不得，浅出又做不得，与其他望风就说做不得的人不同，但比起圣人的心志，终究差这一步。在“孔子说：果决啊，没有什么可难为他的了”，这是孔子深深叹惜的话。这一章，他既然略知圣人的心志，天下事的深浅，又曾经自己去筹度，他的高见远识，岂是世人容易达到这个境界？然而心既不自虚，即使亲自遇到圣人，也不能救治他的弊病。

译阙党的童子去传达命令，有人问孔子说：“他是求益的人吗？”孔子说：“我看见他坐在成人的位子上，看见他和长辈并肩而行，他不是求益的人，而是想速成的人。”

居住一定要选择好的乡里，出游一定要选择好的士人，固然在君子中，以仁为美，选择一定要处在仁德之中，大体上为学的大纲应当如此。然而居住的地方也不可依赖。《论语》所载见到孔子的有两个童子，其一是互乡的童子，其二是阙党的童子。互乡在难以言说的地方，风俗浇薄，适宜被圣人拒绝。阙党童子居住在圣人的乡里，日渐受到仁义的恩泽，日亲道德的光辉，适宜气质变化，圣人与他亲近。然而互乡的童子被孔子接纳，阙党的童子被孔子拒绝，什么原因？由此知道居住的地位起初不可依赖。互乡虽然在难以言说的地方，一旦有仰慕圣人的心，恭敬尽礼而来，此心既变，地位都变。阙党虽然在圣人旁边，可谓朝夕与圣人亲近，才坐在成人的位子上，与长辈并肩而行，便不谦逊。地位虽然近，却如离圣人千里之远。居住的地位不可依赖竟是这样。

子张问行一章，这就是“诚则形”这三个字。言语忠信，行为笃敬，这就是所谓的诚。站立时看见它参列在前，在车上看见它倚靠在车前横木上，这就是所谓的形。

孔子说：“整天聚在一起，说话不涉及义理，喜欢卖弄小聪明，难啊！”这一段简略地说，就眼前的事说，固然有整天聚在一起，没有一句好话，不是诋毁长短，就是戏谑笑傲，否则谈论街巷琐碎，都不涉及义理。如果究竟论之，义这一个字，须要防备义是当然之理，如果是私情，都不是义。喜欢卖弄小聪明，难啊！小聪明是小机械相笼络，小技能相矜夸。凡学者所禀赋，虽有深浅，知道此病的人很少，须要防备。整天相聚说修身行己，多少说戏谑笑傲，多少便可见君子小人的分处。君子胸中正大，易直都没有小机械小技能。这两句虽然知道学者，也洗磨刮除不尽。看“难啊”的话，可见圣人忧虑之深怜悯之至。圣人的言语如天地之宽，圣人所忧虑乃是真忧。义这一个字，如孟子所谓“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者”，凡所谓义，都是精微难识处。虽然是精微，然也只是当然之理。学者如能易直正大，无缘有机械技能，终日所言无非当然之理。学者想要自验其学的进退，资质的厚薄，与小人近，与君子近，只要看终日所言当然与不当然，吾心所存多在大体上，多在小慧上。能以此自验之，则为学工夫自然进。

君子以义为本质，用礼来实行它，用谦逊来表达它，用诚信来完成它。其本质须是义，方能立根本。然而实行它须是中节，所以其次用礼来实行它。然而世俗之所行，与君子之所行，如矛盾冰炭之相持，彼邪我正，彼非我是，无缘得不露圭角。如果不是用谦逊来表达它，则人必相疑，所以其次用谦逊来表达它。其本质以义，其实行以礼，其表达以谦逊，所以成己成物者至矣。又担心人的谦逊而因循随之，不知不觉而失其本心也，所以必定最终用诚信来完成它。信者，不负初心之谓。盖于谦逊之中，须是不负初心，方谦逊无害。不然，特委靡不能自立之人耳。

这百姓，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的原因。这是叹辞。言三代之所以用其直道而行耳，岂若后世用诈伪驳杂之教而行之，而谓直道不可行乎？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大受小知，正是君子小人分处。君子所禀淳厚笃实，不用心于小，而所受者必大。如以仁为己任，任重而道远，可以托六尺之孤者，皆可以大受者也。若小人则轻捷便利，见事易知，处事易成，乃其所禀之薄，岂能如君子之大受？后世人所见不明，或反以轻捷便利为可喜，淳厚笃实为迟钝。殊不知淳实之人所见所为，虽后于小人，及其养之既熟，扩而充之，必有大过人者。便捷之人所见所为，虽常先淳笃者，要亦止于是而已。学者幸而禀淳厚笃实之资，反自恨不如便捷者，不知此乃进而为君子之路。不幸而禀轻捷便利之资，反自以为喜，不知此乃入小人之门。有淳厚之资而不知充养，犹是刚毅木讷近仁。若自以为不及小人而求与之角，则非徒不能及之，而只自害耳。故迟钝者当自勉而不可自弃，便捷者当自戒而不可自喜也。

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人的通病，被暂时境界移换了。如服凉药，见其一时之苦涩而弃之，不知后之有益而能除疾也。如食毒物，一时见其美而甘之，不知其后之疾也。朋友之损益亦然。然人情好近损者，好远益者，只为被时下境界换了。故人须

译不被当下的境遇所动摇，这才算是做到了。

译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这就完了。防备这一段，必须切实地加以防范。大凡人选择朋友，必须端正，然后逐渐熏陶气质，才能成为好人。直，是刚直的人，我只要有过错，就能得到他的规劝纠正。然而可贵于朋友直的原因，不仅在于有过错时依靠他规劝纠正，与这类刚直的人相处，那么我心中非分的念头和邪恶的思虑，自然不敢萌发。谅，是忠信的人，我有事情能得到他至诚的相助。然而可贵于朋友谅的原因，不仅在于有事时依靠他相助，与这类忠信的人相处，那么朝夕之间逐渐熏陶涵养我的气质，我也将成为忠信的人。朋友多闻，不仅仅是取他见闻广博，大概这类人经历事情久，阅览义理多，看事情通透。与这类人交友，不仅依靠他一起谋划事情，也觉得自己疏漏，自然激发进步为学。与这三类人交友，怎么能没有益处呢？便僻，僻是邪僻，称为便，是因为他便利善柔，是循循守旧无能的人。便佞，是可以谄媚我的人。与便僻、便佞交友，所受的损害固不用说可知。善柔的人，没见得有损害我的地方，圣人为什么把他放在便僻、便佞之间呢？大概与循循守旧无能的人相处，就进入了便僻、便佞的媒介阶梯。一方面与这类人相处，无所畏惧忌惮，其结果必然至于与便僻、便佞交友。一方面与这类人相处，无所观瞻，连自己也放倒了，不能振作进步。所以善柔是害事的，学者必须自我防范检点。如果所交的是直、谅、多闻的朋友，那么固然可以自我欣喜。如果是便僻、善柔、便佞，那么就应当回避，否则必然归于小人了。

有益的享乐有三种，有害的享乐有三种，这就完了。喜好享乐有所不同，而有益的达到三种，有害的也达到三种。喜好享乐不可不审慎。像这样以礼乐为乐，大概礼过分就会疏离，乐过分就会放荡。礼乐加上节制，就不至于偏颇，这是勿忘勿助的意思。以称道别人的善行为乐，那么滋养胸中，如同常在春风和气中，其益处可知。以多贤友为乐，朋友是用来辅助仁德的。朋友贤者而至于众多，那么切磋琢磨的益处也多。这是有益的三种享乐。以骄奢淫逸为乐，那么骄奢淫逸之心一生必然至于无已。以游荡为乐，那么游荡之心一生必然至于忘返。以宴安为乐，那么宴安之心一生必然至于恬然而不知恐惧。这三者虽然同为损害，但其根源各不相同。以骄奢淫逸为乐，是其心常向上求取。心常向上求取，那么良心的损害就多了。以游荡为乐，是其心常向外求取，常向外求取，那么良心的损害又多了。以宴安为乐，是其心常向安处求取，常向安处求取，那么良心的损害也多了。

乡原，是德行的贼。乡原的心，想要牢笼尽天下人。天下的人，不是庸人就是君子。所以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以求合乎庸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以求合乎君子。

孺悲想见孔子，孔子以生病为由推辞，传话的人出门后，孔子取瑟而歌，让孺悲听到。这一章，正是孟子所说的“不屑之教诲”。古人教人，有时给予有时剥夺，有时抑制有时扬举，有时逆反有时顺从，大概不是单一的方法，各自随其资质根本模范作成。至于不屑之教诲，孟子已经阐明了这个意义。然而孟子虽然记载了“不屑之教”，如不接受曹交所谓“你回去寻求它足够了”，老师固然是不屑教诲，成就处须要防备。孺悲这一章，孺悲起初想见孔子时，诚意不深，到孔子以生病为由推辞，如果诚意完全不到，孔子只是推辞他，不必取瑟而歌。孔子既然以生病为由推辞，又取瑟而歌，显示其闲暇，让孺悲知道孔子并非生病，使他自我反省，那么孺悲也在可教的范围内。正因为如此，所以孺悲回去自我克责，后来哀公派孺悲向孔子学习礼，《士丧礼》留存于世，都是孺悲的功劳，也是当时不屑教诲的力量。如果不是孺悲后来进德，辞气和顺，夫子无缘分付与他。

君子也有厌恶的吗？厌恶揭发别人短处以为直率的人。立天之道叫阴与阳，立地之道叫柔与刚，立人之道叫仁与义。三才之道起初没有偏颇，所以元是善的长。一元之气涵盖万物，无非是为了生育长养，使天地对于万物有以生育长养之，而没有秋杀以终结之，那么万物也不能成就。这就是如同道有仁无义一样。圣人与天地相似，本心起初没有厌恶，正缘好恶对立，也如同天地有春秋，这是自然之理。子贡问君子有厌恶的吗？可谓有所见者，这是学者做工夫处，然而也大体切当。所以孔子回答说有厌恶。圣人如太和之气，浑然起初无所厌恶，人以邪逆干犯他，所以不能进入圣人炉冶中，大概自取其厌恶。君子遏恶扬善，顺天休命，与称人之恶者大不相同。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居下流而讪上者，与此四句也大不相同。圣人所以厌恶他，是恐怕他逆反元气，伤害太和。厌恶勇而无礼者，勇是刚毅之人，无礼以节制之，必然至于死无所不为。厌恶果敢而窒者，果敢则见事必为，如果窒塞而

译如果不通达事理，就一定会导致祸害，这都是圣人所厌恶的。孔子既然已经讲过他所厌恶的，子贡在这里也顺着孔子的提问，把自己所见的观点告诉孔子。观察孔子和子贡所厌恶的，就能看出圣贤的境界有高低差别。孔子所厌恶的，如同太和之气对待乖戾之气那样（从根本上排斥），而子贡所厌恶的，只是辨别似是而非的事物，严守界限罢了。这正是求学者的本分，不能与圣人相比。那些掩饰真情、矫揉造作的人，看似聪明实则并非真智；那些刚强固执、暴戾乖张的人，看似勇敢实则并非真勇；那些以揭发他人短处来表现正直的人，完全没有从容温和的气象，只是白白暴露别人的过失，没有劝人向善的方法，这也看似正直。况且比干、龙逢的死都符合道义，大概是因为迫不得已，并非喜好揭发他人来表现正直。这三者都是似是而非的。子贡之所以厌恶这些，是为了辨别似是而非的事物，严守界限。求学者也必须像子贡这样才可以。

译士人见到危难便献出生命，见到利益便思考道义，祭祀时想着恭敬，居丧时想着哀痛。这样就可以了？“可”是仅仅足够的说法。意思是说能够完全践行这几件事，差不多可以称为士了。并不是说做到这些就可以止步不前了。

坚持道德而不坚定，信奉道义而不专一。一般人之所以坚持却有时失去，只是因为不坚定；之所以信奉却有时遗忘，只是因为不专一。只有坚定，才能坚持而不丧失；只有专一，才能信奉而不怀疑。坚持与坚定，信奉与专一，应当看作是一回事。

广博地学习并且坚定志向，恳切地提问并且思考切近的事情。如果体悟到这八个字，仁德就在其中了。人无论地位高低，都具备文武之道，这都是圣人学习的地方。

确立它就能确立，并不是感召而来的。

《丽泽论说集录》卷六

<子部，儒家类，《丽泽论说集录》>

钦定四库全书

《丽泽论说集录》卷七

宋 吕乔年 编

门人辑录《孟子》解说

人们都说仁义就是利益，然而不必这样说。只要看孟子说：“没有施行仁德却遗弃自己父母的，没有施行义理却怠慢自己君主的。”用仁义来治理天下，还有什么利益可言？当时天下人都沉溺于利益之中，孟子这一章剖析得如此明白，指示得如此确切，扫除得如此干净，警戒得如此亲切。当时的弊病固然严重，孟子对症下药的剂量也很大了【梁惠王上】

壮人在闲暇的日子修养孝悌忠信，这四种德行没有哪一天不应当修养，为什么偏偏说是闲暇的日子？所谓闲暇日子，是指用来讲习贯通的时候。

“我心里感到不安”，唯独您是这样吗？大王请思量一下。这都是孟子警戒梁惠王的关键之处。孟子这一章一开一合，所以他的话容易让人接受而警戒人很深。仔细观看其中的层次，自然就能明白。这就像医生治病一样。大王说：“我心里感到不安。”如果不是层层启发，这颗心怎么会自发出来？从恒产、恒心以下，才开始教给他药方。

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子。大王说：“贤人也有这种快乐吗？”阻止君主（胡作非为）就是爱护君主。圣贤开导君主自有道理。齐宣王正用雪宫的快乐向孟子夸耀，如果是常人处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直接说，这不能独自享乐，这是违背齐王的心意，怎么能再开导他呢？只有孟子说这几句话，自有次序，并且先说少数人的不对，然后引回到齐王自身。他的话虽然指出齐王的过失，也不至于激怒他。常人听到君主的话，就阿谀奉承，迎合君主的恶行，本来不值得说。至于那些虽然想开导君主，却找不到方法的，比如宋玉回答楚王关于雄风的问题，说他不忠，那是不对的；说他不合正理，也是不对的。只是他针对楚王本人太急切，所以最终不能有所开导。只有孟子先说那些不安分的人，也想享受这种安逸快乐，既然已经说了这不对，然后说不与百姓同乐也不对。他的话和缓，不至于逼迫，掌握了开导君主的方法。既然这样说了，然后才以天下一家的道理委婉解说，如“以百姓之乐为乐，百姓也会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以百姓之忧为忧，百姓也会以他的忧愁为忧愁”。大凡君主不与百姓同忧同乐，平常无事时固然看不出祸福，等到一旦有不测的灾祸，比如卫懿公攻打狄人，有使鹤的怨恨，他的过失才显现出来。又如“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忧为忧，然而不能称王天下”这三句话应当仔细观看。大凡圣贤开导君主，不可以用功利之心去看待。常人一听到“王”字，就认为是用称王天下的利益来引诱君主，殊不知这本身就是正理。如果天下归附称为王，这难道也是利益吗？至于引用齐景公问晏子的事尤其有深意。大凡与人说话，必须引导人的耳目接近他所熟悉听闻的，那么他就容易接受。孟子告诉齐王，必定引用景公的事，正是因为这是齐王所熟悉的，加上当时齐人深信管仲、晏子的事。比如他说：“您确实是齐国人，只知道管仲、晏子罢了。”这就看出当时齐人深信管仲、晏子之深，而且齐景公问晏子，本只是喜好游观的快乐，上面三句是他的真情，下面一句说“我怎样修养才能比得上先王的游观呢？”这是掩饰的话。一般人如果只去游观，上面说不可去，也是先违背景公的心意，怎么能开导他呢？晏子却在景公的掩饰之辞上就认作真情，反而称赞他说：“问得好啊！”大凡圣贤看见人有一点小善，虽然还没达到极致，就称赞他好，这是提醒唤醒他的善念。天子到诸侯国去叫巡狩【止】秋天视察收获并帮助供给不足的人。大概诸侯和天子凡是出访或归来一定要正名，让天下知道巡狩时只限于巡视所守之地，那么巡视所守之地之外就不敢做别的事。诸侯知道述职时只限于陈述所职之事，那么陈述所职之事之外也不敢做别的事。一出访一归来无非是为了民事，比如视察耕种和收获就是这样。夏朝的谚语说【止】为诸侯考虑，这可以看出三代的时候君民互相信任，君主有出访或归来必定是为了百姓，百姓看见君主的出访或归来也知道是为了自己，所以庆幸他的到来。后世则相反，比如“惟君所行也”这一句，看似宽泛而严厉，看似放纵而拘束。如果只根据君主起初觉得惟我所行，可以说看似宽泛看似放纵，然而有一毫不对就陷入流连荒亡四件事之中而不可行，难道不是实际上的严厉和拘束吗？只有晏子善于开导景公，于是景公非常高兴，于是施行兴发之政，制作相悦之乐。这一段虽然是晏子发挥作用的地方，一经孟子提起精神便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