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部,儒家类,木钟集,卷一>
性指道心指人
知及之一章集注，乃谓气习之偏，既谓到仁地位，纯乎天理，无一毫私意间隔，此等病源从何而入？气习之说，何谓？
虽圣人不敢如此说，亦须随事省察检▯，惟恐有不庄不敬处，此只是逐时提撕，毋令有罅漏，非是于此时方欲学庄敬也。
陈亢谓圣人逺其子，未免以私意窥圣人。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乃天理如此，非私意也。
上智下愚不移？与韩子三品言性合否？
三品之说，畧相似。《论语》性近习逺，正说中品。
先圣论性，只说相近两字。自孟子以下，说性累累不同。
荀▯韩子之论性，不待生于孟子之后，各占一说以相反【东坡说得刻薄】孟子时，已自有诸家之说【见告子】要之，同异之论自来有许多般数，然亦各有理，故程子有「不备不明」等语。
程氏释「自暴自弃」谓之下愚，不知因甚了。自暴自弃是必其性之昏也，是其有善有不善也，岂专其才之罪哉？
程氏以才为气禀之性言之，则本善；以气质之性言之，则有善有不善。
太师摰适齐一章
鲁周公之后也。所用之乐，周之乐也。典乐之官，又皆周之旧也。在周盛时，礼制乐作，寓之形器，存之有司。凡六律六吕之节，六徳六师之要，太师掌之，所以合天地隂阳之和也。凡王之大食，皆奏钟皷侑食，既以乐彻食，又以乐大司乐、膳夫诸臣掌之，所以养君心而成君徳也。子夏门人问交于子张章。
【阙】
子夏心量窄狭，子张志气髙麄子夏常失之不及，子张常失之过。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学是讲此道理，仕是行此道理。学有余暇则可入仕，仕有余暇又当讲学。主学而言，则仕为余用；主仕而言，则学有余功，互相发也。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先儒有说：「父在，观其父之志；父没，观其父之行。」此说亦通。如何集注都不用此说？以此见，若如此说，连下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说不通。盖才说孝，便主子说了，所以上面「志」与「行」都就子边说。非独如此，盖父在时，岂无志之可观？父既没，岂无行之可见？此说亦通。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晦庵说五者反覆相因，如何是反覆相因处？盖从敬事而信起说，作下去是如此，而后能如此。如人能敬，则做事专一，自能信。既能信，则必欲所行孚于民，自然能节用。既能节用，自然不伤财而至于爱人。既能爱人，自然能使民以时。这是如此而后能如此，是自上而下相因如此。如自下面说作上来，则是如此而又不可不如此。如以敬去做事，便不敢茍简胡乱去做，须要十分好方止。既得好，便不至于茍简变更，这便是能信。然做此一事时，久或昏，或为权势所移，或为利害所动，前日出一令既如此，今日又变了如彼，这便是不信，便有妨于敬，所以着别下工夫于信去补这敬。然只知信，或出一政坚如金石，行一令信如四时更不可移易，此固是好，然而自家这奢侈之心或有时而生，不能节用，要如此广用，则是所令又反其所好，却有害于信，故又须着去节用方得。然只恁底节用，不知有个中底道理，则或至于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心下已有所吝啬，则凡民有饥荒不能去发仓振廪恤贫济乏，至于筑城凿池思患预防不可已底事，亦吝啬了，不损财以为之，是知节用而不知所以爱人，则节用又成落空了，此节用所以不可不爱人。然既爱民，又须使民以时，如春来当畊，夏来当耘，秋来当敛，便当随时使去做，至冬来闲隙之时方用他得，不然则所谓力本者不获自尽，虽有爱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泽矣，此自下相因而上如此。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一章
骄者，吝之枝叶；吝者，骄之根本。不可执一说。此两句，晦翁是主骄说，故以吝为本根，骄为枝叶。若主吝说，则骄亦吝之本根，吝亦骄之枝叶。如此防方着得下两句：「未有骄而不吝，吝而不骄。」但吝是气，
译性指道，心指人。
《知及之一章》的集注，说是因为气禀习性的偏颇，既然说到了仁的境界，纯粹是天理，没有一丝一毫私意的间隔，这种病根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所谓气禀习性的说法，是什么意思？
即使是圣人也不敢这样说，也必须随着事情随时省察检点，惟恐有不庄重不恭敬的地方，这只是在时刻提醒振作，不让有疏漏，并不是在这个时候才想要学习庄重恭敬。
陈亢说圣人疏远自己的儿子，未免是用私意去窥测圣人。
古时候，交换孩子来教育。父子之间，不互相责备善行，这是天理如此，不是私意。
上智下愚不移？这与韩愈三品论性的说法是否相合？
三品的说法，大致相似。《论语》说“性相近，习相远”，正是说中品。
先圣论性，只说“相近”两个字。自从孟子以后，论性的说法接连不同。
荀子、韩愈论性，不必等到生在孟子之后，各自持有一种说法以相反对【苏东坡说得刻薄】孟子时，已经自有各家说法【见告子】总之，同异的论辩自古以来有许多种，然而也各有道理，所以程子有“不备不明”等语。
程氏解释“自暴自弃”说是下愚，不知是因为什么。自暴自弃一定是其本性昏昧，是其有善有不善，难道专门是其才质的罪过吗？
程氏以才为气禀之性来说，则本善；以气质之性来说，则有善有不善。
太师摰适齐一章
鲁国是周公的后代。所用的音乐，是周代的音乐。掌管音乐的官员，又都是周代的旧臣。在周朝兴盛时，礼制乐作，寄托在形器之中，保存在有司那里。凡是六律六吕的节制，六德六师的要点，都由太师掌管，用来调和天地阴阳的和气。凡是君王的大宴，都演奏钟鼓来佐助饮食，既用音乐来撤去饮食，又用音乐来……大司乐、膳夫等臣子掌管，用来涵养君心而成全君德。子夏门人问交友于子张章。
【阙】
子夏心量窄狭，子张志气高傲粗疏。子夏常失之于不及，子张常失之于过分。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学是讲习这个道理，仕是践行这个道理。学有余暇就可以入仕，仕有余暇又应当讲学。从学的主位来说，则仕是余用；从仕的主位来说，则学有余功，互相启发。
孔子说：“父亲在世，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观察他的行为。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可以称为孝了。”
先儒有说法：“父亲在世，观察父亲的志向；父亲去世，观察父亲的行为。”此说也通。为什么集注都不采用此说？由此可知，如果这样解释，就连下面“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可以称为孝了”说不通。因为才说到孝，便以儿子为主了，所以上面的“志”与“行”都从儿子方面说。不仅如此，因为父亲在世时，难道没有志向可观？父亲去世后，难道没有行为可见？此说也通。孔子说：“治理千乘之国，恭敬行事而守信，节约用度而爱护人民，役使百姓依循时节。”
晦庵说五者反复相因，什么是反复相因处？盖从敬事而信说起，作下去是如此，而后能如此。如人能恭敬，则做事专一，自然能守信。既能守信，则必欲所行取信于民，自然能节约用度。既能节约用度，自然不伤财而至于爱护人民。既能爱护人民，自然能役使百姓依循时节。这是如此而后能如此，是自上而下相因而如此。如自下而上说，则是如此而又不可不如此。如以恭敬去做事，便不敢苟且简略胡乱去做，须要十分好方才停止。既得好，便不至于苟且简略变更，这便是能守信。然而做此事时，久或昏昧，或为权势所移，或为利害所动，前天出的命令既如此，今天又变了如彼，这便是不守信，便有妨害于恭敬，所以着别下工夫于信去补这恭敬。然而只知守信，或出一政坚如金石，行一令信如四季更不可移易，这固然是好，然而自家这奢侈之心或有时而生，不能节约用度，要如此广用，则是所令又反其所好却有害于信，故又须着去节约用度方得。然而只这样节约用度，不知有个中道的道理，则或至于豚肩不掩，穿洗过的衣服戴洗过的帽子去朝见，心下已有所吝啬，则凡民有饥荒，不能去开仓振廪恤贫济乏，至于筑城凿河思患预防不可已的事，也吝啬了，不损财以为之，是知道节约用度而不知道所以爱护人民，则节约用度又成落空了，此节约用度所以不可不爱人。然而既爱民，又须役使百姓依循时节，如春来当耕，夏来当耘，秋来当敛，便应当随时使去做，至冬来闲隙之时方才用他得，不然则所谓力本者不得自尽，虽有爱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恩泽了，此自下相因而上如此。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一章
骄傲，是吝啬的枝叶；吝啬，是骄傲的根本。不可执一说。这两句，晦翁是主骄傲说，故以吝啬为本根，骄傲为枝叶。若主吝啬说，则骄傲亦吝啬之本根，吝啬亦骄傲之枝叶。如此方才着得下两句：“没有骄傲而不吝啬，吝啬而不骄傲的。”但吝啬是气，
敛藏在内；骄则发见在外，有夸满盈溢之意。立辞只可以吝为本根，骄为枝叶。到下两句方见得相为用。且如今时人起大屋，做好器，用着好衣服，以此去矜夸人，则必藏蓄待多，不肯胡乱与人。若与人，则藏蓄不多，无可以骄矜人者。原其本，只吝啬爱惜其物，直是以物为重耳。所以如此，如谢显道见伊川先生，数年不相见，问做甚麽工夫，答曰：「某只去得个矜字。」人才要矜夸人，必要宫室侈丽，衣服奢靡，服用竒好。所以谢显道买得一管笔，便使了掉了，不爱，防爱惜，皆所以降服心性。凡物不要藏蓄，使了便了。如原宪说：「怨欲不行，地位直是制这些子。」孔子以为难，不以为仁。要人须是连这本根除将去，方始得。
译吝啬是收敛藏蓄于内；骄傲则是显露表现于外，含有夸耀、自满、盈溢的意思。立论只能以吝啬为根本，以骄傲为枝叶。直到后两句才能看出二者相互为用。比如现在的人建造大房子，制作精美的器物，穿着华美的衣服，以此来向人夸耀，那么必定会藏蓄等待很多，不肯随意给人。如果给了人，藏蓄的就少了，就没有可以用来骄傲夸耀人的东西了。推究其根本，只是吝啬爱惜那些物品，简直是以物品为重罢了。之所以如此，就像谢显道拜见伊川先生，几年没见面，问他做甚么工夫，回答说：“我只是去掉了那个‘矜’字。”人想要夸耀于人，必定要宫室奢侈华丽，衣服奢靡，使用的器物奇异美好。所以谢显道买了一支笔，用完了就扔掉，不吝惜，防止爱惜，这都是为了降服心性。凡是物品不要藏蓄，用完了就算了。比如原宪说：“怨恨欲望不想实行，地位仅仅是限制这些罢了。”孔子认为这很难，但不认为是仁。要求人必须连这根本都去除掉，才算是真正做到了。
狂而不直一章
狂者只是说大话、立大论底人。这狂人，凡心下有事，都说出在外，亦无遮蔽，但直行将去也好。今有狂人者，都恁底说大话、立大论。至于到利处，但知有己，反以义责人，却不直。侗者凡事只是恁底谨愿，不敢妄动也好。而今侗者却不愿要妄动。悾悾者，无能为底人，都一向恁底朴厚也好。而今无能为人也，都会用许多诡诈。狂、侗、悾悾，这是得之于气，如此至于不直、不愿、不信，都却习得如此。有是病而无是徳，也是天下之弃人。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人孰无欲？求利禄之心，常人固不足说。若子张为圣门之髙第，犹学干禄，可见为学之久而不至于谷，诚不易得也。如今有人居山林之中，菜饭菜羮，极是清苦，这般人亦自难得。如顔子抱经世之才，可以任天下之重，可以属卿相之位，却教他在陋巷中，只有一箪食之奉。顔子于此不以富贵动其心，直是难。固宜夫子既称之以「贤哉回也」，又称之以「贤哉回也」。
子曰：「师挚之始，闗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此夫子叹美乐之盛，美如此，是挚去后，惟懐其乐至美，而不得见。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或问晦翁注云：“笃信而不好学，则所信或非其正。”不知人不知学，则所信何事？先生曰：“时今有一等人，资质好，一有所闻见，便深信之，便不讲学，使道理分明，则至于其蔽也荡。贼狡愚皆是不好学之故，以至孝或陷父，慈或败子，皆是不好学之故。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如今时人之事君，到临君之难时，直是欲向前为君而死，以为我爱君而死，更不辨别我之所死还是当死、不当死。如荆轲、聂政之死，只是不当死而死，徒死而已。如伯夷、叔齐之死，死得极是，这般死方能善其道。孔子所以谓‘殷有三仁焉’。”
木钟集卷一
<子部,儒家类,木钟集>
钦定四库全书
木钟集卷二
宋 陈埴 撰
孟子
孟子谓琴张、曾晳、牧皮为狂士。曾防咏归、浴沂，便有圣人气象。孟子谓夷考其行而不揜，是以谓之狂。此果何见？
狂者立志太髙，故舞雩之事，胷次洒落，如光风霁月然。其终不到圣人处，为其志太髙而行不揜，故终归于狂。然人品终是不同，故圣人晩年常叹狂者不可得见。栁下惠为士师，三黜不去。集注以不能枉道之意，则有确乎不可拔者矣。燔肉不至，孔子行圣贤出处，贵于见几而作。栁下惠三黜而不去，何邪？
三黜不去，所以谓下惠之和。然不肯枉道事人，至其三黜，乃其介处。和而不失其介，所以为圣之和。
孔子称威公之正，管仲之仁，初未始有少贬。孟子于伯者之事，絶口不谈。齐威、晋文，则以为仲尼之所不道，何邪？
以威较文，彼善于此。要知挟天子以令诸侯，心术不正，皆三王之罪人。其后魏晋正昉此，故孔孟之门不齿管晏。特孔子圣徳寛洪，时或不揜其善。孟子卫道自任，故絶口不言，为后学法也。
孟子论不动心，归之持其志，无暴其气，二者固当两下工夫。至公孙丑问孟子恶乎长，复告之以「我知言，我善养浩然之气」，而不及志，何邪？
持其志，处即义理之养。孟子养气，全在集义，乃持其志也。孟子细宻工夫，只如此。不肯下敬字，先儒谓其才髙难当。
诗出于小夫贱▯之口，而后之言诗如髙叟，乃不免于固。岂世儒反古者贱▯之不若？
诗人吟咏情性，故意象寛平；老儒执守训诂，故意象窄狭。
文王治岐，闗市不征，泽梁无禁。成周门闗，市廛皆有限，守山林川泽，悉有厉禁。何也？
文王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周经制大备，乃王道之成。
滕文公行仁政，孟子止许以善国，而不以王道期之，何邪？
滕介齐楚之间，灭亡之不暇，孟子所为谋者，无非王道。至无可奈何处，亦以太王望之，岂是不说。
君臣之大义，天地之常经，以其所待之厚薄，而为之轻重。世无是理。孟子冦雠之论，疑若与之背驰。
孟子此语，是说大都报应如
译狂而不直这一章
狂者只是说大话、树立宏大理论的人。这种狂人，凡是心里有事，都直接说出来，没有隐瞒遮蔽，只要一直按正道走下去也就好了。现在有的狂人，全都那样说大话、树立宏大理论。等到涉及利益的地方，只知道自己，反而用道义来要求别人，却不正直。侗者凡事只是那样谨慎老实，不敢轻举妄动也就好了。而现在侗者却不愿意轻举妄动。悾悾者，是无能的人，全都一向那样质朴厚道也就好了。而现在无能的人，却都会使用许多诡诈手段。狂、侗、悾悾，这些是禀受于气质，如此发展到不直、不愿、不信，都是习染而成的。有这些毛病而没有这些美德，也是天下所抛弃的人。
孔子说：“三年学习，不以求取俸禄为目的，是不容易做到的。”
人谁没有欲望？追求利禄之心，普通人本来就不必多说。如果子张作为圣门的高材生，还学习求取俸禄的方法，可见求学很久而不以求取俸禄为目的，确实是不容易做到的。如今有人住在山林之中，吃蔬菜喝菜汤，极其清苦，这样的人也自然难得。像颜回拥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可以承担天下的重任，可以担任卿相的高位，却让他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只有一竹器饭食的供养。颜回在此不被富贵动摇心志，确实是难。所以孔子既称赞他“颜回真贤啊”，又称赞他“颜回真贤啊”。
孔子说：“师挚开始演奏，《关雎》曲终合奏，那音乐盛大充盈，充满耳畔啊！”
这是孔子感叹赞美音乐的盛大，赞美到如此程度，是因为师挚离开后，只怀念那极其美好的音乐，却再也见不到了。
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有人问晦庵先生的注解说：“笃信而不好学，那么所信的可能就不是正道。”不知道人如果不学习，那么所信的是什么事情？先生回答说：“当今有一类人，资质好，一有所闻见，就深信不疑，却不讲习学问，使道理分明，那么到了其弊端显现时就会放纵无度。贼寇、狡诈、愚昧都是不好学的缘故，以至于孝道可能陷父于不义，慈爱可能败坏儿子，都是不好学的缘故。守死而不能完善其道。如今时人侍奉君主，到了面临君主危难时，真是想要向前为君主而死，认为我是爱君主而死，更不辨别我所死的是应当死还是不应当死。像荆轲、聂政的死，只是不应当死而死，白白送死罢了。像伯夷、叔齐的死，死得极其恰当，这样的死才能完善其道。孔子所以说‘殷朝有三个仁人’。”
木钟集卷一
<子部,儒家类,木钟集>
钦定四库全书
木钟集卷二
宋 陈埴 撰
孟子
孟子称琴张、曾晳、牧皮为狂士。曾在沂水沐浴后咏唱而归，便有圣人的气象。孟子说考察他们的行为而不掩饰，所以称为狂。这究竟有什么见解？
狂者立志太高，所以在舞雩台的事情上，胸怀洒落，如同光风霁月一样。他们最终达不到圣人的境界，是因为志向太高而行为不掩饰，所以最终归于狂。然而人品终究不同，所以圣人晚年常感叹狂者不可得见。柳下惠担任士师，三次被罢免也不离去。集注认为有不能枉道事人的意思，那么就有坚定不可动摇的了。燔肉不送给他，孔子践行圣贤的出处之道，贵在见微知著而行动。柳下惠三次被罢免而不离去，为什么呢？
三次被罢免而不离去，所以称为柳下惠的“和”。然而不肯枉道事人，到了三次被罢免，乃是他的“介”（耿介）之处。和而不失其介，所以是圣人的和。
孔子称赞齐桓公的正，管仲的仁，起初并没有丝毫贬低。孟子对于霸者的事情，绝口不谈。齐桓公、晋文公，则认为是孔子所不称道的，为什么呢？
以齐桓公比较晋文公，齐桓公比晋文公好。要知道挟天子以令诸侯，心术不正，都是三王的罪人。其后魏晋正是效仿这个，所以孔孟的门下不屑于提及管仲、晏婴。只是孔子圣德宽洪，有时不掩盖他们的善行。孟子以卫道为己任，所以绝口不言，作为后学的法度。
孟子论不动心，归结为持守其志，不暴戾其气，这两者固然应当两方面下功夫。等到公孙丑问孟子擅长什么，又告诉他“我知言，我善养浩然之气”，而没有提及志，为什么呢？
持守其志，就是义理的修养。孟子养气，全在于积累义，这就是持守其志。孟子细密的工夫，只如此。不肯下“敬”字，先儒认为他才高难当。
《诗经》出于小民贱役之口，而后之言诗如高叟，却不免于固执。难道世儒反而不如古时的贱役吗？
诗人吟咏性情，所以意象宽平；老儒执守训诂，所以意象窄狭。
文王治理岐地，关市不征税，泽梁无禁令。成周的门关，市集都有限制，守护山林川泽，都有严厉的禁令。为什么呢？
文王因民所利而利之，是王道的开始；成周经制大备，是王道的完成。
滕文公实行仁政，孟子只赞许他善于治国，而不以王道期望他，为什么呢？
滕国介于齐楚之间，灭亡尚且来不及，孟子所谋划的，无非是王道。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方，也以太王望之，难道是不说吗。
君臣的大义，天地的常经，以其所待之厚薄，而为之轻重，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孟子寇仇之论，疑若与之背驰。
孟子此语，是说大都报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