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钟集卷六
马齐其力，田马齐其足。
止斋谓桧亡为东周之始，曹亡为春秋之终，乃以为圣人系曹、桧之诗于国风之末，即其思周道、思治之语，为伤无王、无伯之验。愚谓周之东迁，岂専关于一桧之亡，而春秋之终，岂专系于一曹之亡？止斋之言，是欤？非欤？
译驾车马要协调它们的力气，田猎马要协调它们的步伐。
止斋认为，桧国的灭亡是东周开始的标志，曹国的灭亡是春秋终结的标志，于是认为圣人将曹、桧的诗歌附在《国风》的末尾，正是那些思念周道、渴望治世的话语，作为哀伤天下无王、无霸的证明。
我认为，周朝东迁，难道仅仅关乎一个桧国的灭亡吗？而春秋的终结，难道仅仅系于一个曹国的灭亡吗？
止斋的说法，是对呢？还是错呢？
诗序出于汉儒，不可凴。防《春秋》“伤无伯”之説，亦是説者之谈。圣人作《春秋》，决不解主张伯道。以《诗序》证《春秋》，自是船上系帆。但止斋之言，意谓当无王无伯之时，唯小国防亡最先，故小国思患最切，是以圣人系诗作《春秋》，每于小国观世变，非谓由此二国致祸也。
説诗
比类多説，物不见説事。上两句意未尽发，下两句正所谓一倡三叹，一人独唱而三人备和之。如《麟之趾》之类，《生民》诗“履帝武敏歆”，或以为帝喾之行，或以为蹈巨人之迹。
巨人迹防诗辞直是有如此，天地间事有非耳目所常见闻者甚多，不可信耳目而小天地。
关雎，王化之基。迁史乃谓周道衰，诗人本之祍席，而关雎作。鹿鸣，小雅之盛。迁史亦谓仁义陵迟，鹿鸣刺焉。何谓也？
四始之诗，不应以乱世之作，冠于风雅之首。今但玩其诗，刺体邪？美体邪？古今説者，皆説诗之辞，不足凴防。惟有诗文可防。从甲説，则诗文为近；从乙説，则诗文为逺。从甲可也。此説诗之法，亦防按之法。
木钟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木钟集卷七
宋 陈埴 撰
周礼
周礼》郑注云：「凡府史，皆官长所自辟除，胥徒民所给徭役者，不知几时代邪？又不知俸禄何取给耶？」
府史即庶人之在官者，有代耕之禄，既自辟除，即无限年任事，则存留，否则黜去。然古人府史多世守，此无明据，意如此耳。胥徒即民之给徭役者【乡大夫自辟】均人丰年公旬用二日，无年旬用一日。古注改旬为均，非也。繇役则无禄。
宫伯云：「若邦有大事，作宫众，则令之。」窃意此特宫中儆备耳。注：「以为或选当行，周制爪士，王不出尚不行，况士庶子之宿卫王宫者？防然国子亦自有从戎事者，彼盖诸子所掌，非宫伯所掌，未知如何。」
诸子职云：「若国有兵甲之事，则帅国子而致诸子，唯所用之。」正谓此也。大事，谓兵甲之事；作，谓调发起太子，无境外之事；止，谓居守耳。国子在学，则▯于大司乐；在宫，则▯于宫伯；在兵，则▯于诸子。
成周乡大夫皆世禄，独上、中、下士以大比之贤能处之。官职有限，仕进无穷，如何安顿？
王朝公卿大夫元士虽不多员，数六郷之遂，有多少官人吏？除其长外，率是下士、中士为之，多至二万人。古者郷举里选，不患无缺，只患无人耳。所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正谓入郷遂中仕为比闾之长，是时决无待缺耳。
天子曰万乗，诸侯曰千乗。天子曰六军，大国不过三军，此定制也。然攷司徒卒伍之制而约之，司马法不能无疑。司马法曰：「兵车一乗，甲士三人，歩卒七十二人，则是一乗者七十五人之所容也。」约而计之，则三两之数也。四乗则三卒之数也，百乗则三师之所合也，五百乗则三军之所合也。积至于千乗，则六军聚焉。是六军之数，适足以容千乗。以天子之六军言之，则不足于万乗；以诸侯之千乗言之，则不应有六军。
卒伍法与丘甸法异。卒伍家出一人，自五人之伍积而至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即比闾族党州郷之民也。六乡实有此家数即六军实有此兵籍。若夫丘甸之法，合五百十二家【六十四井之家】共出甲士三人，歩卒七十二人【是谓一乗】乃七家出一人。是六郷之家悉可以为卒，而不尽调以为兵。兵籍虽具于六军而调发止从丘乗法。
一是兵籍全数，一是调发抽数，不可合看。
大司徒既掌邦教，典乐，又掌教，何耶？
司徒掌邦教，所以教天下之万民，周礼有十二教之施，是也。典乐成均之法，所以教王朝之子弟，周礼所谓中和只庸孝友，兴道讽诵言语，是也。其在司徒者，则谓之郷学；在典乐者，则谓之国学。
周官师氏掌内朝，司士掌治朝，朝士掌外朝，三官分▯三卿，分掌三朝，其制明矣。而《文王世子》记外朝之政，则曰“司士为之”，何不同也？
太仆掌内朝，司士掌治朝，朝士掌外朝。师氏、近臣掌伺察王之动静，而以媺事告诰人主。此
译《诗经》的序言出自汉代儒者，不可凭信。《春秋》中“伤无伯”的说法，也是解说者的言论。圣人作《春秋》，绝不会主张霸道的道理。用《诗序》来证明《春秋》，自然是船上系帆（比喻不切实际、牵强附会）。但止斋的话，意思是说当天下既无天子也无霸主的时候，只有小国面临灭亡最为紧迫，所以小国对祸患的思虑最为深切，因此圣人编联诗歌并作《春秋》，常常通过小国来观察世道的变迁，并不是说由此两国招致祸患。
解说《诗经》
比喻类比多用于解说，事物不见于解说之事。上面两句意思没有完全抒发，下面两句正所谓一唱三叹，一人独唱而三人齐声和应。像《麟之趾》这类，《生民》诗中“履帝武敏歆”，有的认为是帝喾的足迹，有的认为是踩踏巨人的脚印。
巨人的脚印，《诗经》辞句中确实有这样的说法，天地间的事情有很多不是耳目常常见闻的，不可因为相信耳目见闻而缩小天地的范围。
《关雎》，是王道教化的基础。司马迁的《史记》却说周道衰微，诗人从床席之事本原，于是作了《关雎》。《鹿鸣》，是小雅兴盛的表现。司马迁也说仁义衰败，《鹿鸣》是讽刺之作。这是什么意思呢？
“四始”的诗，不应当以乱世的作品，冠于风雅之首。现在只要玩味这些诗，是讽刺的体裁呢？还是赞美的体裁呢？古今解说者，都解说《诗经》的言辞，不足以凭信。只有诗文可以凭信。遵从甲的说法，则诗文显得近；遵从乙的说法，则诗文显得远。遵从甲是可以的。这是解说《诗经》的方法，也是考证的方法。
木钟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木钟集卷七
宋 陈埴 撰
《周礼》
《周礼》郑玄注说：“凡是府、史，都是官长自己征辟除授的，胥、徒是百姓供给徭役的人，不知道是几代人的制度呢？又不知道俸禄从哪里供给呢？”
府、史就是在官府任职的平民，有代替耕种的俸禄，既然由官长自己征辟除授，就没有年限限制，任职就留任，否则就罢免。然而古代的府、史多是世代守职，这没有明确的依据，大概意思是这样的罢了。胥、徒就是供给徭役的百姓【乡大夫自己征辟】，均人在丰年公事十天用两天，荒年十天用一天。古注把“旬”改为“均”，是不对的。徭役则没有俸禄。
宫伯说：“如果国家有大事，调动宫中的众人，就命令他们。”我私下认为这只是宫中的警戒防备罢了。注说：“认为或许选择应当出征的人，周制爪士，王不出征尚且不行，何况士庶子中宿卫王宫的人呢？虽然国子也有从事军事的人，那大概是诸子所管辖的，不是宫伯所管辖的，不知道如何。”
诸子的职掌说：“如果国家有军事行动，就率领国子而召集诸子，任凭使用。”正是说的这个。大事，指的是军事行动；作，指的是调发起太子，没有境外的事；止，指的是留守罢了。国子在学校，就由大司乐管辖；在宫中，就由宫伯管辖；在军队，就由诸子管辖。
成周的乡大夫都是世袭俸禄，唯独上、中、下士根据大比时的贤能来安排。官职有限，仕途晋升无穷，如何安置？
王朝的公卿大夫元士虽然员额不多，但计算六乡的遂，有多少官员吏员？除了长官外，大多是由下士、中士担任，多达两万人。古代乡举里选，不担心没有空缺，只担心没有人罢了。所谓让百姓推举贤人，外出让他们做长官；让百姓推举能人，入内让他们治理。正是说进入乡遂中任职做比闾的长官，那时决没有等待空缺的情况。
天子称为万乘，诸侯称为千乘。天子称为六军，大国不过三军，这是定制。然而考察司徒卒伍的制度并约略计算，对《司马法》不能没有疑问。《司马法》说：“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那么一乘就是七十五人的容量。”约略计算，就是三三两两的数量。四乘就是三卒的数量，百乘就是三师所合并的数量，五百乘就是三军所合并的数量。积累到千乘，就是六军聚集。这六军的数量，恰好足以容纳千乘。以天子的六军来说，则不足以容纳万乘；以诸侯的千乘来说，则不应有六军。
卒伍法与丘甸法不同。卒伍每家出一人，从五人的伍积累到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这就是比闾族党州乡的百姓。六乡确实有这个家数，也就是六军确实有这个兵籍。至于丘甸的法，合并五百十二家【六十四井的家】共同出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这称为一乘】，也就是七家出一人。这是六乡的家都可以成为卒，但不全部调发作为兵。兵籍虽然具备于六军，但调发只遵循丘乘法。
一个是兵籍的全数，一个是调发的抽数，不可合在一起看。
大司徒既掌管邦教，典乐，又掌管教，为什么呢？
司徒掌管邦教，用来教化天下的万民，《周礼》有十二教的施行，就是如此。典乐成均的法，用来教化王朝的子弟，《周礼》所说的中和只庸孝友，兴道讽诵言语，就是如此。在司徒那里的，就称为乡学；在典乐那里的，就称为国学。
《周官》师氏掌管内朝，司士掌管治朝，朝士掌管外朝，三个官分属三卿，分掌三朝，其制度明确了。而《文王世子》记载外朝的政治，却说“司士为之”，为什么不同呢？
太仆掌管内朝，司士掌管治朝，朝士掌管外掌外朝。师氏，近臣掌管伺察王的动静，而用美好的事告知诰人主。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