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钟集卷七
项官属最切君徳，非掌朝仪也。自太仆所掌燕朝为内朝，即司士所掌治朝为外朝，《文王世子》所言是也。自朝士所掌治朝为外朝，即司士所掌治朝又为内朝，《玉藻》所言「以日视朝于内朝」是也。
译项氏认为，官职的隶属关系最能体现君主的德行，并非仅仅掌管朝廷礼仪。太仆所掌管的燕朝属于内朝，司士所掌管的治朝属于外朝，这正是《文王世子》中所说的情况。而朝士所掌管的治朝属于外朝，司士所掌管的治朝又属于内朝，这正是《玉藻》中所说“在白天于内朝视朝”的情况。
王之卿六命，公侯之卿三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命掌于典命，则天子之命也。及攷《王制》，则次国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二卿命于其君，意者夏商之制然欤？
此当以《王制》兼攷《典命》，但言其命数，不言合命几人。周制，侯国之臣以达于天子为宠，故惟大国之卿得皆命于天子，以次各有隆杀。如齐本侯爵，惟髙、国二卿得命于天子，管仲虽秉权，不过齐卿，且不敢当天子命。卿之礼曰：「有天子之二守，国、髙在位。」晋使巩伯献捷于周，周人以礼让之，曰：「不使命卿镇抚王家，而巩伯实来。未有职司于王室，则虽齐、晋之卿，皆不得命于天子。」信《王制》所言，为周制。
大司徒曰：「制天下之地征。」又曰：「以令地贡。」地贡，即九贡之所贡，明矣。若地征，岂即太宰九赋之所征乎？
地征总言贡赋，下云“以作民职”，即九职，是以令地贡，即九贡，是以敛财赋，即九赋。是九贡为邦国之贡，自是分明。但九职、九赋，先儒分作两项赋税，窃疑不然。按经但言“以九职任万民”，此又言“以作民职”，即不言是赋税。若九赋即曰“以敛财贿”，此又曰“以敛财赋”，则所谓财赋者，止九赋耳。盖九职乃其窠名，财赋所从出者，九赋乃将九职之所入画项填管，以待九式之用。其赋之之法则如载师所言，或十一，或十二，或二十而一，或二十而五。如此攷论，则脉络贯串矣。
泉府凡民之贷者，以国服为之息。盖民用不足，上之人不与，则无以济其用；与之不取息，则无以禆有司出入之耗费。但《周礼》所载入息之数，先儒谓贷万钱者朞出息五百，意者不过二十而取一耳。郑司农谓从官借本贾，而以其所贾之国贷物为息。窃谓周家使民各以其所服国事贡物为息，农以粟，工以器，不取民以所无也。茍如司农贷民本贾之説，则是上下相率，交征利之意。王林解谓泉府所言国之财用，凡以賖贷之息供之。窃谓市防之征布，本以供王膳服，周家却掌之泉府，不妨以此项财与民间通融。其所谓国之财用，盖自取具于市防之征布耳，岂仰给于息钱乎？惟其昧先王之意，是以王莽举是制行于汉，王荆公举是制行于本朝，反为天下祸。未审《周官》之法意如何？
以国服为之息。国服，字他无证。二郑以意説之。大郑谓以物为息，随其国之所货，其论甚通，恕而无多寡之凖，后人无可依据。小郑谓以钱为息，随其国之服事而定其凖。即载师“国宅无征，园防二十而一”，以下等级之数如此，则多寡方有凖耳。诚如小郑所言，则周之贷民有息者，有二十而一者，有什一者，有二十而三者，最重者不过十之二。青苖取息二分，是以周法至重者为凖。又周法以朞而计，青苖则春秋两度敛散，却成四分取息。又周法止是贷民不足，其予之也，必有司辨之，不敢轻予，恐其有非理之用。青苖则家赋户敛，招诱之不来，则抑配继之。然则贷民之与聚敛，其意霄壤矣。韩魏公辨此最详。
来问，错认大郑意，王氏曲説不在论。
井田以九起数，匠人则言九夫为井，而遂人乃云十夫有沟，不知如何推筭。
沟洫之法，以十起数，井田之法，以九起数，郷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匠人是也，先儒之説如此，与孟子合，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近世诸儒，皆欲混而同之，殊不可晓。
井田沟洫之法
按遂人云百夫有洫十夫有沟，沟即不见得包沟洫在内。若是在内，当云百夫十夫之间矣。匠人沟洫却在内，故皆以间言。方十里者，以开方法计之，为九百夫；方百里者，以开方法计之，为九万夫。凡看经，当以正经大字谨谨附旁，若恣意曲説，何有了期？遂人、匠人两处沟洫，分明各是一法，一以十起数，一以九起数。既有“一夫”地为梗积而上之，这许多地，何以附着？无縁消化浑合得他。诸儒才见郑氏説，便谓注防迂儒，不知其説本之孟子。孟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晦翁总其説，谓郷遂用贡法，
译王之卿受六命，公侯之卿受三命，子男之卿受再命，这些任命由典命掌管，都是天子的任命。等到考察《王制》，则次国的一卿由其国君任命，小国的二卿由其国君任命，这大概是夏商制度的情形吧？
这里应当以《王制》兼考《典命》，只说任命的人数，不说合起来任命几人。周代的制度，侯国的臣子能通达天子是荣耀，所以只有大国的卿才能都由天子任命，按等级各有尊卑差别。比如齐国本是侯爵，只有高、国两卿由天子任命，管仲虽然掌握大权，不过是个齐卿，而且不敢当天子的任命。卿的礼仪说：“有天子派来的两位守臣，国、高在位。”晋国派巩伯向周王室献捷，周人用礼让推辞，说：“不派命卿来镇抚王室，却让巩伯来了。没有在王室任职的，即使是齐、晋的卿，都不能由天子任命。”相信《王制》所说的，是周代的制度。
大司徒说：“制定天下的地征。”又说：“用来命令地贡。”地贡，就是九贡所贡纳的，很明白了。至于地征，难道就是太宰九赋所征收的吗？
地征总说贡赋，下面说“用来确立民职”，就是九职，所以命令地贡，就是九贡，所以征收财赋，就是九赋。这样九贡是邦国的贡纳，自然分明。但是九职、九赋，先儒分为两项赋税，我私下怀疑不是这样。按照经文只说“用九职任用万民”，这里又说“用来确立民职”，并没有说是赋税。至于九赋就说“用来征收财贿”，这里又说“用来征收财赋”，那么所谓的财赋，只是九赋罢了。大概九职是名目，财赋从中产生，九赋是将九职的收入分项管理，以备九式之用。其征收法则如载师所说，有的十一税一，有的十二税一，有的二十税一，有的二十税五。这样考察论述，脉络就贯通了。
泉府对于百姓借贷的，以国服作为利息。大概民用不足，上面的人不给予，就无法救济其用；给予而不取利息，就无法弥补官府出入的耗费。但是《周礼》所记载的利息数目，先儒说贷一万钱一年出息五百，大概不过二十取一罢了。郑司农说从官府借本钱做买卖，用所借贷国家的货物作为利息。我私下认为周朝让百姓各自以其所服国家的贡物作为利息，农民用粮食，工匠用器物，不取百姓所没有的东西。如果像司农说的借本钱做买卖的说法，那就是上下相率，互相征利的意思。王林解释说泉府所说的国家财用，凡是赊贷的利息来供给。我私下认为市防征收的布，本来是用来供给王膳服的，周朝却由泉府掌管，不妨用这项财物与民间通融。其所谓国家财用，大概是从市防征收的布中自行取具，难道依靠利息钱吗？只因为不明白先王的意思，所以王莽在汉朝实行这个制度，王安石在本朝实行这个制度，反而成为天下的祸患。不知道《周官》的法意如何？
以国服作为利息。国服，字面没有其他证据。二郑凭意思解释。大郑说以物作为利息，随其国所贷之物，他的论述很通顺，宽恕而没有多少的标准，后人没有依据。小郑说以钱作为利息，随其国的服事而定标准。即载师“国宅无征，园囿二十税一”，以下等级的数目如此，那么多少才有标准。诚如小郑所说，那么周朝贷给百姓有利息的，有二十税一的，有十税一的，有二十税三的，最重的不过十税二。青苗法取息二分，是以周法最重的为标准。又周法以一年计算，青苗法则春秋两度敛散，却成了四分取息。又周法只是贷给百姓不足，给予时，必有官员辨别，不敢轻易给予，恐怕有不合理的用途。青苗法则家赋户敛，招诱不来，就强制摊派继之。那么贷给百姓与聚敛，其意思相差天壤了。韩魏公辨析这个最详细。
来问，错认大郑的意思，王氏曲解不在讨论之列。
井田以九起数，匠人说九夫为井，而遂人却说十夫有沟，不知如何推算。
沟洫之法，以十起数，井田的法，以九起数，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遂人就是这样，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匠人就是这样，先儒的说法如此，与孟子相合，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自赋。
近世诸儒，都想混同它们，实在不可理解。
井田沟洫之法
按照遂人说百夫有洫十夫有沟，沟就不见得包括沟洫在内。如果包括在内，应当说百夫十夫之间了。匠人沟洫却包括在内，所以都用间来说。方十里者，以开方法计算，为九百夫；方百里者，以开方计算，为九万夫。凡看经，应当以正经大字谨慎附在旁边，如果随意曲解，何时有尽头？遂人、匠人两处沟洫，明显各是一法，一以十起数，一以九。既然有“一夫”地为梗积而上之，这么多地，怎么附着？无缘消化浑合得他。诸儒才见郑氏说，便说注疏迂腐，不知道他的说法本于孟子。孟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十税一使自赋”，晦翁总其说，谓乡遂用贡法，
十夫有沟；都鄙是助法，八家同井。其言简而尽矣。但不知其必分二法者何故？窃意郷遂之地在近郊逺郊之间，六军之所从出，必是平原广野，可画为万夫之田，有沟有洫，又有途路，方员可以如图。盖万夫之地所占不多，以井田一同法约之，止有九分之一，故经以径法摊筭，逐一见其子数。若都鄙之地，谓之甸稍县都，乃公卿大夫之采地，包山林陵麓在内，难用沟洫法整齐分画，故逐处画为井田，虽有沟洫不能如图，故但言在其间。其地绵亘一同之地为万夫者九，故经以方法总筭，但止言其母数。
译十夫之地设有沟渠；都鄙地区采用助法，八家共用一井。这番论述简明而详尽。只是不知道为何一定要分为两种方法，这是什么缘故呢？我私下推测，乡遂的土地位于近郊与远郊之间，是六军出兵的地方，必定是平原旷野，可以划分为万夫之田，既有沟渠又有洫道，还有道路，方圆可以像图样那样规整。大概万夫之地所占面积不大，用井田制中一里的标准来衡量，只占九分之一，所以经文用直径法进行分摊计算，逐一列出其子数。至于都鄙之地，称为甸、稍、县、都，是公卿大夫的封地，包含山林丘陵在内，难以用沟洫法整齐划分，所以随处划分为井田，虽然有沟洫却不能像图样那样规整，所以只说沟洫存在于其中。其土地绵延一里的面积，万夫之地有九份，所以经文用面积法总计，只列出其母数。
以子数折之一同计九万夫。盖沟洫之法成于万夫，井田之法成于一同，相去不啻倍蓰。不知后儒何故必欲合之？茍谓周公制法不应三般两様，此诚浅学纸上陈言。古人制国，四方八面，多少法度，岂一个井田字了得？他只如井田既有沟洫法，又有比伍法，又有丘甸法。丘甸则以四起数，比伍则以五起数，纵横罗络，参错夹持，如犬牙相制，所以其法可以支乆。纵壊得一处，更有他处，在不似后世笼统壊时一齐便壊，倒时一齐便倒。恐古人意思如此，更讲明之。
成周虽有井田法，又有比伍丘甸法，今人槩曰井田，何耶？
郷遂之法，沟洫以授田，贡以制赋，比伍以调兵。攷之遂人云：「夫间有遂，遂上有径，至万夫有川，川上有路。」此沟洫之法也。而以什一贡，法制赋；至调兵之法，攷之小司徒云：「五人为伍，至五师为军。」又云：「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则是一家出一夫，一郷出一军，此比伍之法也。都鄙之法，井田以授田，助以制赋，丘乗以调兵。攷之小司徒云：「九夫为井，至四县为都。」此井田之法也。而以九一助，法制邦赋；至调兵之法，攷之司马法云：「甸方八里，实六十四井，出兵车一乗，甲士三人，歩卒七十二人，马四匹，牛十二头。」此丘乗之法也。沟洫长连画去，井田方方积去。沟洫以十起数，井田以九起数，丘乗以田数起兵，比伍以家数起兵。大约丘乗法是七家出一人，比伍法是一家出一人。只縁都鄙兵有征戍事故，用民少；郷遂兵止卫王畿，不调发故，用民多。要之，郷遂虽重而实轻，都鄙虽轻而实重。近世诸儒乃欲合沟洫井田为一法，殊不知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孟子已分作两去，何可合得。
成周郷学国学之异
古者公卿贵贱之分明而不相乱，士庶之途异而不相杂。国学则専以教公卿大夫之子弟，而国之小学则在王宫之左；太学在郊，郷学则専以教万民之子弟，而郷之小学则家有塾，党有庠。大学则遂有序，国学则掌于大司乐，而大胥、小胥皆其属。教法则有乐语、乐徳、乐舞之凡。郷学则掌于郷大夫，而州长、党正、族师皆其属。教法则有六徳、六行、六艺之目。国学之选用，则大胥、小胥先简不率教者，以告于大乐正，乐正乃论其秀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则论于王朝者即为王朝之官，所谓适士是也。郷学之选用，则族师月读法，党正季读法，州长嵗读法，而进退之。郷大夫简不率教者，以告于司徒，而后司徒兴其贤者、能者以礼賔之，而献其书于王，曰选士。乡大夫曰：“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则兴于郷者，往往即为郷遂之吏，如比长、闾胥之中士、下士是也。自始学以至于入仕，圣人之所以别异于郷学、国学者甚严矣。虽然，教法均欲其成才耳，成才均欲其用耳。国子之成才，既使之进于王朝之显仕矣，而郷民之秀杰者，其可终抑之以为郷之小吏乎？盖三代世臣之法，先贵而后贱，先亲而后踈。国之子弟，吾固不可使之出而与乡民伍；而郷民之不愿仕于郷者，圣人又有选用仕进之法，一与国子等，内不失之轻国子，外不失之弃郷民。成周学校之善，岂不于斯可见？
周官六郷之吏，举一郷言之，比长计二千五百人，闾胥计五百人。合六乡言之，比长下士，共一万五千人，闾胥中士，共三千人。不知周官三百六十，如何有许多中士下士。
成周之官有二，有王朝之官，有郷遂之吏。王朝之官，其职有三百六十，其官有三百八十四人【据周礼公卿大夫加一倍法】郷遂之吏，只比长下士共万五千人，闾胥中士共三千人，而六遂之吏不与焉。非必升于王朝，论于司马而后官之也？何以言之？王朝官出于国学，六郷之吏出于郷学。国学以教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其学官之长则为大司乐，其属则大胥、小胥，简其不帅教则告于大乐正，大乐正论其秀者以告于王而官之。司马曰进士。郷学以教万民之子弟，其学官之长则为郷大夫，其属则州长、党
译用你多次折算的方法，一同计算共有九万夫。大抵沟洫的制度是以万夫为单位的，井田的制度是以一同为单位的，两者相差何止数倍。不知道后世儒生为何一定要将它们合并？如果说周公制定的法度不应该三般两样，这确实是浅薄之学、纸上空谈。古人治理国家，四面八方，有多少种法度，岂是一个“井田”字所能概括的？它既有井田法，又有沟洫法，又有比伍法，还有丘甸法。丘甸法以四为基数，比伍法以五为基数，纵横交错，参差夹持，像犬牙一样互相制约，所以这些法度可以长久维持。即使一处崩坏，还有其他处存在，不像后世笼统的制度，崩坏时一齐崩坏，倒塌时一齐倒塌。恐怕古人的用意就是如此，再加以阐明。
成周虽然有井田法，又有比伍丘甸法，现在的人一概称为井田，为什么呢？
乡遂的法度，用沟洫来授田，用贡法来制定赋税，用比伍来调遣军队。考察《遂人》篇说：“每夫之间有遂，遂上有径，到万夫有川，川上有路。”这是沟洫的法度。而用十分之一的贡法来制定赋税；至于调遣军队的法度，考察《小司徒》篇说：“五人为伍，到五师为军。”又说：“凡是征发徒役，每家不超过一人。”那就是一家出一夫，一乡出一军，这是比伍的法度。都鄙的法度，用井田来授田，用助法来制定赋税，用丘乘来调遣军队。考察《小司徒》篇说：“九夫为井，到四县为都。”这是井田的法度。而用九分之一的助法来制定邦赋；至于调遣军队的法度，考察《司马法》说：“甸方圆八里，实际包含六十四井，出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马四匹，牛十二头。”这是丘乘的法度。沟洫是长长地画过去，井田是方方地积起来。沟洫以十为基数，井田以九为基数，丘乘法以田的数量来出兵，比伍法以家的数量来出兵。大抵丘乘法是七家出一人，比伍法是一家出一人。只是因为都鄙的军队有征戍的事务，所以用民少；乡遂的军队只保卫王畿，不调发，所以用民多。总之，乡遂虽然看似重要但实际较轻，都鄙虽然看似轻微但实际较重。近世诸儒却想将沟洫和井田合并为一种法度，却不知道“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孟子已经分作两样了，怎么可以合并呢？
成周乡学与国学的区别
古代公卿贵贱分明而不相混淆，士人与庶人的途径不同而不相混杂。国学专门用来教育公卿大夫的子弟，而国的小学则在王宫的左侧；太学在郊外，乡学则专门用来教育万民的子弟，而乡的小学则是家有塾，党有庠。大学则是遂有序，国学由大司乐掌管，而大胥、小胥都是他的属官。教育法则有乐语、乐德、乐舞的大类。乡学由乡大夫掌管，而州长、党正、族师都是他的属官。教育法则有六德、六行、六艺的项目。国学的选拔任用，则大胥、小胥先挑选不遵从教化的人，报告给大乐正，大乐正于是推举其中的优秀者，报告给君王，从而确定他们的品级。品级确定然后授予官职，那么在王朝被推举的人就成为王朝的官员，这就是所谓的适士。乡学的选拔任用，则族师每月宣读法度，党正每季宣读法度，州长每年宣读法度，从而决定进退。乡大夫挑选不遵从教化的人，报告给司徒，然后司徒举荐其中的贤者、能者，以礼相待，并将他们的名册献给君王，称为选士。乡大夫说：“这就是让民众举荐贤人，出外让他做长官；让民众举荐能人，在内让他治理政务。”那么在乡里被举荐的人，往往就成为乡遂的官吏，比如比长、闾胥中的中士、下士就是。从开始学习到进入仕途，圣人之所以严格区分乡学和国学，原因就在于此。虽然如此，教法都想要他们成才，成才都想要他们被任用。国子的子弟成才后，既然让他们进入王朝担任显贵的官职，那么乡民中的优秀杰出者，难道可以始终压抑他们只做乡里的小吏吗？大抵三代世臣的法度，先贵而后贱，先亲而后疏。国君的子弟，我固然不能让他们出去与乡民为伍；而乡民中不愿在乡里做官的人，圣人又有选拔任用、仕进的法度，与国子同等，对内不轻视国子，对外不抛弃乡民。成周学校的好处，难道不从这里可以看出吗？
《周官》六乡的官吏，举一乡来说，比长计二千五百人，闾胥计五人。合六乡来说，比长下士，共一万五千人，闱胥中士，共三千人。不知道《周官》三百六十职，怎么会有这么多中士下士。
成周的官职有两类，有王朝的官，有乡遂的吏。王朝的官，其职位有三百六十，其官员有三百八十四人【依据《周礼》公卿大夫加一倍的法则】；乡遂的吏，仅比长下士共一万五千人，闾胥中士共三千人，而且六遂的官吏不在其中。难道一定要升迁到王朝，由司马议论然后才授予官职吗？为什么这么说呢？王朝的官出自国学，六乡的吏出自乡学。国学用来教育公卿大夫士的子弟，其学官之长是大司乐，其属官是大胥、小胥，挑选不遵从教化的人则报告给大乐正，大乐正推举其中的优秀者报告给君王从而授予官职。司马称之为进士。乡学用来教育万民的子弟，其学官之长是乡大夫，其属官是州长、党
正之类，亦必简其不率教以告于大司徒，而后司徒賔兴其贤者能者，献于王曰选士。故自国学出者，皆仕于王朝之官，所谓适士、元士也，其禄视附庸之国。若夫自郷学出者，官为六郷之吏，即周官所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是也。所谓出长是因其徳行可以为长，则使自五家之比出而为二十五家之长，是为闾胥，以长其民；入治者是因其才能可以治事，则使还入五家之内，是为比长，以治其事。闾胥、比长，其位皆系庻士，其禄与庻人在官者同，止足代耕，其礼之优，仅免郷之徭役，而犹未免司徒之征。由此观之，则王朝之士为命士，六郷之中士、下士乃不命之士【典命有不命之士】盖其教养论选仕进之法，本自不同故也。虽然，六郷之贤能，岂终不得仕进于王朝邪？方其升于王朝之时，若不愿仕于六郷，则自司徒而径升于国学，曰俊士。按王制，然后论选仕进之法，一与国子弟等是，则六郷之民，进可官于王朝，退可官于郷遂，未成者犹得养之于学，无成者不失为受田之民。成周之时，郷遂之民所以多髦士者，其道盖出诸此。
译正这类人，也必定要选拔那些不听从教化的人，上报给大司徒，然后司徒才举荐其中的贤者和能者，献给周王，称为“选士”。所以从国学出来的人，都在王朝的官府任职，就是所谓的适士、元士，他们的俸禄相当于附庸小国的国君。至于从乡学出来的人，则担任六乡的官吏，这就是《周官》所说的“让百姓推举贤者，派出去让他们做长官；让百姓推举能者，派回来让他们处理政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谓“出长”，是因为他们的德行足以做长官，就让他们从五家的“比”中出来，担任二十五家的长官，称为闾胥，来统领百姓；所谓“入治”，是因为他们的才能足以处理事务，就让他们回到五家之内，担任比长，来处理事务。闾胥、比长，他们的职位都属于庶士，他们的俸禄与在官府服役的庶人相同，仅仅够维持耕作所需，他们受到的优待，只是免除乡里的徭役，但仍然不能免除司徒征收的赋税。由此看来，那么王朝的士是受命之士，六乡中的中士、下士则是未受命之士【《典命》篇中有不命之士】，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教养、论选、仕进的制度，本来就不一样。虽然如此，六乡中的贤者和能者，难道最终就不能在王朝做官吗？当他们在王朝任职的时候，如果不愿意在六乡做官，那么就从司徒那里直接升入国学，称为俊士。按照《王制》的说法，然后论选仕进的制度，就与国学的子弟一样了，那么六乡的百姓，进可以在王朝做官，退可以在乡遂做官，学业未成的仍然可以在学校接受培养，学业无成的也不失为拥有田地的百姓。成周时期，乡遂的百姓之所以多俊才，其原因大概就出于此。
天官冡宰，与王论道官也。虽酒浆财用防计等事，皆领于天官之属。莫是又使冡宰兼有司之事否？
冡宰专一节制，人主若财计、若酒浆之类，虽各有司存，但有司不可与人主较可否。冡宰上行三公事，凡有司所不可较者，冡宰可谈笑而道之，乃是格君心之大者。不待事已出而有司纷争之，闻止斋説。
士田在近郊，近郊只五十里，一官自有八十来士，如何将五十里郊了得许多士禄？又不知自士以上田，永为己业，罢任则或归之官。
士不受田。所谓士田者，以此田之入供士之禄也【下士视上农，谓之代耕之禄，即不受田可知】王制除封国外，其余以禄士，即士田也。所谓近郊五十里者，谓去王城五十里外，四面皆近郊，六郷在其中，不知几田几里。
周官设女巫，氏女巫非宫中所冝置也。汉文尚除其制，孰谓周公为之乎？
女曰巫，男曰觋。古人既有祷禳之事，与其旋求于外，不若预设于内。既属之于王官，又统之以冡宰，即与后世妖巫异也。
古者用民三日，周礼均人，丰年则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无年则公旬用一日。与《王制》不同意者，歳不过三日，恐是力征非服戎之事。君服戎之事，则不止三日，未知是否。
三日，法之常，视丰凶者，行法之权，只三日，力役之征，圣人犹爱惜民力，如此，兵事以一歳为更，不在此限。成周取民之制，不过什一，然攷之当时，岂但什一？或二十而一，或二十而五，或无过什二，何若是之不同耶？説者谓周人重务本而抑末利，故若是之不同，使果重本而抑末，则止可以言漆林之征，其余又不可以例论。
什一之法止行于井田沟洫【乡遂谓十夫有沟乃十而赋一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乃十而赋一】其他如防里之赋，宅田、土田、贾田之赋，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之赋，与夫甸、稍、县、都，又见于载师所言差等不同者，疑皆不在井田沟洫之数。只攷载师，自见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言为然而孟子言班爵禄亦然。至《周礼》大司徒言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至子男皆悉倍于《王制》。孟子之所论説者，谓《周礼》并附庸而言，使并附庸而言，然《王制》论诸侯之附庸，亦不与分地之数。姑以公地观之，未有公地居其一而附庸乃居其四也。
周礼与孟子实不同。孟子是商制，王制亦是商制。周礼乃成周制，成周制作，百度皆别，封国増广，无可疑者。今恶其异，而必曲説以合之。纵饶如何巧説，终无可合之理。
周官刑罚，庆赏相及，相共颇类商鞅相收相连之法。説者以为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是固然，然后世不能皆文武周公，则此等刑法多是流入一切中来。不知周公立法之初，亦尝虑及此否？
比伍法当与井地沟洫相持，其授田时，或八家而同井，或十夫而同沟，已自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是相保相爱相友相共之意，已自见于授田之时矣。可以比伍而无法乎？今既无井田沟洫，只有保伍法，孤单在此，所以少恩也。
出使长之入使治之
出五家之比而为二十五家之长，或出二十五家之闾而为百家之长，是之谓出长。本五家之中居仍旧，入作五家之官；本二十五家之中居仍旧，入作二十五家之官，是之谓入治。此是乡学出身，即使就乡学中作吏，此郷举里选之法也。
大宗伯之职，春祠，夏禴，秋甞，冬烝，此四时之祭也。而释献馈食，四时祭中皆有之。郑氏别此为祫为禘，不知其説何据。
宗庙之祭，除四时祭外，大祭只有祫与禘。《周礼》既冠释献馈食于四时祭之上，即为祫禘，可知郑氏亦以文势推之，本无可证。
周制，郷三老即三公，则六卿之大夫即六官之卿，分摄之耳。然春秋世妇每宫卿二人，六宫则十二卿也，此岂六官之卿分摄邪？
每宫卿二人，疑是卿领二宫？周礼官制用倍法，卿只是六人，掌六典者，此六卿也。此是以一卿兼领诸司，所谓官聮者，是非摄也【程传谓每宫卿十二人，即三夫人九嫔共十二
译天官冡宰，是辅佐君王讨论治国大道的官员。虽然酒浆、财用、防计等事务，都归天官下属管理。难道又要让冡宰兼任具体职官的事务吗？
冡宰专门负责节制，人主对于财计、酒浆之类的事务，虽然各有专职官员存在，但专职官员不能与人主争辩是非对错。冡宰向上执行三公的事务，凡是专职官员所不能争辩的，冡宰可以谈笑间向君王陈述，这才是匡正君王心志的大道理。不必等到事情已经发生、专职官员之间产生纷争才去处理，这是闻止斋的说法。
士的田地在近郊，近郊只有五十里，一个官员手下自有八十多名士，怎么能让五十里的近郊容纳这么多士的俸禄呢？又不知道从士以上的田地，是否永远作为私产，罢免官职后是否归还给官府。
士不直接受田。所谓士田，是用这些田地的收入来供给士的俸禄【下士的俸禄比照上农，称为代耕之禄，由此可知士并不直接受田】《王制》规定，除了封国之外，其余用来禄养士的，就是士田。所谓近郊五十里，是指距离王城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四面都是近郊，六乡在其中，不知道有多少田地、多少里数。
《周官》设置女巫，氏女巫不是宫廷中应该设置的。汉文帝尚且废除了这个制度，谁说周公会这样做呢？
女性称为巫，男性称为觋。古人既然有祈祷禳灾之事，与其临时向外寻求，不如预先在内部设置。既然隶属于王官，又由冡宰统领，这就与后世的妖巫不同了。
古代征用民力不超过三天，《周礼》均人一职规定，丰年则公家每十天用民力三天，中年用两天，荒年用一天。与《王制》说法不同的地方，是《王制》说一年不超过三天，恐怕这是指力役征发，而非服兵役之事。君王服兵役之事，就不止三天了，不知道是否如此。
三天，是法律的常规，根据年成丰歉调整，是执行法律的权变。仅仅三天，力役征发，圣人尚且如此爱惜民力，那么兵事以一年为更替，不在此限。成周取用民力的制度，不超过十分之一，然而考察当时，难道仅仅是十分之一吗？有的地方是二十分之一，有的是二十分之五，有的不超过十分之二，为什么如此不同呢？解说的人认为周人重视农业根本而抑制商业末利，所以如此不同，如果确实重视根本而抑制末利，那么只能用来解释漆林之征，其余的又不能用这个例子来类推。
十分之一的税法只实行于井田沟洫【乡遂地区十夫有沟，于是十取一；都鄙地区用助法，八家同井，于是十取一】其他如防里之赋，宅田、士田、贾田之赋，官田、牛田、奖田、牧田之赋，以及甸、稍、县、都，还有见于《载师》所说的差别不同的，怀疑都不在井田沟洫的数额之内。只要考察《载师》，自见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的说法，《王制》所言如此，孟子论班爵禄也是如此。至于《周礼》大司徒说公五百里，侯四百里，直到子男都完全加倍于《王制》。孟子所论述的，是说《周礼》连同附庸一起计算，如果连同附庸一起计算，然而《王制》论诸侯的附庸，也不计入分地的数额。暂且以公地来看，没有公地占其一而附庸占其四的情况。
《周礼》与孟子确实不同。孟子说的是商制，《王制》也是商制。《周礼》是成周制度，成周的制度，百事都不同，封国扩大，无可怀疑。现在厌恶其不同，而一定要曲解以使之符合。纵然如何巧辩，终究没有符合的道理。
《周官》刑罚，庆赏相及，相互牵连颇类似商鞅相收相连之法。解说的人认为有《关雎》《麟趾》的意蕴，然后才可以实行《周官》的法度。这固然如此，但后世不能都是文武周公，那么这些刑法大多会流入严酷之中。不知道周公立法之初，也曾考虑到这一点吗？
比伍法应当与井地沟洫相配合，其授田时，或者八家同井，或者十夫同沟，已经自然做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那么相保相爱相友相共的意蕴，已经在授田之时显现了。可以有比伍而无法吗？现在既然没有井田沟洫，只有保伍法，孤立在此，所以少恩。
出使长之入使治之
出五家之比而为二十五家之长，或者出二十五家之闾而为百家之长，这叫做出长。原本在五家之中居住依旧，入作五家之官；原本在二十五家之中居住依旧，入作二十五家之官，这叫做入治。这是乡学出身，即使就在乡学中作吏，这是乡举里选之法。
大宗伯的职责，春祠，夏禴，秋尝，冬烝，这是四时之祭。而释、献、馈、食，四时祭中都有。郑氏将这四者分别定为祫祭和禘祭，不知道他的说法依据什么。
宗庙之祭，除了四时祭外，大祭只有祫祭与禘祭。《周礼》既然将释献馈食冠于四时祭之上，即为祫禘，可见郑氏也是根据文势推断，本来没有证据。
周制，乡三老即三公，那么六卿的大夫即六官之卿，只是分任罢了。然而春秋世妇每宫卿二人，六宫则是十二卿，这难道是六官之卿分任吗？
每宫卿二人，怀疑是卿统领二宫？《周礼》官制用倍法，卿只是六人，掌管六典者，就是这六卿。这是以一卿兼领诸司，所谓官联者，这不是分任【程传谓每宫卿十二人，即三夫人
天官酒浆醯醢之类，皆主王之膳羞。圣人以道制欲，凡男女饮食之奉，使冡宰节制行于其中，乃格心之大者，非可以后之政令言。
周家朝聘制度，大约诸侯亲见于王，有六礼：朝觐、宗遇、防同，是也。诸侯使其臣见于王，有二礼：聘、覜，是也。王朝臣下交诸侯，有四礼：间问、归赈、贺庆、致禬，是也。槩见于经者如此。但小行人曰：“存、覜、省、聘、问臣之礼也。”不知诸侯使其臣如王所有此五礼，即聘、覜之礼，明矣。郑行人注谓“间问即存省之属”，则存、省、问三礼未辨，其何所据？
诸侯自身行礼者有六，朝觐、宗遇、防同；使其臣行礼者有五，存覜、省聘、问。五礼中或言聘，恐其总耳。故大宗伯复云：“时聘曰问，殷覜曰视。”则问、视者疑，即存省问之总名也。王之抚诸侯，亦有存覜省之礼，盖上下不嫌同名耳。
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畞；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至遂人则曰：“上地，田百亩，莱五十亩；中地，田百亩，莱百畞；下地，田百畞，莱二百亩。”大司徒何以言“易”？遂人何以言“莱”？
易之与莱，世儒多言地力薄者休一歳为莱，至明年而易种，是为中地，一易其甚薄者休二歳为莱，至后年而易种，是为下地，再易是固然矣。但尽使休百亩、二百亩之田而为草莱之地，则莱者地力益薄，而其后施功愈难【今人耕地则无收一年】古人所谓易与莱，不如是其拙也。按汉赵过为代田，代即古法之所谓易也。其法一亩分而为三甽，广尺，深尺【古言濬畎浍距川即种苗之水地也】而播种于三甽中，歳代处，故曰代田。代处谓亩濶六尺，三尺为甽，则三尺为陇，甽与陇相间【若今种姜一法然】今年此为甽而彼为陇，明年此为陇而彼为甽，每歳更易其甽以播种，则常得生地而地力完。及苖既滋长，则稍耨陇草，因隤其土以附苖根，比盛暑则陇盛而根深，可耐风与旱，故能以薄地而倍收。此赵过代田之法也。赵过自言即古田法【古称南亩皆向南而分甽，东亩谓皆向东而分甽】可见《周官》之所谓易与莱者，不过更代而分甽陇。一易则间一陇而为甽，再易则间二陇而为甽，种踈则结实倍。古人治地能以恶为肥，为有此法也。然既言易复言莱者，以其受田倍于上地，嫌于得粟之多，有不均之患，故名其田曰莱者，以明其得粟不过与上地等，虽曰倍给其田，而其休而为陇者皆无用之莱地耳。大司徒之造都鄙，即遂人之治野，司徒举其凡，遂人详其目耳。
周之军赋起于丘乗，其法止于五百十二家，出甲士三人，歩卒七十二人，牛十二头，马四疋而已。不知军粮之费，亦出于丘甸中，如何？
刑法志》云：「税以足食，赋以足兵。食只取什一之税，但古人处处有委积之储，必不餽粮于千里之外。」
周军赋，齐内政，晋被庐，鲁丘甲，田赋。其制异同如何？
军赋之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五百十二家，出甲士三人，歩卒七十二人，牛十二头，马四疋，是为一乗。此丘甸出军赋，法乃五百十二家共出许多赋，大约七家合出一兵，所谓民皆可为兵而不尽为兵也。内政自五家之轨，而至于十连之郷，大约周比闾之法，自五人之伍，而至于二千五百人之师，大约寓兵于农之意。但家出一兵，与丘甸之法异，此强国之丘也。丘甲谓一丘之夫便使出甲士，周以五百十二家出甲士三人，鲁乃以百二十八家出甲士，与古大异矣。田赋谓计田而出赋，如一夫一井之田便使出军赋，不复如丘甸法，又甚于丘甲矣。陈止斋谓田赋亦家出一兵。
夏一夫受田五十亩，每夫计五畞之入，为贡；商一夫受田七十畞，同助。公田取民之制，相去不逺。而授田之法，三代不同。窃意古时民稀，其后日以渐多，而授田之法反倍于古。借曰土地日以开辟，亦岂能遽倍于古之时耶？
生齿蕃庻，则土地开辟。只看《皇矣》之诗，周之先公兴于豳，则向之荆棘莽榛，今皆为人民都防。天地生许多民物，便有许多土地。所以到周
译天官中酒浆、醋酱等类，都主管王室的膳食。圣人用道来节制欲望，凡是男女饮食的供给，让冢宰在其中进行节制推行，这是端正人心的大事，不能用后世的政令来衡量。
周代的朝聘制度，大致诸侯亲自朝见天子，有六种礼仪：朝、觐、宗、遇、防、同，就是这些。诸侯派遣臣子朝见天子，有两种礼仪：聘、觌，就是这些。天子派臣子与诸侯交往，有四种礼仪：间问、归赈、贺庆、致赙，就是这些。大概经书中记载的就是这样。但是《小行人》说：“存、觌、省、聘、问，是臣子的礼仪。”不知道诸侯派遣臣子前往天子那里，有这五种礼仪，也就是聘、觌的礼仪，这是很明白的。郑玄在《行人》注中说“间问就是存、省这一类”，那么存、省、问这三种礼仪没有区分，他有什么依据呢？
诸侯亲自行礼的有六种：朝、觐、宗、遇、防、同；派遣臣子行礼的有五种：存、觌、省、聘、问。五种礼仪中有时说“聘”，恐怕是总称。所以《大宗伯》又说：“按时聘问叫作问，频繁视察叫作视。”那么问、视大概也就是存、省、问的总称吧。天子安抚诸侯，也有存、觌、省的礼仪，大概上下不忌讳名称相同罢了。
《大司徒》说：不易之地，每家一百亩；一易之地，每家二百亩；再易之地，每家三百亩。”到了《遂人》却说：“上等地，耕地一百亩，休耕地五十亩；中等地，耕地一百亩，休耕地一百亩；下等地，耕地一百亩，休耕地二百亩。”《大司徒》为什么讲“易”？《遂人》为什么讲“莱”？
易和莱，世俗儒者大多说地力薄的休耕一年叫作莱，到了第二年更换种植，这就是中等地，一易；地力更薄的休耕两年叫作莱，到了第三年更换种植，这就是下等地，再易，这固然不错。但是假如让休耕的一百亩、二百亩田地都变成杂草丛生的荒地，那么莱地的地力会更加贫瘠，而之后耕作更加困难【如今人耕地则无收一年】古人所说的易与莱，不像这样笨拙。查考汉代赵过实行代田法，代就是古法所说的易。他的方法是一亩地分成三条沟，宽一尺，深一尺【古人说的深沟大渠就是种苗的水地】而在三条沟中播种，每年更换位置，所以叫作代田。代处是说亩宽六尺，三尺为沟，那么三尺为垄，沟与垄相间【就像现在种姜的一种方法】今年这里是沟而那里是垄，明年这里是垄而那里是沟，每年更换沟的位置来播种，那么常能得到新土而地力完整。等到禾苗已经滋长，就稍微锄去垄上的草，顺势把土推到禾苗根部，等到盛夏时垄土厚实而根系深，可以耐受风与旱，所以能用贫瘠的土地而加倍收获。这是赵过代田的方法。赵过自己说就是古代的田法【古称南亩都是向南而分沟，东亩都是向东而分沟】可见《周官》所说的易与莱，不过是更代而分沟垄。一易就间隔一垄作为沟，再易就间隔两垄作为沟，种植稀疏则结实加倍。古人治理土地能把劣地变为肥地，是因为有这种方法。然而既然说了易又说了莱，是因为他们受田比上等地多一倍，担心得到粮食太多，有不均的祸患，所以称他们的田叫作莱，以表明他们得到的粮食不过与上等地相等，虽然说是加倍供给田地，而他们休耕作为垄的都是无用的莱地罢了。《大司徒》规划都鄙，就是《遂人》治理郊野，《司徒》举其大概，《遂人》详述其条目罢了。
周代的军赋起源于丘乘，其制度止于五百十二家，出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牛十二头，马四匹而已。不知道军粮的费用，也是从丘甸中出，怎么样呢？
《刑法志》说：“税用来充足粮食，赋用来充足兵力。粮食只取十分之一的税，但是古人处处有储备，一定不会运送粮食到千里之外。”
周代的军赋，齐国的内政，晋国的被庐，鲁国的丘甲，田赋。它们的制度异同怎么样？
军赋的方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甸。甸五百十二家，出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男十二头，马四匹，这是一乘。这丘甸出军赋，方法是五百十二家共同出这么多赋，大约七家合出一兵，所谓百姓都可以当兵但不都当兵。内政从五家的轨，到十连的乡，大约周比闾的方法，从五人的伍，到二千五百人的师，大约寓兵于农的意思。但是每家出一兵，与丘甸的方法不同，这是强国的丘。丘甲说是一丘的壮丁就出甲士，周代以五百十二家出甲士三人，鲁国却以一百二十八家出甲士，与古代大不相同了。田赋说计算田地而出赋，如一夫一井的田地就出军赋，不再像丘甸法，又比丘甲更严重了。陈止斋说田赋也是每家出一兵。
夏代一夫受田五十亩，每夫计算五亩的收获，作为贡；商代一夫受田七十亩，同助。公田取民的法度，相差不远。而授田的方法，三代不同。我私下认为古时人口稀少，后来人口逐渐增多，而授田的方法反而比古代加倍。假使说土地日益开辟，难道能突然比古代加倍吗？
人口繁衍众多，那么土地开辟。只看《皇矣》这首诗，周代的先公兴起于豳，那么以前的荆棘荒草，现在都成为人民的都邑。天地生出这么多民物，便有这么多的土地。所以到了周代
大司乐固是教国子学官，而郷遂之学独不散见于《周官》，何耶？
自郷大夫而下至比长，此郷学之官【遂率此】
其教养升黜之法，则月终而比者，百家；至三年大比，则合万二千五百家而陞黜矣。
廪人、仓人皆掌九谷出入，皆不闻防计，何也？
歳终则防，百司庻府皆然。既有司防之官，在百司庻府不必尽言，可也。
九职任万民，自三农而下，八者皆无事于耕。信然，则成周盛时，农之家一，食粟之家九。况虞衡薮牧，百工商贾，各又设为之职，安在于駈而縁南畞防？
食货志》云：「工商亦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均是王民，彼独不受田，又无代耕之粟，一人必不然。」载师有士田、贾田之类，可见民不尽耕，不为害；不均之害大。
井田
方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以十起数，此井田结甲纳税法制禄之法，皆以是计。如天子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法皆以方计筭数，具于《王制》。要知此只计户口输税，计户口食禄筭法，合如此积起，非是地段方正，一如纸上之图。
同地万井
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以四起数。此丘乗法，合六十四井，计五百十二家，通出甲士三人，歩卒七十二人，牛十二头，戎马四疋，兵车一乗。是谓乗马之法，以供军赋。故百乗之家，则合六千四百井，而通出百乗之兵赋；千乗之国，则合六万四千井，而通出千乗之兵赋；万乗之国，则合六十四万井，而通出万乗之兵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起数既别，当作两项看。
木钟集卷七
<子部,儒家类,木钟集>
钦定四库全书
木钟集卷八
宋 陈埴 撰
礼记
王制封国辨
古者封国之法，计田而不计地。盖自天子至扵五等诸侯，无非计民田之实而食其租赋，犹后世封邑计户口而食之。故《王制》自天子之千里而至扵子男五十里，皆言田而不言地，此最为识古制者。大率田可计而地不可计。古者井九百亩为一里，故凡谓之方一里者，皆九百亩之田而八家之租赋也。夫封国之里与分服之里，二者为法不同。封国之所谓里者，乃田里之里；分服之所谓里者，乃道里之里。田里之里，其法以方而计，即井方一里是也。道里之里，其法以袤而言，如二十五家为一里之类是也【此无丈数，姑约此大端明之】后儒攷之不详，往往混二者而无所分别，至谓天下之地图皆可以开方法计之。如夏之五服，则面方五千里而开方则为二十五千里；如周之六服，则面方七千里而开方则为四十二千里。不知分服之法，计道里之逺近而为朝贡之节【犹今之路程】封国之法，计田里之多寡而为赋禄之制，岂可同日语耶？今并指为田里之里而以开方法乗之，则九州之内，江淮河汉，山陵林麓，城郭沟池，宫室涂巷，广袤绵亘，缤纷交错，何可以实计邪？既不可以实计，由是创为三分去一之说，而封国之制皆然。审如此，则平原广野与夫山泽险阻之地，例以三分去一之说约之，则必有不均之患。且制禄食租，无可计之实，而姑为茫昧之约，此岂经界既正，均田制禄之道？故后儒之失，大抵失于以三分去一之说而论田，以积实开方之法而论路。如《王制》以田而定封是矣，而复仍用三分去一之说；言九州之地图是矣，而复仍用方三千里之说。此攷之不精，殆纸上之陈言，故不得不辨。
王制建学法
古者公卿大夫之子弟，以至万民之子，生八嵗而入小学，教之以防仪之事，十有五嵗而入大学，教之以成人之事，此大小学之所由建也。其谓之国学者，则以教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即大小学之立于国中者；其谓之乡学者，则以教万民之子弟，即大小学之立于乡遂者。其国学之制，则小学在王宫南之左，大学在郊是也【准诸侯之制】其郷学之制，则所谓家有塾，党有庠者，小学也；遂有序者，大学也。其学官之职，则国学掌于大乐正，而大胥、小胥以下其属也；郷学掌
译大司乐固然负责教导国子和学官，但乡遂的学校却唯独没有分散记载在《周官》中，这是为什么呢？
从乡大夫以下直到比长，这些是乡学的官员【遂率此】
他们关于教养和升降黜陟的方法，则是每月终了时考核比长，百家为一比；到了三年大比的时候，就合并一万二千五百家来进行升降黜陟了。
廪人、仓人都掌管九种谷物的出入，却都不听说有防计（稽查账目），这是为什么呢？
年终时进行防计，百官众府都是这样。既然有专门负责防计的官员，在百官众府中就不必每处都详加说明，是可以的。
九职任用万民，从三农以下，其他八类都不从事耕作。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成周盛世时，从事农业的家庭占十分之一，吃粮食的家庭占十分之九。况且虞衡、薮牧，以及百工、商贾，各自又设立了专门的职务，哪里在于驱使他们去南亩耕作呢？
《食货志》说：“工商也受田，五口才相当于一个农夫。都是王的子民，他们唯独不受田，又没有代耕的粮食，一个人必然不能存活。”载师中有士田、贾田等类别，可见百姓不全从事耕作，不会造成危害；分配不均的危害才大。
井田
一平方里为一井，十井为一通，十通为一成，一成是十平方里。十成为一终，十终为一同，一同是百平方里。以十为基数起算，这井田结甲、纳税、制定俸禄的方法，都以此计算。比如天子田地是千平方里，公侯是百平方里，伯是七十平方里，子男是五十平方里。这些方法都以平方计算数目，详细记载于《王制》。要知道这只是计算户口输税、计算户口食禄的算法，应该这样累积起来，并不是说地块方正，完全像纸上的图纸一样。
同地万井
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以四为基数起算。这是丘乘之法，合计六十四井，计算五百一十二家，总共出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牛十二头，戎马四匹，兵车一辆。这叫做乘马之法，用来供给军赋。所以拥有百乘兵车的家族，就合计六千四百井，而总共出百乘的兵赋；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家，就合计六万四千井，而总共出千乘的兵赋；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家，就合计六十四万井，而总共出万乘的兵赋。税收用来充足粮食，赋役用来充足兵力。起算的基数既然不同，应当当作两项来看待。
木钟集卷七
<子部,儒家类,木钟集>
钦定四库全书
木钟集卷八
宋 陈埴 撰
礼记
王制封国辨
古代封国的制度，计算田地而不计算地域。大概从天子到五等诸侯，无非是计算民田的实际数量而征收其租赋，就像后世封邑计算户口而征收赋税一样。所以《王制》从天子的千里到子男的五十里，都只说田而不说地，这最算是懂得古代制度的人。大抵田地可以计算而地域难以计算。古代井田九百亩为一里，所以凡是称为方一里的，都是九百亩的田地以及八家的租赋。封国的里与分服的里，这两种作为制度是不同的。封国所说的里，是田里的里；分服所说的里，是道路里程的里。田里的里，其方法以平方计算，即井田方一里就是如此。道路里程的里，其方法以长度而言，如二十五家为一里之类就是如此【此处没有具体丈数，暂且约略说明这个大意】后来的儒者考证不详细，往往混淆二者而无所分别，以至于说天下的地图都可以用开方法来计算。比如夏代的五服，则面方五千里而开方就是二十五千里；比如周代的六服，则面方七千里而开方就是四十二千里。不知道分服的方法，是计算道路里程的远近作为朝贡的节度【就像现在的路程】；封国的方法，是计算田里的多寡作为赋禄的制度，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现在一并指为田里的里而用开方法去乘算，那么九州之内，江淮河汉，山陵林麓，城墙沟池，宫室街巷，广袤绵亘，缤纷交错，怎么可以用实际数值来计算呢？既然不能用实际数值计算，于是创立了三分去一的说法，而封国的制度都是如此。如果确实这样，那么平原广野与山泽险阻之地，都按照三分去一的说法来约略计算，就必然有不均的祸患。而且制定俸禄征收租税，没有可以计算的实际依据，而姑且做茫昧的约略，这难道是经界已经端正、均田制禄的道理吗？所以后来儒者的失误，大抵失误在于用三分去一的说法来论田，用积实开方的方法来论路。比如《王制》用田来定封国是对的，却又仍然沿用三分去一的说法；说九州地图是对的，却又仍然沿用方三千里的说法。这是考证不精，大概是纸上的陈词滥调，所以不得不辩驳。
王制建学法
古代公卿大夫的子弟，直到万民的子弟，八岁进入小学，教导他们礼仪之事，十五岁进入大学，教导他们成人的事，这就是大小学建立的原因。那些称为国学的，是用来教育公卿大夫士的子弟，即设立在国都中的大小学；那些称为乡学的，是用来教育万民的子弟，即设立在乡遂中的大小学。国学的制度，则是小学在王宫南面的左边，大学在郊外【参照诸侯的制度】。乡学的制度，则是所谓家有塾，党有庠，这是小学；遂有序，这是大学。学官的职责，则是国学由大乐正掌管，而大胥、小胥以下是他的属官；乡学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