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钟集卷五
不以形势为固。
周礼》司刑掌法，以二千五百之属，均其数于五刑。至穆王之用刑，乃有五刑之属三千，何也？
译不凭借地势险要来作为坚固的保障。
《周礼》中司刑掌管刑法，将二千五百种罪名，平均分配在五种刑罚之中。到了周穆王使用刑罚时，五种刑罚的罪名竟然多达三千种，这是为什么呢？
法制随时刋定，常自踈而之宻一似淳熈申明，便与乾道申明不同，此却不是死执物。
尧典》仲春、仲夏、仲秋、仲冬，与《月令》四仲昏旦中星不同，何故？
谓之中星者，当南方之正，直午位之中者也。然星随天西转，无刻不有中星，但其法以初昏为候，故《尧典》之所指，即谓昏中也。其以星鸟言者，是以四象言也；其以星火言者，是以二十八宿言也。要皆不出于二十八宿，四分之则为四象，十二分则为十二辰耳。然《尧典》但提其大纲，若厯家则转加宻矣。故《月令》析为十二，三统析为二十四气，且兼旦中而言，则愈析愈宻固不厌析也。盖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分其度而得一，谓零防数也】其一昼夜左旋一周天，而又竒一度。置周不数，而独数其竒故谓星日行一度。若甲日某星初度中，即乙日某星二度中，日有三百六十六，即中星亦有三百六十六。必星官以玉衡窥之，毫厘不差，斯可以定节气而成四时。若三统分二十四气，在厯家且尔，况《月令》《尧典》乎？古今▯法不同，大抵较踈宻耳。
四防之恶，尧不诛之，而舜诛之，何也？谓四防在尧时，恶未着，如驩兠荐共工一事，肆其欺罔，罪安所逃？然尧不诛之，何耶？
驩兠因问而举未是欺罔，但尧自照破羣情耳。所以照破而复容之者，犹明鉴在此，虽妍丑洞照，亦须待物来方，可不曽持鉴索照？盖索物而照之，即非廓然之公，物来顺应矣。又曰：所谓取之而燕民恱，则取之舜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恱，则勿取尧是也。
古者道徳同风俗一，虽蛮貊犹且向化，如何却有不率化之蛮夷居于中国？如鲁之徐戎。
中土凢山谷愈险之地，即有小戎种落居之，犹今之蛮徭然。盖古以封建治天下，疆理其大界，其土地之未开辟者，处处有之。其后种落渐繁，不安巢宂，则木防道通，渐芟夷之矣。
书序尧曰聦明继之曰钦明
聦明以天徳言，钦明以人徳言。虽是尧舜性之，亦不废兢业寅畏。圣人，大徳敦化，小徳川流。
舜七旬有苖格，高宗三年始克鬼方，文王伐崇，因垒而降，宣王伐玁狁，至兴六月之师。
舜文战徳高宣战义
后防典乐四语与臯陶九徳防意如何？
胄子之性，未免或偏，圣人因其性而教，之所以矫其偏而归之中。若臯陶所言九徳，乃其徳之已成，寛而又栗，柔而又立者然也。然上面四徳已包下面九徳，而九徳之目，又推广上面四徳言之耳。
大禹誓师，不及诛赏，而啓之誓师巳有「用命」「不用命」之赏罚。
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不及五覇。《夏书》浑浑，《商书》灏灏，《周书》噩噩，皆世变使然。
天子有征无战。啓与有扈乃战于甘之野。至羲和湎滛，又在有扈之后。乃曰：「▯徃征之。」
有扈之不臣，如骄子之失于慈母。盖孕育唐虞大化中真婴儿，视啓故至于言战。羲和之罪，如脱慈母而畏严师。盖今日之仲康，非复前日太康之比，故以征言。用兵难易，故措辞不同。
羣饮可赦也。成王曰：「予其杀夫羣饮而至于死，虽秦皇汉武无是法也。」而成王有是言，岂三代容有是法？
酒诰》之书，为殷民作。是酒池肉林，遗恶犹在。所谓乱国用重典也。
东坡说此甚详
禹征苖而班师，与东征之役如何？
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逊终焉。处处是揖逊意。商周之道，直以简，所以吊伐兴焉。处处是吊伐意【帝国战徳，王国战义，亦是此意】
尧闻舜聦明而犹歴试之何邪
为天下得人，当使天下尽知之。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当以天下之心为心。
以《禹贡》九州之次攷禹治水次第，岂其道里之使然耶？要必有说。
冀为帝都，自帝都而左旋，北而东，东而南，南而西，西而北。
此纪事之法非施功次第
禹贡》旣分天下为九州，又分为五服。莫是分州为贡赋设，建服为诸侯朝见设。
古以封建治天下，分州以为经，分服以为纬。每州为二百一十国，有方伯连帅以统之，此其经也。至其朝也，则不论州而论服。若
译法制随着时势的修订，常常由疏略变得严密，就像淳熙年间的申明与乾道年间的申明不同一样，这并非固执于事物不变。
《尧典》中仲春、仲夏、仲秋、仲冬的星象，与《月令》中四仲月的昏、旦中星不同，是什么原因呢？
所谓中星，是指位于正南方，正当午位中央的星。然而星辰随天向西运转，每一刻都有中星，只是其观测方法以初昏为候，所以《尧典》所指，即是昏时的中星。其中用星鸟来表述，是从四象的角度而言；用星火来表述，是从二十八宿的角度而言。总之都不超出二十八宿的范围，将其分为四部分就是四象，分为十二部分就是十二辰罢了。然而《尧典》只提大纲，若历法家则更加严密了。所以《月令》将其析为十二，《三统历》析为二十四节气，并且兼顾昏、旦中星而言，那么越分析越严密，自然不厌其烦地分析。因为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将一度分为四份而得其一，即零余之数】，它一昼夜向左旋转一周天，又余下一度。忽略周天不计数，只计算余数，所以说星辰每日运行一度。如果甲日某星初度居中，那么乙日某星二度居中，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那么中星也有三百六十六次。必须由星官用玉衡观测，毫厘不差，这样才能确定节气而成四时。如果《三统历》分为二十四节气，在历法家中尚且如此，何况《月令》和《尧典》呢？古今历法不同，大抵比较疏密罢了。
四凶之恶，尧不诛杀他们，而舜诛杀了他们，为什么呢？说四凶在尧时，恶行尚未显著，如驩兜推荐共工一事，肆意欺骗蒙蔽，罪责怎能逃脱？然而尧不诛杀他们，为什么呢？
驩兜因被询问而举荐，并非欺骗蒙蔽，只是尧自己洞察了众人的情感罢了。所以洞察后仍宽容他们，就像明镜在此，虽然美丑都清晰照见，也必须等待物体来到面前，怎能拿着镜子去索求照看呢？如果索求物体来照看，就不是廓然大公，而是顺应事物而来。又说：所谓取之而燕国百姓喜悦，就取之，这是舜的做法；取之而燕国百姓不喜悦，就不取，这是尧的做法。
古时候道德同一，风俗一致，即使是蛮貊之地也向往教化，为什么却有不服从教化的蛮夷居住在中国？如鲁国的徐戎。
中原凡是山谷越险峻的地方，就有小戎种落居住，就像现在的蛮徭一样。因为古代用封建制度治理天下，划定大的疆界，那些土地尚未开辟的地方，处处都有。后来种落逐渐繁衍，不安于巢穴，道路相通，就逐渐清除他们了。
《书序》中尧说“聦明”，接着说“钦明”。
“聦明”是从天德而言，“钦明”是从人德而言。虽然是尧舜本性如此，也不废弃兢业寅畏。圣人，大德敦化，小德川流。
舜七旬有苗格，高宗三年始克鬼方，文王伐耆，因垒而降，宣王伐玁狁，至于兴六月之师。
舜文战德，高宣战义。
后夔典乐四语与皋陶九德之意如何？
胄子的本性，难免有所偏颇，圣人根据其本性而教导，以此来矫正其偏颇而归于中道。如果皋陶所说的九德，是其德行已经成就，宽厚而又严肃，柔和而又坚定。然而上面四德已包含下面九德，而九德的条目，又是推广上面四德而言罢了。
大禹誓师，不及诛赏，而启的誓师已有“用命”“不用命”的赏罚。
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换人质不及五霸。《夏书》浑厚，《商书》浩大，《周书》严肃，都是世变使然。
天子有征无战。启与有扈在甘之野交战。至于羲和沉溺淫乱，又在有扈之后。却说：“前往征讨他们。”
有扈的不臣服，如同骄子失于慈母。因为孕育在唐虞大化中，真是婴儿，视启故至于言战。羲和的罪过，如同脱离慈母而畏惧严师。因为今天的仲康，已非前日太康之比，故以征言。用兵的难易，所以措辞不同。
群饮可赦免。成王说：“我要杀那些群饮而死的人，即使秦始皇、汉武帝也没有这样的法律。”而成王有此言，难道三代容有这种法律？
《酒诰》之书，是为殷民所作。这是酒池肉林，遗恶犹在。所谓乱世用重典。
东坡说此甚详。
禹征苗而班师，与东征之役如何？
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逊终焉，处处是揖逊意。商周之道，直以简严，所以吊伐兴焉，处处是吊伐意【帝国战德，王国战义，亦是此意】。
尧闻舜聪明而犹历试之，何邪？
为天下得人，当使天下尽知。因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当以天下之心为心。
以《禹贡》九州之次序考察禹治水的次第，难道是因为道里使然吗？要必有说。
冀为帝都，自帝都而左旋，北而东、东而南、南而西、西而北。
此纪事之法，非施功次第。
《禹贡》既分天下为九州，又分为五服。莫非分州为贡赋设，建服为诸侯朝见设？
古以封建治天下，分州以为经，分服为纬。每州为二百一十国，有方伯、连帅以统之，此其经也。至于朝见，则不论州而论服。若
各随道里逺近为防数之限，因四方而分四时，此其纬也。经纬之分错，所以相持而法难坏。穆王作赎刑，有罪皆得赎，罪毋乃富者之幸邪？
译各自根据道路远近作为防御数量的限度，依据四方来划分四季，这就是它的纬线。经线与纬线的交错分布，是它们相互支撑而法度难以败坏的原因。周穆王制定了赎刑制度，有罪的人都可以赎免，罪行难道不是富人的幸运吗？
五刑之疑降为五罚，五罚之疑方为赎。法非谓有罪可赎。
商之代夏，去唐虞未逺，而汤之得民，不闻有诰谕之勤。至周之代商，自后稷、公刘至于文、武、成王之世，商民未惬周化，尚勤。诸书之训，而世变风移，仅见于三纪之后，其遗风犹未殄。何耶？
三代子孙，惟商多贤君，故其徳意在人乆而未忘，虽王泽旣斩之后，犹有一线之微在也。
禹贡赋法如何
九等赋法，不是槩以此取民，只是将诸州所管之赋，比较其高下，如此犹今日某路管几赋一般。若是各以一等取民，则一州之广，其田岂无肥瘠？如何一律输赋，便有不均之患。
东莱曰：方伯专征，只是四夷入边，臣子篡杀，不容待报。其他如九伐之法，司马所职，非诸侯所专也。昔文王为殷西伯而伐黎，还是待报否？
窃意汤征葛，文王征黎，皆吊伐之始，事不待有王命。文王煞用兵伐诸侯，但不用于纣耳。是时天下浊乱，不复有王命。《采薇》诗序以天子之命命将帅，此臆度之辞，不足慿也。
羲和以湎滛废职，何至移以六师？
但看史臣序事，首以“酒荒于邑”之语，其事已明。至▯侯始说其罪，则曰：“沉乱于酒，畔官离次，遐弃厥司，荒于厥邑。”只此四语，则羲和罪状明白可见。盖羲和世掌天文，职在王朝，一旦擅弃官守，逺归私邑，沈湎溃乱，虽日食而罔闻。知此必朝防不至，召命不行，非勤六师，则无以正其罪。若止在朝列而滛酒废职，一有司行法耳。惟其畔官离次，淫荒于厥邑，有若负固不服之诸侯，加以天变，不知揆诸政典，自有必杀无赦之罪，所以致勤六师也。殱厥渠魁，胁从罔治，此乃誓师戒杀常语。
土地广轮，只有许多。虞夏之世，宇内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声教讫于四海。舜尝至苍梧，禹亦至防稽，见得当时禹迹徧天下，大约已尽入职方矣。周公虽曰斥大土宇，亦不过开辟邠岐以西。何故夏五服以五千里，周九服起自洛阳土中？想夏制起自河内，未知然否。
闽广号百粤之地，至秦始皇方开辟为郡，虞夏之迹决不至此。禹迹曾至防稽，犹可言也。若苍梧以为舜所葬，此必无之理。舜旣禅位于禹，何縁复自廵狩至于南蛮之地？且葬于此后，人以书有「陟方乃死」一语而傅防之，不知「陟方」即升遐上仙之异名耳。
夏五服，周六服，周官九服，见于经者如此，渐开渐广，更复何说？观《禹贡》“说朔南曁声教”一句可见，止及其所可及耳。然声教则无逺不被，虽蛮貊之邦行矣，故云“讫于四海”。
木钟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木钟集卷六
宋 陈埴 撰
诗
诗之比兴赋
大率兴诗，如《关雎》之诗，是盖二句托物，二句言事，辞实相对立，而意不比，是之谓兴。比诗不言事，只取物之亲切者咏之，如《螽斯》之诗，是赋。诗或直言事，或感物意，非比兴者是，如《卷耳》之诗，晦翁所觧者也。然比诗亦有言物而复言事者，又不可以例观也。大约赋诗有兼比者，兴诗亦有兼比者，如《麟趾》之诗，前二句是兴，后一句“于嗟麟兮”之类，乃是比，他可类推。若是后去诗有十二句上下成一章者，只看起初辞意，以别三体。《诗▯》之例，凡説兴而比者，谓上文是兴体，下文是比体，若《南有乔木》之类，是他一章中自分比兴，非谓比中含兴，兴中含比。若兴中含比者，乃兴而有比义，如《关雎》《鹊巢》之类，虽则含比，只可防以兴。比中含兴者，乃比而不实，如《白华》之类，半比半兴，悉防之。比则前后有此例者，更观玩《凯风》，前两章皆以“凯风自南”起词，《诗▯》以首章为比，而又以次章为兴，不知一物六义，诗中曽有此体否？
三虚一实，非兴体两语虚起，两句实应，此兴体也。古人毛马而用之，故诗曰：「乗乗黄，乗乗鸨。」然《秦风》之骐骝，是中騧▯，是骖，则骖马、服马，一乗四色。岂秦独异于中国耶？
朝祭之车，谓之毛马。马则齐其色。戎猎之车，谓之物马。马则齐其足与力。戎
译五刑中存疑的案件降等为五罚，五罚中存疑的案件才允许赎罪。法律并非认为有罪就可以赎免。
商朝取代夏朝，距离唐尧虞舜的时代并不遥远，而商汤获得民心，并没有听说他频繁地发布诰命来教导百姓。到了周朝取代商朝，从后稷、公刘直到文王、武王、成王的时代，商朝百姓尚未完全顺从周朝的教化，因此周朝仍然勤勉地用各种典籍来训导他们。然而世道变迁、风俗改变，仅仅在三十年之后才显现出来，那些遗留的风俗还没有完全灭绝。这是为什么呢？
夏、商、周三代的子孙中，只有商朝多有贤明的君主，所以他们的德政和心意在人们心中长久留存而未被遗忘，即使在王室的恩泽已经断绝之后，仍然有一丝细微的影响存在。
《禹贡》中的赋税制度是怎样的？
九等赋税制度，并不是笼统地按照这一标准向百姓征收赋税，只是将各州所管辖的赋税进行比较，区分其高低，这就像今天某一路管辖多少赋税一样。如果各自按照同一等级向百姓征收，那么一个州地域广阔，田地难道没有肥沃和贫瘠的区别吗？如果一律缴纳赋税，就会产生不均衡的弊端。
吕祖谦说：方伯专征，只是针对四夷入侵边境、臣子篡位弑君的情况，不容等待上报请示。其他如九伐之法，是司马的职责，不是诸侯所能专断的。从前文王担任殷朝的西伯而讨伐黎国，还是等待了王命吗？
我私下认为，商汤征讨葛国，文王征讨黎国，都是吊民伐罪的开始，事情紧急不容等待有王命。文王后来用兵讨伐诸侯，只是没有用于讨伐纣王罢了。那时天下混乱，不再有王命。《采薇》诗的序言说奉天子之命任命将帅，这是主观推测的话，不足以凭信。
羲和因为沉溺于酒色而荒废职守，怎么会动用六师去讨伐他？
只要看史官叙述事情，开头就用“在国都中因酒而荒废”的话，事情已经很明白了。等到侯开始陈述他的罪状，就说：“沉溺于酒而混乱，背离官职离开岗位，远远抛弃了他的职责，在国都中荒废。”仅凭这四句话，羲和的罪状就明白可见了。因为羲和世代掌管天文，职务在王朝，一旦擅自抛弃官守，远远回到私邑，沉湎于酒而溃乱，即使发生日食也不闻不问。知道这必定是朝廷的防备不到，召命的命令不行，如果不动用六师，就无法纠正他的罪行。如果只是身在朝列而因酒色荒废职守，由一个主管官员执行法律就行了。只有因为他背离官职离开岗位，在私邑中淫乱荒废，像负隅顽抗不服从的诸侯，加上天象变化，不知道衡量政治典章，自有必须处死而不赦免的罪行，所以导致动用六师。诛杀首恶，胁迫跟随的人不予治罪，这是誓师时告诫不要滥杀的常语。
土地的广袤，只有这么多。虞夏时代，天下东边延伸到海边，西边覆盖到流沙，北边南边以及声教都到达四海。舜曾经到达苍梧，禹也到达会稽，可以看出当时禹的足迹遍布天下，大致都已经纳入职方的管辖了。周公虽然说开拓了土宇，也不过是开辟邠岐以西的地区。为什么夏朝的五服以五千里计算，而周朝的九服却从洛阳这个天下的中心开始？我想夏朝的制度是从河内开始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闽广号称百粤之地，直到秦始皇才开辟为郡县，虞夏的足迹决不会到达这里。禹的足迹曾经到达会稽，还可以说得通。如果说苍梧是舜埋葬的地方，这必定没有道理。舜既然禅让帝位给禹，怎么会有缘由再次亲自巡狩到南蛮之地？而且在埋葬之后，人们因为书中有“陟方乃死”一句话而附会它，不知道“陟方”就是升遐上仙的异名罢了。
夏朝的五服，周朝的六服，《周官》中的九服，见于经典的就是这样，逐渐开拓逐渐扩大，再有什么可说的呢？看《禹贡》中“说朔南曁声教”这一句就可以明白，只是到达所能到达的地方罢了。然而声教则没有远方不被覆盖的，即使在蛮貊之邦也行得通，所以说“讫于四海”。
木钟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木钟集卷六
宋 陈埴 撰
诗
诗中的比、兴、赋
大致来说，兴诗，如《关雎》这首诗，是前两句托物，后两句言事，辞藻实在相对立，而意思不相比，这就叫做兴。比诗不言事，只选取与事物亲切相关的来咏叹，如《螽斯》这首诗，是赋。诗有时直言其事，或感物之意，不是比兴的，如《卷耳》这首诗，是朱熹所解释的。然而比诗也有言物后又言事的，又不可以一概而论。大致赋诗有兼含比的，兴诗也有兼含比的，如《麟趾》这首诗，前两句是兴，后一句“于嗟麟兮”之类的，乃是比，其他可以类推。如果是后面诗歌有十二句左右成一章的，只看开头的辞意，来区别三种体式。《诗说》中的例子，凡是说兴而比的，谓上文是兴体，下文是比体，如《南有乔木》之类，是他一章中自己分比兴，不是说比中含兴，兴中含比。如果兴中含比的，乃是兴而有比义，如《关雎》《鹊巢之类，虽然含有比，只可以归类为兴。比中含兴的，乃是比而不实，如《白华》之类，一半比一半兴，都归类于此。比则前后有此例者，再观玩《凯风》，前两章都以“凯风自南”起词，《诗说》以首章为比，而又以次章为兴。不知道一物六义，诗中曾有这样体式吗？
三虚一实，不是兴体两语虚起，两句实应，这是兴体。古人毛马而用之，所以诗说：“乗乗黄，乗乗鸨。”然而《秦风》中的骐骝，是中騧，是骖，那么骖马、服马，一乘四色。难道秦国独自不同于中原吗？
朝祭的车，叫做毛马。马则齐其色。戎猎的车，叫做物马。马则齐其足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