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钟集卷十一
既入北军，便迤逦去殿门入未央宫，则知为宫门卫兵无疑。南北军力，心膂爪牙之寄，一则以子弟郎从为之一则以郡国之民更畨为之，用见国家一体，兵民一致，必如是而后可以肃环列，壮帝居矣。
译已经进入北军之后，便沿着道路前往殿门进入未央宫，这才知道是宫门的卫兵无疑。南军和北军的兵力，是皇帝心腹和爪牙所寄托的地方，一方面由子弟郎官担任，另一方面则由郡国的百姓轮流服役，以此体现国家一体、兵民一致，必须像这样然后才能严肃宫廷的排列，壮大皇帝的居所。
又汉举选法
汉史上而天文地理有志，次而礼乐刑法有志，又次而食货沟洫有志，选举大事也，而史独无志焉。意者科举未立，流品不分，取士之路广，禁网疎阔，故史无得而志焉。今考之纪传，侯王将相有辟举，若给事舎人之类；郡国有察举，即孝廉是也；朝廷有特举，若贤良方正、茂才异等之类；而又有举于太常受业者为博士弟子，即明经是也。其他任子杂流不与焉。夫汉自文帝十三年始有选士之诏，当是时，或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或万家之县，犹不能举一人以应令。是时乡里之公议犹明，士犹知自重，难进朝廷选士，犹未有成法也。至武帝元光元年，因董仲舒建议，始令郡国举孝廉，嵗各一人，于是立为定法，限以人数。然当时犹有阖郡不荐一人者，至勤诏书督促【元朔元年】由是不举孝有论，不察廉有责。可见士安于乡闾，无求举覔举之事。大抵察举一科，惟施于郡县吏。汉以文吏立国，故士皆从于郡县小吏进才，经部刺史、二千石察举，则以次迁为令长，又次迁为守相，骎骎公卿显官皆从此途出，往往养廉逺耻之意多，而偷合茍得之行少。虽不通于儒术，而亦不失为节义有守之士。所以文、景、武、宣之世人物，皆有实用之才，往往多从察举出。若夫太学明经之士，其不逮察举逺矣。自武帝立五经博士于太学，置弟子员五十人，使士咸得诣太常受业，一嵗一课，通一艺者授文学掌故，不能通艺者即行罢黜。其后公孙▯起自儒生，始为其徒开升进之路，遂以为补文学掌故者厌薄流滞，不足以兴起士风。于是大而九卿之卒史，小而郡县之卒史，自明经选者皆得补而为之。夫卒史文法小吏耳，由明经入仕而反使为文吏，若小贬矣。然汉法贱经生而贵文吏，故自文吏出者皆荣进之路，是以终汉之世，利禄之门开，奔竞之徒盛。而公卿宰相，彬彬多文学之士。若张禹、孔光之徒，皆持禄保位，患得患失之士。要其蛊坏儒生之心术，多矣。吾故曰：汉选举之法，虽无其志，而得士为最多者，莫盛于郡国察孝廉一路。若太学明经之选，则又其次也。
汉职官志皆袭秦旧，如三公、尚书皆秦官。三公自立国之初已置，而尚书特始于武帝之时尔。三公号无不统，事皆决于三公，而三公之秩万石也。宣帝时，张安世以车骑将军霍光为大将军，领尚书事，则知尚书乃典职枢机，与三公等。后汉和帝时，邓彪领尚书事，位在三公上。以此言之，尚书当与三公同其贵，而秩直二千石耳。若曰职轻权重，则是尚未能与二千石比秩，而反在三公之上，何耶？
尚书乃内庭之臣，与尚衣、尚方、尚符玺等同流。所职乃郡国防计、图籍等书，或内外奏疏，本是猥屑之职，在人主左右供顾，故属于少府。多是外戚及子弟浊流为之。然以其亲近至尊，为人主私臣，号为职典枢机。故自武帝后，其权寖重，往往诸将军领之。故凡以大将军、大司马领尚书事，则权重于三公，而丞相始为具官矣。尚书如何敢比三公？但以大司马、大将军之名，则始为重矣。尚书在文、景以前不多见，是时内庭之权未重。自武、宣以来，其权始重，率以外戚【霍光诸人】及列侯子弟为之【张安世】士大夫鲜有出此者。至元、成以后，始用儒生，故博士选三科，其髙第者为尚书，始有正员。由是张禹、孔光皆以师儒入典枢机，多者至十余年，养成王氏之祸，其狼狈甚于云山。恭显，成帝建始四年罢中书宦官，初置尚书员五人。注云：常侍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主庶人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官事，此汉旧制，是为四曹。成帝增三公曹，主断狱事，是为五人。
汉鬻爵之法
汉初卖爵入粟不入钱，卖爵不卖官。在文景时可攷，至武帝不卖旧爵，别立武功爵，此乃前术穷而更新一法。到此时入缗钱矣，爵与官俱卖矣。此五大夫有为吏先除之法，岂不是连官卖了？一夫之爵直钱若干，今不可攷其级。爵止卖十一级，千夫爵是第七级，得除吏；第九级则
译再说汉朝的选官制度。
《汉书》中，天文地理有志，礼乐刑法有志，食货沟洫有志，选举是大事，而史书唯独没有选举志。大概是因为科举制度尚未建立，士人流品没有区分，选拔士人的道路宽广，禁令疏阔，所以史书无从记载。现在考察纪传部分，侯王将相有征辟举荐，如给事舍人一类；郡国有察举，即孝廉；朝廷有特举，如贤良方正、茂才异等一类；又有在太常门下受业的博士弟子，即明经科。其他任子、杂流不在其中。汉朝自文帝十三年开始有选拔士人的诏令，当时，有的家庭贫困品行不端，不能被推举选拔为吏；有的万户大县，还不能举荐一人来应诏。那时乡里的公议尚且清明，士人尚且知道自重，难以进入朝廷，朝廷选拔士人，尚且没有成法。到武帝元光元年，因董仲舒的建议，开始命令郡国举荐孝廉，每年各一人，于是定为常法，限定人数。然而当时仍有整个郡不推荐一人的情况，直到下诏书督促（元朔元年），从此不举孝廉有罪，不察廉有罚。可见士人安于乡里，没有求取举荐、寻找举荐的事情。大抵察举这一科，只施行于郡县吏。汉朝以文吏立国，所以士人都从郡县小吏进身，经部刺史、二千石察举，就依次升迁为县令、县长，再依次升迁为郡守、国相，公卿显官都从这条途径出来，往往涵养廉洁、远离耻辱的意念多，而苟且迎合、侥幸得利的行为少。虽然不通儒术，但也不失为有节义操守的士人。所以文、景、武、宣时代的人物，都有实用的才能，往往多从察举出身。至于太学明经的士人，远远不如察举出身的人。自武帝在太学设立五经博士，设置弟子员五十人，让士人都能到太常门下受业，一年考核一次，通晓一经的授予文学掌故，不能通晓经艺的就罢黜。后来公孙弘起自儒生，开始为他的门徒开辟升进之路，于是认为补任文学掌故的人地位低微、停滞不前，不足以兴起士风。于是大到九卿的卒史，小到郡县的卒史，从明经选拔的都能补任。卒史是掌管文书法令的小吏，由明经入仕反而让他们做文吏，似乎有些贬低。然而汉法轻视经生而重视文吏，所以从文吏出身的人都是荣升之路，因此整个汉朝，利禄之门大开，奔走竞逐的人盛行。而公卿宰相，大多是有文学修养的士人。像张禹、孔光一类，都是持禄保位、患得患失的人。总之，败坏儒生心术的，很多。所以我曾说：汉朝选举之法，虽然没有专志，但得士最多的，莫过于郡国察举孝廉这一路。至于太学明经的选拔，又是其次了。
汉朝职官志都沿袭秦朝旧制，如三公、尚书都是秦官。三公自建国之初就已设置，而尚书特别始于武帝之时。三公号称无所不统，事情都决断于三公，而三公的秩禄是万石。宣帝时，张安世以车骑将军身份，霍光为大将军，领尚书事，就知道尚书是掌管机要职务，与三公同等。后汉和帝时，邓彪领尚书事，地位在三公之上。由此说来，尚书应当与三公同样尊贵，而秩禄只是二千石罢了。如果说职轻权重，那么尚书的秩禄还不能与二千石相比，反而在三公之上，为什么呢？
尚书是内廷之臣，与尚衣、尚方、尚符玺等同类。所职掌的是郡国防计、图籍等文书，或内外奏疏，本是琐碎的职务，在人主左右供职，所以隶属于少府。多是外戚及子弟中的浊流担任。然而因为他们亲近至尊，是人主的私臣，号称职掌机要。所以自武帝以后，其权力逐渐加重，往往由诸将军统领。所以凡是以大将军、大司马领尚书事，就权重于三公，而丞相开始成为具文之官了。尚书怎么敢与三公相比？只是以大司马、大将军的名义，才开始显贵了。尚书在文、景以前不多见，那时内廷的权力未重。自武、宣以来，其权力才重，大多由外戚（霍光等人）及列侯子弟担任（张安世），士大夫很少出此。到元、成以后，才开始任用儒生，所以博士选拔三科，其中高等者担任尚书，开始有正式员额。由此张禹、孔光都以师儒身份入掌机要，多的长达十余年，酿成王氏之祸，其狼狈程度甚于云山恭显。成帝建始四年罢中书宦官，初次设置尚书员五人。注云：常侍尚书主管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管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主管庶民上书事，主客尚书主管外官事，这是汉旧制，称为四曹。成帝增设三公曹，主管断狱事，于是成为五人。
汉朝卖爵之法
汉朝初年卖爵入粟不入钱，卖爵不卖官。这在文景时期可以考证，到武帝不卖旧爵，另外设立武功爵，这是前法穷尽而更新一法。到这时入缗钱了，爵与官都卖了。五大夫有先除吏之法，岂不是连官都卖了？一夫之爵值钱多少，现在无法考证其等级。爵只卖十一级，千夫爵是第七级，可以除吏；第九级则
考儒林传公孙▯新学法
初，太常制法，其制有四：置博士弟子，则择民间议状之端正者补之；其郡国县官有可取者，取之。受业亦如子弟。至于一嵗攷课，能通一艺者，补文学掌故；而髙者则为郎中。且掌故之职不一：有太常掌故，有治礼掌故，有太史掌故，有文学掌故。要之，皆属于太常也。而又有州郡文学掌故之为官，其职之留滞甚多，其阶之迁转甚缓。通经之士得由郎中而进者，皆是右职；得为掌故者，皆是滞选。葢汉世士大夫除军功外，多从刀笔吏出，而儒生率郁滞不得进。于是公孙▯有优掌故之请焉。太常中治礼、文学掌故，凡其秩之比二百石及吏百石之能通经者，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秩之比百石以下者，补为太守之卒史、太行卒史。即九卿之官，卒史犹今堂部令史也；太守卒史犹今日孔目官是也。至于人众而额少，不足以容之，又就文学掌故中选其优者，攒上一等，补九卿郎中、二千石待阙椽属；其次补郡椽属、卒史、椽属。虽非清选，却是仕途捷径。自是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学之士矣。而儒生之心术亦自此而坏。班固以为利禄之涂开者，盖自公孙▯始。
汉武帝命唐都、洛下闳推算星厯，以为合于夏正，改用太初厯。按自黄帝以前，调厯有上元、太初等厯。今以合夏正而用太初厯，然则夏亦用太初厯乎？否也【前厯太初既在四千六百十七嵗之前，是洪荒时节】
厯家推上元太初，谓四千六百十七嵗已尽，都无丝髪余，重新起厯。是时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定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乃新厯之第一日，故谓之厯元。汉元封七年，适当其时，故改秦厯用汉厯，改秦正用夏正，非谓夏亦然也。
云台二十八将，凡有功佐汉者，咸取焉。马援以椒房不与，何谓也？而来歙有平隗嚣之功，何独不预？
麒麟功臣，史谓以黄霸、于定国、夏侯胜诸名卿，犹不与，可以知其选矣。此语有味，安得人人而及之？但马援以椒房之亲，不得与此，却有意于公，未为适义理之正。霍光不害为麒麟之首。
汉宣帝之麒麟阁，明帝之云台二十八将，及唐太宗之十八学士凌烟阁，皆所以图画功臣也。惟观汉之人主务实，不务名；唐之太宗务名而无实。以许敬宗之奸佞，而与十八学士之选；以侯君集之小人，而与凌烟之数，皆失实也。不然，汉、唐之皆有得失否？
此未免以成败论所可论处者亦多却不只在二子二子不足为轻重唐学士之选即淮南王安之招致宾客羽翼既多便有相轧之势凌烟虽祖麒麟云台然汉时却有教化之意寓其间如以苏武而预麒麟以马援而不与云台此殆有深意唐则无之
唐百官志》：宰相之名，学士之职，如何？
唐世宰相名甚不正。汉有相国、丞相之名，唐不设宰相之名。其意本以重宰相，不轻授人，遂以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唐太宗甞为尚书令，后改其名为仆射】为之。其后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除，遂有他官假有参议参【阙】为宰相者，如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阙】
参预朝政，于是宰相无一官不可为。在太宗时【阙】宰相者，其后以宰相名号不一，遂有同三品、同平章。
事之号，夫既曰同矣，依旧不曾有正相至。明皇开元以后，又欲重宰相之权，而使兼领他使。时方用兵，则为节度使；时方崇儒，则为学士；时急用财，则为盐铁转运使。又其【阙】资库，使其意本欲重其权，殊不知宰相无所不统，今乃下行有司，名为重而实轻之。要之，唐宰相之名，其初本欲重之，而不肯轻与；而其后遂至于无宰相，而他官皆得以为之。又其后也，至于无人不可为宰相；又其终也，宰相兼领他职，无异于有司。是以终唐之世，竟无真宰相，其弊皆起于宰相之名不正耳。至于学士之职，尤为非正。大率制诏诰命，合是中书舎人为之。若夫学士，名官本以备游宴之选，供翰墨之娯，如汉朱买臣、东方朔之辈，正是相从于文墨宴游之末，不干预机务，犹未为失。自太宗时崇瀛洲之选，犹止以备燕见。又文书诏令，自
译考查《儒林传》中公孙弘新立学法的记载。
起初，太常制定法令，其制度有四项：设置博士弟子，就选择民间品行端正的人来补充；各郡国县官中有可取之人，也予以选拔。他们接受学业，也如同子弟一样。等到一年考核，能精通一门经艺的，补为文学掌故；而成绩高者则担任郎中。况且掌故的职位不止一种：有太常掌故，有治礼掌故，太史掌故，有文学掌故。总之，都隶属于太常。此外还有州郡文学掌故这样的官职，其任职往往滞留不前，其升迁转调非常缓慢。通晓经术的人能由郎中晋升的，都是美差；能担任掌故的，都是滞后的选拔。大概汉代士大夫除军功外，多从刀笔小吏出身，而儒生大多郁结滞碍不得进用。于是公孙弘有优待掌故的请求。太常中治礼、文学掌故，凡是秩级比二百石以及吏员百石中能通晓经术的，补为左右内史、大行卒史；秩级比百石以下的，补为太守卒史、太行卒史。至于九卿的官署，卒史就像今天的堂部令史；太守卒史就像今天的孔目官。至于人员众多而名额稀少，不足以容纳，又从文学掌故中选拔优秀者，提升一等，补为九卿郎中、二千石待阙的属官；其次补为郡属官、卒史、属官。虽然不是清贵的选拔，却是仕途的捷径。从此公卿大夫中彬彬有礼的多是文学之士了。而儒生的心术也从此败坏。班固认为利禄之路开通，大概是从公孙弘开始的。
汉武帝命令唐都、洛下闳推算星历，认为符合夏正，改用太初历。按自黄帝以前，调历有上元、太初等历。现在因为符合夏正而使用太初历，那么夏代也用太初历吗？不是的【前历太初既在四千六百十七岁之前，那是洪荒时节】
历家推演上元太初，说四千六百十七岁已经届满，没有丝毫剩余，重新起历。这时确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确定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是新历的第一天，所以称之为历元。汉元封七年，正当其时，所以改秦历用汉历，改秦正用夏正，并不是说夏代也是这样。
云台二十八将，凡是有功辅佐汉室的，都选取了。马援因为椒房之亲而不参与，这是什么意思？而来歙有平定隗嚣的功劳，为什么唯独不参与？
麒麟阁功臣，史书说像黄霸、于定国、夏侯胜等名卿尚且不参与，可以知道其选拔标准了。这话意味深长，怎能人人顾及呢？只是马援因为椒房之亲，不能参与，却有意于公正，未为符合义理之正。霍光不妨碍成为麒麟阁之首。
汉宣帝的麒麟阁，明帝的云台二十八将，以及唐太宗的十八学士凌烟阁，都是用来图画功臣的。只看汉代君主务实，不务虚名；唐太宗务名而无实。以许敬宗的奸佞，而入选十八学士；以侯君集的小人，而列入凌烟阁，都失实了。不然，汉、唐都有得失吗？
这未免以成败论人，可论之处也多，却不只在二人身上。二人不足以决定轻重。唐学士的选拔，就像淮南王安招致宾客，羽翼既多便有相轧之势。凌烟阁虽祖述麒麟阁、云台阁，但汉时却有教化之意寓于其间，如以苏武参与麒麟阁，以马援不参与云台阁，这大概有深意。唐则没有。
《唐百官志》：宰相的名号，学士的职责，如何？
唐代宰相名号很不正。汉代有相国、丞相的名号，唐代不设宰相的名号。其本意是以重宰相，不轻易授予，于是以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仆射【唐太宗曾为尚书令，后改其名为仆射】担任。其后中书令、侍中、尚书仆射不除授，于是有其他官职假有参议朝政为宰相者，如杜淹以吏部尚书参预朝政，魏征参预朝政，于是宰相无一官不可为。太宗时【阙】宰相者，其后以宰相名号不统一，于是有同三品、同平章事的称号。既然说同，依旧不曾有正相。至明皇开元以后，又想加重宰相的权力，而让兼领其他使职。当时用兵，则为节度使；当时崇儒，则为学士；当时急用财，则为盐铁转运使。又【阙】资库，使其本意欲重其权，殊不知宰相无所不统，现在却下行有司，名为重而实轻之。总之，唐宰相的名号，起初本欲重之，而不肯轻易授予；而后遂至于无宰相，而其他官职皆得以为之。又其后，至于无人不可为宰相；又其终，宰相兼领他职，无异于有司。所以终唐之世，竟无真宰相，其弊端皆起于宰相之名不正耳。至于学士的职责，尤为不正。大率制诏诰命，应当是中书舍人为之。若夫学士，名官本以备游宴之选，供翰墨之娱，如汉朱买臣、东方朔之辈，正是相随于文墨宴游之末，不干预机务，还未为失。自太宗时崇瀛洲之选，还止以备燕见。又文书诏令，自
是中书掌之。其后时召以草制，犹未有名号。自北门学士立于干封以后，则学士之名寖重。至▯宗又置翰林待诏，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对，则学士预政渐始于此。既而又以中书务剧，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学士分掌诏敇。至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至与宫妃相与往来，专掌内命，为天子私人。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宣麻制敕，皆由此出。于是以学士为内制，中书为外制，凡大除拜皆出自内制，百官告词则出自外制。彼学士既得以侵中书之事，于是进退人才，机务枢密，人主往往与之较量，始干预朝政，事权日重，而学士之权至号内相。范唐鉴所谓中书门下出纳王命之司也，故诏敇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其职始分。既发号令，预谋议，则自宰相以下，进退轻重系之矣，岂特取其词艺而已哉？其説极是要知唐学士之职，其初来本是供宴游翰墨，而终至于干预政事，又其后也，宰相进退，亦出其手。终唐之世，委任失人，而王伾、王叔文、李训、郑注之徒，皆得以窃国家之柄。其弊，皆自明皇始。
译这由中书省掌管。后来有时召见他们起草诏令，但还没有固定的名号。自从干封年间设立北门学士之后，学士的名号逐渐变得重要。到唐玄宗时又设置翰林待诏，掌管批答四方表疏和应对问对，学士参与政事便逐渐从这里开始。不久又因为中书省事务繁杂，于是选拔有文学才能的人，称为翰林供奉，与集贤学士分别掌管诏令敕书。到开元二十六年，又将翰林供奉改为学士，另外设置学士院，甚至与宫妃相互往来，专门掌管宫内诏命，成为天子的私人近臣。凡是拜免将相、号令征伐、宣麻制敕，都从这里发出。于是将学士称为内制，中书省称为外制，凡是重大的任免都出自内制，百官的任命文书则出自外制。那些学士既然得以侵夺中书省的事务，于是人才的进退、机密要务，君主往往与他们商量，他们开始干预朝政，事权日益加重，而学士的权力之大以至于号称内相。范祖禹在《唐鉴》中说中书门下是出纳王命的机构，所以诏令敕书由此颁行。唐玄宗开始设置翰林，而其职权从此分开。既然发布号令、参与谋议，那么从宰相以下，官员的进退轻重都取决于他们了，难道仅仅是看重他们的辞章技艺而已吗？这种说法极重要，要知道唐代学士的职责，起初本来是供宴饮游乐、挥毫泼墨，最终却发展到干预政事，这又是后来的事了，宰相的进退，也出自他们之手。整个唐代，委任失当，像王伾、王叔文、李训、郑注之类的人，都得以窃取国家权柄。这些弊端，都是从唐玄宗开始的。
唐制，十八道节度，其后号九节度，其后河朔三镇及四凶、二防之乱，可攷大畧。
明皇天宝元年，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备西边；曰朔方，曰河东，曰范阳，以备北边；曰平庐，以备东边；曰陇右，曰劒南，以备西边；曰岭南五府经畧，以备南蛮。节度之立，其初固止于防边十道耳。自安禄山之乱，则内地始置九节度以讨之。曰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兾】镇西【李嗣业】郑蔡【李广琛】河东【李光弼】泽潞【王思礼】河南【崔光逺】内地之置节度，其初犹止于九道耳。自朱氏之倡乱中原也，则自国门之外，皆方镇矣。葢其先也，欲以方镇御四夷；而其后也，则以方镇御方镇。十道既已兆乱，则内地必置九道以除其乱；九道又兆乱，则闗外近郡又不得不置矣。至代宗广徳元年，以田承嗣为魏博节度，李懐仙为卢龙节度，李宝臣为成徳节度，是谓河北三镇，各有其地，其风俗犷戻，过于夷狄。吾知其河北之地，非复朝廷有矣。至于大厯九年，相推戴而谓之四王：朱滔称冀王，田恱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李希烈又以淮西称帝，朱泚又以闗中称帝。裂土假王者四凶，滔天僣帝者二孺，纷纷借借，不知其几也。盖唐之乱，非藩镇无以平之，而亦藩镇有以乱之。其初跋扈陆梁者，必得藩镇而后可以戡定其祸乱；而其后戡定祸乱者，亦足以称祸而致乱。故其所以去唐之乱者，藩镇也；而其所以致唐之乱者，亦藩镇也。试以其一二论之：安史之乱，怀恩平之也，而留三镇以遗患者，亦一怀恩也。将兵至京师，冒雨寒而来，姚令言之功也；而所以迎朱泚而趋京师者，亦一令言也。擒子期，破田悦者，李宝臣之功；而释承嗣以为己资者，亦宝臣也。卒至于终唐之世，莫敢谁何者，由三镇始也。
唐初边防镇守皆有使，而道有大将，曰大总管。已而更曰大都督。髙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始谓之节度。然犹未以名官。至睿宗景云元年，以幽州镇守薛讷为节度使，而节度使自此始。至明皇天宝元年，置十节度经略，以备边。如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庐、陇右、劒南、岭南，凡十道，皆为备西北南三边。设皆使自治，所领诸州练习士卒，故士卒亦乐为用，而唐之备边有赖焉。然唐初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乆任，不遥领，不兼统，不以大臣为使以制之。而节度有功则入相。自开元中，天子事征四夷，始有边将乆任十余年不易者，有皇子、宰相遥领者，又有以专制数道兼领者。葢李林甫欲固相位，遂谓文臣不任边事，欲用胡人习边事者为节度，以塞节度入相之路。有功者皆得兼领，如安禄山等皆是胡人为节度。禄山亦有边功，遂得专制范阳、平卢、河东三道，以致兵盛势强，遂成天宝之变。禄山死，史思明又辅其子安庆绪继叛。而其他节度大抵皆安氏党与。至肃宗乾元元年，更置九节度：朔方则郭子仪，淮南则鲁炅，兴平鲁奂、滑濮许叔冀，镇西李嗣业，郑蔡李广琛，河南崔光逺，河东李光弼，泽潞王思礼，共九道之师讨庆绪。又不置元帅，无所统一。庆绪死，史思明继叛；思明死，子朝义继叛。至代宗时，仆固怀恩以其女为公主，妻回纥之故，遂得回纥之师平史朝义。仆固怀恩自以功成身危，幸变为资，于是请以安史手下许多降将分居安史故地：田承嗣为魏博节度，李懐仙为卢龙节度，李宝成为成徳节度，河北三镇自此始。其他以薛嵩领相卫，大抵率用降将为之。自此以后，三镇或世袭，或易姓，兵连祸结，朝廷亦无如之何，依旧贼还贼捉。又自是三镇中贼将自与朝廷平讨，往往亦时有功。一有功又自叛据，如田悦拒命，朱滔。讨之，滔一请深州，不许，便与成徳王武俊合从于田悦。田悦得朱滔之救，便与武陵奉滔为王。于是又与平卢李纳相扇而起。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是谓四凶。闻淮西李希烈军盛，又相与劝希烈称帝。当是时，
译唐朝制度，设有十八道节度使，后来号称九节度，再后来河朔三镇以及四凶、二防的叛乱，其大致情况可以考察。
唐玄宗天宝元年，设置十位节度经略使，用来防备边境。安西、北庭、河西，用来防备西边；朔方、河东、范阳，用来防备北边；平庐，用来防备东边；陇右、剑南，用来防备西边；岭南五府经略，用来防备南蛮。节度使的设立，起初本来只限于防备边境的十道罢了。自从安禄山叛乱，内地才开始设置九位节度使来讨伐他。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李嗣业）、郑蔡（李广琛）、河东（李光弼）、泽潞（王思礼）、河南（崔光远），内地设置节度使，起初也只限于九道罢了。自从朱泚在中原倡乱，那么从京城城门之外，都是藩镇了。大概起初是想用藩镇来抵御四方外族；而后来却是用藩镇来抵御藩镇。十道既然已经显露叛乱的征兆，那么内地必须设置九道来消除叛乱；九道又显露叛乱的征兆，那么关外近郡又不得不设置了。到唐代宗广德元年，任命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这就是河北三镇，各自拥有土地，其风俗粗野悖逆，超过夷狄。我知道河北之地，不再属于朝廷了。到了大历九年，互相推戴称为四王：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骏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李希烈又在淮西称帝，朱泚又在关中称帝。割据土地、假冒王号的“四凶”，欺天僭越称帝的“二孺”，纷纷扰扰，不知有多少。大概唐朝的动乱，没有藩镇无法平定，但也正是藩镇导致动乱。起初那些跋扈嚣张的人，必须依靠藩镇才能平定祸乱；而后来平定祸乱的人，也足以造成祸患并导致动乱。所以用来消除唐朝动乱的，是藩镇；而用来导致唐朝动乱的，也是藩镇。试举其中一二来论述：安史之乱，仆固怀恩平定了它，而留下三镇作为后患的，也是仆固怀恩。率兵到达京师，冒着雨寒而来的，是姚令言的功劳；而迎接朱泚并奔赴京师的，也是姚令言。擒获安庆绪，打败田悦的，是李宝臣的功劳；而释放田承嗣作为自己资本的，也是李宝臣。最终直到唐朝灭亡，没有人敢怎么样，是从三镇开始的。
唐朝初期边防镇守都有使者，而道有大将，称为大总管。不久改称为大都督。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才开始称为节度。然而还没有以此命名官职。到睿宗景云元年，任命幽州镇守薛讷为节度使，节度使从此开始。到玄宗天宝元年，设置十位节度经略，用来防备边境。如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西、范阳、平庐、陇右、剑南、岭南，共十道，都是防备西北南三边。设置都让使者自行治理，所统领的各州训练士兵，所以士兵也乐于被使用，而唐朝的边防有所依赖。然而唐朝初期边帅都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不用大臣为使者来制约他们。而节度使有功就入朝为相。自从开元年间，天子征伐四方外族，开始有边将久任十余年不更换的，有皇子、宰相遥领的，又有专制数道兼领的。大概李林甫想巩固相位，于是说文臣不能胜任边事，想用熟悉边事的胡人做节度使，以堵塞节度使入朝为相的路。有功者都能兼领，如安禄山等都是胡人做节度使。禄山也有边功，于是得以专制范阳、平卢、河东三道，以至于兵强马壮，遂成天宝之变。禄山死后，史思明又辅佐其子安庆绪继续叛乱。而其他节度使大抵都是安氏的党羽。到肃宗乾元元年，改设九位节度使：朔方是郭子仪，淮南是鲁炅，兴平是李奂，滑濮是许叔冀，镇西是李嗣业，郑蔡是李广琛，河南是崔光远，河东是李光弼，泽潞是王思礼，共九道军队讨伐安庆绪。又不设置元帅，没有统一指挥。安庆绪死后，史思明继续叛乱；史思明死后，其子史朝义继续叛乱。到代宗时，仆固怀恩因其女为公主，嫁给回纥的缘故，于是得到回纥军队平定史朝义。仆固怀恩自以为功成身危，希望变乱作为资本，于是请求让安史手下许多降将分居安史故地：田承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度使，李宝成为成德节度使，河北三镇从此开始。其他如薛嵩统领相卫，大抵都任用降将担任。自此以后，三镇或世袭，或改姓，兵连祸结，朝廷也无能为力，依旧贼还贼捉。又从此三镇中贼将自与朝廷平讨，往往也时有功劳。一有功劳又自己叛乱占据，如田悦抗拒命令，朱滔讨伐他，滔一请求深州，不许，便与成德王武俊合纵于田悦。田悦得到朱滔的救援，便与武陵奉滔为王。于是又与平庐李纳相互煽动而起。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是谓四凶。听说淮西李希烈军盛，又相与劝李希烈称帝。当是时，
犯京之兵，朱滔、希烈为盛，朝廷尽闗辅京城之兵以讨之。是以陆宣公恐兵皆在外，患生萧墙，劝徳宗收兵归闗，以诸叛贼委之马燧、李抱真等，而徳宗不聴。先是朱泚来朝，朝廷疑之，遂留之京师。及是时，李希烈围襄城，泾原节度姚令言本以勤王之师至京师，因犒赏菲薄，兵众自乱，乃谋迎朱泚为主，遂有奉天之幸，果不逃宣公所料。后来李懐光以卢杞不令入见天子，遂与朱泚合谋，而朱泚亦称帝【是与李希烈共为二孺】自此以后，卢龙、魏博、淮西虽在中土，其世为叛逆，与蛮夷无异，不复知有朝廷矣。是时自京师之外，处处如边陲相似，处处是节度使。于是节度满天下，而唐之乱甚矣。至宪宗仅能一平河朔，至文宗复失之。大畧唐之节度本以备边，后来防边人自为冦，国自为边，朝廷所立节度反以备内而非备外矣。汉武置十三州刺史，与今监司同否？
译进犯京城的叛军，以朱滔、李希烈最为强盛，朝廷调集了关中及京城的全部兵力去讨伐他们。因此陆宣公担心军队都开赴外地，祸患会生于内部，劝谏德宗收兵返回关中，将各位叛贼委托给马燧、李抱真等人处理，但德宗没有听从。在此之前朱泚来朝见，朝廷对他存有疑虑，于是将他留在京城。等到这时，李希烈围困襄城，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原本率领勤王的军队到达京城，因为犒赏微薄，军队自行骚乱，于是谋划迎接朱泚为主，于是发生了奉天之难，果然没有逃脱陆宣公的预料。后来李怀光因为卢杞不让他入见天子，于是与朱泚合谋，而朱泚也自称皇帝【这与李希烈共同成为两个小丑】。从此以后，卢龙、魏博、淮西虽然地处中原，却世代叛逆，与蛮夷没有区别，不再知道有朝廷的存在了。当时京城以外，处处都像边疆一样，到处都是节度使。于是节度使遍布天下，唐朝的动乱就非常严重了。到宪宗时仅仅能够平定河朔，到文宗时又失去了它。大抵唐朝的节度使原本是为了防备边疆，后来防备边疆的人自己成为寇贼，国家自己变成了边疆，朝廷所设立的节度使反而用来防备内部而不是防备外部了。汉武帝设置十三州刺史，这与现在的监司相同吗？
汉刺史政，今日监司但刺史，秩卑而权重【止六百石，史秩卑则激昻】却虑其权太重，故止以六条问事。今日秩崇而权分【秩崇则养尊不事事，权分则法不举】
汉禄秩等数如何？只二千石无数様。
汉秩自太常至执金吾秩皆中二千石，太子太傅至右扶风秩皆真二千石，西域都防至驸马都尉皆比二千石，此汉秩然也。汉禄丞相、大将军号万石，俸三百五十斛；至佐史俸月百八十斛，二千石俸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俸月百斛。至后汉延平中，中二千石俸钱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钱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钱五千，米三十四斛。此汉禄然也【后汉俸禄半钱半谷】
二千石以下，则有千石、八百石及六百石。又其下，则有五百石至百石，直郡县之小吏耳。若二百石以上，则曰长吏，如令、丞是也。至六百石，始通爵于朝，如今选人之改京秩是也。中二千石，乃九卿为之，下三公一等，非他二千石比也。只以俸禄言之，中二千石与真二千石倍争。
尹翁归以髙第入守右扶风，满嵗为真；韩延寿入守左冯翊，满嵗为真。真之制如何？
有真二千石，有中二千石，有比二千石，均二千石也。而有三等，惟真者嵗俸方满此数，余皆虚号耳。
髙帝入闗，约法三章，悉除秦苛法。至于收孥相坐之律，诽谤妖言之罪，待文帝而后除。何也？
刑法志》云：“三章不足以御奸，于是萧何攟摭秦法，作律九章。”想诸将继叛之后，此等法仍用，至文帝方尽除耳。《汉书》髙帝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攷之厯云：“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两次耳。”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尾，析木之次也。析木去东井，隔五次。若然，则金、水二星安得复在东井？
五星活物，盈缩见伏，迟速至无常，天文家谓之五纬，言其往来无常所也。然虽往来无常，依然有法可▯防，当聚时即聚为轨度，但所聚之次有休咎不同，若聚于东井，即为休证。
越徳嵗而吴伐之。越，是时何谓徳嵗？晋太和五年，秦灭燕，黄▯赵秋，以为福星在燕。何谓福星？
徳嵗谓嵗星【即木星】古分野得名皆以侯国始封之日嵗星所次故因以为分野以此知自古天文家常以嵗星所在占吉祥今嵗星正次越分野足知吴之不能为也【福徳恐亦嵗星之吉卜】
律厯志》云：「非黄钟而他律虽当其月，自宫者则其和应之律有空忽积防，不知所谓空积者如何。」
律法唯黄钟之宫，五声皆正声，皆全数。如九寸、六十四、八寸、六寸、八十一、七十二、五十四四十八之类，是谓无空忽积防。若其他十一宫，未必皆正声，或变或半，皆全数，故有空忽积防。如大吕，言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除八寸是实数也。外言二百四十三分者，皆空积也。寸之一百四者，忽防也。盖虚起此筭数，其空积甚多，而所得甚防细也。
髙祖大封同姓，卒有尾大不掉之患。髙祖明达，何不虑此？
惩戒亡秦孤立之▯，故大封同姓。圣人谓百世损益可知，此类是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损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汉必益之。事势相因，必至于此。兼汉初户口减少，封诸王时计户而不计地，故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后户口日蕃，所以彊大。
刘濞之王吴，髙祖知其必反，而复遣之，何耶？
此髙祖徳性规模所以大于唐太宗、汉光武二君，以防纬杀了多少人。
髙祖大度，世率以为光武不可及，至其诛韩、彭、英、卢事，反不若光武之全功臣，何也？
髙帝是天然大度，其弊至于任情；光武法髙祖大度，其终却能矫弊。
汉髙人谓其寛仁长者，韩彭英卢曾未免于诛死，何耶？
方事之殷，能夺诸公死力，是髙祖善将处。及事之定，置诸公于死。即将将之余，习未忘寛仁，本其天资，残忍是无学问。
髙帝不免韩彭之诛，而光武乃能全功臣之世。
此大有説：一则逐鹿之势，外相臣服，事定难制；一则祖宗之业，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则草昧功臣，豪杰难収；一则中兴功臣，谨守规矩；一则大度中有嫚骂之失，人心素疑；一
译汉朝的刺史制度，如今的监司只相当于刺史，品级低而权力重【只六百石，史官品级低则能激励奋发】，却担心其权力太重，所以只用六条来问事。如今品级高而权力分散【品级高则养尊处优不做事，权力分散则法令不能推行】。
汉朝的俸禄等级是怎样的？只有二千石，没有多种样式。
汉朝的品秩，从太常到执金吾，品秩都是中二千石；从太子太傅到右扶风，品秩都是真二千石；从西域都护到驸马都尉，品秩都是比二千石，这是汉朝的品秩情况。汉朝的俸禄，丞相、大将军号称万石，俸禄三百五十斛；到佐史，月俸一百八十斛；二千石，月俸一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俸一百斛。到了东汉延平年间，中二千石俸钱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俸钱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俸钱五千，米三十四斛。这是汉朝的俸禄情况【东汉俸禄一半是钱一半是谷物】。
二千石以下，就有千石、八百石以及六百石。再往下，就有五百石到百石，只是郡县的小吏罢了。如果二百石以上，就称为长吏，比如县令、县丞就是。到了六百石，才开始在朝廷通爵位，就像如今选拔的人改任京官一样。中二千石，是由九卿担任的，比三公低一等，不是其他二千石能比的。只从俸禄来说，中二千石与真二千石相差一倍。
尹翁归以高等第入任右扶风太守，满一年转正；韩延寿入任左冯翊太守，满一年转正。转正的制度是怎样的？
有真二千石，有中二千石，有比二千石都是二千石。却分为三等，只有真二千石的年俸才满这个数额，其余都是虚名罢了。
高帝进入关中，约定法律三章，全部废除秦朝的苛法。至于收捕家属连坐的法律，诽谤妖言的罪名，等到文帝时才废除。为什么呢？
《刑法志》说：“三章不足以抵御奸邪，于是萧何搜集秦朝法律，制定九章律。”想必在诸将相继叛乱之后，这些法律仍然使用，直到文帝时才全部废除。《汉书》记载高帝元年冬十月，五星聚集在东井。考查历法说：“太白、辰星离开太阳，大概不能超过一两次。”《月令》：“孟冬之月，太阳在尾宿。”尾宿，是析木的星次。析木距离东井，隔着五个星次。如果这样，那么金星、水星怎么还会在东井呢？
五星是活物，盈缩显现隐没，迟速没有常度，天文家称之为五纬，说它们往来没有固定的处所。然而虽然往来没有常度，依然有法则可以推演，当聚集时就按照轨道聚集，只是聚集的星次有吉凶不同，如果聚集在东井，就是吉兆。
越国德行年而吴国攻打它。越国，这时为什么说德行年？晋朝太和五年，秦国灭掉燕国，黄赵秋，认为福星在燕国。什么叫福星？
德行年指岁星【即木星】，古代分野得名都以诸侯国始封之日岁星所在的星次为依据，所以以此作为分野。由此可知，自古天文家都常用岁星所在来占卜吉祥。如今岁星正好在越国的分野，足以知道吴国不能成功【福德恐怕也是岁星的吉兆】。
《律历志》说：“如果不是黄钟，其他律虽然符合当月，自宫者则其和应之律有空积忽微，不知道所谓空积是怎样的。”
律法只有黄钟之宫，五声都是正声，都是全数。如九寸、六十四、八寸六寸、八十一、七十二、五十四、四十八之类，这叫做没有空积忽微。如果其他十一宫，未必都是正声，或者变声或者半声，都是全数，所以有空积忽微。如大吕，说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除去八寸是实数。另外说二百四十三分者，都是空积。寸之一百四者，是忽微。大概虚设这个算数，它的空积很多，而所得非常细微。
高祖大封同姓，最终有尾大不掉的祸患。高祖英明通达，为什么不考虑这个？
为了惩戒秦朝孤立无援的弊端，所以大封同姓。圣人说百世损益可知，这类事情就是周朝因为封建灭亡，所以秦朝必须减损它；秦朝因为不封建灭亡，所以汉朝必须增益它。事势相互因循，必然达到这个地步。加上汉朝初年户口减少，封诸王时计算户数而不计算土地，所以封三个庶孽，分得天下的一半。后来户口日益繁衍，所以强大。
刘濞被封为吴王，高祖知道他会反叛，却又派遣他，为什么呢？
这是高祖德行规模之所以大于唐太宗、汉光武两位君主的原因，因为谶纬杀了多少人。
高祖大度，世人通常认为光武比不上他，至于诛杀韩信、彭越、英布、卢绾的事，反而不如光武保全功臣，为什么呢？
高帝是天然大度，他的弊端在于任情；光武效法高祖的大度，最终却能矫正弊端。
世人说汉高祖宽仁长者，韩信、彭越、英布、卢绾却难免被诛杀，为什么呢？
在事情紧急时，能夺取诸公的死力，这是高祖善于将将的地方。等到事情平定，把诸公置于死地。即将将的余习未忘宽仁，本于他的天资，残忍是没有学问。
高帝不免诛杀韩信、彭越，而光武却能保全功臣的世代。
这大有说法：一是逐鹿之势，外表相互臣服，事情平定后难以控制；一是祖宗的基业，名位早已确定，事情已经相互安分；一是草创时期的功臣，豪杰难以收服；一是中兴时期的功臣，谨守规矩；一是大度中有轻慢辱骂的过失，人心向来怀疑；一
则大度中能动如节度，人心素定；一则刼其死力，封爵过度，不计后患；一则赤心在人，监戒覆辙，务在保全。
译那么胸襟宽广的人，在动荡中也能像节度使那样有所节制，人心向来安定；一方面是因为胁迫他们拼死效力，封赏爵位过度，不考虑后患；另一方面是因为赤诚之心在于他人，以覆灭的教训为鉴戒，务必保全大局。
髙祖之斩丁公，义矣；而项伯之封，非也。然防项伯，则天下非髙祖有；又岂可不有以酬之？
二人事本相类，但项伯初无称功之意，封之出于帝心；丁公未免有望报，故为帝所薄耳。要之，凡适相遇而能出人于险者，皆不当以姓名闻。以姓名闻，则败矣，况有徳色乎？
汉文之仁，至景帝而衰。何以汉言文景？武帝虚内事外，汉祚几亡。何以列在七制？
景帝好处，只是不改文帝恭俭。武帝好处，只是晩年一悔。凡并称者，皆喜配之辞。其实喜生于不足，如言萧、曹，曹本劣于萧；如言韩、栁，栁本劣于韩。七制列武帝，缘宣帝以匈奴来朝，故大先帝之功而宗之。王通亦因其帝制云耳。
晋文忘从亡之功，汉文修代来之功，其推恩与否，有可言者。
晋文才入国，便赏从亡者，偶忘介子耳。虽觉，示人不广。然晋文间闗十九年，所以能兴国者，尽诸公之力。且又多贤人，故得国之后，可以共爵禄。若汉文入继，皆平、勃、诸侯、王之功，而首修代来之功。又张、武等皆庸才，而各亲其亲，此却示人不广。
汉文杀薄昭，李徳裕以为杀之不当，温公以为杀之当，未知孰是。
虽未免少恩，然以文帝仁厚之资为之，乃是借一人以行法于仁厚中有神武焉。薄昭事无正史可考，通鉴所载乃出《汉纪》注中。
汉文时，吴王不朝，赐以几杖，此与唐之陵夷，藩镇邀节旄者，何异？不几于姑息之政欤？
文帝是纯任徳教，权纲在上，伸缩由己。唐一向姑息，权柄倒持于下，予夺由人。两事不可同日语。
肉刑始于苖尧，因之而不革更；虞、夏、商、周而又不革，汉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何唐虞三代不知出此文帝除之，而刑亦措，何耶？
先儒谓井田、学校、封建、肉刑四者，废一不可，不知秦变古法，凡古人教民、养民处，扫地不存，单独留肉刑以济其虐，虽防文帝，必有变之者，此盖损益盈虚，理势必至，能通变宜民，虽成康复起，不能易也。
汉文平生所为，大扺出于黄老；至其得力处，亦是黄老。不闻有无情少恩之病。
文帝天资粹美，却能转得黄老不好处作好处；景帝天资刻忍，却将黄老好处转作不好处。
惠帝减田租，复十五税一。夫汉之初兴，今年复田租，明年复役事，而又十五税一。俭于周什一之税，然当时太仓之粟，陈陈相因，未审何以致此。
文景减田租事，尤多。或三十而税一，或减租之半，或尽除之。所以致富庶者，人主恭俭寡欲，无兵革之事故，百姓亦皆富庶。
武帝虚内事外，汉祚几亡。虽轮台之悔，亦晩矣。安得预七制之列？
七制想自文中始，文中本无大见识，因取其制诏以续书，故尊之。但武帝征伐四夷之功，雪祖宗之耻，自宣帝时已定其庙为世宗，其后议宗庙者，比之武王系不祧之数，则其子孙之意也。
光武之失，正在揽权，而史乃称其总揽权纲，举无过事，何耶？
光武再造于僵仆之后，如何不总揽权纲？但末流之弊，至不任三公，乃矫枉过正，非谓全不是。
孝宣轻徳教，而杂霸道，用法吏而任刑名。赵、盖、韩、杨之诛，似近于虐也。乃有务行寛大之称，何耶？
寛大之诏盛美生于不足
孝宣综名实，而王成以伪増户口，褒赏遂起，天下俗吏之伪，然综覈者安在？
刑名术数之家，各是执一实以御百虚。老苏所谓“人服吾之识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识其九也”。宣帝殆用此术，间有受人欺处，不害他大体也。
宣帝时，王吉言，请除任子之法。不知汉任子，自何官可，任何官不可任？中间废置增损如何？
汉法任子多是为郎，或父任【汲黯】或兄任【霍光】或异姓任【诸侯王得任异姓，见《汲黯传》尾】次第必二千石以上方可保任。故董仲舒谓：“今郡县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或二千石子弟。”盖长吏多自郎选，而为郎者率二千石子弟【郎选不以父任，则以家赀多，出此二途】
史氏谓陈胜诸故人皆引去，无亲；胜者与诸将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此是胜之节目，先儒乃谓胜之亡其大体不在是。胜
译高祖斩丁公，是合乎道义的；而封赏项伯，则是不对的。然而，若没有项伯的防备，天下就不是高祖的了；又怎么可以不有所酬谢呢？
这两人的事本来相似，只是项伯起初没有居功的意思，封赏他是出于帝王的本心；丁公未免有期望报答的心态，所以被帝王所轻视罢了。总之，凡是恰好相遇而能使人脱离险境的人，都不应当以姓名显扬。以姓名显扬，就败坏了，何况还有自鸣得意的神色呢？
汉文帝的仁德，到景帝时就开始衰落了。为什么汉史称作文景之治？汉武帝内政空虚而外事扩张，汉朝国运几乎灭亡。为什么列在七制之中？
景帝的好处，只是不改变文帝的恭敬节俭。武帝的好处，只是晚年的一次悔悟。凡是并称的，都是喜欢配对的言辞。其实这种喜好产生于不足，比如称萧何、曹参，曹参本来不如萧何；比如称韩愈、柳宗元，柳宗元本来不如韩愈。七制中列入武帝，是因为宣帝时匈奴来朝拜，所以夸大了先帝的功绩并尊崇他。王通也是依据他的帝制而言罢了。
晋文公忘记了跟随他流亡的功劳，汉文帝修治从代地来的功劳，他们推恩与否，是有话可说的。
晋文公刚回国，就赏赐跟随流亡的人，只是偶然忘记了介子推罢了。虽然发觉了，但显示给众人看并不广博。然而晋文公在外奔波十九年，之所以能振兴国家，全靠各位公卿的力量。而且又多贤人，所以得到国家之后，可以共享爵位俸禄。如果汉文帝入继大统，都是周勃、陈平等平定吕氏、诸侯王的功劳，却首先修治从代地来的功劳。而且张武等人都是庸才，却各自亲近自己的亲人，这倒是显示给众人看并不广博。
汉文帝杀薄昭，李德裕认为杀他不当，司马光认为杀他得当，不知道谁是对的。
虽然未免有些少恩，但以文帝仁厚的资质来做这件事，乃是借一个人来施行法度，在仁厚中显出神武。薄昭的事没有正史可考，《资治通鉴》所载出自《汉纪》注中。
汉文帝时，吴王不来朝见，赐给他几杖，这与唐朝衰微时，藩镇索要节度使旌节，有什么不同？不近乎姑息政治吗？
文帝是纯粹施行德教，权柄在上，伸缩由自己决定。唐朝一向姑息，权柄倒持在下，予夺由人决定。两件事不可同日而语。
肉刑始于苗、尧，沿袭而不改革；虞、夏、商、周又不改革，汉文帝凭一个女子的话就改革了。为什么唐虞三代不知道拿出文帝废除肉刑的办法，而刑罚也能搁置不用，这是为什么呢？
先儒说井田、学校、封建、肉刑这四者，废去一个都不行，不知道秦朝变革古法，凡是古人教化百姓、养育百姓的地方，扫地而尽，单独留下肉刑来助长其暴虐，即使防备文帝，也必定有变革它的人，这大概是损益盈虚，理势必然，能通变以适宜百姓，即使成王、康王复活，也不能改变。
汉文帝平生所为，大抵出于黄老之学；至于他得力之处，也是黄老之学。没听说有无情少恩的弊病。
文帝天资纯粹美好，却能转黄老不好的地方为好处；景帝天资刻薄残忍，却将黄老的好处转为不好处。
惠帝减免田租，恢复十五税一。汉朝初兴，今年减免田租，明年减免役事，而且又是十五税一。比周朝什一之税还要节省，然而当时太仓的粮食，陈粮堆积，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导致这样的。
文景减免田租的事，尤其多。有时三十税一，有时减免一半租税，有时全部免除。所以能使百姓富庶的原因，是君主恭敬节俭、欲望少，没有战争的事，所以百姓也都富庶。
汉武帝内政空虚而外事扩张，汉朝国运几乎灭亡，虽然轮台的悔悟，也太晚了。怎么能列入七制之中？
七制大概从文中开始，文中本来没有大见识，因为取他的制诏来续写史书，所以尊崇他。只是武帝征伐四夷的功劳，洗雪祖宗的耻辱，从宣帝时已经定他的庙号为世宗，后来议论宗庙的人，把他比作武王列入不迁庙的行列，那是他子孙的意思。
光武帝的过失，正在于揽权，而史书却称他总揽权纲，举无过事，这是为什么呢？
光武帝在汉朝倾覆之后再造基业，怎么不总揽权纲？只是末流的弊病，到不任用三公，乃是矫枉过正，不是说全不对。
孝宣帝轻视德教，而夹杂霸道，用法吏而任用刑名之学。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的被诛杀，似乎接近于暴虐。却有致力于施行宽大的称誉，这是为什么呢？
宽大的诏书盛美，产生于不足。
孝宣帝综核名实，而王成因虚报户口，褒奖赏赐于是兴起，天下俗吏的虚伪，然而综核的人在哪里？
刑名术数之家，各自执守一个实来驾驭百个虚。老苏所谓“人们信服我的识其一，而不知道我的不识其九”。宣帝大概用此术，间或有人受欺骗的地方，不损害他的大体。
宣帝时，王吉进言，请求废除任子之法。不知道汉朝任子，自何官可以，任何官不可以任？中间废置增损如何？
汉朝法令任子多是为郎，或父任（如汲黯），或兄任（如霍光），或异姓任（诸侯王得任异姓，见《汲黯传》末尾），次第必二千石以上方可保任。所以董仲舒说：“现在郡县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或是二千石子弟。”盖长吏多自郎中选拔，而为郎者率多是二千石子弟（郎选不以父任，则以家资多，出于此二途）。
史氏说陈胜的旧友都引退，没有亲近的人；陈胜与各将领不亲近依附，这是他失败的原因。这是陈胜的细目，先儒却说陈胜的灭亡其大体不在于此。陈胜
与吴广同功一体，田臧擅杀吴广，胜不能制，则纪纲扫地；唇亡及齿，此胜之不能自存，然否？
译与吴广功劳相当、命运与共，田臧擅自杀害吴广，陈胜不能制止，那么法纪就荡然无存；嘴唇没了，牙齿就会受冷，这就是陈胜不能保全自己的原因，是这样吗？
胜、广为救死无策，故判命出此，姑延一旦之喘息耳。即不须以纲纪画畧望他，亦不须以兴亡成败论他。但先史义，其为豪杰首事，故于其亡也，再三致意焉，犹曰是秦民之汤武耳。
髙祖曰：「项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所以亡。夫项羽之失，无数初，未闻范增之有諌使项羽，而终用范增，又将如何？」
系兴亡处，但看人物有无，是第一节。范增岂三杰比耶？但就项羽人物言之，犹有此人耳。
萧何收秦图籍文书，説者谓相汉狭隘者，以此然，使当时不得此书，髙帝必不知天下之户口阨塞，汉之为汉史，悉载而通鉴黜之。至武帝之乞浆逆旅，明皇之洗儿赐钱之事，亦汚秽矣。汉唐二史不录，而通鉴载之，一去一取，未知孰是。
良之谋，以子刼父；崇之策，以臣要君，皆不可以为训。故温公不取。武帝防行，自同匹夫；明皇宣淫，见愚降虏，皆天夺魄，可为后监。故温公备录。
丙魏优劣如何
以相业言之，则魏优于丙；以徳性言之，则丙优于魏。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班固何不录之《循吏传》？又言吴公学李斯刑名，安能为天下第一？
文帝恭黙，躬行，不好刑名，故一时人物皆笃实务内，所以史无可书之事。其学果为刑名与否则不可知，然汉人物皆屈头担重担，却不论他学术。文帝本好刑名，不害为仁。
东汉黄宪，或谓其资禀似顔子，使其得圣人为之依归，还如何？
东汉人物，大率尚名髙，崇气节，宪独冲然退然，所以见者服其深逺，恐亦是天资如此，所谓得圣门学问，未知其如何。
贾谊请文帝兴礼乐，易服色，以其无周之文也。仲舒请武帝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二子之言，孰切时务？
二子之言，皆是。欲时君反秦正朔，建汉正朔。其后，当武帝太初元年，始改用夏正，建汉正，用二子之言也。昨观后汉赵苞守辽西，遣使迎母，而鲜卑入冦，苞母见刼，载以击郡。当此之时，忠孝两难：将追战欤？则疾视其母之死；将就母欤？则有亏事君之义。如何？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有时身在面前，不曾见；有时人在面前，不曾见。只为道理各有所止耳。当赵苞之时，见君而不见母，诚秉此心，有时邂逅可免。葢致死则敌犹有所畏，汉髙祖是但艮止之义，不当如此计较耳。
巫蛊之祸，虽江充之譛，亦戾太子矫制，有以滋后来之变否？
武帝求长生，故猜疑太子；太子通宾客，故不受父命。看史当寻脉理，不可只据目下説。
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寃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为不寃。若赵、盖、韩、杨之死，谓之不寃可乎？或者説：“宣帝时，廷尉不独一于定国，虽不独在定国，而定国坐视四子之死，亦不能效张释之之守法，如何？”
汉公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诏狱，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杂议廷尉。所谓平者，非必皆寛纵之谓，刚不吐，柔不茹者，平也。赵、盖、韩、杨之死，今作文人，但浪説耳。
天下之患，莫大于本小末大。周之内，轻外重，宜若难乆，而卒绵逺。汉之内，重外轻，宜若足以相制，而犹有七国之祸。何耶？
周虽诸侯彊大，犹能支吾数百年。先史喻为百足虫，所以难死者，扶之者多也。汉七国之祸，亦自外重，自此以后，日轻矣。
春秋之义，不以家事废王事。以汉丁鸿之就封为是，伯夷不受国为非。
伯夷处人伦之变，当如此自处。若无故之让，则伯夷之罪人。丁鸿所以得正也。
汉髙祖为义帝发丧，与曹操挟天子以令天下，未审如何？
为义帝发丧，因人之短而执之，挟天子以令天下，负己之有而挟之。虽皆诡之为名，但一则豪杰起事，举动光明；一则奸雄不轨，踪迹暗昧。为义帝发丧，无君之罪在项羽；挟天子以令诸侯，无君之责在曹操。
义帝已立，纵使羽不杀之，下来汉髙，将如何区处？
要之，天运在汉。所以，项羽自杀了，义帝小人，枉了做小人。汉髙因之为资，缟素发丧，君子赢得做君子。
阻三面而守之，以一面东制诸侯，此闗
译陈胜、吴广因为救死无策，所以拼命做出这种举动，不过是姑且延长一天的喘息罢了。因此不需要用纲常法度去衡量他，也不需要以兴亡成败来评判他。只是先史认为他作为豪杰首事，所以在他灭亡时，再三表示敬意，还说他是秦民的汤武。
高祖说：“项羽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任用，这是他灭亡的原因。项羽的过失，起初无数，没听说范增有劝谏项羽，而最终任用了范增，又会怎样呢？”
关系到兴亡的地方，只看人物有无，这是第一层意思。范增怎么能与三杰相比呢？只是就项羽手下的人物来说，还有这个人罢了。
萧何收取秦朝的图籍文书，评论者认为这是相汉狭隘的表现，因此如此。假使当时没有得到这些文书，高帝必定不知道天下的户口险要。汉史全部记载了，而《通鉴》却删去了。至于武帝在旅店乞浆，明皇洗儿赐钱的事情，也是污秽的。汉唐两史不记录，而《通鉴》记载了，一删一取，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张良的计谋，用儿子要挟父亲；崇的计策，用臣下要挟君主，都不可以作为准则。所以温公不采纳。武帝出行，把自己等同于平民；明皇宣淫，向愚蠢的降虏展示，都是天夺其魄，可以作为后世的鉴戒。所以温公详细记录。
丙吉和魏相的优劣如何？
从相业来说，魏相优于丙吉；从德性来说，丙吉优于魏相。河南太守吴公，治理太平天下第一。班固为什么不把他录入《循吏传》？又说吴公学习李斯的刑名之学，怎么能成为天下第一？
文帝恭敬沉默，亲身践行，不喜欢刑名之学，所以当时的人物都笃实务实，因此史书上没有什么可记载的事情。他学习的是否是刑名之学不可知，然而汉代人物都低头承担重担，却不讨论他们的学术。文帝本来喜欢刑名，不妨碍他成为仁君。
东汉的黄宪，有人说他的资质像颜回，假使他得到圣人作为依归，又会怎样？
东汉的人物，大体崇尚名高，推崇气节，黄宪独自冲淡退让，所以见到他的人佩服他的深远，恐怕也是天资如此，所谓得到圣门学问，不知道是怎样的。
贾谊请求文帝兴办礼乐，改变服色，因为他没有周代的文饰。董仲舒请求武帝减少周代的文饰，达到夏代的忠诚。这两个人的话，哪个更切合时务？
这两个人的话，都是对的。想要当时的君主恢复秦的正朔，建立汉的正朔。后来，在武帝太初元年，开始改用夏正，建立汉正，使用了这两个人的话。昨天看后汉赵苞守卫辽西，派遣使者迎接母亲，而鲜卑入侵，赵苞的母亲被劫持，载着去攻打郡县。在这个时候，忠孝两难：是追击战斗吗？那就眼睁睁看着母亲死去；是顺从母亲吗？那就亏损了侍奉君主的道义。怎么办？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看不见人。有时身在面前，不曾看见；有时人在面前，不曾看见。只是因为道理各有所止罢了。在赵苞的时候，看见君主而不看见母亲，确实秉持此心，有时偶然可以免除。大概致死则敌人还有所畏惧，汉高祖就是这样。但是艮止的意义，不应当这样计较。
巫蛊之祸，虽然是江充的谗言，也是戾太子矫诏，有以滋长后来的变故吗？
武帝追求长生，所以猜疑太子；太子结交宾客，所以不接受父命。看史应当寻找脉络道理，不可只根据眼前的说法。
张释之担任廷尉，天下没有冤民；于定国担任廷尉，百姓自己认为没有冤屈。如果赵、盖、韩、杨的死，说他们没有冤屈可以吗？有人说：“宣帝时，廷尉不只有于定国，虽然不只在定国，而定国坐视四人的死，也不能效仿张释之的守法，怎么办？”
汉代公卿有罪，未必都交给廷尉，自有诏狱，多由丞相、御史大夫审理，或者交给中二千石杂议廷尉。所谓公平，不一定都是宽纵的意思，刚强不吐，柔弱不吞，就是公平。赵、盖、韩、杨的死，现在的文人，只是随便说说罢了。
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本小末大更大的。周朝内部轻，外部重，似乎难以长久，但最终绵延久远。汉朝内部重，外部轻，似乎足以相互制约，却还有七国之祸。为什么呢？
周朝虽然诸侯强大，还能支撑几百年。先史比喻为百足虫，所以难以死去的，是因为扶持的人多。汉朝七国之祸，也是因为外部重，从此以后，日益减轻了。
春秋之义，不以家事废王事。以汉代丁鸿就封为对，伯夷不接受封国为错。
伯夷处于人伦的变故，应当这样自处。如果是无故的让位，那么伯夷就是罪人。丁鸿所以得正。
汉高祖为义帝发丧，与曹操挟天子以号令天下，不知道怎样？
为义帝发丧，是因为别人的短处而抓住它；挟天子以号令天下，是因为自己的所有而挟持它。虽然都是诡诈的名义，但一个是豪杰起事，举动光明；一个是奸雄不轨，踪迹暗昧。为义帝发喪，无君的罪在项羽；挟天子以号令诸侯，无君的责任在曹操。
义帝已经立了，即使项羽不杀他，后来汉高祖，将怎样处置？
总之，天运在汉。所以，项羽自己杀了，义帝是小人，枉做了小人。汉高祖借此作为资本，穿丧服发丧，君子赢得了做君子。
阻挡三面而守卫，用一面东面控制诸侯，这是关
中之形势。然汉髙道南阳，过郦析，以叩武闗，而闗中无击柝之限。既而从山东之师，稍益以闗中之士，固守谨闗，而项羽围入之。及其领汉蜀之封，地形少痿矣，乃由故道以定三秦之壤。夫以天险不可升之势，而楚汉分争之始，或自东南而入武闗，或自西南而扺陈仓，或自东方而越殽函，何耶？
译这是关中的地势。然而汉高祖经由南阳，经过郦县和析县，去攻打武关，而关中没有敲梆子警戒的阻碍。不久，跟随从山东来的军队，逐渐增加关中的士兵，坚守谨慎地守卫关口，而项羽包围并攻入了。等到他接受汉中和蜀地的封地，地形稍微变得平缓了，于是从故道出发平定了三秦的土地。凭借天险不可攀登的形势，而在楚汉争战的开始，有的从东南进入武关，有的从西南抵达陈仓，有的从东方跨越崤山和函谷关，为什么呢？
自古入闗有三道，一自河北入，为正道【项羽，汉光武，安禄山】一自河南入，为间道【汉髙祖，▯温，檀道济，刘裕】一自蜀入，为险道【汉髙祖，闗中由中道入巴蜀为汉王，已而又从此路出定闗中，诸葛亮亦从此出师】闗中虽号天险，岂无可入之道？苐不比他战场可长驱而进耳。
巴蜀四塞，非进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诸葛亮不劝先主都之，及闗公之危，又不闻救之，何也？
江陵属荆州，武侯首陈取荆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后争之于吴，而不得，吴止分数郡以与之。至闗公之败，并数郡而失之，况得而都之邪？况荆襄为南北咽喉，在三国为必争之地，乃戎马之场，非帝之都也。
蜀先主以国委孔明，无言不聼，伐吴之役，先主诚失计也。而孔明曽不以为非，及其既败，乃曰：「灋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何孔明不能谏于知己之主，而犹有待于孝直也？
只缘孔明规模在据荆、益，方成伯业。以荆州为必争之地，争而不得，后方悔耳。
诸葛亮在三国时，盖人才之巨擘也。观其治国行师，屡以无粮退，岂其粮储赍备之不多耶？岂其漕运之不继耶？
蜀以失荆州，欲出闗洛，无路，不免崎岖子午谷、大散诸闗阨中，运粮最难，卒以此困。
唐太宗规模不及汉髙祖，何以见之？
汉髙事事不能，只有一个帝王器度，本不拟到此地位，自是天人推出来，所以规模比三代。太宗事事了得，本是唐之第一君，为其必欲做帝王，不待天人自安排，所以只做得魏晋规模。只看建成、元吉事。
唐太宗恭俭不若孝文，而功烈过之【范唐鉴】
三代而下，英主无出文帝、太宗。止做得创业功臣，君徳上可议处甚多，不止恭俭。文帝不是无功，但当守文时，故不以征伐显耳。太宗只是削平荡定之功，而徳在人心处少。
唐太宗诛髙徳儒之谄谀，薄宇文士及之不忠，岂不知奸邪谗谄之士不可厠文墨，议论之臣而定十八学士之选？而许敬宗之奸，独录而不弃，何耶？
知人甚难。太宗不但失于许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之尤者。
范唐鉴讥太宗曰：「陷父之罪，胁以起兵。古人行一不义而得天下，弗为也。太宗终守臣节可也。」愚厯观唐史，隋炀帝既遣江都之使，唐髙祖不宜坐处夷灭。况大业之末，生民涂炭，太宗茍不为此，必无以济苍生之困。范氏正大之説，果可用否？使圣贤处此，当守臣节乎？将权以济事乎？
孤隋之暴，何止桀纣？若欲行汤武之事，但当正名吊伐，不当自陷于盗贼之地，而胁以起兵。以斯举事，是以乱易乱也。大桀，小桀也。惜乎，太宗有济世之志，伤于欲速迫切，反以堂堂礼义之师，自陷于乱臣贼子之伦。乃是将官盐作私盐卖了。世上有理明义直之事，只为学术不正，举动不明，便坏了事体。
唐明皇开元天宝之治，何始之不克终耶？
开元之世，乃无妄之时。虽四夷时有不靖，乃无妄之疾。缘小人以边功动之，致令边衅一开，生出万端。病痛乃无病服药之故。
晋殷浩、谢安，少有重名。方其隠而未用也，人皆以公辅期之。或曰：“深源不起，如苍生何？”或曰：“谢安不起，当如苍生何？”及其既用也，谢安却苻秦，安晋室，功业亦可无负。而殷浩举兵北伐，师徒屡败，桓温因朝野之怨而废之，如弃草芥。夫人之拟二子则同，而二子事业何其相逺！
东晋诸贤，大抵务养名节，不务实用。幸而成功，则为谢安；如其无成，则为殷浩。然安能矫情镇物，浩则遇事周章，较是输他一着也。
桓温伐秦，至灞上；伐燕，至枋头。父老皆有复见汉官威仪之叹。而温志在鸿鹄，遂以失之。其后刘裕既入秦，亦有南顾心，遂为赫连所夺。其罪与温一也。虽然，自古南北分争，若隋、若我宋，皆以北而并南，未能以南而并北。方者也，岂亦事势使然，固不可尽罪二人乎？
邵康节云：「天下有道，地气自北而南；天下无道，地气自南而北。南方非不可用，但多非文明之时耳。」
商君初变法，秦民不悦，言不便者以千数。令行之后，
译自古以来，进入关中地区有三条道路：一条从河北进入，是正道（如项羽、汉光武帝、安禄山）；一条从河南进入，是间道（如汉高祖、刘昶、檀道济、刘裕）；一条从蜀地进入，是险道（如汉高祖，关中军队由中道进入巴蜀，汉王刘邦后来也从此路出兵平定关中，诸葛亮也从此出兵）。关中虽然号称天险，难道就没有可以进入的道路吗？只是不像其他战场那样可以长驱直入罢了。
巴蜀四面险阻，不是进取中原的地方，唯一的出路在于江陵。然而诸葛亮不劝刘备定都于此，等到关羽处境危急时，又没有听说他去救援，这是为什么呢？
江陵属于荆州，诸葛亮首先提出夺取荆州的策略，刘备不能采纳。后来与东吴争夺荆州而没有得到，东吴只划分几个郡给他。等到关羽战败，连同这几个郡也一并丢失，何况是得到并定都于此呢？况且荆襄是南北咽喉，在三国时期是必争之地，是战争频繁的场所，不是帝王定都的地方。
蜀汉先主把国家托付给诸葛亮，没有一句话不听，征伐东吴的战役，先主确实是失算了。而诸葛亮曾经不认为这是错误的，等到先主失败后，才说：“如果法孝直还在，一定能制止皇上东行。”为什么诸葛亮不能在知己的主公面前进谏，却还要等待法孝直呢？
只因为诸葛亮的规划在于占据荆州和益州，才能成就霸业。他把荆州视为必争之地，争夺而不得，后来才后悔罢了。
诸葛亮在三国时期，大概是人才中的巨擘。看他治国用兵，多次因为缺粮而退兵，难道是他的粮食储备不多吗？难道是他的漕运不能持续吗？
蜀汉因为失去荆州，想要出兵关中、洛阳，没有道路，不免要在崎岖的子午谷、大散关等险隘中运粮，最为困难，最终因此陷入困境。
唐太宗的格局不如汉高祖，怎么看出来的呢？
汉高祖事事都不擅长，只有一个帝王的器度，本来不打算达到这个地位，是上天和世人推举出来的，所以他的格局堪比夏商周三代。唐太宗事事都能处理得当，本来是唐朝第一流的君主，因为他一定要做帝王，不等待上天和世人自然安排，所以只做到了魏晋的格局。只要看看李建成、李元吉的事情就知道了。
唐太宗的恭敬节俭不如汉文帝，但功业超过了他（范祖禹《唐鉴》）。
三代以后，英明的君主没有超过汉文帝和唐太宗的。他们只做到了创业功臣，在君主德行上可议论的地方很多，不仅仅是恭敬节俭。汉文帝不是没有功劳，只是处于守成时期，所以不以征伐显赫罢了。唐太宗只是有削平叛乱、安定天下的功劳，而在人心中的德行较少。
唐太宗诛杀高德儒的谄媚，轻视宇文士及的不忠，难道不知道奸邪谗佞之士不能参与文书议论，而选定十八学士吗？而许敬宗的奸邪，却录用而不抛弃，为什么呢？
知人很难。唐太宗不仅在许敬宗身上失误，认为李勣可以担当大事，这是更大的失误。
范祖禹在《唐鉴》中讥讽唐太宗说：“陷父亲于罪，胁迫起兵。古人做一件不义的事而得到天下，都不做。唐太宗最终坚守臣子的节操就可以了。”我遍观唐史，隋炀帝已经派遣江都的使者，唐高祖不应该坐视被夷灭。况且大业末年，百姓困苦，唐太宗如果不这样做，必然无法救济苍生的困境。范氏正大的学说，真的可用吗？假使圣贤处于这种情况，是应该坚守臣子的节操呢？还是权变以成就大事呢？
隋朝的暴虐，何止是夏桀商纣？如果想要行商汤周武王之事，应当正名讨伐，不应当自陷于盗贼之地，而胁迫起兵。用这种方式行事，是以乱易乱。大桀，小桀罢了。可惜啊，唐太宗有济世之志，受限于急于求成，反而使堂堂礼义之师，自陷于乱臣贼子的行列。这就像把官盐当作私盐卖了。世上有理明义直的事情，只是因为学术不正，举动不明，便坏了事情。
唐明皇开元天宝之治，为什么开始得很好却不能善终呢？
开元时期，是无妄之时。虽然四夷时常有不宁，是无妄之疾。因为小人以边功煽动，导致边衅一开，生出万端。病痛是因为无病服药的缘故。
晋朝的殷浩、谢安，年少时就有重名。当他们隐居而未受用时，人们都以公辅期待他们。有人说：“殷浩不起用，苍生怎么办？”有人说：“谢安不起用，苍生怎么办？”等到他们受用时，谢安击退苻秦，安定晋室，功业也可以说没有辜负期望。而殷浩举兵北伐，军队屡次失败，桓温因为朝野的怨恨而废黜他，像丢弃草芥一样。人们比拟这两个人是一样的，而两个人的事业为什么相差这么远！
东晋诸贤，大抵务求养名节，不务求实用。侥幸成功，就是谢安；如果没有成功，就是殷浩。然而谢安能矫情镇物，殷浩则遇事周章，比较起来输他一着。
桓温伐秦，到达灞上；伐燕，到达枋头。父老都有再次见到汉朝官威仪的感叹。而桓温志在鸿鹄，于是失去了机会。后来刘裕进入秦地，也有南顾之心，于是被赫连夺去。他的罪过与桓温一样。虽然如此，自古以来南北分争，像隋朝、像我们宋朝，都是以北并南，未能以南并北。这是方圆的道理，难道也是事势使然，本来不能完全归罪于这两个人吗？
邵康节说：“天下有道，地气自北而南；天下无道地气自南而北。南方不是不可用，只是多不是文明之时罢了。”
商君刚开始变法，秦民不悦，说不方便的人以千计。法令实行之后，
始言不便，犹是三代直道之民；终复言便，则战国刑戮之民矣。不下毒手，如何得他合口？当看商鞅行法始末。秦谪戍法，先发吏有谪籍及赘壻、贾人，又父母有市籍者，所以重困商贾。何故？
秦自商君立法，欲民务农力战，故重耕战之赏。以商贾务末，不能耕战，故重为谪罚以抑之。所以立致富强。秦焚书坑儒，如何却犹有三老以掌教化？而二世犹召博士诸生问状耶？
秦虽无道，人心道理自不可泯。虽纵作、横作，灭不得许多道理。圣人所以言“继周之后，百世可知”。
汉史，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沟洫刑法，皆为立志；而选士之法，最为近古。何乃不为立志？
汉书》缺处，典兵无志，选举无志，为太史公未作得此二书，故孟坚因陋就简。
太史公作《史记》，上自唐虞，而八书之作，止言汉事。班孟坚作《汉史》，合纪汉一代事，而乃作《古今人表》。
八书未必皆言汉事，独平准书专言武帝。其赞却説古今，汉志虽为一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独古今人表专説古而不説今，自悖其名。先辈尝讥之，中间科等分别人物，又煞有可议。此却班史之赞，画蛇添足。
太史公之号，或以为武帝所置，或以为东方朔尊美其书，从而加之，或以为迁尊其父，其説孰是？
太史公是掌律厯之官，本传谓典天官，而迁亦谓文史星厯，近乎卜祝，是太史掌汉律厯可知。居史官之太史令，迁尝为之，位在公卿之上，虽未可知，但自来厯官居卿以上，底令虽非卿，而位比于卿，其他不足论，公特其子尊之耳。
史记》云：“孔子堕三都。”攷之经传，“堕郈”、“堕费”固有之矣，而“围成”则不克成功，未尝堕也。况“成”出于鲁定，自围非孔子也。兼《左氏》亦曰：“将堕三都”，未实其言。《史记》果何所据而言耶？
尝闻之晦翁云：「斯至是始觉，遂不肯堕。成使齐不归女乐，则成亦堕矣。」
贾谊陈治安策，论民俗奢侈，盗贼乘时而发。夫文帝躬修▯黙，移风易俗，以谊言观之，所谓移风易俗者，安在？
谊煞有疎密太过处，唯文帝能受尽言。史臣谓谊之言，亦畧施行。文帝风俗好处，谊不为无助。
良、平，汉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与？髙后四年，差次功臣，其位愈下，何欤？
汉封功臣，其盟誓之辞曰：「非军功不侯，于军功中又三事最重，一曰从起丰沛，二曰从入闗中破秦，三曰从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论此三事。良、平皆后附【良虽从沛公，但其时自有故君韩氏】所以不在此数。又良、平皆帷幄谋议，而不履行阵，所以诸军功者率在先。
黄老清净无为之学也，申韩之学出于黄老，流入于刑名惨刻。前辈谓无情之极至于无恩，然否？
才无情便无恩意脉如此
髙帝只因请苑事，便疑萧何，欲置之辟。光武于冯异，或譛其威权太重，百娾归心，而帝信之愈笃。何髙帝之介介于其小，而光武乃释然于其大。
髙帝因诸将而疑元臣，光武鉴往事而全功臣。
汉有中朝，不知昉于何时。孟康于《刘辅注》曰：“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堂上推云】皆加官于正官衔上，带此之谓加官。然则辅系狱，中朝官上书论救，而光禄勲、太中大夫皆预及谨，咸拜光禄大夫、给事中。翟方进奏咸【云云】不当防方正举备内朝官，则又孟所注有不同者。
中朝，想古燕朝【谓之内朝】中间官职，谓之中朝，皆给事于中者也。光禄大夫、给事中，皆加官，出入内朝之燕私者也。汉时犹以士夫为之，至唐则全用宦官矣【可看百官表】萧何未央之营，前殿建北阙，周匝二十重，九十五步，街道周回七十里，台殿四十三所，宫门闼凡九十五，壮丽如此，宜高帝之所以怒，温公讥其非元城，乃以为萧何坚汉高都长安之深意，当从何説为正。
高帝都闗中之意，犹豫未决，盖嫌残破故也。何大建宫室以转其机？至其自夸壮丽，今人皆知其无识，不知何不欲以据形势、定根本？正言于高帝，恐费分疎，姑假世俗之言以顺适
译起初说不方便，还是夏商周三代直道而行的百姓；最终又说方便，那就是战国时期受刑罚杀戮的百姓了。不施加严酷的手段，怎么能使他们闭口不言？应当考察商鞅推行新法的始末。秦国的谪戍法令，首先征发有罪籍的官吏以及赘婿、商人，还有父母有市籍的人，这是为了重重地困迫商贾。为什么呢？
秦国自从商君制定法律，想要百姓致力于农耕和作战，所以重视耕战的奖赏。因为商贾追求末业，不能从事耕战，所以重重地施加谪罚来抑制他们。因此得以建立富强。秦国焚书坑儒，为什么却还有三老来掌管教化？而秦二世还召见博士诸生询问情况呢？
秦国虽然无道，人心中的道理自然不可泯灭。虽然胡作非为、横行霸道，也灭不掉那么多道理。圣人所以说“继承周朝之后，百世的情况都可以预知”。
《汉书》，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沟洫刑法，都设立了志；而选拔士人的方法，最为接近古制。为什么却不设立志呢？
《汉书》缺失的地方，典兵没有志，选举没有志，是因为司马迁没有写成这两篇书，所以班固因陋就简。
司马迁作《史记》，上起唐尧虞舜，而八篇书的内容，只说到汉朝的事。班固作《汉书》，合记汉朝一代的事，却作了《古今人表》。
八篇书未必都只说汉朝的事，唯独《平准书》专门说汉武帝。但它的赞语却说古今，汉朝的志虽然是为一个朝代作的，但都从古代最初说起，唯独《古今人表》专门说古而不说今，违背了自己的名称。先辈曾经讥讽它，其中分等级区别人物，又很有可议论的地方。这却是班固史书的赞语，画蛇添足。
太史公这个称号，有人认为汉武帝所设置，有人认为东方朔尊崇美化他的书，从而加上的，有人认为司马迁尊崇他的父亲，哪种说法是对的？
太史公是掌管律历的官职，本传说掌管天官，而司马迁也说文史星历，接近于卜祝，可知太史掌管汉朝的律历。担任史官的太史令，司马迁曾经担任过，地位在公卿之上，虽然不可确知，但历来掌管历法的官职居于卿以上，令虽然不是卿，但地位比于卿，其他不足论，公只是他的儿子尊崇他罢了。
《史记》说：“孔子堕毁三都。”考察经传，“堕毁郈邑”、“堕毁费邑”确实有，而“围攻成邑”则没有成功，未曾堕毁。况且“成”出自鲁定公，自然围攻的不是孔子。加上《左传》也说：“将要堕毁三都”，并没有证实他的话。《史记》究竟根据什么来说呢？
曾经听朱熹说：“仲由到这时才觉悟，于是坚决不肯堕毁。成邑如果让齐国不归还女乐，那么成邑也就堕毁了。”
贾谊陈述治安策，论及民俗奢侈，盗贼趁时而发。然而汉文帝亲身修持静默，移风易俗，从贾谊的话来看，所谓的移风易俗，在哪里呢？
贾谊确实有疏密太过之处，只有汉文帝能完全接受直言。史臣说贾谊的话，也大致施行。汉文帝风俗好的地方，贾谊不是没有帮助。
张良、陈平，是汉朝的功臣。十八侯的次序，张良、陈平为什么不在其中？高后四年，排定功臣的次序，他们的地位更加低下，为什么呢？
汉朝封赏功臣，盟誓的辞令说：“没有军功不封侯，在军功中又有三件事最重，一是从丰沛起兵，二是跟随进入关中攻破秦国，三是跟随平定三秦。”十八侯的位次完全依据这三件事。张良、陈平都是后来归附【张良虽然跟随沛公，但那时自有故君韩氏】，所以不在此数。又张良、陈平都是帷幄中的谋议，而不履行阵，所以诸有军功的人大多在先。
黄老是清净无为之学，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出自黄老，流入于刑名惨刻。前辈说无情到了极点以至于无恩，是这样吗？
才无情便无恩，意脉如此。
汉高祖只是因为请求开放上林苑的事，就怀疑萧何，想要把他置于法。光武帝对于冯异，有人谗言他威权太重，百官归心，而皇帝对他信任更加坚定。为什么汉高祖在小节上如此固执，而光武帝在大事上却能释然？
汉高祖因为诸将而怀疑元臣，光武帝鉴于往事而保全功臣。
汉朝有中朝，不知道始于何时。孟康在《刘辅注》中说：“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 scatter骑诸吏为中朝【堂上推云】都在正官衔上加官，带此之谓加官。那么刘辅系狱，中朝官上书论救，而光祿勲、太中大夫都参与及谨，都拜光禄大夫、给事中。翟方进上奏咸【云云】不当防备方正举备内朝官，那么又与孟康所注有不同之处。
中朝，猜想是古代燕朝【称为内朝】中间的官职，称为中朝，都是供职于内朝的人。光禄大夫、给事中，都是加官，出入内朝的燕私之处。汉朝时还用士大夫担任，到唐朝则全用宦官了【可看百官表】萧何营建未央宫，前殿建立北阙，周匝二十重，九十五步，街道周围七十里，台殿四十三所，宫门凡九十五，壮丽如此，适宜高帝之所以愤怒，司马光讥讽其非元城，乃以为萧何坚定汉高祖都长安的深意，应当从哪种说法为正。
高祖都关中之意，犹豫未决，大概是嫌残破的缘故。萧何大建宫室以转变他的心意？至于他自己夸耀壮丽，今人皆知其无识，不知道萧何不想以据形势、定根本？正言于高帝，恐怕费用分疏，姑且假借世俗之言以顺适
高帝之为义帝发丧也，三军缟素，天下之士归心焉。虽然，帝亦诡而用之耳。夫帝之于懐王也，君臣之分未定也。生则未尝以天下之义主而事之，死则以为天下之义主而丧之。此盖项氏之短，而大其辞以执之。是三老董公之善谋，岂出于帝之本情哉？古今之名义，有不本于夫人之本情，而英雄豪杰或诡之以济事者多矣。齐威防王世子于首止，情不出于世子也。晋文朝天王于河阳，情不在于天王也。利在世子则尊世子，利在天王则尊天王，利在义帝则尊义帝。其诡而用之则一耳。高帝约法三章。
沛公之始入闗也，与秦父老约法三章。是时沛公犹未王闗中也，而辄与其民私约如此，殆类于儿曹呕呴之为者。虽雌雄未定之时，务为寛大长者，以媚悦斯民，孰不能者？及项氏既灭，天下一家，正高帝创法定令之时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岂儿辈呴呕之恩，姑以媚悦于一时者哉？使其仁心仁闻出于至诚，怜恤之意，虽草莽私约，遂以为汉世不刋之典，真主一言，其利溥哉？马迁既汉武时人，必能详记武帝故实。及观武纪，止言封禅祷祀神仙方士等事，他全不及。至八书中，固有畧及武帝者，然封禅书不过又述武纪所言，平凖书又何独详述武帝生财法？至律书言兵，又止言文帝而不及武帝。迁谓夫子春秋于定哀也，则微，亦须畧举宏纲，而或详载或不载，既自不同。若武纪犹可疑者，敢问？
史记》不专为汉史，乃厯代之史，故其纪汉，书畧于《汉书》，而纪武帝事独详。若《封禅》《平凖》二书，虽谓之南史家风可也。
周勃、霍光在汉，均有拥立之功，优劣如何？
霍光仗忠义，举动光明；平勃任智术，踪迹踈昧。
汉七制，景帝、昭帝何为不与？唐三宗，宣宗、武宗何为不录？
景帝天资刻薄，无人君之度，但以不失文帝之恭俭，故史人之辞称曰：「文景」。昭帝虽聪明蚤成，而享国不永，所以不在七制之数。唐三宗已不似汉，更添宣武，何为？高祖既约法三章，如何后来萧何作律九章？
三章是草莽中一时要约，如何尽得？世变后，世自合随时损益。萧何九章，犹未失高祖寛仁大意。至武帝三百五十九章，则浸失初意。
高祖之兴，计谋有人。今光武之起，既身为之谋，又身为之战，遂复故物。马援乃以为光武不及髙帝，意者用人者大，自用者小邪？
光武、太宗，身经百战，真千古英雄之将。所以不似汉高者，盖汉高不能为将，而善将将，此光武、太宗所以见容于汉髙也。
汉立五经博士遗其一者何经
周礼未立学官，汉末刘歆方发明此书，説与王莽壊了，后人遂以为周礼为傅防之书，后汉三郑出来，其学方明，其书方行。
内政何名寓军令
自伯图之兴，大抵兵不诡则不能谋人，国政不诡则不能自谋其国。故《春秋》善战者，兵有所不交；善诡者，城有所不守。诡道相高，求以得志，乃于治民之中而黙寓治兵之法。阳为治民，以欺其人；隂为治兵，以壮其势。其言于威公曰：“君欲正卒伍、修甲兵，大国亦将修之，而小国设备，则难以速得志。不若隐其事而寄其政。”于是作内政而寓军令焉。今观自五家为轨，轨有长积，而至十连之乡，乡有良人，以为内政。自伍人为伍，轨长率之积，而至于万人为军，五乡之帅帅之，以为军令。名为内政，实则军令寓焉。寓之云者，犹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暂居之谓也。夷吾志在强国，内政之作，岂在于民乎？特假内政之名，以行军令耳。是故外假王政之名，内修强国之利。夷吾巧于用诡，固如是哉！嗟乎！有为为善，虽善实利；有意为公，虽公实私。成周自五家为比，至五州为乡，居民之法也。自五人为伍，至五师为军，舍万民之法也。其事暴白于天下，而无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髣髴其一二矣。独奈何以诡道行之，以欺其隣国？则安得不为伯者之私哉！
秦自称水德
五德之运，其谁为之乎？自秦用方士之言，以周为火德，推五行相胜之法，自谓之水德，则是秦首倡其端耳。汉
译高帝为义帝发丧时，全军穿白色丧服，天下的士人都归心于他。虽然如此，高帝也是权宜地利用这一举动罢了。高帝与怀王之间，君臣的名分尚未确定。怀王活着的时候，高帝不曾以天下正统君主的名义侍奉他；怀王死后，高帝却以天下正统君主的名义为他发丧。这大概是项氏的短处，高帝夸大言辞来抓住这一点。这是三老董公善于谋划，难道出于高帝的本意吗？古今的名分大义，有不基于人的本意，而英雄豪杰有时权宜利用它来成就事业的，很多。齐桓公在首止护卫周襄王，情意并不出于对周襄王的忠诚。晋文公在河阳朝见周襄王，情意也不在于周襄王。有利于周襄王就尊崇周襄王，有利于义帝就尊崇义帝。他们权宜利用这一点是一样的。高帝约法三章。
沛公刚进入函谷关时，与秦地父老约定三条法律。这时沛公还没有称王关中，却擅自与百姓私下这样约定，大概类似于小孩子哄骗的行为。虽然在雌雄未定之时，务必表现得宽厚长者，来取悦百姓，谁不能做到呢？等到项氏灭亡，天下一统，正是高帝创立法令的时候，而三章的法律却稳固如山，难道是小辈哄骗的恩惠，姑且用来取悦一时的人吗？如果他的仁心仁政出于至诚，怜悯体恤之意，即使是草莽中的私下约定，也把它作为汉代不可更改的典章，真正君主的一句话，其利益广大啊！司马迁既然是汉武帝时代的人，必定能详细记载汉武帝的旧事。等到看《武帝纪》，只说封禅、祈祷祭祀、神仙方士等事，其他完全不提及。至于《八书》中，固然略微提及汉武帝，然而《封禅书》不过是又叙述《武帝纪》所说的，《平准书》又为何单独详细叙述汉武帝生财的法令？至于《律书》谈论军事，又只说文帝而不提及汉武帝。司马迁说孔子在《春秋》中对于定公、哀公时代，则言辞隐晦，也须略微列举大纲，而有的详细记载有的不记载，既然自己不同。如果《武帝纪》还值得怀疑，请问？
《史记》不专为汉史，而是历代的历史，所以它记载汉代，比《汉书》简略，而记载汉武帝的事却特别详细。像《封禅》《平准》两篇，即使称之为南史家风也可以。
周勃、霍光在汉朝，都有拥立皇帝的功劳，优劣如何？
霍光凭借忠义，举动光明；周勃、陈平依靠智谋权术，踪迹模糊不明。
汉七制，景帝、昭帝为何不列入？唐三宗，宣宗、武宗为何不收录？
景帝天性刻薄，没有君主的度量，只因为不失文帝的恭俭，所以史家的言辞称他为“文景”。昭帝虽然聪明早成，而在位时间不长，所以不在七制之列。唐三宗已经不像汉代，再添加宣宗、武宗，为何？高祖已经约法三章，如何后来萧何制定九章律？
三章是草莽中一时的约定，如何能完备？世事变迁后，自然应当随时增减。萧何九章，还没有失去高祖宽仁的大意。到了武帝三百五十九章，就逐渐失去了初衷。
高祖兴起，计谋有人。如今光武帝起事，既自己谋划，又亲自作战，于是恢复旧物。马援却认为光武帝不及高祖，大概是因为用人者大，自用者小吗？
光武帝、唐太宗，身经百战，真是千古英雄中的将领。所以不像汉高祖的原因，大概是汉高祖不能做将领，而善于统帅将领，这是光武帝、唐太宗被汉高祖容纳的原因。
汉朝设立五经博士，遗漏了一部经，是哪部经？
《周礼》没有设立学官，汉末刘歆才阐发此书，说与王莽有关，后人于是认为《周礼》是伪造之书，后汉三郑出来，其学问才阐明，其书才流行。
内政为何名为寓军令？
自从伯图兴起，大概军事不诡诈就不能谋算敌人，国政不诡诈就不能谋划自己的国家。所以《春秋》中善于作战的人，军队有所不交战；善于诡诈的人，城池有所不坚守。诡道相高，求以实现志向，于是在治理百姓之中默默寓含治理军队的方法。表面上治理百姓，来欺骗其人；暗地里治理军队，来壮大气势。他对齐桓公说：“您想整顿卒伍、修治甲兵，大国也将修治，而小国设防，就难以迅速实现志向。不如隐藏其事而寄托于政令。”于是作内政而寓军令。现在看从五家为轨，轨有轨长，到十连之乡，乡有良人，作为内政。从五人为伍，轨长率领，到万人为军，五乡之帅率领，作为军令。名为内政，实则军令寓含其中。寓含的意思，就像旅舍的寓居，不是其所居而暂居的意思。管仲志在强国，内政的制定，难道在于百姓吗？只是假借内政之名，来实行军令罢了。所以外借王政之名，内修强国之利。管仲善于用诡，本来就是这样啊！唉！有为而善，虽善实利；有意为公，虽公私。成周从五家为比，到五州为乡，是居民的法令。从五人为伍，到五师为军，是舍万民的法令。其事暴露于天下，而无非王道之公。管仲的法令，能模仿其一二。唯独为何以诡道行之，来欺骗邻国？那么安得不为霸者的私心呢！
秦自称水德
五德的运转，是谁做的呢？自从秦用方士的话，以周为火德，推五行相胜的法，自称为水德，那么是秦首倡其端耳。汉
人或窃其余论，反摈秦而主汉，则张苍谓汉为水德，是也。或祖则余论，遂举汉以继秦，则贾谊、公孙▯之流谓汉为土德，是也。或祖窃其余论，而两皆不用，更为相生之术，上推包羲，下至周汉，而摈秦不数者，则歆、向父子遂谓周为木德，汉为火德，是也。夫秦自称水德，则是始皇之妄自尊大耳。后世设以始皇为是耶？当祖而用之，如贾谊、公孙▯辈可也。设以秦为非邪？当汛扫其不经之谈，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可也。今张苍、歆、向之徒，既窃用其説，又从而非议之，反摈秦于不数，则是卫辄自谓之嫡孙，欲以窃据正统，而反摈其父不纳也。夫辄之所以得谓之嫡孙者，以其有父为世子也。既不父其父，则不得谓之嫡矣，尚可据其位乎？五运之所由倡，以秦倡之耳。既摈秦不数，而汉独何所承乎？此皆汉儒欺天罔人之论，而班固不察，又真以汉为得天统也。夫所谓天统者何也？昔周公营洛之议曰：「有德者易以兴，无德者易以亡。」孟子定于一之论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又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此天统之説外，是而谓之天统，则如秦之自称水德可也，如张苍之称汉为水德亦可也，如贾谊、公孙▯之土德可也，如歆、向之火德亦可也。尊秦可也，摈秦亦可也，自尊可也，人尊之亦可也。要之，不得为天统则一耳。
译有人暗中采纳那些残余的议论，反而排斥秦朝而尊奉汉朝，那么张苍说汉朝是水德，就是对的。有人遵循那些残余的议论，于是推举汉朝来继承秦朝，那么贾谊、公孙弘等人说汉朝是土德，就是对的。有人暗中采纳那些残余的议论，却两者都不采用，另外创立相生之术，上推至伏羲，下至周朝和汉朝，而排斥秦朝不将其计入，那么刘歆、刘向父子于是说周朝是木德，汉朝是火德，就是对的。秦朝自称水德，这只是秦始皇妄自尊大罢了。后世如果认为秦始皇是对的，就应当遵循并采用他的说法，像贾谊、公孙弘那样就可以了。如果认为秦朝是错的，就应当彻底扫除那些不合常理的说法，阐明先王的正道，以此来引导就可以了。现在张苍、刘歆、刘向这些人，既然暗中采用了秦朝的说法，又进而非议它，反而将秦朝排斥在不计入之列，这就好比卫辄自称是嫡孙，想要窃取正统地位，却反而排斥自己的父亲不接纳他。卫辄之所以能被称为嫡孙，是因为他有父亲作为世子。既然不承认自己的父亲是父亲，就不能称为嫡系了，还能占据那个位置吗？五德终始之说之所以被提倡，是因为秦朝提倡它罢了。既然排斥秦朝不将其计入，那么汉朝独自继承什么呢？这都是汉代儒生欺骗上天、蒙蔽世人的言论，而班固没有明察，又真的认为汉朝获得了天命正统。所谓天命正统是什么呢？从前周公营造洛邑的议论说：“有德行的人容易兴盛，无德行的人容易灭亡。”孟子关于天下统一的论断说：“不喜好杀人的人能够统一天下。”又说：“夏、商、周三代得到天下是因为仁德，失去天下是因为不仁。”除了这些关于天命正统的说法之外，如果把这些都称为天命正统，那么像秦朝自称水德也可以，像张苍称汉朝为水德也可以，像贾谊、公孙弘的土德也可以，像刘歆、刘向的火德也可以。尊崇秦朝可以，排斥秦朝也可以，自我尊崇可以，别人尊崇也可以。总之，都不能称为天命正统，这一点是一样的。
赵长平之败
长平之败，岂不哀哉？此不惟一赵括之兵端一开，平原君实为之也。盖当是时，秦尝有事于魏、韩，而冯亭欲嫁祸于隣国，故以上党自归于赵。夫秦防野王，而上党路絶，是上党之在韩也，有已亡之形，而秦有垂得之势。今韩以空名归赵，实欲嫁秦兵于赵，此盖冯亭狙诈之术耳。夫秦日夜劳心苦力，以蚕食于韩，今上党有垂得之势，而赵乃欲安坐而利之，则虽彊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固能得之强大乎？且无故之获，有道之所深忧也，非望之福，哲人之所甚祸也。平原不见天下之大势，暗于狙诈之术，弃龟鉴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祸，则长平之败，岂独赵括为之哉？
赵括
赵括虚张无实，言大而才疎，其父母知之，赵廷之臣知之，而敌国之人亦知之，独其君不知之者。盖当是时，应侯行千金于赵，以为反间，是必左右近臣隂受秦赂，相与防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人多以名用人，失之赵括。不知括之在赵，未尝以名闻也。使括而以名闻于赵，则秦当忌之矣。而胡为利括之为将也？是括虚张疎缪之实，已久闻于隣国，独其主不知之耳。
毛遂
毛遂上不数于其主，下不齿于其徒，而卒能奋身决起，著名楚赵。茍非见弃于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观战国游士，所以防名当时，致身将相，快平生之愤，酬夙昔之愿，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苏秦之相六国，其家激之也；张仪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谈笑而取秦柄，其雠激之也。故善用人者，于其凌厉顿挫之时，而乗其感慨奋激之气，则虽寻常之人，皆能以自効于尺寸。如其习安于豢养之余，而生平之意愿已足，则虽竒人节士，亦或无以自见也。
鲁仲连
鲁仲连亦战国防士耳，而竒气疎节，愤激陈义，有非防士所能及者。鹰隼高飞于云汉，虎豹长啸于山林，其颉顽飞腾之气，岂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之覊絷，而豢养于韝圏之中，则与鸡犬无异。何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战国游士，大抵不胜其利欲之心，担簦而往，鼓箧而游，夫孰非有富贵之心者？故一受人之覊縻，甘人之豢养，则虽有竒气疎节，将无所用之，而俛首帖尾，碌碌人下者，往往而是也。尚何望其愤激陈义哉！仲连惟不见其所欲，故不受人之覊縻，不甘人之豢养，是以高飞长啸，而足以颉颃于一世。虽未必为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竒之矣。
夷门侯生教魏公子救赵，圮上老人授子房兵法。
吾攷之战国有隠君子二人，曰夷门侯生，圯上老人，皆兵家之有道者也。夫兵者，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杀人之事，故古之有道者皆讳之而不乐言也。其乐言之者，必皆其尅忍恣睢之徒，孙膑、呉起之类是也。夫兵不免于用智，而竒谋诡计，又用智之所不能已也。故其法可以自用，而不可以教人。以智而教人，必其有甚不得已，而度其人诚可以受之也，而后隐忍以授之。何者？吾固无乐于用智也。吾观侯生之授魏公子也，试之以执辔，以剉其锋试之，以过客以观其忍。至其有急而来赴也，我则泊然应之以无情，而使之愤以自悟。如是而果足以受之也，然后以其不可教人者不得已而教之，以其讳言不乐者不得已而言之。吾言出而吾术穷矣，吾智施而吾谋不可复用矣。何者？教其臣以诈其君，教其子以诈其父，教其父以卖其友，此兵家之隂谋，而道家之深忌也。一之为甚，其可再乎？此侯生所以忍死而言之也。若夫圯上老人之遇子房也，倨傲鲜腆以观其礼，命之以仆妾之役，以伏其心，与之一期再期，以试其人之果可受也，然后从而受之。夫卒然相遇于草莽之间，夜半授之以一编之书，名字不通，言语不同，固不知其为何等人，而亦不知其为何等书也。已而观之，乃太公兵法也。鸣呼！古之有道者，其讳言兵也如此，其不轻授人也如此。而后世明目掀髯以言兵事，以道家之所忌者而为兵家之所喜，以道家之所不敢再用者而为兵家之所常用。然则人心之不仁，乃至此也夫。
茅焦
秦迁太后于离宫，谏死者二
译长平之战的失败
长平之战的失败，难道不令人悲哀吗？这不仅仅是因为赵括一开战端，平原君实际上也是罪魁祸首。大概在那时，秦国曾对魏、韩两国用兵，而冯亭想把灾祸转嫁给邻国，所以把上党献给赵国。秦国防守野王，上党的道路被切断，上党在韩国的处境，已有灭亡的形势，而秦国有即将得到的态势。现在韩国以空名把上党送给赵国，实际上是想要把秦国的兵祸转嫁给赵国，这不过是冯亭狡猾欺诈的手段罢了。秦国日夜劳心费力，像蚕吃桑叶一样逐渐吞并韩国，现在上党有即将被秦国得到的态势，而赵国却想安坐不动而从中获利，那么即使强大如秦国都不能轻易得到它，弱小如赵国难道就能从强大秦国手中得到它吗？况且没有缘由的收获，是合乎道义的人深深担忧的，非分期待的福气，是明智的人非常忌讳的。平原君看不到天下的大势，对狡猾欺诈的手段看不透，抛弃了龟甲占卜的告诫，而自己招致危亡的祸患，那么长平之战的失败，难道仅仅是赵括造成的吗？
赵括
赵括虚张声势而没有实际才能，言论夸大而才识浅薄，他的父母知道这一点，赵国的臣子也知道这一点，连敌国的人也都知道，唯独他的君主不知道。大概在那时，应侯在赵国花费千金作为反间计，这一定是赵王左右的近臣暗中接受了秦国的贿赂，互相勾结蒙蔽君主，所以君主没有醒悟。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大多因为名声而任用人才，在赵括身上犯了错误。不知道赵括在赵国，并没有因为名声而闻名。假使赵括因为名声在赵国闻名，那么秦国应当忌惮他。为什么秦国反而认为任用赵括为将对自己有利呢？这说明赵括虚张声势、疏漏谬误的实情，早就被邻国所知晓，只是他的君主不知道罢了。
毛遂
毛遂在上不被君主重视，在下不被同辈所齿列，但最终能够奋起挺身，在楚赵两国闻名。如果不是被人抛弃，怎么能有所激发呢？我观察战国时期的游士，之所以能在当时显名，身居高位做到将相，宣泄平生的愤懑，实现昔日的愿望，往往都是因为受到激发而能够达成。苏秦担任六国宰相，是他的家人激发他；张仪担任秦国宰相，是他的朋友激发他；范雎谈笑间夺取秦国权柄，是他的仇人激发他。所以善于用人的人，在他人受挫困顿的时候，乘着他们感慨奋激的气势，那么即使是平常的人，都能自我效命于细微之处。如果习惯于安逸的豢养，而平生的意愿已经满足，那么即使是奇人节士，也可能无法展现自己。
鲁仲连
鲁仲连也是战国的游士，但他奇气疏狂，愤激陈义，有非一般游士所能企及的地方。鹰隼在云汉高空飞翔，虎豹在山林中长啸，它们那种高飞腾跃的气势，哪里是普通人所能接近的呢？一旦被人束缚，豢养在笼圈之中，那就和鸡狗没有区别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有所欲望的缘故。战国的游士，大多不能克制利欲之心，背着书箱前往，打开箧箱游历，谁不是有富贵之心的人呢？所以一旦被人束缚，甘愿被人豢养，那么即使有奇气疏狂，也将无处施展，而低头贴尾，碌碌无为处于人下的人，往往就是这样。还指望他们愤激陈义吗！鲁仲连只是不显露他的欲望，所以不被人束缚，不甘被人豢养，因此能够高飞长啸，足以与当世抗衡。虽然未必是天下士，但人们确实把他当作天下士而惊奇。
夷门侯生教魏公子救赵，圯上老人授子房兵法。
我考察战国时期有两位隐君子，叫夷门侯生和圯上老人，都是兵家有道的人。兵事，是授予不仁的器具，而教导杀人的事情，所以古代有道的人都忌讳它而不喜欢谈论。喜欢谈论的，必定都是那些刻薄残忍、恣意妄为的人，孙膑、吴起之类就是如此。兵事不免要用智谋，而奇谋诡计，又是用智谋所不能停止的。所以兵法的运用可以自用，而不可以教人。用智谋教人，必定是非常不得已，并且估量那个人确实可以接受，然后隐忍地传授给他。为什么呢？我本来就不喜欢用智谋。我观察侯生传授魏公子，用执缰绳来试探他，以挫败他的锋芒；用过客来试探他，以观察他的忍耐。等到他有急事而来投奔时，我则冷淡地以无情回应他，使他愤慨而自我醒悟。像这样果然足以接受传授，然后才把不可教人的东西不得已而教给他，把忌讳谈论、不喜欢说的东西不得已而说出来。我的话一说出口，我的术数就穷尽了；我的智谋一施展，我的计谋就不能再用了。为什么呢？教臣子欺骗君主，教儿子欺骗父亲，教父亲出卖朋友，这是兵家的阴谋，而道家深深忌讳的。做一次已经过分了，难道还能再做吗？这就是侯生忍死而说的原因。至于圯上老人遇到张良，用倨傲无礼来观察他的礼节，命令他做仆妾的杂役，以伏抑他的心志，与他约定一次再约定一次，以试探那个人确实可以接受，然后才传授给他。最终在草莽之间突然相遇，半夜传授给他一卷书，名字不通，言语不同，本来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书。后来一看，原来是太公兵法。唉！古代有道的人，忌讳谈论兵事到了这种地步，不轻易传授别人也到了这种地步。而后世的人明目张胆、捋须谈论兵事，把道家所忌讳的作为兵家所喜欢的，把道家所不敢再用的作为兵家所常用的。那么人心的不仁，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啊。
茅焦
秦昭襄王把太后迁到离宫，劝谏而被杀死的有两人
十七人，而后来之输忠者犹未已。夫秦无道之极矣，而在廷何多直节臣也？且其谏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贵戚之卿也；非必皆析秦之圭，皆儋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产，皆直言之士也。而为是奋死而不顾，盖生乎战国之世，无一而非口舌之士；仕于危亡之朝，无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于波涛汹涌之间，游人之所不能泳，与齐俱没，与汨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为工耳。若夫潢污行潦，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济，彼岂以是而动其心哉？此所以积尸秦庭，而后来者愈出而愈竒也。虽然，亦危矣！逆骊龙之颔下而取其珠，撩虎口而夺之食，若茅焦者，亦幸矣。陈胜
译十七人，而后来效忠的人仍然没有停止。秦朝的暴虐已经到了极点，然而朝廷中怎么会有这么多坚守节操的大臣呢？况且那些进谏的人，不一定都是国家的重臣，不一定都是皇亲国戚；不一定都手握秦国的权柄，不一定都身负秦国的爵位；也不一定都是秦国人，都是敢于直言的人士。但他们为此奋不顾身，大概是因为生于战国时代，没有谁不是以言辞谋生的辩士；任职于危亡的朝廷，没有谁不是以言辞立功的。所以他们常常喜欢在波涛汹涌之间逞能，在游泳的人无法渡过的地方，与齐桓公一同沉没，与汨罗江一同浮出，却侥幸没有死去，这正是他们自以为高明的地方。至于那些积水的小沟和路上的流水，即使是弱小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提起衣裳就能渡过，他们难道会因为这种小事而心动吗？这就是为什么秦朝朝廷中堆积的尸体越来越多，而后来的人却层出不穷且越发奇特的原因。虽然如此，这也太危险了！在逆鳞的龙下巴下取珠，在老虎口中夺食，像茅焦那样的人，也是侥幸了。陈胜
陈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浅，然缙绅先生抱祭器而往归之，张耳、陈余、房君之徒，又皆以兴王之业説之。旧史按其行事，谓其不幸如是而致败，设不如是，其事当复如何耶？至其再三致意也，犹曰其所致王侯将相，竟足以亡秦。且涉所置王侯将相，微矣，而史夸之。若曰，夫涉起谪戍而首事，志在免死而已，其大要不过偷一时之欲，其用军行师，未尝有一日之规，徒不胜其愤愤之心，决一旦之死，为天下首事，盖未知乌止谁屋也。在天下后世，正不当以兴王之事责之。旧史犹复云云，至今尚论涉事者，犹惜其孰得而孰失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祸，故家遗俗，豪人侠士，丧气畧尽，乃其所不虑之戍卒，犹能为天下而首事，虽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浅，而古今犹幸之。盖积万年之憾，而发愤于陈王，犹曰此秦民之汤武耳。
楚懐王
懐王之立也，天将以兴汉乎？懐王之死也，天将以亡楚乎？夫懐王，项氏所立，此宜深德于项。今观懐王在楚，曽无丝粟之助于楚，而独属意于沛公。方其议遣入闗也，羽有父兄之怨于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顾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长者，不杀也。”沛公之帝业，盖于是乎兴矣。至其与诸将约也，曰：“先入闗者王之。”沛公先入闗，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于懐王，盖以为懐王为能右已也。而懐王之报命，但如约而已。以草莽一时之言，而重于山河丹书之誓。羽虽欲背其约，其如负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业，又于此乎定矣。夫项氏之兴，本假于亡楚之遗孽，顾迫于亚父之言，起民间牧羊子而王之，盖亦谓其易制，无他，而岂料其贤能若是邪？始而为项氏之私人，而今遂为天下之义主。始以为有犬造于楚，而今则视羽蔑如也。则羽此心之郁郁悔退，岂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废之，或生或杀，羽以为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执此以为辞也。故自三军缟素之义明，沛公之师始堂堂于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懐王之立，曽不足以重楚，而懐王之死，又适足以资汉。然则范増之谋，欲为楚也，而秪以为汉也。呜呼，此岂沛公智虑所能及哉？其所得为者，天也。此岂范増、项羽智虑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为者，亦天也。高祖还定三秦。
沛公有三杰，故虽迁汉中，而卒定三秦。项羽无三杰，故虽王三将，而终不能有三秦。呜呼！羽非失险也，失人也。夫项羽迁沛公于巴蜀，而王三降将以距汉，汉势若已屈矣。吁！彼岂知巴蜀果非死地也耶？羽以巴蜀为死地，而谋迁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视巴蜀，而忿嫉项羽。当是时也，取舍屈伸之理，惟萧何知之。故何劝王王汉中，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及其既就国也，项羽肺肝之谋，惟张良知之。故良説王烧絶栈道，以示项羽无东意。此萧何之所以强沛公之行也，而张良所以安沛公之心也。使巴蜀而果能为死地也，则萧何、张良之谋，是置沛公于死也。萧何、张良可谓见之明，计之熟矣。至于韩信登坛之日，毕陈平生之画，畧论楚之所以失及汉之所以得。汉一日举兵而东，秦民其为沛公耶？为三降将耶？此三秦还定之谋，所以卒定于韩信之手也。噫！三杰，真人杰也。向也，萧何、张良有卓然之见，而始劝沛公之入。今也，韩信乘罅漏之余，而径劝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养其出也；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之见智谋畧同，故蹙楚之效同。孰谓闗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善乎史臣之论高祖曰：「从諌如转圜也。」夫天下之势，成败未易料也。见近者，昧其势；而虑逺者，审其势。盖势者，成败之所系也。一举措之不谨，则俄顷之间，大事去矣。方羽之王三降将于三秦，而王高祖于汉中也，高祖盖不胜其忿，而欲奋于一击之间，周勃等又从而怂惥之。当是时，高帝死固未可保，而何以成败为也？及萧相国进谏，而高祖翻然改悟，罢兵就国，徐起而还定之，如取诸寄。此岂有他术也？知成败之势在己而已。己能屈之，亦能伸之。是以高帝之还定三秦也，
译陈涉称王的时候，他的事业极其微小浅薄，然而士大夫们抱着祭祀的礼器前去归附他，张耳、陈余、房君这些人，又都用复兴王业的道理来游说他。旧史根据他的行事，认为他不幸如此而导致失败，假如不是这样，他的事业又会怎样呢？至于他再三表达心意，还说他所封立的王侯将相，最终足以灭亡秦国。况且陈涉所封立的王侯将相，地位很低微，而史书却夸大其词。好像说，陈涉从被贬谪戍边的身份开始起事，志向只是为了免除死罪罢了，他的主要目的不过是一时苟且满足欲望，他用兵行军，从来没有一天的长远规划，只是无法抑制愤恨之心，决意冒着一死，为天下人率先起事，大概连乌鸦停在谁家屋顶都不知道。在天下后世，本来就不应当用复兴王业的标准来要求他。旧史仍然如此议论，直到今天评论陈涉事情的人，还在惋惜他的得失。唉，这也太可悲了！天下苦于秦朝的祸害，世家大族、遗留的风俗，豪侠之士，士气几乎丧失殆尽，然而那些不被考虑的戍卒，还能为了天下率先起事，虽然他们身份卑贱粗陋，事情微小浅薄，而古今之人仍然庆幸他们。大概是积蓄了万年的怨恨，而在陈王身上发泄出来，还说这是秦朝百姓中的商汤和周武王。
楚怀王
楚怀王被立为王，上天是要借此兴起汉朝吗？楚怀王死去，上天是要借此灭亡楚国吗？楚怀王是项氏拥立的，这应该深深感激项氏。现在看楚怀王在楚国，曾经没有给楚国丝毫粮食上的帮助，却只把心意寄托在沛公身上。当商议派遣谁入关时，项羽对秦国有父兄之仇，所派遣的人没有比项羽更合适的，却不派遣项羽而派遣沛公。说：“我认为他是长者，不会杀人。”沛公的帝业，大概就是从这时兴起的。等到他与各位将领约定，说：“先入关的人称王。”沛公先入关，而项羽心中不平，派人向楚怀王传达旨意，大概是认为楚怀王能够偏袒自己。而楚怀王的答复，只是按照约定罢了。凭借草莽中一时的言语，却重于山河丹书的誓言。项羽虽然想违背约定，但他如何承受天下人认为他不公正的指责呢？于是沛公的帝业，又在这里确定了。项氏的兴起，本来借用了楚国遗孽的力量，却迫于范增的话，从民间牧羊少年中拥立他为王，大概也是认为他容易控制，没有别的想法，哪里料到他的贤能竟然如此呢？起初是项氏的私人，现在却成为天下的义主。起初认为他有犬马之劳于楚国，现在却视项羽如无物。那么项羽心中郁郁不乐、悔恨退缩，难道能长久居于人下吗？自己拥立他，自己废黜他，或生或杀，项羽认为这是自家的事，却不知道天下的英雄可以抓住这一点作为借口。所以自从三军穿丧服的道义明确后，沛公的军队才开始在天下堂堂正正，而项羽才开始成为九泉之下的人了。楚怀王的被立，不足以加重楚国的分量，而楚怀王的死去，又恰好足以资助汉朝。那么范增的计谋，本想为楚国，却只成了为汉朝。唉，这难道是沛公智虑所能达到的吗？他所能够做到的，是天意。这难道是范增、项羽智虑所不及的吗？他们所不能做到的，也是天意。高祖回来平定三秦。
沛公有三位杰出的人才，所以虽然迁往汉中，最终却平定了三秦。项羽没有三位杰出的人才，所以虽然封立了三位降将，最终却不能拥有三秦。唉！项羽不是失去了险要的地势，而是失去了人才。项羽把沛公迁往巴蜀，而封立三位降将来抵御汉朝，汉朝的形势好像已经屈服了。唉！他们哪里知道巴蜀果然不是死地呢？项羽把巴蜀当作死地，而谋划迁走沛公。沛公也把巴蜀看作死地，而愤恨嫉妒项羽。在这个时候，取舍屈伸的道理，只有萧何知道。所以萧何劝沛王称王汉中，收用巴蜀，回来平定三秦。等到他既已就国，项羽肺腑之间的谋划，只有张良知道。所以张良劝说沛王烧毁断绝栈道，以向项羽表示没有东进的意图。这是萧何之所以坚定沛公行动的原因，也是张良之所以安定沛公内心的原因。假如巴蜀果然能成为死地，那么萧何、张良的计谋，就是把沛公置于死地。萧何、张良可以说是见识高明，计谋熟虑了。至于韩信登上坛台的那一天，完全陈述了一生的谋划，大致论述了楚国之所以失败以及汉朝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汉朝一旦举兵向东，秦地百姓是归附沛公呢？还是归附三位降将呢？这就是平定三秦的计谋，最终在韩信手中确定的原因。唉！三位杰出的人才，真是人中的豪杰啊。从前，萧何、张良有卓越的见解，才开始劝沛公进入汉中。现在，韩信趁着漏洞之余，直接劝沛公出击。他的进入，是为了培养出击的条件；他的出击，是为了利用进入的成果。三人的见识智谋大致相同，所以削弱楚国的功效相同。谁说关中不是沛公囊中之物呢？史臣评论高祖说得好：“听从劝谏如同转动圆环一样容易。”天下的形势，成败不容易预料。看得近的人，看不清形势；而思虑深远的人，审察形势。大概形势，是成败所依赖的。一举一动不谨慎，那么顷刻之间，大事就失去了。当项羽封立三位降将在三秦，而封高祖在汉中的时候，高祖大概无法抑制愤恨，想要在一击之间奋发，周勃等人又从而怂恿他。在这个时候，高祖的死本来不能保证，还谈什么成败呢？等到萧相国进谏，高祖立刻改变醒悟，罢兵就国，慢慢起来回来平定三秦，就像从寄放处取东西一样。这难道有其他方法吗？知道成败的形势掌握在自己手中罢了。自己能够屈从，也能够伸展。所以高帝回来平定三秦的时候，
不在于引兵故道之时，而在于不攻项羽之日；不在于拜将之后，而在于听谏之初。然则周勃诸公者，特见近而昧。其势耳，而萧何者，虑逺而审其势者也。
译关键不在于率领军队走老路的时候，而在于不攻打项羽的那几天；关键不在于拜将之后，而在于刚听从劝谏之初。然而周勃等人，只是看得近而看不清局势罢了，而萧何则是考虑深远且能审慎判断局势的人。
萧何
沛公之入闗也，诸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库萧何独先入，收丞相府图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世常以刀笔吏少，何此特书生之论耳？何非刀笔吏，何以知丞相府之有图籍邪？然刀笔吏多矣，而何独知丞相府之有图籍？则自其为郡县小吏时固已习于国家之体要若此，此其器已不在人下矣。况当草莽角逐之时见秦民府库宫室之盛，虽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及项羽王沛公于汉中也，沛公意大不满自绛灌以下莫不劝攻项羽，何独陈曰：「能屈于一人之下而伸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呜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当不在人下矣。昔者晋重耳之亡也，从亡三人者皆相国之器也。夫以覊旅丧亡之余而其从者皆可以相国君子曰：「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于丧乎？」吁，此固沛公所以兴也。
汉法，宰相必出于列侯。武帝变而通之，是耶？非耶？
汉法，非军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既无军功可论，永无入相之路。此高祖马上之陋规，非三代之宏规。至武帝元朔中，始下诏嘉先圣之道，招四方之士，遂以御史大夫公孙▯代薛泽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始也。其后遂为故事。夫武帝崇儒之君子，厌文吏武功之不学无识，陋国初浅近之规，以为儒道不能光显，遂革其故习，不吝厚爵重封，以激厉儒者，则武帝之美意，人亦孰得而非之也。然公孙▯起自徒步之中，以明《春秋》一经，不四年而超取相位，贵至封侯，则论者不能不于是而有憾焉。盖武帝以利而用儒，儒者见利而求用，自▯以明经而为相，后之为儒者，孰不欲竞章句之末习，以侥幸于一遇利禄之间？一开而士大夫之心术，自兹蛊壊矣。况汉家以军功立国，必以列侯为相，虽汉之规陋，然而非军功不侯，则汉之良法。使儒者而不相则已，使儒者而可相，则自版筑而遽登相位乎？何慊而犹欲假封侯以为重？此又武帝之不善变也。故自▯之侯平津也，而由相封侯者，汉史目为恩泽侯。自是以恩泽侯者相望于前后，使恩泽而可侯，则无复军功之足竞矣。故自侯法之既壊，至元成之间，士大夫之气习，豢养于富贵之余，无复刚心鋭气之可畏，而委靡巽懦之风，犹妇人女子生长于闺房之中，求欲如周昌、赵尧、申屠嘉、张苍辈，愈不可得矣。夫相者既非真儒，侯者又非军功，是武帝更张之善意，不免一举而两失。盖自命相之法变，而儒者之心术壊；自封侯之法变，而士大夫之气习壊。更张之善者犹若此，更张而不善，则奈何？此变法之所以难也。
书武帝行事
武帝之伐匈奴也，不絶大漠，不袭王庭，则不足以泄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穷河源，不厯悬度，则不足以快其欲。其事土木也，不千门万户，则不息其聚敛；也不告緍，则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则不已。其崇儒也，不辟雍，则不乐；其务农也，不代田，则不为。至其老而悔过，不下轮台之诏，则不足盖天地之间。凡可以力致者，武帝皆能以力致之；而有不容于力致者，独其终身用力于神仙，曽不获如其意。盖尝凝神于蓬莱，蜕形于海上，魂交黄帝，而梦接安期矣。亦尝臣事少君，师事文成、五利、公孙卿，而賔齐鲁之士矣。而卒莫能致也。岂其力尚不足耶？呜呼！武帝穷奢极欲，以从富贵之乐，使神仙道家之事为不无，盖非帝之所可冀。矧其实无有哉！今徒狃于力之所可为，而谓神仙可以力致，曾不察其理之有无也。使天下而有是理，则须帝之力而可致；如其无是理也，则虽帝之力，何所用哉？观诸此世之言神仙者，亦可以已矣。
书卜式传
汉方事匈奴，而式愿输助边；方事南越，而式愿父子俱死；天下方争匿财，而式尤欲就助公家之费。凡式之所乐为者，皆众人之所难为；而武帝之所欲为者，式辄揣其意而逆为之。故天下因式获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宠眷遇，自以为有用于天下。
译萧何
沛公进入函谷关时，众将领争相奔向存放金银布匹财物的府库，唯独萧何抢先进入，收取丞相府的地图户籍，收藏起来，因此沛公得以知晓天下的险要关塞、人口多少以及强弱形势。世人常认为刀笔吏见识短浅，萧何这不过是书生之见罢了？萧何如果不是刀笔吏，怎么知道丞相府里有地图户籍呢？然而刀笔吏很多，为什么唯独萧何知道丞相府里有地图户籍？这是因为他从担任郡县小吏时，就已经熟悉国家的大体要务像这样，他的才器已经不在别人之下了。况且在群雄逐鹿的草莽时期，看到秦朝百姓府库宫室的盛大，即使是沛公也不能不垂涎三尺，而萧何的器度超越常人如此，沛公对此感到惭愧的实在太多了。等到项羽将沛公封王于汉中时，沛公心中非常不满，从绛侯周勃、灌婴以下，没有不劝谏攻打项羽的，唯独萧何陈述说：“能够屈居于一人之下，而伸展于万乘君主之上的，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希望大王在汉中称王，安抚百姓以招致贤人，收用巴蜀之地，回师平定三秦，天下就可以图谋了。”唉，萧何的器度像这样，他的地位应当不在别人之下。从前晋国公子重耳流亡时，跟随他流亡的三个人都有担任相国的才器。凭着寄居他国、流亡失国的处境，而跟随他的人都可以担任相国，君子说：“任用臣子像这三个人一样，公子还担心什么流亡呢？”唉，这本来就是沛公之所以兴盛的原因。
汉朝法令，宰相必须出自列侯。汉武帝变革而通达权变，这是对的吗？还是不对的呢？
汉朝法令，没有军功不能封侯，不是列侯不能担任丞相。儒生既然没有军功可以论列，永远没有入朝担任丞相的路径。这是高祖在马上建立的陋规，不是夏商周三代的宏大规范。到了汉武帝元朔年间，才下诏赞美先圣的道统，招揽四方的士人，于是用御史大夫公孙弘代替薛泽担任丞相，封为平津侯。丞相封侯，从公孙弘开始。此后这就成为惯例。汉武帝崇尚儒学的君子，厌恶文吏武功之人不学无识，鄙薄建国初期浅近的法度，认为儒道不能光显，于是革除旧习，不吝惜高官厚爵，来激励儒生，那么汉武帝的美好意图，谁又能指责呢？然而公孙弘从平民中崛起，凭借精通《春秋》这一部经书，不到四年就超拔取得丞相之位，尊贵到封侯，那么评论的人不能不对此感到遗憾。大概汉武帝以利禄来任用儒生，儒生见到利禄而谋求被任用，自从公孙弘凭借明经而成为丞相，后来的儒生，谁不想竞争章句的末节习气，以侥幸在利禄之间获得一遇？这一开端使得士大夫的心术，从此败坏了。况且汉朝以军功立国，必须以列侯为相，虽然汉朝的法度陋劣，然而没有军功不封侯，则是汉朝的好法令。假如儒生不能担任丞相也就罢了，假如儒生可以担任丞相，那么从版筑工匠突然登上丞相之位吗？为什么还觉得不够，还要假借封侯来增加分量？这又是汉武帝不善于变革的地方。所以自从公孙弘封为平津侯以来，由丞相而封侯的，汉朝史书称为恩泽侯。从此以后，凭借恩泽封侯的人前后相望，如果恩泽可以封侯，那么就没有军功值得竞争了。所以自从封侯的法度被破坏，到元帝、成帝年间，士大夫的风气习俗，在富贵的余荫中豢养，不再有刚直之心和锐气令人敬畏，而萎靡懦弱的作风，就像妇人女子生长在闺房之中，想要找到像周昌、赵尧、申屠嘉、张苍那样的人，越来越不可能了。丞相既然不是真正的儒生，封侯的人又不是凭借军功，这是汉武帝更张法度的善意，不免一举而两失。大概自从任命丞相的法度改变，儒生的心术就败坏；自从封侯的法度改变，士大夫的风气习俗就败坏。更张法度好的尚且像这样，更张法度而不好的，那该怎么办呢？这就是变法之所以困难的原因。
记述武帝的行事
汉武帝讨伐匈奴，不穿越大漠，不袭击匈奴王庭，就不能发泄他的愤怒。他开通西域，不穷尽黄河源头，不经历险峻的栈道，就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从事土木工程，不建成千门万户的宫殿，就不能停止他的聚敛；不颁布诏书，就不能停止他的深重刑罚；不株连九族，就不能停止。他崇尚儒学，不建立辟雍，就不快乐；他致力于农业，不实行代田法，就不去做。等到他年老悔过，不下轮台诏，就不能掩盖天地之间的过错。凡是可以用强力达到的，汉武帝都能用强力达到；而有不能容于强力达到的，唯独他终身致力于神仙之道，竟然不能如他所愿。曾经凝神于蓬莱，在海上蜕去形体，灵魂与黄帝相交，梦中与安期生相接。也曾臣事少君，师事文成、五利将军、公孙卿，而礼遇齐鲁的士人。但最终都不能达到目的。难道他的力量还不足吗？唉！汉武帝穷奢极欲，以追求富贵的快乐，假如神仙道家之事并非毫无根据，大概也不是皇帝所能希望的。何况实际上根本没有呢！现在只是习惯于力量所能做到的，而说神仙可以用强力达到，竟然不考察其道理是否存在。假如天下有这个道理，那么需要皇帝的力量就可以达到；如果没有这个道理，那么即使有皇帝的力量，又能有什么用呢？观察这些世间谈论神仙的人，也可以停止了。
记述卜式传
汉朝正对匈奴用兵，而卜式愿意输出资财帮助边防；正对南越用兵，而卜式愿意父子一同战死；天下正争相隐藏财产，而卜式尤其想要帮助公家的费用。凡是卜式所乐于做的，都是众人所难以做到的；而汉武帝所想要做的，卜式总是揣度他的心意而预先去做。所以天下因为卜式而获罪的人，十室之中有九室；而卜式受到的褒奖宠爱眷顾，自认为对天下有用。
及武帝当封禅，而式独以不习文章见弃。式乎，式乎，何不先众人而为之乎？《书》隽不疑。
译等到汉武帝准备举行封禅大典时，儿宽却因不熟悉文章而被弃用。儿宽啊，儿宽啊，你为什么不抢先在众人之前去研习呢？《汉书》中记载了隽不疑的事迹。
吏暗于古谊，触事面墙，一旦事出非意，魂惊魄丧，无复人形。经生学士为之引经陈义，援古证今，则糟粕腐壊之余，皆能以起僵而植仆。乃知世俗不涉书之▯，一至于此，而经生学士之取重于此，亦固自有时哉。
书王莽传
莽拔出族属，继四父而辅政。时人未知信也。于是刻心厉行，以着其节；礼贤下士，以钓其名；分布党与，以承其意；谄事母后，以市其权；延见吏民，以致其恩意。上下之势既成，而人皆知有莽矣。于是力为险异之行，以焜耀当时。封邑不受，位号不居，视天下爵禄若将凂焉。天下之人见其苦心如此，遂以其无他，而谓伊周复出。故其避丁、傅也，天下莫不称其贤；其罢归也，天下莫不讼其寃。一辞采女而诣阙上书者千数，辞益封而吏民上书者八千人，辞新野田而前后上书者至四十八万。盖当是时，惟恐莽之一日去汉，举国以授之；惟恐其不受。夫莽，斗筲之才，贾孺之智，儿曹之恩，妾妇之行，徒以驱委庸人，笼络小孺，媚事妇人女子可也。而乃掩窃大物，岂非厄防然欤？
木钟集卷十一
译官吏不通晓古义，遇事如同面对墙壁般茫然无知，一旦事情出乎意料，便魂飞魄散，完全失去了人的常态。经学之士和读书人为他们引用经典、阐述义理，援引古事来证明今事，那么即使是那些陈腐残破的糟粕，也能起到起死回生、扶正倾覆的作用。由此可知，世俗之人不读书的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而经学之士和读书人在此受到重视，也确实是合乎时宜的。
王莽从宗族中崛起，继承四位父亲（王凤、王音、王商、王根）之后辅佐朝政。当时的人还不信任他。于是，他刻意磨砺品行，以彰显自己的节操；礼遇贤才、谦卑下士，以博取名声；安插亲信党羽，以顺承自己的心意；谄媚侍奉太后，以谋取权势；接见官吏百姓，以施恩惠。上下的权势格局既已形成，人们便都知道有王莽这个人了。于是，他极力做出险怪异常的举动，以在当世炫耀自己。封邑他不接受，高位他不占据，看待天下的爵位俸禄好像即将玷污自己一样。天下人见他如此苦心，便认为他没有其他野心，说他是伊尹、周公那样的贤臣再次出世。所以，他回避丁氏、傅氏外戚时，天下没有不称赞他贤德的；他被罢免归家时，天下没有不为他鸣冤叫屈的。他推辞选纳宫女而到宫门请愿上书的人数以千计，推辞增加封邑而官吏百姓上书的人多达八千，推辞新野的土地而前后上书的人竟达四十八万。大概在那个时候，人们只怕王莽有一天离开汉室，把整个国家都交给他；只怕他不接受。王莽不过是斗筲之量的小才，商贾小人的智巧，孩童般的恩惠，妾妇般的品行，仅仅用来驱使平庸之人，笼络小辈，讨好妇女女子还可以。但他却企图窃取国家大权，这难道不是必然导致灾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