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刘第二
卷一
叙曰：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於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於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会於向、歆讨论之旨，因取历朝著录，略其鱼鲁豕亥之细，而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之校雠。盖自石渠天禄以还，学者所未尝窥见者也。顾樵生南宋之世，去古已远，刘氏所谓《七略》、《别录》之书，久已失传；（《唐志》尚存，《宋志》已逸，嗣是不复见矣。）所可推者，独班固《艺文》一志。而樵书首讥班固，凡所推论，有涉於班氏之业者，皆过为贬驳之辞。盖樵为通史，而固则断代为书，两家宗旨，自昔殊异，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无足怪也。独《艺文》为校雠之所必究，而樵不能平气以求刘氏之微旨，则於古人大体，终似有所未窥。又其议论过於骏利。隋唐史志，甲乙部目，亦略涉其藩，而未能推阐向、歆术业，以究悉其是非得失之所在。故其自为《通志》，《艺文》、《金石》、《图谱》诸略，牴牾错出，与其所讥前人著录之谬，未始径庭，此不揣本而齐末者之效也。又其论求书之法，校书之业，既详且备。然亦未究求书以前，文字如何治察，校书以后，图籍如何法守；凡此皆郑氏所未遑暇。盖其涉猎者博，又非专门之精，钜编鸿制，不能无所疏漏，亦其势也。今为折衷诸家，究其源委，作《校雠通义》，总若干篇，勒成一家，庶於学术渊源，有所釐别。知言君子，或有取於斯焉。
原道第一
宗刘第二
互著第三
别裁第四
辨嫌名第五
补郑第六
校雠条理第七
著录残逸第八
藏书第九
原道第一
古无文字。结绳之治，易之书契，圣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盖不得已而为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
──右一之一
后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於太师，《春秋》存乎国史。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於是判焉。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其弃《诗》、《书》，非也。其曰“以吏为师”，则犹官守学业合一之谓也。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想见三代盛时，《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师，《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三《易》、《春秋》，亦若是则已矣。又安有私门之著述哉？
──右一之二
刘歆《七略》，班固删其辑略而存其六。颜师古曰：“辑略谓诸书之总要。”盖刘氏讨论群书之旨也。此最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传；今可见者，唯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耳。即此数语窥之，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何则？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於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於知言之学者也。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
──右一
译卷一
叙曰：校雠学的意义，大概从刘向父子开始，他们分类编排、条理区分，旨在辨明学术宗旨，考察学术源流；如果不是对道术的精微之处、各种言论的得失原因有深刻了解的人，是不配从事这项工作的。后世分类编排典籍、记录经史的人，历代都有；但寻求能够推阐大义，条理区分学术异同，使人由末流追溯源头，从而想象了解典籍初始面貌的人，千百之中，不到十分之一。郑樵生活在千年之后，感慨地领悟到刘向、刘歆讨论的宗旨，于是选取历代著录的书籍，略去那些文字讹误的细节，而特别注重分类编排、疏通伦类，考察其得失的原因来进行校雠。这大概是自从石渠阁、天禄阁以来，学者未曾窥见的。然而郑樵生活在南宋，距离古代已经很远，刘氏所说的《七略》、《别录》等书，早已失传；（《唐志》中尚存，《宋志》中已逸，此后就不再见到了。）所能推求的，只有班固《汉书·艺文志》这一卷。而郑樵的书首先讥讽班固，凡是推论涉及班氏事业的，都过于贬低驳斥。大概郑樵写的是通史，而班固写的是断代史，两家宗旨，自古以来就不同，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唯独《艺文志》是校雠学必须研究的，而郑樵不能心平气和地探求刘氏的深意，那么对于古人的大体，终究似乎有所未明。又他的议论过于峻急犀利。隋唐史志，甲乙部目，也略微涉及其藩篱，但未能推阐刘向、刘歆的术业，以究悉其是非得失所在。所以他自撰《通志》，《艺文》、《金石》、`图谱`等略，矛盾错出，与他所讥讽前人著录的错误，并没有多大区别，这是不揣度根本而只齐整末节的人的效果。又他论述求书的方法，校书的事业，既详细又完备。然而也没有究明求书以前，文字如何治理考察，校书以后，图籍如何法度守持；凡此都是郑氏所未暇顾及的。大概他涉猎广博，又不是专门之精，巨编鸿制，不能没有疏漏，也是势所必然。现在折衷诸家，究明其源委，作《校雠通义》，总共若干篇，编成一家之言，希望对学术渊源，有所厘清区别。知言的君子，或许会对此有所取用。
原道第一
宗刘第二
互著第三
别裁第四
辨嫌名第五
补郑第六
校雠条理第七
著录残逸第八
藏书第九
原道第一
古代没有文字。结绳治理，易之书契，圣人阐明其用途说：“百官用以治理，万民用以察知。”所谓治理和察知，是为了宣扬幽隐之事而通达形名，大概是不得已而为之，其用途足以达到这样罢了。道理宏大，事物众多，不可穷尽，圣人为此设立官职分守，而文字也随之记载。有官职就有法度，所以法度具备于官职；有法度就有书籍，所以官职守持其书籍；有书籍就有学问，所以老师传授其学问；有学问就有事业，所以弟子习练其事业。官职守持和学业都出于一体，而天下以统一文字来治理，所以私人门户没有著述文字。私人门户没有著述文字，那么官职守持的分职，就是群书的分类，不再有别著的著录方法了。
──右一之一
后世的文字，必然追溯源头于六艺。六艺不是孔氏的书，而是《周官》的旧典。《易》由太卜掌管，《书》藏于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属于司乐，《诗》颂于太师，《春秋》存于国史。孔子自谓述而不作，明白官职失守，而师弟子传授学业，于是判然分开。秦人禁止私下谈论《诗》、《书》，而说“想学习法令的人，以吏为师。”他抛弃《诗》、《书》，是不对的。他说“以吏为师”，则还是官职守持和学业合一的意思。由秦人以吏为师的话，可以想见三代盛世，《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帅，《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易》、《春秋》，也是这样罢了。又哪里有私人门户的著述呢？
──右一之二
刘歆《七略》，班固删去辑略而保留其余六略。颜师古说：“辑略是说诸书的总要。”大概是刘氏讨论群书的宗旨。这最是为明道的关键，可惜其文不传；现在可见的，只有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的几句话罢了。即由此几句话窥探，刘歆大概深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知道私人门户起初没有著述的缘故。为什么呢？他叙述六艺之后，其次及诸子百家，必定说某家者流，大概出于古代某官的掌管，其流变为某氏之学，失变为某氏之弊。他说某官之掌，即是法度具备于官职，官职守持其书籍的意思。他说流变为某家之学，即是官职失职，而师弟传授学业的意思。他说失变为某氏之弊，即是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的意思，辨别而区别之，大概想要接近知言之学者。由刘氏的宗旨，以博求古今的载籍，那么著录分类，辨明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仅仅是为了甲乙纪数的需要，也已经明白了。
──右一
之三
宗刘第二
《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隶以《春秋》家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诸家，后世不复有其支别，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炽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钞辑之体，既非丛书，又非类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评点诗文，亦有似别集而实非别集，似总集而又非总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学术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以使之恍然於古人官师合一之故，则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可以有补於古人矣。
译第三
宗刘第二
《七略》演变为四部分类法，就像篆书、隶书演变为行书、楷书一样，都是形势发展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史部著作日益繁多，不能全部归入《春秋》家的学术体系，这是四部分类法不能回归《七略》的第一个原因。名家、墨家等诸子学派，后世不再有它们的分支流派，这是四部分类法不能回归《七略》的第二个原因。文集兴盛繁荣，无法用百家九流的名称来界定，这是四部分类法不能回归《七略》的第三个原因。抄录编纂的书籍，既不属于丛书，也不属于类书，这是四部分类法不能回归《七略》的第四个原因。对诗文进行评点，有的看似别集却实际上不是别集，看似总集却又实际上不是总集，这是四部分类法不能回归《七略》的第五个原因。凡是古代没有而现代有、古代有而现代没有的书籍，其形势差异如同天壤之别，又怎么能拘泥于《七略》的既定法则，来编排近代的文章呢？然而，学术流派传承不明，是著作水平日益低下的原因；分类编排不精当，是学术日益分散的原因。在四部分类法的既定框架下，如果能够探讨辨析学术流派的源流区别，从而让人恍然明白古人官学与师学合一的缘故，那么文章的弊病，就可以稍微得到挽救；而《七略》的要旨，也就能够对古人有所补益了。
──右二之一
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学也。本纪为经，而志表传录，亦如左氏传例之与为终始发明耳。故刘歆次《太史公》百三十篇於《春秋》之后，而班固叙例亦云，作春秋考纪十二篇，明乎其继《春秋》而作也。他如仪注乃《仪礼》之支流，职官乃《周官》之族属，则史而经矣。谱牒通於历数，记传合乎小说，则史而子矣。凡此类者，即於史部叙录，申明其旨，可使六艺不为虚器，而诸子得其统宗，则《春秋》家学，虽谓今日不泯可也。
──右二之二
名家者流，后世不传。得辨名正物之意，则颜氏《匡谬》，丘氏《兼明》之类，经解中有名家矣。墨家者流，自汉无传。得尚俭兼爱之意，则老氏贵啬，释氏普度之类，二氏中有墨家矣。讨论作述宗旨，不可不知其流别者也。
──右二之三
汉、魏、六朝著述，略有专门之意。至唐宋诗文之集，则浩如烟海矣。今即世俗所谓唐宋大家之集论之，如韩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苏洵之兵家，苏轼之纵横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见於文字，旨无旁出，即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其体既谓之集，自不得强列以诸子部次矣。因集部之目录，而推论其要旨，以见古人所谓言有物而行有恒者，编於叙录之下，则一切无实之华言，牵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几辨章学术之一端矣。
──右二之四
类书自不可称为一子，隋唐以来之编次，皆非也。然类书之体亦有二：其有源委者，如《文献通考》之类，当附史部故事之后；其无源委者，如《艺文类聚》之类，当附集部总集之后；总不得与子部相混淆。或择其近似者，附其说於杂家之后，可矣。
──右二之五
钞书始於葛稚川。然其体未杂，后人易识别也。唐后史家，无专门别识，钞撮前人史籍，不能自擅名家；故《宋志》艺文史部，创为史钞一条，亦不得已也。嗣后学术，日趋苟简，无论治经业史，皆有简约钞撮之工；其始不过便一时之记忆，初非有意留青；后乃父子授受，师弟传习，流别既广，巧法滋多；其书既不能悉畀丙丁；惟有强编甲乙；弊至近日流传之残本《说郛》而极矣。其书有经有史，其文或墨或儒，若还其部次，则篇目不全；若自为一书，则义类难附。凡若此者，当自立书钞名目，附之史钞之后，可矣。
──右二之六
评点之书，其源亦始锺氏《诗品》，刘氏《文心》。然彼则有评无点；且自出心裁，发挥道妙；又且离诗与文，而别自为书，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自学者因陋就简，即古人之诗文，而漫为点识批评，庶几便於揣摩诵习。而后人嗣起，囿於见闻，不能自具心裁，深窥古人全体，作者精微，以致相习成风，几忘其为尚有本书者，末流之弊，至此极矣。然其书具在，亦不得而尽废之也。且如《史记》百三十篇，正史已登於录矣。明茅坤、归有光辈，复加点识批评，是所重不在百三十篇，而在点识批评矣，岂可复归正史类乎？谢枋得之《檀弓》，苏洵之《孟子》，孙鑛之《毛诗》，岂可复归经部乎？凡若此者，皆是论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岂复有通经习史之意乎？编书至此，不必更问经史部次，子集偏全，约略篇章，附於文史评之下，庶乎不失论辨流别之义耳。
──右二之七
凡四部之所以不能复《七略》者，不出以上所云；然则四部之与《七略》，亦势之不容两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终不可复；而四部之体质又不可改，则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而郑樵顾删去《崇文》叙录，乃使观者如阅甲乙簿注，而更不识其讨论流别之义焉，乌乎可哉？
──右二之八
互著第三
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
译──右二之一
二十三史，都是《春秋》一家的学问。本纪作为经，而志、表、传、录，也如同《左传》那样与之始终呼应、阐发义理。所以刘歆将《太史公书》一百三十篇编排在《春秋》之后，而班固在叙例中也说，作《春秋考纪》十二篇，明确显示它是继承《春秋》而作的。其他如仪注是《仪礼》的支流，职官是《周官》的同类，那么史书就具有了经的性质。谱牒通于历数，记传合乎小说，那么史书就具有了子的性质。凡是这类情况，就在史部的叙录中申明其宗旨，可以使六艺不成为虚设，而诸子得到其统宗，那么《春秋》一家的学问，即使说今天没有泯灭也是可以的。
──右二之二
名家这一流派，后世没有传承。如果领会了辨名正物的意旨，那么颜氏的《匡谬》、丘氏的《兼明》之类，在经学解释中就有名家了。墨家这一流派，自汉代以来没有传承。如果领会了崇尚节俭、兼爱众人的意旨，那么老氏的贵啬，释氏的普度之类，在老、释二家中就有墨家了。讨论著作的宗旨，不可不知道其流派区别。
──右二之三
汉、魏、六朝的著述，略微有专门之学的意旨。到了唐宋的诗文集，就浩如烟海了。现在就拿世俗所谓的唐宋大家文集来说，如韩愈的儒家，柳宗元的名家，苏洵的兵家，苏轼的纵横家，王安石的法家，都是把生平所领悟的，体现在文字中，宗旨没有旁出，这就是古人之所以能自成一家之言的原因。它们的体裁既然称为集，自然不能强行列入诸子部编排。因为集部的目录，而推论其要旨，以显示古人所说的言论有内容、行为有恒心的人，编排在叙录之下，那么一切没有实际内容的华丽言辞，牵强附会的文集，也可以借此来整治。或许这是辨别学术的一个方面。
──右二之四
类书自然不能称为一家之言，隋唐以来的编排，都是错误的。然而类书的体裁也有两种：有源流本末的，如《文献通考》之类，应当附在史部故事之后；没有源流本末的，如《艺文类聚》之类，应当附在集部总集之后；总之不能与子部相混淆。或者选择其中近似者，附其解说在杂家之后，就可以了。
──右二之五
抄书始于葛稚川。然而其体裁不杂乱，后人容易识别。唐代以后的史家，没有专门的见识，抄撮前人的史籍，不能自成一家；所以《宋志》艺文史部，创立了史钞一条，也是不得已。此后学术，日益苟且简略，无论治经业史，都有简约抄撮的工作；起初不过是便于一时的记忆，最初并非有意留名青史；后来父子传授，师弟传习，流派既广，巧妙的方法增多；其书既不能全部交给丙丁（指次要的收藏者）；只有强行编入甲乙（指主要的收藏者）；弊端到近日流传的残本《说郛》而达到极点。其书有经有史，其文或墨或儒；如果归还其部次，则篇目不全；如果自为一书，则义类难以附会。凡是这样的，应当自立书钞名目，附在史钞之后，就可以了。
──右二之六
评点的书，其源头也始于锺氏的《诗品》，刘氏的《文心》。然而它们只有评没有点；而且出自心裁，发挥道妙；又且脱离诗与文，而别自为书，确实能成一家之言。自从学者因陋就简，就在古人的诗文上，随意点识批评，或许便于揣摩诵习。而后人继起，局限于见闻，不能自具心裁，深入窥见古人的全体，作者的精微，以致相习成风，几乎忘记还有原本的书，末流的弊端，到此极点了。然而其书具在，也不能全部废弃。而且如《史记》一百三十篇，正史已经登录了。明代茅坤、归有光辈，又加点识批评，是所重的不在一百三十篇，而在点识批评了，岂可再归入正史类呢？谢枋得的《檀弓》，苏洵的《孟子》，孙鑛的《毛诗》，岂可再归入经部呢？凡是这样的，都是论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岂还有通经习史的意旨呢？编书到此，不必再问经史部次，子集偏全，大约篇章，附在文史评之下，或许不失论辨流别的意义。
──右二之七
凡是四部之所以不能恢复《七略》的，不出以上所说；那么四部与《七略》，也是势不两立的。《七略》的古法终究不可恢复；而四部的体制又不可改变，那么在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的意义，以显示文字必有源流本末，也是治书的重要方法。而郑樵却删去《崇文》叙录，竟使观看者如同阅读甲乙簿注，而更不识其讨论流别的意义，怎么可以呢？
──右二之八
互著第三
古人著录，不仅仅为了甲乙部次。如果仅仅为了甲乙部次，那么一个掌故令史就足够了。何用父子世业，历经二十年，才完成学业呢？大概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没有少许缺漏；想要人们即类求书，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