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裁第四
──右四之一
《夏小正》在《戴记》之先，而《大戴记》收之，则时令而入於《礼》矣。《小尔雅》在《孔丛子》之外，而《孔丛子》合之，则小学而入於子矣。然《隋书》未尝不别出《小尔雅》以附《论语》，《文献通考》未尝不别出《夏小正》以入时令，而《孔丛子》、《大戴记》之书，又未尝不兼收而并录也。然此特后人之幸而偶中，或《尔雅》、《小正》之篇，有别出行世之本，故亦从而别载之尔。非真有见於学问流别，而为之裁制也。不然，何以本篇之下，不标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也哉？
──右四之二
辨嫌名第五
部次有当重复者，有不当重复者。《汉志》以后，既无互注之例，则著录之重复，大都不关义类，全是编次之错谬尔。篇次错谬之弊有二，一则门类疑似，一书两入也；一则一书两名，误认二家也。欲免一书两入之弊，但须先作长编，取著书之人与书之标名，按韵编之，详注一书源委於其韵下；至分部别类之时，但须按韵稽之，虽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书，一无犯复矣。至一书两名误认二家之弊，则当深究载籍，详考史传；并当历究著录之家，求其所以同异两称之故，而笔之於书，然后可以有功古人，而有光来学耳。
──右五之一
《太史公》百三十篇，今名《史记》。《战国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长语》。《老子》之称《道德经》，《庄子》之称《南华经》，《屈原赋》之称《楚词》，盖古人称名朴，而后人入於华也。自汉以后，异名同实，文人称引，相为吊诡者，盖不少矣。《白虎通德论》删去德论二字，《风俗通义》删去义字，《世说新语》。删去新语二字，《淮南鸿烈解》删去鸿烈解而但曰《淮南子》，《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不称《吕氏春秋》，而但曰《吕览》。盖书名本全，而援引者从简略也。此亦足以疑误后学者也。郑樵精於校雠，然《艺文》一略，既有《班昭集》，而复有《曹大家集》，则一人而误为二人矣。晁公武善於考据，然《郡斋》一志，张君房《脞说》，而题为张唐英，则二人而误为一人矣。此则人名字号之不一，亦开歧误之端也。然则校书著录，其一书数名者，必当历注互名於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号者，亦当历注其字号於姓名之下，庶乎无嫌名歧出之弊矣。
──右五之二
补郑第六
郑樵论书，有名亡实不亡，其见甚卓。然亦有发言太易者，如云：“郑玄《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则今按以《三礼正义》，其援引郑氏《目录》，多与刘向篇次不同，是当日必有说矣，而今不得见也。岂可曰取之三《礼》乎？又曰：“《十三代史目》虽亡，可取诸十三代史。”考《艺文》所载《十三代史目》，有唐宗谏及殷仲茂两家；宗谏之书凡十卷，仲茂之书止三卷，详略如此不同，其中亦必有说。岂可曰取之十三代史而已乎？其馀所论，多不出此，若求之於古而不得，无可如何，而旁求於今有之书，则可矣。如云古书虽亡而实不亡，谈何容易耶？
──右六之一
若求之於古而不得，无可如何，而求之今有之书，则又采辑补缀之成法，不特如郑樵所论已也。昔王应麟以《易》学独传王弼，《尚书》止存伪《孔传》，乃采郑玄《易》注《书》注之见於群书者，为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又以四家之《诗》，独《毛传》不亡，乃采三家《诗》说之见於群书者，为《三家诗考》。嗣后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缀辑逸文，搜罗略遍。今按纬候之书，往往见於《毛诗》、《礼记》注疏及《后汉书》注；汉魏杂史，往往见於《三国志》注；挚虞《流别》及《文章志》，往往见於《文选》注；六朝诗文集，多见采於《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唐人载籍，多见采於《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一隅三反，充类求之，古逸之可采者多矣。
──右六之二
郑樵论书，有不足於前朝而足於后世者
译──右四之一
《夏小正》成书于《戴记》之前，而《大戴礼记》将其收录，于是时令类的著作便归入了《礼》类。《小尔雅》本在《孔丛子》之外，而《孔丛子将其合编，于是小学类的著作便归入了子部。然而，《隋书》并非没有将《小尔雅》单独列出以附于《论语》之后，《文献通考》也并非没有将《夏小正》单独列出以归入时令类，而《孔丛子》、《大戴礼记》这两部书，也并非没有兼收并蓄地记录它们。但这只是后人侥幸偶然猜中，或者是因为《尔雅》、《小正》这些篇章有别本流传于世，所以也就随之单独记载罢了。并非真正洞察了学问的源流类别，从而为之进行裁制编排。不然的话，为什么在这些篇章之下，不标注子部，以申明篇章的归属来源呢？
──右四之二
辨嫌名第五
书籍的部类次序，有应当重复收录的，也有不应当重复收录的。自《汉书·艺文志》以后，既然没有互相注释的体例，那么著录中的重复，大多与义理类别无关，完全是编次上的错误罢了。篇目次序错误的弊端有两种：一是门类相似疑似，导致同一部书被两次收录；二是同一部书有两个名称，被误认为是两家著作。想要避免一书两入的弊端，只需先制作长编，选取著书的人与书的标题名称，按韵部编排，在其韵部之下详细注释该书的源流始末；等到分部别类的时候，只需按韵部查考，即使百人共同做事，千卷书籍雷同，也能使疑似之书，毫无重复之弊。至于因一书两名而误认二家的弊端，则应当深入探究典籍，详细考据史传；并且应当遍查著录的各家，探求他们之所以同异两称的原因，并记录在书中，然后才能对古人有功，对后学有光。
──右五之一
《太史公书》一百三十篇，现在称为《史记》。《战国策》三十三篇，最初名叫《短长语》。《老子》被称为《道德经》，《庄子》被称为《南华经》，《屈原赋》被称为《楚词》，大概是古人称名质朴，而后人趋向华丽。自汉代以后，异名同实，文人称引时互相标新立异的，大概不少。《白虎通德论》删去了“德论”二字，《风俗通义》删去了“义”字，《世说新语》删去了“新语”二字，《淮南鸿烈解》删去了“鸿烈解”而只称《淮南子》，《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不称《吕氏春秋》，而只称《吕览》。大概是书名本来完整，而援引者为了简略。这也足以疑惑误导后学者。郑樵精通校雠之学，然而《艺文略》中，既然已有《班昭集》，却又另有《曹大家集》，便将一人误作二人了。晁公武善于考据，然而《郡斋读书志》中，张君房的《脞说》，却题名为张唐英，便将二人误作一人了。这是人名字号不统一，也开启了歧误的端绪。那么校书著录，对于一书有多个名称的，一定应当在卷帙之下逐一注释其互名；对于一人有多个字号的，也应当在姓名之下逐一注释其字号，或许就没有嫌名歧出的弊端了。
──右五之二
补郑第六
郑樵论书，认为有名亡而实不亡的情况，他的见解非常卓越。然而也有话说得太容易的，比如他说：“郑玄的《三礼目录》虽然亡佚，可以从三《礼》中获取。”那么现在查考《三礼正义》，其中援引郑氏《目录》的地方，大多与刘向的篇次不同，这说明当时必定有说法，而现在看不到了。怎么可以说从三《礼》中获取呢？又说：“《十三代史目》虽然亡佚，可以从十三代史中获取。”查考《艺文志》所载的《十三代史目》，有唐宗谏和殷仲茂两家；宗谏的书共十卷，仲茂的书只有三卷，详略如此不同，其中必定有说法。怎么可以说从十三代史中获取就完了呢？其余所论，大多不出于此，如果从古书中寻求而得不到，无可奈何，而从今存的书旁求，那是可以的。如果说古书虽然亡佚而实不亡，谈何容易呢？
──右六之一
如果从古书中寻求而得不到，无可奈何，而从今存之书寻求，那么又有采辑补缀的成法，不仅仅像郑樵所论那样而已。从前王应麟认为《易》学唯独王弼的传承，《尚书》只存有伪《孔传》，于是采集郑玄《易》注、《书》注见于群书中的内容，编成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又因为四家之《诗》，唯独《毛传》没有亡佚，于是采集三家《诗》说见于群书中的内容，编成《三家诗考》。此后好古之士，沿袭他的成法，往往缀辑逸文，搜罗得比较完备。现在查考纬候之书，往往见于《毛诗》、《礼记》注疏以及《后汉书》注；汉魏杂史，往往见于《三国志》注；挚虞的《流别》及《文章志》，往往见于《文选》注；六朝诗文集，多被采录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中；唐人载籍，多被采录于《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中；举一反三，类推求之，古逸之可采者多了。
──右六之二
郑樵论书，有认为前朝不足而后世充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