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郑第六
，以为《唐志》所得旧书，尽《梁书》卷帙而多於隋，谓唐人能按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以求之之功，是则然矣。但竟以卷帙之多寡，定古书之全缺，则恐不可尽信也。且如应劭《风俗通义》，劭自序实止十卷，《隋书》亦然，至《唐志》乃有三十卷，又非有疏解家为之离析篇第，其书安所得有三倍之多乎？然今世所传《风俗通义》，乃属不全之书，岂可遽以卷帙多寡定书之全不全乎？
译认为《唐志》所收录的旧书，完全包含了《梁书》的卷数且多于《隋书》，说是因为唐代学者能够依据王俭的《七志》、阮孝绪的《七录》去搜求，这确实是这样的。但是竟然以卷数的多少，来判定古书的完整或缺失，恐怕不能完全相信。比如应劭的《风俗通义》，应劭自序确实只有十卷，《隋书》也是这样，到了《唐志》却有三十卷，又不是有注释家为之拆分篇目，这本书怎么能得到三倍于原数的卷数呢？然而现在世上所流传的《风俗通义》，却是不完整的书，怎么可以立刻根据卷数的多少来判定书的完整与否呢？
──右六之三
校雠条理第七
郑樵论求书遣官、校书久任之说，真得校雠之要义矣。顾求书出於一时，而求之之法，亦有善与不善；徒曰遣官而已，未见奇书秘策之必无遗逸也。夫求书在一时，而治书在平日。求书之要，即郑樵所谓其道有八，无遗议矣。治书之法，则郑樵所未及议也。古者同文称治；汉制，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蔡邕正定石经，以谓四方之民，至有贿改兰台漆书，以合私家文字者。是当时郡国传习，容有与中书不合者矣。然此特就小学字体言之也。若纪载传闻，《诗》、《书》杂志，真讹纠错，疑似两淆；又书肆说铃，识大识小，歌谣风俗，或正或偏；其或山林枯槁，专门名家，薄技偏长，稗官脞说；其隐显出没，大抵非一时徵求所能汇集，亦非一时讨论所能精详；凡若此者，并当於平日责成州县学校师儒讲习，考求是正，著为录籍，略如人户之有版图。载笔之士，果能发明道要，自致不朽，愿讬於官者听之。如是，则书掌於官，不致散逸，其便一也。事有稽检，则奇邪不衷之说，淫诐邪荡之词，无由伏匿，以干禁例，其便二也。求书之时，按籍而稽，无劳搜访，其便三也。中书不足，稽之外府；外书讹误，正以中书；交互为功，同文称盛，其便四也。此为治书之要，当议於求书之前者也。（书掌於官，私门无许自匿著述，最为合古。然数千年无行之者，一旦为之，亦自不易。学官难得通人，馆阁校雠未必尽是，向、歆一流，不得其人，则窒碍难行，甚或渐启挟持讹诈、骚扰多事之渐，则不但无益而有损矣。然法固待人而行，不可因一时难行，而不存其说也。）
──右七之一
校书宜广储副本。刘向校雠中秘，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臣某书。夫中书与太常太史，则官守之书不一本也。外书与臣向臣某，则家藏之书不一本也。夫博求诸本，乃得雠正一书，则副本固将广储，以待质也。夫太常领博士，今之国子监也。太史掌图籍，今之翰林院也。凡官书不特中秘之谓也。
──右七之二
古者校雠书，终身守官，父子传业，故能讨论精详，有功坟典。而其校雠之法，则心领神会，无可传也。近代校书，不立专官，众手为之，限以程课，画以部次，盖亦势之不得已也。校书者，既非专门之官，又非一人之力，则校雠之法，不可不立也。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以谓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於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殚者，今即中才校勘，而坐收於几席之间，非校雠之良法欤？
──右七之三
古人校雠，於书有讹误，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於其下：其两说可通者，亦两存其说；删去篇次者，亦必存其阙目，所以备后人之采择，而未敢自以谓必是也。班固并省刘歆《七略》，遂使著录互见之法，不传於后世；然亦幸而尚注并省之说於本文之下，故今犹得从而考正也。向使自用其例，而不顾刘氏之原文，今日虽欲复刘歆之旧法，不可得矣。
──右七之四
《七略》以兵书、方技、数术为三部，列於诸子之外者，诸子立言以明道，兵书、方技、数术皆守法以传艺，虚理实事，义不同科故也。至四部而皆列子类矣。南宋郑寅《七录》，犹以艺、方技为三门，盖亦《七略》之遗法。然列其书於子部可也；校书之人，则不可与诸子同业也。必取专门名家，亦如太史君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之例，乃可无弊。否则文学之士，但求之於文
译──右六之三
校雠条理第七
郑樵论述求书派遣官员、校书长期任职的说法，确实掌握了校雠学的核心要义。然而，求书往往出于一时的举措，而求书的方法，也有优劣之分；仅仅说派遣官员罢了，并不能保证奇书秘策一定没有遗漏散失。求书在于一时，而治理书籍在于平日。求书的关键，就是郑樵所说的“其道有八”，对此没有异议。治理书籍的方法，则是郑樵未曾论述的。古代文字统一称为“治”；汉代制度，官吏百姓上书，如果字写得不规范，就会遭到弹劾。蔡邕校正石经，认为四方百姓，甚至有贿赂修改兰台漆书，以迎合私家文字的情况。这说明当时郡国传习的文字，可能有与中央藏书不一致的地方。但这只是就小学字体而言。至于记载传闻，《诗》《书》等杂记中的真伪错讹，疑似混淆；又比如书肆中的说铃，见识有大有小，歌谣风俗，有的正统有的偏颇；还有那些隐居山林的枯槁之士，专门名家，拥有薄技偏长，稗官野史中的琐碎言论；这些书籍的隐显出没，大体上不是短时间内征求所能汇集的，也不是短时间内讨论所能精详的；所有这类情况，都应当在平日责成州县学校的老师儒生讲习，考求纠正，编著成目录，大致像人户有户籍版图一样。执笔著书的士人，如果真能阐发道的要旨，自然达到不朽，愿意托付给官方的就听任他们。这样，书籍由官方掌管，不至于散失，这是第一个便利。事情有据可查，那么奇邪不正的说法，淫邪荒诞的言辞，就无法隐藏，从而触犯禁令，这是第二个便利。求书的时候，按照目录稽查，无需费力搜访，这是第三个便利。中央藏书不足，稽查外部藏书；外部书籍有讹误，用中央藏书校正；交互为用，文字统一兴盛，这是第四个便利。这是治理书籍的关键，应当在求书之前加以议定。（书籍由官方掌管，私人不允许私自隐匿著述，最符合古制。然而数千年没有实行，一旦实行，也确实不容易。学官很难得到通才，馆阁校雠未必都正确，像刘向、刘歆那样的人，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人选，就会窒碍难行，甚至逐渐开启挟持讹诈、骚扰多事的弊端，那么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然而制度固然依赖人来执行，不能因为一时难以实行，就不保留这种说法。）
──右七之一
校书应当广泛储备副本。刘向校勘中央秘府藏书，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刘向书，臣某某书。中书与太常、太史，说明官方所守之书不止一本。外书与臣刘向、臣某某，说明私家藏书不止一本。广泛寻求各种版本，才能校正一书，那么副本本来就应该广泛储备，以供质对。太常统领博士，相当于现在的国子监。太史掌管图籍，相当于现在的翰林院。凡是官书，不仅仅指中央秘府的藏书。
──右七之二
古代校勘书籍，终身担任官职，父子相传学业，所以能够讨论精详，对典籍有功。而他们的校勘方法，则是心领神会，无法传授。近代校书，不设立专职官员，众人共同从事，限定进度考核，划分部门次序，这大概是形势所迫不得已的做法。校书的人，既然不是专职官员，又不是一个人的力量，那么校勘的方法，就不能不确立了。我认为典籍浩繁，见闻有限，即使是博雅之士，尚且不能全部探究无遗漏，何况其他人呢？我认为在校勘之前，应当尽取四库藏书，中外典籍，选取其中的人名、地名、官阶、书目，凡是所有有名可查、有数可稽的，大致仿照《佩文韵府》的体例，全部编入韵部，然后在每个韵部之下，注明原书的出处及先后篇目，从出现一次到出现数千百次，都详细注明，收藏在馆阁中，作为群书的总类。等到校书的时候，遇到疑似之处，就根据名字查找其编韵，通过韵部检查原书，参互错综，就能得到最准确的结果。这是渊博的儒生，穷尽毕生精力也无法穷尽的，现在即使是中等才能的校勘人员，也能在案头之间坐收成效，这不是校勘的好方法吗？
──右七之三
古人校勘，对于书籍中的讹误，更改其文字的，一定在下方注明原文：两种说法都可以通的，也两种说法都保留；删去篇目的，也一定保留其缺目，以便后人采择，而不敢自认为一定正确。班固合并删减刘歆的《七略》，致使著录互见的方法，没有流传到后世；但幸好还在本文之下注明了合并删减的说法，所以现在还能据此考正。假使班固自用其例，而不顾刘氏的原文，今天即使想恢复刘歆的旧法，也不可能了。
──右七之四
《七略》将兵书、方技、数术分为三部，列在诸子之外，是因为诸子立言以阐明道理，兵书、方技、数术都是遵守法则以传授技艺，虚理与实事，意义不同类所以如此。到了四部分类，都列在子部了。南宋郑寅的《七录》，仍然将艺文、方技分为三门，大概是《七略》的遗法。然而将这些书列在子部是可以的；但校书的人，则不可以与诸子同类。必须选取专门名家，也如太史君咸校勘数术，侍医李柱国校勘方技，步兵校尉任宏校勘兵书的例子，才可以没有弊端。否则文学之士，只从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