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诸子第十四

译所以圣明的君王用礼教来教化百姓，用刑罚来禁止他们。行为超出礼教规范的，就会落入刑罚的制裁，情势上不存在中间地带。因此百姓一天天向善，却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达到这种境界的。儒家这一流派，总括了刑罚与礼教，并在大道中寻求折衷，大概是担心百姓拘泥于刑罚与礼教的表象，而忘记了人性中固有的本质。孟子说：“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仅有法令不能使其自行运转。”所谓法令，就是礼教和刑罚的条目，凡是有节制规范的都是。所谓善心，就是恭敬明智、诚信谦让，凡是无形无象的都是。程颐说：“有了《关雎》、《麟趾》那样的仁爱之心，然后才可以推行《周官》的法度。”所说的《关雎》、《麟趾》，指的就是仁义。所说的《周官》法度，指的就是刑罚礼教之类。那么儒家与名家、法家，它们的本源都出自同一处；不像异端的佛教和道教，摒弃了人伦常道和事物法则，而自成一派。商鞅、韩非的法术，未曾不本于圣人的法度，但他们制定和运用的方法却是错误的。邓析、公孙龙的名学，也不能脱离圣人的名学，但他们持守和辩驳的方法却是错误的。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那么儒家之中也有不符合圣人道统的人了。这就是为什么著录书籍，要重视了解其源流，而又应当善于梳理其流派的区别。贾谊谈论王道，深刻洞察本源，推论夏商周三代，他效法儒家，是不用说的了。然而他立法创制，条列禁令，这却是法家的实质。他的书在法家中也有记载，正是为了表明他体用兼备；儒家固然不足以因此感到荣耀，名家法家也不足以因此感到隐讳。后世的人不了解各家学派流派的含义，竞相争夺毫无益处的虚名；那些被列入儒家的人，受宠若惊，而那些被列入名家法家的人，受辱不堪；哪里知道它们同出于圣人之道，而品第高低，又各有其得失；只求名实相符，得其适宜；不必有所选择，然后其学问才显得尊贵。《汉书·艺文志》开始区分九流，而儒家与杂家两家，已经多有混淆。后世的著录者，更没有独创见解，纷纷把儒家与杂家两家混为一谈，如同蛇与龙混杂在一起。凡是对于各家的著述，不能立即确定其意指归属，喜爱的就附会到儒家，轻视的就推给杂家；那么儒家与杂家分家的本意，难道是像这样吗？

译──右十四之五

《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归入儒家部类，这是正确的。然而董仲舒所著述的，都是阐明经术意旨的作品。至于解说《春秋》事迹，得失兼举，像《玉杯》、《繁露》、《清明》《竹林》这类著作，则应当在《春秋》部类中互相参见。

──右十四之六

桓宽的《盐铁论》六十篇，归入儒家部类，这也很恰当。只是盐铁之议，是汉昭帝时的时政，其事见于《食货志》。桓宽编纂当时所谓文学贤良对策的言论，是具备当代的旧事，并不全是为了表现儒门的风节。按理应当在“故事”类中互相参见；而《汉书·艺文志》没有“故事”这一专门门类，也可以附在《尚书》之后。

──右十四之七

刘向所编叙的六十七篇，归入儒家部类，那是《世说》、《新序》、《说苑、《列女传颂图》四种书。这是刘歆《七略》所收录的，完全没有条理类别。班固沿袭效仿他，因而有了将扬雄所编叙的三十八篇，不区分《太玄》、《法言》、《乐、《箴》四种的弊病。郑樵讥讽班固混收扬雄一家作品为没有条理类别，并说班氏不能学习《七略》的征引；却不知道班氏本来就是效仿刘歆的。对于刘歆首创的做法，就故意放纵；对于班固沿袭的做法，就严厉批判，人心有偏恶真是严重啊。查考《说苑》、《新序》，杂录春秋时事，应当在《春秋》篇中互相参见。《世说》现在无法详细考证，本传所谓“《疾谗》、《摘�》、《救危》及《世颂》等篇，依据归附古事，哀悼自己及同类。”似乎也应当在《春秋》中互相参见。只有《列女传》，本来采录《诗》、《书》所载妇女德行可垂范警戒的事迹，用来讽谏宫闱，这是史家传记类的书；而《汉书·艺文志》没有传记这一专门门类，也应当附次在《春秋》之后。至于它引用风雅，寄托六义，又与《韩诗外传》相互出入，那么在《诗经》部类中互相注释，才大致相合；总之这些都不是诸子儒家的书。

──右十四之八

道家部有《老子邻氏经传》四篇，《傅氏经說》三十七篇，《徐氏经說》六篇。查考《老子》原书，现在流传的是道德上下两篇，共八十一章；《汉书·艺文志》不记载原书的篇次，这是刘向、班固的疏忽。凡是书有传注解义等各家，离析篇次，那么著录者，必定以本书篇章原数，登在首条；让阅读的人可以考知其原委，像《汉书·艺文志》六艺各略中的诸经篇目，就是这个道理。

──右十四之九

有人怀疑伊尹、太公都是古代圣贤，为什么竟然被道家所尊崇，因此怀疑是后人假托。这种说法也自有其合理之处。只是古人著书，援引称说，不拘泥于方术。道家的源流，《庄子·天下》篇所叙述的，略可见到。这样看来，伊尹、太公，庄老之徒未必引为祖先。推测他们著书称述，以及假托问答，偶然提到这些人，而后人不加辨别，就认为是这些人自己著述。等到察觉其不类，又认为是后人依托。现在那些书已经不存，大概也难以考正了。况且像儒家的《魏文侯》《平原君》，未必不是儒者之徒，篇名偶然用这些人，就像《孟子》中有《梁惠王》、《滕文公》之类罢了。不然的话，那么刘向、班固篇次虽然疏忽，怎么会把战国诸侯公子称为儒家之书呢？

──右十四之十

阴阳二十一家，与兵书阴阳十六家，同名而异术，偏全各有所主；叙例阐明其同异的原因，也就可以了；现在却缺失而不详细，失之疏忽。只是《诸子》阴阳的本叙，说它出于羲和之官；数术七略的总叙，又说“都是明堂羲和史卜的职掌。”现在看阴阳部次所叙列的，本来与数术中的天文五行不相容。这是刘向、班固叙例不明，不免让后学疑惑。大概《诸子略》中的阴阳家，是邹衍谈天、邹奭雕龙之类，空洞论述其理，而不验证其数。《数术略》的天文历谱诸家，是泰一、五残、日月星气，以及黄帝、�顼日月宿历之类，明显验证度数，而不衍空文。其分门别类，本来无可非议。只是在叙例上，也似乎少有发明。然而道器合一，理数同符。刘向父子校对诸子，而不把阴阳诸篇交给太史尹咸，作为七种的纲领，本来就已经错了。叙例都引羲和为官守，这是不精到的过错。庄周《天下》篇，叙列古今学术，对于诸家流别，都折衷于道要。首章称述六艺，就说“《易》以道阴阳。”这是《易》为阴阳诸书的宗主。假如刘向、班固著略，在诸子阴阳之下，注明源出于《易》；在《易》部之下，注明古者掌于太卜；那么官守师承的离合，不就可以由此考知其得失吗？至于羲和之官，则应当特著于天文历谱之下，而不可

译并且引用于诸子阴阳的叙述。刘氏父子精通历法算术，而校订书籍尚且弄错了次序；更何况后世的著录，大多偏向于文史之儒呢？

译──右十四之十一

有人说：奭、衍谈论天道、雕琢文辞，是大道破碎的表现。现在说他们的源头出自大《易》，难道不是荒废经典、蔑视古人吗？回答说：这是流派分别的道理。官府失去了对典籍的掌管，那么私家之书，就推究古人的法典，以此确定其离合；师儒失去了传授，那么游谈之书，就推究前代的圣经传注，以此折中其是非。那些官府没有掌管典籍，而师儒没有传授学习的，就是无根的妄言，应当摒弃断绝，不能通于著录。那些有幸得以流传的，附在本类之下，而明确著录其违悖之处。这就是著录的意义，本来就是为了阐明大道而治理百家。为什么说荒废经典、蔑视古人呢？

──右十四之十二

现在为阴阳诸家作叙例，应当说阴阳家这一流派，其源头大概出自《易》。《易》大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又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是天地阴阳所由彰显的。星历由保章氏掌管，卜筮存于官守。圣人因事而阐明大道，于是为之推演《易》而系以辞。后世官府失守，而圣教不得其传，于是有谈天雕龙之说，破碎支离，离道越来越远，这是它的弊端。其书流传的有某甲乙，得失如何，那么阴阳的源委就明白了。现在现存的叙例，却说“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这乃是数术历谱的叙例，与衍、奭诸家有什么关系呢？

──右十四之十三

阴阳家《公梼生终始》十四篇，排在《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之前，而班注说：“公梼传邹奭《始终》书”。怎么能让创书的人，排在传书的人之后呢？又在《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之下注说：“邹衍所说。”而在公梼之下注：“邹奭《始终》。”名称既然互相不同，而以终始为始终，也必定有错讹。又《闾丘子》十三篇，《将巨子》五篇，班固都注说“在南公前”。而其书都列在《南公》三十一篇之后，也似乎不可理解。（看“终始五德之运”，则认为始终是误写。）

──右十四之十四

《五曹官制》五篇，列入阴阳家，其书现在不可考。然而看班固注说：“汉制，似贾谊所条。”按《贾谊传》：“谊认为应当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草具其仪法，色尚黃，数用五，为官名。”这就是所谓五曹官制吗？如此则应当入于官《礼》。现在附入阴阳家言，难道有恰当的吗？大概此类，都因为终始五德的意思，所以附于阴阳。然而《周官》六典，取象天地四时，也可以入于历谱家了。

──右十四之十五

于长《天下忠臣》九篇，入于阴阳家，前人已有议论其非的。有人说：其书现在已不传，无由知其义例。然而刘向《别录》说：“传天下忠臣。”那么其书也可以想见了。纵使其中参入阴阳家言，也宜别出互见，而使观者得明其类，何刘、班之无所区别呢？盖《七略》未立史部，而传记一门的撰著，惟有刘向《列女》，与此二書耳。附于《春秋》而别为之说，还胜过搀入阴阳家言。

──右十四之十六

法家《申子》六篇，其书现在失传了。按刘向《别录》：“申子学号称刑名，以名责实，尊君卑臣，崇尚上而抑制下。”荀卿子说：“申子蔽于势而不知智。”韩非子说：“申不害徒术而无法。”这是申子为名家者流，而《汉志》归于法家，失其旨了。

──右十四之十七

《商君开塞、耕战》诸篇，可以互见于兵书之权谋条。《韩非解老、豫老》诸篇，可以互见于道家之《老子》经。其裁篇别出的说法，已见于前，不复置论。

──右十四之十八

名家之书，应当叙于法家之前，而现在列于后，失事理之伦叙了。盖名家论其理，而法家又详于事。虽曰二家各有所本，其中也有相通之原委。

──右十四之十九

名家之言，分为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圆黑白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尹文之言如此。然而命物之名，其体也。毁誉況谓之名，其用也。名家言治道大率综核毁誉，整齐况谓所谓循名责实之义尔。命物之名其源实本于《尔雅》。后世经解家言辨名正物盖亦名家之支别也。由此溯之名之得失可辨矣。凡曲学支言淫辞邪说其初莫不有所本。著录之家见其体分用异而离析其部次甚且拒绝而不使相通则流远而源不可寻

译即使想要不泛滥横溢，也是不可能的。孟子说：“偏颇的言辞，知道它遮蔽了什么；过分的言辞，知道它陷入了什么；邪僻的言辞，知道它背离了什么；躲闪的言辞，知道它穷尽了什么。”所谓知道这些言辞所遮蔽、陷入、背离、穷尽的地方，是从大道出发，追溯它们远近离合的原因。不说断绝淫、诐、邪、遁的途径，而说知道淫、诐、邪、遁的根源，这是因为百家的言论，也是大道的分散显现。奉行经典来审视治理它们，就能收用百家的长处；忘记本源而加以厘清分析，就会失去大道的完整。

译──右十四之二十

墨家《随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班固都注明是“墨翟的弟子”，但编排次序却放在《墨子》之前。《我子》一篇，刘《别录》说它“属于墨子的学说”，其时代更在后了。编排次序却在随巢之前，这是道理上无法解释的，或许当时必定有错误。

──右十四之二十一

道家以老子为祖，但在老子之前却有《伊尹》、《太公》、《鬻》、《管子》等书；墨家以墨翟为祖，但在墨翟之前却有《伊佚》、《田俅子》等书；这难道是著录各家的穷源之论吗？现在考察《管子》应当归入法家，著录分类次序的未审慎。至于《伊尹》、《太公》、《鬻》，乃是道家一类称述古人，因而用这些人的名字命名书籍，不一定全是伪托，也不是认为伊尹、太公这些人就是道家。《尹佚》对于墨家，大概也是这种情况罢了。那么郑樵所说的“看名不看书”，确实难以编排次序了。否则班固、刘向著录，难道竟完全没有区别吗？只是《七略》对于道家，将黄帝等书排在老莱、鹖冠等子之后，因为那是后人依托，不按照所依托的人来排列时代。而《伊尹》、《尹佚》等书，却排在道、墨之首，难道真的认为这些书是本人所著吗？这些书现在既然不传，附带存疑的说法就可以了。

──右十四之二十二

六艺之书与儒家之言，固然应当参看《儒林列传》；道家、名家、墨家的书，除了列传之外，又应当参看庄周《天下》篇。因为司马迁叙传所推崇的六艺宗旨，尚未穷究其流别。而庄周《天下》篇，实在是诸家学术的权衡；著录各家应当取法于此。看它首章列举叙述旧法世传的史，与《诗》、《书》六艺的文章，则是后世经史的大原。其后叙述到墨翟、禽滑釐的学说，那么墨支（墨翟弟子）、墨别（相里勤以下几人）、墨言（禹湮洪水以下是）、墨经（苦获、己齿、邓陵子之类，都诵读墨经是），具有经纬条贯；比较刘、班著录，源委更为有序，不亚于《儒林列传》对于《六艺略》。宋钘、尹文、田骈、慎、关尹、老聃以至惠施、公孙龙之类，都是诸子略中，道家名家所互见的。那么古人著书，如果想要推明大道，没有不辨别诸家学术源流的；著录虽然始于刘、班，但义法实在本于前古。

──右十四之二十三

纵横，是词说的总名。苏秦合六国为纵，张仪为秦国散六国为横，同术而异用，是用来处理战国事务的。既然没有战国，就没有纵横了。而其学说依然存在，是因为兵法权谋所参互，而抵掌谈说所取材。因此苏、张各家，可以互见于兵书；（《七略》将苏秦、蒯通入兵书。）而邹、严、徐各家，又是后世词命的祖。

──右十四之二十四

蒯通的书，自号《隽永》，现在著录只称《蒯子》；而且传记说“自序其说八十一首”，而著录只称五篇；不加以注语以别白之，则是刘、班的疏忽。

──右十四之二十五

积句成章，积章成篇；比拟于乐，那么篇为大成，而章为一阕。《汉志》计书，多以篇名，偶尔有计及章数的，小学叙例之称《仓颉》等书。至于叙次目录，而以章计的，只有儒家《公孙固》一篇，注“十八章”，《羊》四篇，注“百章”罢了。其如何详略，恐怕刘、班当日，也没有深意。至于以首计的，独见蒯通的传，不知道首是章计还是篇计？志存五篇之数，而不详其所由，这是传志之所以应当互考。

──右十四之二十六

杂家《子晚》三十五篇，注云：“好议兵，类似《司马法》。”为什么不入兵家呢？《尉缭子》应当入兵家，已经由郑樵纠正，不再置论。

──右十四之二十七

《尸》二十篇，书既不传，既然说“商鞅师之”，恐怕也是法家的言论。如果说《尸》不是为法者，那么商鞅师其何术，也应当辨而著之；现在不置一说，部次杂家，恐怕有误。

──右十四之二十八

《吕氏春秋》，也是《春秋》家言而兼存典章的。应当互见于《春秋》、《尚书》，而猥次于杂家，也是错误。古者《春秋》家言，体例未有一定的；自孔子有知我罪我之说，而各家著书，往往以《春秋》为独见心裁的总名。然而左氏之外，铎椒、虞卿、吕不韦的书，虽然不依经为文，而宗仰获麟之意，看司马迁叙《十二诸侯年表》，而后

译明白这个道理了。吕氏的著作，大概是司马迁所取法的对象。《史记》中的十二本纪，仿效《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八书，仿效其八览；七十列传，仿效其六论；这也略微有所折衷调和之处。将四季错杂并举，命名为春秋，那么吕氏的著作比起虞卿的《晏子春秋》来，还算比较合乎法度。刘知几讥讽它原本不是史书，却冒称《春秋》，这是失掉了它的宗旨。（它符合史书章程的地方，前面已经论述排比过了，不再赘述。）

译──右十四之二十九

《淮南内》二十一篇，原本名为《鸿烈解》，却只称“淮南”，那么不知这是地名呢？还是人名或书名呢？这是著录时的苟且简略。该书应当互见于道家，史志仅将其列于杂家是不对的。（外篇已失传，不再加以议论。）

──右十四之三十

道家的《黄帝铭》六篇，与杂家的《荆轲论》五篇，其书如今已不可见了；考察《皇览》中黄帝的金人器铭，以及《皇王大纪》所说的舆几之箴、巾几之铭，那么这六篇的主旨，可以想见。《荆轲论》下注有“司马相如等论之”，而《文心雕龍》则说“相如属词，始赞荆轲”。可见这五篇的主旨，大概是史赞一类的文章。铭、箴、颂、赞这类有韵的文辞，按例应当互见于诗赋，与诗赋门类中的《孝景皇帝颂》同类编次。（《孔甲盘盂》二十六篇，也是这一类。）

──右十四之三十一

农家托始于神农，遗留的教化和言论，或许能得其一二，也未可知。《尚书》中的《无逸》，《诗经》中的《豳风》，《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小戴礼记》中的《月令》，《尔雅》中的《释草》，《管子》中的《牧民》篇，《吕氏春秋》中的《任地》等篇，都应当采用裁篇别出的方法，冠于农家之首。（神农、野老的书籍，既然难以凭信，所以经书中的言论不得不详细记载。）

──右十四之三十二

小说家的《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条，其书虽然不可知，然而班固注《周考》，说“考周事也。”注《青史子》，说“古史官纪事也。”那么其书不属于《尚书》所部，就属于《春秋》所次了。看《大戴礼记·保傅》篇，引用青史氏的记载，那么其书也不应等同于小说。

──右十四之三十三

汉志诗赋第十五

《汉志》将艺文分为六略，每略又各自别为几种，每种开始叙述列为诸家；犹如《太玄》的经、方、州、部、家；大纲细目，互相维系，方法极为完善。每略各有总叙。论辩流别，意义极为详尽。只有《诗赋》一略，区分为五种，而每种之后，更没有叙论，不知是刘向、班固的遗漏呢？还是流传中的脱简呢？如今看《屈原赋》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为一种，《陆贾赋》三篇以下，共二十一家为种，《孙卿赋》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为种；名类相同，而区种有别，当时必有其义例。如今诸家的赋，十篇中逸失八九，而叙论的说法，缺而无闻，不是著录的遗憾吗？至于杂赋与杂歌诗两种，署名既异，观者尚能辨别；只是不如五略有叙录，更能详述其源委罢了。

──右十五之一

古代的赋家，原本源于诗骚，出入于战国诸子。假设问对，是庄周、列子寓言之遗风。恢廓声势，是苏秦、张仪纵横之体。排比谐隐，是韩非《储说》之类。徵材聚事，是《吕览》类辑之义。虽然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但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专门之书，起初并无差别。所以其叙列诸家之所撰述，多的有数十篇，少的仅一篇，列于文林，义理上不多让，为此志也。那么这三种赋，也如同诸子各自别为一家，而当时不能尽归一例罢了。哪里像后世诗赋之家，裒然成集，使人无法辨别呢？

──右十五之二

赋是古诗的流变，刘勰所谓“六义附庸，蔚成大國”就是此意。义理上当列诗于前，而叙赋于后，才能符合文章承变的次第。刘向、班固却以赋居诗前，那么标略之称诗赋，岂不是颠倒了吗？每怪萧梁《文选》，赋冠于诗前，绝无义理，而后人竞相效法，令人不可理解。如今知道刘、班的著录，已经开启此端了。又诗赋本为《诗经》支系，前文已说，不再议论。

──右十五之三

诗赋前三种的分家，不可考了，其与后二种的别类，非常清楚。三种之赋，人自为篇，是后世别集的体例。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序为篇，是后世总集的体例。歌诗一种，则诗与赋，本来应当分体的。就其例而论，则第一种之《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条，及第三种之《秦时杂赋》九条，当隶于杂赋条下，而猥厕于专门之家，有何取义呢？揣度其附丽之故，是因为《淮南王赋》列于第一种，而以群臣之作附于其下，所谓以人次也。《秦时杂賦》，列于《荀卿赋》后，（志作孙卿。），《孝景皇帝颂》前，所谓以时次也夫著录之例，先明家学，同列于一家之中，或从人次，或从时次，也可以，岂有类例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