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著第三
究学。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别其流，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如避重复而不载，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录，於本书之体，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於一家之学，亦有所不备矣。
译研究学问。对于道理相通、书籍具有双重用途的情况，未曾不兼收并蓄、一并记载，起初并不以重复为忌讳；在甲乙部类的次序之下，只是加上互见注记，以便查考检阅罢了。古人最重视家学。在编排某一家的著作时，凡是涉及这一家学问的，无不穷究源头直到细微之处，彻底辨别其流派，这被称为著述的标准，众说纷纭中的折衷之论。如果为了避免重复而不加记载，那么一本原本具有双重用途的书却只录入一次，对于这本书本身的体例，就已经有所不完整；某一家的著作原本包含这本书却缺失而不记载，对于这一家的学问，也就有所不完备了。
──右三之一
刘歆《七略》亡矣，其义例之可见者，班固《艺文志》注而已。（班固自注，非颜注也。）《七略》於兵书权谋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汉书》作《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九家之书，而儒家复有《荀卿子》、《陆贾》二家之书，道家复有《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四家之书，纵横家复有《苏子》、《蒯通》二家之书，杂家复有《淮南王》一家之书。兵书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复有《墨子》之书。惜此外之重复互见者，不尽见於著录，容有散逸失传之文。然即此十家之一书两载，则古人之申明流别，独重家学，而不避重复著录，明矣。自班固并省部次，而后人不复知有家法，乃始以著录之业，专为甲乙部次之需尔。郑樵能讥班固之胸无伦次，而不能申明刘氏之家法，以故《校雠》一略，工诃古人而拙於自用；即矛陷盾，樵又无词以自解也。
──右三之二
著录之创为《金石》、《图谱》二略，与《艺文》并列而为三，自郑樵始也。就三略而论之，如《艺文》经部有三字石经、一字石经、今字石经、《易》篆石经、郑玄《尚书》之属凡若干种，而《金石略》中无石经；岂可特著金石一略，而无石经乎？诸经史部内所收图谱，与《图谱略》中互相出入，全无伦次。以谓钜编鸿制，不免牴牾，抑亦可矣。如《艺文》传记中之祥异一条，所有地动图、瑞应翎毛图之类，名士一条之文翁学堂图、忠烈一条之忠列图等类，俱详载《艺文》而不入图谱，此何说也？盖不知重复互注之法，则遇两歧牵掣之处，自不觉其牴牾错杂，百弊丛生；非特不能希踪古人，即仅求寡过，亦已难矣。
──右三之三
若就书之易淆者言之，经部《易》家与子部之五行阴阳家相出入，乐家与集部之乐府、子部之艺术相出入，小学家之书法与金石之法帖相出入，史部之职官与故事相出入，谱牒与传记相出入，故事与集部之诏奏议相出入，集部之词曲与史部之小说相出入，子部之儒家与经部之经解相出入，史部之食货与子部之农家相出入，非特如郑樵之所谓传记、杂家、小说、杂史、故事五类，与诗话、文史之二类，易相紊乱已也。若就书之相资者而论，《尔雅》与《本草》之书相资为用，地理与兵家之书相资为用，谱牒与历律之书相资为用，不特如郑樵之所谓性命之书求之道家，小学之书求之释家，《周易》藏於卜筮，《洪范》藏於五行已也。书之易混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免后学之牴牾；书之相资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一隅三反，其类盖亦广矣。
──右三之四
别类叙书，如列人为传，重在义类，不重名目也。班、马列传家法，人事有两关者，则详略互载之。如子贡在《仲尼弟子》为正传，其入《货殖》，则互见也。《儒林传》之董仲舒、王吉、韦贤，既次於经师之篇，而别有专传。盖以事义标篇，人名离合其间，取其发明而已。部次群书，标目之下，亦不可使其类有所阙，故详略互载，使后人溯家学者，可以求之无弗得，以是为著录之义而已。自列传互详之旨不显，而著录亦无复有互注之条，以至《元史》之一人两传，诸史《艺文志》之一书两出，则弊固有所开也。
──右三之五
别裁第四
《管子》，道家之言也，刘歆裁其《弟子职》篇入小学。七十子所记百三十一篇，《礼经》所部也，刘歆裁其《三朝记》篇入《论语》。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如《弟子职》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吕不韦自撰，皆所谓采取成说也。）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於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於本类，亦自两不相妨。盖权於宾主重轻之间，知其无
译──右三之一
刘歆的《七略》已经亡佚，其体例中可见的部分，只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自注而已。（这是班固自己的注释，并非颜师古的注。）《七略》在兵书权谋类中收录了《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汉书》作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这九家的著作，而儒家又重复收录了荀卿子、陆贾这两家的著作，道家又重复收录了《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这四家的著作，纵横家又重复收录了《苏子》、蒯通这两家的著作，杂家又重复收录了淮南王这一家的著作。兵书技巧类中有《墨子》，而墨家又重复收录了《墨子》。可惜这些重复互见的著作，并不完全见于著录，恐怕还有散逸失传的文章。但仅就这十家著作中一书两载的情况来看，古人阐明学术流派，特别重视家学传承，而不避讳重复著录，这是显而易见的。自从班固合并删减部类次序，后世的人不再知道有家法，才开始把著录的工作，专门作为编排甲乙部类的需要。郑樵能够讥讽班固胸中缺乏条理，却不能阐明刘氏的家法，因此《校雠》这一略，善于指责古人而拙于运用自己；即使自相矛盾，郑樵也没有言辞来自我辩解。
──右三之二
著录中首创设立《金石》、《图谱》两略，与《艺文》并列成为三略，是从郑樵开始的。就这三略来讨论，比如《艺文》经部中有三字石经、一字石经、今字石经、篆书《易经》石经、郑玄《尚书》等若干种，而《金石略》中却没有石经；难道可以特别设立金石一略，却没有石经吗？各经史部类中所收录的图谱，与《图谱略》中的内容互相出入，完全没有条理。如果说这是巨著宏制，难免有抵牾之处，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比如《艺文》传记类中的祥异一条，所载的地动图、瑞应翎毛图等；名士一条中的文翁学堂图；忠烈一条中的忠烈图等，都详细记载在《艺文》中而不收入图谱，这怎么说呢？大概是因为不知道重复互注的方法，遇到两歧牵制的地方，自然不觉其抵牾错杂，百弊丛生；这不仅不能追随古人的足迹，即使仅仅要求少犯错误，也已经很难了。
──右三之三
如果就书籍容易混淆的情况来说，经部《易》家与子部五行阴阳家互相出入，乐家与集部乐府、子部艺术互相出入，小学家的书法与金石的法帖互相出入，史部的职官与故事互相出入，谱牒与传记互相出入，故事与集部的诏奏议互相出入，集部的词曲与史部的小说互相出入，子部的儒家与经部的经解互相出入，史部的食货与子部的农家互相出入，不仅仅像郑樵所说的传记、杂家、小说、杂史、故事这五类，与诗话、文史这两类容易相互紊乱而已。如果就书籍相互依赖的情况来说，《尔雅》与《本草》的书籍相互依赖而使用，地理与兵家的书籍相互依赖而使用，谱牒与历律的书籍相互依赖而使用，不仅仅像郑樵所说的性命之书求之于道家，小学之书求之于释家，《周易》藏于卜筮，《洪范》藏于五行而已。书籍容易混淆的，如果不采用重复互注的方法，无法避免后学者的抵牾；书籍相互依赖的，如果不采用重复互注的方法，无法探究古人的源流。举一反三，这类情况大概也很广泛。
──右三之四
分类叙述书籍，就像列人作传，重在义理类别，不重在名称目次。班固、司马迁列传的家法，人事有两方面关联的，就详略互载。比如子贡在《仲尼弟子列传》中是正传，他出现在《货殖列传》中，就是互见。《儒林传》中的董仲舒、王吉、韦贤，既然排在经师的篇章中，又有专门的传记。这是因为以事义标举篇名，人名在其中离合，取其阐明意义罢了。编排群书，在标目之下，也不可使类别有所缺失，所以详略互载，使后人追溯家学者，可以寻求无不得到，以此作为著录的意义罢了。自从列传互详的宗旨不显明，著录也就不再有互注的条例，以至于《元史》中一人两传，各史《艺文志》中一书两出，弊端固然由此开启了。
──右三之五
别裁第四
《管子》是道家的言论，刘歆裁取其中《弟子职》篇归入小学。七十子所记的百三十一篇，属于《礼经》所部，刘歆裁取其中《三朝记》篇归入《论语》。大概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旧事的情况。（如《弟子职》必定不是管子自己撰写，《月令》必定不是吕不韦自己撰写，都是所谓采取成说。）所采录的书籍，另有本旨，或者历时已久，不知出处；又或所著的篇章，在全书之内，自成一类的；都可以裁取篇章，补缀部类次序，另立门类，以辨别著述的源流；至于其全书，篇次具存，没有更改，归属本类，也自然两不相妨。大概权衡于宾主重轻之间，知道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