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诗赋第十五
《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武帝所作”。按刘向为成帝时人，其去孝武之世远矣。武帝著作，当称孝武皇帝，乃使后人得以考定。今曰“上所自造”，何其标目之不明与？臣工称当代之君，则曰上也。否则摛文纪事，上文已署某宗某帝，承上文而言之，亦可称为上也。窃意上所自造四字，必武帝时人标目，刘向从而著之，不与审定称谓，则谈《七略》者，疑为成帝赋矣。班氏录以入志，则上又从班固所称，若无师古之注，则读志者，又疑后汉肃宗所作赋矣。
──右十五之五
《荀卿赋》十篇，居第三种之首，当日必有取义也。按荀卿之书，有《赋篇》列於三十二篇之内，不知所谓赋十篇者，取其《赋篇》与否，曾用裁篇别出之法与否；著录不为明析，亦其疏也。
──右十五之六
《孝景皇帝颂》十五篇，次於第三种赋内，其旨不可强为之解矣。按六艺流别，赋为最广，比兴之义，皆冒赋名。风诗无徵，存於谣谚，则雅颂之体，实与赋类同源异流者也。纵使篇第传流，多寡不敌，有如汉代而后，济水入河，不复别出；亦当叙入诗歌总部之后，别而次之，或与铭箴赞诔通为部录，抑亦可至。何至杂入赋篇，漫无区别邪？
──右十五之七
《成相杂辞》十一篇，《隐书》十八篇，次於杂赋之后，未为得也。按杨倞注《荀子成相》：“盖亦赋之流也。”朱子以为“杂陈古今治乱兴亡之效，讬之风诗以讽时君”。命曰杂辞，非竟赋也。《隐书》注引刘向《别录》，谓“疑其言以相问对，通以思虑，可以无不喻。”是则二书之体，乃是战国诸子流别，后代连珠韵语之滥觞也。法当隶於诸子杂家，互见其名，为说而附於歌诗之后可也。
──右十五之八
《汉志》详赋而略诗，岂其时尚使然与？帝王之作，有高祖《大风》、《鸿鹄》之篇，而无武帝《瓠子》、《秋风》之什，（或云：《秋风》即在上所自造赋内。）臣工之作，有《黄门倡车忠等歌诗》，而无苏李河梁之篇。（或云：杂家有主名诗十篇，或有苏李之作。然汉廷主名诗，岂止十篇而已乎？）
──右十五之九
诗歌一门，杂乱无叙。如《吴楚汝南歌诗》、《燕代讴》、《齐郑歌诗》之类，风之属也。《出行巡狩及游歌诗》，与《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雅之属也。《宗庙歌诗》、《诸神歌诗》、《送灵颂歌诗》，颂之属也。不为诠次类别，六义之遗法，荡然不可为踪迹矣。
──右十五之十
汉志兵书第十六
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注“图九卷”。此兵书权谋之首条也。按《孙武传》：“阖闾谓孙武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阮孝绪《七录》“《孙子兵法》三卷，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然则杜牧谓魏武削其数十万言为十三篇者，非也。盖十三篇为经语，故进之於阖闾，其馀当是法度名数，有如形势、阴阳、技巧之类，不尽通於议论文词，故编次於中下，而为后世亡逸者也。十三篇之自为一书，在阖闾时已然，而《汉志》仅记八十二篇之总数，此其所以益滋后人之惑矣。
──右十六之一
大抵《汉志》之疏，由於以人类书，不能以书类人也。《太玄》、《法言》、《乐》、《箴》四书，类於扬雄所叙三十八篇；《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四书，类於刘向所叙六十七篇；尤其显而易见者也。《孙子》八十二篇，用同而书体有异，则当别而次之。纵欲以人类书，亦当如《太公》之二百三十七篇，已列总目，其下分析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之例可也。任宏部次不精，遂滋后人之惑，致谓十三篇非孙武之完书，则校雠不精之咎也。
──右十六之二
八十二篇之仅存十三，非后人之删削也。大抵文辞易传而度数难久。即如同一兵书，而权谋之家，尚有存文；若形势、阴阳、技巧三门，百不能得一矣。同一方技，而医经一家，尚有存文；若经方、房中、神
译《上所自造赋》两篇，颜师古注释说“是汉武帝所作”。查考刘向是汉成帝时期的人，他距离汉武帝时代已经很远了。对于武帝的著作，应当称其为孝武皇帝，这样才能让后人得以考证确定。如今却说“上所自造”，这标题多么不明确啊！臣子称颂当朝的君主，才称其为“上”。如果不是这样，而在撰写文章记录史事时，上文已经署明了某宗某帝，承接上文而言，也可以称为“上”。我私下认为，“上所自造”这四个字，必定是汉武帝时期的人所拟定的标题，刘向便沿袭著录，没有审定称谓，那么谈论《七略》的人，就会怀疑这是汉成帝所作的赋了。班固将其收录进《汉书·艺文志》，那么“上”又是依照班固的称呼，如果没有颜师古的注释，那么阅读《汉书·艺文志》的人，又会怀疑这是后汉肃宗（汉章帝）所作的赋了。
──右十五之五
《荀卿赋》十篇，排在第三种赋的首位，当时必定有取义之处。查考荀子的著作，有《赋篇》列在三十二篇之中，不知道这所谓的十篇赋，是否取用了他的《赋篇》，是否曾采用裁篇别出的方法；著录不够明晰，这也是它的疏漏之处。
──右十五之六
《孝景皇帝颂》十五篇，排在第三种赋之内，其旨意不可强行解释。查考六艺的流别，赋是最广泛的，比兴的意义，都涵盖在赋的名目之下。国风诗没有征验，存在于民谣谚语中，那么雅颂的体裁，实际上与赋是同源而异流的。纵使篇章流传，数量多寡不敌，就像汉代以后，济水汇入黄河，不再单独流出；也应当叙入诗歌总部之后，分别排列，或者与铭、箴、赞、诔通为一部，也还可以。为何要混杂在赋篇之中，毫无区别呢？
──右十五之七
《成相杂辞》十一篇，《隐书》十八册，排在杂赋之后，并不恰当。查考杨倞注释《荀子·成相》：“大概也是赋的一类。”朱熹认为“杂陈古今治乱兴亡的效果，寄托于风诗以讽谏当时的君主”。命名为杂辞，并非完全是赋。《隐书》的注释引用刘向《别录》，说“怀疑其言语相互问答，通过思虑，可以没有不明白的。”那么这两部书的体裁，乃是战国诸子的流别，后代连珠韵语的滥觞。理当隶属于诸子杂家，互见其名，为了说明而附在歌诗之后是可以的。
──右十五之八
《汉书·艺文志》详述赋而略述诗，难道是当时的风尚使然吗？帝王的著作，有高祖的《大风》、《鸿鹄》篇章，却没有武帝的《瓠子》、《秋风》诗篇，（有人说：《秋风》就在《上所自造赋》内。）臣工的著作，有《黄门倡车忠等歌诗》，却没有苏武、李陵河梁送别的诗篇。（有人说：杂家有主名诗十篇，或许有苏李的作品。然而汉廷主名诗，难道只有十篇吗？）
──右十五之九
诗歌这一门类，杂乱无章。如《吴楚汝南歌诗》、《燕赵讴》、《齐郑歌诗》之类，属于风。《出行巡狩及游歌诗》，与《汉兴起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属于雅。《宗庙歌诗》、《诸神歌诗》，《送灵颂歌诗》，属于颂。不加以甄别分类，六义的遗法，荡然无存，无法追寻踪迹了。
──右十五之十
汉志兵书第十六
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注释说“图九卷”。这是兵书权谋之首条。查考《孙武传》：“阖闾对孙武说，你的十三篇，我都看过了。”阮孝绪《七录》说“《孙子兵法》三卷，十三篇为上卷，另有中下二卷。”那么杜牧说魏武帝将数十万言删减为十三篇，是不对的。大概十三篇是纲领性的话语，所以进献给阖闾，其余的应当是法度名数，如同形势、阴阳、技巧之类，不完全通于议论文章，所以编排在中间和下卷，而为后世亡佚了。十三篇自成一体，在阖闾时已然如此，而《汉志》仅记载八十二篇的总数，这就是它更加滋长后人疑惑的原因了。
──右十六之一
大概《汉志》的疏漏，在于以人类书，不能以书类人。《太玄》、《法言》、《太玄乐》、《箴》四部书，归类于扬雄所叙的三十八篇；《新序》、《说苑》《新序》、《说苑》、《新序》、《说苑》、《说苑》、《列女传》四部书，归类于刘向所叙的六十七篇；这是尤其显而易见的。《孙子》八十二篇，用途相同而书体不同，就应当分别排列。纵然想要以人类书，也应当像《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已经列出总目，其下分析谋八十一篇、言七十篇、兵八十五篇的例子那样。任宏部次不精，于是滋长后人的疑惑，致使认为十三篇不是孙武的完书，这是校雠不精的过错。
──右十六之二
八十二篇仅存十三篇，不是后人的删削。大概文辞容易流传而度数难以长久。即使同一兵书，而权谋之家，尚有存留的文字；若形势、阴阳、技巧三门，百中不能得一。同一方技，而医经一家，尚有存留的文字；若经方、房中、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