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误校汉志第十一
讥班固叙列儒家，混入《太玄》、《法言》、《乐》、《箴》三书为一，总谓扬雄所叙三十八篇，谓其胸无伦类，是樵之论笃矣。至谓《太玄》当归《易》类，《法言》当归诸子，其说良是。然班固自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是《乐》与《箴》，本二书也；樵误以为一书。又谓“《乐》、《箴》当归杂家”；是樵直未识其为何物，而强为之归类矣。以此讥正班固，所谓楚失而齐亦未为得也。按《乐》四未详。《箴》则《官箴》是也；在后人宜入职官，而《汉志》无其门类，则附官《礼》之后可矣。
译讥讽班固在叙录儒家著作时，将《太玄》、《法言》、《乐》和《箴》三书混为一谈，统称为扬雄所著的三十八篇，指责班固心中没有条理分类，这是章樵议论精当之处。至于章樵认为《太玄》应当归入《易》类，《法言》应当归入诸子类，他的说法确实正确。然而班固自己在注文中说：“《太玄》十九篇，《法言》十三篇，《乐》四篇，《箴》二篇。”这说明《乐》与《箴》原本就是两本书；章樵却误以为是一本书。又说“《乐》、《箴》应当归入杂家”；这是章樵根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却强行给它们归类。用这样的观点来纠正班固，可以说是楚国错了，齐国也未必就对。查考《乐》四篇的具体情况不详。《箴》则是指《官箴》；对于后世的分类来说，它应当归入职官类，而《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这一门类，那么附在“礼”类中的“官礼”之后就可以了。
──右十一之一
郑樵讥《汉志》以《司马法》入《礼》经，以《太公》兵法入道家，疑谓非任宏、刘歆所收，班固妄窜入也。郑樵深恶班固，故为是不近人情之论。凡意有不可者，不为推寻本末，有意增删迁就，强坐班氏之过，此狱吏锻炼之法；亦如以《汉》志书为班彪、曹昭所终始，而《古今人表》则谓固所自为者惟此；盖心不平者，不可与论古也。按《司马法》百五十五篇，今所存者，非故物矣。班固自注：“出之兵权谋中，而入於《礼》。”樵固无庸存疑似之说也。第班《志》叙录，称《军礼司马法》，郑樵删去“军礼”二字，谓其入礼之非；不知《司马法》乃周官职掌，如考工之记，本非官礼，亦以司空职掌，附著《周官》，此等叙录，最为知本之学。班氏他处未能如是，而独於此处能具别裁；樵顾深以为讥，此何说也？第班氏入於《礼》经，似也。其出於兵家，不复著录，未尽善也。当用刘向互见之例，庶几礼家不为空衍仪文，而兵家又见先王之制，乃两全之道耳。《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亦与今本不同。班氏仅称《太公》，并无兵法二字，而郑樵又增益之，谓其入於道家之非，不观班固自注：“尚父本有道者。”又於兵权谋下注云：“省《伊尹》、《太公》诸家。”则刘氏《七略》，本属两载，而班固不过为之删省重复而已。非故出於兵，而强收於道也。（注省者，刘氏本有，而班省去也。注出入者，刘录於此，而班录於彼也。如《司马法》，刘氏不载於《礼》，而班氏入之。则於《礼》经之下注云，入《司马法》。今道家不注入字，而兵家乃注省字，是刘《略》既载於道，又载於兵之明徵。非班擅改也。）且兵刑权术，皆本於道，先儒论之备矣。刘《略》重复互载，犹司马迁《老庄申韩列传》意也。发明学术源流之意。况二百三十七篇之书，今既不可得见，郑樵何所见闻而增删题目，以谓止有兵法，更无关於道家之学术耶？
──右十一之二
郑樵讥《汉志》以《世本》、《战国策》、《秦大臣奏事》、《汉著记》为《春秋》类，是郑樵未尝知《春秋》之家学也。《汉志》不立史部，以史家之言，皆得《春秋》之一体，故四书从而附入也。且如后世以纪传一家，列之正史，而编年自为一类，附诸正史之后。今《太史公书》列於《春秋》，樵固不得而讥之矣。至於国别之书，后世如三国、十六国、九国、十国之类，自当分别部次，以清类例。《汉志》书部无多，附著《春秋》，最为知所原本。又《国语》亦为国别之书，同隶《春秋》，樵未尝讥正《国语》，而但讥《国策》，是则所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汉著记》，则后世起居注之类，当时未有专部，附而次之，亦其宜也。《秦大臣奏事》，在后史当归故事，而《汉志》亦无专门，附之《春秋》，稍失其旨。而《世本》则当入於历谱，《汉志》既有历谱专门，不当犹附《春秋》耳；然历谱之源，本与《春秋》相出入者也。
──右十一之三
以刘歆、任宏重复著录之理推之，《战国策》一书，当与兵书之权谋条，诸子之纵横家，重复互注，乃得尽其条理。《秦大臣奏事》，当与《汉高祖传》、《孝文传》（注称论述册诏。）诸书，同入《尚书》部次；盖君上诏诰，臣下章奏，皆《尚书》训诰之遗；后世以之搀入集部者，非也。凡典章故事，皆当视此。
──右十一之四
焦竑误校汉志第十二
自刘、班而后，艺文著录，仅知甲乙部次，用备稽检而已。郑樵氏兴，始为辨章学术，考竟源流，於是特著《校雠》之略；虽其说不能尽当，要为略见大意，为著录家所不可废矣。樵志以后，史家积习相沿，舛讹杂出；著录之书，校樵以前其失更甚；此则无人继起，为之申明家学之咎也。明焦竑撰《国史经籍志》，其书之得失，别具论次於后。特其《纠缪》一卷，讥正前代著录之误，虽其识力不逮郑樵，而整齐有法，去汰裁甚，要亦有可节取
译──右十一之一
郑樵讥讽《汉书·艺文志》将《司马法》归入《礼》经，将《太公》兵法归入道家，怀疑这些并非任宏、刘歆所收录，而是班固擅自窜入的。郑樵深恶班固，所以发表这种不近人情的言论。凡是心中觉得不妥的，不去推寻事物的本末，有意增删迁就，强行坐实班氏的过错，这是狱吏罗织罪名的手段；也就像认为《汉书·艺文志》是由班彪、曹昭始创终成，而《古今人表》则是班固独自撰作的一样；大概内心不平的人，是不能与他讨论古学的。查考《司马法》原有一百五十五篇，现在所保存的，已经不是原来的面貌了。班固在自注中说：“从兵权谋类中取出，归入《礼》类。”郑樵本没有必要存留这种疑似的说法。只是班固在《志》的叙录中，称其为《军礼司马法》，郑樵删去了“军礼”二字，以此指责其归入《礼》类的错误；他不知道《司马法》本是周代官职的职掌，如同《考工记》一样，本来不是官方的礼仪，也因为属于司空的职掌，附著在《周官》中，这样的叙录，是最为懂得根本的学问。班固在其他地方未能像这样，唯独在这里能够具备独到的裁断；郑樵反而深以为讥，这怎么说得通呢？只是班固将其归入《礼》经，似乎是合理的。但其从兵家类中取出，不再著录，则未尽善。应当采用刘向互见的体例，这样礼家不至于空泛地罗列仪文，而兵家又能看到先王的制度，这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也与现在的版本不同。班固仅称《太公》，并没有“兵法”二字，而郑樵又添加了这两个字，以此指责其归入道家的错误，他不看班固的自注：“尚父本是得道之人。”又在兵权谋类下注云：“删省《伊尹》、《太公》等家。”那么刘氏的《七略》，本来两处都有记载，而班固不过是删省重复而已。并非故意从兵家类中取出，而强行收录于道家类。（注：所谓“省”，是刘氏原本有，而班固删去；所谓“出入”，是刘氏在此处著录，而班固在彼处著录。如《司马法》，刘氏不记载于《礼》类，而班固将其归入。那么在《礼》经之下注云，归入《司马法》。现在道家类不注“入”字，而兵家类却注“省”字，这是刘氏《七略》既记载于道家，又记载于兵家的明显证据。并非班固擅自更改。）况且兵刑权术，都本源于道，前代儒者论述得很完备了。刘氏《七略》重复互载，还存有司马迁《老庄申韩列传》的意思。阐发学术源流的意旨。况且二百三十七篇的书，现在已经不可得见，郑樵凭什么见闻而增删题目，认为只有兵法，而与道家的学术毫无关系呢？
──右十一之二
郑樵讥讽《汉书·艺文志》将《世本》、《战国策》、《秦大臣奏书》、《汉著记》归为《春秋》类，这是因为郑樵不曾了解《春秋》的家学。《汉书·艺文志》不设立史部，因为史家的言论，都能体现《春秋》的一种体例，所以这四部书从而附入其中。况且后世将纪传体一家，列为正史，而编年体自为一类，附在正史之后。现在《太史公书》列于《春秋》类，郑樵本来就不能讥讽它了。至于国别体的书，后世如三国、十六国、九国、十国之类，自然应当分别部次，以厘清类别。《汉书·艺文志》书籍部类不多，附著于《春秋》类，最为懂得其根本。又《国语》也是国别体的书，同隶于《春秋》类，郑樵不曾讥讽纠正《国语》，而只讥讽《国策》，这就是所谓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人。《汉著记》，则是后世起居注之类的书，当时没有专门的部类，附而次之，也是适宜的。《秦大臣奏事》，在后世史书中当归入故事类，而《汉书·艺文志》也没有专门的部类，附之于《春秋》类，稍微失去了主旨。而《世本》则应当归入历谱类，《汉书·艺文志》既然已有历谱专门，不应当还附于《春秋》类；然而历谱的源头，本来与《春秋》是相互关联的。
──右十一之三
以刘歆、任宏重复著录的道理推之，《战国策》一书，应当与兵书的权谋条，诸子的纵横家，重复互注，才能尽其条理。《秦大臣奏事》，应当与《汉高祖传》、《孝文传》等书，同入《尚书》部次；大概君上的诏诰，臣下的章奏，都是《尚书》训诰的遗存；后世将其搀入集部的，是不对的。凡典章故事，都应当视此为例。
──右十一之四
焦竑误校汉志第十二
自刘歆、班固之后，艺文著录，只知道甲乙部次，用来备查而已。郑樵兴起，才开始辨章学术，考竟源流，于是特别著述《校雠》之略；虽然他的说法不能完全恰当，但大体上略见大意，是著录家所不可废弃的。郑樵之后，史家积习相沿，错讹杂出；著录之书，比郑樵以前的失误更甚；这是无人继起，为之申明家学的过错。明代焦竑撰《国史经籍志》，该书的得失，另在后面论次。特别他的《纠缪》一卷，讥讽纠正前代著录的错误，虽然他的识力不及郑樵，但整齐有法，删汰裁减甚多，大体上也有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