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第九
春秋》为部次；纵使篇帙繁多，别出门类，亦当申明叙例；俾承学之士，得考源流，庶几无憾。而刘、班承用未精，后世著录，又未尝探索其意，此部录之所以多舛也。
译《春秋》作为分类的次序；即使篇卷繁多，另外分出门类，也应当阐明叙录的体例；使治学的士人，得以考察源流，或许才能没有遗憾。然而刘向、班固继承沿用得不精当，后世著录，又未曾探索其中的意旨，这就是目录学著作多有误谬的原因。
──右十之四
或曰：《兵书》、《方技》之部次，既以专官而能精矣。《术数》亦领於专官，而谓不如彼二略，岂太史尹咸之学术，不逮任宏、李柱国耶？答曰：此为刘氏所误也。《术数》一略，分统七条，则天文、历谱、阴阳、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是也。以道器合一求之，则阴阳、蓍龟、杂占三条，当附《易经》为部次，历谱当附《春秋》为部次，五行当附《尚书》为部次；纵使书部浩繁，或如诗赋浩繁离《诗经》而别自为略，亦当申明源委於叙录之后也。乃刘氏既校六艺，不复谋之术数诸家，故尹咸无从溯源流也。至於天文、形法，则后世天文、地理之专门书也。自立门类，别分道法，大纲既立，细目标分，岂不整齐而有当乎？
──右十之五
天文则宣夜、周髀、浑天诸家，下逮安天之论，谈天之说，或正或奇，条而列之，辨明识职，所谓道也。《汉志》所录泰一、五残星变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地理则形家之言，专门立说，所谓道也。《汉志》所录《山海经》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以此二类，专门部勒，自有经纬，而尹咸概收术数之篇，则条理不审之咎也。（《山海经》与相人书为类，《汉志》之授人口实处也。）
──右十之六
地理形家之言，若主山川险易，关塞边防，则与兵书形势之条相出入矣。若主阴阳虚旺，宅墓休咎，则与《尚书》五行相出入矣。部次门类，既不可缺，而著述源流，务要於全，则又重复、互注之条，不可不讲者也。任宏《兵书》一略，郑樵称其最优。今观刘《略》重复之书，仅止十家，皆出《兵略》，他部绝无其例。是则互注之法，刘氏且未能深究，仅因任宏而稍存其意耳。班氏不知而删并之，可胜惜哉？
──右十之七
后世法律之书甚多，不特萧何所次律令而已也。就诸子中掇取申、韩议法家言，部於首条，所谓道也。其承用律令格式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后世故事之书甚多，不特张苍所次章程而已也。就诸子中掇取论治之书，若《吕氏春秋》，（《汉志》入於杂家，非也。其每月之令文，正是政令典章，后世会典会要之属。）贾谊、董仲舒（治安之奏，天人之策，皆论治体。《汉志》入於儒家类矣。）诸家之言，部於首条，所谓道也。其相沿典章故事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例以义起，斟酌损益，惟用所宜；岂有读者录部次，而不能考索学术源流者乎？
──右十之八
或曰：《汉志》失载律令章程，固无论矣。假令当日必载律令章程，就刘、班之《七略》类例，宜如何归附欤？答曰：《太史公书》之附《春秋》，《封禅群祀》之附《礼经》，其遗法也。律令自可附於法家之后，章程本当别立政治一门，《汉志》无其门类；然《高祖传》十三篇，《孝文传》十一篇，（班固自注，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皆属故事之书，而刘、班次於诸子儒家，则章程亦必附於此矣。大抵《汉志》疏略，由於书类不全，勉强依附；至於虚论其理与实纪其迹者，不使体用相资，则是《汉志》偶疏之处；（《礼经》、《春秋》。《兵书》、《方技》便无此病。）而后世之言著录者，不复知其微意矣。
──右十之九
郑樵议章程律令之不载《汉志》，以为刘、班之疏漏；然班氏不必遽见西京之全书，或可委过於刘《略》也。若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则班氏方据以为《艺文》之要删，岂得谓之不见其书耶？此乃后世目录之鼻祖，当时更无其门类，独不可附於诸子名家之末乎？名家之叙录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著录之为道也，即於文章典籍之中，得其辨名正物之意，此《七略》之所以长也。又云：“敫者为之，则苟钩釽析乱而已。”此又后世著录，纷拏不一之弊也。然则凡以名治之书，固有所以附矣。（后世目录繁多，即可自为门类。）
──右十之十
郑樵误校汉志第十一
郑樵
译──右十之四
有人说：《兵书》、《方技》这两类的编排，既然由专职官员负责，就能做到精当。《术数》类也由专职官员统领，却认为它不如前两类编排得好，难道太史尹咸的学术水平，比不上任宏、李柱国吗？回答说：这是被刘氏（刘歆）误导了。《术数》这一大类，统辖七个条目，即天文、历谱、阴阳、五行、蓍龟（占卜）、杂占、形法（风水等）。如果从“道”与“器”合一的角度来考察，那么阴阳、蓍龟、杂占这三个条目，应当附属于《易经》作为部次；历谱应当附属于《春秋》作为部次；五行应当附属于《尚书》作为部次；即使书籍门类浩繁，或者像诗赋那样因为浩繁而脱离《诗经》单独成为一类，也应当在叙录之后申明其源流。然而刘氏既然校勘了六艺，就不再谋求与术数各家沟通，所以尹咸无从追溯源流。至于天文、形法，则是后世天文、地理的专门书籍。自立门类，分别道法，大纲既已确立，细目自然分明，难道不整齐而恰当吗？
──右十之五
天文方面，宣夜、周髀、浑天等各家，下至安天之论、谈天之说，或正统或奇特，条列陈列，辨明认识职责，这就是所谓的“道”。《汉书·艺文志》所收录的泰一、五残、星变之类，附条别次，这就是所谓的“器”。地理方面，形家（风水家）的言论，专门立说，这就是所谓的“道”。《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山海经》之类，附条别次，这就是所谓的“器”。用这两类专门进行部勒，自有经纬条理，而尹咸一概收录为术数篇章，这是条理不审慎的过错。（《山海经》与相人书同类，《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授人口实之处，是恰当的。）
──右十之六
地理形家的言论，如果主要讲山川险易、关塞边防，那就与《兵书》中形势条目的内容相出入（交叉）了。如果主要讲阴阳虚旺、宅墓吉凶，那就与《尚书》中的五行内容相出入（交叉）了。部次门类，既然不可缺失，而著述的源流，务必要求全面，那么重复、互注的条目，就不可不讲究了。任宏的《兵书》一类，郑樵称其最优。现在看刘氏《七略》中重复的书籍，仅有十家，都出自《兵略》，其他部类绝无此例。这说明互注的方法，刘氏尚且未能深究，只是因袭任宏而稍存其意罢了。班固不知道而删并了这些，可惜啊！
──右十之七
后世法律书籍很多，不仅仅是萧何所编次的律令而已。从诸子中选取申不害、韩非等法家的言论，排在首条，这就是所谓的“道”。那些承用的律令格式之类，附条别次，这就是所谓的“器”。后世记载旧事的书籍很多，不仅仅是张苍所编次的章程而已。从诸子中选取论治之书，如《吕氏春秋》，（《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杂家，是不对的。其每月的令文，正是政令典章，属于后世会典、会要之类。）贾谊、董仲舒（治安的奏疏，天人的策论，都是论述治国根本。《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儒家类了。）等家的言论，排在首条，这就是所谓的“道”。其相沿的典章旧事之类，附条别次，这就是所谓的“器”。条例根据义理而设立，斟酌损益，只取适宜者；难道有读者只记录部次，而不能考索学术源流的吗？
──右十之八
有人说：《汉书·艺文志》失载律令章程，固然不用说了。假设当时必定要记载律令章程，按照刘、班《七略》的体例，应当如何归附呢？回答说：《太史公书》附于《春秋》，《封禅群祀》附于《礼经》，这是遗留下来的法则。律令自然可以附于法家之后，章程本当别立政治一门，《汉书·艺文志》没有这个门类；然而《高祖传》十三篇，《孝文传》十一片，（班固自注，高祖与大臣讲述古语及诏策。）都属于记载旧事的书籍，而刘、班将其排在诸子儒家，那么章程也必定附于此了。大概《汉书·艺文志》疏略，是由于书类不全，勉强依附；至于虚论其理与实纪其迹的，不使体用相互资益，这是《汉书·艺文志》偶尔疏漏的地方；（《礼经》、《春秋》、《兵书》、《方技》就没有这种毛病。）而后世谈论著录的人，不再知道其微妙的用意了。
──右十之九
郑樵议论章程律令不载于《汉书·艺文志》，认为是刘、班的疏漏；然而班固不一定能立即见到西汉的全部书籍，或许可以将过错归于刘氏的《七略》。如果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那么班固正是依据它们作为《艺文志》删定的要旨，难道能说没见到这些书吗？这是后世目录学的鼻祖，当时没有其他门类，难道不能附于诸子名家的末尾吗？名家的叙录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著录的道理，就是在文章典籍之中，得到辨明名称、端正事物的意义，这是《七略》的长处。又说：“急躁的人去做，只是苟且钩析扰乱罢了。”这又是后世著录，纷乱不一的弊端。那么凡是关于以名治物的书籍，自然有可以附着的理由。（后世目录繁多，就可以自成一门。）
──右十之十
郑樵误校汉志第十一
郑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