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误校汉志第十二
者焉。其纠《汉志》一十三条，似亦不为无见；特竑未悉古今学术源流，不於离合异同之间，深求其故；而观其所议，乃是仅求甲乙部次，苟无违越而已。此则可谓簿记守成法，而不可为校雠家议著作也。今即其所举，各为推论，以进於古人之法度焉。
译在这里。他纠正《汉书·艺文志》的十三条，似乎也不是没有见解；只是章太炎没有完全通晓古今学术的源流，没有在分类的离合、观点的异同之间，深入探究其缘故；而看他的议论，不过是仅仅寻求甲乙部的次序，只要没有违背逾越罢了。这可以说是像账房先生一样固守成法，而不能作为校雠学家来议论著作。现在就他举出的例子，各自进行推论，以推进到古人的法度上来。
──右十二之一
焦竑以《汉志》、《周书》入《尚书》为非，因改入於杂史类。其意虽欲尊经，而实则不知古人类例。按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孔子所论百篇之馀”，则《周书》即《尚书》也。刘氏《史通》述《尚书》家，则孔衍《汉魏尚书》，王卲《隋书》，皆次《尚书》之部。盖类有相仍，学有所本；六艺本非虚器，典籍各有源流；岂可尊麒麟而遂谓马牛不逮走部，尊凤凰而遂谓燕雀不隶飞部耶？
──右十二之二
焦竑以《汉志》、《尚书》类中《议奏》四十二篇入《尚书》为非，因改入於集部。按议奏之不当入集，已别具论，此不复论矣。考《议奏》之下，班固自注：“谓宣帝时石渠论也。韦昭谓石渠为阁名，於此论书。”是则此处之所谓议奏，乃是汉孝宣时，於石渠阁大集诸儒，讨论经旨同异，帝为称制临决之篇，而非廷臣章奏封事之属也。以其奏御之篇，故名奏议；其实与疏解讲义之体相类。刘、班附之《尚书》，宜矣。焦竑不察，而妄附於后世之文集，何其不思之甚邪？（秦大臣奏事附於《春秋》，此为刘、班之遗法也。）
──右十二之三
焦竑以《汉志》、《司马法》入《礼》为非，因改入於兵家。此未见班固自注，本隶兵家，经班固改易者也。说已见前，不复置论。
──右十二之四
焦竑以《汉志》、《战国策》入《春秋》为非，因改入於纵横家。此论得失参半，说已见前，不复置论。
──右十二之五
焦竑以《汉志》、《五经杂议》入《孝经》为非，因改入於经解。其说良允。然《汉志》无经解门类，入於诸子儒家，亦其伦也。
──右十二之六
焦竑以《汉志》、《尔雅》、《小尔雅》入《孝经》为非，因改入於小学。其说亦不可易。《汉志》於此一门，本无义理，殆后世流传错误也。盖《孝经》本与小学部次相连，或缮书者误合之耳。《五经杂议》与《尔雅》之属，皆缘经起义，类从互注，则益善矣。（经解、小学、儒家三类。）
──右十二之七
焦竑以《汉志》、《弟子职》入《孝经》为非，因归还於《管子》。是不知古人裁篇别出之法，其说已见於前，不复置论。惟是弟子之职，必非管子所撰；或古人流传成法，辑管子者，采入其书。前人著作，此类甚多。今以见於《管子》，而不复使其别见专门；则《小尔雅》亦已见於《孔丛子》，而焦氏不还《孔丛》，改归小学，又何说耶？然《弟子职》篇，刘、班本意，附於《孝经》与附於小学，不可知矣。要其别出义类，重复互注，则二类皆有可通。至於《六艺略》中，《论语》、《孝经》小学三门，不入六艺之本数；则标名六艺，而别种九类，乃是经传轻重之权衡也。
──右十二之八
裁篇别出之法，《汉志》仅存见於此篇，及《孔子三朝》篇之出《礼记》而已。充类而求，则欲明学术源委，而使会通於大道，舍是莫由焉。且如叙天文之书，当取《周官》保章，《尔雅释天》，邹衍言天，《淮南》天象诸篇，裁列天文部首，而后专门天文之书，以次列为类焉。则求天文者，无遗憾矣。叙时令之书，当取《大戴礼夏小正》篇，《小戴记月令》篇，《周书时训解》诸篇，裁列时令部首，而后专门时令之书，以次列为类焉。叙地理之书，当取《禹贡》、《职方》、《管子地圆》、《淮南地形》、诸史地志诸篇，裁列地理部首，而后专门地理之书，以次列为类焉。则后人求其学术源流，皆可无遗憾矣。《汉志》存其意，而未能充其量，然赖有此微意焉。而焦氏乃反纠之以为谬，必欲归之《管子》而后已焉，甚矣校雠之难也！
──右十二之九
或曰：裁篇别出之法行，则一书之内，取裁甚多，纷然割裂，恐其破碎支离而无当也。答曰：学贵专家，旨存统要。显著专篇，明标义类者，专门之要，学所必究，乃掇取於全书之中焉。章而釽之，句而釐之，牵率名义，纷然依附，则是
译──右十二之一
焦竑认为《汉书·艺文志》将《周书》归入《尚书》类是错误的，因此将其改入杂史类。他的本意虽然是想尊崇经典，但实际上是不了解古人分类的原则。查刘向曾说：“周代的诰命、誓辞、号令，是孔子删定百篇之后剩下的部分”，那么《周书》就是《尚书》。刘知几在《史通》中叙述《尚书》家时，提到孔衍的《汉魏尚书》、王卲的《隋书》，都排在《尚书》部类之下。大概是因为类别有沿袭，学问有本源；六经本来不是空洞的器物，典籍各有其源流；哪里可以因为尊崇麒麟，就认为马牛不属于走兽部；因为尊崇凤凰，就认为燕雀不属于飞禽部呢？
──右十二之二
焦竑认为《汉书·艺文志》在《尚书》类中收录《议奏》四十二篇是错误的，因此将其改入集部。查《议奏》不应归入集部，已经另外论述，这里不再重复。考察《议奏》之下，班固自己注解说：“是指宣帝时期石渠阁的论议。韦昭认为石渠是阁名，在这里讨论经书。”那么这里所谓的《议奏》，乃是汉宣帝时，在石渠阁大规模召集儒生，讨论经义的同异，皇帝亲自裁决的篇章，而不是朝廷大臣的章奏封事之类。因为它是进呈给皇帝的篇章，所以名叫奏议；其实它与疏解讲义的体裁相似。刘向、班固将其附在《尚书》类下，是适宜的。焦竑没有明察，却妄自将其附在后世的文集里，是多么缺乏思考啊！（秦代大臣奏事附在《春秋》类下，这是刘向、班固遗留下来的体例。）
──右十二之三
焦竑认为《汉书·艺文志》将《司马法》归入《礼》类是错误的，因此将其改入兵家。这是没有看到班固自己的注解说，它原本属于兵家，是经班固改动过的。说法前面已经提及，不再赘述。
──右十二之四
焦竑认为《汉书·艺文志》将《战国策》归入《春秋》类是错误的，因此将其改入纵横家。这个论点得失参半，说法前面已经提及，不再赘述。
──右十二之五
焦竑认为《汉书·艺文志》将《五经杂议》归入《孝经》类是错误的，因此将其改入经解类。他的说法确实合理。但是《汉书·艺文志》没有经解这一门类，将其归入诸子儒家，也是合乎情理的。
──右十二之六
焦竑认为《汉书·艺文志》将《尔雅》、《小尔雅》归入《孝经》类是错误的，因此将其改入学部。他的说法也不可更改。《汉书·艺文志》在这一门类上，本来没有明确的义理依据，大概是后世流传错误所致。因为《孝经》本来与小学部类相连，或许是抄写书籍的人误将它们合并了。《五经杂议》与《尔雅》之类，都是因经义而兴起，类别互相注释，那就更好了。（经解、小学、儒家这三类。）
──右十二之七
焦竑认为《汉书·艺文志》将《弟子职》归入《孝经》类是错误的，因此将其归还给《管子》。这是不了解古人裁取篇章单独列出的方法，说法前面已经提及，不再赘述。只是弟子的职分，必定不是管子所撰写；或许是古人流传下来的成法，编纂《管子》的人，将其采录入书。前人著作中，这类情况很多。现在因为《弟子职》见于《管子》，就不再让它单独列为专门一类；那么《小尔雅》也见于《孔丛子》，而焦氏却不将其归还给《孔丛子》，改归小学类，又有什么说法呢？然而《弟子职》这一篇，刘向、班固的本意，是附在《孝经》下还是附在小学下，不可得知。总之，将其单独列出义类，重复互相注释，那么这两类都有可通之处。至于《六艺略》中，《论语》、《孝经》，小学三门，不列入六艺的本数；那么标名六艺，而另外分出九类，乃是权衡经传轻重的方法。
──右十二之八
裁取篇章单独列出的方法，《汉书·艺文志》仅在此篇，以及《孔子三朝》篇出自《礼记》中得以体现。推究此类以求全，那么想要阐明学术的源流，并使它们会通于大道，除了这个方法没有别的途径。比如叙述天文的书，应当选取《周官》中的保章氏、《尔雅》中的释天、邹衍论天的言论、《淮南子》中的天象等篇章，裁取列为天文部的首篇，而后专门的天文书，依次列为类。那么寻求天文知识的人，就没有遗憾了。叙述时令的书，应当选取《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篇、《小戴礼记》中的《月令》篇、《周书》中的《时训解》等篇章，裁取列为时令部的首篇，而后专门的时令书，依次列为类。叙述地理的书，应当选取《禹贡》、《职方》、《管子》中的《地圆》、《淮南子》中的《地形》、各史书中的地志等篇章，裁取列为地理部的首篇，而后专门的地理书，依次列为类。那么后人寻求其学术源流，都可以没有遗憾了。《汉书·艺文志》保留了这种意图，而未能充分实现其规模，然而依靠这微小的意图，才得以有所依托。而焦氏反而纠举它认为是谬误，一定要将其归入《管子》才肯罢休，校勘分类之难，真是到了极点啊！
──右十二之九
有人说：如果实行裁取篇章单独列出的方法，那么在一本书之内，选取裁取的就很多，纷纷割裂，恐怕会破碎支离而不恰当。回答说：学问贵在专家，宗旨在于统摄纲要。显著专篇，明确标示义类的，是专门学问的要领，是学者必须探究的，于是从全书中摘取出来。如果章节而割裂它，句子而厘定它，牵强附会名义，纷纷依附，那就是
类书纂辑之所为，而非著录源流之所贵也。且如韩非之《五蠹》、《说林》，董子之《玉杯》、《竹林》，当时并以篇名见行於当世，今皆会萃於全书之中；则古人著书，或离或合，校雠编次，本无一定之规也。《月令》之於《吕氏春秋》，《三年问》、《乐记》、《经解》之於《荀子》，尤其显焉者也。然则裁篇别出之法，何为而不可以著录乎？
译这是类书编纂的做法，而不是著录源流所看重的。况且像韩非的《五蠹》《说林》，董仲舒的《玉杯》《竹林》，当时都凭借篇名在当世流传，如今都汇集在全书之中；那么古人著书，有时分散有时合并，校勘编次，本来就没有固定的规矩。《月令》之于《吕氏春秋》，《三年问》《乐记》《经解》之于《荀子》，尤其明显。既然如此，那么将篇章裁切单独列出的方法，为什么不可以用于著录呢？
──右十二之十
焦竑以《汉志》、《晏子》入儒家为非，因改入於墨家。此用柳宗元之说，以为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归其书於墨家，非以晏子为墨者也。其说良是。部次群书，所以贵有知言之学，否则徇於其名，而不考其实矣。《檀弓》名篇，非檀弓所著，《孟子》篇名有《梁惠王》，亦岂以梁惠王为儒者哉？
──右十二之十一
焦竑以《汉志》、《高祖》、《孝文》二传入儒家为非，因改入於制诏。此说似矣。顾制诰与表章之类，当归故事而附次於《尚书》；焦氏以之归入集部，则全非也。
──右十二之十二
焦竑以《汉志》、《管子》入道家为非，因改入於法家。其说良允。又以《尉缭子》入杂家为非，因改入於兵家；则郑樵先有是说，竑更申之。按《汉志》、《尉缭》，本在兵形势家，书凡三十一篇，其杂家之《尉缭子》，书止二十九篇，班固又不著重复并省，疑本非一书也。
──右十二之十三
焦竑以《汉志》、《山海经》入形法家为非，因改入於地理。其言似矣。然《汉志》无地理专门，以故类例无所附耳。窃疑萧何收秦图籍，西京未亡，刘歆自可访之掌故，乃亦缺而不载，得非疏欤？且班固创《地理志》，其自注郡县之下，或云秦作某地某名，即秦图籍文也。西京奕世，及新莽之时，地名累有更易，见於志注，当日必有其书，而史逸之矣。至地理与形法家言，相为经纬，说已见前，不复置论。
──右十二之十四
焦竑以《汉志》阴阳、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凡五出为非，因总入於五行。不知五行本之《尚书》，而阴阳、蓍龟本之於《周易》也。凡术数之学，各有师承，龟卜蓍筮，长短不同；志并列之，已嫌其未析也。焦氏不达，概部之以五行，岂有当哉？
──右十二之十五
卷三
汉志六艺第十三
汉志诸子第十四
汉志诗赋第十五
汉志兵书第十六
汉志术数第十七
汉志方技第十八
汉志六艺第十三
六经之名，起於后世，然而亦有所本也。荀子曰：“夫学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庄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荀、庄皆孔氏再传门人，（二子皆子夏氏门人，去圣未远。）其书明著六经之目，则《经解》之出於《礼记》，不得遂谓剿说於荀卿也。孔子曰：“述而不作。”又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六经之文，皆周公之旧典，以其出於官守，而皆为宪章，故述之而无所用作。以其官守失传，而师儒习业，故尊奉而称经。圣人之徒，岂有私意标目，强配经名，以炫后人之耳目哉？故经之有六，著於《礼记》，标於《庄子》，损为五而不可，增为七而不能，所以为常道也。至於《论语》、《孝经》、《尔雅》，则非六经之本体也；学者崇圣人之绪馀，而尊以经名，其实皆传体也。（非周公旧典，官司典常。）可以与六经相表里，而不可以与六经为并列也。盖官司典常为经，而师儒讲习为传，其体判然有别；非谓圣人之书，有优有劣也。是以刘歆《七略》，班固《艺文》，叙列六艺之名，实为九种。盖经为主，而传为附，不易之理也。后世著录之法，无复规矩准绳，或称七经，或称九经，或称十三经，纷纷不一。若纪甲乙部次，固无伤也；乃标题命义，自为著作，而亦徇流俗称谓，可谓不知本矣。（计书几部为几经可也。刘敞《七经小传》，黄敏《九经馀义》，本非计部之数，而不依六艺之名，不知本也。）
──右十三之一
《孝经》本以经名者也，乐部有传无经者也，然《乐记》自列经科，而《孝经》止依传例，则刘、班之特识也。盖乐经亡而其记犹存，则乐之位次，固在经部，非若《孝经》之出於圣门自著也。古者诸侯大夫失其配，则贵妾摄主而行事，子妇居嫡，固非摄主之名也。然而溯昭穆者，不能跻妇於妇妾之列，亦其分有当然也。然则六艺之名，
译──右十二之十
焦竑认为《汉书·艺文志》将《晏子》归入儒家是错误的，因此将其改归墨家。这是采纳柳宗元的说法，认为墨子的门徒中有齐国人撰写了此书。将《晏子》归入墨家，并不是把晏子当作墨家的人。他的说法很正确。编排群书，贵在具备辨别言辞真伪的学问，否则就会拘泥于书名，而不考察其实际内容了。《檀弓》是篇名，并非檀弓所著，《孟子》篇名中有《梁惠王》，难道就把梁惠王当作儒者吗？
──右十二之十一
焦竑认为《汉书·艺文志》将高祖、孝文两篇传记归入儒家是错误的，因此将其改归制诏类。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然而，制诰与表章之类，应当归入故事类并附列于《尚书》之后；焦竑将其归入集部，那就完全错了。
──右十二之十二
焦竑认为《汉书·艺文志》将《管子》归入道家是错误的，因此将其改归法家。他的说法很恰当。他又认为《汉书·艺文志》将《尉缭子》归入杂家是错误的，因此将其改归兵家；这郑樵先前已有此说，焦竑再次申述罢了。查考《汉书·艺文志》，《尉缭子》本在兵形势家，全书共三十一篇，而杂家中的《尉缭子》，全书只有二十九篇，班固又没有注明是重复合并省略，怀疑本来就不是同一本书。
──右十二之十三
焦竑认为《汉书·艺文志》将《山海经》归入形法家是错误的，因此将其改归地理类。他的说法似乎有道理。然而《汉书·艺文志》没有地理专门一类，所以这类书籍无处依附罢了。我私下怀疑萧何收取秦朝的图籍，西汉尚未灭亡，刘歆自然可以向掌管旧事的官员查访，却遗漏而没有记载，难道不是疏忽吗？况且班固首创《地理志》，他在郡县下的自注中，有的说秦朝某地叫某名，这就是秦朝图籍的文字。西汉历经多代，到新莽时期，地名屡次更改，见于志书的注释，当时必定有这类书籍，却被史官遗漏了。至于地理与形法家的言论，相互交织，前面已经论述过，不再赘述。
──右十二之十四
焦竑认为《汉书·艺文志》中阴阳、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五类分列是错误的，因此将它们总归入五行类。他不知道五行本源于《尚书》，而阴阳、蓍龟本源于《周易》。凡是术数之学，各有师承，龟卜与蓍筮，长短不同；《汉书·艺文志》将它们并列，已经嫌分类不够细致了。焦竑不通晓这些，一概归入五行类，难道恰当吗？
──右十二之十五
卷三
汉志六艺第十三
汉志诸子第十四
汉志诗赋第十五
汉志兵书第十六
汉志术数第十七
汉志方技第十八
汉志六艺第十三
六经的名称，兴起于后世，然而也有其依据。荀子说：“学习开始于诵读经文，终结于研读礼制。”庄子说：“孔子研习《诗》、《书》、《礼》、《礼》、《易》、《春秋》六经。”荀子、庄子都是孔子再传的门人，（两人都是子夏的门人，距离圣人时代不远。）他们的书中明确记载了六经的名目，那么《经解》出自《礼记》，就不能说是剽窃荀子的说法了。孔子说：“只传述而不创作。”又说：“大概有不懂却凭空创作的人，我没有这样。”六经的文字，都是周公的旧典，因为它们出自官府职守，都作为法度章程，所以传述它们而没有创作。因为官府职守失传，而师儒学习这些业务，所以尊崇奉持而称为经。圣人的门徒，难道会有私意标举名目，强行配合格经的名称，来炫耀后人的耳目吗？所以经有六部，记载于《礼记》，标举于《庄子》，减为五部不可，增为七部不能，这就是常道。至于《论语》、《孝经》、《尔雅》等，就不是六经的本体了；学者尊崇圣人的遗绪，而尊称为经，其实都是传注体。（不是周公的旧典，也不是官府的法度章程。）它们可以与六经互为表里，但不可以与六经并列。大概官府的法度章程为经，而师儒的讲习为传，其体例显然有别；不是说圣人的书有优劣之分。所以刘歆的《七略》，班固的《艺文志》，叙述六艺的名称，实际上分为九种。大概经是主体，而传是附属，这是不易的道理。后世著录的方法，不再有规矩准绳，有的称七经，有的称九经，有的称十三经，纷纷不一。如果记录甲乙部次，固然无伤大雅；然而标题命名，自成著作，却也顺从流俗的称谓，可以说是不知道根本了。（计算书籍几部为几经就可以了。刘敞的《七经小传》，黄敏的《九经馀义》，本来不是计算部数的，却不依循六艺的名称，是不知道根本。）
──右十三之一
《孝经》本来是以经命名的，乐部有传无经，然而《乐记》自列于经科，而《孝经》只依从传注的体例，这是刘歆、班固的独到见识。大概乐经已亡而其记述犹存，那么乐的地位次序，固然在经部，不像《孝经》那样出自圣门自行著述。古代诸侯大夫失去配偶，就由贵妾代理主持行事，子妇居于嫡位，固然不是代理主持的名义。然而追溯昭穆次序，不能将妇人列入妾的行列，也是其本分应当如此。那么六艺的名称，
读《六艺略》者，必参观於《儒林列传》；犹之读《诸子略》，必参观於《孟荀》、《管晏》、《老庄申韩列传》也。（《诗赋略》之邹阳、枚乘、相如、扬雄等传，《兵书略》之孙吴、穰苴等传，《术数略》之龟筴、日者等传，《方技略》之扁鹃仓公等传，无不皆然。）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艺文》虽始於班固，而司马迁之列传，实讨论之。观其叙述，战国、秦、汉之间，著书诸人之列传，未尝不於学术渊源，文词流别，反复而论次焉。刘向、刘歆，盖知其意矣。故其校书诸叙论，既审定其篇次，又推论其生平；以书而言，谓之叙录可也；以人而言，谓之列传可也。史家存其部目於《艺文》，载其行事於列传，所以为详略互见之例也。是以《诸子》、《诗赋》、《兵书》诸略，凡遇史有列传者，必注“有列传”字於其下，所以使人参互而观也。《艺文》据籍而纪，其於现书部目之外，不能越界而书，固其势也。古人师授渊源，口耳传习，不著竹帛者，实为后代群籍所由起。盖参观於列传，而后知其深微也。且如田何受《易》於王同、周王孙、丁宽三人，《艺文》既载三家《易》传矣。其云“商瞿受《易》於孔子，五传而至田何，汉之《易》家，盖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尝有书。”然则所谓五传之际，岂无口耳受授之学乎？是《艺文》、《易》家之宗祖也。不观《儒林》之传，何由知三家《易》传，其先固有所受乎？费、高二家之《易》，《汉志》不著於录，后人以为不立学官故也。然孔氏《古文尚书》，毛氏《诗传》，左氏《春秋》，皆不列於学官，《汉志》未尝不并著也。不观《儒林》之传，何由知二家并无章句，直以口授弟子，犹夫田何以上之传授也。按《列传》云：“费直以《彖》、《象》、《系辞》、《文言》十篇，解说上下经。”此不为章句之明徵也。晁氏考定古《易》，则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自费直始，因罪费直之变古。不观《艺文》后序，以谓刘向校施、孟、梁丘诸家经文，惟费氏《易》与古文同。是费直本无变乱古经之事也。由是推之，则古学渊源，师儒传授，承学流别，皆可考矣。《艺文》一志，实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而列传之与为表里发明，此则用史翼经之明验也。而后人著录，乃用之为甲乙计数而已矣，则校雠失职之故也。
──右十三之三
《易》部《古五子》注云：“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其书当互见於术数略之阴阳类。《灾异孟氏京房》，当互见於术数略之杂占，或五行类。
──右十三之四
《书》部刘向、许商二家，各有《五行传记》，当互见於五行类。夫《书》非专为五行也，五行专家，则本之於《书》也；故必互见，乃得原委，犹《司马法》入《周官》之微意也。
──右十三之五
《诗》部韩婴《诗外传》，其文杂记春秋时事，与诗意相去甚远，盖为比兴六义，博其趣也。当互见於《春秋》类，与虞卿、铎椒之书相比次可也。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与《诗》相表里，其旨可自得於韩氏之《外传》。史家学《春秋》者，必深於《诗》，若司马迁百三十篇是也。（屈贾、孟荀诸传尤近。）《诗》部又当互通於乐。
──右十三之六
《礼》部《中庸说》，当互见《诸子略》之儒家类。诸记本非一家之言，可用裁篇别出之法，而文不尽传，今存大小戴二家之记，亦文繁不可悉举也。大约取刘向所定，分属制度者，可归故事，而附《尚书》之部；分属通论者，可归儒家，而入诸子之部。总持大体，不为钩釽割裂，则互见之书，各有攸当矣。
──右十三之七
《乐》部《雅乐歌诗》四篇，当互见於《诗》部，及《诗赋略》之杂歌诗。
──右十三之八
《春秋》部之《董仲舒治狱》，当互见於法家，与律令之书，同部分门。说已见前，不复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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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阅读《六艺略》的人，一定要参照阅读《儒林列传》；这就如同阅读《诸子略》，一定要参照阅读《孟荀列传》、《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一样。（《诗赋略》中的邹阳、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传，《兵书略》中的孙武、吴起、司马穰苴等人的传，《术数略》中的龟策、日者等人的传，《方技略》中的扁鹊、仓公等人的传，没有不是这样的。）孟子说：“诵读他的诗歌，阅读他的著作，不了解他的人可以吗？”《艺文志》虽然始于班固，但司马迁的列传，实际上是对这些学术进行了讨论。观察他的叙述，在战国、秦、汉之间，著书立说之人的列传，没有不在学术渊源、文辞流派方面反复论述编排的。刘向、刘歆，大概明白了他的用意。所以他们校订书籍的各种叙论，既审定了篇章次序，又推论了作者生平；从书的角度来说，称之为叙录是可以的；从人的角度来说，称之为列传也是可以的。史家在《艺文志》中保存书籍的部类目录，在列传中记载人物的行事，这就是详略互见的体例。因此《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等类，凡是遇到史书中有列传的人，一定在其下注明“有列传”字样，这是为了让人们参互对照阅读。《艺文志》依据典籍来记录，对于现存书籍部类之外的事物，不能越界去书写，这是理所当然的。古人师承传授的渊源，口耳相传的习得，没有写在竹帛上的，实际上是后代群籍的起源。大概只有参照列传，然后才能知道其深微之处。比如田何从王同、周王孙、丁宽三人那里学习《易经》，《艺文志》已经记载了三家的《易》传。文中说“商瞿从孔子那里学习《易经》，经过五传到了田何，汉朝的《易》学专家，大概从田何开始。田何以上未曾有书。”那么所谓五传之间，难道没有口耳相传的学问吗？这是《艺文志》中《易》学一家的祖宗。不观看《儒林列传》，怎么知道三家《易》传，其先前本来有所承袭呢？费直、高二家的《易经》，《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后人认为是因为没有设立学官的缘故。然而孔氏的《古文尚书》，毛氏的《诗传》，左氏的《春秋》，都没有列入学官，《汉书·艺文志》却未曾不一并著录。不观看《儒林列传》，怎么知道这两家并没有章句，只是口头传授给弟子，就像田何以上的传授一样呢？查考《列传》说：“费直用《彖》、《象》、《系辞》《文言》十篇，解说上下经。”这不是有章句的明显证据吗？晁氏考定古《易》，认为将《彖》、《象》、《文言》夹杂在卦中，是从费直开始的，因此指责费直改变古法。不观看《艺文志》的后序，认为刘向校订施、孟、梁丘等家的经文，只有费氏《易》与古文相同。这说明费直本来没有变乱古经的事情。由此推论，那么古学的渊源，师儒的传授，承学的流派，都可以考知了。《艺文志》这一志，实在是学术的根本，阐明大道的关键，而列传与之互为表里发明，这是用史学辅助经学的明显验证。而后人著录，却只把它当作甲乙计数罢了，这是校雠学失职的缘故。
──右十三之三
《易》部《古五子》的注解说：“从甲子到壬子，解说《易经》的阴阳。”这本书应当互相见于《术数略》的阴阳类。《灾异孟氏京房》，应当互相见于《术数略》的杂占类，或者五行类。
──右十三之四
《书》部刘向、许商两家，各有《五行传记》，应当互相见于五行类。《尚书》并非专门为了五行，五行专家，则本源于《尚书》；所以必须互相见载，才能得知原委，这就像《司马法》归入《周官》的深意一样。
──右十三之五
《诗》部韩婴的《诗外传》，其文杂乱记载春秋时事，与诗意相差甚远，大概是为了比兴六义，博取趣味。应当互相见于《春秋》类，与虞卿、铎椒的书并列编排是可以的。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与《诗》互为表里，其旨意可以从韩氏的《外传》中自然领会。史家学习《春秋》的人，一定深通《诗》，像司马迁的百三十篇就是这样。（屈原、贾谊、孟荀等人的传尤其接近。）《诗》部又应当与乐互通。
──右十三之六
《礼》部《中庸说》，应当互相见于《诸子略》的儒家类。各种记述本来不是一家之言，可以采用裁篇别出的方法，但文字没有完全传下来，现在存有大小戴两家的记述，也是文字繁多不能全部列举。大概取刘向所定的，分属制度的，可以归入故事，而附在《尚书》部；分属通论的，可以归入儒家，而入诸子部。总持大体，不做钩釽割裂，那么互相见载的书，就各有其恰当的位置了。
──右十三之七
《乐》部《雅乐歌诗》四篇，应当互相见于《诗》部，以及《诗赋略》的杂歌诗。
──右十三之八
《春秋》部的《董仲舒治狱》，应当互相见于法家，与律令之书，同部分门。说法已见前文，不再置论。
右十三之九
《论语》部之《孔子三朝》七篇，今《大戴记》有其一篇。考刘向《别录》，七篇具出《大戴》之记，而刘、班未著所出，遂使裁篇与互注之意，俱不可以踪迹焉，惜哉！
译右边是十三卷中的第九篇。
《论语》部中的《孔子三朝》共有七篇，如今《大戴礼记》中仅存其中一篇。
查考刘向的《别录》，这七篇都出自《大戴礼记》，但刘向和班固都没有注明出处，
于是导致删减篇目与互相注释的意图，都无法追寻其踪迹了，真是可惜啊！
──右十三之十
《孝经》部《古今字》与《小尔雅》为一类。按《尔雅》，训诂类也，主於义理。《古今字》，篆隶类也，主於形体。则《古今字》必当依《史籀》、《苍颉》诸篇为类，而不当与《尔雅》为类矣。其二书不当入於《孝经》，已别具论次，不复置议焉。
──右十三之十一
《乐》部旧有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班固以为重而删之。今考之《诗赋略》而不见，岂志文之亡逸邪？《春秋》部六“省《太史公》四篇。”其篇名既不可知，按《太史公》百三十篇，本隶《春秋》之部，岂同归一略之中，犹有重复著录，及裁篇别出之例邪？
──右十三之十二
汉志诸子第十四
儒家部《周史六韬》六篇，兵家之书也。刘恕以谓“《汉志》列於儒家，恐非兵书。”今亦不可考矣。观班固自注：“或曰孔子问焉。”则固先已有所不安，而附著其说，以见刘部次於儒家之义耳。虽然，书当求其名实，不以人名分部次也。《太公》之书有武王问，不得因武王而出其书於兵家也。《汉志》归道家。刘氏《七略》，道家兵家互收。《内经》之篇有黄帝问，不得因黄帝而出其书於方技也。假使《六韬》果有夫子之问，问在兵书，安得遂归儒家部次邪？
──右十四之一
儒家部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其书不传。班固注《周政》云：“周时法度政教。”注《周法》云：“法天地，立百官。”则二书盖官《礼》之遗也。附之《礼》经之下为宜，入於儒家非也。大抵《汉志》不立史部，凡遇职官、故事、章程、法度之书，不入六艺部次，则归儒杂二家；故二家之书，类附率多牵混，惜不能尽见其书，校正之也。夫儒之职业，诵法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因以所得，自成一家之言，孟荀诸子是也。若职官故事章程法度，则当世之实迹，非一家之立言，附於儒家，其义安取？故《高祖》、《孝文》诸篇之入儒，前人议其非，是也。
──右十四之二
儒家《虞氏春秋》十五篇，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序》作八篇；或初止八篇，而刘向校书，为之分析篇次，未可知也。然其书以《春秋》标题，而撰著之文，则又上采春秋，下观近世，而定著为书，抑亦《春秋》，之支别也。法当附著《春秋》，而互见於诸子。班《志》入仅著於儒家，惜其未习於史迁之叙列尔。
──右十四之三
司马迁之叙载籍也，疏而理；班固之志《艺文》也，密而舛。盖迁能溯源，固惟辨迹故也。迁於《十二诸侯表叙》，既推《春秋》为主，则左丘、铎椒、虞卿、吕不韦诸家，以次论其体例，则《春秋》之支系也。至於孟、荀、公孙固、韩非诸书，命意各殊，与《春秋》之部，不相附丽；然论辨纪述，多及春秋时事，则约略纪之，盖《春秋》之旁证也。张苍历谱五德，董仲舒推《春秋》义，乃《春秋》之流别，故终篇推衍及之。则观斯表者，求《春秋》之折衷，无遗憾矣。至於著书之人，学有专长，所著之书，义非一概，则自有专篇列传，别为表明；亦犹刘向、任宏於校雠部次，重复为之互注例也。班氏拘拘於法度之内，此其所以类例难精而动多掣肘欤？
──右十四之四
《贾谊》五十八篇，收於儒家，似矣；然与法家当互见也。孝《贾谊传》，初以通诸家书，召为博士，又出河南守吴公门下。吴公尝学事李斯，以治行第一，召为廷尉，乃荐贾谊。谊所上书，称说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兴礼乐，草具仪法。文帝谦让未遑。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自谊发之。又司马迁曰：“贾生、晁错明申商。”今其书尚可考见；宗旨虽出於儒，而作用实本於法也。《汉志》叙录云：“法家者流，出於理官。”盖法制禁令，《周官》之刑典也。“名家者流，出於礼官。”盖名物度数，《周官》之礼典也。古者刑法礼制，相为损益，故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而五刑之属三千，条繁文密，其数適相等也。是
译──右十三之十
《孝经》部中的《古今字》与《小尔雅》归为一类。查考《尔雅》，属于训诂类，主要在于阐释义理；《古今字》属于篆隶类，主要在于辨析字形。那么《古今字》理应依附于《史籀篇》、《苍颉篇》等篇目归为一类，而不应当与《尔雅》归为一类。这两部书不应当列入《孝经》部，此前已另作论述，不再赘议。
──右十三之十一
《乐》部旧有淮南王刘向等人的《琴颂》七篇，班固认为重复而将其删去。如今查考《诗赋略》却不见记载，难道是记载的文字亡佚了吗？《春秋》部第六条“省《太史公》四篇”，其篇名既然不可知，查考《太史公》一百三十篇，原本隶属于《春秋》部，难道在同一略中，还有重复著录，以及裁减篇目另出的先例吗？
──右十三之十二
汉志诸子第十四
儒家部中的《周史六韬》六篇，是兵家的书。刘恕认为“《汉志》将其列入儒家，恐怕不是兵书。”如今也无法考证了。查看班固自己的注解说：“有人说孔子曾向它请教。”那么班固先前心中已有不安，而附著这种说法，以显示刘向将其编次在儒家部的用意罢了。虽然如此，书籍应当追求其实际内容与名称相符，不应当因为人名来分部编次。《太公》一书有武王提问的内容，不能因为武王而将其书编入兵家。《汉志》将其归入道家。刘向的《七略》，道家与兵家互相收录。《内经》的篇目中有黄帝提问的内容，不能因为黄帝而将其书编入方技家。假使《六韬》确实有孔子的提问，提问内容在兵书中，怎么能因此就将其归入儒家部次呢？
──右十四之一
儒家部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其书已不流传。班固注《周政》说：“周代的法度政教。”注《周法》说：“效法天地，设立百官。”那么这两部书大概是官修《礼》的遗存。附在《礼》经之下为宜，列入儒家是不对的。大致上《汉志》不设立史部，凡是遇到职官、故事、章程、法度之类的书，如果不归入六艺部次，就归入儒家或杂家；所以这两家的书，分类附著大多牵强混杂，可惜不能全部见到其书，加以校正。儒者的职业，是诵习效法先王之道，以等待后来的学者。凭借所得，自成一家之言，孟子、荀子等人就是这样。至于职官、故事、章程、法度，则是当世的实际事迹，不是一家之言，附在儒家，其义理何在？所以《高祖》、《孝文》等篇目归入儒家，前人议论其不当，是正确的。
──右十四之二
儒家《虞氏春秋》十五篇，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作八篇；或许起初只有八篇，而刘向校书时，为其分析篇次，也未可知。然而其书以《春秋》为标题，而撰著的内容，则上采春秋时期，下观近世，从而定著成书，也是《春秋》的支派别类。法理上应当附著于《春秋》，而在诸子中互相参见。班固的《志》仅将其著录于儒家，可惜他不熟悉司马迁的叙列方式罢了。
──右十四之四
司马迁叙述载籍，疏朗而有条理；班固著录《艺文》，细密而有错乱。大概是司马迁能追溯源头，班固只辨别痕迹的缘故。司马迁在《十二诸侯表序》中，既然推尊《春秋》为主，那么左丘明、铎椒、虞卿、吕不韦等家，依次论述其体例，都是《春秋》的支系。至于孟子、荀子、公孙固、韩非等书，立意各不相同，与《春秋》部不相依附；然而论辩纪述，多涉及春秋时事，就简要记载，大概是《春秋》的旁证。张苍的历谱五德，董仲舒推演《春秋》大义，是《春秋》的流别，所以篇末推衍涉及它们。那么观看此表的人，寻求《春秋》的折衷之论，就没有遗憾了。至于著书之人，学问有专长，所著之书，义理不统一，则自有专篇列传，另外表明；也像刘向、任宏在校雠编次时，重复为之互注的例子一样。班氏拘泥于法度之内，这就是他分类难以精当而行动多受牵制的缘故吗？
──右十四之四（接上文）
《贾谊》五十八篇，收录于儒家，似乎合理；然而应当与法家互相参见。《孝文帝本纪》贾谊传，起初因为通晓诸家之书，被召为博士，又出任河南守吴公的门下。吴公曾经学习侍奉李斯，以治行第一，被召为廷尉，于是推荐贾谊。贾谊所上的奏书，称说改正朔，改变服色制度，确定官制兴办礼乐，草拟仪法。文帝谦让未能实行。然而各项法令所更改确定的，以及列侯就国，其说法都出自贾谊。又司马迁说：“贾生、晁错明晓申不害、商鞅之法。”如今其书尚可考证；宗旨虽然出于儒家，而作用实际上本于法家。《汉志》叙录说：“法家这一流派，出于理官。”大概法制禁令，是《周官》中的刑典。“名家这一流派，出于礼官。”大概名物度数，是《周官》中的礼典。古代刑法与礼制，互相增减，所以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而五刑的条目三千，条文繁多文字细密，其数量恰好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