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阁词林记卷十九

译召杨荣、杨溥到御帐中，与公侯大臣一同坐着饮酒。凡是赏赐财物，有时公侯不参与，有时与公侯一起参与，但随行的文臣却不参与。九月，宴请随征将士，命令杨荣、杨溥坐在前列，食用上等菜肴，赏赐钞币，晋升为二品官，赏赐金线织成的袍服、靴子和袜子。二十一年七月，杨荣随驾西征，赏赐羊、酒、帐房等物品。八月庚申日，军队驻扎在万全，所有军务都命令杨荣掌管，皇帝每天接见他三到五次，每次都称呼他为“杨学士”，而不叫他的名字。十月，军队驻扎在天成畨，王额森托噶纳前来归降，命令杨荣前往接受，回赠御膳，慰劳极其周到。十一月，军队返回，赏赐钞一万贯，米十石，金线织成的纻丝衣两袭，靴子和袜子两双。二十二年，再次北征，杨荣与杨溥随驾，言语记载在《受顾命类》中。宣德元年，汉庶人朱高煦反叛，杨荣劝皇上亲自征讨，于是与杨士奇跟随出征讨平叛乱。七月皇帝回京，赏赐杨荣鞍马、白金、钞币以及乐安州的男女五十多人。三年八月戊申日，皇帝巡视边境，只有杨荣随驾。九月癸丑日，赐给内厩的良马，命令杨荣先出塞，每天赏赐御厨的酒菜。乙卯日，军队驻扎在宽河，传来捷报。丁巳日，皇帝驻跸会州。甲子日，军队班师回朝。五年二月乙未日，皇上侍奉皇太后拜谒长陵、献陵，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等随驾。庚子日，皇上奉皇太后之命在行殿召见杨士奇等五人，告诫他们说：“皇帝多次说你们忠诚勤勉，现在天下清平宁静，百姓生活安定无事，这固然有祖宗福佑，国家家庭也全靠你们辅佐的功劳。”赏赐酒菜以及白金、纻丝表里。辛丑日，进献诗歌谢恩。三月己酉日，随驾回京，赏赐青红氁子驼褐。九年九月，杨荣再次随驾巡视边境，赐给天闲的名马，光禄寺每天供应酒菜，到洗马林后返回。等到返回时，恩赐赏赐非常丰厚。正统十四年七月，边境敌人额森入侵，司礼监太监王振劝皇上亲自征讨，皇上亲征时，学士曹鼐及张益等人随驾。八月，在土木镇遭遇敌人，曹鼐和张益都战死。宣德四年正月丁巳日，大学士杨荣随驾去南郊，赏赐金银、鲜果等物品。弘治十六年，皇上郊祀，大学士李东阳等人等候驾毕，住在神乐观，特别赏赐三次，李东阳等人作诗记录此事。嘉靖十五年三月清明节，当今皇上亲自拜谒天寿诸陵，命令日讲官顾鼎臣、谢丕、张壁以及臣道南、蔡昂随驾。十八年三月大狩龙飞，随驾的儒臣有陆深等人，臣道南只在钟祥拜谒，皇上命令赏赐光禄寺的酒饭，这是深厚的恩惠啊。

译留守

永乐六年，皇上准备巡行视察，命令尚书蹇义、金忠，大学士黄淮，以及左谕德杨士奇留守京城。皇上告诫他们说：“我留下你们四人镇守京师，就像唐太宗挑选辅佐大臣监国，必定托付给房玄龄一样。希望你们能领会我的用意。”又因为政务繁杂，再次命令修撰王直作为副手协助。凡是南京的政务，只有文武官员的任免、四方少数民族的朝贡进献、边境警报和军队调动，需要请示皇上在巡行所在地的旨意。至于祭祀、赏罚等一切事务，由有关部门按照既定格式禀报知晓。第二年春天，皇上随行的车队出发。永乐十一年再次巡行，命令黄淮等人与洗马杨溥留守。永乐十五年春天，皇上再次巡行北京，留下蹇义和杨士奇镇守，以侍读梁潜作为副手。恰逢有人谋害并诬陷监国大臣，事情牵连到梁潜。永乐十六年九月，将梁潜和司谏周冕交付法办，这都是汉王朱高煦的党羽所为。只有杨士奇免于获罪。宣宗在东宫时，接受命令祭祀皇陵，因此留在南京监国。旧臣曾棨等人也都跟随。这一年五月，杨士奇、黄淮、杨荣辅佐郑王、襄王两位王爷监国。宣德元年，皇上亲自征讨汉王藩镇，黄淮因病不能随行，留下辅佐监国。正统十四年七月，皇上亲自率领军队北征，命令郕王留守京城。每天早晨在宫门左侧面向西接受群臣的拜见，朝政都由太监王振辅佐处理。学士陈循、高谷留守。

迎驾

永乐八年七月，皇上从北征归来，皇太子派遣大学士黄淮前往迎接，黄淮到达滁州朝见皇上。洪熙元年五月，宣宗皇帝从南京召见大学士杨荣，让他前往德州迎接。景泰元年八月十三日，英宗皇帝从北狩归来，派遣学士许彬在宣府迎接，商辂在居庸关迎接。十四日，皇上到达上关，商辂进见。英宗命令商辂起草两封信送达皇太后，皇上入住南内重华宫。正德十五年十月，武宗皇帝南征凯旋，在通州驻扎了很久，杨廷和等人出城迎接，皇上穿着军装进入京城。正德十六年三月，大学士梁储等人在行宫迎接当今皇上。

充使

皇太子和亲王的冠礼，内阁官员担任宾赞；婚礼，担任纳征等使者；册封诸王及王妃，内阁官员担任正使。如果册封副使由本院官员担任，是从成化末年侍读江澜开始的。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册封诸王及王妃，内阁的杨荣、金幼孜各自两次担任正使。此后内阁不再出使外地，只有冠婚大礼才沿用旧规。宣德三年三月癸未日，杨荣奉命持节册封中宫，礼成后，赏赐白金、钞币。如果本院官员因事出使，洪武三年五月，派遣编修蔡玄等人访查历代帝王陵寝并上报。永乐年间，修撰陈循被命令前往南京文渊阁取藏书之类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例子。

远使

凡是向朝鲜、安南颁布诏书以及册封，学士等官员担任正使，礼部预先奏请，由皇帝特别旨意点用。查考洪武初年，侍读学士张以宁出使安南册封，还没到达安南国王就死了，安南国人请求册封其世子，张以宁没有听从，派人向朝廷请示，并且教导世子服三年丧，命令安南国人效仿中国顿首稽首的礼节，朝廷嘉奖他，赐给敕书，将他比作陆贾、马援，皇帝亲自作诗以奖励告诫他。于是又命令编修王廉、吏部主事林唐臣担任吊祭使者前往，并且册封其世子陈日熞为王。到达后，安南君臣出城迎接，于是捧着皇帝御制的文章在彩轿中，迎接入城完成礼仪后返回。四年二月戊午日，张以宁等三人从安南返回，张以宁死在路上，陈日熞派遣陪臣阮汝亮陪同王廉来上表谢恩，进贡地方特产，皇上立即任命王廉为工部员外郎，表彰他的功劳，王廉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出任渑池县丞。十二年十二月壬戌日，派遣编修罗复仁、兵部主事张福带着诏书告诫安南、占城。等到罗复仁返回，提拔为弘文馆学士。永乐初年，派遣待诏王延龄出使朝鲜，行人朱彬作为副使，赏赐衣服一套以及钞锭、锦衣、皮裘、狐帽。此后出使这两个国家的使者，都赏赐一品官服，礼节更加隆重。安南在正统年间，请求册封侍读学士钱溥担任正使，其国王傲慢不恭，接受册封和迎拜不符合礼节，钱溥多次写信争辩，然后才确定。弘治初年，侍讲刘戬出使安南，考察地志发现从陆路经南宁非常平坦安全，于是乘坐轿子带着两个童仆，突然抵达安南边界，夷人震惊害怕。到达那天颁布诏书，第二天宴饮完毕就出发，馈赠的礼物一概不接受，沿途送行的人也不和他们说话，只写了入关的诗给他们说：“归装有一南物者，关神其殛（如果归途中带有一件南方物品，关神将惩罚你）。”后来陪臣入朝谢恩，表中有“朝廷大臣清白”的话语，当时没有人不称赞他。刘戬在正德初年，侍读徐穆担任正使，向朝鲜颁布正朔，等到翻译告知国王不郊迎、不跪拜诏书，徐穆援引古义考察今制，反复辨析都符合议定，国王多次派遣陪臣代为质疑，徐穆剖析详尽无遗，凡是馈赠的礼物都拒绝不接受，人们都称赞他。六年，编修湛若水担任安南册封正使，只和安南王赠诗一章，评论者认为得体。

巡行

洪武元年八月，命令儒臣十人分赴十道，访求贤哲隐逸之士。于是学士詹同等人前往。

摄宪

洪武初年，编修王琏等人代理行使御史职权。王琏巡视河南，入朝对答符合圣意，皇上很高兴。对近臣说：“文华堂的学生像王琏等人，都是将来将相的人才。”九年三月丙子日，任命王琏以及编修马亮、任敬、王怿、陈

译王偁、应奉殷哲、侍仪使孙华、秘书直长萧韶、赞读阎裕、起居郎严锐、给事中方征、彭通、宋善和王惟吉等十六人，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十年正月乙丑日，又命令编修叶慎、陈晟代理监察御史。二十九年，又任命编修景清为监察御史，不久又代理佥都御史。朝廷重视宪台职务到了这种程度。永乐末年，侍讲李时勉、修撰罗汝敬都被降职为监察御史，这又与洪武年间的情况不同了。

译分镇

正统十四年八月，任命侍讲徐珵等十五人分别镇守重要地点。徐珵被派往彰德，徐珵就是徐有贞。成化年间，修撰张颐升任佥都御史，巡抚居庸关。难道是援引这个作为先例吗？

代祀

凡是祈祷、告祭的代祀，多任用本院的儒臣。正统乙丑年，浙江台宁等府的百姓遭遇瘟疫，死亡众多，皇上派遣礼部侍郎兼侍讲学士王英携带香烛和帛币前往祭祀南镇，以消除百姓的瘟疫。当时浙江一带久旱不雨，王英到达绍兴，大雨倾盆，水深二尺，在灌献祭品的当晚雨停，看见星星。第二天又下大雨，田野得到充分滋润，人们都高兴地说：“这是侍郎带来的雨。”布政使孙原贞等人陪同祭祀，请求撰写御祭感应记，刻石立于庙中然后返回。景泰辛未年夏天不下雨，特别派遣侍讲学士刘铉祭祀济渎。成化甲辰年，陕西大旱，派遣礼部左侍郎兼学士徐溥代祭中镇、河、海、渎等诸神，降雨随即响应。丁酉年，朝廷采纳儒臣的建议追崇先圣的礼乐，派遣学士王献到阙里祭告。弘治己未年六月，孔庙发生火灾，学士李杰奉诏祭告。甲子年闰四月，孔庙重建落成，再次派遣大学士李东阳祭告。

陪祀

凡是郊祀，五品以上的官员按规定可以观看牺牲。次日早上复命，陪祀的官员都参与。如果是分献，使用文武大臣及近侍官员，由太常寺请示圣旨点名充任。所以本院的官员从检讨以上都参与。永乐年间，修撰马铎建议：国子监分献十哲，应当使用翰林院的官员。当今皇上开始建立圜丘，分献大明、夜明、周天星宿、雷雨风云四坛；方泽分献五岳、镇、四海、四渎四坛，都使用辅臣分献以及帝社稷坛，使用日讲官陪祀。

谳狱

洪武十四年十月癸丑日，命令司法部门审理囚犯，拟定律法上奏询问，由翰林院给事中以及春坊正字、司直郎会议评判公允，然后再次上奏论决。永乐二十二年十月丁巳日，大理寺上奏决断重囚，仁宗召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告诫说：“近年司法部门滥施刑罚，往往出于拷打逼供，先帝曾经严厉告诫，所以死刑要经过四五次覆奏然后才决断。从今以后，三法司审录案件，必须会同三位学士一起审理。”正统年间，侍讲学士马愉曾经上奏说终年不能决断的案件，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因此冤屈多得到伸张，可惜没能恢复洪武年间的旧制。

主宴

凡是赏赐臣下的筵宴，命令大臣侍立，称为主宴。天顺四年，天下各衙门官吏朝觐来到京城，皇上召见大学士李贤告诫说：“黜陟的典礼，也应当举行。那些才能卓越、政绩显著的人，布政使以下的贾铨等十人，赐给他们衣服和缗钱。”礼部设宴，命令大学士李贤及尚书王翊侍宴，以激励众人。正德以来，武举会试宴例由内阁大臣一员主持，兵部提前上奏请求。嘉靖壬辰年四月十五日，当今皇上命令臣道南、臣王用宾主管武举，命令成国公朱凤、尚书王宪侍宴。

斋宿

凡是郊祀，洪武二年确定斋戒日期，文武百官先沐浴更衣，在本衙门住宿休息，次日听誓，戒毕斋戒三天，宗庙社稷也斋戒三天，只是不誓戒，或者朝廷祈祷也是如此。成化丙申年十二月十日，在翰林院东署斋戒祈祷降雪，侍读倪岳、侍讲程敏政、修撰陆钊、编修陆简一同住宿。这夜大雪纷飞，于是沿用欧阳修禁体故事，互相抓阄定韵联句以记述喜悦，钩奇竞胜，直到天亮不能停止，前辈的风雅情趣可以想见。

习仪

翰林院旧例不习仪，因为礼仪是从这里产生的缘故。成化十四年冬天，皇上命令学士以下都依照常参官前往朝天宫习仪，至今沿袭这个惯例。

陵祀

洪武八年十月乙卯日，诏令翰林院考定陵寝朔望节序的祭祀。礼部学士乐韶凤等人上奏：“现在拟定每年元旦、清明、七月望日、十月朔日、冬夏二至日，使用太牢。伏祭、腊祭、社祭，每年朔望日，则使用特羊。祠祭署官员行礼，如果节日与朔望、伏祭、腊祭、社祭同日，则使用节日的礼仪。”皇上听从了。此后，清明、中元、冬至祭祀列圣陵寝，分别派遣勋戚大臣行礼。本院官员按规定使用两员陪祭。永乐元年，太祖皇帝忌辰，皇上率领诸王到奉先殿行礼完毕，仍然率领百官亲自到孝陵致祭，命令近侍官员在殿前行礼。

殿阁词林记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殿阁词林记卷二十

（明）黄佐 廖道南 撰

授经

建国初期设置大本堂，选取古今图书充实其中，召集四方名儒教导皇太子、亲王。任用学士宋濂，待制兼编修王祎，修撰王铉，老儒陶凯等人轮流夜间值班，选拔才俊之士充当伴读。所传授的经书，必定亲自督促。曾经命令王祎采集故实押韵写成四言诗，以传授皇太子。皇上时常赐宴赋诗，商讨古今，评论文字没有虚度的日子。不久命令勋旧之子拿着经书入宫侍奉，于是郑国公常茂、曹国公李景隆、蕲春侯康铎等参与其中。洪武元年十一月辛丑日，燕东宫官员及儒士各赐冠服。这天，皇上命令大本堂诸儒作《钟山蟠龙赋》。置酒欢饮非常尽兴，于是亲自作《时雪赋》，所以有这次赏赐。其

译后来，皇太子在文华殿读书，而亲王则外出前往各自的王府居住。十二年三月初一戊辰日，皇上驾临华盖殿，皇太子在一旁侍奉。皇上问：“近日读的是什么书？”皇太子回答说：“昨天看书读到商周交替之际。”皇上说：“看书是否也知道古人做君主的道理呢？”于是告诫他说：“君主的道理以侍奉上天、爱护百姓为重，其根本在于敬畏自身。君主的一言一行都向上通达于天下，关乎百姓，必须恭敬地对待，这样所做的就没有不善的。善行上天必定鉴察，不善行上天也必定鉴察。一句话若是善的，四海之内都蒙受福泽；一个行为若不谨慎，四海之内都遭受灾祸。言行如此重要，能不恭敬吗？你要恭敬啊。”圣祖的教诲就是这样，真可以说是抓住了根本。各位儒生讲授经书，只是奉行皇上的旨意罢了。严厉的君主在上，贤良的师友辅佐，美好的德行得以弘扬，这是可以期望的。

译宾客

太祖起初任命宋濂担任诸王世子的老师。庚子年十月，宋濂奉命进入宫内讲授经书，每当遇到纲常大义，就反复强调。乙巳年三月，宋濂以担任起居注官为由称病，皇帝下诏让他回家，仍然赏赐金帛，世子赠送的礼物更加丰厚。六月，宋笺上奏章谢恩，又给东宫写信，勉励世子孝顺友爱、恭敬勤勉敏捷，读书不要懈怠轻慢，不要骄纵，修养德行增进学业，以符合天下的期望。皇上看了信非常高兴，召见东宫太子，把信中的意思告诉他，并且赐书回复。信的大意说：“从前先生用严厉的态度教导我的儿子，相互训诫，这是对我这个不才之人的帮助；用圣人的文法改变俗言来教导他，这是通达晓畅。所坚守的是忠贞，所实行的是节俭，这是得体。从前听说古人如此，现在则亲眼见到了。”又用锦缎随信赠送。洪武元年，设置东宫师傅官职，命令功臣兼任。十月，任命老儒梁贞、王仪为太子宾客，秦鏞、卢德明、张昌为太子谕德。皇上认为东宫师傅都是功臣旧臣，应当用特殊的礼仪对待，朝贺东宫不能与一般官员相同，命令礼部考证古代制度确定礼仪。礼部及翰林院的各位儒臣商议，现在凡是遇到大朝贺的前一天，在大本堂设置皇太子的座位，在堂中设置答拜的褥位，在堂前设置三师、宾客、谕德拜拜的位，两名赞礼官位于三师的北面，两名内赞官位于堂中，都东西相对。到了那天，皇太子穿常服升座，三师、宾客、谕德行常服入位，面向北站立。皇太子起立，面向南，赞礼官唱鞠躬四拜，皇太子接受前两拜，回拜后两拜，礼毕退出。五年，太子赞善大夫宋濂辅导东宫，一言一行都用礼法讽喻，使其归于正道。每次侍奉读书，讲到关乎政教及前世兴亡的关键处，一定拱手高声说：“治理国家、养育百姓的道理应当这样，不应当那样。”并且推究人情物理来阐明其义。皇太子每次收敛容貌欣然采纳，敬礼从未稍减，说话一定说：“师父，师父。”并且书写“旧学”二字赐给他。二十六年七月戊申，选拔秀才张宗浚等人跟随詹事府左春坊官员分班入直文华殿，侍讲完毕，上前陈述民间利害、田间耕作等事，间或陈述古今孝悌忠信、文学材艺等故事，每天如此。永乐年间，杨荣等人在春坊，每次进讲完毕，一定从容进言正身务德、亲贤去邪、崇尚节俭戒除安逸的话，或者询问政务，一定陈述其切要及先后缓急施行的次序，都恳切没有少许避忌。皇太子每次都用忠直称赞他们。当时赞善徐善述、王汝玉尤其被亲近礼遇。曾经命令徐善述挑选二十多首诗歌，分类赋比兴作为法则。又给他写信说：“想学习写表，你可以像诗题一样立例，具备诗题与表题，每隔一天封进。”并且询问他的疾病，慰劳备至，并且说：“你今年年迈，恐怕辅助我劳累。像你这样朴实直率、苦口婆心的人，百无一二；当面阿谀、顺从脸色的人，比比皆是。你康健不要害怕劳累，辅佐我成就大业。只希望得到药石般的规劝之言，一天比一天急切，不要有触犯忌讳的顾虑。”他所给的信，一定字称“好古”，或者称“致书赞善好古先生”。他与王汝玉的信中有说：“希望求得治理好国家的方法”，又说：“善政的声音，甚至有像黑暗追随光明那样的比喻。”他期望启发开导之迫切就是这样。每次遇到节令宴劳，东朝之臣起居慰问，温暖谆切，就像家人父子一样。然而成祖常常担心东宫亲近坏人，每次北巡一定训诫他。又广泛寻求名儒与他讲学，于是命令侍读学士王达、洗马杨溥、修撰写梁潜、典籍金实、郎中叶砥等人分班直讲读，也有从教官中选拔的，只在得人而已。所以仁宗做皇太子时，监国视朝之余，专心于文事，手不释卷，穿着宽博，很像儒者，积蓄经籍法书非常丰富。

讲仪

东宫讲读礼仪，春坊官与翰林院官员每天分两人讲书，用《尚书》《春秋》《通鉴》《大学衍议》《贞观政要》等书进讲，必须编纂事情的始末，直接陈述大义，辑成篇章，进呈御览完毕，然后去文华殿讲说。三师三少及詹事府官员、鸿胪寺并每科给事中一人侍立，进讲完毕，众官一齐退出。如果有召问，也必须前项一人官员一同进出。如果有独自进见并独自一人留后的，允许给事中、鸿胪寺官员并司直郎、清纪郎纠劾。凡是讲读完毕，每次遇上上位发落过五府军政、六部紧要事务以及抚慰谕告四夷的恩意，其大经大法，詹事府官员同春坊官员将缘由，在众官未退之时，一一陈述。永乐二年七月，侍读学士王达讲解《乾》卦九四爻，举储贰为说。仁宗在东宫问杨溥奇说：“王达含有讥讽吗？”杨溥奇于是举程子说：“凡是卦中六爻，圣贤有圣贤的用法，众人有众人的用法，君有君的用法，臣有臣的用法，无所不通。”又举王昭素回答宋太祖的话来回答仁宗，于是命令解缙专阅书，胡广阅诗，金幼滋阅《春秋》，杨溥奇阅《易》。仁宗问储贰之说有依据吗，杨溥奇用胡瑗的说法回答，仁宗非常高兴。从此讲义有疑，一定召四人一起辨析，畅而

译此后便罢了。于是命令春坊司经局的臣僚分别抄录讲解的章句，以供日常阅览。

译出阁

在永乐朝之前，储君都是年长后才出阁，英宗还未出阁就登上了皇位，所以出阁的礼仪直到天顺二年才确定。其讲学的老师和朋友只用东宫官员及本院官员分班讲读，内阁提督不另外选拔其他职务。其讲读侍班及正字官由内阁具名奏请，每天讲书直解先送内阁审定，讲完后补进，与经筵相同。由史官修撰、编修兼任，校书正字由制敕房官员兼任。《会典》记载初出阁的议定说：“这天早晨，侍卫侍仪如常礼，执事等官在文华殿行四拜礼完毕，鸿胪寺请皇太子升文华殿座，执事官导引至殿升座。师保等在丹陛上行四拜礼完毕，各官退出。内侍官导引皇太子至后殿升座，呈上书案。”每天侍班侍读讲官依次进读，叩头后退出。每天读讲礼仪说：“每天早朝退后，皇太子出阁升座，内呈上书案，不用侍卫侍仪执事等官，只有侍班侍读讲官入行叩头礼完毕，分班东西向站立。内侍展开书卷，先读四书，则东班侍读官上前伴读十数遍，退复原班。接着读经书或读史书，则西班侍讲官上前伴读，也如此，务必字音正当，句读分明。读完各官退出。”每天巳时，侍班侍读侍讲及侍书官员等候皇太子升座完毕，入东西向站立。侍班内侍展开书卷，先讲早上所读的四书，则东班侍讲官进讲一遍，退还原班。接着讲早上所读的经书史书，则西班侍读官进讲，也如此，务必直言解释明白易懂。讲完，内侍收书完毕，侍书官上前侍习写字，务必开说笔法点画端正楷则。写完，各官叩头退出。午后从容游息，或练习骑射。晚上读当天所授书各数遍，直到熟练为止。凡是读书三天后温习一次，须背诵熟练，遇到温书日免授新书。讲官通讲，须晓大义。凡是写字，春夏秋每月每天写一百字，冬月每天写五十字。凡是遇到朔望节假及大风雨雪隆冬盛暑，暂停读讲写字。现在按此礼仪稍变永乐朝的旧制了。成化年间，孝宗出阁最勤学，十九年御制《文大训》成。少詹事彭华进讲，右中允周经预讲是书，东宫每次起立拱手聆听，内阁辅臣请求。坐讲从之。弘治年间，武宗在东宫，学士吴宽率同僚上疏说：“私下认为东宫讲学，自寒暑风雨、朔望节令外，一年之中不过数月，一天之内不过数刻。况且八岁出就外傅，居宿在外，确实想要远离近习、亲近正人。庶民尚且如此，何况拥有天下的人呢？”

储典

洪武年间定储宫，奏事皇太子，御文华殿官员人等承旨，召入者方许入。凡是启事者称臣。《会典》记载东宫朝仪说：永乐二年定文武官员常朝行叩头礼完毕，三师三少，詹事府官员，左右春坊官员，翰林院，鸿胪寺等官员，六科给事中，锦衣卫官员，左右序立于文华殿门之外。鸿胪序班，通政舍人引文武百官在丹陛上丹墀内，东西序立，依照衙门资次启事。御史二员，司直清纪，日轮二员，北向侍立。纠仪启事完毕，百官齐退。及有召问，也必须前项官员一同进出。如独进并独员留后者，允许监察御史、鸿胪寺官员、司直清纪纠核。凡是合启事务，在京衙门止用奏本。那詹事府主簿录事，同春坊司直清纪司谏分为六科，将本内启过事件，同给事中逐一奏闻。主簿录事司直清纪司谏，仍在司礼监共开揭帖，开写逐日启过本内事件略节缘由。六科给事中也具题帖，各另奏进。凡是遇到正旦、冬至节行庆贺礼，并进历进春等事，詹事府例该启皇太知道，必须先奏闻，候得旨方具启本进。凡是遇到皇太子千秋节行庆贺礼，奏启本同时进。侍班用坊局官员，正旦、冬至、千秋节礼部官员进笺，并进历进春，通事二员举案。又有监国等礼仪。

嗣辅

皇太孙辅导讲读，在洪武时详载于《集礼》。成祖时以东宫官员兼任。永乐六年七月，命内阁胡广等辅导皇长子。敕曰：“朕认为令德所成本乎天性，养性之学实在弘扬圣功。所以有聪明纯一的资质，必有诗书礼乐的教化，用来充实德性而广器识。朕嫡长孙天章日表，玉质龙姿，孝友英明，宽仁大度，年未一纪，体志俱宁，动必中规，言必合道，好道的笃实，日夜孜孜，日诵万言，心领要旨。朕尝试以事，辄能裁决得中。这实在是宗庙之灵，上天赐庆，笃生异质，以福佑天下，而基命于无穷。然而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璋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都茂简德艺，职辅东宫，东宫的儿子必资兼弼，宜协同心志”

译辅导成就太子，推广仁义道德的渊源，阐明唐尧、虞舜及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以及太祖高皇帝的根本大法，凡是开创基业与守成之艰难，百姓耕种之事，早晚讲论，以此涵养根本，开阔智慧与气量，充实其盛大的才具，作为宗庙社稷与百姓的福分，国家有无尽的福祉。你们也有无尽的见闻。务必恭敬啊。」

永乐九年九月，皇太子命令杨荣等人陪同各位皇孙在文华殿后殿读书，并且告诫各位皇孙说：“这些是皇祖的近臣，你们应当加以礼敬。”又对杨荣等人说：“将来学业有成，就是你们教导的功劳。”

后来皇太子再次传达皇上命令，召翰林院、吏部官员，让他们推举老成持重、品行端正的大儒侍奉皇太孙讲读。第二天，东宫特别召见尚书蹇义和杨士奇，询问是否选到了合适的人选。蹇义回答说：“我们两人共同推举礼部侍郎仪智，然而众人很少了解他，意见尚未决定。”东宫说：“以前曾推举李继鼎，大错特错，后悔都来不及。仪智非常端正，只是觉得他老了。”杨士奇回答说：“仪智虽然年老，但他从学官起家，道理明白坚定，坚守正道，精神不衰，朝中老成持重的人没有能比得上他的。”

这天午朝，皇上高兴地说：“这是选到合适的人了。他虽然年老，但识大体，能直言不阿。先前元旦日食，吕震等人都想举行贺礼，只有这位老人和杨士奇说应当免除贺礼，朕听从了他们。仪智确实可以任用。”于是召见礼部、翰林院各位大臣，告诉他们说：“仪智很好，朕已经知道了。现在让他侍奉太孙讲读，命令右赞善陈济等人担任讲官，教谕林长懋、张英陈山、戴伦等人授任给事中，让他们侍奉太孙。不久都授予春坊左右中允的官职。”

译制度

圣祖初登大宝时，凡是关于典章制度，都命令儒臣考察古今沿革的适宜之处，上报朝廷。中书省具表奏报，皇上亲自裁定。于是宣国公李善长、学士陶安召集众儒臣讨论建立制度，以符合中庸之道。从朝廷到地方邦国，等级样式明确完备。洪武元年二月，陶安等人奏定天子冕服制度。皇上说：“古礼太繁琐，现在祭祀天地宗庙则穿衮冕，祭祀社稷等则穿通天冠绛纱袍，其余不用。”十一月甲子日，礼部、翰林院等官员议定皇帝以下冠服制度。三年六月，中书省官员与翰林院确定文武官员朝服制度。四年正月戊子日，礼部、太常司、翰林院议定奏报。皇上亲自祭祀圜丘、方丘、宗庙以及朝日、夕月，穿衮冕；祭祀星辰、社稷、太岁、风云、雷雨、五岳四镇、四海四渎、山川、先农，都穿皮弁服。群臣陪祭，各穿本品的梁冠祭服。五年五月癸卯日，亲王仪仗车辂制成，也是由礼官和众儒臣所定。八月乙亥日，礼部及翰林院议定省牲宜用常服。十六年七月戊午日，诏令重新确定冕服制度。此前礼部说：“虞、周以来冕服制度不同，应当加以考证确定。”命令翰林诸臣商议，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二十年冬十月，诏令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左春坊、右春坊、大理寺及本院官员，着令礼仪定式合行事宜，共十四款，诏令颁布施行。二十四年六月己未日，诏令六部、都察院会同翰林儒臣参考历代礼制，重新确定衣冠、居室、器用制度。于是群臣斟酌增减后上报。二十九年十一月，诏令翰林议定制度，凡官民房屋、坟茔等级以及食禄人家的禁例，编书名为《稽古定制》，颁行天下。总载集礼及宪纲事类，始于洪武年间，记载都察院十三道御史应当执行的事项。宣德年间，敕令礼部会同翰林院考订旧文并申明其义，凡是祖宗所定的风宪事体，全部记载其中。到正统四年十月，才开始颁行。

律令

吴元年十月诏令修定律令，任命学士陶安为议律官。十二月甲辰日，律令修成，命令刊印颁布。洪武元年正月，《大明令》修成，修列吏、户、礼、兵、刑、工六官的条令。《大明律》也是如此。皇上说：“律令是治理天下的法则。令用于事前教化，律用于事后齐整。现在所定的律令，删繁就简，使之归于一统，直陈其事，希望容易知晓而难以触犯。”八月己卯日，皇上考虑到律令尚有轻重失当，违背中典，命令四位儒臣会同刑部官员讲解《唐律》，每天抄写二十条，取旨决定，选择可取的采纳。如果轻重失当，则亲自增减，务求最恰当。六年十月，命令刑部与翰林院重新修订《大明律》。学士宋濂撰写表文进呈。二十二年八月，命令翰林院会同刑部官员将近年律条参考折衷，按类编附。说：“名例律”附在《断狱》篇下，至此特别列于各篇之首，颁行。

封爵

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日，大封功臣，其五等封爵都由学士宋濂所定。起初制定五等：公称国，侯伯称郡，子男称县。至此废除子男不封，只将公系于国，各赐铁券。二十三年九月乙未日，加封中山王徐达、岐阳王李文忠追封三代，都是王爵。侍讲学士葛钧等人奏报：“王爵追封三代，只有本朝开平王常遇春出自特恩。”皇上说：“徐达、李文忠都是元勋，应当如开平王例。从今以后开国功臣去世后，都追封三代。其袭爵子孙若非建立奇功者，生死只依本爵。其券文诰命都由词臣撰写进呈。”此前五年三月，命令学士宋濂参考唐宋诰命，都是三省官员列衔署名，又复用吏部告身等印章。本朝诰敕既用御宝，则省臣不敢署名。考察宋绍兴年间，二部言官诰院所有绫纸容易伪造假冒，下文思院另外织花样，现在议定在诰尾添织字号，作为关防。等到取工部神帛敕诰局造完书写，颁给文武官员，听从了。九年四月癸卯日，命令中书省、兵部确定颁发武官诰敕。大都督府咨文中书省，送兵部覆奏贴黄，考功监考同奏，翰林院撰文付司文监投勘，上奏付中书舍人书写。十六年三月，命令中书省与翰林院确定嫡妾封赠例及文官赠荫叙例。二十四年五月辛卯日，诏令确定文武官封赠旧制。兵部试尚书茹常请旨，翰林院考古制。学士刘三吾奏报：“宋制母以子贵。”诏令从旧制。茹常又奏报：“庶子袭父职例，只封赠嫡母。”又命令礼部、翰林院同考古制。刘三吾奏报：“宋制母以子贵，庶母也依所生子之秩。”诏令从宋制。六月丙寅日，命令礼部、翰林院议定军官侄男替袭伯父职事及弟袭兄、义子女婿承袭、养父妻父封赠与礼制。八月己巳日，茹常又奏报：“武臣封赠父母妻姓名，有以嫡母生母同，请有以正妻次妻”

译并书写下来。”于是命令翰林院查考古代的制度。学士刘三吾说：“宋朝的制度是，嫡母、继母去世允许封赠，生母无论是正妻有子还是无子，都可以封赠。”皇上命令只封赠嫡母和正妻，生母则依照宋朝的制度。永乐元年十一月乙亥日，广平侯袁容的嫡母孙氏、生母刘氏都去世了。只有继母罗氏还在，而封赠的事例有所不同。学士解缙等人议论后上奏说：“如果生母与继母都在，按礼制难以同时封赠。现在继母在世，应当封赠；生母和嫡母都已去世，也可以一体追封。”皇上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并命令以后不将此作为惯例。

译订音

圣祖曾经召见学士乐韶凤、宋濂，待制王僎，修撰李叔允，编修朱右、赵埙、朱濂，典簿瞿庄、邹孟达，典籍孙蕡、达鲁与权，并告诉他们说：“韵学起源于江右（江西），严重丧失了正确的读音。有的原本单独使用的韵部应当合并为通用，比如东、冬、清、青这类；也有的一个韵部应当拆分为两个韵部，比如虞、模、麻、遮这类。像这样的情况，不可一一列举。你们应当广泛询问精通音韵的人，予以刊定。”乐韶凤等人奉诏撰写成七十六韵，共十六卷。书稿呈奏后，皇帝赐名为《洪武正韵》。宋濂作序说：“古代的声音，只求和谐协调，所以没有不通畅的。江右制定韵书之初，只知道顺从四声，却不知道衡量七音，所以经传不能交汇，从而丧失了确立韵部的根本。七音是指牙、舌、唇、齿、喉以及舌齿各半。分辨它们的清浊，确定角、徵、宫、商、羽，以至于半商、半徵，天下的声音就在这里面了。那么声音，大概是韵书的起源吧？旋宫以七音为均，均就是韵。能够推演十二律来配合八十四调，旋转相交，那么大乐的和谐也在这里面了。自从奏章开启，进呈的文字点画音韵，都依据这本书。”洪武二年四月，命令翰林院确定官民书信礼仪格式，禁止民间名字中使用先圣、先贤、大国、君臣以及汉、晋、唐、宋等字。中书省大臣具奏执行。至于正统十年的进士登科录，凡是“天”字都写作“■〈艹曳〉”，这是出自内阁的意思。景泰年间，皇帝亲临太学祭表，内阁自行撰写其中有一句“管窥霄蠡测海”，大概也是避讳“天”字。这与宋代宣和年间禁止“君、天”等八个字相同，大概不是洪武年间的旧制了。

毖祀

圣祖开始整顿祭祀典礼，首先下诏岳渎城隍等神都削去后世所加的封号，只按实际名称称呼，只有孔子仍然沿用旧称。洪武元年，派遣官员在先师孔子庙举行释奠礼。规定每两丁降香，派遣官员在国子监祭祀，每两丁传达制命，派遣官员致祭孔子。如果是登基大典，都派遣官员祭告阙里。二十四年十月乙丑日，南丰县典史冯坚陈述九件事，其中一件事是历代忠臣烈士有功德于百姓的，应当敕令有关部门访查他们的事迹，让礼部翰林院考究明白，酌情加封谥号上呈褒奖提拔。二十六年颁布大成乐于天下府学，命令州县按照规格制造乐器来祭祀孔子。二十八年采纳儒臣的建议，贬黜莽大夫扬雄，进升董仲舒从祀孔子。正统二年采纳本院建议，进升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从祀。正统八年追封元代吴澄为临川郡公从祀。后来提建议的人认为应当祭祀刘因和薛瑄，内阁刘定之驳斥说两人都没有著作，于是作罢。吴澄实际上是宋代进士，在元代做官失节，有见识的人非议他。学士丘浚曾经著论，说许衡对名教没有益处，那么吴澄就可想而知了。成化二年采纳大学士商辂的建议，封董仲舒为广川伯，胡安国为建宁伯，蔡沈为崇安伯，真德秀为浦城伯，听从了。商辂又请求加给孔子“道配天地”的称号，事情搁置没有实行。弘治九年追封宋代杨时为将乐伯从祀，提建议的人因此说罗从愿、李侗也应当一同从祀。礼部侍郎傅瀚说这两人的著作与尹焞、游酢、谢良佐相比不知谁先谁后，如果这两人从祀，那么那三人似乎不可遗漏，于是停止。在此之前元年八月，侍读学士程敏政建议，想要将马融、刘向、贾逵、王弬、何休、戴圣、王肃、杜预剥夺爵位罢免祭祀，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式五人各自在家乡祭祀，而增加后苍，至于荀况说人性恶，应当依照扬雄的例子贬黜他。当时祭祀的七十弟子中，申枨、申党疑似错误应当是一人，应当保留枨去掉党。公伯寮、秦冉、颜何、遽瑗、林放五人既然不记载于《家语》，也应当罢去。颜子、曾子、子思配享于殿，而父亲在两庑，这不是用来阐明伦理的方式，应当另外设立一个祠中祠启圣王，以杞国公颜无咎、莱芜侯曾点、泗水侯孔鲤以及邾国公孟孙氏配享，其中的程珦、朱松酌情加封爵位祭祀。祭酒谢铎建议，则认为吴澄出处不正当应当贬黜他的祭祀，都下诏让朝廷大臣商议。学士吴宽说：“从祀如果对经传有益，那么扬雄、马融过去都没有废除。尚书倪岳也说：‘马融、王弼之类的人，他们立身不无可贬之处。然而秦汉以来，六经出于灰烬之中，依靠诸子怀抱遗经，专门讲授，经典才得以恢复存在。自唐代的注疏，大多祖述他们的言论。现在的经传引用尚多，他们的学说怎么可以全部废除？’七十子的名字，从司马迁以来沿袭已久，现在生在千百年后，怎么可以主观臆断？于是都仍然沿用旧制。”嘉靖九年，臣道南寓居史馆，钦奉皇上亲自撰写的《正孔子祀典说》，大意说：“孔子生于周朝，作《春秋》。周文王武王只称为王，《春秋》将王系于天。孔子的道，是王者的道；功，是王者的功；而地位则不是王者的地位。后世称他为王，不如尊他为师。于是毁掉他的塑像，安放主位说‘至圣先师孔子’。颜子称为‘复圣’，曾子称为‘宗圣’，子思称为‘述圣’，孟子称为‘亚

译称为“圣”，就把七十二位弟子列入“先贤”的名册，把配享祭祀的诸儒列入“先儒”的名册。特别在学宫后面建立启圣祠，单独祭祀叔梁纥，以颜无繇、曾晳、孔鲤配享。尊崇尊贵者，敬重贤能者，各自都尽到了应有的礼道。

译定名

圣祖刚取得天下之初，追尊四代祖先为帝后，他们的庙号、尊号、谥号都由学士朱升等人拟定。凡是皇子的命名、受封以及公主的封号、功臣的爵位名称，都由学士宋濂等人拟奏，由皇上亲自裁决。不久又命令校正天下合祀神祇的名号。洪武九年四月，天下的驿站多沿用俗名，兵部多次命令翰林院考证并纠正，共校正了二百三十二处。此后凡是设置郡县命名，都交由翰林院负责。《会典》说：“凡是皇子的名字及各王府奏请的皇子名字、亲王、公主以及郡王、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的封号，都由内阁拟奏，请旨选定使用。”

纪元

建国之初的纪元洪武，出自圣祖亲自裁定。继位之后，才开始命令翰林儒臣拟奏，选择使用。成祖即位，起初拟用永清，后来改用永乐。从此每个朝代的纪年，不再更改。这是因为圣祖留下的谋划很好，确实是前代所没有的。英宗复辟，召内阁高谷、商辂到文华殿，问道：“今年的年号应该更改吗？”高谷回答说：“周虽然是旧邦，但天命维新，应该改为维新元年。”商辂说：“年号多与前代相同，臣等准备了几个年号，请旨决定。”皇上称赞说好。不久采纳了徐有贞等人的意见，用天顺改元。有人请求去掉景泰这个旧年号，仍然纪正统年，皇上不听从，改为天顺。当今皇上刚登上大宝，辅臣拟了明良、善治，皇上特意选用嘉靖，大概有商高宗嘉靖殷邦的志向。

藩规

洪武年间，命令选拔儒士授予本院博士等职务，让他们在各王府讲学。永乐年间，精心挑选宫僚以辅佐诸王，以詹事府丞周孟简担任襄王府左长史，司直郎金实担任卫王府左长史，让他们侍奉讲读。此后亲王出阁，只选拔进士中老成且有学问的人，授予检讨，等到就封时即拜为长史。弘治三年进士被选中的，恣意言语怨恨詈骂，吏部将其罢黜。《会典》说：诸王读书，内阁提督检讨等官员讲读，为他们拟定经书起止所习仿学，每天进看其仪。天顺二年拟定，初入书堂，那天早上，王到右顺门北边的书堂，面向东坐在中间，提督讲书并讲读官行四拜礼完毕，内官捧书展开在案上，在案左边站立，讲读官进立于案右边，伴读十遍叩头退下。每天讲读，清晨王到书堂，讲读官行叩头礼，伴读 ten 遍出。饭后又到书堂，伴读看写字完毕，讲书直说大意完毕，仍然叩头退下，内侍把所写的字送到内阁。

书翰

书法虽然是六艺之一，但事情属于天家，颁布为帝制，也不可以视为末务。成祖喜欢楷书，当时典籍沈度书法丰润，皇上深深喜爱他，每有大制作，一定命令沈度誊写，屡次升迁至学士。只支俸禄，仍然从事书办，赐象笏镂金，刻沈度姓名在上面，以宠耀他。他的弟弟沈粲也起自书办，屡次升官至侍读。从此沈字盛行于世。宣宗从年幼时学习古法帖，宸翰妙绝，大概开始学赵孟俯而更加遒劲，出神入天者了。孝宗也喜爱沈字，宫中开始学习，曾经访其后代，得到其孙沈世隆，授予中书舍人，所以制诰还用沈体。当今皇上宸翰天日昭回，星斗经纬，曾经亲书四箴字暨皇史宬，以显示大学士李时，众人都欣喜信服。供奉诸僚，各取其长罢了。

扈跸

圣祖御阅江楼及谒陵寝，都命令词臣扈从。宣德五年二月，宣宗到天寿山，当时杨士奇、金幼孜扈从。嘉靖十五年三月当今皇上禋祀诸陵，命令日讲官顾鼎臣、谢丕、张壁及臣与蔡昂扈从。臣道南恭和御制诗两章说：“圣皇孝祀恻中肠，陵殿春开俎豆张。凤麓远蟠知地胜，鸾舆端拥自天康云连北极千关壮，水接东溟万里洋仰识骏图光宇宙，永占佳气护封帝藻初裁锦绣肠，昭回云汉列星张礼崇天地追隆古，道贯皇王迈小百辟霁瞻容穆穆，万方春霁颂洋洋即看鬷假登殷庙，不独巡游遍禹疆。”

殿阁词林记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

殿阁词林记卷二十一

（明）黄佐 廖道南 撰

荐举

圣祖平定元朝混乱时，干戈未定，就大规模召四方名儒，随所在馆谷之，使各以其所知荐。戊戌十二月，征辟儒士范祖干、叶仪为咨议己亥正月，攻克婺州，初置中书省，召儒士许、胡翰十余人，会食省中，每天令二人进讲经史，敷陈治道及攻克处州，又推荐青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金华宋濂者，即遣使以书币征之庚子三月，到建康，入见，甚喜，赐坐从容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深被尊宠。既而命有司即所居西创礼贤馆，以处之始置儒台校理，以官儒臣时李文忠守金华，复荐王祎、王天锡至，皆用之寻建尚宾馆，以待荐举至者丙午年，置博士厅，设博士一人，签十余人，以备

译顾问。博士则有许瑗、许存仁，典签则有刘秩、鲍颖、吴毅、刘辰、黄哲、涂颖等人，侍从文学的职位，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等到设立翰林院，就提拔那些品德优良、有文采的儒者担任此职。洪武六年，又大规模征召天下的儒士。浙江参政徐本首先推荐桂彦良，桂彦良在朝廷等待诏令，上奏对答符合皇帝心意，被提拔为春坊正字。不久，浙江布政使安然等人推荐怀远县教谕王景等人，他们到达后，皇帝命令他们每天在翰林院值班，随班列朝见，并在西序赐宴。洪武七年，学士宋濂侍奉皇上登上武楼，皇上赐座，问及有学问的老儒，宋濂回答说是会稽人郭传，皇上阅览他的文章称赞很好，在谨身殿召见，对答符合心意，提拔为应奉翰林文字。洪武十年，又聘请金华儒士吴沉，因为有侍臣推荐他，十月召见时对答符合心意，任命为待制。洪武十五年，又征召年高德劭的儒者和隐士，侍臣张宁推荐宛平儒士董伦，召来后，任命为太子赞善大夫，赐给冠带。这一年，设置谏院官员。十月，任命年高德劭的儒者刘靖为谏院左司谏，兼任左春坊左庶子，关贤为右司谑，兼任右春坊右庶子，赵肃为谏院右正言，兼任左春坊左谕德，何显周为右正言，兼任右春坊右谕德。洪武十七年七月，下诏征召贤才，年高德劭的儒者汪仲鲁从婺源来到，由仪礼司引见，有旨意让他讲解《西伯戡黎》篇，讲解对答符合心意，授予左春坊左司直郎。又过了几天，刘三吾从茶陵来到，在便殿入见，皇上见他庄重宏博，非常礼遇尊重他，立即拜为左春坊左赞善。不久，提拔为本院学士。洪武十八年三月，开设进士科，开始确定进士进入翰林院的制度。从此以后，被推荐的人就不轻易授官了。永乐年间，本院官员少，于是简命侍臣再次推荐引荐。于是首先提拔审理副杨士奇为编修，接着提拔儒士曾日章为侍讲，助教邹缉为侍读；改任给事中金幼孜、王洪，桐城县知县胡俨为检讨。又任命太平训导萧引高、袁州训导廖敬先为检讨，应天府训导王汝玉、芜湖训导张伯颖为五经博士，这些都是破格的待遇。此后只在进士和庶吉士中提拔任用。宣德七年，大学士杨士奇推荐交趾南灵州知州黎恬，认为他的文学操行可以担任近侍，于是拜为右春坊右谕德。黎恬到来后，不符合舆论评价，江右人寓居在翰林院的有人嘲笑他，他就请求回到家乡。从此被推荐进入翰林院的人更加罕见了。天顺二年，忠国公石亨、大学士李孝交相推荐抚州处士吴与弼，召来任命为左春坊左谕德，他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成化十八年，广东布政使彭韶，巡抚两广都御史朱英交相推荐新会举人陈献章。陈献章到来后，吏部想试用他，他以生病为由推辞，自己陈述患病，请求回家侍奉赡养父母，皇帝下诏授予检讨，侍奉亲人终老，病愈后仍然来供职。陈献章就是吴与弼的门人。后来多次被推荐，都援引诏令不赴任。这两个人都以理学在当时闻名，隐居以求实现志向，天下人推崇他们。我私下认为科举科目不足以网罗天下的贤才，何况那些隐居山林、怀抱道义而不被任用，以及参加官府考试而屡次落第的人，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推荐举拔的制度，确实不可废除。

译铨注

洪武初年，本院官员都由荐举进入，虽然设立了进士科，但没有进入翰林院的。将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的丁显、练安、黄子澄任命为修撰，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的马京、齐麟等人任命为编修，吴文等人任命为检讨，都是出于简拔任用，不经过选官之法。命令下达礼部，只是进行铨注而已。后来便成为惯例，策试进士以第一名任亨泰为修撰，第二名唐震、第三名卢原质为编修，著为法令，至今沿袭。至于许观、张显宗、吴言信，则是张信、景清、戴德彝，则是陈安、尹昌隆、刘谔。这一年六月复试，则是韩克忠、王恕、焦胜遵循洪武乙丑年的例子，第一甲胡广、王艮、李贯都任修撰，第二甲吴溥、杨子荣、杨溥、刘现身都任编修。进士第一名曾棨提拔为修撰，第二名周述、第三名周孟简仍然铨选为编修，则是又遵循戊辰年的法令。林环、陈全、刘素、萧时中……（列举众多人名）……戴大宾。当时大学士焦芳掌权，第二甲第一名焦黄中，是焦芳的儿子。有内旨让黄中以及第三甲第一名胡续宗都担任检讨。等到黄中败落时，胡续宗也获罪被贬。杨慎、余本、邹守益……（列举众多人名）……戴大宾。大概自永乐以来，进士得以铨注的只有第一甲，而第二甲、第三甲必须改任庶吉士，才能得以铨注。

吉士

庶吉士的选拔，始于洪武年间。因为各位进士没有经历过世事，想要优待他们，让他们在各司观察政务，等熟悉干练后再任用他们。那些在本院、承敕监等近侍衙门的，取《尚书》“庶常吉士”的意义，都改称为庶吉士。那些在六部及各司的，则仍然称为进士。这一科本院的庶吉士则有陈淇等人，吏科则有杨靖等人，户科则有郭资等人，礼科则有徐旭等人。后来杨靖任刑部尚书，郭资任户部尚书，封忠勤伯。只有解缙、黄金华任中书庶吉士，沿袭此例。本院庶吉士选取数十人，挑选二十五人连同第一甲三人，让他们进入内阁学习。周忱自己陈述愿意位列其中，于是增加周忱成为二十九人，命令学士解缙统领此事，在御前亲自教导他们。首先提拔王英、王直为修撰，又提拔罗汝敬、余鼎、彭汝器为修撰，余学夔为检讨。杨相等人都任刑部主事。大概旧制想要培养人才积累日久，凭借他们成为人才，依次提拔任用。然而急于晋升的人或许会有不满，所以杨相等人都被任命为刑部庶吉士。陈孟洁、曾春龄等人死在京师，有人以教习已近十年为由进言，当时舆论认为他们希求晋升。将张叔豫等都任命为府通判。第二甲庶吉士钱习礼、陈璲、黄寿、刘永清等人，教习不久都提拔为检讨。第三甲中则有方复等庶吉士王翶提拔为大理寺左寺正，宋琰、郑雍……（列举人名）……黄仲芳等人授予知县。只有曹义、彭麟应授予编修，许彬、连智授予检讨。庶吉士周叙、董璘……（列举人名）……陈珣都授予编修，其余都授予各司官员，各有差别。宣德年间，三科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的有二十八人，萨琦、赖世隆……（列举人名）……李绍授予检讨。徐珵后来改名为徐有贞，王振后来改名为王询。这一年还有选入六科近侍各衙门的庶吉士十二人，其中出自旧科的只有一人萧镃。只有萧镃授予编修。这一科以后才开始确定庶吉士只进入翰林院，但认为这是重要的事务，不轻易授予。因为四年、七年、十年的进士都不选拔。至此纯粹选拔北方及四川出身的人。第二甲万安、刘吉……（列举人名）……李泰授予编修，第三甲邢让、李本授予检讨，尹旻等人授予给事中、监察御史，各有差别。第二甲吴汇、周舆……（列举人名）……王献童缘授予编修，第三甲江潮宗、张业授予检讨，第二甲丘浚、

译彭华、尹直被任命为编修，二甲张元祯、汪谐、刘健壮被任命为编修，三甲周经、郑纪、张颐被任命为检讨，二甲李东阳、倪岳、焦芳、陈铎、谢铎被任命为编修，三甲傅瀚、张泰、吴希贤被任命为检讨，二甲林瀚、章懋、李杰、黃仲昭、商良臣被任命为编修，三甲庄永被任命为检讨，二甲费诜、尹龙、乔维翰、王臣被任命为编修，二甲梁储、张澯、杨傑、敖山、刘忠、于材、徐鹏、鄧掖、江澜、马廷用被任命为编修，三甲刘机、张芮、杨廷和楊时畅、武卫被任命为检讨，留任在翰林院的庶吉士到这时就很多了。二甲程楷、蒋冕、黄穆、傅圭、华峦、吴俨、罗玘、苏葵被任命为编修，三甲李逊学、石珤、毛紀被任命为检讨，二甲顾清、沈焘、吴一鹏、汪俊、周玉、黃澜被任命为编修，三甲薛格被任命为检讨，二甲濮韶、陈霁、叶德、贾咏被任命为编修，三甲汪伟、王九思、劉瑞被任命为检讨，二甲鲁铎、温仁和、李時、滕霄、毕济川、何瑭被任命为编修，三甲周祯、盛端明被任命为检讨，二甲崔铣、严嵩、湛若水、陸深、翟銮、徐缙被任命为编修，三甲段炅、穆孔晖、孫紹先、易舒诰、张邦奇被任命为检讨，二甲第四名刘仁宇是刘仁的儿子，逆臣刘瑾传达中旨，连同他上面的两名邵锐、黄芳以及三甲李志学、韩守愚共五人作为庶吉士，几个月后就任命邵锐、黄芳、刘仁为编修，刘瑾败亡后，刘仁被罢黜，邵锐、黄芳都因受牵连而贬官。二甲许成名、刘栋、张璧、應良、尹襄、刘朴、费寀、张潮、王思、孙承恩、劉泉、林文俊、孫紹祖被任命为编修，三甲金皋、吴惠、郭维藩、王元正、陳寰、张衍庆、边寔被任命为检讨，二甲汪佃、余承勋、黃易、江晖、刘世盛、葉桂章、叶式、马汝骥、王三錫、陈沂、邝灏被任命为编修，三甲张星、蕭与成、林时、季方、湯惟学被任命为检讨。这两科留任的庶吉士之多，以前是没有的。二甲廖道南、江汝璧、童承叙、黃佐、王相、王同祖、王用賓、张治被任命为编修。大概从宣德以前，同时授予部属、中书等官职，正统年间才开始有授予科道官的，成化以后不授予中书，正德辛未、丁丑年只授予科道官而没有部属，辛巳年又恢复同时授予。当初国家最重视这个选拔，即使是二甲第一名和会元，有的入选而不留任，有的留任而不授职，其严格到了这种程度。丘浚曾说：“每科不必多选，所选不过二十人；每选不必多留，所留不过三五人。”他的话确实是对的。然而一定要有通融变通的方法，然后才可以避免遗漏人才的叹息。高皇帝长久地教习他们，大概是想要让他们尽量积累学问以等待咨询，涵养德行以能够任用，然后才罢休。不曾很快地让前辈出入，说翰林官只有第一甲就立即授职，被选为庶吉士的，远的要八九年，近的要四五年，然后才授职。有不能胜任的，就改授其他职务。世人因为职务清闲事务简单，称翰林为玉堂仙，也是非常贴切的比喻。现在公署教习不过三年，就评定品级决定去留，假使有晚成的人在其中，从哪里晋升呢？成祖特意亲自校阅，该授予科道、部属等官职的，有志向进修的人，允许自己陈述愿意就近侍奉其他职务，如高谷等人被授为中书舍人的例子。高谷后来因为学问品行特别优秀，升任司直郎，于是进入翰林院担任侍讲。宣德年间著为法令，大概是为了使华美的儒生不至于有遗漏，而祖宗的制度可以恢复。

译编纂修撰

洪武六年十二月，任命儒士朱右、赵埙、朱濂孙担任编修，负责编纂《日厯》，因此他们作辞推辞，不肯接受任命。次年五月，《日厯》才编纂完成，说编纂修撰人员被提拔任用，大概是从这时开始的。洪武末年，担任修史官的有教谕等官王景高、让吴勤、赵友士、端孝思、张秉彝、唐耕、叶惠仲、胡仲昭等人。王景高随即被任命为侍读，其余各人分别被任命为主事。永乐初年，高庙实录修成，皇帝下诏确定各位臣子的品级，任命太常寺博士钱仲益、知县杨瓛、梁潜、王褒为修撰，国子监助教王达、给事中朱纮为编修，使者蒋骥为检讨，国子监博士金玉铉为五经博士，晋王府伴读苏伯厚为侍书，教谕解荣、刘宗平为待诏，誊录生员金实为典籍，也有京城官员被提拔为地方官的。皇上亲自裁定，斟酌衡量才能，授予品级职务。等到重修高庙实录以及编纂《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大典》等书时，主事李时勉、陈敬宗等人被提拔为侍讲等官，各有不同。此后，编纂修撰人员被提拔任用的，主事刘球、陈叔刚改任侍讲，御史邵宏誉改任编修。从此以后，编纂修撰一职专门由本院官员担任，这个惯例于是废止。

孝行

洪武二十六年八月，皇帝下诏褒奖浦江郑氏累世同居，家规能够笃行。同乡王氏效仿他们，于是征召这两家三十岁以上的子弟到朝廷。到达后，让他们自行推举，于是任命郑济为左春坊左庶子，王勤为右春坊右庶子。徐州百姓权谨，十岁时父亲去世，哀痛过度几乎昏厥。洪武年间，因被推荐担任乐安县知县，晋升为光禄寺署丞。迎接母亲来奉养，母亲生病，他呼天祈求代替母亲受病。母亲去世后，他背土筑坟，在墓旁结庐守孝三年，哭泣不停。事情上报后，圣祖任命他为文华殿大学士，他推辞不被允许，以此教化天下为人子者。不久改任通政司右参议退休，仍然表彰他的家门为“孝行”。说：“《诗经》中有这样的话，有依靠有辅佐，有孝心有德行，来引导来辅佐。圣人用孝道治理天下，本来就是这样。如果以文章自夸，在家不修德行，却想在朝廷上显扬，本来就已经很难了。”

直谏

洪武十五年二月，任命福建儒士沈士荣为待诏。沈士荣上疏直言天下大事，认为应当修明政治、减轻刑罚，并且请求赐予笔纸条列事宜，或者入宫侍奉左右，激烈议论各种事务。皇帝非常看重他的刚直，赐下手诏褒奖重视他。十六年十月，秀才周焕奎、高孟文入朝觐见，议论时事恳切，皇上非常高兴，都提拔他们为检讨。二十六年十一月，入朝觐见的学官，皇上询问民间政事的得失，在座的人大多应对不符合圣意，只有秦州训导门克新陈述奏对光明正直，被提拔为右赞善。绍兴府学教授王俊华，因擅长文辞被提拔为右赞善。皇上召见两人对他们说：“我之所以左任门克新而右任王俊华，是因为重视直言的缘故。”两人都惶恐而心悦诚服。另一天，侍臣李思迪、马懿询问时沉默不语，就被罢黜。让忠诚正直的言论每天都能听到，圣祖留下的谋略真是深远啊。

耆俊

太祖曾经说：“古代的老人，虽然不让他们处理政务，至于咨询谋划，那么老人阅历多，见闻广，通晓人情，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所以洪武年间多提拔老成之士，在本院任职，以及担任东宫辅导。老儒刘靖、关贤担任庶子，赵肃、何显、周担任谕德，学士刘三吾、文渊阁大学士朱善、司直郎汪仲鲁，都年过六十，当时承受顾问，辅佐太子。上朝时与同僚并列，赐坐时连席而坐，衣冠严整雅致修洁，人们望见就尊敬他们。当时称为翰林三老。洪武十九年七月，下诏举荐经学明达、品行修养好、熟谙时务的人士，年龄在七十岁以下的，郡县以礼送京师。皇上说：“近来有关部门不体谅我的意思，哪里知道老成是古人所看重的？周文王任用吕尚而兴盛，秦穆公不听蹇叔而失败。伏生虽然年老，还能传授经书，怎么可以一概因为年老就抛弃他们呢？如果年龄在六十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应当安置在翰林院以备顾问。”圣祖留下的谋略，任用老臣，达到极致的治理，有不是前代能比得上的。

隐逸

处士吴与弼被推荐时，天顺元年十月，皇上派遣使者曹隆传旨说：“渴望您来朝，以资启发开导。”二年五月壬寅日到达京师，当时特别召见大学士李贤，问说：“给吴与弼授予谕德怎么样？”李贤回答说：“可以。但是谕德有左有右。”皇上说：“给他左谕德。”授予左谕德，吴与弼坚决推辞。皇上在文华殿召见应对，赐予纱罗、羊、酒、柴米，有旨意说：“朝廷很久就听说您高洁的节义，特意征聘，现在您惠然远来，喜悦。但是礼物用来表达诚意，官职用来任命德行，礼节并不过分，不允许您的推辞。”有人劝他就职，吴与弼说：“浅陋的学问，衰病的身体，哪里能胜任差使，敢窃取俸禄吗！”再次上疏推辞，皇上褒奖答复他，其中有说：“也不麻烦您处理冗杂的事务，特意安置您在宫僚的职位，不必再推辞。”戊申日，大学士李贤请示皇上召他入内阁讲解《中庸》。己酉日，三次上疏推辞，并且请求阅览阁中秘书，有旨意坚决推辞。虽然得到了难以进取的道义，衡量中道，岂不是过分了吗？想要阅览秘书，可以勉强行事就职。丙辰日，命令他的儿子吴琮到吏部报告疾病。七月庚寅日，四次上疏最终推辞，奉旨说：“既然年老有病，不能供职，准许推辞。”丙申日，进呈封事

译十策：一是尊崇圣人的志向，二是广博圣人的学问，三是弘扬圣人的德行，四是爱民如子，五是谨慎地发布教令，六是敦厚教化，七是澄清百官，八是整顿各项政务，九是广开言路，十是君臣同心同德。乙未日，皇上召他进入文华殿，皇上的眷顾赏赐没有止境，赐给他银两，供给他每月的俸禄，又派遣行人王惟善护送他回家，仍然下诏褒奖嘉许，表示恳切诚挚的心意。吴与弼辞别后，皇上敕令王惟善说：“天气渐渐寒冷，吴与弼年事已高，一路上要好好照顾他，不要让他劳累。”古代帝王褒奖贤才的盛大节操，大臣推举贤才的盛大举措，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极致。

译圣裔

洪武六年四月，孔子五十五代孙孔克表因学问品行被举荐，皇上与他谈论经史，他进献的言论都符合皇上的心意，于是任命他为修撰兼国史编修官。永乐年间以后，屡次推行表彰贤良、世袭俸禄的制度，颜子、孟子、周子、程子、朱子的后裔，选拔宗子上报朝廷，都授予世袭五经博士的职位，只是居住在乡里，给予俸禄以供奉祭祀罢了。景泰年间，诚意伯刘基的后裔也援引这个先例，得以世袭五经博士。弘治年间，孔子嫡派在浙江衢州的，地方官将宗子孔彦绳奏报朝廷，皇帝下诏授予他世袭五经博士。不久改任刘基的后裔为指挥，于是尊崇道德、酬谢功勋的意图就非常明显了。当今皇上登基，推崇重视世代积德，恢复功臣刘基之孙刘瑜为诚意伯，这大概是千古的盛大典礼。

任子

洪武九年六月，皇上对学士承旨宋濂说：“我从平民出身，你从田野间起用，位列侍从，世代与国家同休戚，不也很美好吗？”催促授予他的子孙官职，宋濂屡次推辞谢恩，不敢接受诏命，皇上不允许。于是征召长子宋濂的儿子宋慎担任殿廷仪礼司序班。不久，又召见宋濂的孙子宋璲，任命为中书舍人。皇上时常出题测试宋璲和宋慎，并告诫他们。对宋濂说：“我替您教育子孙。”宋濂有时奏事很久，声称疲倦，于是特别命令宋璲、宋慎共同搀扶他下殿。父子祖孙三代都在内廷做官，当时的人认为这是荣耀。后来又录用宋濂的孙子宋怿担任本院侍书。永乐年间，学士胡广去世，皇帝下诏让他的儿子胡穜担任检讨，屡次升迁至修撰。洪熙年间，尚书兼詹事金忠的儿子金达提拔为检讨，赐他回家依亲读书。正统末年，改任给事中。尚书王直的儿子王资担任检讨。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则都荫庇担任尚宝丞及中书舍人。从此便成为定制，没有担任翰林官的。孝宗眷顾大学士丘浚等人，授予其后代官职的多达三四人，然而也有援引此例请求恩荫的人了。唯独宣德年间，大学士金幼孜病重，杨士奇、杨荣去探望他，他只说：“承受国家恩惠深重，活着时对当时没有益处，死后对后世没有益处，还有什么可说的？”有人启请身后的恩泽，他就严肃地说：“为子弟谋求俸禄，是君子所耻的。”这是最值得称道的。

改擢

本院官员特别清贵，旧例不轻易改任提拔。学士官虽然只是五品，但排序在尚书之上。洪武三年七月丙申日，任命太常寺卿魏观为侍读学士。洪武六年四月丙辰日，任命兵部尚书乐韶凤为侍讲学士，吏部尚书詹同为学士承旨仍然兼任吏部尚书。洪武八年三月，任命广西按察司佥事达鲁与权为修撰写。洪武十三年五月癸丑日，任命山西右布政使赵新为修撰。洪武十五年十一月戊午日，任命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殿大学士。洪武十六年十月，任命佥都御史茹太素为检讨，琼州知府赵瑁为左谕德。洪武三十四年九月，任命左佥都御史凌汉为左赞善。大概本院自从革除承旨后，成为五品衙门，居于众官之中，以学问品行著称，而改任提拔的人品级大多由尊改卑，这是尊崇儒学、重视文治的体制，应当是这样的。永乐初年进献高庙实录，还先提到学士王景而后才提到礼部尚书李至刚，其尊重程度可想而知。曾棨以状元及第，官居侍将近二十年，才得到侍讲学士的职位。皇上环顾左右说：“曾棨啊，授予学士了！”意思还觉得他太早了。这时燕王府左长史金忠不能列入翰林，只拜为工部官。宣宗虽然提拔山东张瑛进入翰林，是因为他曾经做过詹事府旧僚属的缘故。景帝从郕王府兴起，他的左长史仪铭官职也只到礼部左侍郎，没有立刻提拔为学士的。后来一天任命六位学士，当时的人认为名器滥用了。兵部尚书陈汝言对人说：“从前十八学士登瀛洲，现在六位学士同登，为什么说多呢？”这是景泰之治很少能善终的原因。我私下认为慎重名器，应当从本院开始。叶盛所著的《水东日记》，大概详细记载了这些。

兼职

本院官员起初只与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互相兼任职务。洪武年间未设置编修时，多由修撰兼任国史编修官。后来任命修撰任亨泰为詹事府少詹事兼任修撰，这是东宫官员兼任本院官员的开始。文华殿大学士全思诚兼任左春坊左中允，这是学士兼任宫僚的开始。凡是宫僚必须等到储君地位确定后才设置，但必须互相兼任，没有专任的。仁宗在东宫时，开始任命尚书蹇义、金忠兼任詹事，尚书李至刚兼任左春坊大学士，学士解缙兼任右春坊大学士，侍讲学士杨士奇等兼任中允，都遵循圣祖最初的制度。洪熙以后才开始有三孤及三师、三少、六卿、侍郎通政使、太常寺卿、少卿、尚宝司卿兼任本院官员的。正统以后才开始有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司参议兼任本院与殿阁官员的。如果詹事府詹事不设，就由尚书兼任学士掌管，左右谕德及司经洗马或兼任讲读，或兼任修撰、编修，或兼任校书等官，只根据时势来决定尊崇或卑微。成化以后内阁只用吏、户、礼三部兼职。如果左谕德则兼任侍读，右谕德则兼任侍讲等官，一定不变，是从弘治时开始的。正德年间詹事府、左

译右春坊、司经局等机构的官员没有一人，这是百余年来未曾有过的事。春坊、司经局的各种官印都寄存在本院，本院学士又缺了一人，由一人兼管两方印信，这大概是逆贼刘瑾和奸臣江彬主使的。大学士李东阳说：“旁观坐视而不能挽救匡正，罪责有所归属。”正是指这件事。

译殿阁词林记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殿阁词林记卷二十二

（明）黄佐、廖道南 撰

议礼（上）

祖宗时期，凡是国家的礼乐制度，都命令本院的儒臣商议后施行。洪武元年二月壬寅初一，中书省大臣及学士陶安等人进献关于郊社、宗庙的议礼说：“圜丘、方丘、宗庙、社稷，各自具有沿革情况。”陶安等人上奏说：“天子的大社，必须承受风雨霜露，以通达天地之气。如果是亡国的社，则用房屋覆盖，使其不承受天阳。现在在坛上建造房屋，是不适宜的。如果祭祀时遇到风雨，就在斋宫望祭，皇上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又制定了宗庙祭祀的礼仪，陶安与侍讲学士朱升、待制詹同等人历考秦汉以下的宗庙，都是同堂异室，四季都合祭。现在四座宗庙的时享，应当仿照上述命令，春季单独祭祀，其他三季合祭，如同古制。到洪武二年三月戊戌，朱升等人奉诏撰写斋戒文：“大祀提前四天警戒，三天斋戒，共七天；中祀提前三天警戒，两天斋戒，共五天。”皇上命令凡是祭祀天地、社稷、宗庙、山川等神灵，是为了为生灵祈福，下令百官一体斋戒；如果是个人有所祈祷，则不下令斋戒。八月，制定大祀接受誓戒的礼仪。九月乙巳，下诏将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以及寿星五神定为中祀，命令翰林院撰写文章。洪武七年六月乙卯，皇上认为大祀终献结束后才进行分献，在礼仪上不妥当，命令宋濂、詹同商议。认为如果进行初献礼，在奠玉帛即将结束时，分献官进行初献礼，亚献、终献都照此办理。八月辛酉，监察御史达鲁与权请求举行禘祭，下交礼部、太常寺、翰林院商议。认为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其始祖所从出可以推知，所以禘礼可以举行。自汉朝以来世系无法考证，不能考证其始祖所从出，当时所谓的禘祭不过是合祭已祧的祖先牌位，按昭穆次序祭祀，这是古代的大祫，不是禘祭。宋神宗曾经说：“禘祭是用来审察祖先所从出的。”这就是说，不知道祖先所从出，禘礼就不能举行。洪武八年十一月乙丑，下诏翰林院考定大祀登坛脱鞋的礼仪。学士乐韶凤上奏说：“祭祀当天，大驾亲临祭坛，进入幕次脱鞋，升坛执事等官员都在外面脱鞋，依次升坛供职。协律郎、乐舞生依照旧例穿着袜子就位。祭祀结束后降坛穿鞋，皇上听从了这个建议。”正月，在南郊合祀天地，下诏儒臣记录这件事。洪武九年五月乙丑，将要在方丘举行祭祀，恰逢晋王妃去世，皇上命令宋濂考据古制上报。宋濂回答说：“郊社的礼仪，是国家的大事，圣人所重视，即使有三年之丧，也不敢废除，以示尊重。”洪武二十五年六月，懿文皇太子去世，时享在即，命令翰林院、礼部商议。学士刘三吾等人上奏说：“《王制》规定三年不祭祀，只有天地社稷不敢因卑贱而废除尊贵。宋真宗居丧改穿吉服，服丧期满的次年，就享祭太庙、祭祀天地，服衮冕、车辂、仪物、音乐等缘于神事的不废除，其卤簿、鼓吹等音乐都具备但不演奏。现在商议天地社稷、先师、历代帝王等神灵，应当如同宋制。只有太庙先祖灵神，所在国家已有丧事，而时享使用音乐，恐怕神灵不乐意听，应当具备但不演奏。”皇上听从了这个建议。后来皇上亲自根据自己的意旨制定了郊庙礼仪。庶吉士解缙曾经上疏说：“六经残缺，没有比礼乐更严重的，应当纠正礼经。祭祀上天应当恢复扫地之规，尊崇祖先应当具备七庙之制。”皇上嘉奖他的见识。在此之前，洪武二年八月，下诏天下郡县举荐素志高洁、博通古今、练达时宜的人士，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礼送至京城编纂礼书。洪武二十年十月，谕令礼部召集诸儒臣考据臣僚尊卑礼仪的旧制，重新删订，共二十六条，施行。改元之初，就制定了释奠先师的礼仪，在仲春、仲秋两个上丁日，降香遣官在国学祭祀。又下诏制定亲征、遣将诸军的礼仪以及太岁、风云雷雨、岳镇山川、城隍等神灵的祭祀礼仪。关于冠礼，皇太子加冠，翰林院撰写祝文祝辞，因此制定了天子冠礼。不久制定了皇太子、亲王以及士庶的婚礼，都由本院会同中书省大臣商议上报。关于王国的礼乐以及合祀山川的仪式，则由本院、礼部与王府官员商议上报。于是命令燕、齐祭祀东海，齐、鲁祭祀东岳、东镇，秦、蜀祭祀西海，晋祭祀北海。处理孝慈皇后丧事，专门下诏本院定议上报。成穆贵妃去世，下诏本院考据古制，规定父母都服斩衰三年，儿子为庶母服期月。书成颁布施行，称为《孝慈录》。又考议陵寝朔望节序的祭祀以及祭祀前代忠臣穿便服行服等节次，现在见于《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等书中。虽然损益古今之宜，但都出自圣意，众人不能违背。即使是敢于直言如解缙，也没有因为他的意见与自己不同而治罪。如果把意见不同的人视为罪过，那么必然把意见相同的人视为有功；把意见相同的人视为有功，那就是礼乐出自臣下了。嘉靖九年正月十四日，当今皇上大诏廷臣询问圜丘方泽的礼仪，臣道南上奏说：“近来伏蒙皇上颁赐敕谕，询问天地宗庙社稷的重要性，以及日月太岁等神灵从祀的适宜性。臣愚昧，哪里足以知道这些？《中庸》说：”

译“不是天子，不议定礼制，不制定法度，不考订文字。”又说：“君子的道理，以自身为根本，在百姓中验证，考察三王的事迹而不谬误，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违背，质询于鬼神而没有疑虑，等待百世后的圣人也不会困惑。”因此，通晓礼乐内在精神的人能够创作，了解礼乐外在形式的人能够传述。地位高的人推行礼乐，天地将会为之彰显。臣愚昧地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前，大道公之于天下，礼制记载于经书，而典章法则明确完备；三代以后，大道已经隐没，礼制记载于史书，而议论纷纭杂乱。如果不是天子建立中和的最高准则，圣人通达幽深与显明的道理，怎么能裁断各种言论的淆乱，以达成美好典礼的融会贯通呢？

谨按《周礼》：大宗伯掌管建立邦国的天神、人鬼、地祇的礼仪。小宗伯在四郊划定五帝的祭祀场所，四望、四类也是如此。划定山川、丘陵、坟衍的祭祀场所，各自根据其方位。大概是为了辨别方位、划分郊野，排列神灵、确定位次，效法天地高低的形象，顺应阴阳刚柔的意义。它的礼器有说：“用苍璧祭祀天，用黄琮祭祀地。”有说：“用四圭有邸，来祭祀天并旅祭上帝；用两圭有邸，来祭祀地并旅祭四望。”它的乐舞有说：“演奏黄钟，歌唱大吕，舞蹈云门，来祭祀天神；演奏太簇，歌唱应钟，舞蹈咸池，来祭祀地祇。”有说：“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的管，云和的琴瑟，在冬至日于地上的圜丘，演奏这些。”“以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灵鼓灵鼗，孙竹的管，空桑的琴瑟，在夏至日于泽中的方丘，演奏这些。”这是周人祭祀天地的遗留典制。

《祭法》说：“在泰坛焚烧柴火，是祭祀天；在泰折埋藏祭品，是祭祀地。”《礼器》说：“建造高处一定要凭借丘陵，建造低处一定要凭借川泽，依据天的特性来侍奉天，依据地的特性来侍奉地。”《王制》说：“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又说：“只有祭祀天地社稷，可以越过绋绳而举行仪式。”又说：“祭祀天地的牛，角像茧栗一样，那么它的意义也就明白了。”然而也有专门说祭祀天的：“说禋祀昊天上帝，说王祀昊天上帝，就穿着大裘戴着冕，说这是郊祭，迎接长日的到来，在南郊划定场所，就阳位而言。”“说祭祀那天，王穿着衮服来象征天，大概天是众物的祖先，举其尊贵而言。”而天本来无所不覆盖。有兼说祭祀社的：“说在郊外祭祀帝，用来确定天的位置，在国都祭祀社，用来陈列地的利益。说郊祭，用来阐明天道；社祭用来神化地道。说礼在郊外施行，而百神接受职司；礼在社施行，而百货可以极尽。大概古代封国立社，举其重要而言；而地本来无所不承载。天地的道理，是正固而可观的；日月的道理，是正固而光明的。法象没有比天地更大的，悬象着明没有比日月更大的，变通没有比四时更大的。因此君主皇后用来承奉天地，配合格日月而顺应四时。如果认为祭祀不能分开郊祭，不宜有二祭，统合的理由是什么？天子在南郊亲自耕种，王后在北郊亲自养蚕。《月令》又是什么理由？孟春在东郊迎气，孟夏就在南郊；孟秋在西郊迎气，孟冬就在北郊。《祭义》又是什么理由？在东边祭日，在坛上，在王宫；在西边祭月，在坎中，在夜明。孔子系《易》说：‘天尊地卑，乾坤就确定了；高低陈列，贵贱就定位了。’难道日月在东边西边划定场所，迎气耕蚕分在南北，天地的位置唯独混乱而没有区别吗？如果《易》说享帝而不说享祇，那么帝大而尊，而各自有所取象；诗歌昊天而不歌后土，那么地卑而谦，而不敢专功。知道这些，那么虞朝把帝类于上帝，商朝告于上天，神后周朝郊祭用两头牛，春秋鲁人僭越祈谷的郊祭，先儒本来自有明辨。臣所以说：‘三代以前，大道公之于天下，而典章法则明确完备。’”

《汉郊祀志》记载：“秦朝祭祀四畤八神，汉高祖沿袭它，增加为五畤；武帝在甘泉祭祀太乙，在汾阴祭祀后土；成帝听从匡衡的建议，设立南北郊。”后来王莽创立天地合精、夫妇同牢的说法，而开始合祭了。光武中兴，虽然划定南北郊，但合祭也没有。改变它的人。《唐六典》：“正月在圜丘祭祀天祈谷，夏至在方丘祭祀皇地祇，都以高祖配享；孟夏在圜丘大雩，孟冬在方丘祭祀神州地祇，以太宗配享。”到武后亲自享祭南郊，而再次合祭了。玄宗中兴，虽然听从张说的建议，祭祀后土，但也未为得当。《宋史志》：“南郊起初有四祀，太宗开始在北郊创坛祭祀地；神宗因陈襄的建议，恢复南北郊。”等到南渡以后，而礼文逐渐废弛了。汉朝的议论，听从匡衡的五十人，听从许嘉的八人；宋朝的议论，听从陈襄的四十人，听从苏轼的五人。没有大儒君子，谁听从？而纠正它的程颐说：“元佑议论实行北郊，只因为五月，天子不能穿大裘，殊不知郊天郊地礼制本来不同，报本的祭祀只各自从其类。”朱熹说：“周礼

译有圜丘方泽的说法，后人却说社是后土，看来自有方泽之祭，这都是对宋代议礼不满的人。天道是父道，是君道；地道是母道，是臣道。天道至尊而没有与之对等者，地道没有独立的成就而代替天道完成终结。汉朝废弃礼制，是从王莽开始的，王莽作为臣子篡夺君位，是没有臣道的。唐朝废弃礼制，是从武则天开始的，武则天以阴侵扰阳，是没有母道的。宋人争论礼制，则又介于汉唐之间。所以我曾说：“夏商周三代之后，大道已经隐没，而议论纷纭。”

恭敬地回想我太祖高皇帝开国之初，广泛召集群儒，博采综合古典，首先设立礼乐两个局，沿袭考证制度，几年之后，在吴元年，在钟山南面建立圜丘，用来祭祀昊天上帝；在钟山北面建立方丘，用来祭祀后土皇祗。到了洪武元年二月壬寅初一，圣祖敕令礼部、翰林院、太常寺各位儒臣说：“自古以来圣帝明王拥有天下，没有比祭祀更严正的，所以当有事祭祀时，内心必须表达其诚敬，外表必须完备其仪文，以此来与神明交通。我承受天命，统一天下，首先推崇祭祀之事，但考虑到草创之初，典礼尚未完备，这如何能与神明交通，招致神灵赐福？”现在国家有大祭祀叫圜丘、方丘、宗庙、社稷，请各自陈述沿革情况进呈。于是丞相李善长、傅瓛等人，礼部尚书陶凯等人，学士陶安等人上奏议，认为应当恢复古制，在圜丘祭祀天时，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等神祇配享；在方丘祭祀地时，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等神祇配享；而宗庙社稷也各有议定。如今记载在圣祖《洪武实录》中的足以证明。那圜丘方丘的乐章都是圣祖亲自撰写，如今记载在御制文集里的足以证明。那图制的详细，礼仪的完备，如今记载在圣祖《存心录》及《大明集礼》祭祀礼仪中的足以证明。当时各位大臣如宋濂则有《天降膏露颂》及《观心亭纪》，用来记载事天之明；刘基则有《方丘颂》，用来记载事地之察。到了洪武十年，圣祖感念斋居时阴雨相应的征兆，阅览京房关于灾异的学说，就在旧址上建坛，合祀于一处，上面覆盖大祀殿。十二年才开始合祭。皇上又更改撰写了祭祀的乐章，如今记载在御制文集中。那先前分祭的，是斟酌万世帝王之道，礼的根本在于太始，这是先王的制度。圣祖沿袭它，而没有自己创制。后来合祭的，是感念一时灾异的相应，礼是顺从人情，这是后世的制度。圣祖也沿袭它，而没有自己创制。此后儒臣解缙上奏说：“配天应当恢复扫地之规，尊祖应当完备七庙之制。”而圣祖没有加罪于他，其中的意思也可以知道了。太祖迁都到北方，当时儒臣没有提出建议，以恢复圣祖初制的旧规，适宜今日皇上诏谕。礼乐百年之后才兴盛，难道不确实吗？

宗庙的制度，建国初期设立四亲庙，德祖玄皇帝庙在中间，懿祖在东第一庙，熙祖在西第一庙，仁祖在东第二庙。昭穆有固定的位置，禘祫有固定的时间，比照商朝七庙、周朝九庙的制度，其准则是一样的。到了九年十月乙卯，改建太庙，采用汉人同堂异室的制度，时享岁祫，则在神座上设置历代帝后的衣冠来祭祀，于是开始让功臣配享了。洪熙年间又增加姚广孝等人配享。古时人臣配享，只有伊尹见于《盘庚》篇，《周礼》凡是有功劳的人书写在太常，在太烝时祭祀，不过一年一次从享而已。汉朝祭祀功臣不在庙里而在庭院，曹魏才开始让荀攸配享，而唐宋就沿袭了。德行必须像伊尹，亲近必须像周公，才可以，何况其他人呢？现在九庙已经采用同堂异室的制度，历代帝后临在上位，一气流通，而功臣配享完全没有降等减杀，恐怕不符合古先圣王尊尊亲亲的道理。至于社稷的制度，皇上更改它是正确的。以前的议论者随意不考证，认为勾龙是共工氏的儿子。郑玄注疏认为共工是太皞之后、神农之前，以水土命名官职的人，他的儿子勾龙能平定水土，不是四凶中的共工。圣谕又说：“日月辅助上帝以成就化工，只每年祭祀一次，不能专诚以享臣。”按礼，《郊特牲》说郊祭，是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玉藻说朝日在东门之外。《周礼》大宗伯在东城郊祭日，在西城郊祭月。《祭法》王宫祭日，夜明祭月。《祭义》在坛上祭日，在坎中祭月，以区别幽明，以制约上下。在东祭日，在西祭月，以区别内外，以端正其位置。觐礼在东门之外拜日，反祀方明，在南门之外礼日，在北门之外礼月。天子大采朝日，祖识地德，所以在春分祭祀；少采夕月，纠虔天刑，所以在秋分祭祀。建国初期诸儒已有定议，我圣祖也有朝日夕月的文章，臣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又说：“有它的举措，没有人敢废弃。”现在的大祀殿，穹窿深邃，高大宽敞通达，高坛罗列，密树阴森，是祖宗所创立，上帝所栖止的地方

译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古人思念那个人，尚且喜爱他的树，不忍心砍伐，哪里敢说是毁坏它来伤害在天之灵呢？查考古代明堂的规制，正位于南方离卦之地。《大戴礼记》说：“明堂在近郊。”《韩诗传》说：“明堂在南郊七里之外。”淳于登说：“明堂在国都的南面，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他们的说法大多相同。孟子也说：“那明堂，是君王的殿堂。君王想要施行王道政治，就不要毁坏它。”周人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郊祀称为“天”，是为了尊崇它；明堂称为“帝”，是为了亲近它。天和帝，其礼仪是一样的。现在的太祀殿，正是仿照古代明堂的规制。“称为昊天上帝”，正是为了亲近它，但还没有完备尊崇它的典制。皇上效法古代帝王，一定要施行，臣哪里敢妄言来触犯既定的典制？又哪里敢不说话来辜负圣明的诏令？应该效法圣祖在南京最初的制度，在现在的南天门外，另外划定圆丘来祭祀上天，尊崇圣祖来配享，以效法周人尊崇后稷的礼仪；在北郊划定方丘，来祭祀皇地祇，以效法周人祭祀大地的礼仪；又在太祀殿宗祀太祖、成祖，以效法周人宗祀明堂的礼仪；在东郊划定大明坛，在西郊划定夜明坛，以效法周人朝拜日出、夕拜月出的礼仪；增加太庙大禘的祭祀，端正太祖面向南的尊位，将功臣配享移到两廊，这样尊崇就有等级，而天地的大义不会逾越；亲爱就有统绪，而历代帝后的大礼就没有隔阂了。凡是兴办大事，一定要动员大众；动员大众，一定费用巨大。现在水旱虫蝗，全国都在报告灾异；边疆盗贼，边境不时发生骚乱；民力已经枯竭，民财已经耗尽。皇上慎重对待典礼，体恤百姓的疾苦，或许动用内库的财物，不至于搜刮民财；或许借助工匠营建的劳力，不至于劳役民力，这样是可以的。安于循守旧制的人，害怕改变；相信耳目见闻的人，怀疑心志。议论礼制的学者，名义上聚众争辩，这是书生的常态罢了。就像从前群臣议论礼制那样，他们的心本来没有别的，只是见解不同罢了。臣担心现在群臣议论礼制，也像从前那样，他们的心也没有别的，只是见解不同罢了。皇上彰显祖制的重要性，参酌众议的公正，对于意见相同的不必认为是功劳，对于意见不同的不必认为是罪过，那么人心在下和谐，天心在上和谐，祖宗历代圣君在前监察，子孙亿万年后绵延不绝，亿万载无尽的福佑，关键在于此。

译议礼（下）

永乐十一年十二月，鸿胪寺上奏练习元旦朝贺的礼仪。皇帝下诏询问礼部及本院官员说：“元旦发生日食，百官朝贺的礼仪可以进行吗？”尚书吕震当时回答说：“日食与朝贺先后进行互不干扰。”侍郎仪智说：“同一天免除朝贺是恰当的。”成祖回头询问说：“日食时进行朝贺礼仪可以吗？”杨士奇回答说：“日食是天象中重大的变故，前代元旦发生日食大多不接受朝贺。宋仁宗时，元旦发生日食，富弼请求取消宴会撤去音乐，宰相吕夷简不听从。富弼说：‘万一契丹这样做，将成为中国的耻辱。’后来有人进言敌国在那天取消了宴会，仁宗深深后悔。现在免除朝贺确实恰当。”皇帝于是免除了朝贺及宴会，仍然赏赐百官节钞。

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朱橚、楚王朱桢相继来朝见，按惯例第二天去谒陵。周王先到，皇帝命令东宫皇太孙及各位皇孙陪同谒陵。已经走出东华门，皇帝突然召见杨荣、金幼孜、杨士奇问：“谒陵表达敬意的位次如何安排？”杨士奇回答说：“周、楚二王辈分尊贵，应当排列在稍前两侧的位子上。东宫殿下排列在稍后居中，皇太孙殿下也居中，排列在东宫之后。各位皇孙与皇太孙同列，分列在两侧。”皇帝说：“你所说的有依据吗？”回答说：“宋儒朱熹的《家礼》大致如此。”皇帝说：“我不曾熟读《家礼》，只是根据我的见解，写下位次。”于是拿出御笔所写的位次，正好与所说的相合。然而下面有六个字没有写，授予笔命杨士奇补全。于是派遣鸿胪丞周升快马加鞭送往陵墓，让他率领大家执行。

二十二年九月，礼部尚书吕震对仁宗说：“现在丧服已超过二十七天，请求仿照太祖效仿汉制的做法，脱去丧服换上吉服。”奏章已上，杨士奇对吕震说：“现在的丧服不能与此例相比，因为洪武皇帝有遗诏，况且仁孝皇后丧事时，成祖皇帝在位，脱去丧服后仍穿了几个月的白衣戴白帽。”当时黄淮的意见与杨士奇相同，但不敢明言违逆吕震。吕震出来后，忽然对尚书蹇义从旁解释说：“他们说的话合乎情理，国家大事是公事，岂能偏执己见，请兼取两种说法。”第二天早上都穿素衣戴白帽、黑角带，于是会同六部都察院具奏报告获准。第二天早上，皇帝戴素冠穿麻衣系麻带出来视朝，文臣只有学士，武臣只有英国公如皇帝一样穿着，其余都跟随吕震等人所定的制度。朝会退下，皇帝召见蹇义、夏原吉及杨士奇告诉他们说：“吕震昨天奏请换衣服，说都与你们商议决定然后上奏。当时我已怀疑他不对，只是听任臣下更换。梓宫还在殡，我岂能忍心更换？后听说杨士奇有言论，才知道吕震妄为。杨士奇所坚持的是对的，因此感叹说：张辅。”懂得礼仪的六卿竟然有不及的，又看着蹇义说：“你所折衷的意见，也不当然，不必再对人说了。”群臣听任其便。

十二月庚午日，百官在海印寺练习新年元旦的礼仪，使用音乐。第二天，杨士奇等人进言：“近来礼部与臣等已议定新年元旦朝仪不使用音乐，昨天练习礼仪仍然使用音乐，没有更改。现在四方朝见的官员都聚集在这里观礼，请求敕令礼部设置乐器但不演奏。”没有答复，大概是听信了吕震的话。杨荣、金幼孜都想停止，杨荣立即快步走出。杨士奇与黄淮不同意，三人于是再次进言。夜漏下十刻，没有得到旨意，不敢退下。于是有旨意命令礼部设置乐器但不演奏。

正月二日，特别召见杨士奇等四人到奉天门告诉他们说：“吕震每件事都误导我，你们所坚持的停止音乐最正确。作为君主以接受直谏为贤明，不接受直谏则过错更加深重；作为臣子以能直言为贤明，不能直言则忠诚未尽。如昨天朝会，如果听从吕震的话，现在后悔怎么来得及？从今以后遇到我行为有不当之处，只管尽情直言，不要以不被听从为忧虑。”各赏赐钞千缗，文币一套。

天顺年间，圣烈慈寿皇太后去世，英宗见学士李贤所穿的斩衰丧服与众人不同，取来查看，才知道李贤的服制符合古礼，立即以此为准，命令宫中全部更换。孟冬祭祀太庙，恰逢大丧礼未结束，皇帝以此询问李贤，李贤说应当等到脱去丧服后，这样人情事理两全，皇帝听从了。

癸未年春天，皇帝因脚病不视朝，召见李贤说：“大礼将至，而病未愈，想派遣官员代行可以吗？”李贤说：“也必须到坛所，虽然不能行礼，人心也安定。”皇帝到斋宫，又召见李贤说：“我只俯伏不能起身，想让人扶着我怎么样？”李贤说：“陛下能努力克服疾病行礼，更能体现敬天的诚心。”于是完成仪式返回。

皇帝因母亲胡氏因病请求单独尊号“静慈仙师”，认为这不是正当的典制，想上皇后尊谥，而左右认为不便，召问李贤。李贤说：“陛下这一念头，天地鬼神实临鉴之。然而臣的愚见，必须陵寝、享殿、神主都像奉天殿的形制，才足以称颂陛下的明孝，不然就是虚文。”皇帝立即命令听从。恭让章皇后是英宗的嫡母。

宪宗即位，内臣夏时鼓吹钱皇后久病，想将尊位加于生母。李贤与彭时援引遗诏，坚决不同意。夏时传入仁寿宫旨意说：“我作为皇帝母亲，应当为太后，哪有没儿子称太后的？”彭时说：“今天与宣德年间的事不同，胡皇后曾上表让位退居别宫，所以……”正统初年不加尊号，今天名分还在，岂能不尊？夏时说宜照例写让表，李贤与彭时说：

译“臣子谁敢擅自书写？”天子刚即位，天下人殷切盼望，凡事都应当遵循遗诏，或许能顺应天理，使人心信服。夏言变了脸色，认为这是偏袒。彭时拱手向天说：“祖宗神灵在上，钱皇后已经无后，有什么利益可图？之所以争辩，是为了保全皇上的圣德。”所以如果推广大孝之心，两宫同尊为宜。李贤等人都说对。夏言于是再次入宫请示说：“刚才皇上再三劝谕，已经允准了。”彭时等人于是执笔书写，尊皇后为慈懿皇太后，母妃为皇太后。（夏言）以为有疑问，彭时说：“加两个字好称呼罢了，其中并没有尊卑之分。”于是尊号的诏书就下达了。几天后，大太监覃包到内阁说：“并尊两位母亲，本出自皇上之意，只是委屈生母有难以言说的苦衷，如果不是两位先生力争，几乎误了大事。”彭时的同僚面有惭色，因为这项礼制的实行，是李贤和彭时的功劳。等到商议山陵（陵墓）事宜，李贤等人上疏请求建造玄宫为三个墓穴。夏言又坚持不答应。成化四年六月，慈懿皇太后去世，传旨商议山陵事宜。彭时等人说：“梓宫应当合葬裕陵，神主应当附祭太庙，这是一定的礼制，没有可商议的。”礼部尚书姚夔赞同说：“这正是正确的礼制。”夏言独自说：“不行，慈懿没有儿子，而且有疾病，怎么能进入山陵？只能比照胡后的例子葬在西山罢了。”不久皇上驾临文华殿，召内阁三人及各位内臣入内面议。皇上说：“朕难道不知道正礼是好的，但有所妨碍，所以让你们商议。”商辂说：“外面议论纷纷，如果不附祭合葬，那么人心不服，而且对圣德有损害。”刘定之说：“孝子做事不听从命令，即使圣母有话说，也不能听从。”皇上沉默了很久说：“合葬固然是孝，如果因此失去圣母的心，不能称为孝。”彭时说：“皇上大孝，应当以先帝的心为心。先帝时，慈懿始终如一，现在如果安放在左边，空出右边，以等待后来者，那么两全其美，或许不违背先帝的意愿。”夏言说：“先前阁下商议作三个墓穴，已经不被允许。”彭时说：“那时考虑到有今天的情况，所以预先提出这个建议，现在必须依照之前的处置才合适。”皇上虽然没有允准，但脸色很温和。彭时于是说：“臣等的话不恰当，想上疏陈述，请求皇上再三劝谕圣母以完成大事。”皇上说：“拟好进来给我看。”当晚彭时等人上疏进呈，有旨令百官会议明白。礼部召集文武大臣商议，都说彭时等人的话是对的。内批没有允准，想另外选择地点，于是伏阙谏诤，这才实行。此事记载在伏阙谏诤中。弘治初年，下诏商议宪宗升祔及孝穆皇太后附祭的礼仪，议论者意见各不相同。礼部左侍郎倪岳说：德祖以上无可再推尊，那么德祖视同周朝的后稷，太祖太宗视同周朝的文王武王，百世不迁。懿祖以下依次迁移。现在宪宗升祔，那么懿祖神主应当迁出，适宜在太庙寝殿之后，大致仿照夹室的制度，另外建一座殿，殿有九室，以收藏迁出的神主。每年墓时享祭，则奉迁出的神主仍居旧位，以应合古祫祭的制度。又《周礼》春官大司乐，唱中吕，舞大濩，以享祭先妣，指的是姜嫄，帝喾的妃子，后稷的母亲，所以特立庙祭祀。而宋朝元德、懿德两位太后都有别庙，章献、章懿都建有奉慈殿，孝穆神主适宜在奉先殿旁另建一庙，岁时祭享，全都像奉先殿的仪制。听从了，于是便建造了祧庙及奉慈殿。当时只有学士杨守陈独自认为德祖比附宋朝僖祖百世不迁是不合礼的，直言：“礼制，天子七庙，祖有功，宗有德，这是孔子的话。凡是号称太祖的，就是始祖，必定事奉他以配天，像商朝的契、周朝的后稷就是这样。议论者只说大臣曾经采纳王安石的说法而不听从孔子，于是使七庙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然配天，而不正南面之位，名与实相违背，难道是先王的礼制吗？如果因为降而合食是不合礼，那么王者既立始祖之庙，又推尊始祖所出的帝而配享，本来没有嫌隙。宪宗升祔，请求并附祭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以下为七庙。将来祧尽，那么以太祖拟同契稷而将迁出的神主藏于后寝，祫祭礼行于前庙。时享则尊太祖，袷祭则尊德祖，各不失尊，或许不违背礼制。”议论者不听从。十七年三月，圣慈仁寿太皇太后去世，皇上驾临西角门，朝退后，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到门内扉，于是关闭。皇上驾临暖阁素幄，在床前起立，看着他们说：“先生们上来。”刘健等都到了幄内。皇上说：“关于陵庙的事，与先生们商量。”刘健等仰奏说：“昨天蒙派遣太监扶安谕示，孝庄睿皇后合葬不合礼，想要厘正，这是盛德之事，臣等仰见皇上圣孝高出前古，不胜欣喜羡慕。”皇上从袖中取出一张裕陵图，指示陵门内有两个隧道，其中一个向西行。向北转而至的是英宗皇堂，空出右边的墓穴，而中间有道可以通往来。其中一个向东行，向北转而至的是孝庄玄堂，相距可数丈，中间隔开不通，于是说这大不合礼。李东阳回答说起初不知道，昨天看到成化年间彭时、姚夔的奏疏，先朝

译大臣们都像这样忠厚为国。徐健与张迁回答说：“英宗有遗命，让钱皇后与我合葬，大学士李贤将此记在阁中。”皇上说：“既然有遗命，当时为何不这样做？”徐东阳回答说：“臣等听说当时另有其他议论，所以委曲迁就如此，并非先帝的本意。”皇上说：“先帝也是迫不得已罢了。”徐健等人上奏说：“确实如圣上所言，但如今由圣上决断，不要畏惧改变做法，那么天下臣民没有不感到痛快的。”皇上说：“钦天监说恐怕会惊动风水，朕不以为然，阴阳宜忌的说法不值得相信。”皇上又说：“朕已经拆除了，今天开墓穴合葬，难道不是惊动风水吗？如果皇陵内部不通，那么天地之气就会闭塞，于是用手指在纸上画道：如果像这样打通，那么风气就能流通，只要凭一点诚心去做，想来也没有害处。”徐东阳称赞说：“皇上一念孝诚，可以感动上天，吉祥没有不利。”徐健等人也都极力称赞说：“皇上所见高出寻常万万倍，希望不要再怀疑。”皇上说：“这件事不难，但祔庙的礼仪尤其应当讲究。”徐健等人上奏说：“先前奏议已经确定，慈懿太后居左，如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祔葬于裕陵，配享英宗庙，并且引用唐宋旧例作为证据，臣等不敢轻易议论。其实汉朝以前只有一帝一后，唐朝才开始有二后，宋朝也有三后一起祔葬的。”皇上说：“二后已经不对，如果是三后尤其不合礼制。”张迁回答说：“那三后中一位是继立为后，一位是生母。”皇上说：“做事必须效法古人，末世轻贱亵渎的事情不值得学习。”徐东阳回答说：“皇上应当以尧舜为法则。”皇上说：“对，宗庙之事关系纲常极重，怎么可以有丝毫僭越差错？太皇太后抚育朕身，恩德深厚，朕怎敢忘记，但这只是个人的私情罢了。钱太后是皇祖册立的正后，我祖以来只有一帝一后，如今如果一起祔葬，就从朕这里坏了规矩，恐怕后来杂乱无章极了。况且奉先殿的祭祀，先生们尚且不知道，英宗皇祖只设一座，每次祭祀饭一份，匙一把而已。”徐健等人仓促间不理解，只是应答说：“是是。”退下后思考，原来孝庄太后尚未配享。皇上又说：“孝穆太后是朕的生母，只尊称为皇太后，另设奉慈殿祭祀，如今仁寿宫前殿非常宽敞，打算奉太皇太后于此，日后奉孝穆太后于后殿，每年祭祀，一如太庙，不敢稍有欠缺。”徐健等人都未敢回应圣意，大概是认为当今皇太后千秋万岁之后（才需如此）。徐东阳说：“皇上提到孝穆太后，尤其显见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皇上说：“这件事却难处理，实行则道理上不安，不实行则违背先帝之意，又违背群臣会议。会议还可以，奈何先帝呢？朕曾思考得夜不能寐。先帝固然重要，而祖宗的制度更为重要啊。”徐东阳说：“希望圣上主张确定，臣等无不奉行。”皇上说：“朕也难以降旨，先生们是朕的心腹大臣，好好处置。”这日皇上称“心腹”三次，称“先生”十几次，徐健等人感激称谢，都叩头起身。次日朝退，皇上起身呼唤内阁徐健等人到暖阁帷帐前站立，问道：“先生们昨日所进令多官会议，是几个衙门?”徐健等人说：“就是前日上奏议谥号的那些。”徐东阳逐一回答说：“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以及詹事府、翰林院。”话未说完，皇上急忙说：“有翰林院最好，考拟古今大典礼，必须用翰林院。”又说：“有科道官吗?”都回答说：“有。”皇上又说：“好。”过了一会儿说：“没别的话，回去办事。”大概这日专门是为了询问翰林院。从此每次召见必在朝退后站立呼唤内阁，未曾直呼其名。二十一日再次召见，皇上从袖中取出会议奏本问道：“此事如何?”徐东阳上奏说：“不知圣意如何。”皇上说：“先生们怎么说?”徐健等人回答说：“正是古礼。”皇上说：“仍然称太皇太后可以吗?”都回答说：“既然是别庙，必须这样尊称为恰当。”皇上说：“如何批复?”张迁回答说：“必须说得委婉。”徐东阳说：“要体现重视此事。”皇上说：“对，宗庙之事重要，要体现今后世世代代子孙崇奉不缺的意思。”此本随文书送来，徐健等人说：“臣等领去。”皇上即将奏本交给徐健，又目送他们出去。二十二日再次召见，皇上从袖中取出奉先殿图，指示说：“这与太庙寝宫的规制一般，平时祭荐都在这里。”又指着廊间有门通向西边一区说：“这是奉慈殿，旧为神库，如今廊庑及井都未动。”指着东边，又有一区别为门面南五间，东西廊各五间，这是神厨，想这样建庙可以吗?徐健等人回答说：“这最方便。”徐东阳说：“只是不知宽窄如何?”皇上说：“宽窄有定数。”于是指着旁边说：“东西十几丈，南北二十丈后。”有墙，墙的后面是米仓，大概比奉慈殿深不到八尺，都请示说：“墙可以扩展吗?”皇上说：“必须扩展，其西偏有井亭，也必须去掉。”又说：“想迁孝穆太后并祭于此，如何?”徐健等人都回答说：“很恰当。”再问再答，皇上说：“位次顺序如何

译健等人回答说：“太皇太后居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右各一室。”皇上说：“必须居左。”后来有类似情况，却居右。东阳说：“太皇太后居中，才能供外廷瞻仰。”这原本已过了几天，皇上说：“正因为宗庙位置未定，现在已定就出来了。”众人都拜谢退出。如同前次会议，礼部尚书吴宽也说：“周朝在别庙祭祀姜嫄，《诗经》称之为闵宫。鲁桓公的母亲仲子不能附祭于宗庙，《春秋》记载为‘考仲子之宫’。直到宋朝才开始有两后并附祭的说法，但这难道是后世所应效法的吗？”皇上的心意与之相合。二十五日御批写道：“祭祀享祀是重大事务，礼仪应当详细审慎。你们查考古典及祖宗宗庙制度，既然已经明白，都准许所议，特别建庙等享，仍称太皇太后，以表达我尊崇亲爱之意。后世子孙遵守崇奉，永远作为定制。”于是朝廷内外一致赞同，称此举合乎礼制。

译审乐

吴元年七月乙亥，皇上驾临戟门，召学士朱升带领乐舞生入朝觐见，设置杂乐，命令他们试奏。皇上亲自敲击石磬，命朱升辨别五音。朱升把宫音辨作征音，皇上说：“为什么把宫音当作征音呢？”起居注熊鼎回答说：“八音之中，石磬最难调和，所以《尚书》说‘我敲击石磬，百兽随之起舞’。”皇上说：“石磬的声音固然难以调和，然而音乐以人声为主，人声和谐则八音也就和谐了。”于是命令乐生登堂歌唱一曲。皇上又感叹说：“古代制作音乐是为了调和民声，感通神人，与天地同其和谐。近世的儒者很少精通音律之学，想要音乐和谐难道不难吗？”熊鼎等人回答说：“乐音不在外求，实在在于君主一心。君心和谐则天地之气也和谐，天地之气和谐则音乐也就无不和谐了。”皇上深以为然。此后命令朱升等人撰写圜丘、方丘的乐章，而朝享太庙等乐章则诏令梁寅等人分别撰写。永乐元年九月，成祖诏令学士王景等人拟撰乐章，最终没有施行。凡是舞蹈都习用于郊坛，武舞的左袖上书写“除暴安民”四字。弘治年间，采纳儒臣建议恢复此制。只有中和乐隶属于教坊，大多属于俗乐，如解缙所论述的那样。嘉靖九年六月十五日，臣道南上奏关于稽考古乐以辅助盛典的事宜。臣伏查洪武十七年六月庚午，我太祖高皇帝谕示说：“治理天下的道理，不过是礼乐二者而已。如果通晓礼而不通晓乐，不足以教化人心而推行治道；通晓乐而不通晓礼，不足以振作纪纲而确立中正之道。”臣曾经庄重诵读，见到圣祖独禀全智，超越千古，确实提升了大治之道，参赞万物化育，所以至治的馨香通达于神明，吉祥的征兆接连出现，记载于史册。礼乐百年之后才兴盛，确实如此。恭敬地认为皇上光继承圣祖的伟大宏图，开始举照明王的盛典，礼崇尚三典，乐完备四郊。近来御笔挥洒，亲自撰写圜丘、方丘的乐章，昭示焕发的文采，发挥道的奥妙，配合管弦，协调律吕，真有感动天地、感召鬼神的作用。臣认为古代帝王的音乐，没有比虞舜更好的，没有比周朝更完备的。《尚书》说：“我想听到六律五声八音，在治理与怠慢之间以出纳五言，你听。”周朝的大司乐用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来招致鬼神祗。大概圣人制定法则，必定以天地为根本。历法是用来经度天时的，律吕是用来候测地气的。天地互为经纬，律历互为表里。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配合。天五与地十合而生土，其声音为宫；地四与天九合而生金，其声音为商；天三与地八合而生木，其声音为角；地二与天七合而生火，其声音为征；天一与地六合而生水，其声音为羽。五声相生，轮流作为宫音。于是用八音来演奏，所以宣扬八风的和谐；声音协调于十二律，所以顺应四时的和气。有元气而后有和气，有元声而后有和声音。声音和谐则气和谐，气和谐则形体和谐，形体和谐而天地的和谐自然应和了。臣请就古乐中可行于今的，以及今乐中违背古制的来陈述。古代乐律的制度，阳律从乾，阴吕从坤。所以奏黄钟，歌大吕，以祭祀天神；奏太簇，歌应钟，以祭祀地祇；奏姑洗，歌南吕，以祭祀四望；奏蕤宾，歌函钟，以祭祀山川；奏夷则，歌小吕，以祭祀先妣；奏无射，歌夹钟，以祭祀先祖。大概人声与乐声相比，而抑扬高低，各有其节拍。现在的乐律则由太常寺职掌，协律郎传承已久，而逐渐失去了初衷；使用方式不同，而得不到元声。对于阴阳配合的道理，律吕子母的意义，未必完全符合。古代乐舞的设置，文舞用羽钥，武舞用干戚。所以祭祀天神则舞云门，祭祀地祇则舞咸池，祭祀四望则舞大磬，祭祀山川则舞大夏，祭祀先妣则舞大濩，祭祀先祖则舞大武。大概乐舞与乐律相应，而舞位舒疾，都合乎法度。现在的乐舞则隶习于太常寺，乐舞生的朱干玉戚，只画在服饰上；皇帗旄皋分不清舞列。对于乐师六舞的仪节，舞师四舞的节拍，恐怕未必完全符合。古代大享的礼仪，是为了亲近君臣。《周礼》规定王宫悬挂乐器，凡是宴饮奏燕乐，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在堂，钟鼓在庭，各从其类，不相扰乱。现在大祀庆成，在奉天殿设宴，教坊司承应，雅俗混淆，俳优杂进，恐怕不是用来恭敬承受上天余惠的方式。古代籍田的礼仪，是为了重视农事。《周礼》规定王出入则奏王夏，司空清理祭坛，农正陈列耒耜，郁人进献郁鬯，牺人进献醴酒，各司其职，不相越权。现在躬耕籍田，在先农坛设乐，教坊司承应，众伶纷扰，众剧喧哗。恐怕不是用来表率下民先务的方式。凡此几项，虽然记载在法令中，沿袭多年，而关系重大，厘正应当紧急。宋儒周敦颐说：“音乐，古代用来平心，现在用来助欲；古代用来宣化，现在用来长怨。不恢复古礼，不改变今

译追求音乐，却想要达到大治，那就相差太远了。」皇上效法古代帝王，施行古代典礼，天地日月的祭祀，已经恢复其原貌，但郊庙朝廷的音乐，尚未完全符合古制。《礼记》说：「创作的人称为圣，阐述的人称为明。圣人在上位，创作必定从今开始。」有人认为元声难以知晓，古乐难以恢复。臣遍查典籍，乐家的学说尚存。论述乐之本源的，有《乐记》；记载乐之文辞的，有《仪礼》。自周代以后，虽然失传，但司马迁撰写《律历书》，班固推崇它，因此有三统的论述。蔡元定著《律吕书》，朱熹称赞它，认为它自成一家之言。至于陈旸的《乐书》，则又详尽记载古今制度，毫无遗漏。然而想要寻求元声，应当在经书中寻求。《易经》说：「雷从地下奋起，豫卦，先王因此制作音乐以推崇德行。」雷，是运行天地元气，以鼓动万物生机的事物。知道雷的元气之所以发动，就知道乐的元声之所以宣发了。舜命令夔说：「诗表达志向，歌咏唱言辞，声音依从咏唱，律吕调和声音。」我圣祖对熊鼎说：「音乐以人声为主，人声和谐则八音协调。」这番训示，就是舜命令夔的意思，是万古不变的定论。《礼记》说：「知道声音而不知道音律的，是禽兽；知道音律而不知道音乐的，是百姓。」臣并非懂音乐的人，姑且陈述所闻，依据古乐书逐条解说：一曰考察五声以审定八音；二曰考察八音以审定十二律；三曰考察十二律以审定旋宫。如果历代各家的议论，互有得失，元代儒者许衡本来就有定论了。臣不敢详细陈述，谨推绎其义，开具进呈：一曰考察五声以审定八音。《礼记》说：「五声六律十二管，旋转互为宫调。」孟子也说：「不依靠六律，不能校正五音。」五音，是天地自然的声音。在天为五星的精气，在地为五行的气息，在人为五脏的声音。出于脾，合口而通之，称为宫；出于肺，开口而吐之，称为商；出于肝，张口涌吻，称为角；出于心，齿合吻开，称为征；出于肾，齿开吻聚，称为羽。宫，属土行，象征君主，其性信，其味甘，其色黄，其事务思，其方位戊己，其数八十一，其声厚重而舒缓，如同牛鸣叫于窖中，主合。商，属金行，象征臣子，其性义，其味辛，其色白，其事务言，其方位庚辛，其数七十二，其声明亮而敏捷，如同羊脱离群体，主张。角，属木行，象征百姓，其性仁，其味酸，其色青，其事务貌，其方位甲乙，其数六十四，其声防范而简约，如同雉鸡登上树木，主涌。征，属火行，象征事务，其性礼，其味苦，其色赤，其事务视，其方位丙丁，其数五十四，其声泛泛而急促，如同猪背负骇惧，主分。羽，属水行，象征万物，其性智，其味咸，其色黑，其事务听，其方位壬癸，其数四十八，其声散漫而空虚，如同马在野外鸣叫，主吐。宫数八十一，下生为征；征数五十四，上生为商；商数七十二，下生为羽；羽数四十八，上生为角；角数六十四。五色形成文采而不混乱，八风顺从律吕而不邪僻，百事得到数目而有常度。《史记》说：宫音触动脾而和正圣，商音触动肺而和正义，角音触动肝而和正仁，征音触动心而和正礼，羽音触动肾而和正智。听到宫音，使人温和舒缓而广大；听到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听到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听到征音，使人乐善而好施；听到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声音的道理，与政事相通。臣按，洪武十七年六月甲午日，我圣祖谕示礼部臣说：「古代的律吕协调天地自然之气，后世的律吕出于人为智巧的私心，天时与地气不审察，人声与乐声不相比，所以即使使用古代的诗歌篇章，使用古代的器物数目，也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伦。手击乐器而不得于心，口唱歌词而非出于志，人与乐截然分为二，却想要感动天地，感召鬼神，岂不难哉？」臣认为十二律生于八音，八音生于五声。汉代制氏只传承其铿锵歌舞，而不得其义。自从李延年进献新声，音乐开始杂乱。宋代的胡瑗、李照、范镇、阮逸，虽然议论很多，但不适用于实用，同样也没有得到真谛。伏愿皇上昭示宣扬祖训，敕令有关部门，延访通晓音乐的儒者，遴选掌管音乐的官员，务必重视其职责而不泛泛视之，作为常务，长久任职而不轻易更换，作为定数，凡协律郎，必须选择其品行端正谨慎，音律熟练的人，不许虚应故事，而卑劣污浊冗滥的人得以列在其中。凡乐舞生，必须选择其年貌精壮，礼节熟练的人，不许滥收庸品，而琐碎龌龊的人得以容其踪迹。这样或许教导有预备而有根本，习练长久而后教化，古乐就可以恢复了。二曰考察八音以审定十二律。

译《周易》说：“易有太极，由此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因此，只有乾是天下最阳的，石音归属于它。只有坤是天下最阴的，土音归属于它。竹音属于震，革音属于坎，匏音属于艮，声音虽然不同但都同属阳，都根本于乾。木音属于巽，丝音属于离，金音属于兑，声音虽然不同但都同属阴，都根本于坤。因此，石是乾音。它的风叫不周，它的声音温和而肃敬，它的音调清晰可辨，是立冬的气候。它作为乐器有玉磬、石磬、编磬、离磬、笙磬、颂磬、球、寋。革是坎音。它的风叫广莫，它的声音宏大，它的音调喧闹，是冬至的气候。它作为乐器有鼓、拊、鼙、鼗、应、鼖、■〈申东〉、提、靁、灵、建鼓、足鼓、楹鼓、悬鼓。匏是艮音。它的风叫融，它的声音高亢聚集，它的音调肃穆，是立春的气候。它作为乐器有凤笙、■〈〇巢〉笙、大竽、小竽、和。竹是震音。它的风叫明庶，它的声音高扬，它的音调温和，是春分的气候。它作为乐器有箫、钥、管、篞、篎、簥、篴、箎、簜。木是巽音。它的风叫清明，它的声音茂盛顺利，它的音调正直，是立夏的气候。它作为乐器有柷、敔、止、籈、椌楬、舂牍。丝是离音。它的风叫景，它的声音细微，它的音调悲哀，是夏至的气候。它作为乐器有琴、瑟、离琴、中琴、小琴、洒瑟、中瑟、小瑟。土是坤音。它的风叫凉，它的声音含蓄宏大，它的音调浑浊，是立秋的气候。它作为乐器有土鼓、瓦鼓、埙、缶、雅埙。金是兑音。它的风叫阊阖，它的声音庄重，它的音调铿锵，是秋分的气候。它作为乐器有钟、镛、编钟、镈钟、剽、栈、錞、镯、钲、铎。《乐记》说：“钟声铿锵以确立号令，号令以确立刚强，刚强以确立武德。君子听到钟声，就会想到武臣。磬声清越以确立明辨，明辨以致于舍生取义。君子听到磬声，就会想到为国捐躯的臣子。丝声哀婉以确立廉洁，廉洁以……”确立志向，君子听到琴瑟的声音，就会想到有志义的臣子。竹声滥滥，以确立会合，会合以聚集众人。君子听到竽笙箫管的声音，就会想到善于蓄积聚集的臣子。鼓鼙的声音喧闹，以确立行动，行动以激励众人。君子听到鼓鼙的声音，就会想到将帅之臣。因此，观察它们所感应的，天下的情状就显现了。臣按：建国初期吴元年七月乙亥日，皇上告诫起居注熊鼎说：“古代制作音乐，用来调和民声，感通神人，而与天地同其和谐。近世儒者，很少懂得音律之学，难道不难吗？”熊鼎回答说：“乐音不在外面寻求，实在在于人君的一心。君心和谐，那么天地之气也和谐。天地之气和谐，那么音乐也就无不和谐了。”臣认为古代音乐，只有虞舜的《韶》乐最为美好。懂得音乐的，只有后夔最为美好。像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季札在鲁国观赏《韶》乐，尚且能在百世之后兴起感发，何况当时的群后呢？此后像周朝的伶州鸠，晋国的师旷，鲁国的师襄，都能咏歌讽诵，从而在心中有所得，演绎阐述，使学问不谬误，君子取法他们。下至汉朝的郑玄、蔡邕，晋朝的荀朂，唐朝的祖孝孙，后周的王朴，宋朝的刘几、杨杰等人，虽然号称懂得音乐，终究不能像古人那样精微。伏愿皇上昭示宣扬祖先的训诫，命令有关部门，精心制作八音的器具，务必选择它们出产的地方，如峄山之阳的桐木，泗水之滨的石料，那么气韵完整而不差失。调和众乐使之成声，务必辨别旋宫转角的节度，像璧玉那样契合，像珍珠那样串联，那么音乐宏大而有章法。用十二律作为节度，而上符合乾象的文饰；用十二声作为齐量，而下宣示月令的气候。或许能符合古制而不失其正，不违逆今世而可以长久流传。三曰考察十二律以审定旋宫。《周易》说：“所谓神，是微妙地化育万物而言的。触动万物没有比雷更快的，搅动万物没有比风更快的，干燥万物没有比火更烈的，愉悦万物没有比泽更悦的，滋润万物没有比水更润的，终结万物、开始万物没有比艮更盛的。”因此万物在子月孽生萌芽，在丑月纽结发芽，在卯月冒芽破土，在辰巳月振作美好，在巳月茂盛，在午月咢布，在未月昧薆，在申月坚成，在酉月留熟，在戍月毕入，在亥月阂该。阳气在子月聚集，称为黄钟。其岁名困敦，其星宿为虚，其次为须女，其辰为星纪，其候为冬至，其卦为乾之初九。阴气在丑月回旋，称为大吕。其岁名赤奋若，其星宿为牵牛，其次为建星，其辰为元枵，其候为大寒，其卦为坤之六四。万物凑集于地而外出，称为太蔟。其岁名摄提格，其星宿为箕，其次为尾，其辰为娵訾，其候为启蛰，其卦为乾之九二。阴阳相夹而聚集，称为夹钟。其岁名单阏，其星宿为心，其次为房，其辰为降娄，其候为春分，其卦为坤之六五。万物洁净而齐发，

译这叫做姑洗。其对应的岁次是执徐，星宿是氐，星次是亢，时辰是大梁，节气是清明，卦象是乾卦的九三爻，万物旅行而向西行进，这叫做仲吕。其对应的岁次是大荒落，星宿是轸，星次是翼，时辰是实沈，节气是小满，卦象是坤卦的上六爻，阴气承接阳气而成为宾客，这叫做蕤宾。其对应的岁次是敦牂，星宿是张，星次是七星，时辰是鹑首，节气是夏至，卦象是乾卦的九四爻，万物成熟而且众多，这叫做林钟。其对应的岁次是恊洽，星宿是弧，星次是狼，时辰是鹑火，节气是大暑，卦象是坤卦的初六爻，万物平易而有法则，这叫做夷则。其对应的岁次是涒滩，星宿是伐，星次是参，时辰是鹑尾，节气是处暑，卦象是乾卦的九五爻，阳气旋转进入南方，这叫做南吕。其对应的岁次是作噩，星宿是毕，星次是昴，时辰是寿星，节气是秋分，卦象是坤卦的六二爻，阳气没有剩余而完结，这叫做无射。其对应的岁次是阉茂，星宿是胃，星次是奎，时辰是大火，节气是霜降，卦象是乾卦的上九爻，阴阳交感相应而开始闭藏，这叫做应钟。其对应的岁次是大渊献，星宿是壁，星次是室危，时辰是析木，节气是小雪，卦象是坤卦的六三爻。因此黄钟的实际长度是九寸，向下生出林钟。林钟的实际长度是六寸，向上生出太蔟。太蔟的实际长度是八寸，向下生出南吕。南吕的实际长度是五寸三分有余，向上生出姑洗。姑洗的实际长度是七寸一分有余，向下生出应钟。应钟的实际长度是四寸六分有余，向上生出蕤宾。蕤宾的实际长度是六寸二分有余，再向上生出大吕。大吕的实际长度是八寸三分有余，向下生出夷则。夷则的实际长度是五寸五分有余，向上生出夹钟。夹钟的实际长度是七寸四分有余，向下生出无射。无射的实际长度是四寸八分有余，向上生出仲吕。仲吕六寸五分有余，又反过来生出黄钟，从而变化无穷。《乐记》说：“清明象征天，广大象征地，终始象征四季，周旋象征风雨。”这是圣人制作音乐的根本。臣查考洪武四年六月戊申日，我们圣祖皇帝告诫礼部尚书陶凯等人说：“礼仪用来引导恭敬，音乐用来宣扬和谐。不恭敬不和谐，怎么能治理国家？元朝时古乐都废弃了，只有淫词艳曲轮流唱和，又让北方鄙陋的声音与正音混杂。更严重的是把古代帝王祭祀的神祇装扮成武队谐戏在殿廷表演，这不是用来引导中和、尊崇治国体制的做法。现在一切流俗喧闹、淫秽的音乐，全部摒弃不用。”臣认为古乐在现在不能恢复已经很久了，自从元朝进入中原，古乐更加废弃。我们圣祖扫除清洗，使朝廷清明，全都推崇古雅。看《大明集礼》所载，明亮如日月星辰，众人共同看见。无奈浸染日久，新声替代变化，俗乐混杂在雅乐中，羌乐混杂在俗乐中，而低沉急促的声音，沉溺怪异的技艺出现了。孔子说：“音乐就用韶舞，排斥郑声。”又说：“厌恶郑声，恐怕它扰乱音乐。”后来在夹谷的会盟，又斥责莱夷的舞蹈迷惑人心。汉朝臣子陈禅也说：“帝王的朝廷不应该演奏边疆的音乐。”古代音乐日益散亡就是这样，固然不能委托给乐师而寄托给翻译。伏愿皇上昭示宣扬祖训，命令有关部门逐一考订雅乐的章节，革除边疆音乐的乐部。凡是淫靡之声扰乱正音的，斥责它不让再使用；凡是妖冶之技出自奇邪的，禁止它不让再学习。或许风气从近处自行传播，而大道成为公理；风俗在远处端正，而颂声可以兴起了。奏疏呈上，皇上批示说：“礼部看了来报告。”礼部尚书李时，左侍郎严嵩，右侍郎若水等商议说：“中允道南所议论的音乐，无非是想恢复古正，如今用来成就一代盛典。然而音乐的精妙，自古难以精通。儒者的议论主于义理，所以考据广博而和谐则难；工艺的技术拘泥于传习，所以声音近似而义理确实违背。现在太常寺所传的音律，不仅不符合古制，对于国初制作的意图也很少保存。如果想要更改，恐怕难以立即实行。应当选拔精通音律的人，将前面所议论的条件让他逐一斟酌处理。至于朱干玉戚只画在服饰上，皇帗旄皋不辨别舞列，确实不是古人乐舞的意义。臣等私下认为这些仪文，不像音律那样难以更改，而祖宗以来遵行不变，或许有深意寓于其中，不是臣等所能测识的。所称庆成耤田乐章乐舞雅俗混杂，大概庆成有平定天下抚定四夷车书统一表率万邦，天命有德而又加上黄童白叟及蛮夷队舞两项承应，耤田有村田乐及感天队伍舞，都是承应。既然称为承应，那就是俗乐明显了。但是祭祀专用雅乐，朝会兼用俗乐，从唐宋以来都是这样。只有庆成有仰天恩、感地德的曲子，现在庆贺圜丘礼成而仍然使用感地德，似乎没有意义。况且各项乐章词句多俚俗，大都是乐工粗俗的话，确实不应该在朝廷使用并传给后世。现在想要因循祖宗的制度而稍加润色，宣扬功德的美好而比拟形容，暗中寓含劝诫警戒，不至于亵渎杂乱，对于治国体制不是没有补益。七月十五日奉圣旨

译考订音律，应等待真正懂行的人来执掌羽钥干戚等舞具，不宜将其图案绘在服饰上，应当依照礼制重新修订朝会、宴饮等音乐，且暂时暂且照旧。今年冬至大祀后的宴乐乐章曲名，仍着翰林院官员撰写使用。臣道南奉命撰写并进呈《庆成乐章》九奏，共四十九章。恭敬遵奉皇帝旨意，将“感地德”改为“感昊德”，两宫宴乐以及西苑无逸殿、豳风亭宴饮讲官的乐章，均由道南撰写进呈，由皇帝亲自裁定。

译殿阁词林记卷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