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阁词林记卷十四
撰兼右赞善梁潜为考试官，取王英等三百五十人。十六年侍讲曾棨为考试官，取董璘等二百五十人。十九年左春坊大学士杨士竒为考试官，取陈中等二百人。二十二年侍读学士曾棨为考试官，取叶恩等一百五十人。宣徳二年右春坊大学士曾棨为考试官取赵鼎等一百人，开科以来兼取南北士，而南士往往数倍于北。宣宗即位，始诏礼部岁取百人，南士十六，北士十四，着为令。既而更定，中科文各退五为中数焉。五年，侍读学士李时勉、侍读钱习礼为考试官，取陈诏等一百人。八年，少保兼大学士致仕黄淮为考试官，取刘哲等一百人。正綂元年，詹事兼侍读学士王直、侍讲学士陈循为考试官，取刘定之等一百人。四年，礼部左侍郎兼侍讲学士王直、学士蔺从善为考试官，取杨鼎等一百人。七年，礼部侍郎兼学士王英、侍读学士苗衷为考试官，取姚夔等一百五十人。十年，学士钱习礼、侍讲学士马愉为考试官，取商辂等一百五十人。十三年，工部右侍郎兼侍讲学士髙谷、侍讲杜宁为考试官，取岳正等一百五十人。景泰二年，戸部右侍郎兼学士江渊、修撰林文为考试官，取呉汇等二百一人。同考试官有侍讲刘俨，秩视修撰为髙，葢科第后于文，故也。五年，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商辂、司经局洗马兼修撰李绍为考试官，取彭华等三百五十人。天顺元年，学士薛瑄、通政司右叅议兼侍讲吕原为考试官，取夏积等三百人。四年，学士吕原、尚寳司少卿兼修撰柯潜为考试官，取陈选等一百五十人。是科会试举子不中者，奏考官校文颠倒，宜正其罪。上疑之，召问李贤，贤对曰：“此乃私忿，考官实无此弊，如臣弟让亦不中，可见其公。”上意方回，乃命礼部会翰林院考此举子，验其学多不能答题意，且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众，众议方息。七年，学士陈文、尚寳司少卿兼修撰柯潜为考试官，场屋灾，诏八月补试。以太常少卿兼学士彭时、侍读学士钱溥为考试官，而同考试官先后两入帘不改命者，修撰王献也。取呉釴等二百五十人。成化二年，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刘定之学士万安为考试官，取章■〈樊，心代大〉等三百五十人。五年，太常寺卿兼侍读学士刘珝、侍读学士刘吉为考试官，取费誾等二百五人。八年，礼部左侍郎兼学士万安、司经局洗马江朝宗为考试官，取呉寛等二百五十人。十一年，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徐溥、侍讲学士丘浚为考试官，取王鏊等三百人。十四年，礼部尚书兼学士刘吉、学士彭华为考试官，取梁储等三百五十人。十七年，太常寺卿兼学士徐溥、少詹事兼学士王献为考试官，取赵寛等三百人。二十年，詹事兼学士彭华、左庶子刘健为考试官，取储巏等三百人。时有势家子在选，朱墨巻不合，华黜之，失志者欲甘心焉，卒亦无所害。二十三年，守臣有言中士日众而额如故者，事下礼部集议，南北仍各退二以益之。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学士尹直、谕徳吴寛为考试官，取程楷等三百五十人。弘治三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溥、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汪谐为考试官，取钱福等三百人。六年，太常少卿兼侍讲学士李东阳、少詹事兼侍讲学士陆简为考试官，取汪俊等三百人。九年，詹事兼侍讲学士谢迁、侍读学士王鏊为考试官，取陈澜等三百人。十二年，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掌詹事府事，礼部右侍郎兼学士程敏政为考试官，取伦文叙等三百人。时敏政有异议，同考试官给事中林廷玉发其事，礼科给事中华■〈日上永下〉劾之，敏政遂得罪。十五年，吏部左侍郎兼学士呉寛、侍读学士刘机为考试官，取鲁铎等三百人。十八年，詹事府掌詹事太常寺卿兼学士张元祯、左春坊大学士兼侍读学士杨廷和为考试官，取董玘等三百人。正徳三年，少傅兼太子太傅戸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王鏊掌詹事府事，吏部尚书兼学士梁储为考试官，取邵鋭等三百五十人。六年，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刘忠掌詹事府事，
译任命兼任右赞善的梁潜为考试官，录取王英等三百五十人。十六年，侍讲曾棨为考试官，录取董璘等二百五十人。十九年，左春坊大学士杨士奇为考试官，录取陈中等二百人。二十二年，侍读学士曾棨为考试官，录取叶恩等一百五十人。宣德二年，右春坊大学士曾棨为考试官，录取赵鼎等一百人，自开科以来，兼取南北士人，而南方士人往往比北方多出数倍。宣宗即位，才下诏礼部每年录取一百人，其中南方士人十六名，北方士人十四名，定为法令。不久又更改确定，中式的文章各减去五名作为定数。五年，侍读学士李时勉、侍读钱習礼为考试官，录取陈诏等一百人。八年，少保兼大学士、致仕的黄淮为考试官，录取刘哲等一百人。正统元年，詹事兼侍读学士王直、侍讲学士陳循为考试官，录取刘定之等一百人。四年，礼部左侍郎、兼侍讲学士王直、学士蔺从善为考試官，录取杨鼎等一百人。七年，礼部侍郎、兼学士王英、侍读学士苗衷为考試官，录取姚夔等一百五十人。十年，学士錢習礼、侍讲学士马愉为考試官，录取商辂等一百五十人。十三年，工部左侍郎、兼侍讲学士高谷、侍讲杜宁为考試官，录取岳正等一百五十人。景泰二年，户部右侍郎、兼学士江渊、修撰林文为考試官，录取吴汇等二百零一人。同科考試官中有侍讲刘俨，其品秩比修撰高，大概是因为他的科第名次晚于林文，所以如此。五年，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商辂、司经局冼马、兼修撰李绍为考試官，录取彭华等三百五十人。天顺元年，学士薛琮、通政司右参议、兼侍讲吕原为考試官，录取夏积等三百人。四年，学士吕原、尙宝司少卿、兼修撰柯潜为考試官，录取陈选等一百五十人。这一科会试落榜的举子，上奏说考官评判文章颠倒黑白，应当治他们的罪。皇上对此产生怀疑，召来李贤询问，李贤回答说：“这是出于私怨，考官确实没有这种弊病，就像我的弟弟李让也没有考中，可见其公正。”皇上的心意方才回转，于是命令礼部会同翰林院重新考核这批举子，查验他们的学问大多不能回答题目要义，并且上奏他们狂妄，于是将他们枷锁在部衙门前示众，众人的议论方才平息。七年，学士陈文、尙宝司少卿、兼修撰柯潜為考試官，考场发生火灾，下诏八月补试。以太常少卿、兼学士彭时、侍读学士钱溥為考試官，而同科考試官先后两次进入考场帘内而不改变任命的人，是修撰王献。录取吴釴等二百五十人。成化二年，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学士刘定之、学士万安為考試官，录取章懋等三百五十人。五年，太常寺卿、兼侍读学士刘珝、侍读学士刘吉為考試官，录取费誾等二百零五人。八年，礼部左侍郎、兼学士万安、司经局冼马江朝宗為考試官，录取吴宽等二百五十人。十一年，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徐溥、侍讲学士丘濬為考試官，录取王鏊等三百人。十四年，礼部尚書、兼学士刘吉、学士彭华為考試官，录取梁储等三百五十人。十七年，太常寺少卿、兼学士徐溥、少詹事、兼学士王献為考試官，录取赵宽等三百人。二十年，詹事、兼学士彭华、左庶子刘健為考試官，录取储巏等三百人。当时有势家子弟入选，朱卷墨卷不符，彭华将其黜落，失意者想要报复他，最终也没有受到伤害。二十三年，守臣有人说中式士人日益增多而名额却依旧不变，此事下达礼部集议，南北各减去两名以增加名额。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学士尹直、谕德吴宽為考試官，录取程楷等三百五十人。弘治三年，礼部尚書、兼文渊阁大学士徐溥、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汪谐為考試官，录取钱福等三百人。六年，太常寺少卿、兼侍讲学士李东阳、少詹事、兼侍讲学士陆简為考試官，录取汪俊等三百人。九年，詹事、兼侍讲学士谢迁、侍读学士王鏊為考試官，录取陈澜等三百人。十二年，太子少保、礼部尚書、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掌管詹事府事务，礼部右侍郎、兼学士程敏政為考試官，录取伦文叙等三百人。当时程敏政有争议，同科考試官给事中林廷玉揭发此事，礼科给事中华昶弹劾他，程敏政于是获罪。十五年，吏部左侍郎、兼学士吴宽、侍读学士刘机為考試官，录取鲁铎等三百人。十八年，詹事、兼太常寺卿、兼学士张元祯、左春坊大学士、兼侍读学士杨廷和為考試官，录取董玘等三百人。正德三年，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学士王鏊掌管詹事府事务，吏部尚書、兼学士梁储為考試官，录取邵鋭等三百五十人。六年，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学士刘忠掌管詹事府事务，
吏部侍郎兼学士靳贵为考试官，取邹守益等三百五十人。九年，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梁储，学士毛澄为考试官，取霍韬等四百人。十二年，太子太保戸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靳贵，少詹事兼学士顾清为考试官，取伦以训等三百五十人。十五年，礼部左侍郎兼学士石珤，侍讲学士李廷相为考试官，取张浩等三百五十人。葢会试去取在各房同考试官而叅定髙下，则考试官柄之。歴科典制虽同，而凡取士多寡则临期裁定，故备记如此。若同考试官正綂以前，犹叅用外官教职；景泰后始纯用京职。本院外则六科部属行人司，弘治以来定本院官九人，其余六科部属得与共十四人。正徳辛未，以易书诗房巻浩繁，各增其一，本院官十一人与六科部属共十七人云。按国朝以文取士，大槩以词达为本。天顺间，晚宋文字盛行于时，如论范论学绳尺之类，士子翕然宗之，文遂一变。侍讲学士丘浚每考试，凡恠词险语皆痛斥之，众不恤也。及为祭酒，尤谆谆为学者言之，文体乃复浑厚。成化己未会试，学以至乎圣人之道论，举子桑悦巻有「我去而夫子来也」等句，浚黜之。他日会试，悦策有曰「腹中有长剑，一日几回磨」，检讨呉汝贤复黜之。前辈取士不苟如此。
译吏部侍郎兼学士靳贵担任考试官，录取了邹守益等三百五十人。九年，少傅兼任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梁储，以及学士毛澄担任考试官，录取了霍韬等四百人。十二年，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靳贵，以及少詹事兼学士顾清担任考试官，录取了伦以训等三百五十人。十五年，礼部左侍侍郎兼学士石珤，以及侍讲学士李廷相担任考试官，录取了张浩等三百五十人。大概会试的录取与否，由各房同考试官参酌评定高下，那么考试官就掌握了决定权。历科典制虽然相同，但凡是录取士人的多少，则是在临场时裁定，所以详细记载如上。至于同考试官，在正统以前，还参用外官和教职；景泰以后才开始纯粹使用京官。本院之外，则有六科、部属、行人司；弘治以来，定本院官九人，其余六科、部属得以共同组成十四人。正德辛未年，因为易书、诗房的试卷浩繁，各增加一人，本院官十一人与六科、部属共十七人。
按：本朝以文章取士，大体以辞意通达为本。天顺年间，晚宋的文字在当时盛行，如论范、论学绳尺之类，士子们一致尊崇它，文风于是发生了一次变化。侍讲学士丘浚每次考试，凡是怪诞的言辞、险恶的语句都严厉斥责，众人却不顾惜。等到他担任祭酒，尤其谆谆告诫学者，文体才恢复浑厚。成化己未年会试，题目是“学以至乎圣人之道”，举子桑悦的试卷中有“我去而夫子来也”等句子，丘浚将其黜落。后来一次会试，桑悦的策论中有“腹中有长剑，一日几回磨”的话，检讨吴汝贤又将其黜落。前辈选拔士人不苟且就是这样。
复试
洪武三十年丁丑六月辛巳朔，上御奉天殿策试下第举人。先是，礼部会试天下士，中试者少，被黜落者咸以为言。上命翰林儒臣考下第甲，中择文理优长者得六十一人，至是复廷试之，擢韩克忠为第一，仍赐克忠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乙酉，以克忠为修撰，第二人王恕，第三人焦胜为编修。七月，命太常寺丞张显宗署国子祭酒事，因命克忠署司业事，其见宠擢如此。永乐二年，成祖临轩策士，传胪明日，进会试所选副榜士于廷亲试之。上御右顺门，命侍讲杨士竒、金幼孜谕旨，令就试者从容尽所藴，毋茍且取具。命光禄给食，中官夕给烛，遂亲拔三人，命进学翰林，余第为二等，付吏部除学官。其第一人则周翰也，预修《永乐大典》。七年除典籍云。按宣徳间副榜举人得冠带读书太学，葢循此制也。自是至正统后，副榜始不复廷试矣。杨士竒云：「宣徳丁未以前有十五科，前此南北士合试，未有北士占首选者，有之实自丁未始。」王直云：「自洪武辛亥至正綂丙辰为二十科，葢皆并韩克忠一榜数之也。」
乡试
凡顺天府、应天府乡试，本府以考试官请，与会试同，葢重畿甸，以为天下先也。按洪武庚戌京闱，主考为前御史中丞刘基，治书御史秦裕伯；同考为侍讲学士詹同，弘文馆学士眭稼，起居注乐韶凤，尚寳丞魏潜，国史宋濂。辛亥京闱，主考则兵部尚书呉琳，国子司业宋濂也。永乐癸未，命侍讲胡广、编修王达为应天府考试官，赐宴于本府，自是遂为例。正綂戊午，侍讲学士曽鹤龄主考顺天府乡试，初试之夕，场屋火，试卷有残缺者，有司惧罪，不敢以更试为言，惟欲请葺场屋，以终后两试。鹤龄曰：「必更试然后百弊涤，至公着；不然虽无所私，亦招外谤，朝廷何惜一日之费，以成此盛举哉？」有司具二说以进，命下悉如鹤龄所言，后皆慑服得士云。景泰丙子，洗马柯潜奉命主考应天府乡试，舟维淮上，有举子鬻私者，暮夜投潜，潜叱之，彼固以请，以所赂遗署前，潜怒命执付有司，惩以法。成化甲午，左庶子黎淳主考顺天府乡试，有试巻竒甚，后场不类，疑有弊，勾稽墨巻，果得誊録生截卷状，移外帘按其事而取是巻为解首，则名士马中锡也。此三事皆可为应变之法。景泰庚午，侍讲学士刘铉主考顺天府，及揭晓，第一人刘宣乃卢龙军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铉争曰：「朝廷立贤无方，不可乃止。」时论韪铉。丙子顺天主考为春坊大学士刘俨，侍讲学士吕原，少保兼大学士陈循、王文用事，循子英文、子伦入试俱不中，二人论奏俨、原不公，有旨令翰林并科道覆考英伦文字，遂以为合格，得特赐举人，俨等问罪还职。礼科给事中张宁劾奏循等罪状，乞黜罢，不报。英宗复辟，文被诛，循谪戍，英伦皆除名。嘉靖十五年八月，顺天请考官，内阁以学士张壁主考，臣道南初自徽郡召还，是月初六日陪祀西苑，上命着学士道南去考，时吏部尚书汪鋐属其二子云程、云。卿三鼓造门，馈金三千两。臣即令呼隔邻锦衣陆堂，遣校尉侦之。迟明乃去，复嘱提调府丞张汉致意。臣与侍读张衮及同考等官焚香出题，稍迟进呈，严密闗节不通。权臣具奏，进题太慢。张孚敬遂拟旨云：“考试以进题为重，廖道南等受命主考，縁何不行慎重，以致迟慢？”礼部从重叅来。及臣道南辞宴上曰：“道南召用未久，准预鹿鸣宴。”于是汪鋐上疏，举刘三吾不取韩克忠被诛事。臣以刘俨事对之，乃已。
试录
凡乡试录，旧制例进呈，祖宗时令翰林院儒臣评驳，之后其制渐弛。成化十四年，天下乡试録多舛谬，或犯国讳。少詹事兼侍读黎淳摘奏数十条，下礼部翰林院议，治考试提调官罪，且申定格例行之至今。按是年，山东刻文论语，义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最为纰缪。遂逮举人张天瑞，治之以墨卷不同，乃止。
程试
国朝乡试诸录，会试进士登科録，具有成式。葢科举自两京外，乡试付之藩臬，以为未信也。会试则以名籍付礼部
译复试
洪武三十年丁丑六月辛巳初一，皇上在奉天殿策试落第的举人。在此之前，礼部会试天下的士子，考中的人很少，被黜落的人都纷纷议论。皇上命令翰林院的儒臣考核落第的甲第，从中挑选文理优长的六十一人，到这时再次在朝廷上考试，提拔韩克忠为第一名，仍然赐予韩克忠等人进士及第和出身，等级有所不同。乙酉日，任命韩克忠为修撰，第二名王恕、第三名焦胜为编修。七月，命令太常寺丞张显宗代理国子监祭酒的事务，于是命令韩克忠代理司业的事务，他受到宠信提拔到了这种地步。永乐二年，成祖在殿前策试士子，宣布名次后的第二天，将会试所选的副榜士子引到朝廷亲自考试。皇上在右顺门，命令侍讲杨士奇、金幼孜传达旨意，让参加考试的人从容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学，不要苟且应付。命令光禄寺供给食物，宦官晚上供给蜡烛，于是亲自选拔了三人，命令进入翰林院学习，其余的定为二等，交给吏部任命为学官。其中第一人是周翰，参与编修《永乐大典》。七年任命为典籍等职。查考宣德年间副榜举人得以佩戴冠带在太学读书，大概是遵循这个制度。从此到正统年以后，副榜才开始不再进行廷试了。杨士奇说：“宣德丁未年以前有十五科，在此之前南北士子合试，没有北方士子占据首选的，有的话实际上是从丁未年开始。”王直说：“从洪武辛亥年到正统丙辰年是二十科，大概都是把韩克忠那一榜也算在内的。”
乡试
凡是顺天府、应天府的乡试，本府向考试官请示，与会试相同，大概是重视京畿地区，以此作为天下的表率。查考洪武庚戌年京闱，主考是前御史中丞刘基、治书御史秦裕伯；同考是侍讲学士詹同、弘文馆学士眭稼、起居注乐韶凤、尚宝丞魏潜、国史宋濂。辛亥年京闱，主考则是兵部尚书吴琳、国子司业宋濂。永乐癸未年，命令侍讲胡广、编修王达担任应天府考试官，在本府赐宴，从此便成为惯例。正统戊午年，侍讲学士曾鹤龄主考顺天府乡试，初试当晚，考场发生火灾，试卷有残缺的，有关部门害怕获罪，不敢提议重新考试，只打算请求修缮考场，以完成后面两次的考试。曾鹤龄说：“必须重新考试然后各种弊端才能清除，至公才能彰显；不然即使没有私心，也会招致外界的诽谤，朝廷何必吝惜一天的费用，来完成这盛大的举措呢？”有关部门将两种说法上报，皇帝下令全部按照曾鹤龄所说的去做，后来大家都慑服并选拔到了人才。景泰丙子年，洗马柯潜奉命主考应天府乡试船停泊在淮水之上，有举子卖弄私情，在暮夜投见柯潜，柯潜斥责他，那人坚持请求，把贿赂的东西放在前面，柯潜愤怒地命令逮捕并交给有关部门，依法惩处。成化甲午年，左庶子黎淳主考顺天府乡试，有一份试卷非常奇特，后场却不像，怀疑有弊病，核查墨卷，果然得到誊录生截断试卷的情况，移交给外帘审查此事并取这份试卷为解元，则是名士马中锡。这三件事都可以作为应变的方法。景泰庚午年，侍讲学士刘铉主考顺天府乡试，等到揭晓名次，第一人刘宣竟是卢龙的军士，同事想更改，刘铉争辩说：“朝廷选拔贤才没有固定的途径，不能就这样停止。”当时的舆论认为刘铉正确。丙子年顺天主考是春坊大学士刘俨、侍讲学士吕原，少保兼大学士陈循王文掌权，陈循的儿子陈英文、陈子伦参加考试都没有考中，二人上奏议论刘俨、吕原不公，有旨意命令翰林院并科道官复核陈子伦的文章，于是认为合格，特别赐予举人身份，刘俨等人被问罪后恢复原职。礼科给事中张宁弹劾陈循等人的罪状，请求罢免，没有得到回复。英宗复辟，王文被杀，陈循被贬戍边，陈英文、陈子伦都被除名。嘉靖十五年八月，顺天府请求考官，内阁以学士张壁为主考，臣道南刚从徽州郡召还，这个月初六日陪祀西苑，皇上命令着学士道南去考试，当时吏部尚书汪鋐嘱托他的两个儿子汪云程、汪云卿在三更造访门第，馈赠黄金三千两。臣立即命令叫来隔壁邻居锦衣卫陆堂，派遣校尉侦察。天亮后他们才离开，又嘱咐提调府丞张汉致意。臣与侍讲张衮以及同考等官员焚香出题，稍微延迟进呈，严密关卡不通。权臣上奏，进呈题目太慢。张孚敬于是拟旨说：“考试以进呈题目为重，廖道南等接受命令主考，为什么不行慎重，以致迟慢？”礼部从重参劾。等到臣道南辞谢宴会时皇上说：“道南召用不久，准许参加鹿鸣宴。”于是汪鋐上疏，列举刘三吾不取韩克忠被杀的事。臣用刘俨的事来反驳，这才作罢。
试录
凡是乡试录，旧制例规定进呈，祖宗时命令翰林院儒臣评驳，之后这个制度逐渐松弛。成化十四年，天下乡试录多错误，有的触犯国讳。少詹事兼侍读黎淳摘录上奏数十条，下达礼部翰林院商议，治考试提调官的罪，并且申明定格的例制实行至今。查考这一年，山东刻印的《论语》，义理不说“坚乎，磨而不磷；白乎，涅而不缁”，最为荒谬。于是逮捕举人张天瑞，以墨卷不同治罪，才停止。
程试
本朝乡试各种录，会试进士登科录，都有成例。大概科举除了两京外，乡试交给藩臬，认为不可信。会试则将名籍交给礼部
，考试付翰林，暨于亲试，则有殿最而无黜陟，葢以为可信矣。其所刻程文，自乡试以至于殿试，皆宜刻士子所作，庶为传信。流弊之极，至于制策亦多代笔，岂所以教之忠欤？按洪武甲子乡试，乙丑会试，初为小録以传，然惟列董事之官，试士之题及中选者之等第、籍贯、经籍而已。其録前后虽有序，然犹未録士子之文以为程序也。次科戊辰，加刻程文，自后永为定式。但此后五科，其间命官列衔或多随时不一，永乐以后，其制始一定而不更易矣。然永乐中，各省乡试犹有儒士主考，品官同考者，其序文亦不拘篇数。景泰中，序文禁称公考官，正用实授教官，序为前后二篇，以两京为法也。然两京序文称臣，独与会试同云。按初场例出四书义三道，正统元年会试出《大学》《论语》《中庸》而不及《孟子》。成化元年顺天府乡试出《论语》二道，《孟子》一道，而不及《大学》《中庸》。其后定《大学》《中庸》内量出一道，《论语》《孟子》各出一道，遂为例。二场，洪武四年以射礼论为题，其后止用经书圣制书中成语。三场策问，先是惟以经史疑难及国家之大者言之，其后始有出于经史之外，并及琐屑隐僻。若序文，则弘治五年顺天乡试犹具岁月，后皆不然也。叶盛曰：文衡之任，亦难矣。言语文学不足以变士习、服士心，亦漫浪为之耳。正徳己未会试，王抑庵主考试，第二名张穆兵马策，其原卷起语云：「兵本以卫民，非兵无以安夫民之生。马所以资兵，非马无以足夫兵之用。」会试録云：「兵以卫民，非兵无以安生。马以资兵，非马无以足兵用。」两句减去八字，抑庵笔也。自是举子以造语简严、典重为尚。然抑庵又称，永乐辛丑杨文贞公同会试文衡，务先典实之作，以洗浮腐。之弊，喜曽、鹤龄诸作，多梓行之，至今评程文者，以是科为最。葢洪武、永乐间，程文体皆浑厚，不特是科而已，诚宜録出以正文体，而变士习。至若登科録，永乐甲申二甲刻所对策十余篇，其后革正徳三年二甲第一人、三甲第一人俱刻策。事出焦芳辈，非制也。《燕对録》曰：正徳六年四月十三日讲毕，复召至暖阁，叩头毕，上手取会试録一本，付司礼监太监张永，授臣东阳等。内有白纸票粘于纸上者三，皆指摘所刻文字错误处。上曰：「今欲别有施行，但念衙门体面，恐不好看，与先生辈知之。」臣东阳出至暖阁，留寘案上，永令内臣送至内阁。是年大学士刘忠累疏辞疾，闻此事而去，葢已有先入之说矣。
译考试交由翰林院负责，直到皇帝亲自主持殿试，也只是评定优劣等级而没有罢黜或升迁，大概是认为可以信任他们了。他们所刊刻的应试范文，从乡试到殿试，都应当刊刻士子所作的文章，以便流传真实情况。流弊发展到极点，以至于制策也有很多人代笔，这难道是教导他们忠诚的方法吗？查考洪武甲子年的乡试、乙丑年的会试，最初只是用小册子来流传，但只列出负责事务的官员、考试的题目以及中选者的等第、籍贯、所考经籍罢了。这些录文前后虽然有序言，但还没有收录士子的文章作为程式。下一科戊辰年，增加了刊刻应试范文，从此永远成为固定的格式。但此后五科，其间任命官员列名衔位有时多有时少，并不统一，直到永乐以后，这一制度才最终确定不再更改。然而永乐年间，各省乡试还有儒士担任主考官、品官担任同考官的情况，其序言也不拘泥于篇数。景泰年间，序言禁止称主考官为“公考官”，正式使用实授教官，序言分为前后两篇，以两京为法则。然而两京的序言称“臣”，唯独与会试相同。查考第一场惯例出四书义三道，正统元年会试出了《大学》《论语》《中庸》的题目而没有出《孟子》。成化元年顺天府乡试出了《论语》两道、《孟子》一道，而没有出《大学》《中庸》。此后规定从《大学》《中庸》中酌量出一道，《论语》《孟子》各出一道，于是成为惯例。第二场，洪武四年以射礼论为题，此后只用经书、圣制书中的成语。第三场策问，起初只谈论经史中的疑难问题以及国家的大事，后来才开始有超出经史范围，并涉及琐碎隐僻内容的。至于序言，弘治五年顺天乡试还具备年月，后来都不这样了。叶盛说：主持文衡的职责，也很难啊。言语文学不足以改变士人的习气、使士人心服，也就只是随便应付罢了。正德己未年会试，王抑庵主持考试，第二名张穆的兵马策，其原卷起语说：“兵本以卫民，非兵无以安夫民之生；马所以资兵，非马无以足夫兵之用。”会试录说：“兵以卫民，非兵无以安生；马以资兵，非马无以足兵用。”两句减去了八个字，是抑庵的手笔。从此举子以造语简练严谨、典雅庄重为崇尚。然而抑庵又说，永乐辛丑年杨文贞公会同主持会试文衡，务必推崇典实之作，以洗刷浮华腐朽的弊端，喜欢曾鹤龄等人的作品，大多刊刻发行，至今评论应试范文的人，认为这一科最好。大概洪武、永乐年间，应试范文的文体都浑厚，不只是这一科而已，确实应当刊刻出来以端正文体，从而改变士人的习气。至于登科录，永乐甲申年二甲刻印了十几篇所对策论，后来革除，正德三年二甲第一人、三甲第一人也都刻印策论。这事出自焦芳等人，不是制度。《燕对录》说：正德六年四月十三日讲学完毕，再次被召到暖阁，叩头完毕，皇上亲手取出一本会试录，交给司礼监太监张永，授给臣东阳等人。其中有白纸票粘在纸上的三处，都是指摘所刊文字错误的地方。皇上说：“现在想要另有施行，但念及衙门的体面，恐怕不好看，让先生们知道。”臣东阳出到暖阁，留在案上，张永命令内臣送到内阁。这一年大学士刘忠多次上疏称病辞职，听说这件事后离去，大概已有先入为主的言论了。
武举
凡武举第三场，考试官兵部请命，如两京乡试之制。正徳三年始刻录，前后有序。赐会武宴，一如文试。九年、十二年亦如之。惟十五年，兵部尚书王琼变其制，止用第一道刻文三篇。本院官二员，并兵部公侯伯皆为考验官。今照旧规，出策二道，论一道。嘉靖十一年，臣道南暨王用宾蒙上命主考，得周干等六十员。其末则今都督陆锦衣炳也。是科众号得人。
评文
洪武中，圣祖召词臣评论诗法，太子正字桂彦良每应制先众而就，尝进曰：「治道具在六经典谟训诰，愿留圣意，诗非所急也。」上深然之，自是恩遇隆洽，称曰「老桂」，不名。永乐七年，仁宗东宫赞善王汝玉每日于文华后殿道说赋诗之法，一日顾杨士竒，又曰：「古人善为诗者，其髙下优劣何如？」士竒对曰：「诗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熏之诗，唐虞之君之志最为尚矣。如汉髙祖『大风歌』，唐太宗雪耻除凶之作，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若武帝『秋风辞』，志气已衰，如隋炀帝、陈后主所为，万世之鉴戒也。」仁宗曰：「太祖髙皇帝有诗集甚多，何谓诗不足为？」士竒对曰：「帝王之学，所重者不在诗，太祖皇帝圣学之大者在《尚书》及诸书注，作诗特其余事，今当致力于重且大者，其余事可姑缓。」仁宗曰：「世之儒者亦作诗否？」士竒对曰：「儒者鲜不作诗，然有道徳之儒，若记诵词章，谓之俗儒，人主尤当致辨于此时。」仁宗监国视朝之暇，専意文事，因览《文章正宗》，一日谕士竒曰：「真徳秀学识甚正，选辑此书有益学者。」对曰：「徳秀是道学之儒，所以志识端正，所著《大学衍义》一书有益学者，为君不可不知，为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观《衍义》，为治皆茍而已。」嘉靖五年五月日食，臣道南进《洪范》疏，今上命顾鼎臣讲《洪范》，大学士杨一清请讲《大学衍义》，每月三八日轮日讲官二员进讲，臣道南预焉。初讲许敬宗奸邪章，次讲李林甫劝帝西幸章，张孚敬闻之怒，又复讲林甫贺「野无遗贤」章，孚敬怒不可解，语桂萼曰：「行当黜之，毋使预讲僚也。」赖圣明简注，每启沃文华时，必顾左右曰：「道南来否？」后复进讲杨国忠奸邪二章，及元载结宦者李辅国以自固，卢杞忌张镒出之凤翔，忌杨炎贬之崖州，至李逢吉则又结宦者王守澄，孚敬大怒。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彗星见，顾鼎臣轮讲不到，遂诬道南。暨蔡昂不行，代讲谪知徽湖。圣明洞鉴，召复原秩。其谮始不行云。
正体
国初文体承元末之陋，皆务竒博。圣祖思有以变之，凡擢用词臣，务令浑厚醇正。洪武二年三月戊申，上谓侍读学士詹同曰：「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徳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明白易知，无深恠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徳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禆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毋事浮藻。」于戏，大哉皇言乎！万世之通训也。然近日文体，或务追秦汉而失之险，或驾言韩欧而失之弱。本院儒臣宜知所守，然风靡者多矣。举圣谟以戒敇之，最急务也。
奏启
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丁巳，命翰林院编修、检讨、典籍、左春坊左司直郎、正字赞读考驳诸司奏启，以闻。如平允，则署其御曰「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某官某例名书之」。永乐以后，四方章疏经御览者，内有难词难字，始令本院考究，不复先期评驳。
记録
学士宋濂尝辑《洪武政纪》，此《日录》之始也。自后学士解缙有《大明帝典》，洪武中事；大学士杨士竒有《三朝圣谕録》，纪永乐、宣徳时际遇召对诸事；《天顺日録》，大学士李贤所著，虽纪时政，然旁及论建与所传闻。彭时有《可斋杂记》，専纪当时见用之事，而本院故事多书。厥后尹直有《謇斋琐缀》，李东阳有《燕对録》。按宋有时政房，每遇上召对，即贴黄具写付之，虽胜国亦然。
译武举
凡是武举第三场考试，由兵部请旨，如同两京乡试的制度。正德三年开始刻录试卷，前后有序言。赐宴会武，与文试一样。正德九年、十二年也是如此。只有正德十五年，兵部尚书王琼改变制度，只用第一道策问刻印三篇文章。本院官员二员，连同兵部的公、侯、伯都担任考官。现在依照旧规，出策问二道，论一道。嘉靖十一年，臣张道南和王用宾蒙受皇上命令担任主考官，录取了周干等六十人。其中最后一名是现在的都督陆锦衣炳。这一科众人号称选拔得当。
评文
洪武年间，圣祖召集文学侍臣评论诗法，太子正字桂彦良每次应制都先于众人完成，曾经进言说：“治理天下的道理都在六经的典谟训诰中，希望陛下留意，诗歌不是急务。”皇上非常赞同，从此对他恩遇深厚融洽，称他为“老桂”，不叫他的名字。永乐七年，仁宗在东宫时，赞善王汝玉每天在文华后殿讲述赋诗的方法，一天看着杨士奇，又说：“古人善于写诗的，他们的高下优劣如何？”杨士奇回答说：“诗歌用来表达志向，明君良臣喜起之歌，南熏之诗，唐尧虞舜君主的志向最为高尚。如汉高祖的《大风歌》，唐太宗雪耻除凶的作品，崇尚的是霸权武力，都不是王道。至于汉武帝的《秋风辞》，志气已经衰微，如隋炀帝、陈后主的所作所为，是万世的鉴戒。”仁宗说：“太祖高皇帝有很多诗集，为什么说诗歌不足为务？”杨士奇回答说：“帝王的学习，所看重的不在于诗歌，太祖皇帝圣学的大处在《尚书》及诸书的注解，作诗只是他的余事，现在应当致力于重要且重大的事情，其余的事情可以暂且缓办。”仁宗说：“世间的儒者也作诗吗？”杨士奇回答说：“儒者很少不作诗，但有道德的儒者，如果只记诵词章，称为俗儒，君主尤其应当在此时加以辨别。”仁宗监国视朝之余，专心于文学事务，因为阅览《文章正宗》，一天告诉杨士奇说：“真德秀学识非常纯正，选辑这本书对学者有益。”杨士奇回答说：“德秀是道学儒者，所以志向见识端正，他所著的《大学衍义》一书对学者有益，做君主不可不知道，做臣子不可不知道，君臣不观看《衍义》，治理国家都将是苟且而已。”嘉靖五年五月日食，臣张道南进献《洪范》疏，当今皇上命令顾鼎臣讲解《洪范》，大学士杨一清请求讲解《大学衍义》，每月初三、初八轮流由二名讲官进讲，臣张道南参与其中。起初讲解许敬宗奸邪章，接着讲解李林甫劝皇帝西幸章，张孚敬听说后发怒，又再次讲解李林甫贺“野无遗贤”章，张孚敬怒气不可消解，对桂萼说：“应当罢黜他，不要让他参与讲官行列。”幸赖圣上英明简拔，每次启发润泽文华殿时，必定环顾左右说：“道南来了吗？”后来再次进讲杨国忠奸邪二章，以及元载勾结宦官李辅国以自固，卢杞忌恨张镒将他外放凤翔，忌恨杨炎将他贬到崖州，到了李逢吉则又勾结宦官王守澄，张孚敬大怒。嘉靖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彗星出现，顾鼎臣轮值进讲未到，于是诬陷张道南。等到蔡昂不行，代替进讲被贬为徽州知府。圣上明察秋毫，召还恢复原职。那些谗言起初没有得逞。
正体
建国初期文体承袭元末的陋习，都追求奇特博杂。圣祖思考如何改变它，凡是提拔任用文学侍臣，务必让他们浑厚醇正。洪武二年三月戊申日，皇上对侍读学士詹同说：“古人写文章，有的用来阐明道德，有的用来通晓当世的事务。如典谟的语言，明白易懂，没有深奥怪异险僻的语句。至于像诸葛孔明的《出师表》，又何曾雕琢文字，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读，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人不探究道德的根本，不通晓当世的事务，立辞虽然艰深，而意思其实浅近，即使超过相如、扬雄，对实用有什么补益？从今以后翰林写文章，只取通晓道理、明于世务者，不要从事浮华藻饰。”哎呀，皇上的话多么伟大啊！这是万世的通训。然而近日文体，有的追求秦汉而失之险怪，有的标榜韩柳欧阳而失之软弱。本院儒臣应当知道坚守，然而随风倒的人多了。举出圣上的谋略来告诫他们，是最紧急的事务。
奏启
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丁巳日，命令翰林院编修、检讨、典籍、左春坊左中允、正字赞读考驳各衙门的奏章启奏，以闻于上。如果平允，就署其御曰“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某官某名书之”。永乐以后，四方章疏经过御览的，里面有难词难字，才命令本院考究，不再预先评驳。
记录
学士宋濂曾经辑录《洪武政纪》，这是《日录》的开始。此后学士解缙有《大明帝典》，记载洪武年间的事；大学士杨士奇有《三朝圣谕录》，记载永乐、宣德时际遇召对诸事；《天顺日录》，是大学士李贤所著，虽然记载时政，但也旁及论建与所传闻。彭时有《可斋笔记》，专门记载当时见用之事，而本院故事多被书写。后来尹直有《謇斋琐缀》，李东阳有《拜对录》。查宋代有时政房，每次遇上皇帝召对，就贴黄具写付之，即使胜国也是如此。
屏衺
先王之制，一道徳以同俗，其有造言非圣者，必刑无赦。圣祖崇重儒术，以濂洛闗闽为宗，罔敢有悖焉者也。永乐中，饶州士人朱季支献所著书，斥濂洛闗闽之说。上览之，怒曰：「此儒之贼也。」时礼部尚书李至刚，学士解缙，侍读胡广，侍讲杨士竒，侍侧。上示以其书，缙曰：「惑世诬民，莫甚于此。」至刚曰：「不罪之，无以示儆，宜杖之，屏诸四裔。」士竒曰：「当尽毁所著书，庶几不误后人。」广曰：「闻其人年已七十，毁书示儆，足矣。」上曰：「谤先贤，毁正道，治之可拘常例耶？」遣行人押季支还饶州，会布政司及府州县官，与其乡士人，明谕其罪，而笞以示罚，悉索其所著书。
殿阁词林记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殿阁词林记巻十五
（明）黄佐 廖道南 撰
经筵
英宗嗣位，年九龄。大学士杨士竒等始奏请开经筵，疏略曰：「去年十月，宣宗皇帝御左顺门，召臣士竒谕之曰：『明年春暖，东宫出文华殿读书，凡内外侍从，俱用慎择贤良廉谨之臣。』臣士竒对曰：『此国家第一事，正惟其时，伏望陛下留心。』不幸先帝上宾，臣未敢遽言此事，至重不敢久黙。兹遇山陵毕，早开经筵以进圣学，因具合行事宜。今当预择讲官，必得问学贯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识达大体者数人，以供其职，乞预命吏部、礼部、翰林院公同推举，具名陈奏，取自上裁。又曰：『天子就学，其事体与皇太子、亲王不同，乞先命礼部、翰林详定讲筵礼仪，陈奏。』又曰：『凡起居出入一应随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选拣，行动端庄，立心行己正当者，使在左右。如或其人动举轻佻，语言亵慢，立心行己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不早去，随侍既乆，情意相洽，不觉其非，言听计从，后来欲去，其势难矣。』正统元年二月勑曰：「朕祗奉天命，嗣承祖宗大寳，统御天下，用主神人，弗遑夙夜，永惟厥道，必学乃明。今以初九日、十九日御经筵，尔翰林、春坊儒臣分直侍讲。夫道原出于天，尧舜禹汤文武以隆政教，而周公孔子阐明之，我祖宗世所师法，以安天下。卿等宜安心竭诚，相与讨论，务归至当，毋隠而勿彰，毋曲以偏好，庶明于行，以兴治化，以福苍生，罔忝天与祖宗之命。钦哉！」以太师英国公张辅知经筵事，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竒，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礼部尚书兼学士杨溥同知经筵事，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王直，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王英，侍读学士李时勉，钱习礼，侍讲学士陈循，侍读苗衷，侍讲高榖，修撰马愉，曹鼐兼经筵官，遂为定制。其后各部侍郎出自本院者得与焉。然是时吏部郎中李茂弘已窃有谓君臣之情不通，经筵徒为文。具之叹矣。会典所载，经筵初开仪注：开用勲臣一人知经筵事，内阁大学士或知同知经筵事，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通政司，大理寺卿及学士等官侍班，翰林院春坊等官及国子祭酒二员进讲，翰林春坊等官二员展书，给事中、御史各二员侍仪，鸿胪寺、锦衣卫堂上官各一员供事。又鸣赞一员，赞礼序班四员，举案侯伯一人领将军。先期直殿内官于文华殿设御座及御案于殿内，御座之东稍南设讲案于御案之南稍东。是日早，司礼监官先陈所讲四书经史各一册，置御案，又各一册置讲案，先四书东，经西，史先期轮讲官撰四书经或史讲章各一篇，预置于册内。是日早上，御奉天门早朝毕，退御文华殿，升御座，将军侍卫如仪。鸿胪寺官引知经筵及侍班讲读执事、侍仪等官于丹陛上行五拜三叩礼。礼毕，以次上殿，依品级东西序立。知经筵官序于侍班官上，侍仪、御史、给事中各二员于殿内之南分东西北向立。序班二员举御案置御座前，二员举讲案置御讲之南正中。鸿胪寺官赞进讲，讲官一员从东班出，一员从西班出，诣讲案前稍南北向并立。鸿胪寺官赞鞠躬拜叩头，兴平身毕。展书官一员从东班出，进诣御案前跪，展四书毕，起退立于御案之东稍南。讲官一员进讲，诣案
译屏邪
先王的制度，是用统一的道德来使风俗相同，那些制造谣言诽谤圣人的，必定处以刑罚而不赦免。圣祖尊崇儒学，以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为宗派，没有人敢违背的。永乐年间，饶州读书人朱季支进献他所写的书，斥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的学说。皇上看了，愤怒地说：“这是儒家的贼人。”当时礼部尚书李至刚，学士解缙，侍讲胡广，侍读杨士奇，在旁边侍立。皇上把书给他们看，解缙说：“迷惑世人、欺骗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李至刚说：“不惩罚他，无法用来警示他人，应当杖责他，把他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杨士奇说：“应当全部烧毁他所写的书，希望不至于误导后人。”胡广说：“听说这个人已经七十岁了，烧毁书籍以示警示，就足够了。”皇上说：“诽谤先贤，毁坏正道，处理他怎么可以拘泥于常规呢？”派遣使者押送朱季支回饶州，会同布政使司及府州县官员，以及当地的读书人，明确晓谕他的罪行，并杖责以示惩罚，全部搜取他所写的书。
殿阁词林记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殿阁词林记卷十五
（明）黄佐 廖道南 撰
经筵
英宗即位，年仅九岁。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开始奏请开设经筵，奏疏略说：“去年十月，宣宗皇帝在左顺门，召见我杨士奇并告诉我：‘明年春暖时，东宫太子出文华殿读书，凡是内外侍从，都要谨慎选择贤良廉洁谨慎的臣子。’我杨士奇回答说：‘这是国家第一件大事，正是时候，希望陛下留心。’不幸先帝驾崩，我不敢立刻说这件事，事情重大不敢长久沉默。现在遇到陵墓建成，早点开设经筵以增进圣上的学问，因此汇总了应当实行的事宜。现在应当预先选择讲官，一定要得到学问贯通、言行端正、老成持重、识见通达大体的人几个人，来担任这个职务，请求预先命令吏部、礼部、翰林院共同推举，列出名字上奏，由皇上裁决。又说：‘天子求学，其礼仪与皇太子、亲王不同，请求先命令礼部、翰林详细制定讲筵礼仪，上奏。’又说：‘凡是起居出入所有随侍以及使用的人，都应当挑选，行动端庄，立身行事正当的人，让他们在左右。如果这些人举动轻浮，语言轻慢，立身行事不正当的，都应当早点罢免。如果不早点罢免，随侍久了，情意相投，不觉察他们的错误，言听计从，后来想罢免，形势就困难了。’正统元年二月诏书说：‘我恭敬奉行天命，继承祖宗的大位，统御天下，主持神人祭祀，日夜不敢懈怠，永远思考其中的道理，一定要学习才能明白。现在在初九日、十九日主持经筵，你们翰林、春坊儒臣轮流值班侍讲。道原本出于天，尧舜禹汤文武用来兴盛政教，而周公孔子阐明它，我祖宗世代师法，以安定天下。你们应当安心竭诚，共同讨论，务必归于最恰当的道理，不要隐瞒而不彰显，不要歪曲以迎合偏好，希望明白地实行，以兴盛治理教化，以造福百姓，不要辜负天和祖宗的命令。恭敬啊！’以太师英国公张辅主管经筵事务，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土奇，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溥，礼部尚书兼学士杨溥共同主管经筵事务，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王直、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王英、侍读学士李时勉、钱习礼、侍讲学士陈循、侍读苗衷、侍讲高谷、修撰马愉、曹鼐兼任经筵官，于是成为定制。后来各部侍郎出自本院的可以参与。但是当时吏部郎中李茂弘已经私下有君臣之情不通，经筵只是做文章的感叹了。《会典》所记载，经筵刚开始时的仪注：开始时用勋臣一人主管经筵事务，内阁大学士或知同知经筵事务，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及学士等官侍立，翰林院春坊等官及国子监祭酒两人进讲，翰林春坊等官两人展开书卷，给事中、御史各两人侍立礼仪，鸿胪寺、锦衣卫堂上官各一人供职。又鸣赞一人，赞礼序班四人，举案侯伯一人统领将军。事先值班内官在文华殿设置御座及御案在殿内，御座的东边稍南设置讲案在御案的南边稍东。这天早上，司礼监官先陈列所讲的《四书》经史各一册，放在御案上，又各一册放在讲案上，先《四书》在东，经在西，史在先，事先轮流讲官撰写《四书》经或史讲章各一篇，预先放在册内。这天早上，在奉天门早朝完毕，退到文华殿，登上御座，将军侍卫如仪。鸿胪寺官员引导主管经筵及侍班讲读执事、侍立礼仪等官在丹陛上行五拜三叩礼。礼毕，依次上殿，按品级东西排列站立。主管经筵官排在侍班官上面，侍立礼仪、御史、给事中各两人在殿内南边分东西北向站立。序班两人举御案放在御座前，两人举讲案放在御讲台的南边正中。鸿胪寺官员赞进讲，讲官一人从东班出来，一人从西班出来，到讲案前稍南北向并立。鸿胪寺官员赞鞠躬拜叩头，起身平身完毕。展书官一人从东班出来，进到御案前跪下，展开《四书》完毕，起身退立在御案的东边稍南。讲官一人进讲，到案
前立，奏讲某书，讲毕稍退。展书官复诣御案前跪，掩四书毕，退就东班。又展书官一员从西班出，进诣御案前跪，展经毕，起退立于御案之西稍南。讲官一员进至讲案前立，奏讲某经或某史毕，少退，仍并展书官复诣御案前跪，掩书毕，退就西班。鸿胪寺赞讲官鞠躬拜叩头，兴平身礼毕，各退就东西班。序班二员举讲案退置原所。鸿胪寺官赞礼毕，命赐宴。鸿胪寺等官及讲官皆跪承旨，光禄寺官设宴于左顺门。宴毕叩头出。
译先前站立，奏请讲解某书，讲解完毕后稍向后退。展书官再次走到御案前跪下，掩好四书后，退下回到东班。又有一名展书官从西班走出，进至御案前跪下，展读经书完毕后，起身退下，站立在御案西侧稍偏南的位置。一名讲官走到讲案前站立，奏请讲解某经或某史，完毕后稍向后退，仍然与展书官一起走到御案前跪下，掩好书后，退下回到西班。鸿胪寺官员唱赞讲官行鞠躬、叩头礼，起身平身，礼毕，各自退下回到东西班。两名序班抬起讲案，退下放回原处。鸿胪寺官员唱赞礼毕，奉命赐宴。鸿胪寺等官员及讲官都跪下接受旨意，光禄寺官员在左顺门摆设宴席。宴毕，叩头退出。
月讲
会典》载月讲常仪云：毎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会讲，先期司礼监官陈设书籍御案，如前仪。至期俟上御文华殿，侍卫、侍仪、执事进讲，赐宴礼同，但各官止行叩头礼。孝宗时经筵虽隆冬盛暑不废。弘治十年四月二日当会讲，以享太庙有旨改是月之三日，至期遇雨，又改四日。盖圣学之勤，不以事而废如此。嘉靖十年八月癸夘，西苑豳风亭落成，上御无逸殿，命辅臣李时、翟銮坐讲，暨日讲官顾鼎臣、谢丕、张潮、臣道南分撰《书无逸》诗、《豳风》讲章，进呈毕，设宴列坐于亭之两旁，天颜澄霁，玉音宣畅，盖君臣同游之盛如此。次日，臣道南进讲文华殿，首揭「君子所其无逸」章，嗣后进讲《书》「经康诰惟民康乂」章、「召诰顾畏民碞」章及《孟子》「践形」章、「理义悦心」章、「被袗衣皷琴」章、「君子反经」章，毎横经竭忱，上临黼座，俯躬咨询，虚心听纳。一日讲官刘龙进《孟子》「至诚」章，上批曰：「龙于至诚能动，乃云迩者黄河清，是至诚之验也，未免近谀，但其末云『谦以履盈，约以保泰』此二句却好。」又伦以训进《论语》「阳肤为士师」章讲章，上批云：「以训讲『哀矜勿喜』云是，慈悲怜悯，夫慈悲二字是释氏之教也，朕所传者二帝三王之道，所习者孔孟之学也，非释氏之教也。」及魏校进《书》经讲「罪疑惟轻」章，上批云：「桂萼荐校善觧经义，朕昨观其讲章并未有过人者，且其前后率多腴词，难居近侍，着吏部调南京用。」上之圣明知人如此，直与尧舜同一道矣。
日讲
会典》载日讲官仪云：凡日讲止用讲读官，内阁大学士侍班，不用侍卫、侍仪、执事等官。待班讲读等官入见，行叩头礼，东西分立，先读四书，次读经，或读史，每本读十数遍。直讲官先讲四书，次讲经，或讲史，务在直说大义，明白易晓。讲读后，侍书官侍上习书，毕各官叩头退。每三日一温讲，将前所讲书通讲一遍。若讲官中有事故，同列代讲，其直解则讲毕补进。嘉靖十二年五月，内臣道南轮讲《论语》“髙宗谅阴”以下三章，时汪鋐拜冢宰，恳祈张孚敬改题，以其有“君薨听于冢宰”句也。臣道南执不之改，孚敬即上掲帖，上批云：“览卿等奏，朕悉已。旧日讲官徐缙讲《孟敬子》撤去二节‘人之将死’不讲，夫死生人道之常，何讳之有？如卿等言，则忠谠之论何由得闻？还着道南照旧进讲。”次日，臣道南讲毕进说云：“臣按《说命》‘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又云‘其惟不言，言乃雍’，即是以观，古之人君心纯乎孝，故宅忧而不暇于有言；古之人臣心纯乎忠，故摄政而不嫌于代言。然必有髙宗之圣，而后可以用傅说之言；必有傅说之贤，而后可以辅髙宗之德。不然，则莽、操、懿、温之流，又将以冢宰借口于千万世矣。”时孚敬闻之大怒，出谓鋐曰：“讲官欲中之伤。”又明日进讲《大学衍义》，“许敬宗立武昭仪章”、“及李林甫嫉李邕章”、“杨国忠比李辅国章”、“元载陷颜真卿章”、“卢杞嫉张镒章”、“李逢吉结王守澄章”、“江充害戾太子章”。孚敬积憾至十三年七月初三日彗星见，轮顾鼎臣、席春进讲，鼎臣未到，孚敬遂叅臣道南及蔡昂不行代讲，乃谪道南于徽，正欲鋐反噬也。圣明轸念，旋即赐环，而奸党无所容其欺矣。
咨讲
国初己亥年正月，圣祖克婺州，置分中书省，诏诸名儒会食省中，日令二人进讲经史，敷陈治道，此论道讲学之始也。吴元年初创设博士厅，令博士许存仁等日讲《尚书》等书。及有天下，令文学侍从之臣，毎于御前讲说经史，无定日，亦无定所。寻设华盖、文华、武英等殿说书，以儒士沈德辈为之。其后惟本院及殿阁大学士专其事，罢诸殿说书官。然圣学缉熈甚力，毎进讲必反复讨论，以求义理之极致。讲毕必议及政事，以为常。洪武三年二月，上御东阁，学士宋濂、待制王祎等进讲《太学传》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复言之。上曰：“人者，国之本
译《会典》记载月讲的常规礼仪说：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举行会讲，提前由司礼监官员在御案上陈设书籍，礼仪如前。到了日期，等候皇帝驾临文华殿，侍卫、侍仪、执事官员进讲，赐宴的礼仪相同，但各位官员只行叩头礼。孝宗时期，经筵讲学即使在严冬酷暑也不废止。弘治十年四月二日应当会讲，因为要祭祀太庙，皇帝下旨改在当月三日，到了日期遇到下雨，又改在四日。大概圣上治学的勤勉，不因事务而废止，就是这样。嘉靖十年八月癸夘日，西苑豳风亭落成，皇帝驾临无逸殿，命令辅臣李时、翟銮坐讲，以及日讲官顾鼎臣、谢丕、张潮和臣道南分别撰写《尚书·无逸》、《诗经·豳风》的讲章，进呈完毕，设宴让众人坐在亭子两旁，皇帝面色和悦，言语宣畅，大概君臣同游的盛况就是这样。第二天，臣道南在文华殿进讲，首先揭示“君子所其无逸”这一章，随后进讲《尚书》“经康诰惟民康乂”章、“召诰顾畏民碞”章以及《孟子》“践形”章、“理义悦心”章、“被袗衣皷琴”章、“君子反经”章，每次横陈经书都竭尽诚心，皇帝亲临黼座，俯身咨询，虚心听取采纳。有一天讲官刘龙进讲《孟子》“至诚”章，皇帝批曰：“刘龙在‘至诚能动’处，却说近来黄河水清，这是至诚的验证，未免近乎阿谀，但他最后说‘谦以履盈，约以保泰’这两句却好。”又伦以训进讲《论语》“阳肤为士师”章的讲章，皇帝批云：“以训讲‘哀矜勿喜’说是慈悲怜悯，‘慈悲’二字是佛教的教义，我所传承的是二帝三王的道，所修习的是孔孟的学问，不是佛教的教义。”等到魏校进讲《尚书》“罪疑惟轻”章，皇帝批云：“桂萼推荐魏校善于解释经义，我昨天看他的讲章并没有过人之处，而且他前后大多都是浮华之词，难以担任近侍之职，着吏部调往南京任用。”皇帝圣明识人，竟然与尧舜同一道理。
《会典》记载日讲官的礼仪说：凡是日讲只使用讲读官，内阁大学士侍立班列，不使用侍卫、侍仪、执事等官员。侍班讲读等官员入见，行叩头礼，东西分立，先诵读四书，其次诵读经书，或者诵读史书，每本诵读十数遍。直讲官先讲解四书，其次讲解经书，或者讲解史书，务必直接阐明大义，明白易懂。讲读之后，侍书官侍奉皇帝练习书法，完毕各位官员叩头退下。每三天温习一次讲学，将之前所讲的书通讲一遍。如果讲官中有事故，同僚代为讲解，其直接解释则在讲毕后补进。嘉靖十二年五月，内臣道南轮到讲解《论语》“髙宗谅阴”以下三章当时汪鋐担任冢宰，恳求张孚敬更改题目，因为其中有“君薨听于冢宰”的句子。臣道南坚持不更改，张孚敬就上呈揭帖，皇帝批云：“看了你们的上奏，朕都知道了。昔日讲官徐缙讲解《孟敬子》撤去两节‘人之将死’不讲，死生是人道的常理，有什么忌讳的？如果像你们所说，那么忠直的正论从哪里能听到？还是着道南照旧进讲。”第二天，臣道南讲完进言说：“臣按《说命》‘梦帝赉予良辅，其代予言’，又说‘其惟不言，言乃雍’，由此看来，古代君主心纯于孝，所以居丧而不暇于有言；古代臣下心纯于忠，所以摄政而不嫌于代言。然而必须有髙宗那样的圣明，而后可以用傅说的话；必须有傅说那样的贤能，而后可以辅佐髙宗的德行。不然，那么王莽、曹操、司马懿、司马昭之流，又将借冢宰之名在千万世中找借口了。”当时张孚敬听说后大怒，出来对汪鋐说：“讲官想要中伤我。”又过了一天进讲《大学衍义》，讲了“许敬宗立武昭仪章”、“李林甫嫉李邕章”、“杨国忠结李辅国章”、“元载陷颜真卿章 ”、“卢杞嫉张镒章”、“李逢吉结交王守澄章”、“江充害戾太子章 ”。张孚敬积怨至十三年七月初三日彗星出现，轮到顾鼎臣、席春进讲，顾鼎臣未到，张孚敬于是参奏臣道南及蔡昂不代为讲解，于是贬谪道南到徽州，正想使汪鋐反噬。圣上怜悯思念，随即赐还，而奸党无处容其欺骗了。
明初己亥年正月，圣祖攻克婺州，设置分中书省，诏令各位名儒在省中会食，每天让两人进讲经史，敷陈治国之道，这是论道讲学的开始。吴元年初创设博士厅，命令博士许存仁等人每天讲解《尚书》等书。等到拥有天下，命令文学侍从之臣，经常在御前讲解经史，没有固定的日期，也没有固定的场所。不久设置华盖、文华、武英等殿说书官，由儒士沈德等人担任。后来只有本院及殿阁大学士专门负责此事，罢免各殿说书官。然而圣上治学修明非常努力，每次进讲必定反复讨论，以求义理的极致。讲毕必定议论政事，成为常例。洪武三年二月，皇帝驾临东阁，学士宋濂、待制王祎等人进讲《太学传》的十章。讲到“有土有人”，宋濂等人反复陈述。皇帝说：“人，是国家的根本
；徳者，身之本。德厚则人懐，人安则国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则人归之如父母。人心既归，则有土有财，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懐众，虽有财亦何用哉？”十六年八月，上御谨身殿，东阁大学士吴沈等进讲《周书》“罔有立政，用憸人”。上曰：“有小人必败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鲁用仲尼，必去少正夘。”沈曰：“《书》云‘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上曰：“国家不幸有小人，如蓄毒药，不急去之，必为身患。有小人巧于悦上，忍于贼下，人君若但喜其顺适己意，任其所为而不问，譬如犬马伤人，人不怨畜犬马者乎？”十八年九月，上御华盖殿，命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讲《周易》至《家人》。上曰：“齐家治国，其理无二。使一家之间，长幼内外各尽其分，事事循理，则一家治矣。一家既治，达之一国，以至天下，亦举而措之耳。朕观其要，只在诚实而有威严。诚则笃亲爱之恩，严则无闺门之失。”善对曰：“诚如圣谕。”大学士李贤《天顺日录》有曰：“髙庙看书议论英发，毎儒臣进讲必有辨说。因讲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辨曰：‘夷狄僻逺，不知仁义礼智之道。孔子之意，盖谓中国虽无君长，人亦知礼义，胜似夷狄之有君长者。宋儒乃谓中国之人……”不如夷狄，岂不谬哉？又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盖谓攻去异端，则邪说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为专治，而欲精之，为害已甚，岂不谬哉？如此辨者甚多。汉唐以来，人君能事诗书，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见。由圣资髙迈，所以不袭故常，而发前贤所未发也。宣德二年三月己酉，上御文华殿，翰林儒臣进讲《孟子·离娄》章。上曰：“伯夷、太公皆处海濵，而归文王；及武王伐纣，太公佐之，伯夷叩马而諌，所见何以不同？”讲臣对曰：“太公以救民为心，伯夷以君臣为重。”上曰：“太公之心在当时，伯夷之心在万世，无非为天下生民也。”三年二月癸酉，进讲《舜典》。上曰：“观二典三谟，则知万世君臣为治之道，不出乎此。厯象日月星辰，以閠月定四时，天道以明；治水土，奠髙山大川，分别九州岛，任土作贡，地道以成；克明峻德，以至恊和万邦，人道以建。九官十二牧所掌礼乐刑政及养民之道，后世建官繁简虽不同，大要不出乎此。当时君臣都俞吁咈，更相告戒，用图治功，气象蔼然，何后世之不能及也？”讲官对曰：“明良相逢，故治化之盛如此。”上曰：“天生圣人为后世法，孔子删书，断自唐虞，使人知有尧舜，所谓万世帝王之师也。”十月庚寅，儒臣进讲《春秋》。上曰：“圣人匡世之功，忧世之心，备见此书。当时先王礼乐法度日以隳废，乱臣贼子接迹而起，有此书而后天下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书，以尊周为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劝齐梁之君，何也？”对曰：“孔子之时，天下犹知宗周；孟子之时，不复知有周矣。”上曰：“圣贤之心，实为天下生民计。孟子时不有王者兴，何以解生民之涂炭？遂赐讲官，命左右送菓茗。”四年四月甲申，上御便殿，与儒臣论史，问汉唐诸君在位孰久。对曰：“武帝、玄宗。”上曰：“汉武好大喜功，海内虚耗，晚年能惩前过；玄宗初政，有贞观之风，久而恣欲疎忠，任邪遂致祸乱，窜身失国。武帝犹为彼善于此。又曰：善心生则明，欲心生则暗。武帝以田千秋为贤，玄宗以李林甫为贤，此治乱所由异也。今上初命顾鼎臣讲《洪范》，及臣道南讲《无逸》章。御制诗赐讲官曰：「自昔圣哲务民义，其所重者惟曰农。文武兴周，继二代功有攸自，庆有锺。后稷实始肇王业，公刘稼穑追遗踪。男亲耕耨，谨东作；妇勤蚕织以御冬。对时举事，罔敢忽率。以俭约守以恭，百年积累膺眷命，天人允恊。云风从周公拳拳辅王室，成王践阼何雍容沃心，申告端化，本细大必举不厌重。乃知为君贵法祖敬，以逢吉，怠必凶。」书垂《无逸》
译德行，是立身的根本。德行深厚，人们就会归附；人心安定，国家就会稳固。所以君主拥有仁厚的德行，人们就会像归附父母一样归附他。人心既然归附，那么土地和财富自然也就有了，这是自然的道理。如果德行不足以安抚众人，即使拥有财富又有什么用处呢？”
宣德十六年八月，皇上驾临谨身殿，东阁大学士吴沈等人进讲《周书》中“罔有立政，用憸人”一句。皇上说：“有小人在，必定会败坏君子。所以唐尧虞舜任用禹、稷，必定要清除四凶；鲁国任用孔子，必定要清除少正卯。”吴沈说：“《尚书》说‘清除邪恶不要迟疑’，以此来深切地表达警戒之意。”皇上说：“国家不幸有小人在，就像积蓄毒药，如果不赶快清除，必定成为自身的祸患。小人善于取悦君主，残忍地残害下属，君主如果只喜欢他们顺从自己的心意，放任他们胡作非为而不加过问，这就好比犬马伤人，人们难道会怨恨饲养犬马的人吗？”
宣德十八年九月，皇上驾临华盖殿，命令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讲解《周易》讲到《家人》卦。皇上说：“治理家庭与治理国家，其中的道理没有两样。假如一个家庭中，长辈晚辈、内眷外客各自尽到自己的本分，事事遵循理法，那么这个家庭就治理好了。家庭既然治理好了，推广到一个国家，乃至天下，也不过是推行实施罢了。我看其中的关键，只在于诚实而有威严。诚实就能笃行亲爱之恩，威严就能避免闺门内的过失。”朱善回答说：“确实如圣上所言。”
大学士李贤在《天顺日录》中记载：“宣德皇帝看书议论英明焕发，每当儒臣进讲必定有辨析解说。因为讲解‘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辨析说：‘夷狄地处偏远，不知道仁义礼智的道理。孔子的意思，大概是说中原地区即使没有君主，人们也知道礼义，胜过夷狄有君主的情况。宋儒却认为中原人……不如夷狄，这难道不荒谬吗？又讲解‘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辨析说：‘攻’是‘攻城’的‘攻’，‘已’是停止的意思。孔子的意思，大概是说攻去异端，那么邪说的危害就停止了，正道就可以推行了。宋儒却把‘攻’理解为专治，想要精通它，危害已经很大，这难道不荒谬吗？像这样的辨析很多。自汉唐以来，君主能够致力于诗书，像这样留意的，也不多见。由于圣资高迈，所以不沿袭旧例，而阐发前贤所未曾阐发的道理。”
宣德二年三月己酉日，皇上驾临文华殿，翰林儒臣进讲《孟子·离娄章句》。皇上说：“伯夷、太公都身处海边，而归附周文王；等到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太公辅佐他，伯夷却叩马进谏，他们的见解为什么不同？”讲臣回答说：“太公以救民为心，伯夷以尊君臣大义为重。”皇上说：“太公的心意在当时，伯夷的心意在万世，无非都是为了天下的百姓。”
宣德三年二月癸酉日，进讲《舜典》。皇上说：“观看《尧典》《舜典》和《大禹谟》等篇，就知道万世君臣治理天下的道理，不出于此。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用闰月来定四季，天道因此彰明；治理水土，奠定高山大川，划分九州，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贡赋，地道因此成就；能够彰明崇高的德行，以至于协和万邦，人道因此建立。九官十二牧所掌管的礼乐刑政以及养育百姓的方法，后世设立官职的繁简虽然不同，但大要不出于此。当时君臣之间都俞吁咈，互相告诫，谋求治理的功业，气象和乐，为什么后世不能企及呢？”讲官回答说：“明君与贤臣相遇，所以治理教化的盛况如此。”皇上说：“上天降生圣人作为后世的法则，孔子删定《尚书》，断自唐尧虞舜开始，使人们知道有尧舜，所谓万世帝王的老师啊。”
十月庚寅日，儒臣进讲《春秋》。皇上说：“圣人匡正世道的功绩，忧虑世道的心思，在这部书中完备地体现出来。当时先王的礼乐法度日益毁坏废弃，乱臣贼子接连兴起，有了这部书之后天下才知道尊崇周朝。”又说：“孔子作这部书，以尊崇周朝为根本。孟子却以称王天下劝勉齐梁的君主，为什么呢？”回答说：“孔子的时候，天下还知道尊崇周朝；孟子的时候，不再知道有周朝了。”皇上说：“圣贤的心意，实在是为天下的百姓考虑。孟子的时代如果没有王者兴起，怎么解除百姓的苦难呢？”于是赏赐讲官，命令左右侍从送果品茶点。
宣德四年四月甲申日，皇上驾临便殿，与儒臣谈论历史，问汉唐诸帝在位谁的时间最长。回答说：“汉武帝、唐玄宗。”皇上说：“汉武帝好大喜功，海内虚耗，晚年能够惩前毖后；唐玄宗初年政治，有贞观之风，时间久了就放纵欲望疏远忠良，任用奸邪导致祸乱，流亡失国。汉武帝还算是比唐玄宗好一些。”又说：“善心生则明，欲心生则暗。汉武帝认为田千秋是贤人，唐玄宗认为李林甫是贤人，这就是治乱不同的原因。”
如今皇上起初命令顾鼎臣讲解《洪范》，接着臣道南讲解《无逸》章。御制诗赐给讲官说：“自古圣哲致力于为民谋义，他们所重视的只有农业。文武兴起周朝，继承夏商两代的功业有所本，福庆有所钟。后稷确实开创了王业，公刘耕种追随遗踪。男子亲自耕种，谨慎从事春作；妇女勤于养蚕织布以抵御寒冬。顺应时节行事，不敢轻率。以俭约自守，以恭敬为本，百年积累承受眷顾天命，天人和谐。风云顺从，周公恳切辅佐王室，成王即位何等雍容。沃心，申告端正教化，本末大小必定举荐不厌其烦。才知道做君主贵在效法祖先恭敬，以此逢吉，懈怠必定凶险。”书写垂范《无逸》。
呈讲
凡讲官侍读者，日在左右，或进读，必谛聴。髙皇帝尝御华盖殿，文渊阁学士朱善进读《心箴》毕，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几。盖仁爱之心生，则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则邪诐之心消；羞恶之心形，则贪鄙之心絶；忠悫之心萌，则巧伪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为情欲所蔽，至公无私，自无物我之累耳。”永乐二年八月，学士解缙等进呈《大学》“正心”章讲义，上览之至再，谕缙等曰：“人君诚不可有此好乐，一有好乐，泥而不返，则欲必胜理。若心能静虗，事来则应，事去如明镜止水，自然纯是天理。朕毎退朝黙坐，未尝不思管束此心，为切要也。”杨士竒等先于六月，亦进呈文华殿《大学》讲义，上览毕称善，因曰：“先儒谓《尧典》‘克明峻德’一章，一部《大学》皆具。”士竒对曰：“诚如圣谕，《尧舜禹汤文武》数圣人，凡修诸躬、施于家国天下者，皆《大学》之理。”上曰：“孟子道性善，必举尧舜，尔等于讲说道理处，必举前古为证，庶几明白易入。又曰：帝王之学，贵切已实用，讲说之际，一切浮泛无益之语勿用，盖留神融会，必妙悟至理，而后已。”成化初，洗马杨守陈进讲《武成》篇，曰：“鲁论称舜无为而治，周书称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后世人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内侍者，召阎乐之祸；有髙拱无为，惟宠嬖艳者，启禄山之乱。何也？尧舜之所以无为者，由其封山浚川，以至举相去凶，无一不尽其道；武王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崇德报功，无一不究其心，皆尝忧劳以有为，乃能佚乐而无为也。后世人主则孟子所谓‘安其危，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耳。惟陛下留意！”时左右听者悚然，守陈真善于启迪者矣。孝宗时尝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议事，因谓曰：“昨日令李荣来说，日讲时刘机讲‘陈善闭邪’，‘陈’字解做‘陈说’，不是止云敷陈其说，乃可耳。”皆应曰：“诺。”徤进曰：“昨李荣又说以善道启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讲书湏要明白透彻，直言无讳，道理皆是书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说尽，也无进益。且先生辈与翰林院是辅导之职，皆所当言。”徤对曰：“臣等若不敢言，则其余百官无敢言者矣。”上曰：“然。”迁曰：“圣明如此，讲官愈好尽心。”今上御讲筵，虚心听纳。一日问顾鼎臣曰：“尧典、舜典是何人撰述？”对曰：“史臣所撰。”曰：“当时唐、虞两朝只数百言说尽，何其简要？后世若宋史，何其浩繁也？”即命史臣删述。
入直
洪武中，令儒臣更番入禁中，毎日用一员进讲侍直，误者论罪。大学士吴沉尝坐进讲迟误，被劾。永乐以后，多渥典。自设经筵后，讲官不复入直，惟令本院及坊局官相轮侍班。乆之，选为展书官。又自展书乃得充月讲官，若日讲则用年资深而品秩尊者。正统中，修撰商辂侍班，上廉知其名，谕学士曹鼐等曰：「商辂着展书，宜选一人与辂为对。」初选修撰王玉，弗称旨。再选编修陈文，乃俞允。未逾月，复谕鼐曰：「商辂、陈文着讲书。」盖自后鲜出新擢云。
趋召
圣祖时，凡观经史，中有句读字义未明者，必召翰林儒臣质之。虽有知书内侍，能文宫人，不得近。盖不特紬绎义理而已。洪武末，侍讲方希直有诗云：「风暖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栏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即其事也。成祖寳训云：「上亲朝之暇，輙御便殿阅书史，或召翰林儒臣讲论。」永乐以后，盖莫不然。今上召臣道南于徽州，至都城通惠河厂中，已奏闻。御札曰：「圣母近违和，今臻安吉。诣皇伯母宫谢视疾。拟明日吉慈躬出宫，朕惟亲安其子之欢庆，当何如？拟奉寿安宴，以称寿承欢。」鼎臣道南各撰致语二篇来用，遂召至平台，赏以金绮。
陈说
祖宗时，讲官于讲书后得言时政阙失，及陈论所见。洪武中，大学士吴沈进讲毕，进“去邪勿疑”之说，因曰：“小人懐奸，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
译进讲
凡是担任讲官侍读的人，每日都在皇帝身边，有时进呈读诵，皇帝必定仔细聆听。高皇帝曾经在华盖殿，文渊阁学士朱善进呈读诵《心箴》完毕，皇上说：“人心与道心，有相互依存转化的契机。大抵仁爱之心产生，那么嫉妒伤害之心就会止息；正直之心存在，那么邪僻之心就会消解；羞恶之心显现，那么贪婪鄙陋之心就会断绝；忠诚诚实之心萌发，那么巧诈虚伪之心就会潜伏。所以人常常持守这颗心，不被情欲所蒙蔽，至公无私，自然就没有物我之间的牵累。”永乐二年八月，学士解缙等人进呈《大学》“正心”章的讲义，皇上反复阅览，告诉解缙等人说：“人君确实不可以有这种喜好享乐，一旦有了喜好享乐，就会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那么欲望必定战胜天理。如果心能保持宁静虚空，事情来了就应对，事情过去了就像明镜止水一样，自然纯粹是天理。我每次退朝后静坐，没有不思考约束这颗心的，这是非常切要的事情。”杨士奇等人在六月之前，也进呈了文华殿《大学》的讲义，皇上阅览完毕称赞很好，于是说：“前代儒者说《尧典》‘克明峻德’这一章，整部《大学》的道理都具备在其中。”杨士奇回答说：“确实如圣上所言，《尧舜禹汤文武》几位圣人，凡是修养自身、施用于家国天下的，都是《大学》的道理。”皇上说：“孟子论述性善，必定列举尧舜，你们在讲说道理时，必定要列举前代古事作为证据，这样大概明白易懂。又说：帝王的学问，贵在切合自身实用，讲说的时候，一切浮泛无益的话都不要用，大概要留神融会贯通，必定要妙悟至理，然后才停止。”成化初年，洗马杨守陈进讲《武成》篇时说：“《论语》称颂舜无为而治，《周书》称颂武王垂拱而天下大治。然而后世的君主有深居宫中，把政事委托给内侍的，招致阎乐之祸；有高拱无为，只宠爱美人的，引发安禄山之乱。为什么呢？尧舜之所以无为，是因为他们封山浚川，以至于举荐贤相、驱逐凶顽，没有一件不尽力做好；武王之所以垂拱，是因为他分封爵位土地，崇尚德行报答功劳，没有一件不尽心去做，都是曾经忧虑辛劳以有所作为，才能安逸快乐而无为。后世的君主则是孟子所说的‘安于危境，利于灾祸，乐于导致灭亡的原因’罢了。希望陛下留意！”当时左右听的人都很惊恐，杨守陈真是善于启发教导的人啊。孝宗时曾经召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商议事情，于是对他们说：“昨天让李荣来说，日讲时刘机讲‘陈善閉邪’，‘陈’字解释为‘陈说’，不是只说敷陈其说，而是可以这样理解。”都回答说：“是。”刘健进言说：“昨天李荣又说用善道来启发开导他。‘他’字不是指皇上吗？”皇上微笑说：“‘他’字也无妨，大概讲书必须要明白透彻，直言无讳，道理都是书上原有的，不是编造出来的。如果不说尽，也没有进益。况且先生辈与翰林院是辅导的职务，都应当说话。”刘健回答说：“臣等如果不敢说话，那么其余百官就没有敢说话的了。”皇上说：“是的。”谢迁说：“圣明如此，讲官更加可以尽心。”当今皇上亲临讲筵，虚心听取采纳。一天问顾鼎臣说：“《尧典》、《舜典》是谁撰述的？”回答说：“是史臣撰述的。”说：“当时唐、虞两朝只用几百字就说尽了，多么简要？后世像《宋史》，多么浩繁？”立即命令史臣删改撰述。
入直
洪武年间，命令儒臣轮流进入禁中，每天用一人进讲侍值，有误的论罪。大学士吴沉曾经因为进讲迟到失误，被弹劾。永乐以后，多有优厚的恩典。自从设立经筵后，讲官不再入直，只命令本院及坊局官员轮流侍班。时间久了，选为展书官。又自从展书官才能充任月讲官，如果是日讲则用年资深而品秩高的人。正统年间，修撰商辂侍班，皇上了解他的名声，告诉学士曹鼐等人说：“让商辂展书，应该选一人与商辂相对。”起初选修撰王玉，不符合旨意。再选编修陈文，才批准。不到一个月，又告诉曹鼐说：“让商辂、陈文讲书。”大概从此很少出新提拔的人。
趋召
圣祖时，凡是观看经史，其中有句读字义不明白的，必定召见翰林儒臣质问。虽然有知书内侍，能文宫人，也不得接近。大概不只是推究义理而已。洪武末年，侍讲方希直有诗说：“风暖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栏杆。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就是这件事。成祖宝训说：“皇上亲临朝政之余，辄自便殿阅书史，有时召翰林儒臣讲论。”永乐以后，大概没有不是这样的。当今皇上召臣道南于徽州，到达都城通惠河厂中，已经奏闻。御札说：“圣母近来违和，现在臻安吉。诣皇伯母宫谢视疾。拟定明日吉慈躬出宫，朕惟亲安其子之乐庆，当何如？拟定奉寿安宴，以称寿承欢。”鼎臣道南各撰致语二篇来用，于是召至平台，赏赐金绮。
陈说
祖宗时，讲官在讲书后得以言时政阙失，以及陈论所见。洪武中，大学士吴沈进
曰：“然。”宪宗在东驾览学士刘珝《周官·无逸》篇“文王懐保惠鲜”章，遂及时事数十，天颜豫悦，深有契于心。未几嗣大位，即却贡献，减财赋，罢诸道镇守官，皆昔所论也。弘治，侍讲学士李东阳大旱，应诏言事，摘经筵所讲《孟子》中要论切于治道者，析为数条，极论其理，而时政得失以类附焉。上嘉纳之，虽非面陈，然均之为启沃之义。
译回答说：“是的。”宪宗在东宫时，阅览学士刘珝讲解《周官·无逸》篇中“文王懐保惠鲜”一章，于是趁机陈述数十件时事，皇帝龙颜大悦，内心深以为然。不久继承皇位，立即拒绝进贡，减轻赋税，罢免各道镇守官，都是过去所议论的内容。弘治年间，侍讲学士李东阳在大旱之际，应诏言事，摘取经筵所讲《孟子》中关乎治国之道的精要论述，分为数条，极力阐述其道理，并将时政的得失按类别附在后面。皇上嘉许并采纳，虽然不是当面陈述，但都符合启发开导皇上的意义。
恩赉
正统初，经筵始开，赐宴于礼部。知经筵官赏白金八十两，寳钞四千贯，文绮四表里。同知经筵及讲官赏白金五十两，寳钞二千贯，文绮四表里。侍班官赏白金三十两，寳钞三千贯，文绮二表里。余皆赏寳钞，有差。具本称谢。有曰：「万几有暇，恒亲御于经筵，多闻是求，肆详延于儒雅。臣等荷丝纶之饬励，继宴赐之便蕃。于缉熙殚厥心，允洽周成之德，念始终典于学，敬陈商说之篇。」已而讲官各赐厢金玳瑁香带，大红织金纱罗袭衣冠履皆具。天顺八年八月，宪宗御经筵，讲官学士柯潜等赐白金三十两，寳钞三千贯，文绮二表里，而庶子兼侍读徐溥，侍读倪岳，编修彭华等与焉。成化四年十二月，赐经筵儒臣七人袭衣冠履，时柯潜已闻父丧，上命即其家赐之。十二年，大学士商辂等题奏言：「太常寺卿兼侍读刘珝日讲经筵，进讲经史，其劳与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柯潜、李泰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皇太子御左春坊，进讲《大学》首章，退宴文华门。十二日，上御经筵，进讲《中庸》二十章，退宴左顺门。宠锡稠迭，前此所未有也。孝宗时尤重经筵。学士程敏政记其事云：「弘治元年三月十二日，初开经筵，赐宴及白金寳镪。十三日，文华后殿早进读《尚书》《孟子》，及午进读《大学衍义》，以为常。讲毕赐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四月二十八日以后，屡赐桃杏、郁李、莲房、鲜笋、青梅、枇杷、杨梅、雪梨、鲜藕。五月二十九日以后，屡赐敏政等具表称谢，且记之以诗。有曰：「黄封尽帯干清字，朱实平分上苑香。」七月二十日，文华殿后讲，上顾中官赐讲臣冠帯鞾袍，敏政预赐织金云鴈绯袍一副，金帯一，及乌纱帽、皂韈。面谢讫，上顾谓曰：「先生辛苦。」咸对曰：「此皆职分当为。」顿首而退。有诗记之云：「日映罘罳晓殿清，湛恩稠迭驾亲临。褒衣红濯天机锦，束帯黄分内帑金。久幸清班容官履，渐」惭华发，点朝簮经生职分，寻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时上最重儒臣，学士张元祯短小，毎进讲，上俯几听之。嘉靖五年正月，上召大学士杨一清、费鋐、石珤及编修孙承恩、臣道南暨张治、王用宾等至文华殿，谕曰：「大典未备，特命卿等纂修，以埀后世，各赉白金文绮，有差。」嗣是毎遇经筵日讲，召讲官顾鼎臣、谢丕及臣道南、蔡昂赐赉无筭，臣道南悉记以诗。赐枇杷菓，诗云：「炎日殊珍出尚方，赐来犹染御园香。珠丸云篚承优渥，玉液霞罂敢自甞。赋拟上林风韵别，贡縁南国露华芳。翠笼函赐同袍士，蕙圃兰皋倍宠光。」赐鲥鱼，诗云：「暑雨经旬湿不开，雪鳞氷舰自南来。御庖珍馔传中使，讲幄金盘出上裁。荐鲔未湏歌寝庙，钓鳌何必羡蓬莱。素餐忝窃惭无补，鱼藻空懐絶代才。」赐鲜笋，诗云：「端居玉署槐阴细，拜赐金门竹笋新。仙苑青霄分鳯族，御题彤管浃龙鳞。娟娟秀色犹含雨，袅袅柔芳尚帯春。却忆潇湘千畆地，野人持赠未为珍。」赐鲜藕，诗云：「承明供奉罗珍馔，中使仍传赐藕鲜。捧出禁垣三锡宠，荐来家庙寸衷虔。润含天上金茎露，清挹峰头玉井莲。自是龙池有仙种，江南风物敢争先。」赐讲官大帯，诗云：「南郊禋荐劳明主，上界仙班重讲臣。寳帯颁从三接昼，玉堂先领一阳春。光逾照乗连城价，宠倍通天絶域珍。揣分敢云稽古力，立朝端委报君身。」
殿阁词林记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殿阁词林记巻十六
（明）黄佐 廖道南 撰
顾问
侍从文学之臣，论思献纳，自汉已然。至唐始设翰林，以言语文字备顾问，因有天子私人与内相之目，而待制轮对有非诸司所敢望者。国初儒臣虽布衣，皆得备顾问，及置本院。凡上御奉天、华盖、谨身、文华、武英诸殿，文渊阁、东阁、东西黄阁、文楼、武楼、奉天左顺、右顺、中右、思善等门，并出入禁籞，无不从游。又定为入直，即唐之待制也；奏事，即宋之轮对也。宣宗尝谓侍臣曰：「君臣一体，犹元首之有股肱，故于儒臣毎燕见，必从容
译恩赏
正统初年，经筵开始开设，在礼部赐宴。知道经筵的官员赏赐白金八十两、宝钞四千贯、文绮四表里。同知经筵以及讲官赏赐白金五十两、宝钞二千贯、文绮四表里。侍班官员赏赐白金三十两、宝钞三千贯、文绮二表里。其余人都赏赐宝钞，等级有别。大家上奏章称谢。其中有说：“陛下万机之暇，常亲自临幸经筵，追求广博的见闻，于是详细延请儒雅之士。我们承蒙皇帝诏书的勉励，又接连得到宴饮赏赐的丰厚恩惠。在弘扬光明中竭尽心力，确实契合周成王的德行，念及始终遵循学业，恭敬陈述商代贤臣的篇章。”不久，讲官各自被赐给镶金玳瑁香带，大红织金纱、罗、袭衣、冠、鞋等一应俱全。天顺八年八月，宪宗临幸经筵，讲官学士柯潜等人被赐白金三十两、宝钞三千贯、文绮四表里，而庶子兼侍读徐溥、侍读倪岳、编修彭华等人也参与其中。成化四年十二月，赐给经筵儒臣七人袭衣、冠、鞋，当时柯潜已听闻父亲丧事，皇上命令直接到他家中赐给。十二年，大学士商辂等人上奏说：“太常寺卿兼侍读刘珝每日在经筵进讲经史，他的辛劳与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柯潜、李泰相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皇太子临幸左春坊，进讲《大学》第一章，退席后在文华门赐宴。十二日，皇上临幸经筵，进讲《中庸》二十章，退席后在左顺门赐宴。宠爱赏赐频繁重叠，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孝宗时尤其重视经筵。学士程敏政记载此事说：“弘治元年三月十二日，初次开设经筵，赐宴以及白金、宝钞。十三日，在文华后殿早上进读《尚书》《孟子》，到中午进读《大学衍义》，以此作为常规。讲毕赐茶，皇上都称呼先生而不叫名字。四月二十八日以后，屡次赐给桃、杏、郁李、莲房、鲜笋、青梅、琵琶、杨梅、雪梨、鲜藕。五月二十九日以后屡次赐给，程敏政等人具表称谢，并且用诗记录。有说：‘黄封都带着乾清宫的字样，朱红的果实平分上苑的香气。’七月二十日，在文华殿后讲学，皇上顾视宦官赐给讲臣冠带靴袍，程敏政预先被赐织金云雁绯袍一副，金带一条，以及乌纱帽、皂袜。当面谢恩完毕，皇上顾视对他说：‘先生辛苦。’大家都回答说：‘这都是职分应当做的。’叩头退下。有诗记录此事说：‘日光映照宫窗晓殿清，深厚恩泽频繁皇帝亲临。褒衣红濯天机锦，束带黄分内帑金。久幸清班容冠履，渐惭华发点朝簪。经生职分寻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当时皇上最重视儒臣，学士张元祯身材矮小，每次进讲，皇上俯身几案倾听。嘉靖五年正月，皇上召大学士杨一清、费钅宏、石珤以及编修孙承恩、臣道南以及张治、王用宾等到文华殿，告诫说：‘大典尚未完备，特意命令你们编纂修撰，以垂范后世，各自赏赐白金、文绮，等级有别。’从此每逢经筵日讲，召讲官顾鼎臣、謝丕以及臣道南、蔡昂赏赐无数，臣道南全部用诗记录。赐枇杷果，诗说：‘炎日殊珍出尚方，赐来犹染御園香。珠丸云篚承优渥，玉掖霞罂敢自尝。赋拟上林风韵别，贡缘南国露华芳。翠笼函赐同袍士，惠圃兰皋倍宠光。’赐鲥鱼，诗说：‘暑雨经旬湿不开，雪鳞冰舰自南来。御庖珍馔传中史，讲幄金盘出上裁。荐鮪未须歌寝庙，钓鳌何必羡蓬莱。素餐愧窃惭无补，鱼藻空怀绝代才。’赐鲜笋，诗说：‘端居玉署槐阴细，拜赐金门竹筍新。仙苑青霄分凤族，御题彤管浃龙鳞。娟娟秀丽犹含雨，袅袅柔芳尚带春。却忆潇湘千亩地，野人持赠未为珍。’赐鲜藕，诗说：‘承明供奉罗珍馔，中史仍传赐藕鲜。捧出禁垣三锡寵，荐来家庙寸衷虔。润含天上茎露，清挹峰头玉井莲。自在龙池有仙种，江南风物敢争先。’赐讲官大带，诗说：‘南郊禋荐劳明主，上界仙班列讲臣。宝带颁从三接昼，玉堂先领一阳春，光逾照乘连城价，宠倍通天绝域珍。揣分敢云稽古力，立朝端正报君身。’
殿阁词林记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殿阁词林记卷十六
（明）黄佐 廖道南 撰
顾问
侍从文学之臣，议论思考献纳，从汉代就是这样。到唐代才开始设立翰林，以言语文字备顾问，因此有天子私人和内相的称号，而待制轮对不是其他部门所敢奢望的。国初儒臣虽然出身布衣，都能备顾问，等到设立本院。凡是皇上临幸奉天、华盖、谨身、文华、武等殿，文渊阁、东阁、东西黄阁，文楼、武楼，奉天左顺、右顺、中右、思等门，以及出入禁苑，无不跟随。又定为入直，就是唐代的待制；奏事，就是宋代的轮对。宣宗曾经对侍臣说：“君臣一体，就像元首有股肱，所以对于儒臣每次宴见，一定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