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通鉴博议卷十

译八月庚子日，梁帝下诏准备返回建康。领军将军胡僧佑、太尉黄罗汉、吏部尚书宗懔、御史中丞刘殻进谏说：“建康的王气已经耗尽，又正好与敌寇隔着一条长江，如果发生意外，后悔也来不及了。”梁帝命令朝臣讨论此事。黄门侍郎周洪正、尚书右仆射王褒说：“如今百姓还没有见到皇帝的车驾进入建康，仍然把我们看作列国诸王，愿陛下顺从四海的愿望。”当时群臣大多是荆州人，都说：“周洪正等人是东方人，一心想向东去，恐怕不是好办法。”周洪正当面反驳他们说：“东方人劝皇帝向东去，就说不是好办法；你们这些西方人想向西去，难道就是长远的策略吗？”梁帝笑了。又在后堂讨论此事，参加的人有五百人。梁帝说：“劝我离开江陵的人站在左边，站左边的人超过了一半。”武思太守朱买臣说：“建康是旧都，皇陵所在；荆州镇守边疆，不是君王居住的地方，希望陛下不要犹豫，以免将来后悔。”梁帝让术士杜景豪占卜，卦象不吉。杜景豪对梁帝说：“不吉利。”退下后却说：“这个兆象是被鬼贼留下的。”梁帝认为建康残破，而江陵完整兴盛，心里也愿意留在江陵，最终听从了胡僧佑等人的意见。臣李焘说：君王一定要居处在形势险要的中心，作为四方的希望。商朝定都亳，周朝定都洛，秦、汉定都长安，都是处在天下的中心。魏定都许，吴定都建康，蜀定都成都，都是处在一国的中心。孙权想定都鄂，昭烈帝不同意；温峤想定都会稽，王导不同意。他们认为建康前面依靠长江，后面倚靠百越，左边牵制泗水和大海，右边连接荆州、蜀地；一旦缓急有变，左右前后可以轮流成为屏障。这种处在形势中心的地方，正是君王应当居住的地方。元帝拥有这样的形势，却不能居住在那里，只顾留恋原来的镇所，不忍心轻易离开。他不知道蜀地、雍州既然已经失去，楚地就成了孤立之地，处在一隅，前后都没有援助，这等于把自己关在洞穴之中。想不灭亡，能做到吗？唉！项羽顾念称霸楚地而失去关中，梁元帝顾念江陵而失去建康，都是凭匹夫般的见识，最终失去了天下的形势，以至于自身灭亡，难道不是太愚蠢了吗！魏国立梁王詧为梁主，把荆州资助给他，却夺取了他的雍州土地。三年冬十月，魏国立梁王詧为梁主，把荆州土地给他，东西延伸三百里，同时又夺取他的雍州土地。萧詧住在江陵东城，魏国设置防主将驻在西城，名义上称为助防，对外表示帮助萧詧防御，实际上是防备他。萧詧的将领尹德毅劝萧詧说：“魏军贪婪残暴，任意施行残忍暴行，杀戮掳掠士人百姓，数也数不清。江东百姓遭受如此涂炭，都认为这是殿下造成的。如今魏军精锐全部集中在这里，如果殿下设宴招待他们，请求于谨前来欢聚，预先埋伏武士，趁机杀死他，再分别命令诸将袭击他们的营垒，把这些凶徒全部消灭，不让他们留下一个同类；然后收拢江陵百姓，安抚使他们安定。王僧辩等人，写一封简短书信就可以召来。然后穿上朝服渡过长江，进入建康登上皇位，片刻之间，大功就可以建立。”萧詧说：“您的这个计策不是不好，只是魏人待我优厚，不能背弃恩德。如果立即按照您的计策行事，别人将会连我的残余也不肯留下。”后来，江陵城中无论老幼都被掳走，萧詧又失去了襄阳。萧詧这才叹息说：“只恨没有采用尹德毅的建议。” 臣李焘说：周朝夺取梁国，是侥幸，不是智慧。我认为周朝夺取雍州是有智慧，夺取荆州却是愚蠢；它没有在荆州失败，是侥幸。梁国把襄阳作为雍州的治所，那片土地向北连接宛、洛，横跨荆楚。襄阳一旦失守，江陵就会受到威胁；江陵一旦危急，建康就会令人忧虑。襄阳是楚地的北门、吴地的右臂，周瑜曾想占据它来逼迫曹操，关羽曾想夺取它来震动许、洛，元魏也曾想图谋它来动摇荆、沔。古代的英雄豪杰之所以劳身伤民，经过百战仍要争夺这样难以得到的地方，是因为上天不幸要降祸于梁国。梁国兄弟内乱，自己把机会送给了周朝，周人顺势而来，不必等梁人开口，怎么能不说是有智慧呢？可是当时北面有高齐，南面有王僧辩、陈霸先等人，周朝诸将却轻率出兵，越过别人的都城，谋夺别人的国家。如果岳阳王听从尹德毅的建议，那么齐人被于谨消灭的灾祸马上就会出现。西北的敌人也会乘机兴兵夹击他。周朝要成为周朝，或许会让人寒心；怎么能不说是愚蠢呢？唉！凭借累世的敌人，只因一句话就来满足他的心愿，难道这是梁国的福气吗？大概周朝是想像虞国、虢国那样，先借道再吞并梁国。而梁人没有觉察，开始替周朝服役，中途听从周朝命令，始终没有醒悟，自己跌入了周朝的计谋之中，也只能说是侥幸了。论陈 臣李焘说：我曾经论述南北朝对峙时，宋、梁是强国，齐、陈是弱国。梁本来已经很强，而宋最强；齐本来已经很弱，而陈尤其弱。江南建立国家，如果用淮水、淝水的险阻作为屏障，藩篱防线就会牢固；如果凭借巴蜀的险要加以控制，上游就会安定。齐虽然可以说是弱国，但蜀地还在我们手中；裴叔业尚未叛变时，淮南也还没有失去。自从侯景之乱以后，梁室就衰弱了。高齐派辛术劫掠江淮，藩篱防线的形势便不复存在。西魏派尉迟迥进入益州，上游的援助也无法依靠了。后来梁国在襄阳建立，又迁到江陵，就扼住了我们的咽喉，折断了我们的脊梁，使我们再也不能高枕而卧。这就是陈尤其弱的原因。宣帝大建年间，虽然命令吴明彻趁高齐衰弱之际收复淮南，又想经营徐州、兖州，但乘周人灭亡齐国之时，陈军在清口战败。于是长江以北的土地又归于周朝。荆州、襄阳既已陷落，上游不得安定，却想远道争夺彭城、汴州，不能成功是理所当然的。大体说来，吴地、蜀地相互呼应，如同人的左右手。如果同别人交战，左手虽然奋力，但右手无法响应，就不能指望取得胜利。有蜀地，吴国就强；没有蜀地，吴国就弱。东晋因为平定李势，宋武帝一定会平定谯纵。到了齐、梁时期没有西顾之忧，其中只有陈氏没有蜀地，所以魏取西蜀，晋取代魏后又趁势平定吴国；周取萧撝之地，隋取代周后又趁势进入陈国。北方能够兼并南方的，只有晋和隋；但它们最终都因为没有蜀地而灭亡。然而，孙氏虽然没有蜀地，荆州却没有出事；陈氏既没有蜀地，又没有荆州，所以孙氏的祸患来得迟，陈氏的祸患来得快，这就是二者稍有不同的地方。蜀地和荆州对于天下的重要性，竟然如此，难道不值得相信吗？吴明彻讨伐北齐，收复淮南地区

译宣帝大建五年春三月，皇帝谋划讨伐齐国，公卿们各有不同意见，只有镇前将军吴明彻作出决断，请求出兵。壬午，分别命令各路军队，以吴明彻为都督征讨诸军事，裴忌监理军务，率领十万人讨伐齐国。吴明彻从秦郡出兵，都督灋■〈奭毛〉从厯阳出兵。齐人派军队援救厯阳。庚申，黄灋■〈奭毛〉将其击败。齐国又派开府仪同三司尉破胡、长孙洪畧援救秦州。辛酉，双方在吕梁交战，齐军大败，尉破胡逃走，长孙洪畧战死。甲子，南谯太守攻克石梁城。五月己巳，梁城投降。癸酉，阳平郡投降。甲戌，徐槾攻克庐江城。厯阳处境困窘，请求投降，黄灋■〈奭毛〉暂缓进攻；厯阳于是又拒绝坚守，灋■〈奭毛〉大怒，率领士卒加紧攻城。丙子，攻克厯阳，进军合淝。合淝看到军旗便请求投降。己邜，齐国北高唐郡投降。乙酉，南齐昌太守黄咏攻克齐昌外城。丙戌，庐陵内史任忠驻军东关，攻克东西两城，进而攻克蕲城。戊子，又攻克谯郡城，秦州城投降。癸巳，瓜步、胡墅两城投降。辛丑，吴明彻攻打寿阳，筑堰拦截淝水来灌城。乙巳，他亲自穿戴铠甲头盔，擂响一通鼓便攻下城池。十一月甲戌，淮阴城投降。庚辰，刘桃枝攻克朐山城。辛巳，樊毅攻克济阴城。己丑，鲁广达攻打济南，徐州军攻克了它。十二月壬午，全部收复江北地区。臣焘说：江南的国家有六个，吴、陈较为弱小，但孙氏统治长久，陈氏却很快衰败。士大夫们议论说，孙权勇敢而能决断，陆逊忠诚而有谋略，君臣都贤明，所以能够保有江南，把它留给后人。这种说法认为陈氏君主荒淫，臣下昏乱，刑法政令没有建立，所以不能长久存在，只能被别人驱逐消灭。其实并不是这样。凭借高帝的英武豪杰之才，斩杀侯景，平定王僧辩，向南劫取齐军，夺取梁国，就像反掌一样容易。后来又有文宣帝恭敬节俭、勤于政事，徐陵、吴明彻辅佐他，君臣父子之间的贤能，难道比孙氏差吗？然而成败长短不同，强弱形势各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吴国拥有荆州并与蜀地相通，而陈国失去了这些地方。荆州、蜀地处在长江上游，敌人得到它们，就可以顺流窥伺我方；我方得到它们，就可以凭借水流据守以抵御敌人。吕蒙被吴国任用时，想要收取荆州；陆逊被吴国任用时，想要收取蜀地。确实因为这些地方关系利害，不能不优先谋取。所以陈氏的失误，在于急于争夺淮、汴地区，却放缓了谋取荆州、雍州。淮、汴地区，前面有长江作为限制，仍在城郭之外，还可以施展防御力量。至于荆州、蜀地的形势，敌人一旦从身边突然发动，便会直捣心腹，即使有智谋的人也无法替它谋划。陈人只知道趁齐国混乱谋取淮南，却害怕周国强大而放缓谋取荆州、雍州，不知道当时周国也不能置身事外：强臣专权，幼主内心愤懑，这正是可以利用来谋划的时机。陈国的君臣如果能够派遣善于辩说的人，耗费万金，在周国内部挑拨离间，使他们君臣相争、朋党分立，内部自行谋划，无暇顾及对外谋略，那么陈氏君臣就会成为孤注一掷的力量。我们乘着他们的间隙，调动讨伐汴地的军队，迅速进攻并夺取那里，再乘着攻破梁国的威势，率兵向西进军，直接从潼川出兵，直指成都，那么剑阁的道路自然就会被截断。继承孙氏的余策，收取荆州、利用蜀地，进而可以谋取天下，何至于连自身都不能守住？舍弃这些不做，却徒然争夺两淮，就好比破墙不停修补，未必能够抵御敌寇，反而足以使自己陷入困境。所以孙权常想渡江上岸夺取徐州，而吕蒙认为不可；孙权想要擒获曹休、震慑洛阳，陆逊也认为不可。至于荆州、蜀地，则谋取它们唯恐落后，守护它们唯恐有所松懈。他们使用吴国的策略比陈国审慎，所以能够长久。吴明彻与周国争夺徐州、兖州地区，吴明彻大败。大建九年十月，皇帝听说周人灭掉齐国，想要争夺徐州、兖州，于是下诏命吴明彻统领各军讨伐周国。吴明彻的军队到达吕梁，周国徐州总管梁士彦率军抵抗。戊午，吴明彻将其击败，梁士彦据城自守。吴明彻包围了城池。十年正月，吴明彻包围周国彭城，在城下环列船舰，猛烈进攻。王轨率兵轻装行军，占据淮口，构筑长围，用铁锁贯穿数百个车轮，沉入清水之中，以阻断陈军船只的退路。军中惊惧不安，十天之内，水路便被截断。周军不断增援，当时吴明彻又苦于背部疾病严重。甲子，他决开堤坝，借水势撤军，希望能够进入淮水。到了清口，水势渐渐减弱，船舰都被车轮阻挡，再也无法通过。王轨率兵包围并逼迫他们，陈军全军溃败。吴明彻被周人擒获，将士三万人连同器械、辎重，全都被周军缴获。臣焘说：凡是用兵的人，我方擅长的，就出兵施展；我方不擅长的，就隐藏起来不使用。这还不是善于用兵的人。我想施展长处时，敌将却不与我争夺；我想隐藏短处时，敌将却偏偏强行与我较量。这样一来，我所采取的办法仍然有穷尽的时候。不如顺着敌人的短处，运用自己的长处。从前战国时期，晋国强悍，齐国怯弱，孙膑利用齐人的怯弱，减少灶数来迷惑晋军，于是擒获了庞涓。三国时期，魏国勇猛，蜀国怯弱，诸葛亮利用蜀军的怯弱，建立法令来制约魏国，于是使司马懿逃走。这可以说是善于运用长处了。江南人虽然守城有余，却不擅长野战，剽悍勇进的气势实际上容易使人轻率进攻。吴明彻如果能够利用这种轻率进攻的性情，采取掠夺土地的策略，挑选轻骑兵，率领步兵，使军队取胜时轻快推进，失败时容易退却，即使不幸没有功劳，也还足以保全自己。可是他却想把船和车辆作为攻城器具，把水势作为进退凭借，舍弃自己的长处，暴露自己的短处，拿这些去同别人争战，结果军队失败、自己被擒，实在是自取其祸。周军入侵，江北地区全部陷没于周国

译十一年冬十一月辛卯，周国韦孝寛分别派遣杞公亮从安陆进攻黄城，梁士彦进攻广陵。甲午，梁士彦到达肥口。戊戌，周军进军包围寿阳。皇帝下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淳于亮为上流水军都督，中领军樊毅为都督北讨诸军事，左卫将军任忠为都督北讨前军事，丰州刺史皋文奏率领步兵、骑兵三千奔赴阳平郡。癸卯，任忠率步兵、骑兵七千奔赴秦郡。丙午，仁威将军鲁广达率军进入淮水。樊毅率领两万水军从东关进入焦湖。萧摩诃率步兵、骑兵奔赴厯阳。戊申，韦孝寛攻下寿阳，杞公亮攻下黄城，梁士彦攻下广陵。辛亥，又攻取霍州。癸丑，任命扬州刺史、始兴王陈叔陵为大都督，统领水军、步军。乙丑，南兖、北兖、晋三州以及盱眙、山阳、阳平、马头、秦、厯阳、沛、北谯、南梁等九郡的百姓，全都自行拔营返回江南。周国又攻取谯州、北徐州。从此江北地区全部陷没于周国。臣焘说：善于夺取国家的人，是逐渐夺取，使敌人没有察觉；善于守卫国家的人，是从一开始就防守，使敌人无从谋划。秦国攻取诸侯，每年动用十支军队，而十万大军所争夺的不过一座城池。长平之战，杀死赵国将领，坑杀赵国士兵，震动天下，但秦国得到的也只是上党而已。所以秦国逐步侵夺的地方不过尺寸之地，诸侯并没有特别顾惜，不知道土地日渐削减，最终土地丧尽，自身也随之灭亡。这就是秦国善于进攻、诸侯不善于防守的原因。周国夺取陈国，大概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可惜陈人没有及早醒悟。当周国攻取蜀地、汉东、沔北，随后又把江北地区全部夺取时，已经砍掉了陈国的手指和爪牙，而陈国还不知道疼痛。等到几乎被铲除殆尽，才想出兵同人交战，这是多么晚才醒悟啊！古人对一尺土地、一个百姓都不轻易交给敌人，是害怕敌人的侵蚀蔓延，像疽疮蚕食一样，最终会蔓延到心腹。隋国攻取江南 隋高祖开皇九年正月乙丑朔日，贺若弼从广陵率兵渡江。在这之前，贺若弼因为老马很多，便大量购买陈国的船只并藏起来；又买来五六十艘破船，放置在水道中。陈人侦察到这些情况，以为隋国没有船。贺若弼又请求沿江防守的士兵每逢换防时都集中到广陵，于是大张旗帜，营帐遍布原野。陈人以为隋军大举到来，急忙发兵防备。等到知道只是防守士兵换防，这些人又解散了；后来陈人把这当成常例，便不再设防。贺若弼又让士兵沿江时常打猎，使人马喧闹，所以他渡江时，陈人没有察觉。韩擒虎率领五百人夜间从横江渡过，采石的守军都喝醉了，于是攻克采石。戊辰，陈主下诏命令朝廷内外戒严，以骠骑将军萧摩诃、护军将军樊毅、中领军鲁广达共同担任都督，率兵统领南豫州，并重新制定赏格，僧人、尼姑、道士全都命令服役。庚午，贺若弼攻下京口。辛未，韩擒虎进攻姑孰，半个月后攻下。江南父老前来军门拜见，昼夜不断。于是贺若弼从北道、韩擒虎从南道同时进军，沿江各城看到隋军旗帜便纷纷逃走。己卯，王世积率水军从九江出发，在蕲口击败陈将纪瑱，陈人大为惊恐，投降的人接连不断。陈主一向怯懦，不通晓军事，只是日夜哭泣，宫台内部的事务都交给施文庆处理。施文庆知道各位将领彼此不和，害怕他们立功，因此诸将凡是有奏请，大多都不能得到执行。甲申，陈军让鲁广达在白土冈列阵，萧摩诃的军队位于最北面。贺若弼登山望见陈军，便奔驰下山，整顿队列等待他们。陈主与萧摩诃的妻子私通，所以萧摩诃起初毫无战意，只有鲁广达率领自己的部下奋力作战。贺若弼又率兵奔向孔范，孔范的军队刚一交战便逃走，骑兵溃乱；萧摩诃、任忠率领几名骑兵迎接并投降，带领韩擒虎的军队直入朱雀门。陈人想要交战，任忠挥手对他们说：“我这个老人尚且投降了，诸位还做什么呢？”众人全都四散逃走。当时陈国在建康的宗室王侯有一百多人，陈主把他们全都召入宫禁之中，命令他们驻守朝堂；等到台城失守，他们相互带领着出城投降。臣焘说：圣人解释《坎卦》的卦辞说：“天险无法攀登，地险就是山川丘陵。王公设置险要来守卫国家，所以依靠山岳作为城墙，挖掘海水作为护城池；高得无法攀登，深得无法测量。这是天地形成的险要，并不是王公所设置的险要。即使有山海四面遮蔽，而国家没有政令，形势不能建立，敌人经过它也如同走过平地。譬如有千仞高山、万仞深渊，却没有龙虎般的威势，那么牛羊可以在山上放牧，船只可以在水中航行，人们并不十分畏惧，因为知道它并不值得害怕。所以想要建立国家的人，首先要建立不可侵犯的形势，这样国家才可以守住。”孙权、宋武帝用来守卫江南所凭借的，不只是万里长江，也依靠严明的法制和勇猛的将士，使北魏、东魏的人不敢轻易侵犯。江南自宋武帝以后，四方纲维不能张举，苟且敷衍的政事很多。考察何钦容的话，再对照孝武帝的作为，就知道教化并不厚重；考察任昉弹劾四户诸鬼的奏疏，就知道政令刑法没有建立；看到元嘉年间在洛口战败的■〈氵费〉，就知道军队训练没有形成。薛安都、常珍奇发动变乱，裴叔业也想做河南公，但将帅没有受到推心置腹的安抚；彭城诛杀之事、义宣发动变乱，重视典签官的权力，却没有使宗室子弟成为坚固的屏障。民风和国势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再加上朝廷百官各怀心思，四方万里的百姓各有打算，所以万里长江没有人防守，隋人夺取它就像拾取草芥一样。积累已久的衰弱形势是有来由的。先王知道险要不能偏偏依靠来守卫国家，所以彰明政令刑法，建立法制，淳厚风俗，使上下各有等级，君臣一心，使国势高峻稳固，敌人不敢接近；这样才能借助天地形成的险要，作为长久的计策。假如前四代君主能够凭借吴越的资源，依靠江淮的险固，借助荆楚的援助，彰明法令、建立制度，致力于耕织，选拔将领和官吏，修治防守与作战的准备，君臣一心同北方人作战，那么统一天下的计划还担心不能实现吗？又何必害怕不能守住国家呢？《六朝通鉴博议》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