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通鉴博议卷七

译元嘉二十七年十二月庚午，魏主到达瓜步，毁坏百姓的房舍，又砍伐芦苇制成筏子，声称想要渡过长江。建康城震惊恐惧，皇上登上石头城，面带忧色，对江湛说：“北伐的计策，赞同的人很少。今天士人百姓劳苦怨恨，不能不感到惭愧，给大夫带来忧虑，是我的过错。”又说：“如果檀道济还在，怎么会让胡人的马来到这里？”皇上又登上莫府山，观察形势，悬赏擒获魏主和王公的首级，答应封爵并赏赐金帛。又招募人携带野葛酒，放在空村中，想用毒酒毒害魏人，最终没有伤到他们。魏主不饮用黄河以南的水，随身让骆驼驮着黄河以北的水；宋人馈送骆驼和名马，并请求和好、请求联姻。皇上派田奇馈送珍馐美味，魏主得到黄甘就吃了，并大量饮用酃酒。左右有人附耳低语，魏主怀疑食物中有毒，却不作回应，只举手指天，又把自己的孙子指给田奇，说：“我远道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求取功名，实在是想重修友好、使百姓休息，表示结为姻亲。宋如果能把女儿嫁给这个孙子，我就把女儿嫁给武陵王，从今以后，即使是一匹马，我也不再向南看。”田奇回来后，皇上召太子刘劭和群臣商议，众人都认为应当答应。江湛说：“戎狄没有亲情，答应他们没有好处，最终也不会成婚。” 臣李焘说：“战争，是天下人共同厌恶的事；强迫天下人去做他们厌恶的事，而顺从一个人的欲望，百姓一定会违背他。没有百姓的支持，还能和谁作战？所以古代谋划对付敌人，必定先使敌人在自己的百姓中变得可憎。城濮之战，楚国想交战而晋国推辞，正是为了使百姓厌恶楚国，楚国因此失败。邲之战，晋国想交战而楚国推辞，正是为了使百姓厌恶晋国，晋国因此失败。宋文帝在黄河以南用兵，父亲战死在前，儿子又战死在后，厌恶战争的心情可以说十分强烈了。魏人把停止战争、让百姓休息的意图告诉宋国，他们是否真诚，虽然还不能确定，但如果不接受，厌战的过错就会落在文帝身上。不如接受它，趁此机会聚合残余力量，收抚流民，安抚并训练他们。最终如果魏人能够不改变这种态度，我方还要求什么呢？如果他们自行改变，那么我方百姓必然愤怒，魏军众人必然松懈。用正在愤怒的气势，进攻已经松懈的心理，那么胜负不用等到交战就可以决定。”文帝没有采取这条道路，急于用战争争夺所要争夺的东西，过错在我方了，还凭什么取胜呢？魏主攻打盱眙没有成功，退走。元嘉二十八年春正月，魏人经过山阳，不敢停留，于是进攻盱眙。魏主向臧质索要酒，臧质把粪便封装起来给他。魏主大怒，修筑长城，一夜之间就筑成了。魏人用钩车钩住城楼，城内用绳索系住钩子，几百人一起呼喊着拉它，钩车不能退回。夜里，城内用桶悬吊下去，士卒出城砍断钩子，把钩车夺了过来。第二天，魏人又用冲车攻城，城墙土质坚实密固，每次冲击至多只塌落几升土。魏人于是贴近城墙攀登，分批轮换，相继坠落又重新攀登，没有人后退，死伤以万计，尸体堆得与城墙一样高。总共攻打了三十天仍未攻下，恰逢魏军中有许多人染上疫病，又有人报告说建康派水军进入淮水，并且下令援救彭城，截断魏军的归路。二月丙辰，魏主焚烧攻城器具，退走。十一月，青州、齐地大乱，长沙王刘义欣在彭城，将佐非常恐惧，劝刘义欣放弃镇守之地回到京都，刘义欣不听。辛酉，任命刘义佐为豫州刺史，镇守寿阳。臣李焘说：南北分立将近三百年，土地的形势有宽有窄，人民的性情有勇有怯。南方不能抵抗北方，这是五尺高的儿童都能明白看出的事。北方人三次把军队用于南方，三次都大败。凭曹操的智慧，困于赤壁；凭苻坚的强盛，败于淝水；凭佛狸的勇武，逃于瓜步。他们胜负的道理，几乎不能仅用形势来解释。认为上游的得失是胜负所在，这是一个说法；认为水土的性质有所不同，这是一个说法；认为攻守的技艺各有所长，这是一个说法。这些都只是谈形势，还没有通晓其中的道理。臣认为，军队将要畏惧，所以道理必须正直，使我方对敌人没有亏欠之处，而敌人在自己的民众面前感到惭愧。是非曲直一旦分明，胜负的形势自然就会显现。因此曹操怀有吞并汉朝的意图，二袁、二刘、张绣、吕布等天下的雄杰几乎都被他擒获消灭，又再次发兵逼近长江，想要兼并孙权、刘备，贪得无厌的心思，谁能忍受？江南的君臣，难道宁愿只作战而不为此臣服吗？吴人一怒，孙权、刘备一同奋起，曹操就不得不逃走了。这即使占据上游的形势，切断长江的一半，又哪里足以战胜吴国呢？司马氏统治下的刘氏虽然微弱不振，但它是礼义所归的君主，是正朔所在，也是四方万里共同尊敬仰望的对象。苻坚、佛狸仗恃犬羊般众多的军队，想让南北的百姓都臣服；如果中原没有人也就罢了，假如百姓稍有知识，谁愿意甘心成为左衽之人呢？所以江左的人，有的作战，有的防守，共同拼死用力，所做的一切都不敢推辞。晋、宋一旦愤怒，士人和百姓都一同激愤，秦、魏就不得不失败了。即使把淮南、淮北的军队混合起来，带着能够长期进攻的器械，又哪里足以战胜晋、宋呢？所以双方的说法不同，曹操困于孙权；华夏与夷狄的道义界限分明，秦国败给晋国；魏国屈服于宋国。这三次失败，不是败在兵力上，而是败在道理上。所以想要作战，首先要申明己方的道理，以激怒士卒。晋国避开楚军，不是因为弱小，而是害怕激起楚人的愤怒；汉高祖多次列举项羽的罪行，不是因为强大，而是想激起汉地百姓的愤怒。士卒凭借愤怒振作士气，才可以与之交战。大概作战所凭借的，就是士气。道理正直，士气就振奋；道理理亏，士气就沮丧。道理上有所屈服，民众又有什么可依靠的呢？至于土地的大小、人民的强弱，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只是拘泥于末节去寻求胜负，或许是没有想通这个道理。我因瓜步之战，特意把其中的道理详细论述出来。魏人在瓜步之战中，攻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戮抢掠，没有留下余地。

译元嘉二十八年，魏人总共攻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戮抢掠，数量多得无法计算。成年男子立即被斩断肢体，婴儿被穿在长矛上，盘旋挥舞着作为游戏。魏军经过的郡县，土地荒芜，什么也没有留下。春天的燕子归来，只能在林木上筑巢。魏军的士马死伤也超过一半，魏国人都归罪于魏主。每次命令将领出兵，魏主常常把已经写定的法令授给他们；交战的日期和时刻，也要等待中诏，因此将帅迟疑不决，没有人敢自行决定。又因为江南的白丁轻率进攻、容易退却，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从此以后，乡邑萧条，元嘉年间的政治衰败了。臣李焘说：古代兼并天下的人，必定有战胜天下的办法。将领贤良、士卒勇敢，所遇之敌必定击破，这还不是上等的用兵之道。整日转战，开辟千里土地，也还不是上等的用兵之道。这些不足以战胜天下，是很明显的。战胜天下有办法，就是使敌国倾覆罢了；使敌国倾覆也有办法，就是反其政治而行罢了。所以君主如同水，水根据地势来决定流向，君主根据敌情来制定政策。使我方的善政日益为人所知，使敌方的恶政日益显露，那么胜负的意向就应当有所归属了。因此刘邦和项羽相持，袁绍和曹操相敌，项羽专门施行暴虐而刘邦专门施行仁义，袁绍专门制造混乱而曹操专门整顿秩序，天下最终都归附刘邦、曹操。所以敌人不做的事，我方一定要做，这就是战胜天下的办法。当南北分裂时，北方敌人虽然强大，但像犬羊一样的性情还没有改变。兵锋所到之处，几乎屠杀殆尽，难道是人所能忍心做的事吗？大概这是上天用来资助刘氏，使他制定策略的。文帝本来应当反其道而行，采用齐顷公、越王勾践的策略，安抚他的百姓；又选择像羊祜、祖逖那样的大臣，镇守安抚边境。施行德惠，推行忠信，使远方的人感到欣悦。这样经过几年，愚臣将会看见宋朝臣民愤怒，只担心皇上厌弃战争；而黄河以南、以北的遗民，则忧虑王师不出。可是文帝没有实行这条道路，反而使他的百姓遭受糜烂，急于交战以争夺自己所要争夺的东西，和索虏没有太大区别。政治相同而形势又不如人，当然反过来被别人战胜了。江南的白丁轻率进攻，容易退却。见前一段。臣李焘说：古代善于用兵的人，能够改变百姓的性情而加以使用。五方之人的性情，怯懦和勇敢不相同，但善于用兵的人能够使他们统一起来。秦地的人强劲，晋地的人剽悍，应当谨慎使用；吴地的人脆弱，蜀地的人怯懦，应当慎重使用。从前诸葛武侯使用蜀兵，用的是法令；孙权使用吴兵，用的是将领。把他们编成有节制的军队，静止时像山一样不可动摇，进攻掠夺时像烈火一样迅猛，所以蜀人对抗魏国而没有失败。任用潘璋、吕蒙一类的人，作为龙虎般的将领，使士卒有所凭恃，所以吴人对抗魏国而没有失败。把吴、蜀人的性情改变成秦、晋人的性情，用兵之道达到这里，才算神妙。宋文帝在需要夺取土地的时候，使用轻弱脆怯的军队，却想在中原争胜负，那么他所任用的将领是什么人呢？带领未经训练的士卒，进退、起坐都不协调，进退不一致，将领怯懦而士卒混乱，用这样的军队抵挡秦、晋般强悍的兵锋，丧失军队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皇上进攻河南，刘兴祖谋划想长驱直入中山，直接捣击敌人的腹心。皇上的意图在于保有河南，没有听从。元嘉二十八年三月，文帝听说魏世祖去世，又谋划北伐，向群臣征询意见。太子中庶子何偃认为，淮、泗一带数州的创伤尚未恢复，不宜轻率行动。文帝没有听从。沈庆之坚决劝阻北伐，文帝因为他提出异议，便不让他出征。青州刺史刘兴祖上书说，河南正遭受饥荒，田野间没有什么可以掠取的东西；如果各城坚守不出，就不是几个月能够攻下的。我认为应当长驱直入中山，占据那里重要的关隘。冀州以北的百姓还很富足，加上麦子已经将要成熟，可以凭借这些作为资粮，归附义理的人一定会像回声应声一样赶来。如果中原震动，黄河以南自然会自行崩溃。请允许我调发青、冀二州七千兵，率领他们直入敌人腹地，等等。文帝只想保住河南，也没有听从。臣李焘说：治理国家的道理是，懂得进攻的才能强盛，懂得防守的才能安定。防备敌人必定不会进攻的地方，只是白白劳累百姓，和不防守没有区别；取得我们无力守住的地方，只会白白消耗军队，和不进攻没有区别。南北对峙之时，河北本来就不可进攻，因为那里距离遥远，即使攻取了，也一定守不住；河南也不可进攻，因为那里地势平坦，即使取得了也无法牢固守住。刘氏父子想要争夺难以守住的地方，进攻河南两次、失败两次，仍不知道悔改，又谋划继续进取，可以说是不懂得应当攻取什么。刘兴祖替他们谋划，想要长驱直入中山，直捣敌人腹心，却不知道当时的兵力能否一举扫清黄河以北吗？如果不能，那么即使取得中山，聚集军队、储备粮食，前面有强敌，后面有援军接续，又能长久存在吗？凭秦人的强盛，尚且不能越过韩国去取得纲、寿；凭元魏的强盛，也不能越过淮河去取得钟离。何况是一个刚建立的国家，怎么可以轻率地谋取敌人的腹心之地呢？文帝进攻河南固然是错误的，兴祖的计策也并不正确。他们君臣的谋划如此荒谬，将凭什么图谋敌国呢？萧思话再次讨伐魏国，没有功绩便返回。秋季八月，各路军队进攻碻磝，修筑三条进攻道路。张永等负责东路，申坦等负责西路，崔训负责南路。连续攻打数十天也没有攻下。八月辛亥日夜里，魏军从地道偷偷出来，烧毁了崔训的营寨和攻城器械。癸丑日夜里，又烧毁东面包围阵地及攻城器械。不久又毁掉崔训的进攻道路。张永在夜里撤除包围、退兵，没有通知各位将领和士兵，士卒顿时惊慌混乱，魏人乘机进攻，死伤遍地。萧思话亲自前往增援兵力，攻打十多天仍未攻下。当时青、徐二州收成不好，军中缺乏粮食。丁卯日，思话命令各军都退驻历城。臣李焘说：国家弱小却屡次用兵，没有比这更大的祸患了。普通人家只有十金的财产，却想同拥有万金财产的人较量智谋，人人都知道他必然失败。因为力量不足以支撑自己的行动，却轻率地同别人争斗，这是自取困窘。南北对峙时期，江南的军队和北方相比不到十分之一，江南的土地和北方相比不到五分之一。拥有五分之一的土地、十分之一的军队，应当养成威势、积蓄力量，十年以后再行动，等到必胜之后才出兵，即使这样还担心不能保全，怎么可以轻率动用它们，侥幸希望或许成功呢？所以文帝在位还不到三十年，却七次动用百姓，一次进攻秦，三次进攻周，四次进攻魏，屡次出兵又屡次失败。因此，文帝的谋划，是自取攻伐之道。孝武帝厌恶荆州、江州、扬州势力强大，于是把它们分成三个州，因此造成了空虚和耗损。

译孝武帝孝建元年初，晋地百姓南迁，以扬州作为京畿，供给粮食、布帛的资源都出自那里；以荆州、江州作为重镇，铠甲兵器和军队都聚集在那里，常常让大将镇守。三州的户口占江南的一半，孝武帝厌恶它们势力强大，所以想把它们分开。于是分出扬州浙东五郡，设置东扬州，州治在会稽；又分出荆州、湘州、江州、豫州的八郡，设置郢州，州治在江夏。太傅恭建议让郢州州治设在巴陵。尚书令何尚之说：“夏口位于荆州、江州之间，正对着沔口，通达连接雍州、梁州，确实是重要的渡口，自来就是旧日重镇，根基不容易改变；既有现成的浦口，又能容纳大船，对事情很便利。”孝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不久，荆州、扬州因此空虚耗损，何尚之又请求合并两个州，孝武帝没有答应。臣李焘说：治理国家如同调养身体，心脏、肠胃和四肢的调养治理，缓急各有次序。人失去这种次序，疾病就会产生；国家失去这种次序，祸乱就会产生。古人对此大概是深感忧愤的。因此，汉朝定都关中却重视梁地，唐朝定都关中却重视凤翔。即使集合七国的军队，也不足以抵挡梁地；即使集合天下的军队，也不足以抵挡关中。这就是汉朝处在凤翔那样的形势上，足以遮蔽唐朝西门的原因。京师的府兵，足以制服天下的藩镇。这就是唐朝所处形势的特点。内外轻重，各有自己的格局，这就是它能够拥有天下的原因。晋氏南迁，以扬州作为腹心，以荆州、江州作为臂肘，积聚财货，聚集军队，使它们长期保持重要的势力，这是理所当然的。在没有战事时，使强大的藩镇和剽悍的将领在内部有所畏惧；在发生战事时，使腹心之地成为外部的屏障和倚靠。这实在是长久不变的方略。但刘氏父子贪图眼前利益，破坏了长久的规划。文帝使内部空虚而经营外部，结果江州的文武力量衰弱；武帝使枝叶强而根干弱，结果荆州、扬州的势力被分散。后来明帝发生内乱，会稽终于成为贼寇的境地，而朝廷所能保有的时间仅仅一百多年。齐朝末年，萧氏兄弟也想联合郢州、雍州来图谋天下，使腹心空虚、枝体肥大，终于成为后世的深重祸患，岂能不引以为戒！薛安都、常珍奇等投降魏国，于是丧失了淮西四州以及淮北的土地。魏国的慕容白曜又攻陷了三齐。太宗泰始二年，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萧惠开、梁州刺史栁元■〈忄右〉、兖州刺史毕众敬、豫章太守商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一同派遣使者请求投降。孝武帝想在淮北显示威势，命沈攸之率领五万甲士迎接薛安都。蔡兴宗说：“安都归顺，这确实不是虚假的；正应当只派一名使者带一封短信，现在却用重兵迎接他，势必使他疑惧，或许会招引北方寇敌，使祸患更加深重。从国家大计考量，尤其应当慢慢安抚笼络他。”孝武帝没有听从。安都听说大军北上，感到害怕，便派使者向魏国请求投降，并请求魏国出兵救援。魏国派尉元、孔伯恭从东路出兵救援彭城，西河公石张穷奇从西路出兵救援垂瓠。张永、沈攸之进兵逼近彭城，彭城几乎陷落，但尉元让安都守卫彭城，自己率兵攻击张永，截断了他的粮道。三年，张永等弃城连夜逃走，尉元在前面拦截，安都从后面追击，在吕梁以东大败张永等，死者数以万计，尸体枕藉六十多里，张永和沈攸之仅仅自身逃脱。孝武帝听说后，召见蔡兴宗，把败报给他看，说：“我非常惭愧，对不起你。”因此丧失了淮北四州以及豫州淮西的土地。二月，无盐的常忻、肥城的糜沟、垣苗等戍所都不愿归附魏国。魏国派长孙陵等率兵前往青州，慕容白曜率领五万骑兵作为后续援军。白曜到达无盐后，在半夜部署军队。三月甲寅日早晨发起攻城，到了吃早饭的时候便攻克了。将要进攻肥城时，郦范说：“肥城虽然小，攻打它却要耗费时日，取胜也不能增加军队的声势；如果写信传告劝谕，即使他们不投降，也应当逃散。”白曜听从了他的意见，肥城果然溃败。白曜对郦范说：“这次出征能够得到你，三齐就不足以平定了。”于是攻取垣苗、糜沟两个戍所，十天之内连续攻下四座城，威势震动齐地。臣李焘说：天下之大，犹如一个人的身体。臂膀和手指强壮，腿脚和臂助得力，心腹就能安定，才有余力为此谋划。宋高祖向南称王，虽然把江州、扬州千里土地作为心腹，也依靠青州、齐地和两淮作为臂肘，彼此相互利用，以便救援我们的危急，并成为敌人的后顾之忧。安危的关键，就在这里。孝武帝如果能够考察前代的事情，顺着武帝、文帝的做法，同时任用宗室亲属和贤能之人来守卫要害，那么即使有强暴的敌人，也还不会有窥伺觊觎的忧患。然而他却不信任忠臣，不亲近宗族，把土地交给贼敌，使之成为祸乱的开端，这是任用人不当。明帝即位后，又没有醒悟，不懂得山海般广阔的气量，只计较臣下的短处，既不能削弱敌人，也不能使自己强大，两淮、三齐相继沦陷，遭到杀戮，臂肘之地被抛弃而送给别人，头和脚分离坠落，只能孤零零地处在一处，所以没有立即灭亡，或许是另有等待吧。他挽救败局的方法不对，江州、扬州的势力于是衰弱而不能振作，这是两位君主的罪过。沈攸之已经在吕梁战败，孝武帝又派他进攻彭城。攸之坚决认为不可，孝武帝发怒，强行派他出征。魏人把攸之前次战败时丧失的、身上生疮冻伤、只能跪行的士卒，全部送还给他，以此挫伤他的士气，攸之又一次失败。三年五月，孝武帝再次派中领军沈攸之等进攻彭城。攸之认为淮水、泗水正值枯涸，粮食运输接不上，坚决认为不可出兵。使者往返七次，孝武帝发怒，强行派他出征。八月壬寅日，任命攸之为南兖州刺史，率军向北进发。魏国的尉元派孔伯恭率领步兵、骑兵一万人抵挡沈攸之。又把攸之前次失败时丧失的、身上生疮冻伤、只能跪行的士卒全部送还给攸之，以此挫伤他的士气。孝武帝不久后悔了，派人召回攸之等，命他们返回。攸之率军撤退，孔伯恭追击，攸之大败。臣李焘说：将领因为战败而胆怯，是庸将；不轻视败兵，反而重视使用胜兵，是贤将。常人的情绪，受到挫折就会意气消沉，战败的士卒也不能再使用。只有贤能的人能够激发败军的羞耻，使他们愤怒，产生不能平复的忿恨之心，于是突然生出不可遏止的气势，趁着这股气势使用他们，可以抵得上十人。将领做到这样，才可以算善于用兵。冯异多次在赤眉军那里战败，吴汉常常败给公孙述，都能借此取得成功，大概是知道怎样激发士气。沈攸之如果能利用吕梁战败的机会，收拢残余部众，激励士卒，甚至割断头发、损毁冠帽，以求挽回胜负，那么前一天的失败，未必不能转化为今天的胜利，挽救齐地的命运。他坚决不愿出征，志气已经折损了。不久敌人又把俘虏和被斩首者送来，三军士气丧失，上下的心气早已怯弱了，这样凭什么作战？再次失败，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译魏将慕容白曜攻取青州、冀州的土地。四年五月，沈文秀守卫东阳，魏人包围了它。三年之中，城外没有救援，士卒日夜抵抗作战，铠甲头盔都生了虮虱，却没有离开或叛变的意志。乙丑日，魏人攻下东阳。文秀脱去军服，整理衣冠，拿出自己所持的节，坐在斋室里。魏人将他捉住，剥去衣服，捆绑着送给慕容白曜，叫他下拜。文秀说：“我们是两国的大臣，有什么必要下拜？”白曜把衣服还给他，为他设置酒食，又把他锁送到平城。魏主列举他的罪过后宽赦了他，把他作为下等宾客对待，供给粗劣衣服和蔬菜饭食。不久，魏主看重他不屈服，逐渐提高礼遇，任命他为外都下大夫。从此青州、冀州的土地全部落入魏国手中。臣李焘说：土地有距离遥远却不可放弃的，也有距离很近却不必取得的；不是懂得天下形势的人，不足以同他讨论这些。过去秦国放弃韩国而先取蜀地，汉朝放弃匈奴而先取西域，都是有求取利益的心，却不在城市争夺，而在野外争夺，这本来就是众人所不能理解的。大概是因为这能资助富强、增加形势，使土地成为不可放弃之物，非有智慧的人本来就不能看清。南北对峙之时，青州、齐地对于建康来说，土地迂远，形势偏僻，或取得或失去，好像不足以关系到存亡。宋武帝劳苦自身、残害百姓，经过百战才取得它们，他的用意一定是看到了某种道理才这样做。大概是认为三齐富足强盛，分割它的土地足以使国家富足，分取它的民众足以增加兵力；天下无事时可以动摇幽州、冀州。凭借这里来防守，防守就可以牢固；凭借这里来进攻，进攻就一定可以成功。这是吴国的左臂。明帝却决断把它送给敌人，没有感到多么痛惜，不知道自己孤立无援，已经不能同别人争斗了。齐论。臣李焘说：高祖凭借豪杰的资质，占据江淮的险要，君臣牢固守卫，抵抗北方人。开国之初，命令良将守卫寿春，顺应时机、因势制变，筑堰蓄水灌溉敌军。齐国没有耗费一支箭一枚箭头，北方人的军队却遭到破败困顿，不敢再前进。在这个时候，上下同心，已经有意坚守以等待天命了。不久却无缘无故交战，胡乱开启边境的嫌隙，这仍然是有进攻敌人的意图。作为创业的君主，却不制定一个确定的方略留给子孙，后世不能振作，延续到海陵，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内部有相互谋害的事情还应付不暇，外部又遭受敌人欺侮，而敌人只是拱手旁观，按道义不敢靠近。由此更加可以知道，拥有正统年号的国家，得到天意的共同支持，即使国内政治混乱，也有时会暗中得到佑助，不让蛇豕般的众人轻易在南方肆意施毒。明帝继承基业，虽然才质不是最为圣明的，但他辅佐过四朝，经历过内外事务，对于敌我双方的形势也全都熟知。他刚即位时，魏国的孝文帝迁都，亲自任意用兵，君臣相互谋害，父子之间自行发生混乱，这正是可以出兵乘机进攻的时候。齐人却熟视无睹，不知道应该怎样行动，可以说是不懂得进攻。如果元魏无能，陈兵于沔水，却攻取齐国五座都城，齐军闭城固守而不能出战，那又可以说是不懂得防守。既不能进攻，又不能防守，天意启发魏国的内心，使它自己说出想要讲和的话。齐国如果放低姿态，先向魏国求和，魏国一定会欣然答应；这样我们就能让内部得到休息，却又不能通过讲和来舒缓敌人的压力，齐国的无谋可以说到了极点。至于后世，放弃要害之地，把它交给敌人，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唉！善于观察国家的人，不只看它的强弱，而要看它怎样使用自己的强弱。能够善用强势，强大就不会折损；能够善用弱势，弱小也不会陷入危境。过去商汤对葛国，周文王对昆夷，越王对吴国，汉高祖对项羽，开始时似乎都处于屈服状态，最终却又能够振作起来，大概是因为当时的谋略是遵循时势、暂时收敛锋芒，以等待天命，助长敌人的骄纵之心而去掉他们的戒备，休养百姓的力量而保全自身，等待机会到来再加以利用，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齐国起初虽然似乎不能振作，如果能够暂时屈志来缓和敌人的进攻，休养百姓来等待时机，凭借江淮的险固，利用荆楚人的剽悍，在天下施展作为，怎么会很快就不如别人呢？只是因为进攻和防守不得当，讲和与作战失宜，所以同前代相比显得衰弱。魏军进攻寿阳，锺离垣崇祖将其击败。建元二年正月，魏将薛道标带兵赶往寿阳。齐武帝派刘怀慰伪造薛渊的书信，招降薛道标。魏人听说后，召回薛道标，让使持节、郡王元嘉代替他。二月丁卯朔日，元嘉和刘昶进攻寿阳。将要交战时，刘昶面向西方下拜，将士们泪流满面地说：“愿意共同尽力，以洗刷耻辱。”魏军步兵、骑兵号称二十万。豫州刺史垣崇祖于是就在城西北方筑堰拦截淝水，又在堰北筑了一座小城，四周挖成深沟，让数千人守卫，并说：“魏人看见城小，认为一举就能攻取，一定会竭尽力量进攻，企图破坏堤堰。我放水冲击他们，他们都会成为漂流的尸体。”魏人果然像蚂蚁一样攀附着进攻小城，崇祖乘坐肩舆登上城墙。傍晚时分，崇祖决开堤堰，洪水冲向正在攻城的军队，他们漂浮坠入壕沟，人马淹死的以千计。魏军退走。臣李焘说：“用兵有士气，战机有地势。懂得士气的时机，就可以作战；懂得地势的时机，就可以防守。军队不一定要多，土地不一定要广，能够使它们必胜的，只是善于利用时机而已。齐国初建时，北方的索虏侵扰，图谋夺取我们的要害之地，打算成为我们腹心之地的祸患。消除这种祸患，本来不能迟缓。然而当时的力量，如果出兵迎战，兵力多少不敌；分兵守城，气势又不能相互配合。因此垣崇祖借助水势的便利加以利用，用力少而成功多，不费劳力就驱走敌人，可以说是善于利用时机了。” 《六朝通鉴博议》卷七。●钦定四库全书。《六朝通鉴博议》卷八。（宋）李焘撰。淮北四州的百姓不愿意归属魏国，常常想着回到江南。孝武帝下诏让李安民督率各位将领前去迎接他们。安民前往救援却迟迟停留，南归的人都被魏人掠走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