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通鉴博议卷六

译臣李焘说：“我曾经认为，宋武帝凭借英明杰出的资质，专心致力于征伐，先平定巴蜀，于是鸣金击鼓，驱使江南的军队，同夷狄在中原作战。义旗向东举起，慕容氏就出降；天戈向西指去，姚泓就被擒获。中原的士气到这时也因此振作了。所以我评论六朝的君主，只有吴国善于防守，而武帝善于进攻。善于防守，所以曹氏虽然强大却不敢进攻；善于进攻，所以能够趁五胡衰弱时将其消灭。武帝刚进入关中时，晋朝遗民流泪相互庆贺。魏军虽然人多，在黄河边来回游动，却不敢出兵迎击他的锋芒。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假如刘穆之没有死，武帝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在中原稍作停留，用威名震慑他们，用强大势力压服他们，顺应三秦百姓喜悦归附的愿望，凭借诸将战胜的锐势，平定消灭北方的残余敌寇，那么拓跋氏的魏国、赫连氏的夏国，就不会再有遗留的后代了。天下难道会不统一吗？虽然武帝的功业没有最终完成，但他能够在元魏正盛之时摧毁燕国、诛灭秦国，挫败它们的锐气，使魏明元帝魂飞胆裂，狼狈不堪，哀求请和。他的儿子太武帝虽然能够夺取河南四镇，但在瓜步之战中，土地没有开辟一处民居，军队没有守住一座城池，反而在旴■〈日台〉受到羞辱，慌忙返回。” 如果不是武帝遗留下来的威势预先对元魏有所挫伤，那么元魏回山倒海般的势头，一定不会这样停止。假如武帝起初没有征伐的功劳，元魏的先人发动事业，今天兼并燕国，明天兼并秦国，后天又兼并夏国、蜀地，先占据天下的腹心之地，并且处在江南的上游。等到太武帝的军队逼近瓜步时，那对刘氏造成的祸患，肯定就不小了。边远夷族不能凌驾中原，左衽之人不能轻蔑衣冠之士。即使江南人的谋略高明，也还是上天在暗中鉴察、护佑中原。因而元魏正强盛时，武帝震扬军威，迎头挫败它的锋芒，上天佑护华夏的意图，明白地表现在这里。等到文帝穷兵黩武，孝武帝、明帝猜疑忌惮大臣和宗室，武帝的事业于是衰败，可惜啊！”},{ 王康镇守金墉城。臣焘说：百姓心中有愤怒，就可以同他们作战；百姓有坚守的意志，就可以同他们一起守城。如果居处没有固定的守备，供养又没有确定的产业，平时还可以共同相处，遇到紧急情况就都会四散。即使有江山地势的形势，也不足以依靠它来固守。因此，古代守城的人，必定先设法留住百姓的心，使他们没有回头离去的念头；这样即使有百万敌军包围在城下，也不值得忧虑。所以善于守城的人，依靠的是百姓，而不是军队。在草创未定的时代，开垦营田、治理荒地都很艰难；如果都依靠军队来守，又怎么能够供给他们呢？因此，依靠军队守城，并不是守城的高明办法。宋武帝的失策，在于专门任用勇斗之将来安抚新近归附的百姓，结果依仗武力用尽之后，城池也就丧失了。假如武帝能够得到几十个像王康这样的人，分别镇守新占的城邑，安抚疲惫的百姓，同他们一起耕种蚕桑，共同决心死守；同时选拔贤能的将领，统率重兵，占据要害作为援助他们的臂膀，那么新近收复的土地，哪里还有不能守住的呢？魏国谋划前来征伐，崔浩认为南方人只擅长守城，应当先掠取土地。武帝永初三年，魏主听说高祖去世，便商议发兵夺取洛阳、虎牢、滑台。十月，魏军将要出发，公卿在监国面前集会议论。奚斤想先攻城，崔浩说：“南方人擅长守城，从前苻氏攻打襄阳，经过多年也没有攻下。如今用大军坐守着攻打小城，如果不能及时攻克，就会挫伤军队的气势；敌人得以从容整顿而来，我军疲惫而敌军锐盛，这是危险的做法。不如分兵掠取土地，把淮水作为界限，分别设置守宰，收取租税粮食；这样洛阳、滑台、虎牢就都在我军北面，断绝了敌人从南方救援的希望，他们必定沿黄河向东逃走，那就成了网中的东西，还担心什么不能擒获呢？”公孙表坚决请求攻城，魏主听从了他。臣焘说：军队凭借声势进攻，凭借士气防守。从前秦国曾经想攻打诸侯，也曾经想同他们讲和。秦国并不是有能力攻打诸侯，也不是没有能力防守，而是乘着战胜的威势，形势在秦国一边；诸侯的士气已经受挫，不敢同秦国抗衡。因此，善于用兵的人，进攻时造成自己的声势，防守时蓄积自己的士气。进攻时使天下没有谁敢于抵抗，防守时使天下没有谁敢于窥伺，这才是高明中的高明。崔浩的话还没有看出攻守的奥妙。他只是看到了殷浩、褚裒的失败，以及苻氏不能攻克襄阳，便认为南方人擅长守城，在野战方面则不值得畏惧；却不知道春秋时期，吴、楚的军队曾使诸侯退让，邲之战、艾陵之战、黄池之争中，齐、晋都不敢同它们抗衡。到了六朝时期，谢玄凭借南方人平定三魏，宋武帝凭借南方人平定齐、秦，陈庆之凭借南方人攻取三十二座城，最终抵达洛阳；这些人全都是江南人。怎么能说他们不擅长进攻呢？只是在永初年间，王康因为将领怯弱，一进攻就屡屡失败，所以才把士卒牢牢圈住进行防守罢了。假如有贤能的将领，能够激发吴、楚军队剽悍的气势，乘索虏没有防备时争夺中原，又怎么会到哪里都不能实现志愿呢？所以，轻视弱敌而不加戒备，灾祸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假如江南有人才，那么崔浩的话难道不会成为魏国的深重灾祸吗？魏人再次夺取河南。臣焘说：“荀子说：‘兼并土地容易做到，使它稳固凝聚却很难。’所以攻取城池、掠夺土地，用来招来当地百姓比较容易；施行德政、给予恩惠，用来留住当地百姓却很难。秦朝已经灭亡以后，关中地区，刘邦、项羽都能够攻取；但追究最后的归属，还是归于汉，难道不是因为留住百姓的方法不同吗？宋武帝有龙虎般的姿态，怀有吞并五胡的志向，攻取河南像拾取小草一样容易，失去它也像丢弃枯木一样轻易，得失之间，为什么这样容易呢？大概是因为武帝知道怎样攻取它罢了。当时，经过一百多年，百姓仰望晋朝的心意，可以说非常深厚。如果在刚到达的那一天，就施行德政恩惠，表彰忠良，任用贤能的守令，安抚疲惫的百姓，以慰藉他们百年来的期望，那么即使有强暴的敌人怀着侵凌的意图，仰慕道义的人也决不忍心轻易离开中原。可惜啊，武帝不知道这样做。” 赫连定约定出兵攻打魏国，魏主击败了赫连定，乘机侵犯河南。

译元嘉七年八月己丑，夏主派使者请求和好，约定联合起来消灭魏国，并遥相约定分割河北：恒山以东归宋，恒山以西归夏。魏主听说后，拿这件事询问崔浩。崔浩回答说：“义隆与赫连定遥相呼应，用虚假的声势互相唱和，共同窥伺大国。义隆希望赫连定先前进，赫连定等待义隆先行动，双方都不敢先出兵；由此看来，那个儜儿的真情已经显露，不过是想固守黄河以自保罢了。赫连定只是残存的根基，很容易摧毁；一旦把他作为目标，他必定倒下。消灭赫连定以后，向东出潼关，席卷而进，那么威势就会震动南方极远之地，江淮以北将没有一棵草能够站立。希望陛下不要疑虑。”甲辰，魏主到统万，随后“寰”平凉（原文“寰平凉”，“寰”字疑有讹误），命卫兵将军镇守蒲坂。乙亥，魏将安颉从委粟津渡过黄河，攻打金墉。金墉城已经长期没有修治，又没有粮食，杜骥于是向南逃走。丙子，魏将安颉攻下洛阳，与龙骧将军陆俟进攻虎牢。辛巳，攻下虎牢。臣焘说：“凡是结交远方而攻打近处的，还没有听说过结交虚弱的一方而攻打强实的一方。结交远方，是为了损害敌人；攻打近处，是为了使自己获利。从前秦国曾经同齐、赵交好，却攻打韩、魏；齐、赵足以损害韩、魏，韩、魏屈服而归入秦国，秦国因此更加壮大，这就是秦国的计策。至于赫连定摧毁夏国残余势力，而宋文帝同他结盟，依仗他来攻破魏国；如果反而被魏国击破，那么我们的内心先怯弱，敌人的士气必定愤怒。用对方正在高涨的愤怒之气，来对付自己已经怯弱的内心，不交战就先失败了。本来结交的目的，是为了损害敌人，却反而使敌人更加愤怒；本来是想获利，却反而招致祸害，这不是很糊涂吗？” 洛阳、虎牢失守，垣护之、王仲德想要守住滑台；到彦之却放弃城池离去，青州、兖州大为骚动。元嘉七年十一月，到彦之听说洛阳、虎牢没有守住，各路军队相继逃奔失败，便想率兵返回。垣护之写信劝谏他，认为应当派竺灵秀帮助朱修之守卫滑台，自己率领大军向河北进发。并且说：“从前有人连续多年作战，军队损失、粮食匮乏，仍然壮着胆子奋勇向前，没有谁肯轻易退却。何况如今青州丰收，济水漕运畅通，士卒战马饱足安逸，威力没有损失。如果白白放弃滑台，坐视已经取得的功业丧失，难道是朝廷任命我们时的本意吗？”到彦之不听，想烧掉船只徒步逃走。王仲德说：“洛阳既已陷落，虎牢没有守住，这是自然形成的局势。如今敌军距离我们还有千里，滑台还有强兵。如果仓促舍弃船只向南逃走，士卒一定会离散。应当把船驶入济水，到达马耳谷口后，再详细考虑应该怎么办。”到彦之原先就有眼病，到这时病情大大发作；加上将士患有疫病，于是率兵从清水进入济水，到了历城，烧掉船只、丢弃铠甲，徒步奔向彭城。竺灵秀放弃须昌逃奔胡陆，青州、兖州大为骚动。臣焘说：两军相持，胜负尚未决定，一进一退关系到国家的形势，不能不谨慎。刘邦、项羽在京索交战，曹操、袁绍在官渡对峙，都是以十分之一的兵力相持多年，却没有谁肯先退。先退的一方，形势就会屈服，即使想重新振作，也很难再发挥力量。因此古人很看重退兵。到彦之调集江南的军队，同敌人争战；前军虽然失败，但中军主力所统率的精锐士卒和重兵还没有损失。如果丢弃釜、打破甑，烧掉船只并毁掉粮食，断绝他们回头的希望，并告诉他们已经无路可归，把他们置于死地，齐心奋战，未必不能成功。为什么要仓促逃走呢？军队还没有见到敌人，就拖着军队逃走，自己削弱了自己的气势，使内外骚动，远近惊惧，在没有用处的地方丢弃铠甲，不经战斗就使百姓溃散，这是自己替敌人进攻自己。选择将领不当，灾祸竟达到这种地步。杀死檀道济，魏人非常高兴。文帝元嘉十一年，司空、江州刺史、永修公檀道济在前朝建立过功勋，威望名声都很高；他的几个儿子又有才气，朝廷对他既疑惧又忌惮。文帝长期患病不愈，刘湛劝说司徒义康，认为如果皇帝有一天驾崩，檀道济就再也无法控制。恰逢文帝病情沉重，义康便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文帝召檀道济入朝。他的妻子向氏对檀道济说：“功勋高出世人，是自古以来就被忌惮的事。如今无缘无故召你入朝，灾祸恐怕要到了。”檀道济到达后，被留了几个月，后来又被坚决拘捕。三月，文帝下诏说檀道济暗中散发金钱财物，招引剽悍狡猾之人，趁我患病，图谋放肆地发动祸乱，于是将他收捕交给廷尉，并把他的儿子黄门侍郎檀植等十一人一同处死。檀道济被捕时，愤怒不已，目光如火炬一般明亮【“其吕切”，意为火炬】，解下头巾扔到地上说：“竟然毁掉了你们的万里长城。”魏人听说后高兴地说：“檀道济死了，吴子一类的人就不值得再畏惧了。” 臣李焘说：士卒有所凭恃，然后才敢于作战；敌人有所畏惧，然后才不敢抗拒。敢战在我方，不敢抗拒在敌方，还没有交战，胜负就已经判定了。大概作战，靠的是士卒；士卒用来作战所依靠的，靠的是将领。知道我方将领足以凭恃，士卒才会勇于作战。所以有威名的将领，是君主所应尊崇重用的。刘氏自从灭秦以后，爪牙、股肱之臣几乎都被诛杀殆尽，剩下的只有檀道济一人。既然应当尊崇、任用他，以振作士卒的士气，挫败敌人的气势，把他作为攻守的根本，难道还担心这样不够，反而忍心杀掉他吗？既然亲手毁坏自己的藩篱，却认为长江大河可以凭恃而不致失败吗？不知道古代守国的人，依靠的是人，而不只是地势。吴国的存亡，决定于陆抗；唐朝的安危，决定于李绩。可见地势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势，强弱在于人，而这样的人怎么可以不重视呢？魏军侵犯青、兖、冀三州。何承天陈述四条策略。

译元嘉二十三年，文帝因魏军入侵而忧虑，向群臣询问谋略。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提出四条策略：第一，迁远处的人到近处。如今青、兖二州的旧民以及冀州新近归附、住在边界首要地区的二万多家，可以全部迁到大岘山以南，使内地充实。第二，疏浚并修复城池和护城壕沟，让新迁来的人居住其中，借给他们经营所需的费用。春夏耕种放牧，秋冬入城防守。敌人到来时，一座城有一千家，能作战的壮丁不下二千人，其余即使是羸弱之人，也还能登上城墙击鼓呐喊，足以抵抗三万敌军。第三，凑集并配备车辆和牛，运载粮食军械。按一千家的财力，至少可以有五百头耕牛，制成五百辆车；把它们参差配合、钩连起来，用来保护民众。即使城池不能坚守，也可以平地行进，奔赴险要之处，敌人不能侵犯。若有紧急征发，经过一夜两天就可以集合起来。第四，按丁口计算，督促置办兵器。凡有战士二千人，按各人的便利，使他们各自拥有兵器，使用平素所熟悉的武器，铭刻姓名，由本人保管，仍须负责输送入库。出行时请领兵器以自卫；弓杆和锋利的铁器，百姓没有的，由官府逐渐补充。几年之内，军用物资大致就能准备齐全。近郡的军队，远道屯驻在清济，功效和费用已经很重，百姓的叹息怨恨也很深。依臣下看来，不如就地使用当地民众来得容易。如今顺着百姓所得到的利益加以引导并统率他们，兵力强盛而敌人没有戒备，国家富足而百姓不劳苦；同那些优待免除赋役的队伍、坐享粮仓供给的人相比，不能同日而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百两〕 臣李焘说：古代的君子与敌国相持，必定制定持久作战的计划，以等待机会到来。这样使军队行动而不困顿，使百姓安定而粮食不缺。对外不失去养兵的方法，对内不失去治国的根本，然后才可以取得万全之功。曹操谋取天下，先从许都、洛阳着手；司马懿谋取吴国，先从淮水、泗水着手；诸葛亮谋取魏国，先从渭水以南着手。先谋划根本，后谋划攻守，这是上策。六朝时期，南北相持，百年为敌，出兵征讨，确实不可能一次就平定。如果不先制定根本性的计划，年年兴兵，年年运粮，像这样不停下去，国家还没有交战就会危险了。所以何承天的计策，大力屯田、积储粮食，不只是进取的良好规划，也是巩固防守的长远策略。任命皇子镇守彭城。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彭城太守王玄谟上奏说：“彭城是水陆交通的要冲，请让皇子来主持州中事务。”夏四月乙卯，任命武陵王刘骏为安北将军、徐州刺史。臣李焘说：事情有极大利益时，圣人也不顾惜；有极大危害时，圣人也不回避。这不是被利害所迷惑，而是另有志向要达到罢了。人有珍爱的器物，必定让子弟守护它；劲兵驻守的要地，是天下人所珍爱的，圣人却往往把它交给其他人。圣人的智慧，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这是认为：如果让子弟守护，而子弟没有才能，便会使要地落入敌人之手，不如让其他人守护；其他人的才能，尚且还可以为我所用。天下的利害，没有办法全部选择，只要取其利多的一面而趋就可以了。当宋朝初年，彭城是水陆交通的要冲，是双方争夺之地，却偏偏一定要让年幼的儿子、软弱的弟弟担任其职。大概他们心里认为桓温、苏峻之乱值得忧虑，却不知道刘义康弃城所受的羞辱比桓温更严重，刘义宣在内部逼迫所造成的惨痛比苏峻更厉害。人心没有常态，怎么可以预先确定呢？把任用之事交给忠臣贤者，不也就安稳了吗？皇上商议北伐，群臣坚决劝谏。魏王分派人上书，说明讲和的好处。臣李焘说：凡是军队力量有余却暂时不使用，就应当保养威势、积蓄锐气，不让它的实力显露出来，这是所谓“养”；多次出兵、同时进攻，像雷奔电掣一样迅速，这是所谓“用”。保养力量时，别人无法测知；使用力量时，别人无法抵挡。没有先长期蓄养而轻率使用、从而白白耗损士气的道理。从前越王勾践谋划灭吴，吊慰死者，救济贫困，收敛形迹，隐藏踪迹，二十二年不敢轻举妄动。等到吴国出现漏洞，一举灭掉它，可以说是知道怎样蓄养力量，也知道怎样使用力量了。宋朝初年，蓄养威势而不行动，坚守自己的地方，尚且还令人担忧，为什么突然出兵，把自己的不足暴露在外，使敌人知道我方无力作为而没有顾忌；又使我方士卒知道敌人不可抵挡而心怀畏惧呢？用一支无所顾忌的军队，面对一支有所畏惧的士卒，当然会一鼓作气向南推进，没有谁能够抵挡。所以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就像养育婴儿一样，每天抚摩、每月爱护，等待它成长强壮；强壮之后，才一次使用。一举获胜，第二次就更加锐利；第三次便形成不可抵挡的气势。一举失败，第二次就会疑惧；有了疑惧，就会产生不敢作战的心理。不可抵挡和不敢作战的形势一旦显现，强弱胜负就分明了。所以古人用兵，在开始时特别谨慎。萧斌、王玄谟率兵攻打魏国，柳元景等攻克潼关，进逼虎牢；听说王玄谟战败，于是退兵。元嘉二十七年春正月，派王玄谟、沈庆之、申坦接受青、冀二州刺史萧斌的节制。萧斌派王玄谟进攻滑台，随王刘诞派柳元景、尹显祖、曾方平、薛安都、庞法起率兵从弘农出发。庞季明请求进入长安，招集夷族和汉族民众。又派安峦、司马刘康祖率兵援助申坦，进逼虎牢。冬十月乙丑，魏主渡过黄河，军队号称百万，鼙鼓之声震动天地。王玄谟害怕，退逃；魏人追击他，死者一万多人，部下几乎全部逃散。十一月甲午，魏军攻克陕城。庞法起等进攻潼关，魏军守将娄须弃城逃走，庞法起等占据了潼关。关中的豪杰纷纷在各地起兵，四面山中的羌族、胡族也都来表示归顺。皇上因为王玄谟退败，魏军深入，认为柳元景等不宜独自进军，于是把他们全部召回。臣李焘说：用兵有不应进攻的地方，也有一定要进攻的地方。兵力强盛时，就进攻敌人一定会救援的地方，以便捣击它的巢穴，作为一举取胜的计划；兵力少时，就进攻敌人不在意的地方，以便养护我方边境，作为夺取土地财物的凭借。这样才可以谈论进攻。当南北双方交战时，估量刘氏的力量，一次进攻未必能击破魏国，即使得到土地也未必能守住。不如合并为一路，竭尽力量经营关中。关中是敌人不会全力救援、而我方想要取得的地方。关中在魏国山河以内；如果我方在河北千里之地争战，魏国空虚，害怕我方捣击它的腹心，所以对关中的救援必定轻率。但如果听说我方得到关中，就可以在外联络巴蜀；秦、蜀感到羞耻，那么我方的臂助就更加强大。双方合力争夺关中，魏军前往救援也必定锐利。用轻率救援的军队，抵挡全力出击的军队，那么王玄谟、萧斌的军队就不会白白出征，也不会白白回返。如今却不能衡量力量、比较德行，把数万军队分成几路；一处稍有失败，各路军队都相互牵连，这是自取失败的道路。《六朝通鉴博议》卷六。钦定《四库全书》。《六朝通鉴博议》卷七。（宋）李焘撰写。魏主在瓜步派遣使者请求和好，请求联姻。江湛说：“夷狄没有亲情，答应他们也没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