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通鉴博议卷九

译六年正月，魏国徐州刺史元法僧一向依附元义，见元义骄横放纵，担心祸及自身，于是谋反。魏国派中书舍人张文伯到彭城，元法僧对他说：“我想同你离开危难而趋向安全，你能跟从我吗？”张文伯说：“我宁可死在文陵的松柏旁，怎么能抛弃忠义而跟从叛逆呢？”元法僧杀了他。又杀死行台高谅，自称皇帝，改年号为天启。于是派临淮王元彧担任都督，讨伐彭城。三月，梁上命豫章王萧综暂驻彭城，统率各路军队。元法僧驱赶彭城官吏百姓一万多人渡过长江南下。元法僧到达建康后，梁上对他非常宠信优待。当初，梁帝纳东昏侯的宠姬吴淑媛，七个月后生下豫章王萧综，宫中很多人对此存疑。后来吴淑媛失宠，心怀怨恨，秘密把这件事告诉萧综，两人相抱哭泣。萧综因此自己也产生怀疑，常常怀有异心。等到他在彭城时，魏安丰王元延明、临淮王元彧带领两万军队逼近彭城，胜负长期不能决定。梁上担心萧综战败被俘，命令萧综率军回还。萧综害怕南归以后再也不能到达北方边境，于是秘密派人向元彧送去投降的文书。六月，萧综夜里徒步出城投奔元彧军；到了早晨，斋内各阁的门还关着没有打开，城中寻找不到萧综，军队撤退，因而大败溃散。魏人进入彭城，乘胜追击；梁军又夺回了各座城池。臣李焘说：自孙氏建立国家直到陈朝，共传了六代，而所能守住的不过三道门户。想进取就守黄河，想巩固就守长江；处在攻守之间，谋求进退都能保全，就守淮河。因为守长江，国土已经逼仄；守黄河，国土又过于遥远。压缩国土而防守，不是勇敢的人不能做到；据遥远之地防守，不是强盛的国家不能做到。孙氏君臣都豪迈，兵锋所指，迎战者都被击破，所以能够划长江为界而守，魏人不敢向南进攻。后来老将旧臣相继凋零殆尽，而孙氏子孙沿用这种做法就危险了。刘氏将领士卒都精锐，威势震动天下，力量压倒五胡，能够分派虎将分别守卫河南，拓跋、赫连不敢回头顾望。但他的儿子仿效这种做法就失败了。所以只有勇敢者才能守近处，只有强盛者才能安坐而守远方。如果还不能做到，不如选择利害适中的办法，守住两淮之地，占据险要，等待天时。天下没有变乱时，淮南可以遮蔽江南，淮北可以通达青州、齐地；天下发生变故时，分派大将，率领淮北军队可以出兵冀州、岱地，震动青州、冀州；发遣淮南军队可以袭击许昌、洛阳，夺取梁地、宋地。近处可以巩固国家根本，远处可以伸张君主威势，这实在是攻守的基础，不可不巩固。然而两淮之地南北绵延一千多里，分兵防守则力量不足，调兵防守则内部又可能忧患。所以想守两淮，不如守住它的根本。淮北的根本在彭城，淮南的根本在寿阳。如果重视这两座镇城，聚集兵器铠甲，储蓄财货，大规模屯田积粮，交给良将防守，以地势威临敌人，那么敌人最终不敢越过彭城图谋淮南，也不敢越过寿春去惊扰江州、扬州。两淮安定，建康就可以安稳地建立根基。所以高大的城池、深的护城河不必全部防守，广阔的土地、众多的百姓也不必全部攻取。善于进攻的人攻击敌人的根本，善于防守的人扼守敌人的门户。进攻并拔除根本，枝叶不用摇动就会自行凋落；防守并扼住门户，内堂深处不用占据也会自然安定。南朝刘氏以来，常常守住一座城来安定两淮。佛狸虽然有回山倒海般的力量，孝文帝虽然有吹唇便使大地沸腾般的威势，向南抵达瓜步，向西进逼荆襄，南下的势头仿佛已经没有吴地；但回军之日，却不能得到吴地的一个百姓，难道不是因为敌人的根本从来没有改变吗？即使取得了它的四肢，长淮在外限制，大镇在内逼迫，夏季洪水突然上涨，渡口道路无法通行，聚集军队、积存粮食，反而正好成为敌人的诱饵。所以魏人不敢轻率地显露行动：起初想轻易放弃彭城、远远经营青州和冀州，尉元认为这是忧患；孝文帝想越过彭城守军进攻淮南，高闾认为这是忧患；元英想越过淮河以外夺取锺离，邢峦认为这是忧患。这是北方人深深忌惮的地方，也是南方人应当守住的地方；梁武帝得到它，却不十分重视，失去它也不十分惋惜，任凭它得失来去，不再顾念，拔掉根本却想长久存在，能办得到吗？夏侯亶等人进攻寿阳，李宪带着寿阳投降。

译七年正月，梁上听说淮堰水势盛大，寿阳城几乎被淹没，又派豫州刺史夏侯亶等人进攻寿阳。十一月，夏侯亶等人的军队进入魏国境内，所到之处都被攻下。魏国扬州刺史李宪带着寿阳投降，陈庆之进入并占据该城。总共投降的城池有五十二座，俘获男女七万五千口。臣李焘说：梁朝的错误谋划，没有比失去寿阳更荒谬的了。江东自从薛安都事变而失去彭城，因常珍奇事变而失去垂瓠，因慕容白曜进攻而失去三齐，因魏孝文帝进攻而失去五都，因元英进攻而失去义阳。四方边境的藩篱几乎全都被打开、撤除，而还不足以使建康危险，只是因为寿阳还在罢了。寿春是淮南的根本。淮北既然失去，淮南就应当防守；淮南想要防守，寿春就是首先要谋取的地方。譬如普通人家，必定有堂屋和内室，收集财物，聚集子弟，以壮大家庭的气势。四角的土地即使有倾覆败坏，堂屋内室的形势也不可不壮大。寿春在当时，就是江淮的堂屋内室。它向南可以利用汝水、颍水的便利，向东连接三江的财富，向北接通梁地、宋地，向西通达陈地、许地。五湖的险阻可以抵御外部，淮水、淝水的坚固可以遮蔽内部。土地肥沃，兵器铠甲坚固锋利。寿阳安定，淮北就有收复的希望，河南就有平定荡除的时机。寿阳一旦失去，只能划长江为界防守，使敌人在我们的耳目之前窥伺我们转眼顾盼的空隙，那么江州、扬州、荆襄的形势就孤立了。所以寿阳在敌人手中，我们就忧虑；在我们手中，敌人就畏惧。我方得到寿阳有利，彼方得到寿阳也有利，这是两国必定争夺的地方。孙权、曹操相敌时，寿阳在北方，南方人争夺它，出兵从不虚发。毌丘俭、诸葛诞相继发动叛乱，吴国趁此谋取寿阳。司马氏兄弟亲自冒着箭石，不敢缓慢行进。孙氏祖孙三代经营，最终也不能占有寿阳，而国家并入晋朝，正是因为寿阳在晋国手中。羊祜、杜预得以扼住吴人的咽喉，进而把兵势压在吴人的胸背和肘腋之下。西晋自五马渡江、在东南一隅建国以来，寿阳的得失常常成为它的祸福。祖约进入寿阳，庾亮便不能安居；袁直进入寿阳，桓温便不能安睡。石勒、苻坚都在这里受到困阻，不能继续进军。宋朝以来，宗室接连镇守此地，修治铠甲、聚集军队，唯恐这里出现空缺。索虏垂涎江南，已经很久了，只是虚张声势、制造恐惧而不敢前进，因为淮南的军队足以防备他们的后方。为什么到了萧齐末年，懦弱的君主不能尽君道，奸臣在外叛乱，却把寿阳交给魏国；而魏国政局混乱，得到寿阳却不能利用，反而又把它输还给梁朝？这难道不是正朔所在、上天眷佑吗？所以要害之地，不会让它长期处在敌人手中。梁朝既然得到寿阳，就可以把它作为恢复失地的开端，不能再失去。从前周朝拥有朔方的城池，诗人便歌咏它；鲁国得到宝玉，《春秋》便记载它。寿阳这样的要害之地，难道不比偏远的朔方和无实际用处的宝玉更重要吗？梁朝君臣不知道珍爱重视它，把它交给侯景时也不十分顾惜，使侯景因此毁坏江阳。一场变乱之后不能恢复，江南的形势于是丧失，正是因为先失去了寿阳。所以说：梁朝的错误谋划，没有比失去寿阳更荒谬的了。陈庆之护送北海王元颢回到北方 大通二年冬十月丁亥，梁帝任命魏北海王元颢为魏王，派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率兵护送他回到北方。臣李焘说：君子不能制造时机，也不能错失时机。早于时机行动，就是妄动；到了时机却错过，就是徒劳无功。机会到来时，不可不察看。从前晋文公等待楚国反复三年，楚国出兵，便立即起兵乘其空隙，一战击败楚国，于是成为诸侯的霸主。越王勾践等待并伺机对付吴国二十二年，吴人前来会盟，他才出兵迎击，三战打到吴国，最终洗雪了大耻。三年后才利用时机，君子不责怪他仓促，因为时机已经到来；二十二年后才利用时机，君子不认为迟缓，因为时机还没有到。时机未到时，即使像婴儿、处女一样柔弱，敌人也会自行打开门户；时机一到，就像迅雷搏击猛虎，敌人不能抵挡。平时养兵以等待时机，依靠时机来用兵。所以关键在于不轻举妄动，一旦行动就应当有功。自从群胡在中原内乱、五马南渡以来，天下竟然延续二百多年而不能统一，是因为错失了时机。自晋朝直到陈朝，有四次重大时机，而南方人不知道乘机而进，难道不可惜吗？当晋元帝初年，中原没有政治纲纪，凶暴之徒肆意作恶，石勒刚刚得到中山，根基仓促未稳，而祖逖正在河南，谋划进取。晋朝遗民抬头侧耳，盼望听到官军的钲鼓声。祖逖如果乘石勒势力尚未稳定，凭借百姓深切的愿望，扫清河南的军队，推进兵锋向前，那么石勒就可以擒获。乘着击破石勒的势头，刘聪、王弥之类就会吓破胆而不敢交战。然而祖逖当时正让君主和臣下彼此责怪，军队没有出动，以至于他死去也不能成功，因而使刘渊、石勒之类最终成为根深蒂固的敌寇。这次失去时机，是失在顾念私情。到了孝武帝时，苻坚率北方全国的军队投入淝水，回国后局势尚未安定，奸邪和懦弱势力尚未铲除，慕容氏、姚氏争相割据；这正如被绳子连在一起的鸡不能同时飞走，争斗的两只老虎可以两败俱伤。晋朝如果乘势进攻，就可以两方面一并举取。晋人已经遇到时机却不知道发动，谢玄却正出兵运送漕粮，以解救苻丕的困窘；刘牢之却正策马越过山涧，以增强慕容氏的势力。三足鼎立的形势于是形成，中原百姓再次陷于困苦。这次失去时机，是失在胆气怯弱。到了宋朝，宋武帝乘着上天厌弃乱世、百姓憎恶敌人的形势，出兵四面征讨，几乎将敌人铲除，即使赫连、拓跋也已经胆寒。宋武帝如果能够凭借战胜后的锐气，乘敌人不能抵挡的势头，喂饱战马、磨利兵器，向四方问罪，那么五胡的遗种就可以成为刀斧下的肉，西北残余的百姓也可以恢复汉人的衣冠。但宋武帝没有忘记自己渔猎樵采的志向，仍然顾念江淮地区，奔波着撤回军队，把机会留给了秦地的遗民。时机的会合一旦错失，南北的形势便分裂了。这次失去时机，是失在志向卑下。到了梁朝，武帝因上天厌弃魏朝的国运、使魏国社稷遭祸，女主专擅朝政，叛逆的党羽起兵，君臣内部混乱，无暇谋划对外之事。南方人如果乘此机会，重新收复被侵占的土地，调发江淮军队来援助燕地，征伐徐州，命令荆州、梁州东西两路同时进兵，那么统一天下的日期，指日可待。可是梁氏父子正高谈佛教、道教，专心营造佛塔寺院，对于天下万事都无意经营谋划，只派偏将率领轻兵深入边境，不再继续派援军，因而使先前的战果失败。这次失去时机，是失在志向荒疏。机会的到来，哪里可以多次得到？却屡屡错过，难道不应深深惋惜吗？大体说来，天下的事情，德行相等就要比较形势，形势相等就要比较时机。二百年间四次失去重大时机，所以有志之士没有不为此惋惜的。接纳东魏侯景投降

译中大同元年，河南大行台侯景一向轻视高澄，曾说：“高王，就是东魏勃海献武王高欢，在他活着时我不敢有别的想法。高王死后，我不能同鲜卑小儿共事。”等到高欢病重，高澄替高欢写信召侯景。侯景听说高欢病重，采用自己的行台郎中王伟的计策，于是拥兵自守。太清元年正月，高欢去世，侯景想到自己已经同高氏结怨，内心不安，便占据河南叛变，归附魏国。高澄派司空韩轨统率各军讨伐侯景。二月，魏国任命侯景为太傅，河南大行台、上谷公【疑文：庚辰】；侯景又派自己的行台郎中丁和来上表，请求率十三州归附。梁上召集群臣在朝廷上议论，尚书仆射谢举等人都说：“近年来我们同魏国讲和，边境没有事，现在接纳它的叛臣，我私下认为不合适。”梁上说：“即使如此，得到侯景，塞北就可以清平，机会难得，难道适宜拘泥成规吗？”但心意仍未决定，曾独自说：“我国如同金瓯，没有一处损伤残缺，如今忽然接受侯景的土地，难道是合宜的事情吗？倘若导致纷乱，后悔哪里还来得及？”朱异揣摩到梁上的心意，回答说：“圣明的君主统治天下，南北都归心。如今侯景分裂魏国一半土地前来归附，如果拒绝而不接纳，恐怕会断绝后来归附者的希望。” 梁上于是决定接纳侯景。壬午，任命侯景为大将军，封为河南王。周洪正擅长占候，在这以前曾对人说：“国家几年之内应当会发生战争。”等到听说接纳侯景，说：“祸乱的根源就在这里了。”二年秋七月戊戌，侯景在寿阳反叛，以诛杀朱异为名。臣李焘说：有智慧的人能够使敌人自相削弱而我方从中获利；没有智慧的人只是使自己削弱，又有什么利益可说呢？越国削弱吴国，只是使吴国百姓相互争斗罢了；秦国削弱诸侯，只是使诸侯之间相互争斗罢了；汉朝削弱项羽，只是使项羽的君臣相互争斗罢了。让他们自己糜烂，我们趁着他们衰弱而取利，所以不用劳师就能成功，不交战就能击破敌人。南北双方相持，战争历年而不能相互吞并，是因为不知道怎样使对方削弱。当高欢死后，侯景分得齐国的一半，向梁求援，想借此使梁的君臣相斗，这正是可以削弱齐国的机会，也是关系利害的关键，智者应当慎重处理。以侯景的凶暴，他侍奉齐国，齐国容不下他；他投奔魏国，魏国也不会接纳他。我们如果接受他，就是代替他承受灾祸；凭侯景的才干，加上河南的土地又紧邻淮地，我们如果拒绝他，灾祸就会在眼前发生。因此，接受他，事变会来得迟而灾祸较大；拒绝他，事变会来得快而灾祸较小。在接受与拒绝之间，正是利害的关键，不可不谨慎。侯景南来，不只是想借助南方的势力向北方报仇，也恐怕南方与北方联合，从前后夹击他。替梁朝谋划，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采用汉朝抵御匈奴的办法、唐朝对待突厥的办法，派使者以谦卑的言辞拒绝他，说：“我们只是个小国，哪里敢谈什么让您称臣呢！” 我们仰慕拥戴有德之人，愿意扫除暴乱；如果您出动河南的军队，向北方讨伐以快意，那么梁国愿意按照赋税出兵，兴师问罪，并愿意在前后为您援助。事情平定、功业告成之后，永远结成兄弟般的友好关系。侯景得到这些话，一定会高兴，而灾祸就会集中降临到齐国。让昏庸暴虐的君臣互相残杀，我们趁着他们的空隙，收复两淮和三齐，修缮铠甲、整治军队，等待他们发生变乱，便可以坐享其利。何苦相信不真诚的话，希求不应得的福分呢？开始时极力褒扬、尊崇、抬高他，唯恐做得不够；最后却谋划夺取他的地盘，唯恐夺取得不彻底。在他势力微弱时尊崇他，使他强大；等他势力强盛时又刺激他，使他产生怨恨；不用谋划就能使事情最终酿成大祸，而让别人从中获利，这才可以称为智慧。梁武帝讨伐东魏，想任命鄱阳王范为元帅，正阳侯渊明请求出征，武帝答应了。太清元年八月乙丑日，梁武帝下诏大举讨伐东魏，派南豫州刺史正阳侯渊明、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理分别统领督率诸将。起初，武帝想让鄱阳王范担任元帅，朱异在外面听说后，入宫说：“鄱阳王所到之处都残暴扰民，不是能够吊恤百姓的人才。”武帝沉默了一会儿说：“会理怎么样？”朱异回答：“陛下已经选对人了，只是会理懦弱而没有谋略。”武帝听了不高兴。渊明当时镇守寿阳，多次请求出征，武帝答应了。会理自以为是皇孙，又担任都督，从渊明以下的将领几乎都不与他交往。渊明和诸将秘密告诉朱异，请求把会理召回，于是便任命渊明为都督。武帝命令渊明堵塞泗水，灌淹彭城，十天就筑成了堰。十一月，东魏大将军澄派大都督高岳援救彭城，以金门郡公潘乐为副将，任命慕容绍宗为东南行台，和潘乐一起出发。丙午日，慕容绍宗抵达城下，带领步骑一万人进攻漳州刺史郭凤的营地，箭如雨下。渊明醉得不能起身，命令诸将前去救援，众将都不敢出战。北兖州刺史胡贵孙独自率领部下与东魏交战。慕容绍宗拥兵数千，不敢救援，逃回去了。慕容绍宗将要交战时，把将士一个个叫来，对他们说：“我假装向南退却，诱使吴军追上来，你们从背后攻击他们。” 东魏军实际上已经败退，梁军乘胜深入。魏军将士把慕容绍宗的话当真，争相一起追击，梁军大败，渊明、胡贵孙等人都被东魏擒获。臣李焘说：蒲柳这样的资质，不能经受严酷的秋天；蔓生的芦苇，不能抵御猛烈的风。在危乱的时代，想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必须由非同寻常的人才来完成。所以汉朝兴起时，替汉朝争夺天下的人，是萧何、曹参，仲不在其中；唐朝兴起时，替唐朝争夺天下的人，是李靖、李勣，神通不在其中。这两位君主并不是不爱自己的亲人，只是时势有时不允许这样做。梁武帝在战事初起、正要进取时，任用英雄豪杰，尚且担心不能成功，何况渊明、会理这样的无能之人呢？平时无事之时，尚且应当任用富贵之人以政事能力为标准，何况在多事之际，竟让他们掌握兵权、掌管百姓性命，承担国家安危的重任吗？唉！接受侯景本来就不合适，任用会理又不合人才要求，这些武帝都明明知道，却冒险去做而不顾后果，难道是上天夺去了他的魂魄吗？乖谬错乱，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侯景战败后退回，占据寿春。

译太清二年春正月己亥日，慕容绍宗率五千铁骑从两面夹击侯景。侯景的士卒不愿意渡过长江，侯景的暴显等人各自率领部下向慕容绍宗投降。侯景的军队大败溃散，争相奔向涡水，涡水因此仿佛都不再流动了。侯景失败后，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当时马头戍主刘神茂一向被监州事韦黯所排斥，听说侯景到来，便特意前去拜访。侯景问：“寿阳离这里不远，城池又险要坚固，我想前去投奔，韦黯会接纳我吗？”刘神茂说：“韦黯虽然占据城池，但只是监州事罢了。大王如果奔驰到城郊，他一定会出来迎接，您可以趁机把他抓住，这样事情就能办成。得到城池以后，再慢慢把情况报告朝廷，朝廷得知大王南归，一定会高兴，不会责罚您。”侯景握住他的手说：“这是上天教我的办法啊。”刘神茂请求率领一百名步骑先行，为侯景充当向导。壬子日，侯景夜里抵达寿阳城下，韦黯以为是贼军，发给士卒铠甲，登上城墙防守。侯景派部下告诉他说：“河南王战败前来投奔这个镇，希望赶快开门。”韦黯说：“既然没有奉到诏敕，我不敢听从这个命令。”侯景对刘神茂说：“事情办不成了。”刘神茂说：“韦黯懦弱而缺乏谋略，可以劝说他投降。”于是派徐思玉进去见韦黯，说：“河南王受到朝廷的重视，这是您所知道的。” 如今他失势来投奔您，怎么能不接纳呢？”韦黯说：“我奉命只知道守城，河南王自己战败，和我的职责有什么关系？”徐思玉说：“国家把镇守边境之外事务的谋略和权力交给您，如今您不肯开城，如果魏军追兵赶到，河南王被魏军杀死，难道您能独自生存吗？即使能独自活下来，您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朝廷？”韦黯认为他说得有理。徐思玉出来报告侯景，侯景大喜说：“救活我的人就是您啊。”癸丑日，韦黯开门接纳侯景。侯景派部将分别把守四座城门，责问韦黯，准备杀掉他。臣李焘说：堵水应当在水源处堵，治病应当在病情尚微时治疗。水势泛滥以后才治理，即使神禹也不能成功；病入膏肓以后才救治，即使扁鹊也无计可施。所以有智慧的人希望在事情刚显露时就辨明并处理。侯景的凶暴，他的处心积虑，本来就不是一天形成的。连五尺高的儿童都明白他的心思，武帝却不明白。等到侯景在涡阳战败，单枪匹马向南逃回，杀掉守将，夺取寿春，却不把事情报告朝廷，反叛的形迹已经显露了。武帝本来应当稍微醒悟，及早替此事谋划。当时侯景刚刚战败，锐气尚未恢复，刚得到寿阳，军心还没有稳定。如果趁着他的败气尚未恢复、众人的心志尚未稳定，命令将领出兵问罪，并暗中联络寿阳的军心，使他们在城内响应，从内外两面夹击，那么侯景的性命，一个人就可以制服。对此不加谋划，却等到他径直渡过采石，直指建康，才想折断马鞭去鞭打他，不是太晚了吗？《六朝通鉴博议》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六朝通鉴博议》卷十 （宋）李焘撰写 岳阳王詧与湘东王不和，向魏国求援。魏人派将领经略江汉地区。三年十一月，岳阳王詧已经与湘东王成为敌人，担心自己不能保全，便派使者向魏国求援，请求成为魏的附庸。丞相宇文泰命东阁祭酒荣权出使襄阳。萧绎派司州刺史栁仲礼镇守竟陵，谋划对付萧詧。萧詧害怕了，派他的妃子王氏和世子寮到魏国做人质。宇文泰想经略江汉地区，任命开封府仪同三司杨忠都督三荆等十五州诸军事，镇守城池。栁仲礼到达安陆，安陆太守沈勰献城投降。栁仲礼留下长史马岫和他的弟弟马礼守城，率领一万人奔赴襄阳。宇文泰派杨忠和行台仆射长孙俭率兵攻打栁仲礼，以援救萧詧。臣李焘说：君子立志于义，利益自然会随之而来；小人贪求利益，便用奸诈来达到目的。奸邪叛逆的谋划，利益还没有得到，祸害已经随之而来。只有君子才能长久拥有利益。从前晋国发生骊姬之乱，晋文公在翟国，晋惠公在梁国。等到奚齐未能最终继位，秦国人里克想迎立晋文公，晋文公拒绝了；他又想迎立晋惠公，晋惠公答应了。对外用财物向敌国许诺，对内用财物向臣下许诺，他的心愿很小，只急于取得国君之位。得到国位以后，却不能偿付先前许下的东西，于是外有愤恨，内有怨怼，最终不能安定。晋文公慢慢起兵收拾了局面，哪里会没有晋国而称霸诸侯呢？所以君子不求速成，正是为了长久；不被小利迷惑，正是为了谋求大利。梁朝萧氏到了末期，在因循苟且中逐渐走到亡国，而百姓没有一天忘记萧氏。萧詧作为武皇帝的孙子，占有襄阳、雍州一带的土地，施行德政、广施恩惠，招揽大国的百姓。等候湘东王出现空隙，就可以恢复大业、洗雪仇耻，怎么会不能成功呢？可是他却借助仇敌的军队，伤害自己的亲属。后来丧失土地和王位，受制于敌人，成为后世的笑柄。他所谓的利益，究竟在哪里呢？益州刺史武陵王纪反叛，梁帝给魏国写信说：“子纠是我的亲属，请您出兵讨伐他。”益州于是陷落。世祖孝元帝承圣二年，梁帝听说益州刺史武陵王纪向东进军，便命方士画出武陵王纪的画像，亲自钉住画像的四肢，以此压制他。又把侯景的俘虏交给武陵王纪，以报复他。起初，武陵王纪起兵，都是太子员照的谋划。员照当时镇守巴东，扣留使者，写信告诉武陵王纪：“侯景尚未平定，应当赶快进兵讨伐。”后来得知荆州镇已经被侯景攻破，武陵王纪相信了这番话，催促军队向东进发。梁帝非常害怕，给魏国写信说：“子纠是我的亲属，请您出兵讨伐他。”太师宇文泰说：“取得蜀地来控制梁朝，正在这一次行动。”诸将都认为难以做到，只有大将尉迟迥独自认为可以。宇文泰于是派尉迟迥督率原珍等六军，共有甲士一万二千人、战马一万匹，从散关出兵攻打蜀地。臣李焘说：连城之璧、照乘之珠，路上的人都知道不能拿给盗贼看，何况国家的珍贵利器，怎么可以轻易展示给敌人呢？所以三监曾经背叛周朝，周朝却从未向玁狁借兵；七国曾经背叛汉朝，汉朝也从未向匈奴借兵。只有唐肃宗使用回纥，唐德宗使用吐蕃，后来他们进入京师，掠夺凤翔；原本想借助他们的力量，反而遭到他们的祸害。大概是把利益的把柄展示给他们，就会生出他们的贪心，那么他们造成的祸患实在难以说清。梁、魏相持之时，蜀地属于梁国，是梁国的宝物，梁国严密关闭、牢固防守，还担心敌人窥伺，却把它明白展示给敌人，使敌人能够兼并它，这样看来，元帝的智慧竟然还不如路上的普通人。何况武陵王发生变乱时，王僧辩、陈霸先等将领完全足以决定他的生死，何必拿利益资助敌人，反而替敌人扫清道路呢！元帝定都江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