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通鉴博议卷三

译建衡三年夏，陆抗上疏说：“西陵是建平国的藩篱和屏障，处在下游，要承受两个方向的敌人。如果敌人顺流驾船而下，船队绵延千里，像流星疾驰、雷电迅速一样，很快就会到达，不能指望依靠其他部队来救援危急。臣的父亲陆逊过去驻守西陵，说它是国家的西门；虽然可以说容易防守，却也同样容易失守。如果不能守住，失去的不只是一郡之地，荆州也将不再属于吴国。如果那里出现危急，应当倾尽全国力量与敌人争夺。” 臣李焘说：掌握天下的形势，就可以进攻；巩固天下的交往关系，就可以用来防守。孙权时期，蜀国有重重险要可以固守，吴国有三江的阻隔。把这两项长处合并到一个国家，地势和形势就更加壮大，攻守两方面都有利；如果分属两国，双方就像嘴唇和牙齿不能相互依附，首尾也不能相互呼应。江南始终忙于应付，常常有西北方向的忧患。从前周瑜在吴国任用时，想夺取刘璋的地盘；甘宁在吴国任用时，想夺取张鲁的地盘。他们都是想掌握天下的形势，把它作为进取的资本。孙权听信了“披散头发进入山中”的话，召回周瑜；等到蜀地已经平定，天下形势也已经分裂了。天下的形势既然不能完整掌握，那么孙权是当世杰出人物，诸葛亮是当时的豪杰，双方约定合纵、缔结盟交，联合起来，共同抵御魏国。魏国的强势，仍然可以转移到吴、蜀两国。诸葛亮与张温车马相接、使者往来不断地出使蜀国，难道还有别的用意吗？这是为了巩固天下的外交关系，把它作为保守的计策。然而孙权因为荆州的嫌隙，向魏国称臣，同蜀国断绝友好关系，自己砍断了右臂。假使魏国听从刘晔的建议，渡过长江直接袭击蜀国，从外部进攻；魏国又从内部进攻蜀国，那就不知道孙权将怎样处理后方。后来陆抗临死时，把西面受到敌人进攻的事托付给后人，却没有人能够采用他的办法。所以羊祜、王濬凭借上游的形势，大举进攻而灭亡了吴国。臣常常思考，吴国争夺天下，上策没有比掌握天下形势更好的，中策没有比巩固天下的交往关系更好的，最下策才是只求自守而已。开始时不用周瑜，因为没有蜀国便自行防守；最终又不用陆抗，因为没有蜀国而迅速灭亡。后世拥有天下的人，占据吴地并吞并蜀地，大势已经合在一起，如果再不借助外交关系，就可以做到孙权未能做到的事情。东晋论 臣李焘说：臣曾评论晋元帝，他是恭敬节俭的君主，却没有拨乱反正的才能；王导是淳厚谨慎的臣子，却没有治理天下的谋略。所以他们能够在江左中兴晋室，却不能使晋室在天下中兴，确实是有原因的。元帝刚渡过长江时，石勒、石虎在葛陂制造战船，准备进攻建康，显出要吞并江南的强烈意图。不久连绵大雨持续很久，士卒饥饿疲惫，于是相互忧惧，退下来商议投降。假使元帝有拨乱反正的才能，王导有治理天下的谋略，便可以调集江南军队，训练精锐、竭尽力量，同石勒、石虎决一胜负。石勒、石虎处境危急，势必会被擒获。石勒、石虎一旦被擒，刘聪就会胆战心惊。当时，藩镇的将领如葛组、刘遐、蔡豹、郭嘿，城堡营坞的首领如陈川、樊雅、张平、冯宠，都可以成为晋国的守将。王导如果进一步劝元帝承继中兴晋室的志向，进军河北，哪里还担心不能使晋室在天下中兴呢？晋国的臣子中，只有祖逖在江水中央击楫，锐意进取，想要施展抱负。王导又不给他哪怕一寸兵器、一斗粮食。等到祖逖的兵势已经强盛，功效已经显著，黄河以南全都成为晋国土地，本来应该命令祖逖总领一方军政，以完成他的功业。为什么竟要让戴渊统辖他呢？这就是祖逖因此含愤而死、感叹功业难以成就的原因。元帝虽然是贤明的君主，王导虽然是忠臣，只是他们知道自己无意用兵，所以处置失当，仓促间到了这个地步。然而东晋君臣即使不想出兵进攻，也就罢了；至于防守抵御的计策，也有未尽之处。从前吴主孙权曾挑选群臣中忠诚可靠的人，让他们守卫江陵；又命吕蒙修筑濡须口，亲自率兵守卫营坞。营坞位于晋国历阳城，是因为上游的形势不可不重视，水道的要冲不可不防守。东晋让王敦镇守荆州，让苏峻守卫历阳。王敦在元帝时叛乱，苏峻在成帝时反叛。王导亲自辅佐这两位君主，既不能在事变发生前进攻叛乱者，又不能在事变发生后防守，更加上一次大变乱，几乎导致亡国。谁说王导有谋略呢？后来庾亮移镇石城，蔡谟认为不可；庾翼移镇乐乡，王述认为不可；殷浩请求经营治理中原，王羲之认为不可；桓温请求迁都洛阳，孙绰认为不可。虽然庾亮、庾翼、殷浩、桓温最终都没有成功，也由于晋国君臣过分畏惧怯懦，只求彼此因循守旧。因此王羲之、蔡谟、孙绰之流争相提出苟且求安的计策，不愿意用兵。到苻坚在淝水战败时，谢安叔侄乘秦国混乱，本来可以有所作为，进取中原；不久却迟疑徘徊，不敢前进。王导、谢安都是东晋的伟大人物，但他们用心谋划，并不在于北伐。其他人都庸碌无能，又哪里值得责备呢？假使五胡对于晋朝竟成为永远不能讨伐的仇敌，难道不可痛惜吗？石勒最初窥伺江南，纪瞻将他击败

译孝怀帝永嘉六年二月，石勒在葛陂修筑营垒，督促农耕、制造战船，准备进攻建业。琅邪王司马睿在寿春大规模集结江南军队，任命纪瞻统率各军讨伐石勒。适逢大雨，连续三个月没有停止，石勒军中饥饿疲惫。听说青军到来，便召集众人商议。张宾说：“晋军守卫寿春，只是害怕将军前去进攻罢了。他们听说我们离开，正为能够保全自己而高兴，哪里有空追击我们的后方呢？”石勒挽起衣袖、捋着胡须说：“张先生的计策正确。”于是带兵离开葛陂，派石虎率领两千骑兵向寿春进发。石虎遇到晋军的运输船，部下争相抢夺船只，被纪瞻击败。纪瞻追击败军二百里，前锋赶上石勒的军队。石勒结阵等待，纪瞻不敢进攻，退回守卫寿春。臣李焘说：夷狄与华夏的强弱，常常在事情开始时就决定了。形势尚未形成时，可以震慑并取胜；根本一旦稳固，就难以凭借武力拔除。东晋初年，刘聪首先发动祸乱，借此石勒占据赵地，慕容氏占据燕地，苻坚占据秦地。五胡之乱持续相继达百年，大概就是因为没有在开始时将其摧折，反而使其到后来壮大。石勒、石虎到来时，夷狄的军队还没有窥伺江南。等到他们入侵寿春、在葛陂制造战船，而胜负尚未决定时，夷狄与华夏的强弱还没有显现，南北双方的形势才刚刚形成。又加上大雨洪水从四面而来，紧急军书接连不断，群胡昏乱茫然，不知如何是好。刁膺想投降，夔安想躲避，张宾想离开。这也是危急形势尚未稳定的时候。趁着形势尚未确定，用重兵压迫他们，振奋中原人的士气，震慑夷狄的心志。假使石勒、石虎的气势被夺，必定会被擒获。石勒、石虎一旦被擒，刘聪就会受到震慑，不敢再次发动进攻。可惜晋军在寿春集结众军，却不能大举进攻，使石勒得以回去夺取河北，迫降祖约，进攻襄阳。中原人越来越怯弱，夷狄越来越强大，南北对立的局面于是形成了。祖逖北伐，后赵留下军队镇守雍丘，黄河以南全都归于晋国。愍帝大兴元年，祖逖镇守雍丘，多次派兵进攻后赵。后赵的屯驻守军逐渐窘迫，侦察骑兵常常俘获濮阳人，祖逖厚待他们，送他们回去；他们都感念祖逖的恩德，率领乡里五百家投降。石勒又派精锐骑兵一万人抵挡祖逖，仍然被祖逖击败。后赵镇守各地的军队归附祖逖的很多。祖逖爱护百姓，礼贤下士，即使是交往不深的人和地位卑贱的奴仆，也都以恩惠和礼节相待。黄河以南许多地方反叛后赵，归附晋国。臣李焘说：强者以进攻作为进攻，智者以防守作为进攻。出兵进攻敌人，不是力量有余的人不能做到；坐守而使敌人疲于应付，不是智慧有余的人也不能做到。用力量对抗力量，力量终究会有耗尽的时候，形势也会有穷尽的时候；不如用智慧与敌人较量，可以引来敌人而坐享其利。当晋室刚渡过长江时，祖逖想要带领离散的军队，在荒废破败的土地上同石勒争胜，结果在黄河以南失败。如果出兵同他交战，就是拿自己的血肉喂老虎，有什么好处？不如安抚百姓，致力于耕种养蚕，修治防守和作战的器械，在内部巩固根本，等待石勒来进攻，使石勒自己困顿他的军队、耗尽他的财力，而我方从一开始就不劳顿。我方始终安逸，敌人始终疲惫；对内不失去建国的根本，对外又可以击破石勒。这不是有智慧的人谁能做到呢？所以黄河以南的土地都归于晋国。自从孙氏在南方建立国家，凭借吕蒙、陆逊那样的豪杰，也不敢轻易登岸、妄议夺取那片土地。至于桓温的才干、幼度的器量、宋武帝的威势、宋文帝的强盛，他们收复河洛，却接连败亡，过失都在于不致力于内部事务，反而在外部逞强，被他人扰乱，最终不能安定。因此六朝时期，想要守住黄河以南，没有比祖逖的防守更好的。可惜啊！祖逖只知道防守而不知道改变策略：黄河以南刚刚收复时，国家弱小、军队很少，敌人的势力正强，这时可以坐守而使敌人疲于应付；等到黄河以南已经安定，军队强盛、士卒归附，河北百姓回头盼望救援时，这时就可以出兵进攻敌人。然而祖逖只专心守住一道，不能乘机利用自己的强势，拖延不进，最终自己死去而没有建立功业。石勒于是成了从网中逃脱的寇贼，难道不可惜吗？元帝让戴渊统辖祖逖，祖逖郁郁不平，发愤而死。四年，豫州刺史祖逖认为戴渊是吴地人，虽然有才华和声望，却没有宏大的志向和长远的见识；况且自己已经披荆斩棘，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土地，而戴渊却从容安坐，一旦前来统辖，祖逖心中十分不满。又听说王处仲与刘刀有嫌隙，将要发生内乱，知道大功不能完成，感愤激动而发病。九月，死于雍丘。豫州的男女百姓，像失去了父母一样悲痛。臣李焘说：君主驾驭英雄，必须设法保全他们，然后才可以谋求成就大功。英雄所做的事，如果出自自己，就希望由自己专断；如果名声和才能高于别人，就厌恶有人超过自己。淮阴侯韩信以与樊哙等人为伍为耻；荡寇将军张嶷以和黄忠同列为羞。汉朝压抑韩信而激成他的叛乱，蜀汉保全张嶷而取得了功劳。祖逖和晋朝披荆斩棘，冒着风霜雨露，一尺一寸地收复土地，以恢复河南旧土；王导却让戴渊从容不迫地一下子位居祖逖之上，并对他加以节制。艰难时期，祖逖竭尽全力；平定以后，戴渊却享有其利益。因此祖逖因感愤而未能完成他的功业。唉！凭祖逖的气节，难道肯低头敛容，庸庸碌碌地跟在戴渊后面吗？王导仓促地把这种安排加在他身上，压抑了英雄的气概，阻碍了进取的谋略，不是正确的办法。祖约的才干，连中等人才都比不上，却轻率地把河南交给他，结果军队折损、土地丧失，败坏了国家大事。唉！对祖逖压抑得太过分，对祖约任用得太过度，委任不当，却想恢复河南。王导到这里就太疏忽了。祖约镇守寿春，不能设置开府，颇有怨恨不满。后来后赵来攻打，他多次上表请求救援，朝廷却没有出兵。显宗咸和元年七月，豫州刺史祖约自认为名望资历不在郄鉴之后，却没有参与顾命，又希望设置开府，仍未获准，于是心怀怨恨。十一月，后赵的石聪攻打寿春，祖约多次上表请求救援，朝廷仍不出兵。祖约说：“这是要抛弃我啊！”于是更加怨恨愤怒。臣李焘说：“让人处在艰难的地方，就必须先和他共同承担祸福；把人置于受到猜疑的境地，就不能让他守卫要害之地。要害之地，是国家根本所系，不能轻易许给别人。祖约在河南遭受战乱创伤之后，面对石赵如虎豹般强悍的军队，却没有得到优厚的爵位任命，危急时又得不到救援，那么祖约必然怨恨，而大臣们也必然猜疑。朝廷之臣猜疑边疆将领，那么朝廷内外必然不能互相配合，这是用兵最大的忌讳。所以石勒得以袭击并夺取祖约，祖约投降以后，河南便转归赵国了。” 赵人多次攻陷襄阳，晋军总是又把它夺回来。陶侃派桓宣镇守襄阳，赵人攻打它却不能取胜。

译显宗咸和七年秋，赵国的郭敬向南掠夺江西，太尉陶侃派南中郎将桓宣乘虚攻打樊城，把那里的军民全部俘获。竟陵太守李阳攻打新野，将它攻取。郭敬害怕，逃走了，桓宣于是攻取襄阳。陶侃让桓宣镇守襄阳。桓宣招抚安置刚刚归附的人，简省刑罚，减少威仪，劝导督促农桑，有时还把锄头和农具装在车上，亲自率领百姓耕作收获。桓宣在襄阳十多年，赵人两次攻打襄阳，桓宣凭少量而弱小的兵力拒守，赵人不能取胜。臣李焘说：晋帝在南方，赵国僭居北方，两国相持，竭力争夺的只是襄阳。三年之间，赵国两次收复，晋军两次收复。实在是因为襄阳距离江陵，陆路只有五百里。江陵是晋国的上游，而襄阳是江陵的屏障。襄阳失守，江陵就危险，晋国便不能高枕无忧地安睡了。这就是晋国一定要争夺襄阳的原因。懂得凭襄阳防守的人，也一定懂得凭襄阳进攻。蜀汉前将军关羽从襄阳进攻樊城，曹公仓皇失措，甚至商议迁都许地来躲避这场进攻。实在是因为襄阳这个地方向北连接宛、洛，军队从这里可以冲击中原的腹心。即使曹公善于用兵，也有无法抵挡的时候。然而从蜀地出兵利用襄阳，地势仍有不便之处。至于晋都在江东，向西夺取襄阳，再由此向中原进兵，就像从千仞高山上滚下石头一样。此处正是赵国一定要争夺的地方。处在必争之地，只有有智谋、善于谋划的人才能夺取，勇敢而宽厚的人才能守住。勇敢就能抵御敌人，宽厚就能安抚众人。所以桓宣招抚怀柔新近归附的人，民心一旦稳固，赵人便不敢到沔水饮马，襄阳才开始稳定地归于晋国。庾亮想把镇所迁到石城，蔡谟认为不可以。咸康五年四月，庾亮上疏说：“蜀地很弱，而胡人仍然强盛，我想率领十万大军，把镇所迁到石城，派各路军队分布在长江、沔水一带，制定讨伐赵国的计划。”皇帝把这件事交付群臣议论，丞相王导请求准许。蔡谟议论说：“时势有盛衰，道路有曲折和伸展，如果不考虑强弱而轻率行动，那么形势连一天也维持不了，哪里会有什么功劳？胡人如果主动来送死，那是敌人有余力；如果放弃江边远道进军，用我们的短处攻击他们的长处，就不是朝廷谋划所能取胜的了。”朝廷的议论大多与蔡谟相同，于是下诏不准庾亮迁镇。臣李焘说：苏峻之乱，庾亮有招致它的原因。晋朝的宗庙社稷，形势就像系在旒旗上的玉饰一样危急。成帝感念庾亮是母亲的兄长，于是免去了使国家误入危局的诛戮，又让他掌握上游兵权，担任方面之任。不仅是因为他失误于政事刑法，庾亮本人也实在太无耻了。替庾亮考虑，既然不能闭门反省过错，就一定要用功劳来弥补过失。所谓功劳，不是激烈冒进、制造事端，侥幸求得万一的成功。如果能够安抚平定边疆，巩固我们的边防，也就可以称为功劳了。庾亮却不是这样，仓促地想迁镇石城，妄想兴复旧业，贪图一丝一毫的利益，反而激起戎狄的野心。谁说庾亮有谋略呢？说石城不可以迁镇，并不是说军队不能再次出动，也不是说不能再次讨伐夷狄的罪行。只是迁镇之时，正当石虎势力强盛，凭庾亮去抵挡石虎，就如同把肉投给豺狼。何况石城只是一个小小的戍所，对石虎的存亡难道有什么作用吗？假使庾亮有报效国家的志向，想建立功劳来洗刷先前的愤懑，就应该按兵休整士卒，积蓄财物，发展农业，等待粮食充足、士卒士气充沛，而石虎出现可以乘隙利用的形势时，一举消灭他；这不在于迁镇。过去汉高祖平定天下，让韩信平定齐国、燕国、赵国；光武帝中兴汉室，让耿弇平定关中，让吴汉平定蜀地。四方的土地，估量认为可以攻取，就调兵去夺取，没听说各位将领有迁镇的事情。像庾亮这样，简直是在儿戏。幸好有蔡谟的建议，这件事才停止。庾亮不肯自我悔改，没过多久又发动了邾城之战，最终仍免不了失败。即使如此，庾亮被朝廷任用，就招致藩镇的军队；被用于边境，就开启了夷狄的祸乱。《易经》说：“不要任用小人，一定会使国家混乱。”说的就是庾亮。庾亮派毛宝戍守邾城，赵人攻陷了邾城。起初，陶侃在武昌，有人议论说江北有邾城，应当分兵守卫。陶侃每次都不回答，但议论的人不停。于是陶侃渡江打猎，把将佐召来对他们说：“我设置险要来抵御敌寇，正是依靠长江。邾城隔在江北，内部没有可以依靠的地方，即使有军队守在那里，对江南也没有益处。”等到庾亮镇守武昌，最终还是派毛宝、樊峻戍守邾城。赵王石虎派夔安率领石闵、张貉等二万骑兵攻打邾城。九月，石闵在沔水北岸击败晋军，张貉攻陷邾城，晋军死亡六千人。臣李焘说：“武昌濒临长江，与黄冈相对。邾城只在黄冈东南一百三十里。吴国能够筑城守住它，晋朝虽然也筑城却不能守住，为什么呢？吴孙权最初建都武昌，黄龙初年才迁都建业，命陆逊辅佐太子，留守镇守鄂地，于是建业、武昌成为吴国东西两处重镇。武昌在江南，邾城在江北，只隔着一条江。吴国曾经以武昌为都城，因此邾城不能不守；晋朝不以武昌为都城，那么邾城就不是晋朝最急迫的地方。又陆逊戍守邾城的那一年，是魏齐王曹芳即位的第二年，正值吴、魏双方激烈争战，而曹芳以幼童临朝执政，政令出自多个方面，不能抵挡陆逊堂堂正正的锋芒。至于庾亮镇守武昌时，石虎正强盛，怀有吞并的野心，而庾亮却凭清谈来抵御他，难道能免于失败吗？晋朝凭善于清谈的庾亮去夺取并非最急需的邾城，又去触犯强敌石虎，怎么能和陆逊的事相提并论呢？至于毛宝，是一员良将，却因此一并被抛弃，真可惜啊！” 燕国派刘翔到建康，劝晋国公卿先着手经营巴蜀。

译七年二月，慕容皝即燕王位。慕容皝自认为还没有接受晋朝的任命，于是派长史刘翔前来献上功劳、报告胜利。二月，刘翔到达建康，皇帝召见刘翔。刘翔将要离开时，公卿们在江边为他饯行。刘翔对诸公说：“如今石虎、李寿都怀有相互吞并的意图，晋军即使还不能澄清北方，也应当先经营巴蜀。即使有智谋的人，也不能妥善处理后来的局面了。”中护军谢广说：“这正是我的想法。” 臣李焘说：夺取天下的人，必须知道形势中什么应当优先；所处的时机不同，所利用的形势也不同。汉高祖先取关中，汉光武帝先取河北，魏武帝先取山东，都是因为顺应了形势。先得到有利形势的就强大，得不到有利形势的就弱小。下棋的技艺，不过是小事，尚且还要争夺形势，何况如今要夺取天下，难道不知道应当先取哪里吗？晋朝永嘉之乱时，元帝渡江向东，天下的形势在蜀地。夺取蜀地的好处，对内可以巩固荆楚；荆楚巩固，江东的形势就安定；对外可以扰乱关辅；关辅受到扰乱，北方的力量就会分散。我们安定而敌人分散，天下大事就可以成功了。所以夺取蜀地，是夺取天下的最高谋略。当时胡人强盛而蜀地弱小，夺取蜀地来控制胡人，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可是江东君臣不急于夺取蜀地来巩固根本，却只忙于经营不该优先经营的地方，终于使夺取天下的最高谋略，不是出自朝廷大臣的议论，反而出自慕容氏使者的话。晋朝真是没有人才了！不能形成统一天下的形势，实在是理所当然。桓温讨伐汉国，于是平定了巴蜀地区。穆宗永和三年二月，桓温的军队到达青衣。三月，桓温到达彭模，留下参军孙盛、周楚守卫辎重，亲自率领步兵直指成都。三战三胜，桓温的军队到达距离成都十里的地方。汉王李势率领全部军队出战，袁乔督率士卒奋力作战，于是大败汉军。桓温乘胜长驱直入成都，放火焚烧城门。汉人惊惶恐惧，再也没有斗志。李势抬着棺材，面缚双手，到桓温军门前投降。桓温为他解开绑缚，焚烧棺材，把李势送往建康，封他为归义侯。臣李焘说：我曾读《孙子兵法》，其中说：“用兵就像率然；率然，是常山的蛇。”又读《桓温传》中关于“诸葛八阵图”的记载，说：“这是常山蛇的形势。”孙武、诸葛亮，都以善于用兵著称；桓温也号称懂得用兵。我因他们的论述而有所领会：吴国处在天下的首部，蜀国处在天下的尾部，荆楚处在天下的中部。攻击它的首部，尾部就会来救援；攻击它的尾部，首部就会来救援；攻击它的中部，首尾就会一同赶来。这就是常山的蛇，不只是论说用兵如此，依凭地势来用兵，大概也像这样。三国时期，吴国只是吴国，蜀国只是蜀国。吴孙权、蜀诸葛亮尚且想联合两国的力量来抗拒北方，何况堂堂的晋朝正图谋恢复旧业，难道不知道应当利用吴、蜀吗？东晋建立国家，前后百余年，也曾多次出兵。军队进抵河南，不过有三次：祖逖讨伐石勒，桓温讨伐慕容儁，刘裕平定姚泓，就是这三次。祖逖的军队出动于武帝建兴元年，当时李氏已经存在，所以祖逖攻取前〔OCR缺字〕尾，没有巴蜀的援助，最终没有成功。穆帝永和三年，桓温攻取蜀地，到永和十年桓温进入洛阳。安帝义熙九年，刘裕进入蜀地，到义熙十三年刘裕攻克长安。吴、蜀的援助彼此接应，凭借这一点来图谋中原，就不再有受到牵制的忧虑，而且显得很有可能建立非凡的功业。祖逖虽然是晋朝的贤将，却因为没有巴蜀，所以不能守住河南。桓温、刘裕虽然攻取了益州，但说到微小的忠义，与祖逖相比，他们在德行上惭愧得多。所以他们虽然得到中原，却很快又失去了。只有取得蜀地、据有吴地，再把像祖豫州这样的忠义将领派到外地统兵，又哪里用担心中原不能收复呢？” 《六朝通鉴博议》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六朝通鉴博议》卷四 （宋）李焘撰写 桓温再次攻取寿春 五年六月，桓温听说赵国发生内乱，出兵驻扎安陆，派各位将领经营北方。赵国扬州刺史王浃献出寿春投降。征北大将军禇裒上表请求讨伐赵国，当天便戒严，军队直指泗口。七月，禇裒率领三万军队，径直前往彭城。北方归降的士民每天以千计，朝廷内外都认为指日可待，中原可以收复。光禄大夫蔡谟却独自对亲近的人说：“消灭胡人固然是大庆，但恐怕反而会给朝廷带来忧患。”那人问：“为什么这样说？”蔡谟说：“财力耗尽，力量衰竭，智谋和勇气都困乏了，怎么能不使忧患波及朝廷呢？”鲁郡五百多户百姓共同起兵，归附晋朝，向禇裒请求援助。禇裒派部将王龛、李迈率领三千精锐去迎接他们。赵国的李农率领二万骑兵，与王龛等人在代陂交战，王龛等人大败，全都被赵军消灭。臣李焘说：“善于用兵的人，先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以等待敌人可以被战胜。使自己不可战胜，决定权在我方；使敌人可以被战胜，取决于敌方。刘曜、石勒造成的灾难，使天下分裂。元帝南渡以后，披荆斩棘建立朝廷，奉祀晋朝以配享上天，以恢复武帝的事业。作为元帝，难道不也应当先制定使自己不可战胜的谋略，来保全江东吗？向西夺取蜀地，向北夺取寿春，从中间夺取襄阳，那么江东的基业就巩固了。何况寿春这个地方，紧紧邻近建康，更是晋朝急需控制的地方。自元帝改元即位，到穆帝永和五年，大约三十多年，寿春才得以收复。有智谋的人没有不认为太迟的。我谨按《伏滔正淮论》说：‘寿春，向南可以取得荆水、汝水的便利，向东连接三吴的财富，向北接近梁、宋，平坦道路不超过七百里；向西援助陈、许，水陆道路不超过千里；外围有江湖环绕，内部可以保卫淮水、淝水，号称要害之地。因此，王者得到它就能成就王业，霸主得到它就能成就霸业，贼寇得到它，天下就不得安宁。’汉魏之际，刘鋹凭借寿春反叛，王凌凭借寿春反叛，诸葛诞、毌丘俭又凭借寿春反叛。五代时，南唐刘仁瞻据城固守，周世宗连年用兵，也只是勉强攻克它。到了这时，把郡治迁到下蔡，实在是因为寿春这个地方，应当夺取并掌握在我们手中，不应当放弃而交给敌人。敌人正强盛时，凭借寿春来防守；敌人已经衰弱时，凭借寿春来进攻，那么寿春对于江东来说，就会成为十分坚固的藩篱屏障，怎么能不重视呢？所以我在这里详细说明它。禇裒北伐后赵，他的将领王龛在代陂战败，禇裒于是率军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