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通鉴博议卷二

译建安二十二年冬十月，定威校尉、吴郡人陆逊对孙权说：‘如今克敌制胜、面对危难，没有众多兵力就不能成功；而山越的旧日盗贼，依仗险阻藏在深山中。腹心之地尚未安定，很难谋划远方。可以大规模整编队伍，选取其中的精锐。’孙权听从了他的意见，任命他为帐下右部督。正逢丹阳贼首费栈作乱，煽动山越，孙权命陆逊讨伐费栈，陆逊将其击破。于是整编东部三郡的队伍，强壮者编入军队，瘦弱者补充户籍，得到数万名精兵。长期作恶者被清除，所经过的地方都安定清肃。臣李焘说：土地广阔之后国家才会富足，人口众多之后军队才会强盛。占据地势便利之处，却没有富足强盛的条件，就必须先设法扩大它，然后才能谋求进取。土地狭小、百姓贫困，就应从容易做到的事情入手来扩展自己；国家富足、军队强盛，就可以施展志向于远方来求得成功。秦惠王放弃韩国而攻打蜀地，兼并它的土地，收取它的财富，国家势力强盛之后便轻视六国。诸葛亮在吴、魏之间安置军队，征讨南夷，征收他们的金帛，取得他们的铠甲、兵器和军用物资，富足之后才劝说蜀主大举进攻。秦、蜀的有利条件，尚且需要先扩大自身才能有所作为。江南数郡的土地，不比秦国更强，条件也不比蜀地更优；扬越的山越盗贼依仗险阻藏在深山中，也就是吴国的巴蜀、南夷。陆逊削平荡涤这些地方，取得精锐来充实军队和百姓，兵力增多、百姓富足之后，再谋求远方。这样，陆逊治理吴国，就可以像秦国、蜀国那样充分施展自己的作为，甚至兼并天下，哪里只是保全巩固江东而已呢？起初，鲁肃常常劝孙权与荆州和睦相处，共同抵御曹操。吕蒙认为鲁肃的话不对。建安二十四年七月，鲁肃常常劝孙权说：‘曹操还在，应当与荆州和睦相处，协力对付共同的仇敌，这一点不能失去。’等到吕蒙代替鲁肃驻军陆口，双方土地相接，他害怕荆州有兼并吴国的意图，而且荆州处在吴国上游，兵势难以长久维持，便秘密对孙权说：‘蜀国君臣夸耀自己的诈术和力量，所到之处反复无常，不能把他们当作腹心之交来对待。如今蜀国还没有立即向东进攻，是因为至尊圣明，并且还有我等人在。现在不趁强壮时图谋它，一旦衰败倒下，想要再施展力量，还能办得到吗？’孙权非常采纳他的策略，又姑且与他谈论攻取徐州的想法。吕蒙回答说：‘至尊如今攻取徐州，曹操十天之后一定会来争夺；即使凭七八万人守卫，也仍然应当忧虑。不如攻取荆州，占据长江的形势，扩大声势，这样更容易防守。’孙权认为他说得对。孙权曾为自己的儿子向关羽求婚，关羽辱骂他的使者，不答应这门婚事，孙权因此发怒。等到关羽攻打樊城，吕蒙上疏请求把部众分回建业，假称自己要治病；这样荆州一定会撤去防备的军队，就可以袭击它，于是声称病情严重。孙权公开发布檄文召回吕蒙，暗中与他谋划，召陆逊来代替吕蒙。陆逊到达陆口后，详细报告形势，陈述攻取荆州的关键。当时关羽擒获于禁等人的数万兵马，粮食供应匮乏，于是擅自取用孙权湘关的米粮。孙权听说这件事后，便发兵袭击荆州。臣李焘说：有智慧的人谋划国家，必定把利弊一并考虑；借助同盟的力量，足以倾覆敌人，但它的反面也足以使自己倾覆。郦食其向汉王谋划，想拥立六国的后代，以分散项羽的力量，张良认为不可。鲁肃被吴国任用，想与荆州和睦相处，以增加曹操的敌人，吕蒙却不实行。大概楚汉之间的诸侯，会观察强弱来决定离开谁、归附谁；假如楚国势力有时强盛，六国的后代重新扰乱并归从楚国，那么汉王的事业就完了。汉强盛时，六国就是同盟；汉弱小时，六国就是敌人。有智慧的人谋划国家，反而在显示弱小时给敌人增加力量，怎么能说是功劳呢？吴、魏争夺荆州时，荆州处于中立，向前可以抵抗魏国，退后可以危害吴国。鲁肃想加以安抚，使荆州与吴国共同对付仇敌，以此逼迫曹操；逼迫曹操本来是可以做到的。假使把用来逼迫曹操的办法施加到吴国身上，让荆州强大起来，那么不知道利害究竟在哪里。唉！这两个人都只追逐利益，而没有兼顾祸害。郦食其的谋略不能用于汉王，那么鲁肃的计策难道能够在吴国实行吗？吕蒙劝孙权袭击荆州，完全占据长江，以此扩大吴国的形势优势。见前段 臣李焘说：对同盟国家不能不交好，以保全它的力量；对要地不能不守住，以扩大自己的形势优势。衡量轻重之后，就会知道，交好同盟不能建立在对方占据有利形势之上，土地的力量不能大于形势的优势；这样，主动制约别人和受别人制约之间，利害也会截然不同。荆州处在上游，是吴国的同盟之国；如果双方共同处在上游，同心协力共同对付曹操，好像荆州就在不必争夺的地方。却不知道吴国得到荆州比得到蜀地更重要，因为吴、蜀的交情未必牢固，而荆州的土地向北可以出兵攻魏，向西可以撼动蜀国，把一名猛将放在前方，而自己处在肘腋之下，这不是好的谋算。譬如大户人家，让别人扼守大门，控制屋内人员出入，那么自己连自守都来不及，何况还要进取呢？吕蒙、陆逊共同决策，攻下南郡，袭击荆州，完全占据长江，扩大形势优势，以此面对魏、蜀；即使有十个曹操，也不能危害吴国的防守。孙子说：‘有些地方是必定要争夺的。’荆州，就是吴、蜀必定争夺的地方。这次战役中，吕蒙、陆逊可说暗中与孙武的见解相合了。接受魏国的封爵

译建安二十四年七月，魏王曹操上表任命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兼任荆州牧，封南昌侯。孙权派校尉梁寓入朝进贡，又派朱光等人返回魏国。孙权上书向曹操称臣，称说天命所归。曹操把这封信拿给外人看，说：‘这个小子是想把我压在炉火上吗？’陈群等人都说：‘汉朝的国运已经终结，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孙权远在外地还称臣，这是上天和人心响应的表现。殿下应当登上正位，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曹操说：‘如果天命在我，我就做周文王。’ 臣焘说：敌人强大，必定要设法挫伤它的气势；敌人弱小，必定要设法使它滋长骄心。强弱取决于敌人，但制胜的办法在于我方。孙权在赤壁击破曹公百万大军，并非没有英勇果断的气概；可是后来却向文帝称臣，向魏请求交州，恐惧震慑，仿佛得不到诏命就不行。后世都认为孙权前期勇敢、后期怯懦，直到受辱之后才改变策略。却不知道，如果不挫伤曹公，魏军就不会受到创伤而有所警惕，我方的防守也不会牢固；如果不使文帝骄傲，魏将就不会放纵松懈，我方的力量也不能得到充分保存。挫伤敌人的锐气、激起敌人的骄心，其中都有制服敌人的微妙意图；如果把受辱当作遗憾，只能说明器量实在浅薄，怎么足以作为有志于天下者的准则呢！从前高祖接受项羽的封爵，勾践做夫差的臣役，都是积蓄力量等待变化，同时压抑士气来激发他们的愤怒，使敌人的首领心怀两端；这样我方的言辞就正当，敌人的气势就衰弱了。所以能够屈居一人之下，却伸展于万乘之上；今日受辱，却在他日报偿怨恨。为什么偏偏吴国不能这样呢？吴国向魏称藩时，魏军并没有一日进逼。吴国应当趁此空闲保养休息，训练军队、喂饱战马，等待陈留王的怨恨在内部爆发，诸葛亮的军队从外部进攻；到双方交战、言辞相攻之际，迅速出兵追击，那么天下就可以谋取了。可惜吴国虽然能够显示弱小以使敌人松懈，却没有深谋远虑；能够降低身份来使别人骄傲，却不能长期坚持。它不能忍受胸中愤懑的情绪，便改换年号和称号，临江据守，以至于魏兵今年进入濡须，明年进入淮上，再下一年进入涡口，年年相持，不能休息，终于使魏国得以发动大规模进攻。与汉高祖、越王勾践相比，难道不感到惭愧吗？魏国派邢正到吴国，吴国群臣都心怀愤恨。魏文帝黄初二年，邢正到达吴国。吴人认为，吴王应当自称上将军、九州岛伯，不应接受魏国的封爵。吴王说：“九州岛伯这个称号，古代从未听说过。从前沛公也接受项羽的封爵，做汉王，不过是适应当时的形势罢了，又有什么损失呢？”于是接受了封爵。吴王走出都亭迎候邢正，邢正进门时却不下车。张昭对邢正说：“礼仪没有不表示敬意的，法令没有不执行的；您竟敢自命尊大，难道是因为江南弱小，没有寸铁可用吗？”邢正立即匆忙下车。中郎将、琅邪人徐盛对同僚说：“我们不能奋不顾身、献出生命，为国家兼并许都、洛阳，吞并巴蜀，反而让我们的君主同邢正结盟，难道不是耻辱吗？”于是眼泪纵横流下。邢正听到后，对他的随从说：“江东的将相如此，不会长久居于人下。” 臣焘说：“士气的勇敢或怯懦，足以决定一个国家的轻重。两国相持，所凭借的是士大夫来形成震慑；而士大夫之所以能与人交往，凭借的是他们的气节不受震慑。气节坚强，可以同他们守卫国家；气节愤激，可以同他们尊崇君主、报仇雪恨。国土虽小，国势虽衰弱，但士大夫的气节勇猛刚烈、英勇果断，那么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力，也不能夺走它。假如他们萎靡怯懦，不能振作自立，那么山河的险固也会荡然无存，毫无可观，敌人便可以乘机袭取。”三国鼎立时，吴国的力量不及魏国，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当魏国使者到达吴国，手持魏王命令，奉送九锡，以天子使者自居时，张昭、徐盛却刚强直言，愤然不屈，压制了魏使的气焰，夺去了他的气势。虽然孙氏暂且借此维持局面、讲和止战，但群臣的气概慷慨奋发，无法压抑。君子由此知道，吴国不会永远屈服。魏将曹仁率领数万步兵、骑兵向濡须进军，士卒和战马徒步涉行而疲困，朱桓认为可以击破他们。黄初四年，曹仁率数万步兵、骑兵向濡须进军，先放出声言要攻打羡溪，朱桓分兵前往救援。援兵还未到，曹仁突然抵达。当时朱桓手下及所属部队尚在的只有五千多人，诸将都战战兢兢，各自心怀恐惧。朱桓开导他们说：“凡是两军交战，胜负取决于将领，不在于人数多少。如今曹仁既没有智谋勇略，加上他的士卒非常怯懦，又从千里之外徒步跋涉而来，人马疲惫困乏。我们同诸位据守高城，南面临近大江，北面背靠山陵，以逸待劳，以主场控制客军，这是百战百胜的形势。即使曹丕亲自前来，也不值得忧虑，何况曹仁等人呢！”于是朱桓对外显示兵力虚弱，用来诱使曹仁前来。曹仁派他的儿子曹泰攻打濡须城，又分派将军常雕、王双等乘坐轻便船只，另行袭击中洲。朱桓派别将攻击常雕等人，自己亲自抵挡曹泰。曹泰烧毁营寨退走，朱桓于是斩杀常雕，生擒王双，阵前杀死和淹死的敌军有一千多人。臣焘说：制服敌人必须使用全部力量，部署力量必须占据要地。所谓要地，就是距离很近而且主动权掌握在我方手中的地方。主动权在我方，我方就安逸而敌人劳苦，我方安静而敌人行动。一日的安静，可以制约十日的行动；百里的安逸，可以乘敌千里跋涉的劳苦。这就是兵力强大的表现。而客军与主军、远处与近处的形势，根本取决于地势。扬州、越地的形势，有长江、大淮的阻隔，可以安坐而役使敌人。苻坚举秦、雍两地百万军队，进抵淮水、淝水而失败；魏太武帝凭借回山倒海般的力量，声威抵达瓜步却退回。并不是晋、宋的力量大于秦、魏，只是能够以完整的力量制服它们罢了。曹公占据荆州，沿江南下，顺流向东进军，形势仿佛已经没有吴国了。却不知道驱使中原士卒，远道涉过江湖，即使军队尚未交战，客军与主军的形势也已经显现出来。诸葛亮、周瑜评论这件事时，早已把它掌握在胸中。难道要等到赤壁交战以后才作出判断吗？后来虽然多次交战，魏国却从未在吴国身上取得一次胜利。大概吴国处在最安静、最安逸的地方，而北方人调动大军，免不了劳苦。有识之士认为，孙权在这里能够凭借完整的力量同天下争衡。朱桓在濡须的胜利，大概也是依据孙权的策略来判断敌情吧？所以臣根据朱桓的话，论述南北双方主客、远近的形势。魏主讨伐吴国，到了广陵，想用重兵牵制孙权，同时命令另一支将领的军队越过江湖。

译五年秋七月，皇帝向东巡行，前往许昌。皇帝想大规模出兵讨伐吴国，辛毗劝谏说：“如今的办法，不如休养百姓、屯田积粮，十年以后再使用军队，这样徭役和战争就不必再次发动了。”皇帝不听，留下司马懿镇守许昌。八月，魏国制造水军，皇帝亲自驾御龙舟，沿蔡水、颍水浮行进入淮水，到达寿春。九月，抵达广陵。吴国安东将军徐盛献计，竖立木桩、包裹苇席制造疑城，又设置假楼，从石头一直到江乘，连绵相接数百里，一夜之间建成。又在江中大规模排列舰船，当时江水正盛，水位上涨。皇帝登临眺望，叹息说：“魏国虽然有成群的武骑，却没有地方可以使用，看来无法图取吴国了。”皇帝驾御龙舟时，正遇暴风，船只漂荡，几乎覆没。皇帝问群臣：“孙权会亲自来吗？”刘晔说：“他认为陛下想凭万乘之尊亲自率军渡过江湖，而超越江湖的任务在于另一路将领；他一定会部署军队等待事变，不会贸然进退。”皇帝的大驾停留了多日，吴王没有到来，皇帝于是撤军。臣焘说：“善于作战的人，能使敌人到自己所设的位置来，而不被敌人驱使；善于作战的人，能使敌人暴露形势，而不被敌人所诱导。自古以来的君主和将领，都想把这种方法用于敌人；可是谋划自己时往往笨拙，不能运用自己的智慧，反而落入别人的计谋。孙权没有越过江一步，便使敌人主动前来；魏文帝果然沿颍水浮行进入淮水，使自己的军队劳苦。孙权设置疑城来迷惑敌人，魏文帝果然来到江边叹息而返回。是魏文帝的君主身份诱使他离开魏军、出动到吴国，而进退的权力却掌握在孙权手中。孙权的用兵也很精妙。魏文帝对内不能估量自己，对外不能估量敌人，想把孙权的策略施用于吴国：凭借万乘之尊牵制孙权，打算诱使他前来。重兵驻扎广陵，又命令别将从另一条道路越过江湖，打算迷惑和调动孙权。孙权看穿了他的谋略，部署军队等待事变，不再进退；魏国的大军只能空自出动而返回。魏文帝到这里已经触犯了不可为的禁戒。区区刘晔只知道吴国不会落入他的计谋，却不知道他的君主已经落入孙权的计谋。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只看见眼前而没有看见睫毛。” 魏主再次到达广陵，登临江边，看见波涛汹涌，叹息着返回。六年八月，皇帝率水军从谯出发，沿涡水进入淮水。尚书蒋济上表说：“水道难以通行。”皇帝不听。冬十月，前往广陵故城，登临江边检阅军队；士卒十多万人，旌旗绵延数百里，有渡江进攻的打算。吴人严密部署军队，坚固防守。当时天气极寒，冰封江面，船只不能驶入江中。皇帝看见波涛汹涌，叹息说：“唉，这确实是上天用来限制南北的地方啊。”于是回军。孙韶派遣将领高寿等率领五百名敢死之士，夜间在道路上设伏截击皇帝，皇帝大为惊恐。高寿等人缴获皇帝的副车和羽盖后返回。臣焘说：“敌对各国都有相互制约的条件，却不能仅凭这些条件战胜对方。只有一方所处的形势有长处，才能制约别人而不受别人制约。”三国时期，曹公凭智慧取胜，刘主凭器度取胜，孙权凭形势取胜。曹公的智慧，长处在于用兵；刘主的器度，长处在于用人。然而，以智慧对智慧，双方谋略相当就会互相倾轧；以人才制约人才，才能相等就会互相倾覆。所以曹公的智慧用兵如神，却不能在吴、蜀取得志愿；刘主所倚仗来支撑对抗两国的，只有一个诸葛亮，却不能胜过区区的司马懿。两国的本领到了这里，都有穷尽之处。孙权在吴国击破曹公，击退先主；魏、蜀两国的强大，都无法压过他。难道是孙权用兵征伐胜过曹公，而群臣都超过诸葛亮吗？只是因为他独自凭据长江的巨大地势，安坐在那里便能制约敌人；西北方向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他又能用自己的短处攻击敌人的长处。曹氏父子常常夸耀兵众，多次向吴国用兵。太祖一战，战船就在赤壁焚毁；魏文帝再次来到江边，城池却遍布于武昌。到了广陵战役，看见江涛汹涌，只能作出‘浮云’之类的文章，也可见他的智力在这里无从施展。此后，曹真围攻江陵而不能攻下，臧霸攻打洞口而失利，曹仁在濡须受辱，曹休在石亭失败。北方所依靠的是军队，但军队一旦用于南方就会屈服，因为他们的长处在南方并不在北方。这不是臆测之说，诸葛亮说过“北方人不熟悉水战”，周瑜说过“舍弃鞍马而凭借舟楫，曹操必定失败”。两位先贤已经事先作出判断，所以臣敢在后面重申这一点。孙权派周鲂欺骗并诱使曹休，率军进攻皖；陆逊在石亭击破曹休。

译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吴王派鄱阳太守周鲂秘密寻求山中的旧族中被北方称道的名将，让他用计诱使扬州牧曹休上当。周鲂说：“民间的将领都是些小人物，不值得依靠来办事，有的人还会泄露机密，不能把曹休引来。请派亲近的人带着书信去诱骗曹休，说我受到责罚，害怕了，想把郡交给北方，求北方派兵接应。”吴主答应了他。当时接连有郎官到周鲂那里盘问各种事情，周鲂便到郡府门下，披散头发谢罪。曹休听说后，率领步兵、骑兵十万人向皖进军，以接应周鲂。秋八月，吴主到达皖地，任命陆逊为大都督，授予假黄钺，亲自执鞭接见他。曹休与陆逊在石亭交战，陆逊亲自统领中军，命令朱桓、全琮担任左右两翼，三路一同推进，冲击曹休的伏兵，乘势驱逐他们。追击败逃的敌军，一直到了夹石，斩杀和俘获一万多人，缴获牛、马、骡、驴以及车辆一万两，军用物资和器械几乎全部缴获。臣焘说：谋划夺取天下的大事，必须有夺取天下的确定策略。形势虽然有强弱，军队虽然有利钝，但夺取天下的策略应当确定而不可改变。越国夺取夫差，不过是威逼他罢了；汉高祖夺取项籍，不过是困住他罢了。孙权在吴国降低自身来使敌人骄傲，就像越国那样，却不能长久；派人防备自己，就像秦国那样，却不能进攻。若不是困住敌人，就没有办法夺取天下。听说高祖夺取楚国时，坚守关中，窥伺楚军出动，挑起成皋之战，在荥阳交战，使项羽疲于奔命而让他返回。那是因为高祖刚平定关中，趁项羽进攻齐国时，进入彭城。项羽从鲁地返回后，在雎水交战；又趁他进攻彭越时，进入成皋。项羽随后从下邳返回，攻下荥阳；又趁他进攻梁地时，再次进入成皋。项羽又从梁地返回，在广武交战。高祖三次通过使楚军疲劳来作战，三次失败；但最终并不因失败而停止，而是趁项羽向东返回，再次在固陵会战，项羽返回后又在垓下失败，高祖一战将他擒获。楚汉之争，不过是楚军三次往返出兵，疲惫力竭，最终被汉军兼并。因此，高祖确定的策略，本来就是困住敌人后再夺取它。孙权凭长江使魏国疲劳，自曹公赤壁之战以后，魏军一次进攻合淝，又一次进向濡须；魏文帝也一次又一次来到广陵，临江后撤军返回，这样的情况多次发生。孙权又用让人质入魏来激怒魏国，使魏国发动归羡之师；又用周鲂欺骗魏国，诱使魏军发动皖口之战，本来就是有意困住魏国。臣曾说，高帝的谋略，是使项羽疲于往返出战；孙权的策略，是使魏人疲于出兵来进攻；这都是兵法所说“使安逸者劳苦，使安定者行动”的策略。孙权晚年厌倦用兵，没有发动垓下那样的决战，因而未能成就高帝统一天下的功业。所以臣借周鲂这件事，论述江南可以困敌的策略。孙权已经即皇帝位，议论者都认为，孙权满足于三足鼎立的局面，不能集中力量，而且志愿和期望已经满足，没有渡江北上的意愿。三年夏四月丙申，吴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黄龙。吴主派使者把两帝并尊的主张告知汉国。汉人认为，同吴交往没有益处，名分和体制不合，应当公开申明正义，断绝与吴的盟好。丞相诸葛亮说：“孙权有僭越叛逆之心，已经很久了。国家之所以暂且忽略他的罪衅，是为了寻求夹击敌人的援助。现在如果公开断绝关系，他对我们的仇恨必然更深，我们还应当调兵向东戍守，同他较量，必须兼并他的土地，才能再谈进取中原。他那里贤能的人才还很多，将相之间也和睦协调，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平定。”议论者都认为，孙权满足于三足鼎立，不能集中力量，而且志愿和期望已经满足，没有渡江北上的意愿。这些推论全都似是而非。为什么呢？因为双方的智力和力量不相等，所以吴国只能凭长江自保。孙权不能越过长江，就如同魏贼不能渡过汉水一样。臣焘说：成就大事业的人，必定有远大的志向，因为他要夺取天下的大事业。君主和臣下的志向低下，就会开始谋划却没有发动行动；他的气势必然怯弱，最终长久不能成功。他的意志也必然疲倦，开始时怯懦，最后又懈怠，却想统一天下、成就大业，太难了。高帝向西迁到汉中，形势仅仅足以自守，似乎应当已经断绝统一天下的希望了。然而他平日常常郁郁不乐，始终没有忘记，想要向东进取；他所承受的，是帝王的志向，这同项羽只满足于衣锦还乡的器量，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难道要等到垓下决出胜负之后，才来决定天下、成就大事吗？孙权凭据长江的巨大险要，依靠两代留下的基业，地势形胜远远超过汉中；而且周瑜想替他吞并梁、益，朱桓想替他割取江南，徐盛想替他兼并许、洛，臣下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人才。然而孙权满足于三足鼎立的志愿，凭据形胜之地，不制定进取的策略，只是凭借长江自守而已。虽然有时向北出兵，却不过越过合淝；向西也不过到襄阳，用来显示武力、警戒敌人，再没有进取中原的意图。大概人的立志如果只到这个程度，就不能要求他达到志向之外的目标。诸葛亮说他智力不相等，不只是失言，也说明他的见识和志向确实浅薄。攻打魏国新城 黄龙元年，吴主出兵，想包围新城；由于新城距离水道很远，吴军停留二十多天，也不敢下船。满宠请求诸将说：“孙权夺取了我们的新城，必定已经在众人面前说过自大的话。如今大举前来，是想一举取得全部功劳；即使他不敢到城下，也一定会登岸耀武，以显示自己力量有余。”于是暗中派遣步兵、骑兵六千人，埋伏在淝水隐蔽处等待。吴主果然登岸炫耀军威，满宠的伏兵突然出击，斩首数百人，有的人跳入水中死亡。又过了两年五月，吴主进入居巢湖口，向合淝进军，包围新城，号称有十万人。秋七月壬寅，皇帝驾御龙舟向东征讨。满宠招募壮士，焚烧吴军的攻城器具，射杀吴主的弟弟子泰，吴主于是逃走。孙韶、陆逊也退军。臣李焘说：进攻是想把敌人引来，防守是想把敌寇拒于远方。把敌人引到近处，敌人的战斗力正强；把敌寇抵御在远方，自己的心志才坚定。汉高祖所守的是关中，却曾在京、索之间作战；武侯所守的是汉中，却曾在秦、渭一带与敌争战。这是因为严密关闭门户、加固藩篱，以巩固根本，使敌人不知道从哪里进攻。只有秦国守峣关、蜀国守剑阁时，敌人攻取它们却易如反掌。这是因为打开城门招引盗贼，使敌人得以在堂奥之内取得优势，然后才起兵抵御，也就难以发挥力量了。孙权治理吴国，南面守卫建业，自己却同满宠在新城城下转战；西面守卫江陵，而周瑜、陆逊无日不向襄阳进攻。新城、襄阳，是魏国的要冲，也是江陵、建业的屏障。在远方扼制敌人，使近处的守军得以在内部休息，并且随时支援危急之处。这样防守，敌人就不知道该从哪里进攻了。后世常常奇怪孙权保卫巩固江东，抵抗两大敌国，似乎应该绰绰有余。唉！谁能想到孙权采用了汉高祖、武侯的防守方法，却又有峣关、剑阁那样的失误呢？

译商札认为曹氏政权衰败，劝孙权派诸葛瑾等进攻寿春，派陆逊等进攻襄阳，又命益州军进军陇右。孙权没有听从。魏邵陵厉公正始二年春，吴国将要讨伐魏国，零陵太守商札对吴主说：“曹氏正处在内外交争之际，而由幼童主持政事，应该向西命益州军进军陇右，授予诸葛瑾、朱然大军，直指襄阳；让陆逊、朱桓另行进攻寿春；大驾进入淮阳。这样，青州、襄阳、寿春都会因同时受到敌军而困顿；长安以西的军队专心抵御蜀军，许都、洛阳的军队势力必然分散。两路军队互相呼应，一军失败，三军便会离心，就应当乘胜平定华夏。”吴主不能采用这个计策。臣李焘说：自古用兵，时机尚未到来就发动，便不会成功；时机已经到来却不发动，就会失去机会。英雄不会违背时机，如果只是暂不发动，一旦发动就一定能抓住时机。三国时期，太祖、昭烈与吴国鼎足而立，志向相当，力量相敌。孙权能够自行守备，等待可以进攻的时机，确实是得到了时机。魏文帝以后，魏国的君主在机谋和才略方面，都不是孙权的对手。中原的变乱，如果不是从内部发生，就是从外部发生。这正是魏国可以乘隙进攻的机会，也是孙权当时所遇到的时机。明帝太和年间，诸葛亮率重兵震撼关中；石亭之战中，曹休又遭到惨败。正在这时，魏军西面被蜀国牵制，东面又受到吴国攻击，东西两面相互牵制，首尾不能兼顾。这是魏国外部祸患中可以乘机利用的第一个方面。假使孙权趁着陆逊获胜，采用朱桓的建议，直接截断夹石，长驱直入襄阳，再割取淮南以震撼许都、洛阳，蜀军日益深入，吴军也日益推进，未必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然而他面对时机却不发动，使魏军得以振作，而吴军再也无法制约魏军。邵陵厉公以幼童之身面对强敌，又遇到曹爽废立之事，政事混乱。司马懿也在经营建立自己的家门，无暇顾及外部事务。这是魏国内部祸患中可以乘机利用的第二个方面。假使孙权调动全琮的军队，听从商札的请求，利用吴、蜀联合而发动大规模进攻：一军在长安牵制，一军在寿春围困，一军在襄阳抵抗，使敌人防备的地方增多而兵力分散。这样一来，敌人在东面应付，在西面惊惧，在南面震动，在北面倾覆，使他们一次行动便四处彷徨，处处都增加忧患。那么即使还没有到达许都、洛阳，天下大势也已经确定了。可是吴国沿袭从前轻率出兵的做法，屡次出兵又屡次退回；吴军虽然疲劳，魏国却没有受到更大损失。唉！吴国士卒不能平定中原，而曹氏最终成为鼎足而立的强国，原因就在于孙权能够不违背时机，却不能不失掉时机。商札所说的“百姓疲惫，威势消退，时机过去，力量竭尽”，正好刺中了吴国的要害。《六朝通鉴博议》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六朝通鉴博议》卷三 （宋）李焘撰 孙权在建业集结军队，放出声势说将要北伐。魏国的王基判断他一定不能出兵，后来果然如此。八年，吴主大举征集军队，集结在建业，放出声势说要入侵。扬州刺史诸葛诞让丰安太守王基对此作出判断。王基说：“如今陆逊等人已经死去，孙权年老，内部没有贤能的继承人，中枢没有谋略之主。孙权亲自出兵，就害怕内部突然发生变乱，像痈疽发作溃烂一样；派遣将领出兵，则旧将已经死尽，新将又不受信任。这只不过是想补救破裂的党羽，反过来保护自己罢了。”后来孙权果然没有出兵。臣李焘说：孙子是谈论用兵的杰出人物，而他的兵法把了解敌我双方作为要旨。了解自己，是为了使自己能够自行治理；了解敌人，是为了乘敌人的变故。至于敌我双方的形势，首先要做到自行治理。敌人的力量即使衰败，但我方力量并不完整；敌人的政事即使混乱，但我方政事还没有整治好，那么正忙于忧虑自身尚且来不及，哪里有空谋划别人呢？魏国末世也多有变故，孙权也屡次出兵，却始终没有取得大功，难道是因为形势有不可为之处吗？大概是孙权因为公孙渊的忿争，把甲兵耗费在外部；又因为偏爱太子亮，使力量屈从于内廷，在内部动摇国家根本，因而政事混乱。吴国群臣如陆逊等人也都已先后死去，孙权亲自出兵便没有人可以镇守，派将领出兵又没有足以倚仗的人。虽然发动军队、调动大众，放出声势以显示武力，但内部正焦急不安，所以王基从吴国没有谋略之主，判断孙权不能出兵；王昶从吴国放逐贤良之臣，判断吴国可以进攻。凡是吴国的短处，魏国的贤臣都已经看见了，孙权又哪里有空乘魏国的变故呢？唐代藩镇势力强大，杜牧把自行治理作为上策；臣认为这不只是唐代的上策，也是吴国最重要的计策。即使后来继承吴国局面的人，到了百世以后，治理自身再进攻他人的方法，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一点。诸葛恪在东兴大破魏军 嘉平四年十月，王昶、胡遵、毌丘俭等人各自提出征讨吴国的计策。朝廷认为三路征讨的计策各不相同，便下诏询问傅嘏。傅嘏回答说：“列船把守渡口要地，凭借坚城占据险要，以及横向推进的计策，大概都很难迅速取胜。只有进军并大规模屯田，最能使全军牢固。可以下诏让王昶、胡遵等选择地点、据守险要，审慎安排；并命令三路军队同时向前推进，占取吴国肥沃的土地，使吴军退回贫瘠之地。”司马懿没有听从。十一月，下诏命王昶等分三路进攻吴国。太傅诸葛恪率军出征，让冠军将军丁奉和吕据担任前部。丁奉砍破魏军前面的营屯，吕据等随后赶到。魏军惊慌扰乱，四散奔逃，争先渡过浮桥；浮桥毁坏断裂，魏军纷纷投水，死者达数万人。臣李焘说：“轻视敌人就不会成功，轻率动兵就不能形成震慑。吴国自孙权经营，经过百战才建立江南的基业。到了建兴年间，已经多少年了。诸葛恪的才智，怎么能与孙权相比？假如孙权是在国势强盛时用兵，而诸葛恪却在政局衰败以后、力量耗尽之时发动战争，连年调动军队与敌国作战，那么东兴筑城、淮南交战，敌人没有受到一点损失，吴军却白白损耗兵力、消磨威势。等到晋军到来时，吴军疲惫、威势消退，已经没有力量抵御了。追究事情的根源，这是诸葛恪的罪过。” 陆抗说西陵是吴国西面的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