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见七卷三贤祠堂条后

译《嘉定镇江志》，宋史弥坚修撰，宋卢宪编纂，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6月第一版。序 我家长期收藏着两部宋代嘉定元年至至顺年间抄写的《镇江志》，这是乾隆六十年宣城张木青学士【焘】赠送的书。嘉庆年间曾进呈内府，后来又抄录了两部副本：一部收藏在家中的文选楼，一部收藏在焦山书藏，等待有志之士刊刻。实在是因为这两部书记载京口掌故极为丰富。京口自东晋以来，一直是重要的军事重镇；流民侨置的郡县分合、改隶，都督开府、参佐从事、寄治版授等事项，建置繁杂；再加上宋代的差遣、元代的掾属，读史者难以钩稽考索，往往沿袭讹误。如今详细考察宋志可见，其中对六朝侨置、寄治的郡县逐条分析、分门整理；对节度使、观察使等官职的罢免和恢复记载得十分详尽；对于刺史、太守历任的年月，凡是纪传中没有记载的，也都考订出先后次序。因此，一人的传记必定要参阅、斟酌群书之后才能确定。例如刺史韦损的传记，就是依据《唐地理志》、练塘碑、李华《复练塘颂序》和《招隐大律师碑》互相参订确定的；都知兵马使张子良等人的传记，则依据新旧《唐书》、《李锜传》、《旧唐书·宪宗纪》、《资治通鉴》和《太平广记》互相参订确定。这种做法，是此前编写郡志的人所没有的。至于元代至顺年间的志书，是承接宋志编写的，但绝不抄袭宋志。宋志记载刺史、太守、宰贰等官职只到嘉定九年为止，元志便从嘉定十年开始记载，这种体例尤其值得效法。土产门引用《说文》《广雅》《字林》《方言》等书，也是地志中仅见的做法。两部书又把晋、宋以来士大夫的住宅和坟墓，详细记明所在的坊巷、乡都；为这些住宅和坟墓作铭、作记的人，也无不一一列出。虽然遗迹早已湮没，按照书籍考察，仍然可以得到大概情形。后人往往喜欢简略，很少有能做到这样详明的；其余精审确当之处，也多得难以一一列举。这两部书确实是天下少有的秘籍。于是我询问镇江人，却没有人愿意刊刻它们；我在《送杨忠愍公墨迹归焦山记》中，已经对此感慨地说过。去年冬天，丹徒人包景维【良丞】请吴陶伯孝廉【文铸】来拜访我，我们谈话间说到这件事。景维于是说，他的父亲中宪知道有这部书，想刊刻却没有成功，如今愿意刊布它，以完成先人的志愿。我于是拿出家中的文选楼本，并取出焦山书藏本【校订完成后仍归还焦山】，重新仔细翻阅。文选楼本是归安严久能【元照】校订的，焦山本是乌程张秋水【鉴】校订的；丹徒戴桐孙【守梧】也在书中留下了批校记录，其中精确之处很多。不过他只是粗略地举出端绪，未能完成全部工作。于是又嘱托门下士刘孟瞻【文淇】及其子伯山【毓崧】，详细考察全书体例和所引用的各书，订正其中的讹误，编成四卷《校勘记》，附刻在书后。两部书都没有写明撰写人的姓名。《书录解题》中有卢宪《镇江志》，《宋志》中又有四处称卢宪，因此共同确定《嘉定志》是卢宪所作；至于《至顺志》，则不知道出自何人之手。正好丹徒柳宾叔孝廉【兴恩】来信告诉我，说他查考《镇江府志》成化年间的旧序，得知《至顺志》是俞希鲁所作。我考察俞氏，是元末的遗老，受到金华宋濂的推重；如果不是因为刊刻这部书，哪里知道俞氏的学问竟然如此精密？这样看来，刊刻此书确实有功于古人。此书最初刊刻时，不知道书中记载了许多包氏名人；校勘之后才知道，包氏是丹徒的旧族。《宋元二志》的人物门都以汉代大鸿胪包咸为首。此后包融、包何、包佶在唐代都很有名，而元志中俞庸所修的《高资桥记》也说，丹徒包氏没有败坏祖先的事业。中宪包祥麟，字厚村，捐资赈济、施药救人，做了很多善事，确实是大鸿胪包咸的后代。即使这部书已经残朽虫蛀，相关情况仍清清楚楚可以考察。那么，这部书由包氏刊刻，实在合乎天理，也使人心安。书刻成以后，我所以乐意为它作序，是想借此勉励刊刻古书的人。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夏至日，扬州。予告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七十九岁的老人阮元作序。《嘉定镇江志》二十二卷提要 宋代卢宪撰写。《宋史·艺文志》收录熊克《镇江志》十卷，却没有卢宪这部书。《书录解题》说：《镇江志》三十卷，天台教授卢宪，字子章，撰写。《文献通考》也著录了此书。书中有四条称“宪”，一条称“卢宪”，所以知道这是卢宪的著作。书中记载的事迹，以史弥坚最为详细，赵善湘次之。考察史弥坚在嘉定六年九月任镇江知府，嘉定八年九月请求奉祠；赵善湘在嘉定十四年十二月任镇江知府，嘉定十七年被召回，宝庆二年再次任职。考察《元至顺镇江志·学校门》记载教官卢宪在嘉定癸酉年谒庙的事情，癸酉是嘉定六年，正是史弥坚任镇江知府的时候，因此本书应当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本书没有见于近代藏书家的著录，现存卷数也与《书录解题》不同，中间脱文、错简的情况往往存在。考察它的目录，似乎在体例上有些不协调，大概是因为原本已经有许多讹误脱落，后人重新编次后，略有抵牾，本来就是难免的。然而，现今保存下来的宋人地志，十部中还不到一部；而镇江自六朝以后一直是重要地区，南渡以前遗留下来的文章典籍，如唐代孙处元《图经》、祥符《图经》、《润州类集》、《京口集》之类，世上都没有传本，借助本书保存其大略，虽只是零散的圭玉碎璧，也尤其值得珍惜。现在依据旧抄本校正并抄写成书。《嘉定镇江志》卷首

译郡县表 本郡隶属于浙西，这是沿袭唐代的旧制。从唐代往上追溯一千多年，境域大体没有改变，但所属却各不相同：有时属于会稽，有时属于吴郡，有时属于晋陵，有时属于江都，有时属于江东。它的分合变化，不可不加以考察。现在推究各个时代，以传记等文献相互考证，分列为郡县表。州郡 虞、夏、周 此地在扬州的地域内。春秋 此地属于吴国，后来属于越国【齐国的庆封逃奔吴国，吴国把朱方赐给他。鲁哀公二十二年，吴国被越国兼并，此地属于越国】属于楚国【楚国派屈伸包围朱方。按：《左氏》昭公四年传中，“伸”作“申”。现在不据此改写，是因为这两个字都见于《说文》，读音相同，意义也相近（《说文》“伸”字下说“屈伸，从人申声”；“申”字下说“神也”；“神”字下说“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可见从“申”得声的字都有引申之义），本来可以通用；也可能是撰写《嘉定镇江志》的人所见的版本与今本不同，也未可知，所以暂且保留原字，以备参考。其余所引用的典籍，若字体与原书略有不同而意义确实相通，也都按照这个例子处理。至于本志作者引用材料广博，语言多古奥，有些地方仿佛不存在这样的书名（卷六焦山条下引用皇甫谧《逸士传》，有人怀疑“逸”应作“高”。现在考察《隋书·经籍志》，有《高士传》六卷、《逸士传》一卷，都是皇甫谧所撰，因此“逸”字没有错误，已经很清楚。全书中类似情况很多，现在举此为例，其余都按此办理）；有些地方仿佛不存在这样的地名（卷十八《萧思话传》说袭爵封阳县侯，《萧惠开传》说袭封阳县侯；现在考察《宋书》本传，正与此相同）；有些地方仿佛不存在这样的官名（卷十八《徐陵传》说追赠镇右将军；现在考察《陈书》本传，正与此相同）；有些地方仿佛不存在这样的役名（卷五“均役门”说“以本县合千人为之”；现在考察《元志》卷十三“俸钱门”记载“平准库合千人二十一贯”，《元史·刑律志》说各烧钞库有合千检钞，因此“合千人”就是库役）；有些地方仿佛不存在这样的谥法（卷十八《萧德言传》说谥号为“博”；现在考察《唐书》本传，正与此相同）；有些地方仿佛不存在这样的字（卷十八《徐伯阳传》说字“隐忍”；现在考察《南史》本传，正与此相同）；有些地方仿佛不存在这样的题目（卷五“土贡门”引用罗隐《镇海军所贡诗》；现在考察《全唐诗》，正与此相同）；有些地方仿佛不存在这样的文法（卷五“土贡门”引用李德裕奏疏中的“乃诸头收市”；现在考察《全唐文》，正与此相同）。但只要查找它所引用的书籍，没有一处不是逐一相合的，因此现在全都保留原样，并在这里说明这一处理原则。【这是因为古书中难以理解的地方，应当相互参照、考订，以求文义贯通；不能因为自己知道某种写法，就擅自改掉自己不知道的写法】庆封执掌。秦 属于会稽郡。汉 原属荆国【高帝六年】，改名为吴国【高帝十二年】，后来并入江都国。后汉 属于吴郡。晋 属于晋陵郡，隶属于扬州。东晋 侨置徐州、兖州，统辖侨置郡【南东海、南琅邪、南东平、南兰陵、临淮、淮陵、南彭城、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东莞、南平昌、南济阴、南濮阳、南太平、南泰山、南济阳、南鲁】。宋 南徐州【加注说：州名为南徐。永初二年，江北设为南兖州，江南设为南徐州。元嘉八年】统辖侨置郡十七个【南东海、南琅邪、晋陵、义兴、南兰陵、南东莞、临淮、淮陵、南彭城、南清河、南高平、南平昌、南济阴、南濮阳、南太山、南济阳、南鲁】。齐 徐州统辖侨置郡十六个【撤销南兰陵郡，其余与宋代相同】。梁 南徐州【《隋志》说：原来设置南徐州、南东海郡，梁改南东海郡为兰陵郡】。陈 南徐州。隋 撤销南徐州，改设延陵镇，隶属于蒋州【《隋志》说：陈代有东海郡，开皇九年州、郡一并撤销】。润州【开皇十五年】。属于江都郡【大业三年，撤销润州，改为江都郡的延陵县】。唐 润州【武德三年、七年】。属于江南道【贞观元年】，统辖五县。中都督府【景云二年，不久撤销】。属于江南东道【开元二十一年】。丹阳郡【天宝元年】。属于浙江西道【干元元年】。丹阳军【干元二年】。合并浙江东道、西道，设置镇海军【建中二年】。分置浙江东道、西道，浙西的治所在润州【贞元三年】。将丹阳军并入镇海军【元和五年】。停止使用镇海军这一名额【元和六年，此后节度使的设置和撤废不固定】。将镇海军的名额迁到杭州【光化元年】。五代【淮南为吴杨氏所有，南唐为李氏所有】。镇海军【后梁贞明元年】。将镇海军的治所迁到升州【贞明四年】。圣朝 镇海军【开宝八年，诏令将镇海军改为镇江军】【圣朝镇江军】按：宋人撰写方志，自然应当称宋朝为“圣朝”；后人刻书时保留原文，在体例上也没有妨碍。严氏元照《因书中》有时称“宋朝”，有时称“圣朝”，体例并不一致，所以常常把“圣朝”改为“宋朝”。但书中称“圣朝”的地方很多，严氏所改并没有全部改完。现在已经被他改过的地方就依照改本（抄本《元志》中有称宋朝为“圣朝”的地方，现在据此确定为《宋志》；其中“圣”字已经改成“宋”字的，也不再追改），尚未改动的地方则仍依照旧本，以免反复更改。至于元人撰写方志、称元朝为“圣朝”的，也按这个例子处理（《宋志》中说“圣宋”“大宋”，《元志》中说“皇元”“大元”的，也照此办理）。润州升格为镇江府【政和三年】。浙西安抚司【建炎三年】。安抚大使司【建炎四年】。公江安抚司【绍兴五年兼置，绍兴十二年撤罢】。县 秦 丹徒【古称谷阳】；曲阿【古称云阳】；曲阿 ○（抄本中这两个字在下一格。）按：郡县表内第三格是县，第四格是封爵食邑。遍查史传、志书，秦代从来没有把曲阿作为封邑；《元志》卷首《官制表》和卷十五“封君类”所载以镇江地为封邑的，都从汉代开始。而丹阳县这个名称，曲阿实际上起源于始皇时期（《元志·郡县表》的县邑栏记载始皇将云阳改为曲阿的事情很详细）。因此，这两个字应当在第三格，不应当在第四格。

译至于曲阿和丹徒，都是秦代改定的名称，原书一定有注释，抄本却全都脱落了。戴氏守梧依据《元志·郡县表》，在丹徒下面补上“古谷阳”三字，在曲阿下面补上“古云阳”三字，现在依从这一做法（下文说吴嘉禾三年恢复曲阿为云阳，如果这里不说古称云阳，那么“复”字就没有依据了）。汉 曲阿属于扬州。王莽把曲阿改名为风美。后汉 曲阿是扬州的治所。三国吴 恢复曲阿为云阳。把丹徒改为武进【嘉禾三年】。晋 设置延陵县【太康二年，分曲阿县的延陵乡设置】。恢复云阳为曲阿【太康二年】。恢复武进为丹徒【太康三年】。晋陵郡统辖七县【丹徒、曲阿、武进、延陵、毗陵、暨阳、无锡】。东晋 南东海郡统辖七县，郡治在曲阿、京口。宋 统辖六十三县【南东海四县：郯、丹徒、胊、利城；晋陵六县：晋陵、延陵、无锡、南沙、曲阿、暨阳】。齐 统辖七十三县【南东海七县：郯、祝其、襄贲、利城、西隰、丹徒、武进；晋陵七县：晋陵、无锡、延陵、曲阿、暨阳、南沙、海阳】。梁 统辖的县无从考知【梁代没有志书，所以统辖的县不详细。按《寰宇记》：梁把曲阿改为兰陵县。又据《隋志》：曲阿条下有武进县，梁改名为兰陵】。陈 统辖的县无从考知【《隋志》说：陈把兰陵改为东海】。隋 撤销丹徒县并入延陵县，把兰陵县并入曲阿县【开皇九年】。金山府【开皇十五年设置，就是现在的金坛】。金山县【大业年间，东部当地人聚集自保而设置】。唐 统辖五县【丹徒、曲阿、延陵、句容、白下；武德九年】。把白下改名为江宁【贞观九年】。统辖六县【金坛，垂拱四年设置。自宋、齐、梁、陈以来，它一直是延陵县的南部边界】。曲阿改名为丹阳，划江宁、句容两县设置升州，统辖四县【至德二载】。撤销升州，江宁、句容两县改来隶属此处【宝应元年】。再次划出江宁、句容两县设置升州【光启三年】。圣朝 起初统辖四县【丹徒、丹阳、金坛、延陵】。后来统辖三县【熙宁五年，撤销延陵县，改为镇，隶属于丹阳，并析分其地】。封爵【食邑】三国吴 以曲阿、丹徒二县作为食邑【孙韶】。丹徒侯【孙桓】【孙桓 ○（抄本中“桓”写作“亘”。）按：宋代书籍为了避钦宗的名讳，以“亘”代替“桓”。如果按照宋代刻本翻刻，本应保留原文；但这部书的刻本早已亡佚，只能依据旧抄本录出，既然已经另行抄写重刊，当时因避讳而写的字就必须改正。（袁燮《絜斋集》中的《黄度行状》有“惇德允元”一语，武英殿校本说“惇德”原本因避宋光宗名讳而作“崇德”，现在改依经文，这一义例最为妥当，也是校书者应当遵守的。）现在依从严氏元照的说法，凡是“桓”字因避讳而写作“亘”，以及“贞”字因避讳而写作“正”的（书中的“贞观”“贞元”等“贞”字都写作“正”，因为避宋仁宗的名讳），全部改回，以符合体例。（抄本《元志》中有避宋代名讳的字，现在据此移入《宋志》，并在按语中注明所避的字；正文中则一律改正，以保持统一。）至于卷一“徐兖州治京口”条说“后桓元”，抄本“桓”写作“亘”，注说上面触犯钦宗庙讳，下面触犯圣祖庙讳；卷六“焦山瘗鹤铭”条说“乃裹以元黄之币”，抄本没有“元”字，注说宋代缺少名的上一个字；卷十一“吴孙氏墓”按语说“追谥策为长沙桓王”，抄本“桓”作“威”，注说“正”字触犯钦宗庙讳；卷十八《申堂构传》抄本没有“构”字，注说名字触犯宋高宗庙讳；《包佶传》抄本“佶”作“幼正”，注说名字触犯宋徽宗庙讳。现在都依从严氏元照的说法校正正文，并删去这些注释，以保持统一。其他也都按此办理。又如卷七“明应英济公祠”条引用蔡邕赞说“乃召乃用”，又说“贤人遇慝”；《元志》卷十九《魏焦光传》也引用蔡邕这篇赞，但“召”字作“征”，“遇”字作“觏”，这是宋人避嫌名而改写的，《元志》则仍用原文。可是这些改字在文义上都没有不合，现在一并保留；其余都按此办理。云阳侯【朱据】。徐陵亭侯【华核】。唐 使持节、大都督扬州常和润等十六州诸军事【贞观二年正月授予越王泰】。○【抄本中“越”写作“赵”。】按：《新唐书》《旧唐书》的《濮王泰传》记载，李泰先封宜都王，后改封魏王，又改封越王，后来改封魏王，之后降为东莱王，又进封濮王，从未封为赵王；而且据《太宗本纪》，李泰改封越王正在贞观二年，所以“赵”字无疑是误字。圣朝 润王【太宗之子，商王元份由陈王改封为润王】。镇江军节度使【太宗之子越王元杰、楚王元偁担任】。润州管内观察使【皇帝的兄长、海州防御使仲佺，见《王庄定存集》】。润王【英宗之子颜】。镇江军节度使【徽宗皇帝】。润国公【徽宗之子纵】。官 后汉 丹徒县令。三国吴 曲阿长京下督、徐陵督 晋 扬州刺史 东晋 徐州刺史 兖州刺史 徐、兖二州刺史 监中军留府事（负责监督中军留府事务） 晋陵内史 晋陵太守 长史 司马 徐州别驾 徐州治中 宋 南徐州刺史，代行南徐州事务 南东海太守 南彭城太守 南兰陵太守【《宋地理志》：十七郡各有太守。考察各家列传，只有南东海、南彭城、南兰陵三郡见有太守。】长史 司马 南徐州别驾 南徐州治中 东海郡丞 丹徒令 齐 南徐州刺史 代行南徐州事务 监南徐州（监督南徐州事务） 南东海太守 南彭城太守 南兰陵太守 长史 司马 南徐州别驾 丹徒令 曲阿令 梁 南徐州刺史 掌管留府事务 代行南徐州事务 监南徐州（监督南徐州事务） 南兰陵大守 长史 司马 南徐州别驾 南徐州治中 丹徒令 曲阿令 陈 南徐州刺史 监南徐州（监督南徐州事务） 南徐州别驾 东海郡丞 唐 润州刺史 兼任按察使 兼任采访使 丹阳太守 兼任防御使 镇海军节度使 浙江东西道观察等使 兼任诸道盐铁转运使【建中二年至元十年、十四年、十五年】浙西观察使 镇海军节度、浙西观察等使 【元和三年】【太和八年、九年】【干符六年】【景福二年】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长庆二年、太和九年、干符元年】镇海军节度使、苏杭常等州观察使【咸通元年】镇海军节度使、苏常杭润观察处置使、江淮盐铁转运使、江西招讨等使【干符四年】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干符六年】润州制置使【文德元年】润州团练使【天祐二年】润州留后

译长史 司马 金坛令 五代【淮南吴杨氏，南唐李氏】浙西观察使 润州观察使【后梁开平二年、四年】镇海节度使【后梁贞明元年】【后晋天福八年】【开运三年】两浙都招讨使【贞明元年】润州团练使【贞明三年】权任润州团练事【贞明四年】诸道副都统 镇海节度使【后唐长兴二年】宣润节度使【天福元年】镇海留后【天福三年、四年】宣、润二州大都督【干祐三年】使持节、都督润州诸军事 宣、歙、常、润等道安抚使 润州监军使，权领州事 润州节度留后 圣朝（指本朝） 常、润经略巡检使 知润州军州事（主持润州军政事务） 知镇江军府事（主持镇江军府事务） 浙西安抚使 安抚大司 公江安抚使 通判 知县事（主持县政） 县令 《嘉定镇江志》卷一 地理〔一〕【地理】○（抄本没有这两个字）考察：志书把“地理”列在前面，是历来通行的体例。本书开头列出“叙郡”一门，所说的都是地理沿革，其中引用地理书尤其多（例如“叙”中引用《前汉地理志》《晋地理志》《吴地志》《舆地志》《姑孰志》《九域志》《寰宇记》等，一页之中已经反复出现）；可见“地理”是总目，“叙郡”是子目。（卷十三《奏请开伊娄河》中注说“详见地理类”，现在查找，实际在“山川”门内；这说明“地理”是总目，“山川”也是子目。）下文各个子目都属于“地理”，但由于同在一卷之中，所以不再重复标出总目。至于下卷的“城池”“坊巷”“桥梁”“津渡”等也属于地理的子目，就必须在“城池”之前另加“地理”二字，才清楚明白。以后凡是一卷的总目统辖多个子目、数卷的子目共同属于一个总目的，也都仿照这个例子。叙（缺）【叙（缺） ○（抄本没有这两个字）考察下文说“二县始末具叙”，张氏《鉴》说，原来的序文应当详细记载丹徒、曲阿的建置沿革；如今序文已经散佚。由此看来，“地理”之后必定有“叙”。大概本志的体例是：子目之间有时没有“叙”（如“文事”“武事”等类，都是杂录的子目，但都没有“叙”，这就是例子）；而总目则没有不设“叙”的（子目所统辖的内容少，其大意又已见于总目的“叙”中，所以子目可以没有“叙”；总目所包含的内容广泛，必须有“叙”才能说明体例和义旨，因此总目的“叙”绝不能废弃）。所以现在对于总目中没有“叙”的，在其目后另起一行补写“叙（缺）”二字；子目中本来应有“叙”而散佚的，也依此办理；至于子目本来就没有“叙”的，则不再添加。（凡一个总目统辖几个子目，如果这些子目全都没有“叙”，就算了；如果有的有、有的没有，那么没有“叙”的必定原来有而后散佚，现今一律补上。） 叙郡【叙郡】○（抄本低二字，今依从）考察《元史·地理志》的序文，原注说：凡是“路”比“省”低一字书写；各路的录事司以及隶属于路的府、州，比“路”低一字书写；府、州所统辖的县，比府、州低一字书写。大概是为了使行款层次分明，便于阅读。《宋元镇江志》抄本的行款格式不统一，现在全部仔细加以厘定。“叙郡”既然是“地理”的子目，凡是子目，势必不能和总目排在同一层次。“叙郡”既然低二字书写，那么“地理”就必定应当低一字书写。因此，现在对于子目中低二字的，全部仍按旧式；而总目误低二字的，都改为低一字（如“风俗”“攻守”“形势”“学校”“兵防”“杂录”“人物”等），使之与本卷“地理”的格式相同。若子目下面不再有小子目（如“地理”是总目，“山川”是子目，而“河”“湖”“溪”“荡”“陂”“塘”“井”“泉”等属于“山川”以下的小子目），又不能和子目处于同一层次，就全部低三字书写，以表示区别。至于总目的“叙”，应比总目低一字；子目的“叙”，应比子目低一字；但抄本也多有错误（如“润”列在“丹阳郡”之下，属于子目“叙郡”的“叙”，本应低三字，原本却只低二字；类似情形很多，而且还有在子目下空一字便写“叙”的）。现在也都逐条改正。（小子目没有“叙”的很多；有“叙”的，也要比小子目再低一字。） 润州称为丹杨郡，始于唐天宝元年；郡名虽只有一个，但写法不同。《新唐书》从木旁作“杨”，《旧唐书》《通典》从阜旁作“阳”。本朝乐史《太平寰宇记》说：“现在字从木，作为正式称呼。”【按：唐永泰二年，润州练塘石刻中江淮转运使刘晏的奏状，详细记载润州刺史韦损及当地老年人的陈述，其中“丹杨县”的“杨”字都从木旁。】考察《前汉地理志》说：“丹杨郡，汉武帝元封二年改秦鄣郡为丹杨郡，统辖十七县。”《九域志》引用《江南地志》说：“汉代丹杨郡北面有赭山，因山色赤红而得名。”到了晋代《地理志》说：“丹杨郡统辖十一县。”注说：“丹杨郡内有许多红柳，在西面，所以得名。”汉代丹杨郡治在宛陵，晋代丹杨郡治在建邺，虽然治所各不相同。考察《吴地志》说：“从句容以西属于鄣郡，以东属于会稽郡。”那么汉、晋两代的治所都在旧鄣郡境内；今天的润州境域，恐怕不是古代因赭土、赤柳而得名的旧地。然而唐天宝元年把润州改为丹杨郡，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武德九年以后、至德二载以前，江宁、句容都隶属于润州，这两个县就是古丹杨郡的故地。天宝年间沿用丹杨作为郡名。到了至德年间，从润州划出江宁、句容，再加上宣州的溧水、溧阳，设置升州。从此，丹杨这个名称虽然还存在于润州，但已经不是从前的丹杨了。【《指掌图》说：“润州为鸠兹。”考察《左氏春秋·襄公三年》说：“楚子重讨伐吴国，攻克鸠兹。”杜预注说：“在芜湖县东面，今为皋夷。”又考察《前汉书·地理志》：“芜湖属于丹阳郡。”再考察《姑孰志》说：“鸠兹在芜湖县东四十里，春秋时是吴邑。”杜预注作“皋夷”，《舆地志》作“皋兹”，都是古代鸠兹的所在地。考察这些材料可知，《指掌图》把鸠兹列入润州，只是根据丹杨故地来书写罢了。】镇江府在《禹贡》和周代《职方氏》中【镇江府在《禹贡》和周代《职方氏》中】

译○（抄本中“镇”字上面空一字，没有另起一行）考察：从“镇江府”以下，是“叙郡”的正文；正文和序文绝不应当处在同一行。以后凡有类似情形的，都改为另起一行、顶格书写，使正文和序文不致混淆。至于子目后的正文，大多不止一条，抄本常常在上一条之后空一字，便写下一条（如“叙郡”正文中，“镇江府”以下是第一条，“秦置”以下是第二条，“汉初”以下是第三条，抄本都只空一字），于是整页连篇都采用这种格式（如卷十四“唐润州刺史”门就是如此），甚至还有上一条直接接下一条，连一字也不空的（如卷四“职田”门就是如此）。这大概是传抄者只知道节省纸张，以致版面层次不清。现在全部改为另起一行、顶格书写；抄本已经另起一行但没有顶格的，也改为顶格，使格式统一。（原本除了每卷首行顶格写书名外，其余都低二字，没有一行顶格，体例很不协调，必定不是原书旧式，现在特意加以改正。）只有本来应当空一字而不必另起一行的，全部仍依旧式，不加改动（如卷十六“通判壁记”、卷十七“县令壁记”等，不必每条都另起一行；卷十八“人物”门中附在父兄传记之后的子弟，也只空一字，这就是例子）。】镇江府在《禹贡》和周代《职方氏》中属于扬州地域；春秋时属吴，称其地为朱方；吴国灭亡后属越，越国灭亡后属楚【详见《郡县表》】秦代设置会稽郡，丹徒、曲阿二县隶属于会稽郡【二县的始末详见“叙”】汉初时这里是荆国，荆王刘贾在此建都；后来改为吴国，属会稽郡。汉高帝六年置荆国，十二年改名为吴国。《汉书·高帝本纪》记载：高帝六年，以原东阳郡、鄣郡、吴郡封刘贾为荆王。文颖注说：“东阳郡就是今天的下邳，鄣郡就是今天的丹杨，吴郡原来就是会稽郡。”高帝十二年，下诏以荆王的封地建立吴国。《王寰宇记》说：“现在郡城中刘贾的墓还在。”景帝四年，归属江都国。○（抄本在这句话上面有“景帝时属江都”六字）考察上文说高帝六年置荆国，十二年改名为吴；镇江归属荆国、吴国，必定要说明始于哪一年，那么改属江都也必定要说明始于哪一年，当然应当说“景帝四年”，不能只说“景帝时”。既然已经说“景帝四年属江都”，就不应再说“景帝时属江都”，所以这六字无疑是衍文。其他一两个字重复而明显应为衍文的地方（例如卷三《风俗门》按语“本府普照寺”，抄本在“普”字上多了“并”字；卷七《神庙门》说“衡门之下”，抄本在“门”字上多了“山”字，这类情况很多），都依照严氏校本删去，不再一一列入本记，以免烦琐。只有删去较多的地方，才特别记载在这里。（卷十七《金坛县令壁记》中，从“林极”以上都说“某年到”，从“周元亨”以下都说“某年到任”；虽然多了一个“任”字，但文意也说得通，因此应全部保留原文，不必删去。其他字数稍有差异而不影响文义的，也都依此办理。）（本书参考《元和郡县图志》《寰宇记》《姑孰志》编写。）

译○（抄本用大字）北府的事，分别见于郗超、王恭、刘牢之等人的传记。○（抄本用大字）考察以上两条，张氏鉴说：“应当是子注混入正文了。”这个说法最为确切，现在据此改正。（卷三《攻守形势门》从“申浦”以下，张氏说：“这是子注。”现在也依照他的意见改为双行小字。）由此类推，凡注明出处的，都应当用小字。（例如卷十四、卷十五《参佐门》《将佐门》中，每个人传记下面必定注明见于哪部书；写成小字的才是原本，写成大字的是传抄错误。）注明“互见他处”的，也应当用小字。（例如本卷“详见郡县表”，卷三“详见杂录”；如果列在大字正文中，就难免割裂语气。）现在一律改正。最后仍属扬州。《寰宇记》说：“吴王刘濞被诛杀后，把他的土地并入江都国。” 后汉时属吴郡。顺帝分会稽郡设置吴郡，统辖丹徒、曲阿、吴三县。孙权迁到丹徒，称为京城，也叫京口，又叫徐陵。《元和郡县图志》说：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孙权从吴郡来到丹徒治理，称为京城，现在的州城就是这里。考察本州治所的古名叫京城，有人认为是因为荆王刘贾曾在此建都，也有人说是孙权居住于此，所以称京城。现在考察，“荆”字与“京”字本来不同，而且孙权当时还没有称帝，已经称作“京”，所以这两种说法都不对。所谓“京”，是人工修筑或形成的极高土丘，也有不是人工修筑的。人工修筑的，如公孙瓒修筑的易京；不是人工修筑的，如荥阳的京、索二山。现在地名叫徐陵，就是这种天然的“京”，不是人工修筑的。郡城建在京地上，城前的浦口就是京口。《吴志》说：“汉献帝兴平二年，孙策在江东创业，派将军孙河率兵驻守京地，就是这里。”《吴志》又说：“魏将臧霸率轻船五百艘、敢死之士一万人，袭击徐陵，攻打并烧毁城外的村墅。”可见吴时有时称京城，有时称徐陵，有时称丹徒，实际上是同一个地方。《寰宇记》说：“考察《南徐州记》，京口最初叫徐陵，大概是丹徒县西乡京口里的地方。孙权在秣陵建都，设置京都督镇守那里；建安十六年迁都秣陵，又在京口设置京督镇守。”《吴志》说，京都所统辖的藩卫事务尤其重要。天纪三年，陶浚任徐陵督【见《孙皓传》】；孙楷以武卫大将军、临成侯的身份代替弟弟孙越任京下督【见《孙韶传》】；顾承兼任京下督【见本传】。晋朝平定吴国后，属毗陵郡。《晋志》说：毗陵郡统辖丹徒、曲阿、武进、延陵、毗陵、暨阳、无锡七县。晋元帝渡江后，在建邺建都，于京口侨置徐州、兖州。永嘉之乱时，兖州沦陷，徐州收复的只有一半。流民接连渡过江、淮，元帝便为他们设置侨郡、侨县，并分别设置长官管理；徐州、兖州的治所，有的在江南，有的在江北。后来徐州有时镇守下邳，有时镇守盱眙、姑孰，但都在京口设置留守机构【本书参考《元和郡县图志》《寰宇记》《姑孰志》编写】，当时号称北府【北府的事分别见郗超、王恭、刘牢之等传】。京口在建邺东北，称为北府；姑孰在国都以南，称为南州【“国南”一语本于《晋阳秋》】。桓温移镇姑孰后，上疏请求北伐，百官都在南州为他举行祖道送行仪式，就是这个意思。其他如称西州为本府，也都属于北府这一类。宋代元嘉年间，以南徐州治京口，以南兖州治广陵。《宋志》说，元嘉八年，以江北为南兖州，江南为南徐州，治所设在京口。宋文帝本纪记载，元嘉八年，分割江南地区及扬州所属的晋陵郡，归入南徐州。元嘉三十年春正月戊寅日，把南兖州并入南徐州。孝武帝本纪记载，元嘉三十年六月庚午日，又分出南徐州设置南兖州。大明七年正月癸巳日，把吴郡划归南徐州。明帝本纪记载，泰始四年冬十月甲戌日，把扬州所属的义兴郡划归南徐州。从吴国到陈朝，这里一直是重要的军事重镇。隋朝平定陈朝后，废除南徐州，改为延陵镇，属蒋州。不久又改为润州，随后废除。以上见《六朝事迹编类》。隋废丹杨郡，于石城设置蒋州。《寰宇记》说：隋废南徐州为延陵镇，把名称移到京口，设置延陵县，属蒋州。开皇十五年，撤销延陵镇，以蒋州的延陵、永年二县和常州的曲阿县，在镇城设置润州，大概取州城东面的润浦为名。大业三年，废除江都郡的延陵县，改为丹徒；又把延陵县迁回原县治，属茅州。【“废江都郡之延陵县为丹徒，徙延陵还治故县属茅州”一条，抄本在“废”字下面多了“为”字，却没有“为丹徒”以下十三字。考察本条上文从开皇十五年以下几行，都是采自《寰宇记》；这里只是多了一个字、少了十三字，以致语气不完整，事情也不相合。现在特据《寰宇记》加以订正。上文说“隋废南徐州为延陵镇，移名于京口”，考察《寰宇记》原文，“移名”作“移居”；但元代志书和《郡县表》也都作“移名”二字，均可讲通，所以不妨保留原文。以后凡所引书与原书略有不同而不影响文义的，都依此办理。除此之外，凡有原书可以查考的脱字脱句，也全部补入，并仍记在本志中，以供参考；只有脱去一两个字、且人所共知的，如卷三《营田门》“小麦田六百三十三亩”抄本脱去“亩”字，才只补入正文，不再在本记中重复说明。】卷六《山川门》“静惠王宏子正义传”，抄本没有“传”字，这类情况很多；但只补入正文，本记不再赘述。（卷二十一《杂录·天文类》的注文说“同上”，而上文没有注明出处。张氏鉴认为上文有脱文。但考察全书，类似情况很多，并且有前几条注明出处、后几条不注，前几卷注明出处、后几卷不注的情况，势必难以一一查补，所以现在都保留原文。）

译唐高祖武德初年，又称润州。隋末战乱时，杜伏威窃据此地。武德三年，杜伏威归顺朝廷，在丹徒县设置润州，把隋代的延陵县改为丹徒，又把延陵县迁回原县治，属茅州。武德六年，辅公祏反叛，再次占据此地。武德七年，叛乱平定，又设置润州，统辖丹徒县。唐太宗贞观元年，分天下为十道，润州隶属江南道。景云二年，设置中都督府，不久撤销。当初设置二十四个都督府，用来考察各州刺史的善恶。扬州、益州以及荆州等四州为大都督府；润州、汴州、兖州、魏州、冀州、蒲州、绵州、秦州、洪州、越州十州为中都督府，长官品秩都是正三品。当时认为权力太重，难以控制，不久便撤销了这些设置，只有四个大都督府仍旧保留。又设置十道按察使，每道一人。中间曾以润州为治所，润州刺史韦铣、李浚兼任按察使。开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为十五道。江南东道以润州为会府。东道所辖十五州为：丹阳、晋陵、吴郡、余杭、会稽、余姚、东阳、新定、新安、长乐、清源、建安、临汀、漳、潮阳【“阳”字依《通典》及《润州类集补遗》补入】。《通典》说：“东道以润州为会府，大概在至德以前还没有浙东、浙西两路，制度就是这样，所以当时人多把京口称为江东。”每道设置采访使，治所没有固定地点。担任润州刺史的人，曾经兼任这一职务。采访使有时治苏州，有时治杭州，有时治常州，有时治润州。润州刺史齐澣、刘日正、徐峤都兼任采访使。天宝元年，把润州改为丹杨郡【“杨”字依《新唐书》《润州类集》补入。《润州类集》说：天宝以后所称的丹阳，是指润州或曲阿，并不是两汉、六朝时的丹阳】并兼任防御使。《旧唐书·德宗纪》记载：丹阳太守刘汇兼任此职。乾元元年，又改为润州，当时开始隶属浙江西道。《新唐书·方镇表》说：乾元元年设置浙江西道节度使，兼任江宁军使，统辖升州、润州、宣州、歙州、饶州、江苏、常州、杭州、湖州十州，治所设在升州。建中二年，以镇海军节度使治润州。后来又兼任江淮转运使以及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以加重其权力。《新唐书·方镇表》说：大历十四年，合并浙江东道、西道，设置都团练观察使。建中元年，分浙江东西道都团练观察使为两道。建中二年，合并浙江东西二道观察使，设置节度使，治润州。不久赐号为镇海军节度使。《资治通鉴》记载：建中二年六月庚寅日，以浙江东西道观察使、苏州刺史韩滉为润州刺史、浙江东西道节度使。把他的军队命名为镇海军。兴元元年十二月庚辰日，加授韩滉同平章事、江淮转运使。贞元二年十二月丁巳日，以韩滉兼任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贞元三年，改为浙西观察使，治所设在这里。《新唐书·方镇表》说：贞元三年，分浙江东道、西道为两道，重新设置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使，统辖润州、江州、常州、苏州、杭州、湖州、睦州七州，治苏州。现在考察《资治通鉴》。○（原本不另起行）考察本书，按语较短的，与正文写在同一行还没有太大妨碍，但也必须用双行夹注，才能同正文区别开来（例如卷十四《宋太守门》和《参佐门》中各人传记里的按语就是这样）。按语较长的，如果与正文写在同一行，界限就不清楚，也无法显现修志者斟酌审定的苦心。因此，凡是写“案”或“今案”的（卷五《土贡门》和《宽赋门》都写“宪谨释曰”，也属于按语；张氏鉴、严氏杰认为应改作双行小字，现在确定为另起一行、低一字），以及正文虽没有“案”字而实际属于按语的，都应另起一行并低一字书写（例如本卷“京口在建邺东北”以下十四卷“窃详上下文意”以下，都是这种情况），以免同正文混在一起。）贞元三年二月戊寅日，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充任江淮转运使的韩滉去世。把浙江东西道分为三道：浙西以润州为治所，浙东以越州为治所，宣歙池以宣州为治所，各设置观察使统领。又考察《旧唐书·德宗纪》，贞元三年二月，任白志贞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任皇甫政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八月，任刘赞为宣州刺史、宣歙池观察使，这与《资治通鉴》相合。但《方镇表》说分为两道、治苏州，恐怕是误记。大概自白志贞治理润州以后，王纬、李若初等人相继都在润州任职，原来从未迁到苏州治所。当时所统辖的只有六州。贞元三年浙江东西道既已分为三道，四年又把江州划归江西观察使，所以统辖六州，已不是韩滉任职时权势相当的情形。《元和郡县图志》说，润州现在是浙西观察使的治所，管辖六州：润州、常州、苏州、杭州、湖州、睦州。节度使、观察使反复有废置，盐铁转运使有时也兼领其职。王纬、李若初、李锜、高骈曾任盐铁转运使，后来润州升为望州。会昌四年五月，润州、宣州、越州、常州一起升为望州。唐朝末年，这里常常是重要重镇，又设置过制置使、团练使、招讨使等职。从唐文德年间到五代，有制置使、团练使、招讨使、诸道都统、权团练事、大都督、安抚使、权领州事、节度使、观察使、留后等职，官名不一【均详见《刺守类》】。光化初年，镇海军的军额开始迁到杭州。《新唐书·方镇表》记为景福二年迁镇海军节度使治杭州。考察《资治通鉴考异》，景福二年九月，钱镠任镇海节度使一事下面引用实录说：“仍把镇海军军额迁到杭州。”但《吴越备史》说，这一年钱镠刚被任命为镇海节度使，仍兼任润州刺史，到光化元年才把镇海军迁到杭州，实录所记有误。《五代史·钱镠世家》的记载与《资治通鉴》相同，现在依照《考异》的说法记载。南唐也有润州，仍然统领镇海军。《资治通鉴》记载，天成四年、长兴二年，都说徐知询任镇海节度使。《南唐书》也说，徐知询后来重新起用为润州节度使，所以杭州、润州两州都有镇海军的军额。

译宋代把镇海军改为镇江军。《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开宝八年九月戊寅日，唐将刘澄守润州，请求投降。《会要》记载，十月二十日，诏书说：“镇海这个名号，是丹徒旧有的军号；在浙西尚未平定时，命令它迁置到余杭。如今已经收复，正接受教化法令，应当另外赐予军名，使武门永远光耀。润州原有的镇海军，应改为镇江军。”大观改元时，润州成为浙西的望郡。大观元年，尚书省因臣僚上奏而裁定：浙西以杭州为帅府，润州为望郡；浙东以越州为帅府，明州为望郡。政和年间，因为这里是徽宗即位前的潜邸，升为府。绍圣三年，授平江镇江军节度使。政和三年，润州知州林虡上奏说：“陛下以平江、镇江两镇节度使出阁，希望依照平江府的旧例，改用府的名额。”当时请求升为府，他的奏表大意说：“铁瓮是著名城池，朱方是重要地方，疆界连接江左，吴王封国的边界至今还在；土地接近淮南，艺祖车驾经过的声迹至今仍在。山川气势旺盛，人物英杰众多，因而显现出睿智贤哲的祥瑞，成为国家开创兴盛的根基。” 又说：“皇帝陛下，敬重而明察，具有尧帝的德行，建立了禹王的功业；正当在潜邸中修养德性时，曾经启封于这座大镇。发扬德意，宣布训诫之辞；想到官吏百姓受阻隔而不能亲见，特意申明并表扬忠孝。文章如龙蟠凤翥，显然呈现出神妙笔墨的光华；声音如玉振金声，清楚显示仁厚言辞的深厚。幼童和老人欢呼遍及千里，城邑歌颂延续十年。人们都说，正是从旧都开始，由此进入并承受天下大统。敬请皇帝俯察，下达赐予茅土、分封土地的明诏和嘉美声音；开始赐予尊崇国体的名号，并以此慰藉百姓之心。”八月丁丑日，诏书说：“朕承继祖宗美好的德行和盛大的基业，坐在明堂接见天下万国；每一尺土地、每一个百姓，都属于朕，都臣服于朕。想到丹阳位于国都南部边疆，自绍圣初年以来，建立我家旧日藩府，依照历代制度，以潜邸旧藩建立大府的美名。这一切都是为了扩大承受天命的宏大基业，也是本地人的显著庆幸。朕即位以来，应该查考旧例来使明命昭信，却有些还没有来得及办理。这难道是朕的心意吗？现在更新府名，以昭示万世。可以把润州升为镇江府。”建炎年间南渡后，镇江府成为浙西安抚司。建炎三年八月，下诏把浙西安抚司迁到镇江，同时改杭州为临安府，并兼管本区域安抚使。绍兴乙卯年，兼任沿江安抚使；壬戌年，才解除兼任职务。绍兴五年闰三月，下诏临安府仍旧兼带浙西安抚使，镇江府兼带沿江安抚使。不久，守臣刘宁止请求把常州、江阴军以及昆山、常熟二县划归沿江安抚司，安抚司接受了这个请求。绍兴十二年冬十月，下诏镇江府依照沿海制置使的旧例，停止兼带沿江安抚使。唐朝初年，润州共统辖六县；至德以后，划出江宁、句容两县设置升州，于是只统辖四县【宝应初年，废除升州所属各县，重新归还润州；光启年间又恢复升州所属各县，再次划出】。宋代熙宁年间，又废除延陵一县，改为镇；现在统辖三个县。【此处以上缺文】梁代改属兰陵郡。陈代又属东海郡。隋代废除郡县制，改为延陵县，属江都郡。【此处以下缺文】【以上缺文】○（以下缺文） ○（抄本没有这六字）考察本条，是叙述丹徒等县所隶属的郡（根据“隋废郡县为延陵”的话，可知这里叙述的是丹徒县），始于梁代，终于隋代；上面没有涉及齐代以前，下面没有涉及唐代以后，因此无疑存在缺文。大概这部书的刻本早已亡佚，传抄者遗失了很多内容。现在考察正文，上下文词意没有说完的地方（如卷六“京口当南北之要冲”以下，是记载修建漕河的文章，本来应有撰写人的姓名，现在却没有，必定是散佚脱落），以及只有开头几个字而没有解释文字的地方（如卷六丹阳县治内的金莺池一类），缺失之处都很明显，应当加以注明，以便查找。至于镇江的人物、古迹，本来应当逐一记载，但本志竟然有很多缺略（如人物中的唐代萧颖士、宋代宗泽，古迹中的汉荆王墓、宋高祖宅，都见于史传和唐代以前的地志，可靠而有依据；其他类似情况更不可胜数），现在都已经无从查考，不便凭臆测补入，所以全部保留原样。（卷十一《知院蔡卞宅》条下说“与庄定公王存宅相近”，可知上文原来有王存宅，现在抄本脱去了。考察元代志书卷十二也有王存宅，似乎应在《知院蔡卞宅》之前补入“王庄定存宅”六字。但全书类似情况难以一一列举，现在也仍保留原样，以免繁琐。） 子目（缺）。○（抄本没有这三个字）考察这一行以前叙述的都是实土，以下叙述的都是侨土，不应同属于一个子目。而且下文从“今之郡境”到“备载焉”，玩味其文义，确实是子目的叙述。根据叙述中所说的寄治郡邑、寄治丹徒等话，子目应当是“寄治”二字，也可能是“侨寄”二字。现在姑且列出这三个字，以备考证。现在的郡境，应当参考前代寄治郡邑的情况来记载。大概自汉、晋以来，土地边界和名称虽然有所不同，但治所之间相互有所承接。例如扬州治所在曲阿，徐州、兖州治所在京口，晋陵郡迁治丹徒，南东海郡隶属南徐州治下，南泰山郡的广平县寄治丹徒。至于南兰陵等郡县，也有一些可以考察，为什么不把前史中相互见载的情况全部记下来呢？扬州治所设在曲阿。汉末刘繇任扬州刺史时，扬州原来的治所在寿春；当时寿春已经被袁术占据，刘繇于是渡江到曲阿治事。孙策向东渡江后，刘繇逃到丹徒【参见《孙策刘繇传》】。《元和郡县图志》说：刘繇城在丹阳县西南二百四十步，是刘繇来到这里后修筑的城，曾号令江南数万民众。孙策向东攻取土地，刘繇逃往豫章。《六朝事迹编类序》说：当初汉代设置扬州，本来治曲阿；晋代永嘉年间，州城迁到江宁县城东侧偏西的州西桥渡口以西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徐州、兖州治所设在京口。晋惠帝末年，兖州全境沦陷，遗民渡江南下。晋元帝侨置兖州，寄居京口。晋明帝任郗鉴为刺史，寄居广陵。后来改为南兖州，有时迁回江南，有时驻在盱眙，有时驻在山阳。后来才划定土地作为州境，长期驻在广陵，与南面的京口隔江相对【《晋志·兖州》】。晋元帝渡江以后，徐州收复的只有一半。琅琊国人中跟随元帝渡江的，设置怀德县和琅琊郡来统辖。当时幽州、冀州、青州、并州、兖州五州以及徐州淮北的流民，接连渡过江淮，元帝也都为他们设置侨郡、侨县并安排长官管理。晋明帝又设置南沛等郡，隶属徐州、兖州；这些郡有的在江南，有的在江北，有时由兖州统领各州。郗鉴都督青州、兖州诸军事，任兖州刺史，并加领徐州刺史，镇守广陵。苏峻之乱平定后，郗鉴从广陵返回京口镇守【《晋志·徐州》】。自中原发生战乱、人民离散以来，朝廷相继设置侨置的州牧、司马等官署，地点在广陵、丹徒、南城，这些都不是原来的土地【《晋志·扬州》】。

译《宋志》说，中原发生战乱，北方各州的流民大多渡江南下。晋成帝即位时，设置南兖州，寄治京口。宋文帝元嘉八年，才划出江淮之间的土地作为州境，治所设在广陵。元嘉十八年以后，裁并南兖州所属七郡二十三县，归属南徐州。元嘉三十年，撤销南兖州，并入南徐州。后来又重新设置南兖州，治所仍在广陵【《宋志·南兖州》】。永嘉大乱时，幽、冀、青、并、兖五州以及徐州淮北的流民，相继渡过淮水，也有渡江进入晋陵郡境内的。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把在淮南的流民迁到晋陵各县。迁到江南的流民和留在江北的流民，都设置侨郡、侨县来统辖。徐州、兖州有时治江北，又侨置幽、冀、青、并四州。晋安帝义熙七年，才把淮北分为北徐州，淮南仍为徐州。后来又把幽州、冀州合并归徐州，把青州、并州合并归兖州。宋武帝永初二年，在徐州前加“南”字，称南徐州；淮北只称徐州。宋文帝元嘉八年，又把江北称南兖州，江南称南徐州，治京口，并把扬州所属的晋陵郡和兖州所属、侨置在江南的九郡划归南徐州。因此南徐州兼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的郡邑【《宋志·南徐州》】。《齐志》说，晋元帝渡江后，建兴四年，声称要北伐，派宣城公褚裒统辖徐州、兖州，镇守广陵。后来有时返回江南，但设置镇所就是从此开始。晋明帝太宁三年，郗鉴任兖州刺史，镇守广陵，后来返回京口。后来桓玄任桓宏为青州刺史，镇守广陵。义熙二年，诸葛长民任青州刺史，迁到山阳。当时鲜卑与州境相接，诸葛长民上表说：“犬羊般的敌人侵扰暴虐，抢掠日益严重。”于是返回京口。晋末因为广陵控制并连接三齐地区，所以青州、兖州共同镇守广陵。宋永初年间，撤销青州，并入兖州。永初三年，檀道济开始任南兖州刺史，广陵因此成为州的镇所【《齐志·南兖州》】。参考晋、宋、齐三部志书，京口自晋元帝南渡以来，就是侨置徐州的治所【“侨徐州”依《寰宇记》立文】；兖州也侨置于此。晋武帝时，兖州前加“南”字，曾经治京口。晋末诸葛长民又从山阳来到这里镇守；后来南兖州返回广陵镇守，则是从宋代檀道济开始的。晋陵郡迁治丹徒。《晋志·扬州》设置毗陵郡，统辖七县：丹徒、曲阿、武进、延陵、毗陵、暨阳、无锡。《宋志·晋陵太守》说：吴国时分出吴郡无锡以西的地区，设置毗陵典农校尉；晋武帝太康二年，撤销典农校尉，改置毗陵郡，治丹徒，后来又迁回毗陵。东海王司马越的世子名叫毗，而东海国过去以毗陵为食邑。永嘉五年，皇帝改名为晋陵。晋陵郡开始从毗陵迁治丹徒；太兴初年，晋陵郡和丹徒县都治京口；郗鉴又迁回丹徒。晋安帝义熙九年，又迁回晋陵，原属扬州。宋文帝元嘉八年，改属南徐州，统辖六县：晋陵县令、延陵县令【晋武帝太康二年分曲阿县的延陵乡设置】、无锡县令、南沙县令、曲阿县令【晋武帝太康二年把云阳县恢复为曲阿县】、暨阳县令。《齐志》说，南徐州统辖十六郡，晋陵郡统辖七县：晋陵、无锡、延陵、曲阿、暨阳、南沙、海阳【参照《宋志》校补，增加海阳一县】。自晋武帝太康二年起，晋陵郡治丹徒。中间虽然曾迁回毗陵，但从晋怀帝永嘉五年以后，到晋安帝义熙九年以前，一直治在京口丹徒。到了宋、齐之间，延陵、曲阿二县仍隶属晋陵郡。南东海郡隶属南徐州治下。《晋志·徐州》说：“元帝分割吴郡海虞县北部地区，侨置郯、胊、利城、祝其【《宋志》作“祝其”】、原丘、西隰、襄贲七县，寄居曲阿；又以江乘设置南东海等郡，隶属南徐州。穆帝时，把南东海郡的七县迁出，寄居京口。” 考察《宋志》，晋安帝义熙七年把淮北分为北徐州，淮南只称徐州，当时还没有南徐州这个名称。自宋武帝永初二年起，才把徐州加称南徐州，淮北称徐州。《宋志》的记载很清楚。现在考察《晋志》说，元帝以江乘设置南东海等郡，隶属南徐州。考察晋代史书，帝纪、列传、载记中都没有“南徐州”的说法，只有《谯敬王恬传》说“都督徐州南北郡军事”。再参考《晋书·武帝本纪》，太元十三年只说谯王恬任镇北将军、青州刺史，没有说徐州。本纪本来记载简略，谯恬传也只说徐州南北郡，从未明确说南徐州。推测撰写晋史的人，只是看到京口属于南徐州，于是错误地在徐州前加了“南”字。所以乐史《寰宇记》也说，元帝渡江后设置南徐州，大概仍然是依据《晋志》写成的。《宋志·南东海太守》说：晋元帝初年，分吴郡海虞县北部地区设置东海郡，设置郯、胊、利城三县；祝其、襄贲等县寄治曲阿。穆帝永和年间，郡迁出到京口，郯等三县也寄治京口。宋文帝元嘉八年，设置南徐州，以东海郡作为治下之郡，并把丹徒县划归它。元嘉以后裁并郡县，统辖四县：郯县令，汉代旧名，元嘉八年分丹徒县的岘山地区为县境；丹徒县令，晋代属毗陵郡，宋孝武帝大明末年改属南东海郡；胊县令，汉代旧名，晋代在江南侨置，宋孝武帝分郯县西部地区设置。利城县令，汉代旧名，晋代在江南侨置。宋文帝时期，与南东海郡一起成为实土。齐志记载，南徐州治京口，统辖十六郡。其中南东海郡统辖七县：郯、祝其、襄贲、利城、西隰、丹徒、武进。宋代把丹徒一县分置为南东海郡所属的四县；到齐代撤销胊县，增置祝其、襄贲、西隰、武进四县。南泰山、南兰陵等郡。《晋志》说：“晋明帝设置南泰山等郡，隶属徐州、兖州。” 《宋志·南泰山太守》《宋永初郡国》记载有广平县，寄治丹徒，统辖广平、易阳、曲周三县。宋文帝元嘉八年，撤销广平郡，改为广平县，属南泰山郡。

译考察《宋志》，南徐州刺史统辖十七郡：南东海、南琅琊、晋陵、义兴、南兰陵、南东莞、临淮、淮陵、南彭城、南清河、南高平、南平昌、南济阴、南濮阳、南泰山、济阳、南鲁郡。它们都是晋代南渡以后侨置的郡，并且都隶属徐州，宋代沿袭了这一制度。除晋陵、南东海二郡的治所可以详细考察、确实在丹徒外，南泰山郡虽然说寄治丹徒，具体境界也不清楚。其余各郡，只有南琅琊郡明确在古代江乘县，义兴郡明确在古代吴兴郡的阳羡县、丹阳郡的永世县，临淮郡明确在古代广陵。其余各郡的治所都无法详细考定。只有南兰陵郡，考察《寰宇记》，在润州丹阳县条下说：“梁代改为兰陵县”；在常州武进县条下说：“晋太康二年，分丹徒、曲阿二县的土地设置武进县，梁武帝改为兰陵县。”《唐元和郡县图志》在常州武进县条下说：“晋武帝另在丹阳县东五十里设置武进县，梁武帝把武进改为兰陵，归入晋陵郡。” ○（抄本没有“入晋陵”三字）考察上文从晋武帝以下几行，都是依据《元和郡县志》；这句话比《元和志》少了三个字，语意不完整，所以特意补入。（下文说分晋陵西部地区设置武进县，抄本把“陵”误写成“武”，又脱去“进”字，现在也根据《元和志》改正。）】直到唐垂拱二年，才分晋陵西部地区设置武进县，治所在州城；南兰陵郡的治所，按照《元和志》所记里数计算，在丹阳县东面的吕城镇，位置十分清楚。宋代南兰陵郡统辖兰陵县。到梁代，废除南东海郡，改为南兰陵郡，其治所也迁到京口。陈代恢复设置南东海郡，南兰陵郡的治所又回到最初设置的地方，这就是它的始末。其余郡县虽然无法详细考定，但现在丹徒县有高平乡、平昌乡，怎么知道它们不是晋、宋之间侨置的南高平郡、南平昌郡，直到今天仍保留为乡名呢？《六朝事迹编类》在琅琊郡城条下引用《南徐州记》说：江乘南岸蒲洲津有琅邪城，现在句容县有琅琊乡，也就是那一带。这样看来，高平乡、平昌乡与琅邪乡确实相类似。子目（缺）。○（原本没有这三个字）考察从《史记》以下，都是叙述天文，与上文叙述寄治的内容不同，本来应当另有子目。根据正文中引用《汉志》“斗分野”以及《后汉志》“今吴越分野”等话来看，这一子目应当是“分野”。叙（缺）。《史记》说，斗、江、湖、牵牛、婺女属于扬州；《汉志》说，吴地属于斗宿分野。《后汉志》说，从斗宿十一度到婺女七度，婺女又名须女，属于星纪之次；在十二辰中位于丑位，现在是吴越的分野。《晋天文志》说，从南斗十二度到须女七度属于星纪，吴越的分野属于扬州。丹杨郡占斗宿八度至十六度，会稽郡占牛宿八度至一度。又《地理志》引用《春秋元命包》说：“牵牛星流布形成扬州，分化形成越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斗〕 ○（抄本把“牛”写作“女”）考察这两句是《春秋元命包》的文字。这部纬书早已亡佚，本志引用它，实际上依据的是《晋书·地理志》的记载。现在《晋书》既作“牵牛”，《尔雅·释天》的释文以及《御览·州部》卷十七所引，也都没有作“牵女”的，因此无疑是传抄错误。唐志说，润州、升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睦州等郡属于星纪分野。据《宋书》记载，周朗，字义利。世祖即位后，普遍责求百官进献正直的意见。周朗上书，其中一条说：“寄居之土州、郡，应当通行废止。旧有地名和户籍，也应重新设置。怎么能在吴地设置徐邑，在扬州境内安置兖州百姓呢？这样上面会混淆星辰的分野，下面会扰乱京畿境域。像朱方这样的地方，不宜设置州；像江都这样的地方，应当另建县邑。”奏书上达后违逆圣旨，周朗自行解职离去。大概自晋惠帝末年起，古徐州、兖州沦陷，遗民南渡，江左于是侨置徐州、兖州。到了宋代，又在州名上加“南”字，徐州治所在京口，兖州治所在广陵。总的说来，古代兖州在星次上属寿星，对应辰位；古代徐州在星次上属降娄，对应戌位。它们与古扬州、吴越的分野确实不同。周朗所说“上淆辰纪”，本来并不过分。然而，一时侨置的州名虽然稍有变易，天上的辰纪却并不因这些变动而混乱。周朗也没有提出通达全面的论说。按天文考察，本郡的分野在斗宿、牛宿之间。晋隆安五年正月，记载太白星白昼出现于斗宿；三月，记载流星向西经过牵牛星；到六月，记载海寇孙恩到达京口。宋大明六年八月，记载月亮进入南斗魁中，占辞说：“吴越有忧患。” 到了第二年，扬州、南徐州发生大旱，田里的谷物没有收成。由此看来，天道虽然遥远，它所表现出的应验也并非虚妄。子目〔缺〕 ○（抄本没有这三个字）按：自《宋志》南徐州以下，都是叙述郡境，与上文叙述星辰分野的内容不同，这里也应当另有子目。历考古今志书，记载四至八到的内容，多在“疆域”门内。此处以下所引诸书，都是叙述镇江府的四至八到，因此这个子目应当是“疆域”。叙〔缺〕 《宋志》：南徐州水路距京都二百四十里，陆路二百里〔京都就是建邺〕。《隋志》：京口向东通达吴会，向南连接江湖，向西连通都邑，也是一个大都会。《唐元和郡县图志》：西北到上都二千六百七十里，西北到东都一千八百一十里，东南到常州一百七十里，向北渡江到扬州七十里，正北略偏西到宣州四百里。杜佑《通典》：向东到晋陵郡一百七十五里，向南到宣城郡四百五十里，向西到广陵郡六合县四百五十三里，向北到广陵郡六十三里，东南到晋陵郡一百九十六里，西南到宣城郡界四百五十里，西北到广陵郡六十三里，东北到广陵郡界四十五里，距西京二千六百四十二里，距东京一千七百九十八里。《宋祥符图经》：东西一百六十里，南北二百一十七里。

译《九域志》：距京城一千七百五十里。向东到长江十里，向西到本州界四十里；从界首到江宁府一百四十里。向南到本州界二百一十七里；从界首到江宁府二百里。向北到长江二里，东南到本州界一百二十里；从界首到常州五十一里。西南到本州界八十里；从界首到江宁府一百里。东北到长江八里，西北到本州界四十里；从界首到江宁府一百五十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十七里〕 乐史《太平寰宇记》：西北到东京一千四百里，西北到西京一千八百二十里，西北到长安二千六百七十里，向东到常州一百七十里，向南到宣州四百五十里，向西到扬州六合县四百五十三里，向北渡江到扬州六十三里，东南到常州一百九十六里，西南到升州一百八十里，西北隔江到扬州一百八十里，东北到扬州四十三里。现在的郡境，应该一并依照《寰宇记》记载：向东到行在所七百二十里。丹徒县，东西五十里，南北七十里。丹阳县，东西五十三里，南北六十五里。金坛县，东西一百里，南北九十里。《嘉定镇江志》卷二。地理〔二〕。城池。唐太和年间，王璠任浙西观察使，开凿润州外城壕沟，事情见于他的本传。又《稽神录》说：王璠任丹阳观察使时，于是疏通城壕，挖深数尺，得到一块刻有铭文的石头〔事情见“刺守类”〕。○（抄本作“事见官类刺守”）按：这部书的体例，有单字的子目（如“公廨”门中的“仓库”之类），却没有单字的总目（从卷一“地理”到卷二十二“拾遗”，都在两个字以上）。如果“刺守”上面还有总目，也应当是两个字，不可能只有一个字。而且“刺守”二字在其他卷中彼此相见有多处，都只说“刺守”，不再说“官类”（卷十五“督护徐龛”注说“详见刺守”；褚裒条下“判官王澹”注说“事见刺守”；卷十六“押衙赵翼”注、“衙将刘浩”注，也都说“详见刺守”）。至于卷一“叙郡”注则说“并具刺守类”，更是“刺守”属于总目的明证。怀疑此句原本没有“官”字，是传抄者误增，又把“类”字倒置到“刺守”二字之前。又《通鉴》记载，唐干符年间，周宝任镇海节度使，修筑罗城二十多里。这样看来，修缮城墙、疏浚城壕，时间已经很久了。丹徒县。罗城周长二十六里十七步，高九尺五寸，如今已经倾塌。旧有十座城门：东面两座，北边的叫新开，南边的叫青阳；南面三座，东边的叫德化，正南的叫仁和，西边的叫鹤林；西面两座，南边的叫奉天，北边的叫朝京；北面三座，西边的叫来远，东边的叫利涉，再往东的叫定波〔按《太平广记》：周宝治理城壕时，在鹤林门内发现古墓；又据他的本传，周宝从青阳门出奔，可知唐干符年间已经有鹤林、青阳二门〕。新开、来远二门早已废弃，现在仅存八门：东门叫青阳，西门叫登云、还京〔淳熙戊申年，守臣显学张子颜把朝京改名为还京〕，南门叫鹤林、仁和、通吴〔奉天门号称通吴〕，北门叫利涉、定波。按王庄定《存还镇江》诗说：“疲倦的客人归来正逢故国春，北楼高达千尺，飞尘也难以接近。江山雄伟，增添人的气概；城墙残破萧条，仿佛我自身。”又据他《登北固》诗说：“傍晚登上北固山顶，俯视南徐城。荒废的营垒多么空旷，山川遥远而纵横。”大概当时所见就是这样。废置日久而不修治，因循至今。加上各军营私自开设土门，出入自便，开关也不按时。所谓限制内外、收束奸恶暴徒、谨慎稽查征税的措

译施，逐渐松弛，最后完全失去禁令。嘉定甲戌年，守臣待制史弥坚才开始修筑罗城。各门中，能够废掉的土门都废去，使城围牢固周密，百姓因此得到依赖。记载说：“设置重重城门，敲击梆子以防备暴客”，见于《易》；“折取柳枝编成园篱，狂妄之徒也要警惕”，咏于《诗》。设置城郭和关闭城门，是为了严密守卫邦国，杜绝奸邪萌芽。南徐是会府，内面拱卫行宫，北门的钥匙和守卫，责任重大就在这里。军民的房舍和里巷，像星星一样罗列、像棋子一样分布。子城只环绕府署和寺院，外面没有罗城。过去曾修筑矮墙、设置城门，略微表示禁防。自从御前分屯七军、设置十七座军寨后，靠近城郭的军寨各自开门以便出入；居民夹杂其中，也任意越过禁限出入。千条小径、万条通道，散乱而没有条理。郡城西北面正临大江，再没有横着一根草也能构成的阻隔；抢劫街市的事情，往年屡屡发生。盗匪像老鼠一样聚集，又像鸟群一样散去，踪迹很容易消失，这大概是守臣共同感到棘手的问题。若要大规模修筑城墙，工程巨大、费用广多，只能眼看着而不敢议论；若要补上缺口、把各处联结起来，又因为东边有裂隙、西边有缝隙，漫无头绪，无法抓住关键。就这样因循废弛，一直到今天。我来镇守此地后，深深思考严闭城门的意义，亲自察看营造，心中筹划，始终没有忘记。恰逢朝廷下诏开浚漕渠和归水澳，于是用剩余力量疏通甘露港，开凿转般护仓壕，引水环绕城西北，在水道止尽处设置一门，命名为“通津”。沿水向东，在北固亭以北修门，叫“甘露”；在亭子以南修门，叫“跨鳌”。这样一来，过去临江往来的地方，开始有了限制。于是又巡视其余地方加以经营。凡旧城已经坍塌的地方，都筑墙堵塞。根据军民出入的便利和地势的适宜，在必经道路上修筑新门。对于旁边有捷径、突出而无法筑墙的地方，西南面就废除薛家池门，挖沟截断，并在两端设门，分别叫“东山”“虎蹲”。再往南，就撤去鹤林门、东篱门，筑墙围住房屋，改名为“放鹤”。东南面废除妙喜寺土门，用保伍编制加以守护，把门移到马巷，于是取名为“马巷门前”。军夹刺门和搭材队门都特别幽僻，是奸恶之徒藏匿财物的地方，于是又挖沟使他们无法通行。后军北草门与东土门相邻，就把它堵塞，合并为一处。新修的门共七座，废掉的有五座。各军穿过墙垣出入，因而形成城门的共有十一座：前军有山门、东寨门；后军有马军东土门、范山门、东寨门、南寨门；中军有南土门；左军有西水门、南寨门；右军有高山门；游奕军有西山门。图经记载的旧城门有八座：东门青阳，南门通吴、仁和，西南门鹤林，西门登云、还京，北门利涉、定波。城门总共二十六座，都设置州兵负责开关，并盘问出入者。这样以后，不同门户、不同道路，四散出入的人都能够回到正规的道路上。虽然还不能增加城墙高度、疏浚城壕深度，以加强金城汤池的形势，但已经明确了界限，使百姓有所止步，与过去相比确实大有不同。申明关禁、谨慎稽查，是守卫郡城的日常职责；而城门的废置和兴建，也不能不严格办理。既然已经把这件事上报朝廷，现在特意详细记载下来，使后来的人有所考察。子城〔缺〕 ○（抄本没有这三个字）按：戴氏守梧认为这里应当补上这三个字。现在考察，子城是内城，罗城是外城；上文既然已经记载罗城，这里就应当叙述子城。何况其他卷中常说子城（卷六“放生池”条下说在子城西南，卷十二“户部大军三仓”条下说北仓在子城西），元《镇江志》卷二“城池”门也详细记载子城，都可以作为戴氏说法的证明。丹阳县。县城〔缺〕 云阳东西二城。《舆地志》说：“在旧延陵县，今延陵镇以西三十五里，是与句

译容分界的地方。东西两城相距七里，都在渎水以南。这两座城就是吴、楚的边境。”又《唐图经》〔孙处元撰写〕说：“西城有水道通到东城为止，是陈勋修建的。”

译按《建康实录》：吴大帝赤乌八年，派校尉陈勋主持屯田，征发屯田兵三万人，开凿从句容中道到云阳西城的水道，以沟通吴会。运船经过的水道称为破岗渎，上下共十四道埭，上面的七道进入延陵界，下面的七道进入江宁界。从此，东郡的船只不再经过京江。晋、宋、齐沿用这一水道。梁朝因为太子名叫纲，于是废除破岗渎，改开上容渎。上容渎在句容县东南五里，在顶上分流：一条源流向东南流三十里，经过十六道埭进入延陵界；另一条源流向西南流二十六里，经过五道埭流入句容界，再向西流入秦淮。到陈霸先时，又淤塞上容渎，重新修整破岗渎。隋朝平定陈国后，下诏把两条水道一并废除。由此可知，六朝定都建康时，吴会的漕运都从云阳西城的水道直达都城。所以梁朝每年四季派公卿去谒陵，他们乘坐小船从方山到云阳。《唐图经》记载，大概隋大业年间，隋炀帝巡幸江都，想要继续向东游览会稽，才开始从京口开河到余杭。金坛县。金坛县旧城，周长七百步，高一丈五尺。唐长寿改元时新筑，到万岁通天年间用砖砌成，后来废弃。坊巷。叙〔缺〕 丹徒县。城内有七坊，叫崇德、践教、静宁、化隆、还仁、临津、太平，都沿用旧称。巷名有吴司马巷、顾著作巷、车尚书宅巷、刘太尉宅巷，以及所谓刁家、丰家、焦家、葛家、洪家、严家、车家、步家，都是随居住者的姓氏命名。其余有隆巷、长巷、夹道巷、递铺巷、上河巷、下河巷、大井巷、小井巷、南瓦子巷、北瓦子巷、石达桥巷；至于城隍、火袄，是因祠庙得名；清风、东海，是因城门得名；榷务、税务，是因官署得名；教场、船场，是因场所得名；燕醑，是因楼得名；萧闲，是因堂得名；有的因僧寺，有的因军营。又有因居民所出售的物品而得名的，名称很杂，共有八十多处。近来遭逢兵乱，坊名匾额都不存在了。干道庚寅年，守臣秘阁蔡洸曾在各坊巷竖立标志，用大字高高标示名称。后来又废坏了，几乎没有存留下来的〔其后废坏，漫无存者〕。○（抄本在此下有“嘉定以下”一段）按：抄本下文说嘉定癸未年守臣龙图大卿赵善湘如何如何。考《元志》卷十五“宋太守”门，赵善湘注说：嘉定十四年十二月任职，至十七年被召；癸未年是嘉定十六年，正是赵善湘任郡守的日期。然而史弥坚命令卢宪修志是在嘉定九年以前，到嘉定十六年时，史弥坚和卢宪都已经离任，所撰府志不可能记载赵善湘的事情。这一定是《嘉定续志》的文字。现在把它移入附录。丹阳县〔缺〕 金坛县〔缺〕 ○（抄本没有这八个字）按：宋嘉定年间，镇江府所属的三个县就是丹徒、丹阳、金坛。各子目下本来应当分别叙述三个县的事情（例如本卷“城池”门就是这样）。现在“坊巷”门内只记载丹徒县，丹阳、金坛两县都没有下文；“桥梁”“津渡”也是如此。这三个门类都是各县必然有的，而本志竟然没有，必定是原书本来有而后来散佚了（元《志》这三个门类中，丹阳、金坛都有记载）。现在特意在后面各补上八个字，以保存原书的大概面貌。其他各卷中，一县有而两县没有、两县有而一县没有的，也都依照这个例子处理。即使某县本来确实没有这一门，而不是志书脱漏，也一定注明“缺”，使体例一致（例如卷十一“陵墓”门内，分为“陵”“墓”两个小子目；金坛县本来有墓而没有陵，但在“陵”项下仍然补注“金坛县缺”，这就是例子）。桥梁。叙〔缺〕 丹徒县。千秋桥。在府治西面。晋代王恭在城上修建万岁楼，楼下有桥，所以取名千秋桥。隐士胡世隆的诗说：“万岁楼边谁在唱月，千秋桥上独自吹箫。”元代修建这座桥，在桥底横贯木材，以加固桥基。嘉定甲戌年，待制史弥坚疏浚漕渠后，横木阻碍船只，就把它拔除，桥于是坍塌。五月，重新修建。嘉定桥。在千秋桥南面，旧名利民桥〔因为它处在八方通达的道路上，对百姓最为便利，所以得名〕。宋淳熙年间，郡守钱良臣重建，改名钱公桥〔文惠钱公良臣镇守此地时，把桥砌成砖桥，并在桥上架设亭子，百姓称它为钱公桥，后来亭子坍塌〕。嘉定初年，郡守赵师（睪廾）又用石头砌筑，于是改为现在的名称，民间俗称禁方桥。清风桥。在嘉定桥南面。宋景祐年间，郡守文正范公希文重建，民间俗称范公桥〔百姓感念范公的德行，所以这样命名。苏轼《怀刁景纯》诗有“伤心范桥水”一句〕。嘉泰、开禧年间，郡守辛弃疾又用石头砌筑。长桥。在清风桥以南，宋嘉定乙亥年秋天重建。折桥。在府治南面，过去曾经承接漕渠的水，曲折流入石达；自从石达废弃后，漕渠水就不再流入了。丹阳县〔缺〕 金坛县〔缺〕 津渡。叙〔缺〕 丹徒县。西津渡距府治九里，北面与瓜洲渡隔江相对。杜牧《金陵津渡小山楼》诗说：“过夜的行人只自忧愁，潮水退落，夜江映着斜月，两三点星火就是瓜洲。”〔诗人把京口称为金陵。按张氏《行役记》：甘露寺在金陵山上，李约初到金陵时，在李锜处多次称赞招隐寺的景致，这就是同一地方〕。按李德裕任浙江观察使时，在蒜山渡严格设置津渡巡逻，捕捉并断绝了前往亳州求取浮屠圣水的人。蒜山渡就是今天的西津渡。丹阳县〔缺〕 金坛县〔缺〕 《嘉定镇江志》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