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坛县(缺)嘉定镇江志卷三

译风俗。晋代殷仲堪所作《季子庙记》说：“英杰的风范可以洗涤风俗，美好的德行留存在百姓心中。”唐代刘禹锡和李卫公《北固诗》说：“这里的风俗还保留着太伯的遗风，衣冠人物则承继永嘉以来的传统。”李宗谔引用旧经也说：“这里本来受到太伯教化，有谦逊的风气。”直到今天，士大夫仍崇尚清静退让，重视良好风气；下至普通百姓，也遵循事理、安于职业而不喜欢争竞，境内的风俗如同中古时期。世人却把京口说成崇尚武力的地方，谈论风俗的人往往引用《隋志》“斗力之戏”作为证据。击楫、冲锋、手执兵戈保卫国家，本来就是忠臣志士所希望奋发而为的事情；但如果把“斗力之戏”一概说成当地风俗，仿佛因此就要鄙视这里，那是不可以的。如今统帅的居所，称作静治、坐啸、道院，正好与百姓共同安处于简静之中；如果还能崇尚教化，加以护养，难道不是好事吗！《齐志》说：京口自宋氏以来就是帝王的桑梓之地，江左的流寓人口大多来自富饶地区。《隋志》说：京口是一个大都会，当地人都习惯作战，被称为天下的精兵。当地风俗把五月五日作为“斗力之戏”，各自估量强弱，彼此较量，事情类似于讲习武事。唐代韩滉镇守浙西时，因为叛贼不是靠牛肉和酒就不能聚众喧闹结党〔以贼非牛酒不啸结〕。○ 〔抄本“酒”作“马”〕 按：下文只说禁止屠杀耕牛，没有说禁止乘马，所以这句话不应作“牛马”。《新唐书》作“牛酒”，现在据此改正。韩滉于是禁止屠牛，以断绝叛贼的谋划。他又毁掉佛寺、道观四十多所，用其木材修缮和设置馆舍；还把佛寺的铜钟熔铸成弩牙和兵器。李德裕任浙西观察使时，积极推行政务，凡是旧有风俗中危害百姓的，都革除其弊端。南方人信奉鬼神巫术，被鬼怪之说迷惑，父母得了重病，子女就抛弃他们，不敢奉养。德裕想改变这种风气，选择乡里有见识的人，向他们说明孝顺慈爱的重大伦理，以及患难之中互相收养、不可抛弃亲人的道理，让他们回去相互劝告。并下令说，违犯者公开依法惩处。几年之后，恶劣风俗大为改变。他废除淫祠一千多所，拆除私邑山房一千四百所，使盗寇无处藏匿。天子下诏褒奖。徐州节度使王智兴聚敛财货没有满足的时候，借天子诞辰之月请求在泗州设置僧尼戒坛，以谋求厚利。江淮之间的百姓都成群奔走而来。德裕上奏弹劾说：“每户有三个男丁，必定让其中一人剃发出家，意图是规避王朝徭役，暗中庇护资产。”我在蒜山渡检查经过的人，自正月以来，每天有一百多人。等到诞辰节，估计江淮以南损失六十万丁壮，这不是小小的变化。朝廷下诏禁止此事。按：本府普照寺，就是从泗州迁来供奉的。身穿白衣、号称善友的人纷纷出现，看来都源于这个时期。然而李卫公能够使他辖区的百姓不渡过蒜山向北去，几十年后江淮百姓却渡过蒜山向南，奔向本府。他们借“白衣善友”之名自我标榜，难道只是为了规避王朝徭役吗？他们还在骗取众人的衣食之外，用来供养僧人；其中又为自己谋取奸利。卫公如果有知，难道能没有遗恨吗？《会要》记载，长庆三年，德裕上奏说：“有些百姓厚葬亲人，并在道路上大肆陈设祭品，同时设置音乐等。乡里的普通百姓很少懂得教义，活着时没有值得记载的孝养行为，死后却以厚葬相互夸耀。随葬器物规格僭越，祭奠奢侈浪费，还用音乐为死者送终以显荣耀。有的结社共同筹资，有的借贷或自行置办，生业和积蓄因此全部耗空，这种做法已经习以为常，不敢自行废止。百姓贫困破产，往往就是这个原因。现在百姓办理丧葬祭奠，不得用金银锦绣作装饰，也不得陈设音乐。随葬物品有僭越制度的，一律勒令毁掉。结社筹资之类，可以用于死亡者的丧服、粮食等事项。臣认为，风俗的弊端确实应当改革；但由于人心相同，没有人愿意遵守旧制，刚知道要变革，不久又毁弃违背。臣如今已经施行，百姓渐渐知道接受劝导。若后人不再改变，风俗教化必然清明。” 宝历二年，亳州有僧人谎称水可以治病，号称圣水，消息辗转传播。南方人往往十户出钱雇一人，前去汲取并带回这种水。当时患病者戒食荤腥，年老而病危的人大多因此死亡。圣水每斗卖三万钱，取水的人又到别处汲取，转卖在道路上，彼此欺骗诱骗。百姓每天渡江的有几十人到一百多人。德裕严令津渡巡逻，捕捉并断绝此事，具奏说：“从前吴地有圣水，宋、齐有圣火，这些事情都是妖妄。臣已经在蒜山渡加强捉拿控制；如果不能断绝根本，最终恐怕对百姓没有益处。”《通典》说，扬州人性情轻扬而崇尚鬼神，长江、淮河都可以据守。永嘉之后，帝室东迁，士大夫和衣冠人物离散，多在这里聚集停留，文学艺术和儒学，这里因此最为兴盛。如今即使是里巷中的卑微之人，处在劳役之中，也不断吟咏，大概是因为受到颜延之、谢灵运遗风的熏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寰宇记》记载润州说：吴、越的君主都喜好勇武，所以当地人喜欢使用剑。自永嘉年间南迁以来，这里成为帝王的乡土，人性变得讲礼、谦让、谨慎，婚嫁和丧葬杂用周、汉的礼制。攻守形势。叙〔缺〕 《齐志》说，南徐州的治所在京口。吴国设置幽州牧，屯兵驻扎于此。丹徒的水道向内通达吴会。孙权最初镇守这里。《尔雅》说：“极高的地方叫作京。”京城依山修筑营垒，远望大海，面临长江，以江为边界，形势类似河内郡。这里是内地重要的镇守之所。吴孙权赤乌八年，派校尉陈勋率领屯田兵和作士三万人，开凿从句容中道到云阳西城的水道〔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抄本在“道”字下有“自小其”三个字）按：《景定建康志》卷十九“破冈渎”注所引《建康实录》，与本志所说正相同，但没有“自小其”三个字。抄本有这三个字，导致上下文义不连贯；元《志》卷七所引也没有这三个字，现在删去。开通吴会，修建邸阁。《献帝春秋》说：刘备到京口，对孙权说：“吴地从这里出去几百里，如果突然发生紧急情况，赶去救援很困难。将军没有打算屯驻京口吗？”孙权说：“秣陵有一条小江，长一百多里，可以停泊大船。我正治理水军，准备迁移据守。”〔吴国先都于京，后来都于建邺；京口也称京〕。

译黄初年间，魏人前来进犯，曹丕出兵广陵，临江驻军十多万，旌旗绵延数百里。吴帝让各位将领商议抵御和防守的办法。将军徐盛设计，从武昌到京口设置烽火，使彼此可以望见〔广陵与京口隔岸相对。吴代疆界很狭，长江以外并不属于吴国，所以沿江防守特别严密。考《吴志》所载庾阐《杨都赋》注说：“烽火用火炬设置在孤山顶上，彼此都能望见，有的相距百里，有的相距五十里、三十里。敌寇到来就举火相告，一夜之间可以传到万里。”孙权时，傍晚在西陵一齐举火，鼓声传到吴郡南沙。按《宋志》，南沙是吴代的沙中，晋代设置为县。宋代南沙、曲阿等县都隶属晋陵〕。吴国派孙河屯驻京城，孙河因前往宛陵，被妫览杀死。他的儿子孙韶当时十七岁，收集孙河的余部，修缮京城，修起楼橹以抵御敌人。孙权听说发生变乱，带兵返回吴地，夜间到达京城下，扎营并试探进攻，以此惊动守军；士兵都登城防守，传檄戒备，喧声震动大地。孙权派人说明情况使他们停止。第二天见到孙韶，非常器重他，授任校尉，让他食丹徒、曲阿二县的租税，并自行设置属吏，一如孙河旧例。孙韶担任边将几十年，得到士卒拼死效力，常把警戒边境、远派斥候作为要务，预先知道动静而做好防备，所以很少失败。魏军撤兵，远远迁徙江淮地区的百姓，空无人居住的地方各有几百里。孙权称帝后，从武昌返回建邺，孙韶才入朝拜见。孙权询问青州、徐州各屯驻地的要害、远近、兵马多少以及魏国将帅的姓名，孙韶全都知道，于是又加授他兼领幽州牧。晋代郗鉴，咸和元年任徐州刺史。苏峻反叛，郗鉴准备奔赴国难，派夏侯长等人秘密行进，对温峤说：“现在叛贼谋划劫持天子向东进入会稽，应当先修筑营垒，屯驻在要害之地，防止他们逃逸，截断叛贼的粮运，然后安静镇守京口，清理营垒等待叛贼进攻。城池攻不下，野外又没有东西可抢，不到一百天他们一定会自行溃败。”温峤深以为然。等到陶侃成为盟主，郗鉴率众渡江，与陶侃在茄子浦会合。恰逢王舒、虞潭作战不利，郗鉴和后将军郭默退回丹徒，修筑大业、曲阿、庱亭三座营垒抵御叛贼。叛将张健来攻大业，城中缺水，郭默处境窘迫，突围而出，三军都大惊失色。参军曹纳认为大业是京口的屏障，一旦失守，叛贼就会并列向前推进，劝郗鉴退回广陵，以等待以后再举。郗鉴责骂曹纳不忠，准备杀他。恰逢苏峻死亡，大业之围解除。苏逸等人逃往吴兴时，郗鉴派李闳追击并斩杀他们，降服男女一万多人。当时叛贼首领聚集数千人，浮海抢掠东南各县，郗鉴于是修筑京口城，率军讨伐平定他们〔庱亭在丹阳县东面，与常州武进分界，是过去孙权射虎伤马的地方。韵书说，庱字音同“丑拯反”，是吴中的亭名。大业在丹阳县境内漕渠以东。蔡谟兼任徐州刺史时，听说石季龙在青州制造数百艘船，抢掠沿海各县，朝廷对此忧虑。蔡谟派徐元等人守卫中州，悬赏捕获叛贼的大船者布帛一千匹，小船者一百匹。当时蔡谟统领七千多人，驻防地东到土山，西到江乘，共镇守八处，城垒总共十一处，烽火楼和望楼三十多处，依据情况进行防备，谋划非常周密〔土山与蒜山相连，江乘实际上是南琅邪郡的寄治之地。从东到西防守如此严密，可想见蔡谟镇守京口的规模〕。刘牢之代替王恭镇守京口时，杨佺期、桓玄率兵逼近京师。刘牢之率北府兵迅速赶赴京师，驻军新亭。桓玄等奉诏退兵，刘牢之返回镇守京口。隆安年间，孙恩从海上突然到达丹徒，战士十万人，楼船一千艘，建康震惊恐惧。刘牢之向东讨伐，从山阴派刘裕经海盐前来援助。刘裕的军队不到一千人，长途跋涉而疲劳不堪，而丹徒守军没有斗志。孙恩率众擂鼓呐喊登上蒜山，居民都挑着担子站立。刘裕率领部众奔袭攻击，大败孙恩，跳崖投水而死的人很多。孙恩狼狈不堪，只能回到船上，渡海向北逃到郁洲。刘裕乘胜追击，又大败他。元兴初年，刘裕击败卢循。何无忌暗中劝刘裕在山阴起兵讨伐桓玄。土豪孔靖说：“不如等桓玄已经在京口篡位后再图谋他。”刘裕听从了。刘迈的弟弟刘毅住在京口，也和何无忌谋划讨伐桓玄。何无忌告诉刘裕，于是与刘毅定下计谋。刘裕假托游猎，和何无忌收集部众，得到一百多人。第二天清早，京口城门打开，何无忌穿着传诏使者的服装，声称自己是奉诏使者，部众跟随他，立即斩杀桓修示众。众人推举刘裕为盟主，总督徐州事务，以孟昶为长史，镇守京口。义军斩杀桓玄的骁将吴甫之，进军到罗落桥，又斩杀皇甫敷。桓玄非常恐惧，派桓谦屯驻东陵。刘裕与刘毅等人突击桓谦的军阵，军队大溃。桓玄逃走，刘裕进入建康，屯驻石头城。何无忌在寻阳被卢循击败时，刘裕正北伐到下邳。刘裕听说后，担心京城失守，卷起铠甲兼程赶路，渡江到达京口，众人才大为安定。刘裕到建康后，招募百姓充当士兵，修治石头城。卢循到达淮口，内外戒严。刘裕屯驻石头城，各位将领分别驻守。刘裕的儿子刘义隆当时才四岁，刘裕派咨议参军刘粹辅佐他，镇守京口。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亲临丹徒，拜谒京陵，大赦天下。三月乙丑，诏书说：“京口最初出现祥瑞，自古以来就显示天命；近代以来，它依山带江，内外屏护华夏腹地，道路四通八达，利益遍及淮海。城邑高峻明丽，土风淳厚统一，包揽形势胜地，确实是著名都会。因此能够光大承受天命的事业，成就昌盛帝业。近来州牧迁调往来，军民迁徙离散，店铺里巷和房舍不如过去。这里是皇业的根本旧乡，土地兼有藩镇和重要之地的地位，应当使它富足兴盛，以此提高其形势和声望。可以招募各州愿意迁来的数千户，给他们田地房宅，并依照高祖遗诏免除赋役。”京口是要地，距离都城非常近，若不是宗室近亲，不得居住在这里。刘延孙与帝室本来不是同宗，不应当得到这种授任。当时司空、竟陵王刘诞任徐州刺史，皇帝很是畏惧忌惮他，不想让他居住京口，于是把他调到广陵。广陵与京口隔岸相对，皇帝想让亲信担任徐州刺史，据守京口来防备刘诞，所以把南徐州授给刘延孙。

译齐永泰元年，王敬则反叛。邱仲孚任曲阿县令，王敬则的前锋突然到达。邱仲孚对官吏和百姓说：“叛贼乘胜而来虽然锐利，但乌合之众容易离散。现在如果收起船舰，凿开长岗埭，放掉渎水来阻塞他们的道路，只要能够拖延几天，朝廷军队一定会到。这样大事就成功了。”王敬则的军队到达时，正遇上渎水干涸，果然军队停滞不能前进。五月，朝廷下诏让左兴盛、刘山阳、胡松在曲阿长冈筑垒。沈文季任持节都督，屯驻湖头，防备通往京口的道路。王敬则急攻左兴盛、刘山阳的两座营垒，朝廷军队不能抵挡，想退却却无法突围，于是各自死战。胡松率骑兵从后面突袭，叛军中的平民没有兵器，全都惊慌逃散。王敬则的军队大败。隋军渡过长江，陈朝护军将军樊毅对仆射袁宪说：“京口、采石都是要地，各自率领几千精锐士卒，带二百艘金翅船，在都城下游和上游防守。如果不这样，大事就完了。”各位将领都听从他的建议，恰逢施文庆等人压下隋军进兵的消息，樊毅于是没有出行〔详见《杂录》〕。唐代刘展叛乱时，江淮都统李峘与副使、润州刺史韦儇以及浙西节度使侯令仪屯驻京口。刘展一向有威名，统率军队严整。淮东节度使邓景山被刘展军击败，部众溃散。刘展率兵进入广陵，李峘开辟北固山作为军场，插木栅堵塞江口。刘展驻军白沙，在瓜洲设置疑兵，广泛点燃火把、擂鼓，好像准备奔向北固，连续多日如此。李峘把全部精锐兵力留守京口等待。刘展于是从上游渡江，袭击下蜀，进犯润州。升元二年正月，田神功派范知新等率四千人从白沙渡江，向西进趋下蜀；田神功亲自率三千人驻军瓜洲，渡过长江。刘展率步兵、骑兵一万多人，在蒜山列阵。田神功用船载兵趋向金山，恰逢大风不能渡江，于是退军瓜洲。但范知新等人的军队已经到达下蜀，刘展于是失败。李希烈叛乱时，韩滉任镇海军节度使，于是关闭关梁，禁止牛马出境，毁掉道路旁的佛寺道祠，修筑坞堡营垒，从建邺直到京岘，楼橹和城垛彼此可以望见；又因为朝廷可能发生永嘉年间皇帝南逃的事情，制造楼船三千艘，率水军从海门进行大阅兵，到申浦才返回。当时陈少游在扬州，率三千披甲士卒临江大阅，韩滉也统兵驻临金山，与陈少游会合〔申浦在常州江阴界内，通向长江，因是春申君受封之地而得名〕。南唐卢绛谋划方略，前往拜见后主，上疏陈述京口到涧壁之间几处重要险要之地，应该设置栅寨、屯兵戍守，广泛加强防备，并列举利害事项数十条。陈乔于是上表推荐他担任本院承旨，让他督率一百名士兵，按照他所陈述的有利办法经营部署，很有办事成效。不久，卢绛转任沿江诸营兵马监押，兼任巡检。卢绛于是招募士卒，选得马雄等数十名少年，他们熟悉舟船、习惯水路，立为偏将、副将，让他们督率军队，每天操练水战，用金鼓节制，用旗帜指挥，分配队列，进桨退棹，回旋运转如飞，全都能依照号令行动。当时有一艘船响应号令稍迟，立即斩杀它的船长；再次试验时，军队已经能够逆流而上、踏破巨浪，连续抵达海门，拦截并俘获越人的船只一百多艘、盐数万石，献给金陵。后主赏赐他的功劳，授任上柱国，后来又授任凌波军都虞候。等到王师进攻秦淮口的水栅时，卢绛多次率领战船出战并攻破水栅。江南诸将嫉妒卢绛的功名超过自己，便劝说后主派卢绛出兵援救丹阳。卢绛从金陵率领所属水军八千人，计算有一百艘船，排成“八”字阵形前进；曹彬等人认出是卢绛的部队，便打开包围让他通过。到达京口后，他舍弃船只登岸，指挥军队交战三次，越兵三次败退，包围于是解除，朝廷便任命他为润州节度使。开宝八年九月，王师刚开始进攻江南，认为京口是要害之地，应当得到良将镇守。侍卫都虞候刘澄，过去曾在藩王府任事，国主尤其亲近信任他，提拔为润州留后。等到吴越军队到来，国主不久命令卢绛从金陵前来救援，吴越军于是稍稍退却。卢绛刚进入城中，包围又重新合拢。平定润州之后，李煜想出城投降，陈乔、张洎认为润州防守坚固如金汤，不容易攻取。润州平定后，才开始谋划，派遣使者入朝进贡，请求缓兵。九年正月，曹彬派郭守文把李煜带来归降。建炎三年二月癸丑日，金兵到达瓜州。诏令任命吕颐浩为资政殿学士，充任江浙制置使；又命奉国军节度使刘光世守卫镇江府。丁巳日，吕颐浩被授任签书，以精兵二千人返回镇江，节制刘光世以下的军队，防守瓜州渡口。九月，江淛制置使韩世忠驻军江阴。宰执请求把镇江划归韩世忠统辖，而常州、苏州、图山等处负责控制要害的官军，也都隶属御营使司。皇帝说：“好。” 建炎四年四月，兀朮入侵，退回到镇江。韩世忠已经率兵驻扎在扬子江焦山，准备拦截他。当时敌军数万人，韩世忠的战士才八千人。敌军派使者同韩世忠约定日期交战。韩世忠招募海船一百多艘，向前停泊在金山脚下，又树立一面旗帜，在上面写明自己的姓名。预先命令工匠把铁条锻接起来制成长绳，穿连一只大铁钩，分发给各军中强健的士兵。天刚亮，敌军拥着一千艘船鼓噪向前。两军将要交战时，韩世忠把海船分为两路，绕到敌军背后。每投下一条铁绳，就拖进一艘敌船，敌军无法渡江。敌军又派使者表示愿意归还所掠财物并献马五千匹，韩世忠不答应。当时挞辣派出的军队驻在仪真江南北两岸，都是敌军，韩世忠据守江心同他们相持。敌军乘轻船横渡江面逃走。韩世忠说：“陷入困境的敌军不要追赶。”在此以前，韩世忠观察镇江的地势，认为没有比龙王庙更合适的地方，敌军到来一定会登上这里窥探我军虚实。因此派将领苏德率二百名士兵埋伏在庙中，又派三百名士兵埋伏在江岸，派人在中间观察，告诫说：“听到江中的鼓声，岸下的人先进入庙中，后来的人接着出来。”过了几天，敌军到来，果然有五名骑兵奔向龙王庙。庙中的伏兵听到鼓声后冲出，五名骑兵挥鞭奔驰，只擒获了其中两人。有一个人穿红袍、骑白马，坠马后跳起奔驰逃脱。审问那两个人，他们说那人就是兀朮。这一战俘获、杀伤敌军很多，敌军遗弃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又缴获龙虎大王的船一千多艘。绍兴八年五月，枢密副使王庶负责筹办江淮军务，于是调动张俊部下的张宗颜，率七千人驻军淮西；调动巨帅古的部队三千人屯驻太平州；分出韩世忠的两支军队屯驻天长、泗州，使各军在紧急情况下互相声援，以刘锜的军队镇守镇江，作为江左的根本。

译绍兴三十一年，金兵号称百万，进犯瓜洲。淮南制置使刘锜退兵屯驻镇江，而刘锜的病已经很重。李横、刘汜等作战不利。皇帝让御营宿卫使杨存中负责筹划守卫长江，中书舍人虞允文也从建康急驰到镇江。当时江岸有车船二十四艘，敌军已经窥伺江面，担心临战时不能驾驭使用。杨存中、虞允文同淮东总领朱夏卿、镇江守臣赵公称一起到江边检验试用，命令战士踩动车船，直奔瓜洲。船将要逼近江岸时又返回，敌兵都张满弓弦等待。那些船在江心上下往来、回旋如飞，敌军相互看着惊骇说：“南军竟有这样的准备！”于是杀死完颜亮，退回军队。《嘉定镇江志》卷四。田赋【田赋】○（抄本此后有明朝以下的一页多文字）按：明代的事情，不但《嘉定志》不应记载，即使《至顺志》也不应记载；可是抄本的两部志书中都有明代的事情（《至顺志》卷十五有“明时本府”一段）。所以严氏元照认为应当删去。现在考察乾隆《镇江府志》，其中所载丁元吉《成化志序》说，永乐年间由先伯考兰室先生续修；又卷三十七《儒林门》说，丁礼字思敬，是丹徒人，以年高被征召为南阳府知府，著作有《郡志三余集》《兰室吟稿》。据此，永乐《镇江志》是丁礼所撰写的。（嘉庆《丹徒县志》卷三十二《书目类》有明代丁礼《镇江府志》；卷五《户口类》说，以上永乐、成化两部志书都同元志不合，那么永乐志是丁礼所撰，就可以确定了。）抄本这段叙述明代事情的一页中四次说“永乐三年分”，（下文《课程门》中有关明代事情的一段，也四次说“永乐三年分”），那么丁氏撰写志书必定在永乐三年。据《十驾斋养新录》，《永乐大典》成书于永乐五年；由此怀疑《嘉定志》《至顺志》《永乐三志》都收入了《大典》之中，后人抄录《嘉定志》《至顺志》时，误把《永乐志》的几条内容收入其中。（张氏鉴说：《京口耆旧传》中有王万全、王遇，见于《科举类》，但《耆旧传》内没有《科举类》，这一定是元志原文被《永乐大典》混入《耆旧传》了。这样看来，永乐志混入嘉定志、至顺志，其发生错误的原因也大概如此。）只是永乐志也早已失传，弃置这些材料终究可惜，所以现在把两部志书中记载明代事情的内容归入附录，使时代不至于混淆，也使明志仅存的内容不至于湮没。叙（缺）。屯田。《三朝史志》说：“江淮、两浙承袭伪朝制度，都有屯田免役；后来大多把田赋交给百姓缴纳租税，只保留屯田免役的名目。”那么这种制度由来已久了。绍兴元年二月己巳日，诏令派吏部郎官、益都人仇悆前往镇江府，查究缺粮的实际情况。皇帝对宰执说：“刘光世一军，每月耗费的廪给数以万计，像这样应当赶快筹划屯田。” 《祥符图经》记载丹徒、丹阳、金坛、延陵四县的屯田：大麦共一千一百二十七石【丹徒县五百五十九石，丹阳县三百八十三石，金坛县九十八石，延陵县八十七石】；小麦六百三十九石【丹徒县二百五十六石，丹阳县二百七十四石，金坛县五十五石，延陵县五十四石】；丝八千九百二十两【丹徒县二千九十八两，丹阳县二千八百一十二两，金坛县三千二百九十一两，延陵县七百一十九两】；绵一百一十八两，绢五匹，绸三匹，罗一匹，麻皮一十四斤；另有租麻皮七千五百二十斤、大麦五百四十九石、小麦二百八十八石【以上八项都出自丹徒县，其余三县没有】；又有粳米一万四千二百一十三石【丹徒县二千六百二十八石，丹阳县二千八百二十一石，金坛县二千四百八十九石，延陵县六千六百七十三石，四县合计同总数相比还多出三百九十八石】；钱二十六贯【丹徒县六百，丹阳县一十七贯七百，金坛县七贯七百】。现在丹徒、丹阳、金坛三县原来管辖的屯田共一十六万一千六百五十亩【零数不记】，计算应收租米二万三千二百一十二石；扣除已经出租耕种的，尚有未出租耕种的数额【丹徒县原管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五亩，租米二千八百一石；现在已佃田一万二千二百八十九亩，租米二千七百三十石，余下未佃。丹阳县原管三万八千四百八十五亩，租米七千四百九十四石；现在已佃田三万一千五百五十六亩，租米六千一百五十石，余下未佃。金坛县原管一十一万四百八十八亩，租米一万二千九百一十七石；现在已佃田一十万三千一百九十一亩，租米一万一千三百三十六石，余下未佃】。官庄营田。干道庚寅年，三县营田的稻子共一千八百零四石。现在丹徒县营田夏料【今丹徒县营田夏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八百四石〕 ○【抄本此段之后有“今丹徒县营田夏料”一段】按：这一段有三行多，共一百二十多字；抄本下文又有一段与此完全相同，必定是传抄重复，现删去】【钱八百四贯，大麦二百五十一石】秋料【钱一千二百三十贯，稻子五百八十六石】；丹阳县营田夏料【钱二千一百九十六贯，大麦二百九十三石】秋料【钱四千四百三十八贯，稻子二千九百四十六石】；金坛县营田夏料【钱六百二十九贯，大麦一百三十六石】秋料【钱一千五百二十二贯，稻子一千一百四十二石】。军田【军田】○（抄本作“军营”）按：卷十《兵防》详细说明军营制度，不应在这里重复出现；而且这里叙述的是正文，只说田而不说营，卷首总目又列作《田赋》，所以这里应当作“军田”，可以确定。建炎年间，洞庭的杨太最是大盗。杨太最年幼，排行最小，所以称作杨么。后来张浚、岳飞平定了他，收编杨么等战败残余的军队；这些人无处安置，于是把逃荒留下的田地交给他们努力务农，当时称为“杨么子军”，因而命名为“军庄”。后来军队被拨归附属于大军，这些田地便招募农民耕种。现在东西两庄共有田七千六百一十四亩，设置监庄一员，专门委托县尉督察庄田的租课；每年夏、秋两季征收，检验、放免没有固定数额。东庄夏料【大麦田六百五十亩，小麦田六百三十三亩】；秋料【稻田二千七十六亩，大豆田五百三亩，荞麦田一百六十二亩】。西庄夏料【大麦田一百八十八亩，小麦田四百一十一亩】；秋料【稻田二千八百四十七亩，大豆田七十三亩，荞麦田六十五亩】。职田。叙（缺）。丹徒县夏料【租丝一百七十三两，大麦一十石，小麦八十一石】；秋料【租米一千八石】。丹阳县夏料【租丝一百八十二两，租钱五贯，大麦一石，小麦五十九石】；秋料【租米八百四十一石】。金坛县夏料【租丝一十三两，小麦八十三石】；秋料【租米一千一百一十三石】。

译知军府事：丹徒县【租丝三十四两，小麦三石，租米一百五十八石】；丹阳县【租丝五十四两，租米一百四十六石】。通判南厅：丹徒县【租米七石】；金坛县【租米一百一十二石】。通判北厅：丹徒县【租丝二十一两，小麦一石，租米一百石】；丹阳县【租米八十八石】。钤辖：丹徒县【租米三十八石】；丹阳县【租米一十七石】；金坛县【租米五十一石】。签判：丹徒县【大麦三石，租米五十五石】；丹阳县【小麦一石，租米一十九石】；金坛县【小麦三石，租米三十四石】。教授：丹阳县【小麦三石，丝七两，租米八石】；金坛县【小麦三石，租米一十八石】。节推：丹徒县【丝四两，租米八石】；丹阳县【小麦八石，丝四两，租钱五贯，租米九十九石】。金坛县【小麦三石，租米一十一石】。察推：丹徒县【丝二十九两，租米八十一石】；金坛县【租米六石】。知录兼罗务：丹徒县【丝二十二两，小麦二石，租米七十三石】。司理：丹徒县【租米六十一石】。司法：丹徒县【小麦三石，租米五十九石】；金坛县【租米一十四石】。监仓：丹徒县【租米一十石】；金坛县【租米八石】。监税东厅：丹徒县【丝三两，大麦一石，小麦六石，租米一十六石】。监税西厅：丹徒县【丝八两，大麦二石，小麦一十一石，租米五石】。监酒东厅：丹徒县【租米三十二石】。监酒西厅：丹徒县【大麦一石，租米二十三石】；金坛县【租米三十石】。江口监税：金坛县【租米五十六石】。都监：丹阳县【小麦八石，租米九十一石】。监押：丹徒县【丝七两，小麦七石，租米三十石】。丹徒知县：丹徒县【小麦一十四石，大麦一石，租米九十一石】。县丞：丹徒县【小麦三石，丝一十二两，租米五十二石】。簿尉：丹徒县【丝三十三两，小麦四石，租米二十三石】；丹阳县【大麦一石，小麦一石，租米三十七石】。监务：丹徒县【小麦八石，租米三十三石】。西津巡检：丹徒县【租米二十二石】；丹阳县【租米一十七石】；金坛县【租米三十石】。圌山巡检：丹徒县【丝一十两，小麦一十六石，租米二十二石】。大港监镇：丹徒县【租米一石】；金坛县【租米一百四石】。丁角监镇：丹徒县【租米七石】；金坛县【租米五十二石】。丹阳知县：丹阳县【丝二十六两，小麦七石，租米九十七石】。县丞：丹阳县【丝二十八两，小麦一十五石，租米六十八石】。主簿：丹阳县【丝二十八两，租米五十二石】。县尉：丹阳县【丝二十四两，小麦九石，租米二十九石】。监务【租米二十石】。经山巡检【租米七石】。延陵监镇【租米四十四石】。延陵巡检【丝八两，小麦三石】；金坛县【丝一十三两，租米九石】。金坛知县【小麦二十一石，租米一百五十四石】。县丞【小麦二十二石，租米一百二十七石】。主簿【小麦九石，租米八十石】。县尉【小麦八石，租米四十七石】。监务【小麦一十石，租米四十五石】。《嘉定镇江志》卷五。赋税。

译总目缺失【田赋】。○（抄本没有这两个字）按：卷四、卷五都把《田赋》作为总目。卷四的子目共三项（屯田、军田、职田），说的都是田；卷五的子目共十项（土贡、钱监、宽赋、常赋、和买、经总制钱、免役钱、均役、课程、坊场、河渡），说的都是赋。因此卷五开头一定应有“田赋”二字。土贡。叙（缺）。《唐地理志》记载润州的土贡有：衫、罗、水绞、鱼口、绣叶花纹等绫、火麻布、竹根黄、栗、伏牛山铜、铜器、鲟鱼鲊。《元和郡县图志》说：开元年间进贡杂药纹绫，缴纳丝和纻布。《资治通鉴·兴元元年》记载，镇海节度使韩滉派使者进献绫罗四十担，送到皇帝临时驻所。《元和郡县图志》说：贞元以后，观察使王纬、李锜先后兼任盐铁使；他们进奉的财物同杨益相比，元和以后渐渐有所改革。《润州类集》中有罗隐所作、题为镇海军贡物的诗。唐敬宗时，诏令浙西进贡银制盝子妆具二十件。当时李德裕任润州刺史兼浙西观察使，上奏说：“绫纱等物还是本州所产，金银却不产于本州，都必须到外地转买。前日奉宣令进献盝子，计算需用白银九千四百多两；当时库存只有二三百两，于是从各处收买，才得以制造并进贡。前日又奉宣旨令进献妆具二十件，计算需用白银二万三千两、黄金一百三十两。不久又命令把四节进奉的金银合并起来，制成两件妆具，已经进纳完毕。现在派人到淮南收买，买到后立即制造，深怕来不及按时完成。按照赦令本来不许进献，但过了一个月，求取贡物的使者又接连而来。李德裕上诉并含蓄地劝谏此事。当时又诏令浙西织造定罗纱袍段以及可幅盘绦缭绫一千匹。李德裕再次上奏说：‘太宗时使者到凉州，看见名鹰，暗示李大亮献上；李大亮进谏制止，太宗下诏嘉奖赞叹。元宗时使者在江南捕捉鵁鶄、翠鸟，倪若水把这件事奏报上去，元宗立即褒奖并采纳意见。两位祖先都有这样的臣子，今天却偏偏没有。况且元鹅、天马、盘绦、掬豹，花纹色彩奇异华丽，只应当由皇帝乘用，现在却广泛使用一千匹，我实在不能理解。过去汉文帝身穿弋绨，汉元帝停止使用轻薄精细的服装，所以他们的仁德慈俭直到今天仍受称颂。’ 希望陛下近取法于两位祖先，容纳远大的见识，仿效汉家恭谨节约的作风，裁减并下令节省，那么海边的百姓就都能受到恩惠了。” 《太平寰宇记》记载润州进贡方纹绫、水波绫、罗、绵、绢。神宗朝，王岩叟上奏说：“臣认为陛下即位执政之初，应当显示俭朴，给天下做表率。臣私下得知，四方进贡的物品中，有很多不是本朝旧有的例贡，而是后来逐渐增加、创立的，各地不能不受到骚扰。像定州的花绫、祁州的花絁，是臣亲眼见到并知道的；婺州的细花罗、润州的大花罗，是臣听说而知道的。臣没有见到、听到的，这一类必定更多。希望陛下下诏全部停止进贡，或许可以形成俭朴的风气，从而使盛大德行更加隆盛。” 绍兴四年十一月辛卯日，皇帝对宰执说：“韩世忠近来得到鲟鱼鲊，朕告诫他说：‘在艰难时期，朕不嫌弃粗劣的食物；你应当建立功劳报答朕，却进献口味之物，这不是爱戴君主的实际表现。’已经退还了。”沈与求说：“陛下这样明确表示自己的好恶，各位将领岂敢不效命！”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壬戌日，皇帝对宰执说：“前些日子经过平江，府中守臣进献洞庭柑，朕退还了；这次经过常州、润州两郡，都没有献上任何东西，一定是听到风声后停止了。朕没有别的意思，正是担心如果接受了，后来经过的州郡一定会竞相奢侈，所进献的东西还会超过柑子。”陈康伯等于是赞叹说：“这不只是可以仰见陛下的盛德，也可以看出圣上的考虑深远【当时皇帝亲自出征，从镇江返回】。” 宪谨解释说：“蠙珠以及橘柚，作为贡物记载在《夏书》中。君主享用这些东西，本来不算过分。皇帝却把仁慈俭朴视为珍宝，即使物品极其微小，也还是退还了。边将和守臣，谁敢不接受并奉行皇帝的美好诏命？看一看前代下诏向润州索取脂盝、缭绫，直到守臣上疏数百上千言之后诏令才停止，那同天地相比岂止有巨大差异！帝业中兴，远远超过古代，这确实如此。” 今年进贡绫十匹、罗十匹；大礼银五百两；圣节银三百两、罗三百匹、绢三百匹。钱监【附载银冶】。叙（缺）。唐《食货志》说：银、铜、铁、锡的冶场共一百六十八处；陕、宣、润、饶、衢、信五州有银冶五十八处、铜冶九十六处、铁山五处、锡山二处、铅山四处。开元二十六年，宣州、润州等州开始设置钱监。天宝十一载，扬州、润州、宣州、鄂州、蔚州的铸钱炉都各有十座。宋（缺）。宽赋。叙（缺）。《晋武帝纪》记载，宁康二年下诏：晋陵遭水灾的县，其中受灾最重的，全部免除一年租布；次重的，准许免除半年；接受赈济借贷的，就把这些物资赐给他们【当时晋陵郡的治所在丹徒】。《宋文帝纪》记载，元嘉四年下诏免除丹徒今年的租布。元嘉十七年下诏，先前发给扬州、南徐州百姓的田粮种子，按规定应当督促交还的，全部免除一半；今年一半中有未收成的地方，全部宽免。凡是各种拖欠的债务，都酌情减少。元嘉二十一年下诏：近年庄稼受损，长期干旱造成灾害，也是因为播种耕作的方法还没有完全做到。南徐、兖、豫以及扬州、浙江西部所属各郡，从今以后都督促种植小麦，以补助粮食不足。元嘉二十六年下诏，恢复丹徒县侨置县和旧县的租布，今年免除一半。诏书说：京口最早出现祥瑞，自古以来可以招募各州乐意迁徙的人数千家，给他们田地和住宅，并免除赋役。” 《孝武帝纪》记载，孝建元年，开始向南徐州的侨民征收租税。大明五年夏四月戊戌日，下诏南徐、兖二州：去年水灾损害收成，百姓多困苦贫乏，拖欠而未缴纳的租税，可以延期到秋季庄稼收成时缴纳。《前废帝纪》记载：大明八年冬十月庚辰日，全部免除扬州、南徐州大明七年拖欠的租税。《齐高帝纪·建元元年诏》说：“永久免除南兰陵的租布。” 《武帝纪》记载，永明四年五月癸巳日，下诏扬州、南徐二州：今年的户租，三分之二收取现成布帛，三分之一收取钱。明年以后，各远近州郡凡是适宜收钱的地方，都减按每匹布四百钱折算，仍旧折收一半，作为永久制度。《明帝纪》记载：建武二年三月戊申日，下诏南徐州侨置县和旧县的民丁，大多充任军队，免除他们今年的三项赋役。

译《梁武帝纪》记载，大同十年三月甲午日，皇帝车驾到兰陵，拜谒建陵。辛丑日到达修陵。壬寅日下诏说：“朕离开桑梓故乡五十多年，今天国事稍有闲暇，才得以到园陵尽敬。故乡的老少接连从远方赶来，可以加以赏赐。车驾经过的县邑，不得征收今年的租赋；有关官府所征收的民赋，免除二年。”于是作《还旧乡诗》。庚戌日，驾临回宾亭，宴请帝乡的故老以及经过的附近县邑前来奉迎等候的男女老少数千人，各赏钱二千。” 按：天监元年改南东海为兰陵郡，那么皇帝驾幸兰陵，正是到了京口。《陈宣帝纪》记载，大建十二年下诏说：“长期干旱损害农业，京畿以内尤其严重。东海等十郡，多年积欠的田税和禄秩，各免除一半；丁租的一半，延期到来年秋季收成时缴纳。” 按：陈永定二年，废除南兰陵郡，恢复为东海郡。《唐会要》记载，贞元八年八月，下诏令京兆少尹韦武前往扬州、楚州、庐州、寿州、滁州、润州、苏州、常州、湖州等州宣抚。凡百姓因水灾无法维持生活的，交给宣抚使赈济；死者分别加赐财物；在官府中的死者，由官府收殓埋葬。田地和禾苗受损的情况，交给宣抚使同当地长吏迅速详细上报。灾害之后，最重要的是安抚救济。《食货志》说：“朱泚平定以后，府库全部空虚。各道在常赋之外，进奉不断。镇海节度使王纬、李锜都以谋求恩泽为目的，把常赋拿来进贡，名义上称为羡余。等到任职更替时，又有进奉。” 《宪宗纪》记载，元和二年十月己卯日，免除润州今年的税。《资治通鉴》记载，元和二年十一月，李锜被诛杀，有关官员登记没收李锜家的财产，运送到京师。裴垍、李绛上奏说，李锜僭越奢侈，刻剥六州百姓来使自己的家产富足；陛下怜悯百姓无处申诉，讨伐并诛杀了他。如今把他的金帛运到京城，恐怕远近百姓会失望。希望把逆臣的财产赐给浙西百姓，代替他们缴纳今年的租赋。皇帝赞叹了很久，立即听从了他们的意见。《本纪》记载，元和四年十一月癸卯朔，浙西、苏州、润州、常州发生旱灾和歉收，赈济米二万石。《会要》记载，元和六年十月，下诏各道都团练使应当充实、修治武备，以安定一方；另行设置军额，因而增加官吏俸禄，这些设置既然已经成为虚设，便很是浪费。润州镇海军的使额应当停止；所收取的使以下官员的俸料等一项以上，都交给本道充作替代，百姓则免除额外的两税。《崔郾本传》记载，他任浙西都团练观察使时，按照民户等级征收，登记土地肥沃或贫瘠的情况，均平赋税，使徭役统一。百姓有多年拖欠的赋税，凡不能从上供数额中减免的，他一定代为缴纳。宋淳化五年，两浙转运使曾致尧说：“去年湖州催督赋税，以及程州、苏州、常州、润州，都有拖欠，请实行赏罚来劝善惩恶。”宋太宗认为这是刻薄的政策，都是庸俗官吏所为；况且江浙连年发生水灾，苏州、常州、润州尤其严重。七月丁卯日，下诏曾致尧加倍安抚，不可骚扰百姓；百姓如果因此流离失所，罪责自有归属。” 宪谨解释说：“财赋是从百姓那里出的。监司督促州郡，州郡督促县，县督促百姓，百姓的力量已经困乏了。”曾致尧因为催督赋税超过期限，请求处罚官吏；宋太宗不但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反而告诫他说：“百姓如果流离失所，罪责自有归属。”这种告诫的言辞，不必耗费宽恤之意，却充分体现了无穷的仁德啊！《会要》记载，咸平元年十一月，两浙转运司请求拿出常州、润州官仓的米十万石赈济并平价出售，皇帝同意了。《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咸平五年十一月，左藏库监官郭守素说：“淮南、升州、润州的绸绢价格很高，希望不要发给冬衣，留下来用于郊祀赏赐，可以获得数倍的利润。”皇帝说：“朝廷正要普遍施行大庆，怎么能再谋求小利呢？”于是停止了这件事。《实录》记载，政和三年三月甲戌日，下诏润州丹徒、丹阳两县，受灾达到免税七成以上的，常平仓赈济借贷按法令本应到三月底停止；因为今年有闰月，农事必然迟晚，饥民值得怜悯，准许延长到四月。绍兴戊寅年，守臣、秘阁郑作肃因为丹阳县疏浚练湖，占用了民田数十顷，却从未免除两税，于是上奏请求免除。三县合计缴纳布、豆，过去每年折算估价都不断增加，百姓以此为苦。绍兴年间，汤鹏举任两浙运使，上奏请求完全依照户部经界所规定的标准：豆每斗折钱二百三十，布每匹折钱二贯。三县合计催收零碎税款，总共达到钱三千多贯，受到骚扰的有数万家。淳熙年间，守臣、秘撰耿秉下令免除这些税款，而用公帑的盈余代为缴纳，百姓至今还思念他。三县合计缴纳大小麦，每到开场征收时折价估算，年年增加。嘉定改元，守臣赵师睪约定按中等标准办理：每小麦一斗折钱四百，大麦一斗折钱二百；详细申报朝廷，并刻石立在府治，永远作为定制。当地人感念他的恩德，三县各自立碑记载这件事。常赋【常赋】。○（抄本这一行之后有“夏税”以下数页）按：抄本从“夏税”以下两页多，都是元志的文字（大字中所说的镇南王以及大司徒阿你哥，都是元代人物；小字注文中所说的至顺三年，更是确证）。从至元十三年以下一页多，也都是元志文字（其中所说至元、大德、至大、延祐、至治、泰定、天历，都是元代年号）。现在都移入元志。（严氏元照说，恐怕这是元志；张氏鉴说，至顺志反而没有记得这样详细，怀疑也有散佚，不是完整的书。）又从嘉熙二年以下一页，其中所载年号如嘉熙、宝祐、景定，都在嘉定以后；张氏据此认为是咸淳志，现在依从他的说法，移入附录。至德祐元年以下几行，张氏认为德祐又在咸淳以后；详细考察它的体例，又不像元志，暂时不能详定。现在考察元志卷六《公田租米》条，后面载有皇庆二年金坛县申文，其中引用德祐元年谢太后的诏书，同这一段大致相同，只少了“先帝幼冲，居简军国，惟所专制，及使吾与嗣君坐受其祸”几句话。大概元代把宋朝看作已经灭亡的国家，所以“先帝”“嗣君”等字样不便列入公文；而这一段完整抄录诏书，没有删节，所以张氏认为它不像元志。只是它既不是宋志，也不是元志，这几行几乎没有可以安放的地方。推测起来，怀疑是永乐志的文字。现在移入附录。叙（缺）。夏税【夏税】。

译○（抄本这一行前有“均役”以下十多行）按：宋志、元志都有《常赋》门。宋志的《常赋》是《田赋》的子目，元志的《常赋》是《赋税》的子目，二者大致相同。元志既然把夏税、秋税作为常赋的下一级子目，那么宋志的夏税、秋税也应当是常赋的下一级子目，不应当被《均役》一门横插在中间。现在把“均役”以下十多行移到《免役钱》之后，使各项分别归入相同类别。太常博士许载的《吴唐拾遗录》说 吴顺义年间，派官员兴办版簿，制定租税。上等田每一顷纳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等田每一顷纳税钱一贯八百文；下等田每一顷纳税钱一贯五百文，全部按足陌以现钱缴纳。如果现钱不足，允许按照市场价格折算成金银，同时计算丁口课调，也一并征收钱。当时宋齐丘任员外郎，上奏说：“江淮地区自唐末以来一直是战争之地，如今战事刚刚停息，却一定要用现钱缴纳，或折成金银，这不是百姓靠耕田取水所能得到的。若让百姓靠兴贩来求取这些钱财，就是教百姓舍弃根本而追逐末业。”当时绢每匹市场价五百文，绸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宋齐丘请求把绢每匹提高为一贯七百文，绸提高为二贯四百文，绵提高为四十文，全部按足陌计算；丁口课调也请求免除。朝廷议论纷纷加以阻挠，说这样会使官钱损失数万，数额不小。宋齐丘写信给徐知诰，徐知诰便实行了这项建议。到这时还不到十年，田野中已经没有闲置的田地，种桑处也没有空地了。《资治通鉴》将此事载在天祐十五年。《祥符图经》记载四县夏税：绢二千六百四十二匹【丹徒县八百五十九匹，丹阳县四百九十三匹，金坛县七百八十五匹，延陵县五百零五匹】；罗一千匹【丹徒县三百八十七匹，丹阳县三百三十五匹，延陵县二百七十八匹，金坛县没有】；丝二千七十九两【金坛县九百八十二两，延陵县一千零九十七两，丹徒、丹阳两县没有】；绸一千四百三十九匹【丹徒县二百一十四匹，丹阳县一百六十四匹，金坛县九百零六匹，延陵县一百六十五匹】；绵六万三千三百五十六两【丹徒县一万八千二百一十七两，丹阳县二万零四百七十二两，金坛县一万六千五百零六两，延陵县八千一百六十一两】；钱一千六百一十贯【丹徒县五百零三贯，丹阳县一百八十贯，金坛县五百二十三贯，延陵县四百零四贯】；大麦、小麦各七千一百二十二石【丹徒县各一千七百七十九石，丹阳县各二千二百五十九石，金坛县各二千二百六十二石，延陵县各八百二十二石】；盐钱八千一百零一贯【丹徒县一千五百八十九贯，丹阳县二千四百八十六贯，金坛县二千九百零二贯，延陵县一千一百二十四贯】；盐绢三千五百五十四匹【丹徒县九百五十一匹，丹阳县一千零五十六匹，金坛县一千零八十七匹，延陵县四百六十匹】；盐脚钱一十七贯七百文【丹徒县四贯七百文，丹阳县五贯三百文，金坛县三贯九百文，延陵县三贯三百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九十七两、二万四百七十二两、一万六千五百六两〕 现在丹徒县的夏税是【绢二千一百八十匹，其中丁绢八百三十匹，已奉旨于开禧三年免除并停止催征；实际应催绢一千三百五十匹；罗四百三十六匹；绵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三两；丝五千二百四十九两；盐见脚钱二千五百九十八贯；大麦三千四百三十四石；小麦三千二百四十三石；麻皮二千零九十二斤；租钱一十三贯】。丹阳县【绢二千一百九十九匹；罗五百零六匹；绵二万三千四百三十九两；丝四千零二十三两；盐见脚钱三千五百九十八贯；大麦三千二百零一石；小麦三千零三十四石；租钱一十贯】。金坛县【绢四千五百九十五匹；罗一百零一匹；绵二万二千零六十三两；丝六千零八十九两；盐见脚钱七千七百零六贯；大麦三千一百一十七石；小麦三十七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千二十三两、三千二百一石、三千三十四石、二万二千六十三两、六千八十九两〕 秋税 叙述部分缺失。《祥符图经》记载四县秋税：粳米五万二千二百七十三石【丹徒县二万一千零六十八石，丹阳县一万六千六百一十四石，金坛县一万一千一百四十八石，延陵县四千三百四十二石；四县合计与总数核对，尚有八百九十九石无从详考】；糯米五千九百九十二石【丹阳县二千一百九十九石，金坛县二千八百一十九石，延陵县九百七十四石，丹徒县没有】；大豆五千八百五十三石【丹阳县二千二百五十五石，金坛县二千六百八十石，延陵县九百一十八石，丹徒县没有】；盐米二万四百九十六石【丹徒县六千五百六十七石，丹阳县六千六百四十二石，金坛县五千三百零二石，延陵县一千九百七十四石；四县合计与总数核对，少一十一石】；芦废五万一千六百领【丹徒县一万七千四百四十领，丹阳县一万八千三百一十一领，金坛县一万三千一百六十领，延陵县四千七百三十领；四县合计与总数核对，尚多一千九百八十领】；税布六千零三十八匹【丹徒县一千三百七十四匹，丹阳县一千六百九十四匹，金坛县一千零八十三匹，延陵县一千零八十七匹】；折科布一千一百一十三匹【全部出自丹徒县，其他三县没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万一千六十八石、一万六千六百十四石、五千三百二石〕 现在三县秋税，除去经界、逃户、阁置等项外，粳米一十万九千零六十七石，糯米六千五百七十七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十万九千六十七石〕 抄本把“七十七”写作“七十八”。考察张氏《鉴》，《至顺志》引用作“七十七石”；按注文中的数目合计，应以“七”为是，现从其说。

译此外，总数与分项数目不相合的地方也很多，因为没有其他书可以考证，难以改订，现在姑且仍旧保留【《祥符图经》所载总数与分项数目，往往互不相合，《宋志》也说无法详考，大概数字本来就容易出错】；豆六千二百七十石；布六千八百五十三匹【原定额中有丁布二千零六十一匹，已于开禧三年免除】；废七万五千零六十领；白水滩租钱一百一十六贯 丹徒县【粳米三万零七百九十七石，糯米三百八十石，豆三百五十九石，布一千二百六十四匹，废二万二千六百三十八领，白水滩租钱一百零八贯】；丹阳县【粳米四万四千零二十一石，糯米二千五百九十七石，豆二千五百二十七石，布一千一百四十二匹，废三万四千四百八十领，白水滩租钱七贯】；金坛县【粳米三万四千二百四十七石，糯米三千六百石，豆三千三百八十三石，布四千四百四十六匹，废一万七千九百四十一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七百九十七石、四万四千二十一石〕 和买 咸平二年，户部判官马元方建议：“正值春季，民间物资匮乏，请预先发给官库钱，约定到夏秋时让百姓把绢交纳给官府。”诏令把这项办法下达到各路，缴纳一缣给钱一千文。当时人们认为很便利。后来有时不发钱而改发盐，后来又改为给三成钱、以七成折算成盐。再后来，盐和钱都不再发给百姓，而与两税一起均输。现在三县和买绢九千九百三十八匹：丹徒县【三千五百匹】，丹阳县【三千九百三十八匹】，金坛县【二千五百匹】。经总制钱 宣和初年，睦州盗贼起事，两浙用兵。陈亨伯任经制使，于是从官府收支的钱中，如卖酒、卖酒糟、商税、牙税、楼店等钱，酌量抽取其中的盈余，另立簿册收取附加，供调拨使用，称为经制钱。等到翁彦国任总计使，后来仿照这种办法，称为总制钱。经制钱、总制钱形成定额，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现在本府每年经总制钱一十一万七千零七十五贯，全部截留拨送淮东总领所。免役钱 熙宁以后，有免役钱。乾道庚寅年，三县夏秋两料共四万三千二百四十六贯【丹徒县一万四千二百零八贯，丹阳县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二贯，金坛县一万六千八百五十六贯】。现在三县每年夏秋两料免役钱四万四千三百四十五贯【丹徒县一万四千四百零八贯，丹阳县一万三千零八十一贯，金坛县一万六千八百五十六贯】；官户不减半的役钱二千七百八十六贯。丹徒县由县丞厅分夏秋两料催征。均役 叙述部分缺失。本郡处在交通要冲，土地贫瘠，百姓贫困，使者往来频繁，差役调发繁重，最重要的是使差役简省、劳役均平。每年办理国信使往来的事务，所需搬运礼物的人夫不超过二千人，由丹徒县官府差拨坊郭居民充任。但坊正和县吏不问实际所需人数多少，遍及各坊挨门差拨，街巷因此骚扰不安。知府待制史弥坚登记确定城内七坊和江口镇的户口姓名，并在图上标明住处；按例应充任搬运人夫的共有七千九百三十八户。从嘉定八年北使回程开始，按照实际应差人数办理；每逢应办事务，只在一坊差拨，若一坊人数不足，才再差及两坊。如果一坊人数仍多而差役尚未遍及，就等到再次有应办事务时，以本坊差尽为限，然后轮到下一坊，分为上次、下次轮换，周而复始，居民这才得到安宁。旧例是保头管理十名夫，队头管理五十名，由本坊富实之户充任。每坊设坊正一名，由本县合计千人中选任。保头、队头都隶属于坊正，上下相互维系，本来没有害处。但队头起初没有规定轮换次序，到了某一轮差役，坊正便借公事徇私，任意指派，索取财物以满足自己的欲望，然后再另行指定差役。既然每坊已有坊正，熟悉保伍、队头的职事，就可以由他兼任，何苦另立队头，重新扰害百姓？从今以后永远免除这种差拨；官府既然已有责任向百姓办理差役，这样做确实有利。课程 抄本在“此行”之前有“上供”以下两行，在“此行”之后有“明朝”以下十多行。考察：从“明朝”以下十多行，屡次说到永乐三年，确实是《永乐志》的文字；即使“上供”以下两行，也与前后文不相连接。严氏元照认为应当删去，现在遵从他的意见，移入附录之中。只是下文“宋元嘉”以下十多行，严氏认为另有一个门目，却不知道“课程”二字正是它的子目（《永乐志》设有“课程”门，大概沿袭《宋志》的旧例，不能因为《永乐志》这部分应删，便连“课程”二字也一并删去），所以仍把这两个字留在这里。叙述部分缺失。宋元嘉十七年，诏告扬州、南徐二州：“估税所在之处，市场调发多有烦琐苛刻；山林川泽的利益，有时仍被禁止断绝；征发差役的对象，甚至涉及幼弱之人。像这样损伤治理、危害百姓的事情，从今以后都应依法令办理，务必做到宽厚允当。如有不便，就根据具体事情另行陈说，不得苟且迎合一时，以违背体恤百姓的宗旨。” 《唐会要》记载，贞元九年，户部侍郎张滂上奏建立茶税法。此后，裴延龄专掌度支，便与盐铁转运分道办理。贞元十年，润州刺史王纬接替他，在朱方办理此事。几年后李锜接任，盐院、津堰等处改换制度，对百姓侵夺剥削没有止境。私设道路和小堰，向行人重重征敛，大多从李锜开始。大中六年正月，盐铁转运使裴休上奏：“各道节度使、观察使收取茶商的榻地钱，并向经过的商人征税，很不合乎法理，请求整顿改革。”横加税收的情况停止后，商旅安定，税利自然增加。同年四月，浙西观察使上奏：“军费困乏枯竭，请求暂且依旧征收茶税。”敕旨说：“裴休分条陈述茶法，事情说明得极为详尽。开始制定时，理应统一办理，应当一并按照今年正月的敕旨处置。”

译宋朝乾道六年五月庚午，户部奏称：“已经下达指挥，从行在到建康府沿路征税相当繁多，可以裁省。现在筹措安排临安府自北郭税务至镇江府沿路一带的税场，其中内地里程相近、收税繁多的地方，应当实行省罢，这样或许可以稍微减轻商价。”诏令同意了此事。坊场、河渡 抄本承接上文书写，没有另起一行。考察：下文分别列出三县数目，与上文总说镇江府的数目不同，应当另立一目。叙述部分缺失。丹徒县现管理三十四坊，每年管催六千五百七十五贯。丹阳县现管理五十五坊，每年管催七千二百七十八贯。金坛县现管理二十坊、河渡二处，每年管催三千九百零八贯。《嘉定镇江志》卷六。地理〔三〕 山川 叙述部分缺失。山 抄本没有“山”这一字。考察：本卷以“地理”为总目，“山川”为子目（说明见卷一“地理”条下），“山水”“河湖”至“井泉”为小子目。卷八《广福院》条下说：“我见到井泉。” 这可以证明“井泉”是小子目（既然“井泉”共同作为一目，那么丹徒县的中泠泉与丹阳县的葛洪炼丹井就应当列在同一处。至于“塘”这一类，应当与“溪港”归为一类；但抄本把中泠泉列在“港”之后、“溪”之前，又把“塘”列在“井”之后，这些都属于传抄错误，现在全部改正）。“井泉”既然是小子目，那么“山水”以下也必定都是小子目，由此可知。现在全都逐一补入，以使眉目清楚。丹徒县 京岘山 在府治东五里。《润州类集》说：“州中称它为京镇，京口这个名称，就是因这座山而来。” 《寰宇记》说：梁武帝远望京岘山，山势盘旋曲折，像一条龙；他挖掘山的左右两侧，形成龙目二湖。考察《类集》的《龙目湖》条，说是秦代开掘的，与《寰宇记》所说略有不同。周孚《蠹斋集》诗中有“平湖认龙目”之句；《断岭记》的“蜂腰”注引《南徐州记》说有龙目湖，现在已经失去所在地点。鹤林寺前的山有一处名叫胡蜂腰。唐代顾云为隋司徒庙撰写碑文说：“地势控制金瓯，城池临近铁瓮，山分荆岘，水连接蓬瀛。”曾旼在鲍照《阳春登京山行》的注中说：“京”有一本作“荆”，不对。李德裕在北固山创建甘露寺；他在祭祀言禅师的文章中认为，北固山是京岘山的一条支脉。王庄定公存与刁经臣的诗中有“二载京岘居，过从不获屡”两句，注说：“京岘、润之是两座山，世人却只把京岘看作一座山。” 北固山 就是今天府治和甘露寺所在的山。《世说》说，荀令则曾登上北固山远望海面：“虽然还没有看到三山，却已经使人产生凌云的意气。若是秦汉的君主，一定会提起衣裳，涉水濡足。” 唐《元和郡县图志》说：山在县城北一里，下临长江，山势险要坚固，因此得名。蔡谟、谢安镇守此地时，都在山上修建府库，储藏军用物资。刘桢《京口记》抄本把“刘桢”写作“刘损之”。考察：戴氏守梧说“之”字是衍文，“损”字应作“桢”；我记得《太平御览》所引就是这样。现在考察《御览》卷四十六《北固山》条，其中引用《京口记》正作“刘桢”，戴氏的说法是对的。《隋书·经籍志》说《京口记》二卷，为宋太常卿刘损撰写；《舆地纪胜》也作“刘损之”。然而《太平寰宇记》等书所引都作“刘桢”，那么“损”字必定是“桢”字的误写。宋、元两部地志引用《京口记》也多作“刘桢”，这里写作“刘损之”，大概是传抄错误。刘桢《京口记》说：山脉回转入江，临水处山壁高峻陡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六卷〕 《舆地志》说：天气晴朗时，登上此山可

译以望见广陵，好像在青云之中；两地相距有鸟道五十多里。《文选》中有谢灵运的《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寰宇记》说，旧时“北顾”写作“北固”的“固”字；梁高祖说“作镇作固”，确实有这句话。但从北面眺望海口，实在是壮观景象；按道理推求，应当改作表示眺望的“顾”字。《梁纪》记载，大同十年春三月己酉，梁武帝到京口，在城北的固楼改名为北顾。《静惠王宏子正义传》说，正义字公威，起初以王子的身份封为平乐侯，官至太常卿、南徐州刺史。当时武帝到朱方，正义修整官署房舍来等候皇帝车驾。起初，京城西面有一条支岭伸入江中，高数十丈，三面临水，名叫北固。蔡谟在山上建楼，储藏军用物资；后来楼毁坏，山顶还留下小亭，登下都十分狭窄。等到皇帝上山时，车驾在山下停下，徒步上行，正义便拓宽道路，并在旁边设置栏杆。第二天皇帝驾临，于是小车也能通行；皇帝很高兴，登山远望了很久。下诏说：“这条山岭不值得用来固守，但京口实在是壮观。”于是改名为北顾，并赐给正义束帛。寿邱山 在城中，是宋武帝潜龙时期旧宅的地基。后来封名为寿邱山，至今仍沿用这个名称。唐颓山 在城中，现在称为塘塠山。东山 在城东二里，也叫花山。唐代皇甫冉《同樊润州游东山诗》说：“北固多陈迹，东山复旧游。” 苏子美《花山诗》说：“寺里山因花得名，花今不见，草纵横。” 蒜山 在城西北三里。《寰宇记》说：晋安帝时，海盗孙恩率战士十万人到达蒜山。宋武帝部众不足一旅，却横向出击，将其大败。山上生长泽蒜，因此得名。《京口记》说：蒜山没有峰岭，北面临江。《润州类集》第一说：“‘蒜’应当是筹算的‘算’。周瑜、诸葛亮曾经在这座山会面，商议抵抗曹操。后来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当时人说他们谋算很多，便用来作为山名。因此龟蒙《算山诗》说：‘周郎计策清宵定，曹氏楼船白昼灰。’” 颜延年、谢庄、鲍照、许浑的诗都写作“蒜山”。蒜山松林中可以置屋居住。苏轼诗说：“蒜山幸有闲田地，招此无家一房客。”如今松林已经不存在了。二翁亭就是蒜山亭。《无为集》说：浮玉僧在蒜山山顶修建亭子。丹阳新旧两任太守林子中、希杨次公杰首先登临，于是命名为二翁亭。诗说：“来陪杖履蹑孤峰，故老旁观叹二翁。海上波平千里白，江东兵壮万旗红。云开云合山头月，潮落潮生渡口风。须约蒙庄老仙客，凭阑直下看龙宫。” 黄鹤山 在城西南三里。《建康实录》说：宋高祖尚未显达时，曾游京口竹林寺，独自睡在讲堂中；上方出现五色龙纹，众僧都看见了。考察：黄鹤山本名黄鹄山。宋衡阳王义季任南徐州刺史时，长史张邵与隐士戴颙有姻亲关系，迎接戴颙来住在山北，那里有竹林精舍，林木溪涧十分优美。戴颙曾在这条溪涧旁休息。宋太祖常想见他，便对黄门侍郎张敷说：“我东巡那天，应当在戴公山宴请戴颙。”考察：竹林精舍就是宋武帝未显达时游览的京口竹林寺，即今天的鹤林寺。元丰年间，曾旼辨明《图经》的错误，相关言论见《类集》。可是旧志仍兼引《寰宇记》，认为宋高祖潜龙时期游息竹林寺，有黄鹤在寺上飞舞，因此山名叫黄鹤山。却不考察《宋戴颙传》：衡阳王任京口刺史是在宋文帝元嘉九年，距离宋武帝游息竹林寺已经很久，当时仍称作黄鹄山。由此可见，旧志因袭《图经》《寰宇记》而出错。

译《续仙传》说，鹤林寺的杜鹃花在贞元年间由一名外国僧人从天台带来，他把花根放在钵盂中用药养护，后来移植到这座寺里。周宝镇守浙西时，有一天对殷七七说：“鹤林的花是天下奇绝，我曾听说你能在片刻之间使秋花开放，能不能赶上重阳节？”殷七七说：“可以。”于是提前两天到鹤林寺住宿。半夜有一名女子来对殷七七说：“我奉上天命令，主管这花【民间传说称为花神】，不久就要回到阆苑。现在为道士开花；明天寺僧会惊讶花朵逐渐绽开，到初九便会灿烂如春。”后来经过兵火，这种花便灭绝了，确实是回到阆苑去了。苏轼观赏菩提寺南漪堂的杜鹃花时说：“南漪杜鹃，天下无。披香殿上红氍毹，鹤林兵火真一梦，不归阆苑，归西湖。”他又和陈述古作《冬日牡丹》说：“当时只道鹤林仙，能遣秋花发杜鹃。谁信诗能回造化，直教霜枿放春妍。又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论时节遣花开。又鹤林神女无消息，为问何由返帝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日〕 招隐山 在城西南七里。《元和郡县图志》说：兽窟山又名招隐山，就是隐士戴颙居住的地方。《寰宇记》说：梁昭明太子曾游览此山并在此读书，因此称为招隐山。现在石案等古迹仍然存在。戴颙碑在招隐山。米芾撰于崇宁甲申年。唐代兵部员外郎李约曾在李庶人李锜的浙西幕府任职。李约刚到金陵时，多次在李锜座上称赞招隐寺的风致。有一天，李庶人在寺中设宴。第二天他对李约说：“常听你夸奖招隐寺，昨天游宴时仔细看过，它与州中有什么不同？”李约笑着说：“所欣赏的只是它的疏落野趣罢了。若把远山用翠色帷幕遮住，把古松用彩色物品包裹起来，再让腥膻之物污染鹿跑泉，用音乐扰乱山鸟的鸣声，那么这里确实还不如叔父您的大厅。”李庶人大笑。虎跑泉在山的东南面，高约五丈，深和宽才几尺；无论旱季还是雨季，水深常有二尺，泉旁两棵木相距二十余丈。考察赵次公注释苏轼《虎跑泉诗》说：“丹徒招隐山有此泉。”《润州类集》又说：“鹿跑泉，唐学士蒋防为它撰写铭文。” 真珠泉在寺西北的山下，距离寺一里。泉源发自西南山中，水珠圆润飞溅，好像串串珍珠。苏轼《游鹤林招隐诗》说：“岩头疋练兼天净，泉底真珠溅客忙。” 玉蘂亭。唐代李卫公观赏玉蘂花时，戏作小书记述此事，寄给沈大夫。注说：吴地人不认识这种花，因为我欣赏玩味它，才得到“玉蘂”这个名称。内苑沈大夫家中原来就有这种花；每当花落时，花瓣在空中回旋，很久才落集到庭院台阶。沈大夫起草诏书之余，常邀请我一起观赏，所以李卫公寄诗给沈大夫说：“玉蘂天中植，金闺昔共窥。”沈大夫以诗酬答说：“曾对金銮直，同依玉蘂阴。”《京口集》中有宋代王琪题写招隐玉蘂花的诗。前人对玉蘂花的评论已经很详细了。蔡宽夫《诗话》说：李卫公的玉蘂花诗，是为润州招隐山所作。碑现在裂成四段，存放在通判厅中，但招隐山已不再有这种花。向当地人询问，他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植物。有人说它就是现在扬州后土庙的琼花，只是从王元之开始才改换了名称。晏元献曾拿李善《文选注》来质问这件事，说“琼”是赤玉，与花的颜色不相类。周文忠公必大《玉蘂辨证》跋语说：唐人非常看重玉蘂花，所以唐昌观有，集贤院有，翰林院也有，都不是平常的地方。我过去因亲友从镇江招隐山来，远道带来一株，枝条藤蔓像荼蘼；我把它种在轩窗栏槛旁，冬天凋落、春天茂盛，柘叶紫茎，第二年才开始开花，时间久了应当会长成树【如今荼蘼生长久了，根株会合抱，玉蘂也是如此】。花苞起初很小，经过一个月逐渐长大，暮春时才开放八朵，花蕊像冰丝，上面缀着金色小粒；花心又有碧色花筒，形状像胆瓶，其中另抽出一根花丝，高出众蕊，散成十多个花蕊，像排列的玉一样。花名叫玉蘂，正是因为这个，百花中没有相同的。宋子京宋祁、刘原父刘敞、宋次道宋敏求，学问博洽无人可比，却不知道为什么怀疑它是琼花【宋祁笔记说：维扬后土庙有一种花，颜色纯白，叫玉蘂】。王元之喜爱欣赏这种花，又称它为琼花。考察许慎《说文解字》，“琼”是赤色；王元之没有领会这个字义，因此不应以它作为白花的名称。刘敞《移琼花诗》说：“淮南无双玉蘂花，异时来自八仙家。”序中说：从淮南迁到东平，把后土庙的琼花移栽到濯缨亭；这种花当地人另称八仙花，有人认为李卫公所赋的玉蘂就是它。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说：后土庙的琼花，有人说是唐代栽植的，就是李卫公所谓的玉蘂。王元之任扬州知州时，只说不清楚是什么树木，当地俗称琼花。宋祁为什么要诬说王元之已经认定它是琼花？蔡君又引用晏同叔的话作为证据，也很没有道理。刘梦得“雪蘂琼丝”的诗句最为贴切，何必拘泥于李善关于“赤玉”的注释呢【刘梦得玉蘂诗有“雪蘂琼丝满院春，羽衣轻步不生尘”两句】。考察周益公《玉蘂花辨证》跋语，引用《南史·刘杳传》说 抄本作“（木右），音阵”，《南史·刘杳传》所谓“（木右）酒”即指此字。考察《至顺志》卷四《土产门》“山矾”注也引用周益公的文章，应当就是以此志为依据，现在据此改正。

译“（木右），音阵”三字列在《葛洪字苑》“木旁右”之后，上下文才连接贯通；如果放在前面，语气难免被截断。至于“引《南史》刘杳传云”，改作“《南史》刘杳传所谓（木右）酒者”，文义也显得不安。何况删去“周益公《玉蘂花辨证》跋语”十字后，这一段竟不知道是谁说的，这更是不能不补上的地方。刘杳在任昉座中，有人送给任昉（木右）酒，却把字写成“榐”，任昉问刘杳这个字是否正确，刘杳回答说：“《葛洪字苑》作木旁右，（木右）音阵。我曾经得到过酿酒方法，酒香浓烈异常。”黄鲁直似乎没有以刘杳传为依据，而是随从俗写，把“（木右）”误作“郑”；江南乡音又把“郑”读作“玚”【杖梗切】，仍然令人怀疑不妥，于是创立了“山矾”这个名称。然而两首诗及其序文起初都没有提到玉蘂【即黄鲁直《题高节亭诗》】；只是因为好事者伪造唐人法帖，所以曾端伯、洪景卢都相信了【曾慥端伯《高斋诗话》说：“唐人题《唐昌观玉蘂花》诗：‘一树珑松玉刻成，飘廊点地色轻轻。’” “女冠夜觅香来处，唯见阶前碎月明。”如今的玚花就是玉蘂花。庐陵段谦叔有杨汝士写给白二十二的书帖，其中说：“唐昌玉蘂只是因为稀少才显得珍贵。”江南各山本来都有这种花，当地人采来染东西，并不十分珍惜。由此可知，玚花就是玉蘂花，确实没有疑问。傅子容看到这张帖后作绝句说：“比玚更矾总未佳，要须博物似张华。”他因观看前代贤人的书帖，知道这就是唐昌观的玉蘂花。洪迈《容斋随笔》说：“玉蘂就是今天的玚花，又名米囊。黄鲁直改称为山矾；这种花在江东漫山遍野，几乎与丛生的草木相似，而唐昌观所产的玉蘂花，传说神女游览时还折花而去，以赴玉峰之约。这不仅当地人很少见到，连神仙也不认识它。”其实是诸位名家偶然没有亲眼见过这种花，所谓相信耳闻而不相信亲眼所见。金山 在江中，距离城七里。抄本从这里以下两叶，余文在《元志》卷七之内。考察张氏《鉴》说：“紫金山正当寺心”一条之后，紫金泉条的注文引用作《嘉定志》；现在《嘉定志》中没有这段文字。此外，这里的体例很接近《嘉定志》，怀疑是传抄时混入了。现在考察下文说“高宗皇帝到建康，孝宗以元子身份随从”；又说陈岩肖侍郎《庚溪诗话》称赞圣制诗；又说雄跨堂在乾道初年由淮东总领洪适取圣制诗中的词语题写，这些都是宋人的语气，元人绝不应这样说。而且《元志》卷九《龙游寺》注文所载宋孝宗诗，前两句正与这里所载相同，却没有“狂敌每临须破胆，何劳平地起戈矛”两句；大概《元志》有意删去，而这里是《宋志》有意保留。雄跨堂注文所载洪适之事也相同，只是把“圣制诗”改作“孝宗诗”，并在“干道初”前增加“宋”字；大概《元志》只称“宋”，这里则特意称“圣”。而且《元志》的体例详细记寺观，《宋志》的体例则详细记山川，所以炼丹台、宝莲阁以及朝宗、吸江等亭，《宋志》详载在焦山条下，《元志》则载在普济寺条下，焦山条下不再出现；这是明确的证据。如果这一条果真是《元志》的文字，那么妙高台、浮金堂、化城阁、留云亭、玉鉴堂、烟雨奇观亭、吞海亭、无边阁、金鳌阁等地既然已经详细记载在龙游寺条下，怎么会又在这里重复出现呢【这一条引用《周必大二老堂杂记》和毛友《玉清神霄万寿宫记》，《元志》龙游寺条下也引用了它们；如果是同一个作者的书，绝不会这样重复】？何况这一条引用《头陀岩记》说“贞元二十二年”，抄本把“贞”写作“正”；元人不应当为宋朝避讳，因此它无疑是《宋志》的文字。现在遵从张氏的说法，把它移入本卷【《石排山》条下说“在金山之西”，所以在石排山之前补列金山】。至于《元志》中也应当有金山【《石排山》条下说“在金山西水中”，《焦山》条下说“见金山注”，这就是明证】，大概是传抄者遗失了，现已无法考察。《道藏经》说，山开始称为浮玉，是说它从玉京的群峰中漂浮而来。《九域志·金山志》记载：唐代有头陀在这里挂锡居住，因此称为头陀岩。后来他砍断手臂来建造伽蓝，忽然有一天在江边得到数镒黄金，随即把这件事上表报告朝廷，于是赐名金山。《润州类集》所载《南唐僧应之头陀岩记》说：贞元二十一年，因为李锜上奏，改名为金山。考察《唐史》，韩滉曾经出兵金山。韩滉在李锜之前，金山已经有这个名称了。而唐代以前的诗歌、记载都没有说浮玉山。《山海经》有浮玉山，苕水从山北流出，向北流入具区；它应在今天太湖的南面，因此令人怀疑。《元和郡县图志》说：蒜山在丹徒县西九里，互父山在县西北十里。晋军击破苻坚，俘获互贼，便把他们安置在这座山下，因此得名；当地俗称金山。《南徐州记》说：蒜山北面的江中有伏牛山。《唐志》说：润州进贡伏牛山铜器。现在金山正位于蒜山北面的江中，山后有一座孤峰，因为有鹘鸟栖息其上，称为鹘山。米芾《金山诗》中有“揭榜讹浮玉，庄严是化城”两句。米芾《临金山赋》注文又说：“浮玉、焦山的名称，难道焦山也称作浮玉吗？”赋中说：“我登上黄鹤的高台，面对紫金的奇异山峰；下有风轮盘曲扎根，百川环绕而显出秀色；群山环抱胜势，庄严如化城的宝贵建筑。两座佛塔并立，角部相对；五洲散落，如珍珠相斗；幽怪聚集，洪钟敲响；梵侣会聚，香积饭香飘荡。驾着海涛出示佛像，经过龙宫而一嗅其香。”

译水府明威神祇以护持佛法，神龙从秘咒中降下光明；它掌管冥界与阳世的津渡，汇聚四海往来奔走之人。有时浮玉山【焦山的名称】隐没在雾中，石牌山随潮水显现；洪流倒卷，夜间发出声响，哪怕用淡墨也难以描绘。灵鼍高踞于波涛之上，天花如雨降落，仿佛仙人前来相邀。有时江面如白绢，夜色清秋，明月高悬，像无底冰壶，向下可一直照见秋毫。我曾在江心收桨停舟，寒露沾湿衣袍，追赶夸父去追逐太阳，呼唤龙伯来牵连巨鳌；若能得到长鲸，便可以骑跨其上，有时还拔剑追逐蛟龙。我如今将老于丹徒，这场游乐至今还没有停止。老人们说：紫金山正处在城市中心，四周百姓住宅从前还隐约可以看见山脚，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但紫金泉仍然存在，就是严氏家的水井，形制十分古老。后人误把紫金山指作金山。周文忠公必大《二老堂杂志》说：金山在京口江心，号称龙游寺。登上妙高峰，眺望焦山、海门，都看得清清楚楚。这座山被大江环绕，每当风涛四面涌起，山势仿佛要飞动起来，所以南朝时称它为浮玉山。另有一座小岛，相传是郭璞的墓，大水也不能淹没它。下元水府也在这里。太平时期极为兴盛，楼台殿观几乎有几万楹。兵乱以后，十座中只剩一两座。绍兴末年又遭遇火灾，因金使按照年例登临赏官，便赶紧修缮它，但仍比不上从前。只有从歙州门经过时，所见经藏楼经历兵火仍巍然独存。当时是歙州人建造的，因此以此命名。政和四年七月乙未日，皇帝下诏天下全部建立神霄玉清万寿宫。镇江府把金山龙游寺改建为宫，漕臣詹度总管、巡视工程。徽宗亲自书写十个殿阁名称，赐名为天下神霄宫第一。毛友主持府政，有一篇记文概略说：‘父老相传，唐朝以前这里曾经作为龙游观，不久被佛教徒占有，前后将近三百年。因此金华杨氏《洞天记》说：中原的洞天没有载入名籍的还很多，金山就是其中之一。大概它前面临着沧海，后面依靠大江，独自耸立，没有同伴，以天空作为边际。风涛早晚都向这里奔来，又从这里吞吐；日月的明暗环绕在它左右；俯仰之间，数州的秀丽景色都可收于眼底。下面盘踞着鱼龙的宫殿、神灵的府邸，实在是天地间幽深奥妙之区、古今的胜景所在。既然是高真神仙的庭院、隐逸之士的居所，天地秘藏了一千多年，一旦巍然出现，成为海内琳宫之冠，难道会没有缘由吗？’ 高宗皇帝巡幸建康，孝宗以皇太子的身份随从，取道京城，作二十八字诗：‘聚然如天成，镇守江流中央；雄踞东南二百州。狂妄的敌人每次来到这里都应吓破胆，哪里还用在平地上与勇猛的军队交战。’陈岩肖侍郎《庚溪诗话》赞美皇帝所作的诗说：‘文辞壮伟而旨意深远，已经包含了不战而使敌军屈服的意思。’【此诗在龙游寺奎文阁中，阁记由守臣方滋撰写，又刻石立于阁下；守臣、直龙图阁朱夏卿作跋。】妙高台，元祐初年由住持僧了元所建。翰林学士苏轼有诗。浮金堂，徐元用邀请苏轼同游，苏轼有诗。化城阁，王安石有诗。留云亭【浮金堂以下的建筑都已不存在】雄跨堂，干道初年，淮东总领洪适取皇帝诗中的词语，把它题写在玉鉴堂上；又取翰林学士苏绅《金山诗》中的句子：‘僧人依傍玉鉴的光辉居住，人们踏行在金鳌的背上。’ 烟雨奇观亭【郡人陈从古题书】吞海亭 无边阁 金鳌阁 石排山 在金山的西面。蔡佑《竹窗杂记》说：扬子江江心水流最急，如果没有石排山，金山也不能稳立。世人相传山上有郭璞墓，我曾亲自到山上去过，没有碑碣可以考证。山上没有土，说那里有墓，是不对的。盛夏时有大蛇，没人知道有多少，盘结在树木阴影之间。山的北面叫作北霝江，最深处询问钓鱼的人，据说有三十多丈深。焦山 在江中，距离城九里。旁边有海门二山，金山与焦山隔江相望，共十五里。《寰宇记》说，谯山戍就是海口戍。《润州类集》引旧经说，因为焦光曾隐居在这里，所以得名。考察《皇甫谧逸士传》说：世人不知道焦光出身于何处，有人说他生于汉末，没有父母兄弟。他见汉朝衰败，便不再说话。常常编草为庐，冬夏都裸露身体，污垢像泥一样。后来野火烧掉了他的草庐，焦光便露宿；遇到大雪，仍裸身躺着不动。人们以为他死了，靠近查看，他却和平常一样。陆龟蒙《雪诗》说：‘焦光正如浓厚的丹色。’然而旧记和古诗都没有说焦光隐居在京口。杜佑《通典》说京口有谯山戍，宋之问诗中说‘戍入海中山’，怀疑就是这座山；江淹《焦山诗》的一种版本也写作《谯山诗》。如今京口没有谯山，这是令人怀疑的地方。焦光，据《魏书》记载，一作焦先。《管宁传》说：‘后汉时的隐士焦先，是河东人。’《魏略》也说：‘名叫先，字孝然。’建安末年关中发生战乱，焦先独自逃入河边沙洲之间，自己造了一座瓜牛庐【‘瓜’读作‘蜗’】，住在其中，众人都称他为隐士。有人问皇甫谧：‘焦先是什么人？’皇甫谧说：‘我也不足以了解他。’焦先旷达地把天地当作屋宇，幽深地契合于至道之前；超出万物形体之外，进入玄妙寂静的境界。寒暑不能损伤他的本性，居住旷野不能使他的形体困苦，遭遇惊急之事不能使他的思虑受到逼迫，离开荣华忧患不能使他的内心受到牵累，视力和听力减退也不能玷污他的耳目。自伏羲以来，这样的人只有焦先一人。‘光’与‘先’二字字形大致相似。焦山普济院碑，有蔡邕的赞文、米芾的铭文【详见‘祠庙’中的明应公祠】。山上有朝宗亭、飞仙亭、宝莲阁、江山伟观，这些大概都是焦山的胜景，足以和金山相抗衡。因此金山面向东方建亭，名为吞海亭；焦山面向西方建亭，名为吸江亭。《瘗鹤铭》，由‘华阳真逸’撰写：‘上皇山谯【缺一字】鹤的寿命不知有多少年。壬辰年在华【缺一字，按当为“亭”】得到它，甲午年在朱方化去。上天难道还没有让我飞翔【缺一字，按当为“寥”】吗？为什么夺去【缺四字】如此仓促？于是用黑黄两色的币帛包裹它，收藏在这座山下。仙人没有家【缺四字】我【此字不全】……’故而立石以表彰此事，篆刻铭文使它永垂不朽。铭文说：‘看这只仙鹤，浮丘【缺一字】我本想不说话，你【缺五字，按当有“雷门”二字】离去，击鼓【缺一字，按当为“华”】表留【缺二字，按当为“形义”】；事物只是依稀仿佛，也幽微难明，你将往哪里去？解化【缺五字】厂【字不全，又缺二字】；后方安宁，后面冲临洪流，前面坚固地守着重重门户；右边有害□□□□□□□□【六字不全，又缺八字】；华亭于是聚集真正的同道，埋葬你【缺二字，或原文到此为止，不能确定】。丹阳真宰【此四字次序不明】。’

译○抄本作“竹”。按：下文说“右故资政邵亢就山下断石考次其文，而阙其不可知者”，可见这里所载的《瘗鹤铭》是邵亢所据的版本。汪士鋐《瘗鹤铭考》引用邵氏本时，这里也作注文，并说“此字不全”，因此显然不应作“竹”字。元《镇江志》卷二十一《焦山瘗鹤注》中的“竹”字，现在也改作〔阙〕。下文“厂”字下注说“不全”，抄本把“厂”误作“入”，现在也依据《瘗鹤铭考》所引文字改正。至于“害□□□□□□”六字残缺，与《瘗鹤铭考》所引文字完全相同；元《镇江志》卷二十一所载也与此相同。现在一概仍旧，借以保存拓本的原貌。（原书中有空处写作“□”，有的注明缺少几字，大概是抱着有疑问就保留疑问的意思；现在也都保存下来。）】因此刻石来表彰这件事，并篆刻铭文使它永存。铭文说：“看这只仙禽，浮丘〔阙一字〕。我本想不说话，你〔阙五字，当有“雷门”二字〕。离去，击鼓〔阙一字，当为“华”〕。表留〔阙二字，当为“形义”〕。只是依稀仿佛，事情也幽微冥昧；你将要到哪里去？解化〔阙五字〕。厂〔字不全，又阙二字〕。只愿安宁，后面荡涤洪流，前面牢固地关闭重重门户；右边害□□□□□□□□〔六字不全，又阙八字〕。华亭，于是聚集真正的同道，埋葬你〔阙二字，也可能原文到此为止，不能确定〕。丹阳真宰〔这四字的次序不明〕。” 以上是已故资政邵亢到山下截取石碑，考订、编排铭文的结果；他对无法辨认的地方保留缺漏，所以这篇文字大体还可以读通。欧阳修《集古录》记载，右边这篇《瘗鹤铭》的题署说：‘华阳真逸撰写。’铭文刻在焦山山脚，常常被江水淹没。爱好古物的人等水位下降时去摹拓流传，往往只能得到其中几个字。世人传说其中写着‘鹤寿不知其几’等字，因为难以得到，尤其把它看作奇物。只有我得到六百多个字，独自算是所得最多的。考察《润州图经》，认为这是王羲之所书，字也奇特，但不像王羲之的笔法，反而像颜真卿，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写的。‘华阳真逸’是顾况的道号，如今不敢就此认定作者是顾况。碑上没有年月，不知刻于何时，怀疑前后有不同的人使用过同一个道号。《东观余论》说：邵亢考订编次这篇铭文，首尾大概还可以读懂；即使文字完整，也不过只有这一百多个字罢了。但《集古录》说，好事之人往往只能得到几个字，只有我所得六百多个字，独自算多。大概是刻印书籍的人传抄讹误，把“十”误作“百”，当时所得大约是六十多个字。这篇铭文相传是王右军所书，苏子美的诗说：“山阴看不到换鹅经，京口新传瘗鹤铭。”欧阳文忠认为它不像王羲之的笔法，却像颜真卿的书法；又怀疑是顾况的道号，也怀疑是王瓒所书。我现在仔细审定，认为它的文格和字法很像陶弘景。陶弘景自称“华阳隐居”，现在称“真逸”的，难道是他的别号吗？他所著《真诰》，只写“己卯岁”，而不写年号；其他著作也是这样。现在这篇铭文写“壬辰岁”“甲午岁”，也不写年号，这又可以作为旁证。“壬辰”是梁天监十一年；“甲午”是梁天监十三年。按：陶隐居在天监七年向东游历海岳，暂时住在会稽；永嘉十一年才迁居茅山，十四年乙未岁〔原文此处重复“十四年乙未岁”，疑有文本问题〕。○抄本“四”作“一”。按：上文说“壬辰”是梁天监十一年；“甲午”是梁天监十三年，那么乙未年无疑就是天监十四年。《瘗鹤铭考》所引用的《东观余论》正作“十四年”，现在依据它改正。（元《镇江志》卷二十一所引也作“十一年”，与宋《镇江志》一样错误。）下文引用《苕溪渔隐》说：“得到杨、许、颜三人的真迹，颜氏真迹最多，便学习它。”抄本脱去两个“颜”字，现在也依据《瘗鹤铭考》所引文字补入。陶弘景的弟子周子良仙去后，他为周子良作传；这时陶弘景在天监十一年、十三年正住在华阳。这篇铭文后面有题作“丹阳尉”“山阴宰”的几个字，还有唐代王瓒的诗；字迹也很像《瘗鹤铭》，但笔势稍弱，应当是仿效陶弘景的书法，所以题刻在石碑旁边。有人把铭文说成是王瓒所书，这是错误的。《苕溪渔隐》说：“《东观余论》是黄伯思所作。他在题跋陶弘景‘华阳’书法时说：‘陶隐居的书法，本来就已经进入名家之流。他在华阳得到杨、许、颜三人的真迹，其中颜氏真迹最多，便学习颜氏，所以书法疏朗淡雅，像他的为人。’黄伯思的题跋这样称赞陶弘景的书法，所以把《瘗鹤铭》认作与之相似。只是我起初从未见过陶弘景的书法，不敢马上认为确实如此。” 《金石录》说：《集古录》认为“华阳真逸”是顾况的道号。我遍查《唐史》和顾况文集，都没有这个道号。只有顾况撰写《湖州刺史厅记》时自称“华阳山人”。不知道欧阳公是根据什么这样说的。《苕溪渔隐》说：《集古录》怀疑前后有人使用过同一个道号。《西清诗话》说：我读《道藏》中的《陶隐居外传》，其中称陶弘景为“华阳真人”，晚年称“华阳真逸”，这大概就是使用同一名号的情况。《集古录》又因为字迹不像王羲之的笔法，而像颜真卿的书法，便不知道是谁写的。只是苏子美、黄鲁直都把这篇铭文认作王右军所书，莫非是因为根据润州图经所说的缘故吗？黄鲁直说：近来见到京口断崖中的《瘗鹤铭》大字，传为右军所书，其优胜之处无法形容。由此看来，《遗教经》确实不是王右军的笔画。假如《瘗鹤铭》确实断定是王右军所书，那么它就会使人毫不怀疑；如欧阳询、薛稷、颜真卿、柳公权几位的书法，最为端正刚劲，但也只能得到与《瘗鹤铭》相似的神韵罢了。颜鲁公的《宋开府碑》瘦劲健拔，大约属于四五等之间。他又曾作诗说：“小字不要写得像痴冻的苍蝇，《乐毅论》胜过《遗教经》；大字没有超过《瘗鹤铭》的。”《东观余论》说：晋成帝咸和九年甲午岁，陶弘景当时三十二岁，不应已经自称“真逸”，所以这篇铭文确定不是王右军所书。黄伯思又曾与刘无言谈论书法，说：焦山《瘗鹤铭》，世俗传说是王逸少所书，其实不是。有一部小书中记载说是陶隐居所书，这种说法或许比较接近事实。” 然而这座山上有唐代王瓒的一首诗，刻字和字形全都像这篇铭文，不知道是王瓒本人所书，还是王瓒学习铭文中的字而写下这首诗。刘无言说：我曾亲自到那里观看，怀疑就是王瓒所书。铭文下面还有一句：“皇山樵人逸少书”，这里的“逸少”不是王逸少。大概唐代有这样一个人，也号称逸少。《东观余论》中又有这两种说法，姑且等待有见识的人来折中判断。

译蔡佑《杂记》说：焦山《瘗鹤铭》没有署姓氏，只称“华阳真逸”。世人因此认为是王羲之所书，即使前代的名士贤人也没有不同意见。只有章子厚丞相不这样认为。由于石刻在山崖下的水边，不到严冬水位下降时，不能到达那里。石刻旁边又有司兵参军王瓒所题的几十个小字，字迹与《瘗鹤铭》相同。虽然没有可以考证的年月，但“司兵参军”这一官称属于唐代人，因此章丞相可以说是有明察力的鉴识者。曾旼把《瘗鹤铭》、王瓒诗、蔡邕《焦光赞》和江淹《焦山集》诗，共同称为山中的“四绝”。釜鼎山。在城东南门外一里处。石公山。在城东北八里，临近长江，与焦山相对。宋孝宗乾道己丑年，守臣、待制陈天麟在山上修建送江亭，取用苏轼“宦游直送江入海”的诗句。蠹斋周孚有一篇诗序说：“这座山的意思，大概是曾经有姓石的人居住过。” 檀山。在城西南岘山的北面。汝山。在城东北十里。《京口集》中有朱彦章所作《过汝山》诗。○抄本在此下有“元一统志上出药物荠苨”十字。按：张氏《鉴》说：注文多处引用《元一统志》，都是后人掺入的。严氏也认为应当删去，这个说法很正确。有人说，《元一统志》是岳铉等人编修的，成书于大德七年，在至顺以前；宋《镇江志》本来不应引用元代志书，但也未必不能引用。然而，假如这一条确实是元人所引用的文字，就应当说“大元一统志”，或者说“皇元一统志”；否则只说“一统志”也没有问题。现在说“元一统志”，不符合元人的语气，因此不但不是宋《镇江志》的文字，也不是元《一统志》的文字，怀疑是永乐年间《镇江志》的文字。现在把它移入附录，以后凡是引用《元一统志》的地方都依此处理。”},{ 白兔山。在城东南十五里。唐山。在城东南二十里。刁约《怀南徐所居诗》的注文说：唐山庄在白兔山旁边。王庄定《送刁景纯归京口诗》又说：“因为您向东归去，我总是悲伤叹息。敦厚重义的士人风气，需要长者来维持；年轻一辈却轻视老人。去吧，回到唐山旧日的林下。” 长山。在城南二十里。山中有灵泉，旧时传说它的水流与练湖相通，用来灌溉百姓的田地达万顷。（见《曹岠长山灵渊庙记》一文。） 五州山。在城西二十里。这座山的名称不知始于何时。前辈多认为，登上山的最高处，可以望见五州。因此曾文肃作诗说：“天边的林木山峦压着寿邱，隔着江从旁边俯视，可以看见两三州。”又说：“海门的西北面隆起高大的山丘，极目远望，参差可见五州。”蔡舍人肇也有诗说：“向西登上崇邱，远望低小的土山，可以看见五州。”这些诗都说五州尽收眼底。然而我曾登上崇邱远望，只有真州、扬州、升州、润州四州还看得见，而且能望见四州也不只是因为这座山。唯独《文选》所载颜延年《车驾幸京口》诗说：“虞舜的遗风承载着皇帝巡狩，夏代的谚语歌颂君王出游。春日正当皇帝出行之时，五州的人都倾心盼望皇帝临幸。”注文说：“九州岛岛之地，宋朝占有其中五州，五州的百姓都倾心盼望皇帝临幸。”考察晋、宋之间，淮北流民遗民侨居江左，我怀疑五州的百姓居住在这座山的四周，所以山因而得名。同一个名称有两种解释，应当并存。”},{ 大渎山 在城东三十里。雨山 在县东三十里，有的称作雩山。【有人说，《南史》所称的雩山就是这座山。】香山 在城西三十里。马迹山 在城东南三十五里。《润州类集》说有青童君的马迹，因此以此作为山名；又说山中有灵洞，暗中与华阳相通，《抱朴子》所说的丹井也在这里。权德舆《酬李二十二兄主簿马迹山见寄诗》的自序说：‘山中有奇峰怪石，而且有很多从前贤人和真人仙人游历践履过的地方。’方外之士殷焕然通晓《易经》和老子、庄子的旨意，居住在山下。他的从舅原均【从舅原均】【钞本‘舅’作‘旧’】考察‘旧’字的意义无法解释，如今据《全唐诗》所载权德舆诗序改正【卷十四‘参军事权少清’条说‘以事长者’，钞本‘长’作‘见’，如今也据《全唐文》所载权德舆诗序改正】。原均喜欢探寻奇异、爱好古物，也经常到山中往来栖息。娘子山 在城东南三十七里。铁炉山 在城西四十里。山后有泉，名叫翟公泉。参政翟汝文为它撰写铭文。灵山 在城南四十里。唐代顾况有诗，送郭生回灵山读书。覆船山 又名酒罂山，在城西南五十里。据《寰宇记》引用《祥符图经》的说法，称为（匚赣）船山。道士山 在城东北六十里。曹山 在城西五十里。仑山 在城西六十里。阿育王山 在城南六十里。丹阳县 嘉山 在丹阳县东北四十五里，山上有龙池。经山 在县东北三十里，就是古人所说的金牛山。王庄定存有《经山佛殿记》。沈山 在经山以东七里。因为吏部沈彬为处士修筑居所而得名。山上有寺。寺院左侧偏殿抵达堂屋后向北走一百步，那里石壁陡立，山路两旁柏树成行，山势削立千仞，像环绕的翠色屏风，就是处士庵【陈辅之《悲昔游》自序】。陈山 在县东北三十五里。朱彦章《过陈山诗》说：‘陈山道路缭绕，古老江岸的枫树稀疏。’山上有玉龙泉，彦章诗说：‘巨灵劈开两座山，飞泻的泉水像白龙。’ 金坛县 顾龙山 在金坛县南五里，俗称土山下，俯瞰思湖龙荡。山高不过五六丈，但有巨石盘曲横亘。俯瞰数千顷平湖，湖边山地被居民占用种植荷花，以菰草和蒲草划分界限，错落如锦绣。暑风吹来时，荷花香气随风而至，仿佛不是人间境界。茅山 又名句曲山。《寰宇记》说：山在县西六十五里，延陵县西南三十里，句容县南五十里。山势曲折，像‘句’字的三道弯曲，所以名为句曲。《真诰》说：山中有灵府，洞庭四面敞开，洞穴山峰长久相连，七条道路、九个源头，四方道路交会相通，是供真人居住的洞天仙馆。秦代称为句金之坛，因为洞天内部有一座百丈高的金坛；周代把它的源泽称为曲水之穴。考察山势曲折，后人称为句曲山。汉代有三茅君来到这里治理，上古时把这座山称为岗山。《孔子福地记》说【《孔子福地记》说】【钞本没有‘地’字】考察《太平寰宇记》润州延陵县条下所引文字有‘地’字，如今据此补入：岗山之间有伏龙之乡，可以躲避水灾、祛除疾病，使人长生。大天之中有位于地中的洞天三十六处，其中第八处就是句曲山的洞天，周长一百五十里，名为金坛华阳之天。洞宫共有五座便门。

译《摭遗》说：茅蒙，字初成，是华阳人。他在华山隐居修道。秦始皇三十一年，白日飞升。当时先有民谣说：‘神仙得到茅初成，驾龙升天进入太清；时而下到元州，在赤城嬉戏；世代相继前往，终将在我这一代充盈。’秦始皇听到后，询问年老的故人，说：‘这是仙人的歌谣。’于是产生了寻访仙人的想法。茅蒙的玄孙茅盈，在句曲山得道，飞升后成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居住在赤城，时常来到句曲山。当地人于是把句曲山改称为茅君山【《南丰类稿》记载：三茅君是茅盈太元真君、茅固定录真君、茅衷保命仙君，都是汉景帝中元年间的人。茅盈在天汉四年成道，于元帝初元五年来到句曲山，哀帝元寿二年乘云离去；到梁普通三年，已经五百四十四年了。茅固在孝元帝时被授为执金吾卿，茅衷在宣帝地节四年被授为上郡太守、五更大夫，后来都辞职回家修学。成帝永始三年，茅固成为定录真君，茅衷成为保命仙君。见梁代道士张绎碑】。《太平广记》说，陶弘景隐居在句曲山。齐高祖问他：‘山中有什么？’陶弘景作诗回答：‘山中有什么？山岭上有很多白云。只能让我自己欣赏快乐，不能拿来寄给您。’ 青龙山 在县南五十五里。《真诰》说：大茅山西南有四平山，就是民间所说的方山。山下有洞室，名叫方台洞，有两个洞口显露在山外；它与华阳相通，号称别宇幽馆。得道者居住在那里，最早居住其中的有张祖常、刘平阿、吕子华、蔡天生、龙伯高，都住在方台洞。注文说：此山距离大茅山大约二十多里，西南六七里处有一个洞口显露在外。近来有人进入洞中，看见一条大青蛇，因此把它叫作青龙洞。山的近上方、北面和西南面，也都有洞穴，不知道哪一个是所说的两个洞口。大岯山 在县南五十里，另有小岯山。山下石堂里面有虎的脚印，水干涸时就会显现。山的东南面属于毗陵的宜兴，西南面属于建康的溧阳；北面到元门十里为界。它处在长塘湖中，孤独而秀拔地耸立，远望仿佛浮在水上，所以得名【‘岯’音同‘浮’】。陶隐居《寻山志》说：‘石峰孤独耸立，独一无二；山岸高悬接天，仿佛浮在空中。’ 水 丹徒县 神溪水 考察《后汉书·襄楷传》说：‘顺帝时，琅邪人宫崇到宫阙，把他的老师于吉在曲阳泉水边得到的神书一百七十卷献上。’唐代章怀太子作注说：‘如今润州有曲阳山，有神溪水。’然而考察地方志，京口境内没有这种山水名称。京江水 在城北六里，向东流入大海，向西连接上游，北面与广陵相隔。《祥符图经》称它为京口水，《寰宇记》称它为京江水。唐代许浑《思丁卯村》诗说：‘唉，楼下的江水，过几天才能流到京江。’杜牧《杜秋娘赋》诗说：‘京江水清澈平滑，所生女子皮肤白得像油脂。’自唐代以来就称为京江。魏文帝有渡江的打算，黄初五年秋天曾到广陵；当时江水大涨，文帝登临眺望，叹息说：‘魏国虽然有成群的武骑，也没有地方可以使用。’黄初六年冬天，他又到广陵，在江边检阅军队；当时天气极寒，江面结冰，船只不能驶入江中。文帝看见波涛汹涌，叹息说：‘唉，这确实是上天用来限制南北的地方啊。’文帝诗说：‘检阅军队来到江边，江水流得多么浩荡。’周世宗问孙忌江南的虚实，孙忌说：‘长江绵延千里，险要胜过滚沸的汤池，可以抵挡十万军队。’周世宗听后因此忌惮江南。《京口集》中有王岐公珪《京江遇大风》。丹徒水。《齐志》说，丹徒水道通入吴会地区。隋大业六年，下诏开凿江南河，从京口到余杭八百多里，河面宽十多丈，使龙舟可以通行。沿途每隔一井设置驿宫和草料停歇处，是为了准备向东巡行会稽。《宋会要》载，淳化元年二月下诏：废除润州京口、吕城，常州望亭、奔牛四座堰，秀州杉木堰，杭州捍江、清河、长安三座堰，以及越州山阴县西堰。天圣七年五月，两浙转运使上言：润州新河已经完工，朝廷下诏予以奖赏。《四朝国史志》载，庆历三年，润州漕河疏浚完工，督工者获诏嘉奖。此后每年都必须疏浚浅滩，往往阻碍漕船。虞部郎中胡淮与两浙路提点刑狱元积中再次勘察常州、润州的河道，在夹冈设置堰闸，工程费用很多，最终却没有补益。御史陈经上奏此事，胡淮和元积中都被贬官【此事系于熙宁二年】。起初，武进县尉凌民瞻负责督役，元积中总管其事，大概是因为元积中主张凌民瞻的意见。郑向任两浙转运副使时，疏浚润州蒜山漕河，使它通到长江，百姓都认为便利。皇祐二年，王琪再次任润州知州，转运使想大规模兴工，疏浚常州、润州两州漕河。王琪说，当时蛮蜑正在五岭一带骚扰，而且南方连年歉收，百姓困苦不堪，不能再次大兴此役，诏令于是停止了工程。后来议论此事的人最终请求废除吕城堰，拆开古代的函管进行疏浚；河道反而变窄，船不能并排行驶，官府和私人都认为不便，官吏大多因此获罪离任。《会要》载，治平四年七月，都水监上言：“两浙方面勘察到润州至常州界，开挖疏浚运河，废置堰闸，请等今年停止漕运后，开修夹冈河道。”朝廷同意了。《四朝国史志》载：元祐四年，润州知州林希恢复设置吕城堰的上下闸，按时启闭。《四朝史》本传载：曾孝蕴，字处善，是曾公亮的侄子。绍圣年间，他主管发运司粜籴事务，上言说：“扬州瓜州、润州京口、常州奔牛，都应改堰为闸，以便利漕运和商贾。”工程完成后，公私都感到便利。《四朝国史志》载，元符二年九月，润州京口、常州奔牛的澳闸工程完工。此前，两浙转运判官曾孝蕴提出设置澳闸的利弊，朝廷于是命令他主持兴修，并且勘察制定闸门启闭日期的制度。到这时才宣告完成。

译《会要》载，崇宁元年十二月一日【中书省、尚书省】勘合左司员外郎曾孝蕴的札子说：绍圣年间，我曾上奏陈述设置澳闸的利弊，承蒙朝廷命我主持兴修，直到可以通行漕运，前后用了四五年。如果不另行命令官司主管，那么已经形成的东南漕运大利就会随即废弃。请求专门差遣一名官员，从杭州到扬州、瓜州的澳闸，统一管理常州、润州、扬州、秀州、杭州新旧各闸，依照已经颁行的条贯，专门主持车水和澳闸事务，查察一切相关的奸弊。请求差遣曾经监修澳闸的宣德郎、新任昆山县事鲍朝懋主持管理，依照提举弓箭手的事例叙官，并拨给人员、随从、舟船等，在苏州设置官署，以“提举淮浙澳闸司”为名。人员和吏员允许在常州、润州、苏州、杭州、秀州等州选差，半年轮换一次。仍命两浙转运司进奏官兼管发落文字从…… 其他书卷中难以强行解释的话【如卷十二《济川亭》条所说“为重客候潮匽薄之所”就是这样】，以及文字似乎没有写完的地方【如卷二十二《鞫狱类指挥门》所说“不令相见”就是这样】，都依照这个例子处理。至于把“剧寇”称作“鼎寇”【卷二十二《武事类》说“鼎寇杨么”】，把“栋记”称作“脊记”【卷八《惠安院》注文说“向氏脊记”】，这属于当时的习惯用语，不能一概指为错误。政和六年八月，御笔说：镇江府临近扬子大江，舟船往来，每逢风涛，没有港汊可以停泊，因此三年之间沉没船只共五百多艘，死亡人数应当是这个数字的十倍，实在令人悲痛。听说西面有一条旧河可以躲避紧急风涛，只是年代久远已经淤塞废弃，应命令发运司筹划并深入疏浚治理，以免发生沉溺之患，委派官员处理规划，尽早使工程告成。蔡佑《杂记》说：京口漕河从城中到奔牛堰一百四十里，都没有水源，依靠练湖供水。从郡城到丹阳中途，称为“经函”，东西横贯在河底。河西有几十顷良田，是江南名将林仁肇的庄园，地势低于河底。如果不设置经函排水，就会积水成为湖泊，不能耕作。经函高四尺，宽度也一样，都是用巨石磨琢而成，缝隙十分严密，用铁制成窗棂。从运河排出的水向东流入长江。其间有人建议从京口把河挖得极深，引长江水灌入毗陵，使之与太湖水相通，这样可以省去吕城、奔牛两座闸。这里面另有利弊，而且经函不能开启，所以这个建议最终没有实行。绍兴七年，两浙转运使向子諲取唐代韦损、刘晏的考核奏状，建议在吕城夹冈设置两座石斗门，每座石斗门长一丈，以恢复旧有遗迹，估计费用一万缗，希望成为长久的利益。诏令同意了。绍兴二十九年夏四月己亥，户部侍郎赵令詪说：从临安到镇江，河水浅涩，纲运停滞，希望命令守臣修治堰闸。辛丑日，诏令同意。乾道六年，守臣、秘阁蔡洸从丹阳以南疏浚到夹冈，郡人顾时大作有诗。乾道八年，守臣、殿撰宋贶从利涉门以北疏浚到江岸，郡倅陶之真作有记【今记文已不存】。淳熙二年，守臣、阁学张津从京口闸以北疏浚到江口，文惠钱良臣作有记【记文在府治】【以上缺文】○【钞本没有这三个字】按：下文说“自京口当南北之冲”到“至是可书”，应当是一篇《已浚渠记》。从嘉定甲戌年仲冬到这里，是所书的又一篇《浚渠记》。两篇记文都叙述史弥坚疏浚河道的事情，但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后一篇之前已经说礼部侍郎李直土为此作记，那么这一篇之前也应当署上撰写者的姓名。如今却没有说作者姓名，可知必定有缺文【京口处于南北交通的要冲，控制着长江下游。自从皇帝驻跸吴会以来，国家赋税的贡物、军队所需的供给、使节往来的物资，以及蛮商、蜀商、荆湖、闽广、江淮各地的船只，都汇集到江津，进入漕渠，直达行在，十分便利。只是本郡地势高低不平，形势像鳌鱼伏地，水不能停蓄，向北泄入长江，向南流入毗陵；若不及时疏浚，淤积就会日益严重。此前节制军政的长官接连不断，难道没有把漕运当作急务的吗？但工程大、劳役重，前面受阻，后面牵制，只能量力办事，勉强解决眼前问题；否则也只能缩手回顾而已。年复一年，水流断绝，船只搁浅，纲运相接，船夫艰难涉过急流，要靠五泻堰才能通过【“五泻”二字依《毗陵志》】。风涛突然惊起，人人战战兢兢，担心船只倾覆沉没。有时遇到应接待的使者和属官，冬季堰渠干涸，还要抽水辗转补注，劳费增加百倍。】嘉定癸酉年十一月乙未日，皇帝采纳廷臣的建议，命令漕臣到郡，与守臣共同主持勘察开浚的便利情况上报。当时宝文阁待制史弥坚主管郡事，他奉旨与运副吴镗、总领钱仲彪沿渠察看，了解了河渠的源流和情况。河渠从江口流行九里到达城南门，百姓住宅和商铺夹河排列；河岸狭窄，不到一咫，挖出的土只能堆在岸边，费用少而容易集中。一场雨冲刷之后，很快又会填满淤泥，所以积土不能堆在河边。江口一带原有五座闸【京口闸距江约一里，向南是腰闸，再向东是下、中、上三闸；下闸在转般仓东面，中闸在大军北仓后面，上闸在程公桥团楼北面，现今腰闸已经废弃】。

译各闸相通以承接潮汛，节制闸门启闭。自从河渠堵塞，多年没有开启，木料腐朽，石头剥落。河渠疏浚后闸门开启，闸门开启后潮水得以流通。因此修理闸门不能错过时机。于是郡里委派壕寨官全面丈量，从江口到南水门，共长一千八百六十九丈，估计疏浚河渠、修理闸门总计需要三十七万六千五百九十二工。先踏勘宽阔偏僻的地方，按土地面积计算积土多少，以此分定疏浚河段的长短；又按积土距河道远近，估定每日役工人数的多少。又考虑农事将要开始，不宜役使百姓，而官军精悍敏捷、器具便利，于是应委派戎司办理这项劳役。工程规模先行确定，分条列报朝廷。都统制刘元鼎登记畚箕、铁锹和役夫名册，等待命令。第二年二月己亥日，获得批准。截取钱粮作为工价，等到辛亥日决开河水，立下标志以记录工程进度。凡因工程侵占河道而拆迁居所的人，都给予赈济。丙辰日，役兵大批集合，铁锹举起如云。守臣和总领亲自慰劳， 都统制每天巡视队伍，察看他们是否懒惰偷工。到了四月庚戌日，河渠疏通完毕，宽达十多丈，深达一丈多。闸门中倒塌、蛀坏的部分，选取木材和石料重新修葺。从此高大的堤防屹立，海潮上涨时便依次启闭闸门，使进出长江的船只通行，拍岸的洪流畅通无阻。船夫扬桨划船，发出欢呼。此后又疏浚市河，更新桥梁，兴修澳港，建造邮亭，修整纤路，工程面貌焕然一新。这些事情值得记载。礼部侍郎李埴为此作记说：“嘉定甲戌年仲冬，朝廷下诏说京口漕渠长久淤塞阻滞，于是命守臣史弥坚和总领军赋钱仲彪巡行察看，进行疏浚。二人同心协力，恭谨奉行诏令，计算工程和费用，列报朝廷。第二年春天，得到诏旨批准，于是选择吉日，分派王师，会集在河渠上。畚箕和担具纷纷兴起，绳索和铁锹聚集如云。统军将领亲临督察，没有一个人不虔诚尽力。放开河水使其流下，河底便显露出来；丈量土地，立下标志，分组分派劳役。工程由此开始并进行规划。当时史公号令严明，赏赐优厚周到，众人欢喜趋赴，互相劝勉完成工程。从城南城门到江口，随地势曲折计算，共有九里。此前平民沿渠居住，侵占跨压河岸，日久越来越严重。河中能够载船的水，勉强只有一寻多一点，船头船尾经过时，几乎像在水面颠簸漂荡。纤夫跌跌撞撞，连半步也难以前进。政令松弛，官吏玩忽职守，疏浚治理懈怠马虎，把挖出的腐土运到近岸堆放。一场骤雨过后，很快又流回河中。如今勘察那些空隙荒地，分开堆积的泥土，筑成高高的土埂丘阜。沿渠居住的人家，都归还所侵占的地方，并且加以救济安抚，不使他们失去生计。疏通空出的沙淀，显露出河岸边界，曲折的岸坡修长高耸，清澈的水波流动充盈。旧有五座闸，木料腐烂，石头剥落，支撑勉强保存，于是命令重新修葺，选择坚固优良的材料，使规制更加高大，共跨渠建桥六座。制作船只并拼合木材，各种制度同时施行。新建四座，其中两座沿用旧制。桥梁建成后光彩高耸，与河渠一同焕然一新。凭高架空，像彩虹横跨、彩霞升举；清澈的水面和华美的桥梁相互映衬，彼此增色。吴地的桅船、蜀地的战舰，顺流逆流都平稳愉快，歌声传遍道路，令人惊叹仿佛神灵所造。史公说：“我的志愿还没有完成。城东有一处归水澳，可以汇集积水，控制蓄水和泄水，作为河渠的辅助。它淤塞已久，于是又命令疏通开凿，向西分流，到达通津门，环绕军粮仓，防止盗窃、制止焚烧，作为防备尤其早作准备。向东分流，经由甘露港注入长江，又修建两座闸，按时启闭，使运粮船进出输送，军械转运进出，取道确实十分便捷。海面风波不惊，再没有艰难忧患。从南城进入，到达朱方门，全部用瓮形涵道包砌其道路；从城南出去，到达吕城，沿途以石块铺设道路。纤夫上下行走，都能安稳前进。大雨积涝时，也免于陷入泥泞。又用余力改建旧馆舍，敞开建成十间房屋，使往来宾客有地方休息，也有所受益。疏通市河，除去污浊使之清澈，向东到达黄泥；疏浚浅处使其变深。各种小利小害，随力量所及，有的兴建，有的革除，不容易全部说尽。从开始聚集安排各项劳役，到依次实施直到工程告成，没有违背原定计划。计算所用日数，刚好一周年。百姓事先并不知道，官府也没有宣扬劳绩，难道不正是依靠这项工程来运送粮饷吗？排除水流恶患，疏通壅塞，对百姓的好处非常多。后来的人惊叹感慨，居住其中的人也交口称赞，共同享受它的利益，却不能测知其中的缘由。考察古代，河渠沟通江湖，见于司马迁的记载，历史已经很久了。唐代漕运江淮时，拆除闸门而设置堰坝；本朝初年淳化时，才下诏废除。熙宁、元祐相隔二十多年，因为元积中、林希等持有不同意见，说：“堰和闸废立不常。”到了绍圣年间，使臣曾孝蕴提出异议并筹划，众人都认为详细周密，应当改堰为闸，制度从此确定。公私都感到便利，今天不能改变。兴修澳闸的好处，实际出自曾孝蕴，设置专官掌管，他的用意非常良善。应当按时在南方申明警戒，使其长久受益；若奸臣擅权，制度很快就会毁坏。当地人都说史公的举措，美德超过曾孝蕴，他的功劳十分盛大。这次工程，县官赐钱十万缗，太仓发粟八千斛，各部门合力资助，完全视力量而定。郡里节省浮费，终于完成这项工程，史公把它看作常事，并不以此自我夸耀。古代凡是有作为的人，都把勤劳百姓放在首位；谋划事情、筹定策略，最怕没有力量；果断实行，鬼神也会避让。官吏治理因循，人心苟且玩忽，被浮泛的议论所牵制，又害怕暂时的劳苦。近世以来，这种弊病尤其严重。勇于救济万物，公义确实崇高。汉代开凿南山渠、开通褒斜道；唐代开凿三门山、开通广运潭。有的便利船运，有的资助农田灌溉，都记载在史册中，光明显著如丹砂。如今史公所做的事情，比起古人有什么可惭愧的？把诏令写在记文之后，谁会不这样说呢？并且让后来的人知道继承史公的志愿，能够成就守土的法式，使它长久不毁。备任史职的我，采集民间传诵的话，于是写下这篇记文。丹阳县【缺】金坛县【缺】河。丹徒县。伊娄河。唐《地理志》：开元二十七年，齐澣开凿。《本传》说：“齐澣调任润州刺史，润州以北距瓜步，沙尾曲折回环六十里，船只多在这里毁坏沉没。齐澣迁移漕运路线，从京口埭经由伊娄渠到达扬子，每年没有船只倾覆，减少运费数十万。”《唐书·音训》说：“京口在润州城东北甘露寺旁，瓜步在今真州以西六十里，距扬州一百二十里，是宋文帝送给魏国一百头牲畜的地方。”

译按：今扬州西南二十里有瓜洲，当地人说这个洲就是瓜步。伊娄渠如今没有这个名称，疑即今瓜洲北至扬子运渠一带。当时瓜洲远属润州，所以齐澣能够改置漕运路线【《太平寰宇记》载：开元二十二年，润州刺史齐澣认为润州北界以长江为隔，每条船都要绕行瓜步江的沙尾，迂回六十里，多被风涛损坏。齐澣请求从京口埭下直截渡江二十里，开凿伊娄河二十五里，直接到达扬子县，这样没有风水灾害，每年可获利百亿，并设置伊娄埭。从此免除了漂失损坏的灾害】丹阳县【缺】金坛县【缺】湖。丹徒县【缺】丹阳县。练湖水。《水经注》说：“晋陵郡曲阿县境内，晋代陈敏引水形成湖泊，周长四十里，号称曲阿后湖。” 《元和郡县图志》：练湖在县城北一百二十步【练湖在县城北一百二十步】○【钞本“练”写作“故”】按：这句话本于《元和郡县志》，而该书实际作“练湖”，所以“故”字必定是误字。下文说“令弟谐遏马林溪”，钞本“谐”写作“诣”，现在也依据《元和志》改正】湖周长四十里。晋代陈敏作乱，占有江东，致力于发展耕织，命令弟弟陈谐拦截马林溪的水，用来灌溉云阳，也称作练塘，灌溉田地数百顷。按《新唐书·地理志》：练塘周长八十里，里数与《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以及刘晏奏状所记多少不同。《寰宇记》引《语林》说：晋太傅褚裒游览湖泊时，狂风忽然刮起，船将要倾覆。褚公已经喝醉了，于是说：“这条船上的人都没有谁值得招来上天的责罚，只有孙兴公身上尘垢太多，正应当让他承受天灾。” 《舆地志》说，曲阿出产名酒，都说是用后湖水酿成的，所以酒味醇厚猛烈。现在考察，湖水上承丹徒的高骊、覆船山和马林溪，水色洁白，味道甘甜。《文选》中有宋文帝《济曲阿后湖》诗，颜延年有《游后湖》诗。按：练湖有唐代刘晏、南唐吕延祯的奏状，以及吕延祯的序和铭文。古代刻石已经漫漶，流传下来的很少，现在一并详细载录，使后来的人有所考察。唐代东都、河南、江淮等道转运使、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刘晏奏状说：收到刺史韦损和丹阳耆老等人的奏状。根据上述湖泊的图经，湖周长四十里。近来丹徒百姓筑堤，横截湖面十四里，开凿沟渠泄水，取湖底土地作为田地。在湖泊尚未被隔断以前，每逢春夏雨水涨满，附近百姓就引水灌溉田苗；官河水浅干涸时，又得到湖水灌注，租庸转运和商旅往来都不用牛来牵引。遇到连绵大雨水势泛滥，就打开沟渠泄水，使水流通入长江。自从筑堤以来，湖中水面狭窄，没有地方蓄水，横堤阻塞水流，不能向北流出；秋夏雨水多时，就向南奔流，冲入丹阳、延陵、金坛等县的良田八九千顷，常常遭受淹没。稍遇干旱，靠近湖泊的田苗没有水灌溉，原来受益的一百一十五顷田地也受到损失。三个县的百姓土地，如今已经依旧涨水成为湖泊，官河也恢复通流，乡民免除了旱涝忧患。奏报中书门下，移文给浙西观察使，和韦损一起不要再让人修筑，以免造成妨害和侵夺。永泰二年四月十九日【以上为刘晏奏状】南唐知丹阳县镇兼检点馆驿迎送官事吕延祯上奏，大意说：本县有练湖，水源出自润州高丽长山下，流入官河一百二十里。本县丹徒、金坛、延陵的民户都与润州有关。我读石碑，了解到湖泊的利益，又向乡中老人询问，他们都说：从前因为湖泊有重大作用，所以在县门立碑。它废弃到现在将近一百年了。湖泊存在时，湖水放出一寸，河水就上涨一尺。干旱时可以引水灌溉，水涝时不会形成冲击。它肥沃的田地几乎超过万顷。从前环湖居住、依靠捕鱼生活的有几百家。湖边有斗门和店铺。前唐末年兵乱之后，百姓残破，湖泊废弃。安仁义取走斗门剩余木料，用来修理战备。从此靠近湖泊的人家把湖地耕作成田。后来按弓量田亩征赋，称为祖籍，农民和商人失去依靠，渔民和樵夫失去职业，河渠失去作用，租庸征运也失去依据。百姓想恢复湖泊以抵御灾害，只是无从施力。如果想考察它的利弊，读石碑就可以知道，观察湖泊就可以看见。我多次承受条制，修治陂塘，深知这个湖泊带来的利益非常广泛。于是就在古斗门的基址上筹办材料、役使工人，用土堰封堵并填补破损缺口。起初诽谤议论四起，说我没有谋划好，而且废湖使原来依湖获利的十多家受到影响；没有湖患的地区则涉及四个县。我明知其中的利害，却独自装作没有听见。从今年秋天以后一直不下雨，河道干涸，我多次放出湖水灌注，使商旅舟船往来免除牵挽劳役，本县及各县百姓也请求用水救田。我还挖开湖岸供水。如果要长久维持，必须设置斗门才可以通济。斗门所需木材必须使用楠木，请求拨给省场的板木来建造。奏状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升元五年十月四日。不为万物谋利，就是不仁；不剪除对万物的危害，就是不义。不仁不义，就不配做人。先王把凶恶之人流放到四方边远地区，把力量用在沟渠水利上，大概也是为了除害兴利，使百姓生活富足。吕延祯曾经想为百姓尽力，为君主尽身。适逢国家缺少使者，便任丹阳县令。他因旧碑而预先了解到练湖的事情。唉！世上那些嫉妒、损害大利而贪图小利的人，说的莫非就是把湖改作田地的人吗？使今天的人得不到它的利益，反而遭受它的灾害，旱灾更加干枯，水涝更加昏沉淹没，只能长久叹息灾害，却不知道祸乱的根源。田地的功用不及十户人家，湖泊却能使四县受益。聪明人可以从长远考虑，愚蠢的人不能谋划开始。利益怎么可以废弃？危害怎么可以留下？况且湖泊的兴废，似乎也随着国家的兴废而变化。它兴盛于前唐初年，废弃于前唐末年。如今我唐已经开国，这个湖怎么能废弃呢？于是把事情详细奏报上去，终于符合天意，朝廷大量赐给梓木，用来充作门闩。命令传达到远近，没有人不喜悦。等待办事的百姓，全都互相庆贺。于是修筑环湖堤岸，疏通开凿斗门。百姓像子女归父母一样前来，劳役安排在农闲时节。百姓没有过度劳苦而工程完成，财物没有匮乏而用度完备。大泽已经筑堤防护，大水已经蓄积。万物获得利益，百姓除去灾害。

译湖面水波浩荡，鱼龙依托其中。菰草蒲草茂盛繁密，是乡邑百姓赖以生活的资源。整日步行也走不到尽头。远望像大海一样，看不见边际。雷雨按时运行，水源和支流归入沟壑。农人的收获，不必夸张言说就已经取得。于是种植柳树来加强堤防，兴工修补缺口。遇到旱年，不必等待举行雩祭，河流的源头也不担心干涸。丹阳的耆老故旧扬言说：“从前恢复的是被侵占的湖地，如今恢复的是废弃的湖泊。这是韦公平定其开端，而吕公完成其结局。”事情虽处时代不同，功绩却同样一致。从今以后，百姓大概有希望了，或许可以免除灾患。我虽然不聪敏，姑且作铭说：“大海广大啊，波涛会使人溺亡；湖水深厚啊，润泽百姓。兴废之事恐怕自有定数，利害之中谁说可以颠倒伦次？风吹菰蒲纷纷倒伏，浪摇龟鱼鳞片闪闪。韦公啊，距离多么遥远，我将使它重新焕然一新。皇帝的命令光明显赫啊，永远施行于万春。”【以上为吕延祯奏状及铭文】淳熙二年秋天发生旱灾，文惠钱良臣当时任总领，请求用县官的钱和粮食招募民力，疏浚淤塞的湖泊，修治堤岸倒塌和穿穴之处，以帮助实施荒政。皇帝下令同意，诏使返回后，与郡守一起详细上报。大资政沈复从蜀地调任知州，便共同计算役夫和工钱，丈量疆域，召集三个县中能够任事的青壮年进行疏浚修治。教官陈伯广为此作记，大略说：“从长山汇合八十四条水流成为辰溪，又由辰溪形成湖泊。湖泊又分成内外重湖，环湖筑堤四十里，堤高于旧堤六尺，加厚四十尺而减削其上部。旧时疏通设置的斗门有五座，石石达有三座，石函有十三座，都是用来蓄水和泄水的。现在在十二座石石达上加板十二寸，在石函的管道上增加数倍，并把十座闸门的木柱改换为石柱，使之与石函数量相等。使用民力二十二万六千二百九十七工，总计用米一万八千八十石，用钱二千一百三十一万四千八百，均有零数。其中郡府钱库出的钱占五分之三。于冬季十二月戊寅日聚集工役，到第二年三月初一分派劳役。” 湖分为上湖和下湖。上湖：横坝，东西斗门，顺渎斗门，横坝石石达，泾州石石达，令公函，戴家函，伍伯婆函，张函，尧函。下湖：南北斗门，姚婆石石达，胡头函，洪家函，新函，蔡陂函，观松函，龙城后函，南石函，秋函。蔡佑《杂记》说：“修建湖泊，本来是因为运河的需要。又有上湖，位于高卬、京口各山的南面。水从马林桥下流来，都汇入练湖。湖底比运河高一丈多。过去遇到旱年，运河水浅，就打开练湖斗门，把水放入运河。古代有石碑记载说：‘放出湖水一寸，运河水就上涨一尺。’近来练湖浅淤，上湖都被四周百姓的田地侵占，蓄水不多，堤岸和斗门大多没有修治。如果遇到旱灾，练湖就不足以补济运河夹冈一带的浅水。” 金坛县。思湖。在县城南六里，东北面承接荆溪水，向西南流十二里，汇入大溪。高湖。在金坛县西北十里，周长相当于一百多顷，北面承接五中渎，向南流十二里汇入大溪。《寰宇记》说：在县城北十二里，灌溉田地十二顷。这两座塘，梁普通五年由庐陵王记室参军谢德威设置。隋代废弃，武德二年，本州岛岛刺史刘元超重新修建，又因此作为名称。长塘湖。在金坛县南三十里，周长一百二里，又名洮湖【《南徐州记》说，字书中“洮”音为“姚”】，是五湖之一【周处《风土记》把太湖、射湖、贵湖、滆湖、洮湖列为五湖，这就是洮湖。湖水连接震泽，流入松江，直到大海。韦昭、郦道元也都把它列为五湖之一】过去有八十一个浦口，后来保存下来的只有二十七个，都已经淤塞不通【都已经淤塞不通】○【钞本在此以下有一段《京口耆旧传》】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京口耆旧传》所记载的京口人物，起于宋初，止于端平、嘉熙年间。考察端平、嘉熙是理宗年号，那么《耆旧传》的成书应当在理宗以后。嘉定是宁宗年号，在理宗以前，编写《嘉定志》的人绝不可能见到《耆旧传》并引用它，这必定是《咸淳志》的文字。现在把它移入附录，以后凡是引用《京口耆旧传》的地方都依此办理。晋代王恭兵败，逃到长塘湖。王舒的儿子允之在长塘湖追赶韩晃。宋泰始二年，庾业到达长塘湖，随即与义兴太守刘延熙在湖口会合，夹岸筑城。宋明帝派遣沈怀明等向东征讨，并派督护任农夫协助。沈怀明等从延陵出兵进攻长塘，奋力作战，大败庾业，庾业于是弃城逃走。唐代张籍《长塘湖》诗：“一斛水中，有一斛鱼。” 港。丹徒县。涧壁港。在城东南三十里。按：涧壁又写作谏壁。根据《南史》考察，应当作谏；根据《南唐书·卢绛传》考察，应当作涧，今把两种写法都保存。丁卯港。在城南三里，就是晋代设置的丁卯埭。《舆地志》说：晋元帝的儿子、车骑将军褚裒镇守广陵，运粮从京口出发，因为水道干涸，上奏请求设置埭。丁卯日，诏令批准，于是以此命名。许浑诗序说，他在朱方丁卯涧的村舍中亲手书写乌丝栏，戏称这些诗为《丁卯集》。大概许浑曾经居住在这里。” 萧塘港。在县城东北四十五里。洪信港。在城西南二十五里。炭渚港。在城西南四十里。丹徒东西二港。都在城东南十八里。上朱港、下朱港。都在城东南；上港四十三里，下港四十五里。黄港。在城东南四十里。高义港。在城西南三十里。乐亭港。在城西北十五里。泄沟港。在城东南三十五里。戴港。

译在城东南四十三里。庙渎港。在城东南三十八里。大港。在城东北四十八里。丹阳县【缺】金坛县【缺】塘 丹徒县 新丰塘 在城东南三十五里。《元和郡县图志》称新丰湖：晋大兴四年，晋陵内史张闿主持修建。当时旧晋陵地域广大而人口稀少，又缺少陂塘水渠，田地多低洼污秽。张闿创建湖泊，使之具备灌溉之利。《晋书·张闿传》说：“当时他所管辖的四县都因旱灾而失去田地，张闿于是修建曲阿新丰塘，灌溉田地八百余顷，每年都获得丰收。”葛洪为此作颂，计算共用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二十功。张闿因擅自兴工建造而被免官，后来公卿都替他说情：“张闿修筑陂塘灌溉田地，可以说是有益于国家，却反而被罢黜，这会使臣下不敢再行善政。”晋帝醒悟，于是下诏说：“丹阳侯张闿过去因劳役所属百姓而被免官，虽然是依从了有关官吏的意见，却仍不能掩盖他的忠诚守节之心。仓廪是国家最重要的财富，应当任用有才能的人。”于是任命张闿为大司农。官塘 在城南八里。下鼻塘、下鼻港 都在城西八里。丹阳县（缺） 金坛县（缺） 溪 丹徒县 马林溪 在城南三十里。唐代皇甫冉有《舟行至马林溪遇雨》诗。辰溪 从丹徒县境流经延陵镇北面，流入金坛县境。本名蜃溪【“蜃”的读音触犯宋孝宗的庙讳，所以俗称辰溪】。丹阳县 白鹤溪 在县东南三十五里，另名荆溪，源出县境内的古荆城，所以得名。溪水流经金坛县，向北流入毘陵郡境。金坛县 大溪 在县西二里。《南徐州记》说：大溪向东南流一百三十七里，注入长塘湖。唐王溪 在县西南三十里，承接茅山之水，向东南流入大溪。溪旁有唐王村，因此得名。澳 丹徒县 归水澳 在中闸东面。元符年间，漕臣曾孝蕴开始设置澳闸；崇宁初年，又设置提举官一员【详见“漕渠”】。干道以来，规模逐渐废弛。守臣、秘阁蔡洸想要恢复它，但没有成功。待制史弥坚深思前人的做法：设置澳来蓄水，以补充漕渠的渗漏，因此闸门虽然每天开启，漕渠也不会因水量损失而枯竭。如今若不设法疏浚漕渠，只求完成局部工程，仍然令人遗憾。于是考察、讲求并寻访旧有规程，计算工程，扩大旧址，使面积增加一倍，加深水道，并按时启闭闸门。又利用余力，在转般仓后面新开护仓壕河，向东北与甘露港相接，仍在港口建造石闸、木闸各一处，以便利转运。记文说：“《春秋》对于大规模恢复古制加以赞许，对于改变古制加以讥刺；恢复古制是对的，改变古制是错的，难道这样就够了吗？”回答说：“还不够。一定要在恢复古制以后，再从旁疏通，使水道曲折而畅达，不遗漏任何利益，这才足以称为恢复古制。南徐地势高，漕渠贯穿城中，经西津斗门通达长江，用来收纳和排出纲运。过去谋划开凿漕渠的人，担心斗门一开，水会向下流失，所以设置积水澳、归水澳来蓄水，以辅助漕渠。积水澳在东面，归水澳在北面，都设有闸门。漕渠水满就关闭，水量耗减就开启，用多余的水补充不足。因此漕渠经常保持通流，没有浅塞淤积的忧患。” 年代久远以后，归水澳废弃而无人治理，漕渠也因此出现问题。我刚到郡任职时，看见漕渠几乎完全淤塞，斗门也不开，公私船只想从我州通行一步都不能前进，大多只得经由江阴五次泄水而去。闲暇时登上北固亭，观览山川形势，只见民居、井巷绵延连接到江岸，竟没有小土山一样的阻隔。暗中盘算，如果从北固山起，到城西直至还京门，也足以形成屏障，遮护一面。但工程浩大，费用众多，说起来谈何容易。恰逢诏令开浚漕渠，父老们都说两个澳不能不恢复。于是按察旧日遗迹，发现积水澳之处已被居民侵占，胶结盘错，很难立即查明。只有归水澳的堤防大致还在，我私下想，恢复一个澳，确实足以有利于漕渠。然而归水澳西南是转般仓，东北是甘露港，若把水道引来环绕仓城，仓墙便可以用来护卫仓库。漕渠中承受来水，壕河中负责分给，便于纲运的出入。再把水道引去接通甘露港，另设斗门与长江相通。三条水道连成一道长壕，那么先前暗中设想的城池虽不能建成，但以壕沟作为防固，这也就等于筑成城了。于是亲自踏勘其地，估量工程、人工、丈尺，改修归水旧闸，使它与漕渠相通，并加以疏浚、拓宽。护仓壕河则取其土，用来加高仓墙北面，规划修建其他仓敖，以增加储存和转运的容量。通往甘露港的水道设置上下两闸，观察潮水是否上涨，以便增加对上游船只的接纳；同时又考虑到两闸之间的水面不足以容纳许多船只，察看北固山一带的旧址，发现有陂泽，便再把水道打通，形成秋月之潭，用来停泊船只。下闸外又疏浚补修八十丈。客船漂行江上，遇到方便之处便靠岸停泊，以躲避风涛的危害。工程完成后，有客人说：“归水澳最初只是为了灌注漕渠，现在却把它通到长江，闸门一开水就浅了，岂不是失去了它辅助漕渠的作用吗？这叫改变古制，而不是恢复古制。”我说：“起初设置归水澳时，它的积水长度只有二百丈；我向西引水二百丈，向东引水一百二十丈，又增加了新潭，合计起来，几乎有三个归水澳的蓄水量了。过去南徐只是一郡，四方来的船有限，一个斗门就足以通行。如今皇帝驻跸钱塘，南徐实际上处在京城北门的位置，江淮、荆广、蜀汉各地的漕运都汇集到这里，船只辐辏，过往行人日夜如织。即使古人复生，大概也不必拘守原来的办法了。开启西津斗门来出纳船只，漕渠水量耗减时便放入下澳补充，这是通常的做法。至于船只太多、一个斗门不能容纳，就由甘露港的闸门交替启闭，分别接纳船只，这是特殊情况下的做法。” 黄旗紫盖，漕运集中在东南；成千上万的船只乘着时令顺流而行，你将亲眼看到了。这项工程延长并连接了城壕，使漕粮流通，既巩固储藏、安定百姓和军旅，又使辅助漕渠的设施增加了一倍，它所带来的利益不是已经很多了吗？”客人回头致谢说：“百姓不能预先谋划工程，而成就大功又不能事事向众人谋议；现在我才知道，所谓改变古制的人，只说改变了古制，却没有领会古人未尽的用意，这是值得讥笑的。所谓恢复古制，难道是胶柱鼓瑟、拘泥成法吗？希望把这些话刻在石上，用来晓谕后人。”我并不是单纯恢复古制的人，但客人的意思也不能不接受。全部费用为缗钱四万五千四十，米四千九百九十余石，都由本郡供给。役使禁卒，所用劳力相当于借助大军劳力的三分之一。水面的宽窄不等，宽处十五丈，窄处不少于十丈，深一丈五尺。丹阳县（缺） 金坛县（缺） 荡 丹徒县（缺） 丹阳县（缺） 金坛县 白龙荡

译在县南六里，龙祠在这里【庙前有亭，湖山景色十分可爱。米友仁避乱居留此地很久，题写亭名为“明秀”，字迹极其遒劲，留在祠堂西壁】。池 丹徒县 放生池 在子城西南。旧称秦潭，遇到旱年也不会干涸。陆龟蒙诗说：“松门穿戴寺，荷径绕秦潭。”又称绿水潭。李仲殊诗说：“百丈古潭深，鱼虾不计金。”好来《秋夜听》说：“深处有龙吟。”唐干元初年，改作放生池。从洋州到升州，共有八十一处放生池，润州还没有。圣宋绍兴癸亥年，诏令天下各自设置放生池。过了四年，到庚寅年，润州才开始设置。守臣、阁学郑滋记载说：“说潭水通着海眼，按道理或许有这种可能。”此地右边正对运河，叫千秋桥；北面耸立着月观，就是万岁楼。向前望去，鹤林诸山环拱而立，像朝拜一样；旁边向东南连接、斜向伸出的，是寿邱山。山水环绕的胜景以及各种名称，都是圣天子千秋万岁、承受福祉、增益寿命的祥瑞。真是天造地设，哪里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呢！临水建亭，题名为“南山得天保报上之义矣”。○（抄本此处以下有“放生池创于绍兴”一段。）考察可知，从“放生池”以下两叶文字，都是记载嘉定十五年郡守赵善湘疏浚放生池的事。《嘉定志》是卢宪所作。卢宪任镇江教授是在嘉定六年，离任在嘉定九年，他作《嘉定志》必定在嘉定六年以后、嘉定九年以前，不应记载嘉定十五年的事情。这必定是《嘉定续志》的文字（详说见卷十二“谢公妓堂遗迹”条下）。现移入附录。丹阳县（缺） 金坛县（缺） 井泉 丹徒县 中泠泉 在江中。苏轼游金山诗中说：“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又在《送金山乡僧归蜀·开堂》中说：“诗涪江与中泠共此一味水。”蔡肇《石排山渡》诗说：“中泠之西古石排，狂波悍浪不能摧。”又在《烟江迭障图》诗中说：“中泠之南古浮玉，钟鼓下震蛟龙川。”这些诗都使用“泠”字。《润州类集》说，江水到金山分为三支（“汀”字去掉“丁”改作“灵”）。唐代窦庠《金山》诗说：“西江中（‘汀’字去掉‘丁’改作‘灵’）波四截”，也使用这个“（‘汀’字去掉‘丁’改作‘灵’）”字。欧阳修说，陆羽《茶经》论水，山水为上，江水次之，井水为下。到张又新才说，刘伯刍认为适宜煮茶的水有七等，扬子江南零水第一，丹阳寺井第四。他又记载陆羽为李秀卿评定水的等级有二十种，扬子江南零水第七，丹阳寺井第十一，都与陆羽《茶经》相反。恐怕陆羽不应当用两种说法自相矛盾，难道不是张又新妄自增益附会的吗？张又新《煎茶水记》说：唐代宗朝，李秀卿任湖州刺史，到维扬时遇见陆处士鸿渐。李秀卿一向熟知陆羽的名声，于是前往郡府，抵达扬子驿，将要进食，李秀卿说：“陆君擅长茶道，天下闻名，何况扬子江南零水又特别优异，这两种绝妙之物千年难遇，难道可以错过吗？” 于是命军士提着瓶子，驾船深入南零取水，陆羽拿着器具等待。不一会儿水送到，陆羽用勺子扬起水说：“确实是江水，却不是南零水。”随后把水倒入盆中，倒到一半时，陆羽突然制止说：“从这里开始才是南零水。”使者惊骇失色，急忙下船说：“这水确实是从南零取来的。船在途中倾覆了一半，我担心水太少，便舀取岸边江水掺进去，处士真是神明般的鉴别力，我哪里敢隐瞒呢？”《太平广记》说：赞皇人李德裕身居朝廷时，有亲友奉使到京口，李德裕说：“回来时请从金山下面取一壶中零水给我。”那人划船时因醉酒忘记了此事，船漂到石城下才想起来，于是从江中汲取一瓶水，回京献给李德裕。李德裕饮后叹息说：“江南水的味道与前些年不同了，这水很像建业石城下的水。”那人于是谢罪，不敢隐瞒。上述记载都使用“零”字。前代志书说，古人取中泠泉时，用油纸封住瓶口，绑在长竿上，深入探取；估量到达井底后，另用一根竿子撞破油纸，使泉水流满瓶子，再将瓶子引出。近年不再这样取水，取水的寺僧只是指水陆堂下的井水为中泠泉，这是不对的。丹阳县 葛洪炼丹井 在县东。金坛县（缺） 《嘉定镇江志》卷七 宫室〔一〕 叙（缺） 祠庙 ○（抄本没有这两个字。）考察卷六“山川类·焦山普济院碑”注文说“详见祠庙”，明应英济公祠现在考订在本卷。大概本卷以“宫室”为总目，而“祠庙”是它的子目。（居宅、陵墓都按时代叙述，祠庙不按时代叙述，大概是因为鬼神所处时代与祠庙建立时代的先后常常不一致。下卷“僧寺门”和“道观门”也仿照这一体例。） 丹徒县 明应英济公祠 在焦山，就是焦光祠。宋朝祥符年间，因感应宋真宗的梦，开始封焦光为明应公，又亲自撰写制词祭告，现刻在祠内，称为“御制宝幢”。元祐年间僧人了元《焦山十六题》中有《御制宝幢》诗。焦山普济院碑文为米芾所作。焦光名光，字孝然。汉高阳侯蔡邕赞说：“美哉焦君，曾经处于玄默之境，在简陋门庭下安闲休息；泉水清盛流淌，他以此为乐而忘记进食。鹤在九皋鸣叫，声音清亮传到君王身边，于是被召见任用，将要接受衮服之职。上天不佑，贤人遭逢灾祸；不肯遗弃一位老人，却使他被摒弃在四国之外。苍天为何如此，不下诏令解除这种迷惑？可惜朝廷丧失了这种旧德，令人遗憾。这位学士将以什么作为法则？汉室气数既绝，焦公却与它同样有德。作者是孔圣，后世之人不应再改变这种道理。”距今一千三百年，焦光的英灵仍然光明显著，在祥符年间圣上制文中显现感应，其事业履历在魏史中记载详备。米芾曾铭文说：“水清石白，是焦公的居宅；玄妙之道谁能测知？能够言说又能够沉默，等待黄河水清，才得以通达帝王之梦。整齐美好的瑶坛，众神都来拥护。顾念馨香，远离污浊，以此福佑道法。宋公的德行不受荤腥污染，宾客一定睡在洁白的席褥上，随从众多。御驾必定因风雨而来，明德感动神灵，神灵感应便可以召请。” 把铭文刻在津渡道路上，可以使浅薄的人肃然；广布文章，正逐渐使神灵得到庇护。百姓感念神灵的恩德，便向朝廷请求，诏令加上“英济”二字。郡人苏师德作记，文章在山中。枢使宇文绍节祠 在甘露寺。开禧丙寅年，敌军骑兵侵犯仪真，郭倪在瓜州自焚，全郡惶恐不安，宇文绍节竭力镇定局势，依靠他才得以安定，郡人感念他的恩德。于是为他在生前建立祠堂，由陈珙作记。他去世后，设祭致祭，贡士姜莹作祭文。李卫公德裕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