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厚陵待近侍甚严，其徒谗▯煽炽，慈圣殊不怿。富、韩二公上书切谏，其略曰：千官百辟在廷，岂能事不孝之主。伊尹之事，臣能行之。厚陵时虽病，犹能嘉纳。其后圣躬康复，车驾一出，都人欢忭鼓舞，所在相庆。慈圣语其事于宰执，宰执称贺，魏公进曰：“臣观太皇太后陛下所以谕臣等，必是圣心深厌万机，欲行复子明辟之事，此盛德也，前代母后岂能有哉。臣敢不仰承慈训以诏天下，臣等谨自此辞。”乃列拜，呼中贵卷帘而退。既下殿，富公徐曰：“稚圭兹事甚好，何不大家先商量。”魏公微笑而已。王黼作宰日，蔡京入对便殿，上从容及裁减用度事，京言：天下奉一人，恐不宜如此。梁师成密以告黼。翌日，遂置应奉司，令黼专提举，其扰又甚于花石。中山刘元▯长卿尝为予言，宣和末，亲于畿北马铺中见无名子题诗，云：花已裁成愁叹本，石仍砌出乱亡基。如今应奉归真宰，论道经邦付与谁。薛嗣昌善交中贵，每有馈献，常备四副，如锦椅背坐子之类，必以四十副为率。尝对晁之道言，此辈还朝至御前及中宫，须有以藉手，则已用二十副矣。本阁分十副，余十副，合渠自用于家。之道云：“人无廉耻，乃至于此不自知可耻，又复夸于我前耳。”崇宁初，苞苴未盛。至政和间，则稍炽矣。邓子常在北门，所进山蓣数倍于前，缄封华丽，观者骇目。江子我有《玉延行》，为此作也。薛嗣昌以雍酥媚权幸，率用琴光桶子并盖，多者至百桶，人人皆足其欲。此犹未伤物命也，赵霆在余杭，每鹅掌▯入国门，不下千余罐子。而王黼库中，黄雀▯自地积至楝，凡满三楹。蔡京对客，令点检蜂儿见在数目，得三十七秤，其他可以想见。乃知胡椒八百石，以因果论之，尚可恕也。无尽居士少有俊誉，气凌辈行，然颇以躁进获讥。元丰中，尝上裕陵百韵诗，有“回看同列骤，不觉寸怀忙”之句，裕陵读之大笑。王岐公，蔡新州恶其敢言，因舒▯斥为赤岸监酒税。其后召还，有《谢启》，其间一联云：三年去国，门前之雀可罗；一日还朝，屋上之鸟亦好。当时传诵，而亦不免为有识者所窥也。元▯间，东坡在禁林，无尽以书自言曰：“觉老近来见解与往时不同，若得一把茅盖头，必能为公呵佛骂祖。”盖欲东坡荐为台谏也。温公颇有意用之，尝以问东坡，东坡云：“犊子虽俊可喜，终败人事，不如求负重有力而驯良服辕者，使安行于八达之衢，为不误人也。”温公遂止。绍圣间，章子厚用为中书舍人，《谢启》力诋元▯以来代言者，其略有“二苏狂率，三孔阔疏”之语。韩仪公入相，无尽自知不相合，因论河患，以持橐出，相度河事。崇宁初，蔡京召为翰林，施种丞辖见物论多不与，与京时有异同。台谏视京风旨，乃交击之。后因星变大赦，牵复知鄂州。遂于《到任谢表》尽叙京所更张政事，以称颂圣德，其大略云：所谓率科严重，钩考碎烦，方田扰安业之民，圜土聚徙乡之恶。学校驱迫者，违其孝养之心。保伍追呼者，失其耕桑之候。文移急于星火，逮捕遍于里闾。百纶纷更、一切蠲罢，可谓崇宁之孝治，真为绍述之圣功。又言：有君如此，碎首以之。表至都下，人争传写，虽为京所切齿，而自此有相望矣。新安郡黄山有三十六峰，与池阳接境，在郡西。岩岫秀丽可爱，仙翁、释子多隐其中，《图经》不著其名。山有温泉，其色红，其源可沦卵。刘宜翁尝游焉，题诗寺壁，其略曰：山有灵砂泉色红，涤除身垢信成功。不除心上无明业，只与山间众水同。宜翁名谊，元丰间自广东移江西，皆为提举常平官。上疏论新法，勒停。或云宜翁晚得道不出，东坡绍圣所与书可见矣。（《论新法疏》大略有云：自唐租庸调法坏，五代至皇朝税赋凡五增其数矣，今又大更张，不原其本，敛愈重，民愈围，为害凡十。又言变祖宗法者，安石也。持论润色之者，惠卿、曾布、章▯之徒也。其语激切深，至内批云：谊张皇上书，公肆诞慢，上惑朝廷，外摇众听，可特勒停。）汉文帝时户口繁多，而隋开皇过之，元▯间又过于开皇。予亲见前辈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狭于汉唐，而户口如此，岂不为太平之极也。韩魏公沉厚有识量，进止详雅，两朝定策，皆为元勋。东坡祭文云：“二帝山陵，天下震恐，呼吸之间，有雷有风，有兵有戎，公于是时，伊尹周公。”盖言其事也。欧阳文忠公作《昼锦堂记》，成以示晁美叔秘监，云：“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如此，予所亲见，故实记其事，无一字溢美。于斯时也，他人皆惴栗流汗，不能措一词，公独闲暇如安平无事，真不可及也。”
译厚陵对待近侍十分严厉，那些近侍的党徒不断进谗言、煽动事端，慈圣对此非常不高兴。富公、韩公二人上书恳切劝谏，大意说：“百官群臣都在朝廷，难道能侍奉一个不孝的君主吗？伊尹所做的事，臣下能够做。”厚陵当时虽然有病，仍然嘉许并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后来圣体康复，皇帝一出行，都城人欢欣鼓舞，各处互相庆贺。慈圣把这件事告诉宰执，宰执称贺，魏公进言说：“臣观察太皇太后陛下把这些话告诉我们，一定是圣心深深厌倦万机，想要实行恢复皇子、使其显明即位的事情，这是盛大的德行，前代的太后哪里有过这样的举动呢？臣怎敢不仰承慈训，向天下宣布；臣等谨在此告辞。”于是众人列队下拜，叫宦官卷起帘子，退了出去。下殿以后，富公慢慢说道：“稚圭，这件事很好，为什么不先让大家商量一下呢？”魏公只是微微一笑。王黼任宰相时，蔡京入便殿应对，皇上从容谈到裁减费用的事情，蔡京说：“天下供奉一个人，恐怕不应当这样。”梁师成秘密把这话告诉了王黼。第二天，王黼便设置应奉司，命令王黼专门提举，造成的扰害又超过了花石纲。中山人刘元▯，字长卿，曾经对我说，宣和末年，他亲自在京畿以北的马铺中看见一个无名氏题诗说：“花已裁成愁叹本，石仍砌出乱亡基。如今应奉归真宰，论道经邦付与谁。” 薛嗣昌善于结交宦官，每逢馈赠，常常准备四份；像锦制椅背、坐垫之类，通常按四十副准备。他曾对晁之道说：“这些人回到朝廷，到御前以及中宫去，都必须有东西可以拿在手里作为凭借，这样一来已经用掉二十副了。本阁分得十副，剩下十副，正好够他自己家里使用。”晁之道说：“人没有廉耻，竟到了这种地步，自己不知道可耻，反而又在我面前夸耀。” 崇宁初年，送礼行贿还不盛行。到了政和年间，才渐渐炽烈起来。邓子常在北门任职，所进献的山药比从前多好几倍，封缄包装华丽，看见的人都惊得睁大眼睛。江子我作有《玉延行》，就是为这件事而作。薛嗣昌用雍酥讨好权贵宠臣，通常使用琴光桶子并带桶盖，多的达到一百桶，人人都满足了自己的欲望。这还没有伤害生物的性命；赵霆在余杭时，每次把鹅掌▯送入国门，不下千余罐。而王黼的库房中，黄雀▯从地面堆到屋梁，总共装满三间房。蔡京对待宾客时，命人查点现有蜂儿的数量，竟有三十七秤；其他情况也可以由此想见。由此才知道，胡椒八百石，若从因果来论，还可以得到宽恕了。无尽居士年轻时就有俊秀的声誉，气势凌驾于同辈之上，但也颇因急于求进而受到讥评。元丰年间，他曾向裕陵进献百韵诗，其中有“回看同列骤，不觉寸怀忙”两句，裕陵读后大笑。王岐公，蔡新州厌恶他敢于直言，便借舒▯之事斥责他为赤岸监酒税。后来他被召回，作有《谢启》，其中有一联说：“三年离开国都，门前的麻雀都可以张网捕捉；一日回到朝廷，屋上的鸟也觉得可爱。”当时广为传诵，但也不免被有见识的人看出其中的用意。元祐年间，苏轼在禁林任职，无尽居士写信自称：“我近来的见解同过去不同了，如果能得到一间茅屋遮住头顶，一定能够替您呵佛骂祖。”大概是想让苏轼推荐自己担任台谏官。温公颇有意任用他，曾把这件事问苏轼，苏轼说：“小牛虽然聪明可喜，最终却会败坏人的事情；不如寻找负重有力、性情驯良、能够驾车的人，让他安稳地行走在八方通达的大道上，这样才不会误人。”温公于是作罢。绍圣年间，章子厚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他在《谢启》中极力诋毁元祐以来的代言者，大意有“二苏狂率，三孔阔疏”的话。韩仪公入朝为相，无尽居士知道自己同他不相合，便借论说河患，以持橐的身份出任，去考察河患。崇宁初年，蔡京召他为翰林，施种任丞辖时，看到舆论中有许多意见不同于蔡京，和蔡京时有异议。台谏官观察蔡京的意旨，便交相攻击施种。后来因天象变异而大赦，他被牵连复出，任知鄂州。于是他在《到任谢表》中把蔡京所更改、扩张的政事全部叙述出来，以此称颂圣德，大意说：“所谓科率严酷，勾考琐碎烦扰；方田法扰乱安于本业的百姓；圜土聚集迁徙乡里的恶人。学校驱迫学生，使他们违背孝养父母的心愿。” 保伍制度下的追呼征发，使人失去了耕种和养蚕的时节；公文传递比流星飞火还急，逮捕之事遍及乡里。百般更改、一概免除罢废，这可以说是崇宁年间以孝治国，真正成为继承前代事业的圣功。又说：“有这样的君主，即使碎首粉身也愿意为他效力。”表文传到都城，人们争相传抄；蔡京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从此便有了可以同他抗衡的人。新安郡的黄山有三十六峰，与池阳接壤，位于郡西。山岩峰峦秀丽可爱，仙人和僧人多隐居其中，《图经》没有记载它们的名称。山中有温泉，泉水颜色红，泉源的温度可以把鸡蛋煮熟。刘宜翁曾经游览那里，在寺院墙壁上题诗，大略说：“山有灵砂泉色红，涤除身垢信成功。不除心上无明业，只与山间众水同。”刘宜翁名谊，元丰年间从广东调任江西，历任提举常平官。他上疏议论新法，被勒令停职。有人说刘宜翁晚年得道而不再出仕，苏轼在绍圣年间写给他的信可以看出来。（《论新法疏》大略说：“自从唐代租庸调法败坏，五代直到本朝，税赋总共增加了五倍；如今又大加更张，不追究根本，征敛越来越重，百姓越来越困苦，危害共有十项。”又说：“改变祖宗法度的人，是王安石；替他修饰论说的人，是吕惠卿、曾布、章▯等人。”他的言辞激烈深切，最后内批说：“刘谊夸大其词地上书，公开放肆荒诞傲慢，在内迷惑朝廷，在外动摇众听，可以特别勒令停职。”） 汉文帝时户口已经很多，而隋朝开皇年间超过了汉文帝时；元祐年间又超过了开皇年间。我亲自听前辈谈过这件事，认为这是古代所不能达到的。本朝的土地比汉、唐狭小，而户口却达到这样的数量，难道不是太平盛世的极致吗？韩魏公深沉厚重而有见识气度，举止从容文雅；两朝筹定大策，他都是元勋。苏轼在祭文中说：“二帝的陵寝，天下震动恐惧；在一呼一吸之间，雷风交作，兵戈将起。韩公在这时，正如伊尹、周公。”大概说的就是这件事。欧阳文忠公写《昼锦堂记》，写成后拿给晁美叔秘监看，说：“身着朝服、端正执笏，神色不变，就把天下安置得像泰山一样安稳。这样的情形，是我亲眼见过的，所以如实记下这件事，没有一个字是过分夸美的。当时其他人都害怕得发抖流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唯独韩公悠闲安定，像平安无事一样，真是别人无法赶上的。”
世传《珞▯录三命赋》，不知何人所作。序而释之者，以为周灵王太子晋，世以为然，考其赋所引秦河上公如悬壶化杖之事，则皆后汉末壶公费长房之徒，则非周灵王太子晋明矣。赋为六义之一，盖诗之附庸也。屈、宋导其源，而司马相如斥而大之。今其赋气质卑弱，辞语儇浅，去古人远甚，殆近世村夫俗子所为也。俚俗乃以为子晋，论其世，玩其文，理不相侔，而士大夫亦有信而不疑者。吁可骇也！予每嫉其事，故因著之。予书定光佛事，友人姓某者见而惊喜，曰：“异哉！予之外兄赵盖，宗室也。丙午春同居许下，手持数珠，日诵定光佛千声。予曰：‘世人诵名号多矣，未有诵此佛者，岂有说乎？’外兄曰：‘吾尝梦梵僧告予曰，世且乱，定光佛再出世。子有难，能日诵千声，可以免矣。吾是以受持。’予时独窃笑之，予俘囚十年，外兄不知所在。今观公书此事，则再出世之语，昭然矣。此予所以惊，而又悟外兄之梦为可信也。公其并书之。”予曰：“定光佛初出世，今再出世，流虹之瑞，皆在丁亥年，此又一异也，君其识之。”熙宁初，议新法，中外惶骇。韩魏公有文字到朝廷，裕陵之意稍疑。介甫怒，在告不出，曾鲁公以魏公文字问执政诸公曰：“此事如何？”清献赵公曰：“莫须待介甫参告否？”鲁公默然。是夜，密遣其子孝宽报介甫，且速出，参政若不出，则事未可知。是参政虽在朝，终做一事不得也。介甫明日入对，辨论不已，魏公之奏不行。其后鲁公致政，孝宽遂骤用。前辈知熙丰事本末者，尝为予言，当此时人心倚魏公为重，而介甫亦以此去就。微鲁公之助，则必去无疑。既久，则羽翼已成，裕陵虽亦悔，而新法终不能改，以用新法进而为之游说者众也。东坡曾与子由论清献，子由曰：“清献异同之迹，必不肯与介甫为地。孝宽之进，他人之子弟不与，可以明其不助。”东坡曰：“当时阿谁教汝鬼擘口？”子由无语。蔡新州将贬，晁美叔谓人曰：“计较平生事，杀却理亦宜，但不以言语罪人，况尝为大臣乎。今日长此风者，他日虽欲悔之无及矣。”元▯四年三月已卯，铜浑仪新成，盖苏子容所造也。古谓之浑天仪，历代相传以为义和之旧器，汉洛下闳、东京张平子、蔡邕、吴王蕃、刘耀光初中孔定、后魏太史令晁崇，皆玑衡遗法，而所得有精粗。孔定、王蕃最号精密，所造既沦没于西戎，而蕃不著其器。独子容因其家所藏小样而悟于心，常恨未究算法，欲造其器而不果。晚年为大宗伯，于令史中得一人（忘其姓名），深通算法，乃授其数，令布算参考古人，尤得其妙，凡数年而器成焉。大如人体，人居其中有如篝象，因星凿窍，依窍加星，以备激轮旋转之势。中星昏晓应时，皆见于窍中。星官、历翁聚观骇叹，盖古未尝有也。子容又图其形制，著为成书上之，诏藏于秘阁。至绍圣初，蔡卞以其出于元▯，议欲毁之。时晁美叔为秘书少监，惜其精密，力争之，不听。乃求林子中为助，子中为言于章▯，得不废。及蔡京兄弟用，无一人敢与此器为地矣，吁可惜哉！政和以后，花石纲寝盛。晁伯宇有诗云：森森月里栽丹桂，历历天边种白榆。虽未乘槎上霄汉，会须沉纲取珊瑚。人多传诵。伯宇字载之，少作《闵吾庐赋》，鲁直以示东坡曰：“此晁家作，年未二十也。”东坡答云：“此赋信奇丽，信晁家多异材耶。凡文至足之余，自溢为奇怪。今晁伤奇太早，可作鲁直意微谕之，而勿伤其迈往之气。”伯宇自是文章大进，东坡之语委曲如此，可谓善成就人物者也。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后类如此。一日，与▯论文及东坡，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王元之在黄日，作竹楼与无愠斋，记其略云：后人公退之余，召高僧、道士，烹茶炼药则可矣，若易吾斋为厩库厨传，则非吾徒也。信可始至，访其斋，则已为马厩矣。求其记，则庖人亦取其石压羊肉，信可叹曰：“元之岂前知耶？抑其言遂为谶耶？”于是楼、斋皆如旧，而今以其记龛之于壁。●卷九崇宁初，凡元▯子弟仕宦者，并不得至都城。晁之道自洛中罢官回，遗妻归省故庐，独留中牟驿，累日以诗寄京师姻旧，其结句云：一时鸡犬皆霄汉，独有刘安不得仙。语传于时，议者美之。
译世间流传着《珞▯录三命赋》，不知道是谁所作。为它作序并加以解释的人，认为作者是周灵王的太子晋，世人也都这样认为。考察这篇赋所引用的秦代河上公悬壶化杖等故事，实际上都是后汉末年壶公、费长房一类人的事，那么它显然不可能是周灵王太子晋所作。赋是六义之一，大概是诗的附庸。屈原、宋玉开创了它的源流，司马相如又加以发扬扩大。如今这篇赋的气质卑弱，辞句轻薄浅陋，比古人差得太远，大概接近近世乡村俗人所作。鄙俗之人竟把它说成是子晋所作；考察他的时代，玩味它的文字，两者根本不相称，而士大夫中也有人相信而不怀疑。唉，真令人惊骇！我常常对这件事感到愤懑，所以特意记下它。我记述定光佛的事情时，有位姓某的朋友看见后惊喜地说：“奇怪啊！我的外兄赵盖，是宗室成员。丙午年春天，我们一同住在许州，他手持数珠，每天念诵定光佛名号一千声。我说：‘世人念诵佛号的很多，却没有听说念诵这尊佛的，难道有什么说法吗？’外兄说：‘我曾梦见一个梵僧告诉我：天下将要发生动乱，定光佛将再次出世。你如果遭遇灾难，能够每天念诵一千声，就可以免除灾祸。我因此受持此法。’当时我私下只觉得好笑。后来我被俘囚禁了十年，外兄也不知去向。如今看见您记载这件事，那么所谓再次出世的话，就明白无误了。这就是我惊讶并且又悟到外兄的梦确实可信的原因。请您把这件事也一并记下来。”我说：“定光佛第一次出世、如今再次出世，以及流虹的祥瑞，都发生在丁亥年，这又是一件奇异的事，您应当记住。” 熙宁初年，朝廷商议推行新法，朝廷内外都惊惶恐惧。韩魏公有奏章送到朝廷，使裕陵的意旨稍稍产生了疑虑。介甫大怒，正在休假而不肯出面，曾鲁公拿魏公的奏章问执政诸公说：“这件事怎么办？”清献赵公说：“是不是应该等介甫入朝参见后再说？”鲁公默不作声。当夜，他秘密派儿子孝宽去通知介甫，并催促他赶快入朝，说如果参政不出面，事情就难以预料。介甫虽然在朝，最终却什么事也办不成。介甫第二天入宫应对，不停地辩论，魏公的奏章于是没有实行。后来鲁公退休，孝宽便很快得到任用。前辈中了解熙宁、元丰事情始末的人，曾对我说：当时人心把魏公看得很重，介甫也正是根据这一点决定去留的。如果没有鲁公的帮助，他必定会离开朝廷。时间一久，他的羽翼已经形成，裕陵即使也后悔了，新法最终仍不能改变，因为依靠新法升进并替它游说的人很多。苏轼曾和苏辙谈到清献，苏辙说：‘清献在是否赞同新法这件事上的行迹，必定不肯给介甫留下余地。孝宽的升进，其他人的子弟都没有得到同样待遇，这可以说明他没有帮助介甫。’苏轼说：‘当时是谁教你这样胡说八道的？’苏辙无言以对。蔡新州将要被贬时，晁美叔对人说：‘计较他一生所做的事，即使杀了他，按理也不为过；但不应当只因言语治人的罪，何况他曾经做过大臣。今日如果让这种风气长久下去，将来即使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今日如果让这种风气长久下去，将来即使想后悔也来不及了。元▯四年三月己卯日，铜浑仪新制成了，大概是苏子容制造的。古代称它为浑天仪，历代相传认为是义和遗留下来的旧器。汉代洛下闳、东京张平子、蔡邕、吴王蕃、刘耀，光初年间的孔定，以及后魏太史令晁崇，都掌握着玑衡的遗法，只是所得有精粗之别。孔定、王蕃最为精密；孔定所造的仪器已经沦没于西戎，王蕃则没有把他的仪器记载下来。只有苏子容根据他家收藏的小样在心中领悟，常常遗憾没有彻底研究算法，想制造这种仪器却未能实现。晚年任大宗伯时，他在令史中找到一人，忘了姓名，此人精通算法，于是把那些数目交给他，让他推算并参考古人，尤其领会其中的精妙，经过几年终于制成了仪器。仪器大如人体，人的形状居于其中，像篝火照出的影像；按照星辰凿出孔窍，再依孔窍加上星辰，以备激轮旋转之势。星辰在昏晓时刻依时显现，都能从孔窍中看见。星官、历官聚集观看，惊讶赞叹，因为古代从来没有这样的仪器。苏子容又绘制它的形制，写成书进呈，诏令收藏在秘阁。到绍圣初年，蔡卞因为它出于元▯年间，提出要毁掉它。当时晁美叔任秘书少监，爱惜它的精密，极力争辩，但没有被采纳。于是晁美叔请求林子中相助，林子中替他向章▯进言，才使这件仪器没有被废弃。等到蔡京兄弟掌权后，再也没有一个人敢为这件仪器说话了，唉，真是可惜啊！政和以后，花石纲日益兴盛。晁伯宇有诗说：“森森的丹桂栽在月里，分明的白榆种在天边。虽然还没有乘木筏升上霄汉，终究应当沉下花石纲去取珊瑚。”人们大多传诵这首诗。伯宇字载之，年少时作《闵吾庐赋》，鲁直拿给苏轼看，说：“这是晁家孩子写的，年纪还不到二十岁。”苏轼回答说：“这篇赋确实奇丽，难道真是晁家多有奇异之才吗？文章到了极其充足之后，自然会溢出而形成奇特。如今晁氏过早地追求奇特，可以替我委婉地暗示鲁直，但不要伤害他奋发前进的气势。”伯宇从此文章大有长进。苏轼的话这样委婉曲折，可以说很善于成就人才。苏轼的诗文一落笔就被人传诵。每当他的一篇文章传来，欧阳公总是高兴一整天，前后大多如此。有一天，他和▯谈论文章以及苏轼，感叹说：“你记住我的话，三十年以后，世上的人就更不会谈到我了。”崇宁、大观年间，海外盛行苏轼的诗，后辈不再有人谈论欧阳公。当时朝廷虽然曾经下令禁止，悬赏的钱增加到八十万，禁令越严，流传得越多，人们往往还以传得多相互夸耀。士大夫如果不能背诵苏轼的诗，便觉得自己气短；有人甚至说这样的人不合时宜、没有风韵。王元之在黄州时，建造竹楼和无愠斋，记文大意说：后人办公回来以后，召集高僧、道士，在这里煮茶炼药，这还可以；如果把我的斋改成马厩、仓库或厨房驿舍，那就不是我的同道了。信可刚到黄州，便去访问他的斋舍，却发现已经改成马厩。寻找那篇记文，发现连厨师也拿它的石碑去压羊肉。信可叹息说：“王元之难道事先知道会这样吗？还是他的话后来竟成了预言？”于是竹楼、斋舍都恢复原状，如今还把他的记文刻石嵌在墙上。●卷九 崇宁初年，凡是元▯年间旧党子弟中做官的，都不得进入都城。晁之道从洛中罢官回来，把妻子送回故乡探望旧居，自己独自留在中牟驿，接连几天作诗寄给京城的亲戚故旧。诗的结尾说：“一时之间，鸡犬都升上云霄，唯独刘安不能成仙。”这句话当时流传开来，议论的人都称赞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