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韩师朴元▯末自大名入相，其所引正人、端士遍满台馆，然不能去一曾布。而张天觉于政和初，欲以一身回蔡京党绍述之论，未几果罢，自西都留守徙南阳。道遇汝州香山，谒大悲，留题于寺中，其略云：大士慈悲度有情，亦要时节因缘并。也应笑我空经营，虽多手眼难支撑。读者莫不怜之。或曰：“东坡诗始学刘梦得，不识此论诚然乎哉？”予应之曰：“予建中靖国间在参寥座，见宗子士▯东以此问参寥，参寥曰：‘此陈无己之论也。东坡天才，无施不可。而少也实嗜梦得诗，故造词遣言、峻峙渊深，时有梦得波峭。然无己此论，施于黄州已前可也，东坡自元丰末还朝后，出入李杜，则梦得已有奔逸绝尘之叹矣。无己近来得渡岭越海篇章，行吟坐咏不绝舌吻，尝云：此老深入少陵堂奥，他人何可及。其心悦诚服如此，则岂复守昔日之论乎’。予闻参寥此说三十余年矣，不因吾子，无由发也。”熙宁元年冬，介甫初侍经筵。未尝讲说，上欲令介甫讲《礼记》，至曾子易箦事，介甫于仓卒间进说曰：“圣人以义制礼，其详见于床第之际。君子以仁循理，其勤见于将死之际。”上称善，安石遂言《礼记》多驳杂，不如讲《尚书》，帝王之制，人主所宜急闻也，于是罢《礼记》。神臂弓，盖熙宁初百姓李宏造，中贵张若水以献，其实弩也。以▯为身，檀为▯肖，铁为枪镫，铜为机，麻索系札丝为弦。上命于玉津园试之，射二百四十步有奇，入榆半竿。有司锯榆呈，上曰：“此利器也。”诏依样制造，至今用之。真宗至道三年，诏天下罢珍禽奇兽及瑞物之献。仁宗时，亦诏不得进诸瑞物。王琪字君玉，自幼已能为歌诗。为集贤校理日，仁宗宴太清楼，命馆阁赋《明皇山水石》。上称琪为善，诏中书第其优劣，琪独赐褒诏。琪，成都人，年七十二以礼部侍郎致仕，终于广陵。熙宁五年九月丁未，御史张商英言，近日典掌诰命，多不得其人，如陈绎、王益柔、许将皆今所谓词臣也，然绎之文如款段逐骥，箸力虽劳而不成步骤。益柔之文如野妪织机，虽能成幅而终非锦绣。将之文如稚子吹埙，终日暗呜而不合律吕。此三人，恐不足以发挥帝猷，号令四海，乞精择名臣，俾司诏命。熙宁六年，上以犯刑者众，欲别立法。韩子华乞复肉刑，吕宝臣公弼以为不可，且论其曲折，乃止。孙瑜字叔礼，宣公▯之子也。尝知蔡州，蔡有吴元济祠，瑜曰：“元济叛臣，何得庙食。”撤其像，以裴度易之，人莫不喜。以尚书工部侍郎致仕，年七十九，终于家。熙宁末，浙西荒歉，杭州境内产物如珠，可炊可饭，水产蔬如菌，可以为菹，民赖以充饥，盖前此不闻也。雒中旧有万花之会，岁率为之，民以为扰。李师中到官，罢之，众颇称焉。然善结中官，为韩、富二公所恶。新法初行，师中希司农意指，多取宽剩，令韩公与富民均出钱，亦为士论所鄙。师中字君锡，开封人也。天禧诏收瘗遗骸，并给左藏库钱，厥后无人举行。元丰二年三月，因陈向为提举常平官，诏命主其事。向又乞命僧守护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师号。元丰三年六月癸卯，录定州北平县主簿李竦子为郊社斋郎尉，王奎子为三班差使，竦因开濠溺死故也。元丰四年六月辛酉，诏自今紫衣师号止令尚书祠部给牒，牒用绫纸。被受师名者纳绫纸六百，至是罢。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束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也。艺祖养兵止二十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余年，盖本如此。刘航元丰初上疏，论漕汴利害，又言时政五事，并乞蠲除不以赦降去官原减之制，诚可以通天下改过自新之路。语尤切直，不报。航字仲通，大名人，举进士，颇为蔡君谟、韩魏公所知，终于太仆卿。中大夫直徽猷阁安咏字信可，宣和初守齐。安下车，访东坡雪堂，遗址虽存，堂木瓦已为兵马都监拆而为教场亭子矣。信可即呼都监责之，且命复新之。堂成，多燕饮其上。兹事士大夫喜称道之，信可亦喜作诗，在黄有诗云：万古战争余赤壁，一时形胜属黄冈。时争传诵，惜不见其全篇也。咸平二年秋，大阅。其日，殿前、侍卫马步军二十万自夜三鼓初分出诸门，迟明乃绝。诘旦，上按辔出东华门，从行臣寮并赐戎服。既回，御东华门阅诸军还营，奏乐于楼下。
译韩师朴在元▯末年从大名入朝任宰相，他所引荐的正人、端士遍布台阁馆舍，却不能罢免一个曾布。张天觉在政和初年，想凭一己之力改变蔡京党徒关于继承元▯政治的论说，不久果然被罢职，从西都留守调任南阳。他途中经过汝州香山，拜谒大悲菩萨，在寺中留下题诗，大意说：“大士以慈悲救度有情众生，也要有时节和因缘同时具备。也应当笑我徒然经营，虽然有许多手眼，却难以支撑。”读到的人没有不怜悯他的。有人说：“苏轼的诗最初是学习刘梦得的，不知道这种说法确实如此吗？”我回答说：“我在建中靖国年间，曾在参寥的座上见到宗子士▯东这样问参寥。参寥说：‘这是陈无己的说法。苏轼天赋极高，没有什么不能写。他年轻时确实特别喜爱梦得的诗，所以在造词遣句、峻拔深厚方面，时时有梦得那种奇峭的风格。然而无己的这一说法，用来评价黄州以前的苏轼还可以；苏轼自元丰末年回朝以后，出入于李白、杜甫的境界，刘梦得已经有“奔逸绝尘”的感叹了。无己近来得到苏轼渡岭越海后的篇章，行走时吟诵，坐下时咏读，嘴里没有停过，曾经说：‘这位老人已经深入杜少陵文章的奥堂深处，其他人哪里能赶得上。’他的心悦诚服到了这种程度，难道还会固守从前的说法吗？’我听到参寥这番话已经三十多年了，如果不是因为您，我没有机会说出来。” 熙宁元年冬天，介甫第一次在经筵侍讲。他还没有正式讲说，皇上想让介甫讲《礼记》。讲到曾子更换衣襟临死的故事时，介甫在仓促之间进言说：“圣人以义来制定礼制，其中的详细情形，在曾子临终卧床之际可以看见；君子以仁来遵循道理，他的勤勉，在将死之际可以看见。”皇上称赞说好。王安石于是说《礼记》中杂乱驳杂的内容很多，不如讲《尚书》；帝王的制度，是君主最应急于听闻的。于是停止讲《礼记》。神臂弓大概是熙宁初年百姓李宏制造的，由中贵张若水进献；它实际上是一种弩。以▯作为弩身，以檀木作为▯肖，以铁制作枪镫，以铜制作弩机，用麻绳系札丝作弦。皇上命令在玉津园试验，射程达到二百四十步有余，箭射入榆树半竿深。有司把锯下来的榆木呈上，皇上说：“这是锋利的武器。”于是下诏照样制造，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真宗至道三年，诏令天下停止进献珍禽、奇兽以及祥瑞之物。仁宗时，也下诏不得进献各种祥瑞之物。王琪字君玉，从小就能创作歌诗。他任集贤校理时，仁宗在太清楼宴饮，命馆阁官员作《明皇山水石》。皇上称赞王琪擅长写作，诏令中书省评定众人的优劣，唯独王琪得到褒奖诏书。王琪是成都人，七十二岁时以礼部侍郎身份退休，死于广陵。熙宁五年九月丁未日，御史张商英说：近来主管诰命文书的人，很多都不合适，例如陈绎、王益柔、许将，都是如今所说的词臣；然而陈绎的文章像劣马追赶骏马，虽然用力辛苦，却始终不能迈开步子。王益柔的文章像乡村老妇织布，虽然能织成布幅，却终究不是锦绣。许将的文章像小孩子吹埙，整天只是暗暗呜响，却不合音律。这三个人恐怕不足以发挥皇帝的谋略、号令天下，请求精心选择名臣，让他们主管诏命。熙宁六年，皇上认为触犯刑法的人很多，想另行制定法律。韩子华请求恢复肉刑，吕宝臣、吕公弼认为不可，并且说明其中的曲折情形，于是此事作罢。孙瑜字叔礼，是宣公▯的儿子。他曾任蔡州知州。蔡州有吴元济的祠庙，孙瑜说：“吴元济是叛臣，怎么能享受祭祀？”于是撤去吴元济的塑像，换上裴度的像，人们没有不高兴的。孙瑜以尚书工部侍郎身份退休，七十九岁时死于家中。熙宁末年，浙西发生荒歉。杭州境内有一种出产物，形状像珍珠，可以煮食，也可以当饭；还有一种水生蔬菜，像菌类，可以腌制成菹。百姓依靠这些东西充饥，这大概是此前从未听说过的事。洛阳旧有万花会，每年都举行，百姓认为这是扰民之举。李师中到任后，把它废除了，众人很称赞他。然而他善于结交宦官，因此被韩公、富公二人厌恶。新法刚开始实行时，李师中迎合司农寺的意旨，多征取所谓宽剩钱，命令韩公和富民平均出钱，也因此受到士大夫舆论的鄙视。李师中字君锡，是开封人。天禧年间曾下诏收集并埋葬遗骸，同时拨给左藏库的钱，后来却没有人实行。元丰二年三月，因为陈向担任提举常平官，诏令让他主管这件事。陈向又请求命令僧人守护坟葬；死亡人数达到三千人以上的，剃度僧人一名，三年后赐给紫衣，并授予紫衣师号。元丰三年六月癸卯日，录用定州北平县主簿李竦的儿子为郊社斋郎尉，录用王奎的儿子为三班差使；这是因为李竦曾因开凿濠沟而溺死。元丰四年六月辛酉日，诏令从今以后，紫衣师号只令尚书省祠部发给度牒，度牒使用绫纸。凡接受师号的人缴纳绫纸六百张，到这时停止。太祖平定天下后，把四方无赖、不得志而好惹事的人全部招集起来，刺字编入军队。让他们连营居住，以什伍编制相互约束，用军法管束他们。优厚地供养他们的首领，使他们自己珍惜身份；把生杀之权交给首领，把威势寄托在等级之间，使这些人不敢妄动。无赖而好惹事的人既然聚集成为士兵，又有办法加以控制，就不敢作非分之事；于是利用他们的力量来保卫和供养良民，使各人安居于田里。这样，太平的基业得以稳固，也没有叛乱的百姓。太祖养兵总共只二十万，京师十万，其余各道十万多，使京师的军队足以控制各道，就不会有外部的动乱；把各道的军队合起来足以抵挡京师，就不会有内部的变乱。内外相互制约，没有偏重一方的忧患。天下承平一百多年，大概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刘航在元丰初年上疏，论述漕运和汴河的利弊，又谈当时政事五件，并请求免除那种不因赦免而取消、官员离职后原本减免的制度，这确实可以打通天下人改过自新的道路。奏疏言辞尤其恳切直率，却没有得到答复。刘航字仲通，是大名人，考中进士，很受蔡君谟、韩魏公的知遇，最终官至太仆卿。中大夫、直徽猷阁安咏字信可，宣和初年任齐州知州。安咏到任后，访问苏轼的雪堂遗址；遗址虽然还在，但堂屋的木料和瓦片已经被兵马都监拆去，改建成教场的亭子了。信可立即叫来都监责问，并命令重新修复。雪堂建成后，他多次在那里宴饮。这件事士大夫都喜欢称道，信可也高兴地作诗。他在黄州时有诗说：“万古战争留下赤壁，一时形胜归于黄冈。”当时争相传诵，可惜看不到全篇。咸平二年秋天，举行大规模阅兵。这一天，殿前、侍卫马步军二十万人从夜里三更刚开始时分头出诸门，直到天亮才全部出完。第二天早晨，皇上按着马缰从东华门出行，随行的臣僚都获赐戎服。回来以后，皇上到东华门检阅各军返回营地，在门楼下奏乐。
蔡宽夫侍郎筑室金陵，凿为池沼，既去土寻丈之下，便得一灶甚大，相连如设数釜者，灶间有灰，又得朱漆匕箸数十，其旁皆甓▯，初不甚损，莫测其故何也。旧闻其子择言亲道之。后见诸郡兵火之后，瓦砾堆积，不能尽去，因葺以为基址者甚多。因悟蔡氏所见，盖金陵故都。自昔兵乱多矣，其瓦砾之积不知几何，则寻丈之下，安知非昔日之平地耶？《王建集》有《镜听词》，谓怀镜于通衢间，听往来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怀杓（怀杓今谓之打瓢）以听，亦犹是也。又有无所怀而直以耳听之者，谓之响卜，盖以有心听无心耳，然往往而验。曾叔夏尚书应举时，方待省榜，元夕与友生偕出听响卜。至御街，有士人徐步大言，诵苏东坡《谢表》曰：弹冠结绶，共欣千载之逢。曾闻之喜，遂疾行，其友生后至，则闻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岁，曾登科而友生果被黜。旧说欧阳文忠公虽作一二字小简，亦必属稿，其不轻易如此。然今集中所见，乃明白平易，反若未尝经意者而自然尔，雅非常人所及。东坡大抵相类，初不过为文采也，至黄鲁直始专集取古人才语以叙事，虽造次间必期于工，遂以名家。二十年前，士大夫翕然效之，至有不治他事而专为之者，亦各一时所尚而已。方古文未行时，虽小简亦多用四六，而世所传宋景文公《刀笔集》，虽平文而务为奇险，至或作三字韵语，近世盖未之见。予在馆中时，盛暑中传崧卿给事以冰馈同舍，其简云：蓬莱道山，群仙所游。清异人境，不风自凉。火云腾空，莫之能炎。饷以冰雪，是谓附益。读者莫解，或曰：此《灵棋经》耶。一坐大笑，而不知其渊源亦有自也。陆宣公《翰苑集》载，建中中宰相拜免，往往数人合为一制，盖唐故事也。国朝建隆初，除相犹循此体，近世虽侍从官亦不然，唯庶官并命，则或数人合为一制。又制词率用字数多寡为轻重，官愈尊则词愈多，且必过为称誉，反类启事。称美宰辅，必曰伊周。儒学议论之臣，必曰董、贾。将帅必曰方吕，牧守必曰龚、黄。至拜宰相麻词，姓名之下率以五字为句，循习如此，竟不知起于何人。程致道为中书舍人，尝论之。凡史官记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时政记》，则宰相朝夕议政，君臣之间奏对之语也。二曰：《起居注》，则左右史所纪言动也。三曰：《日历》，则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旧属史馆，元丰官制属秘书省，《国史》案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行状》，则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时政记》执政之所自录，于一时政事最为详备。左、右史虽二员，然轮日侍立，榻前之语既远不可闻，所赖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务省事，凡经上殿，止称别无所得圣语。则可得而记录者，百司关报而已。《日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状》，于士大夫行事为详，而人多以其出于门生、子弟也，类以为虚辞溢美，不足取信。虽然，其所泛称德行、功业，不以为信可也。所载事迹，以同时之人考之，自不可诬，亦何可废。予在馆中时，见重修《哲宗实录》，其旧书于一时名臣行事既多所略，而新书复因之。于时或急欲成书，不复广加搜访，有一传而仅载历官先后者，读之不能使人无恨。《新唐书》载事倍于旧，皆取小说，本朝小说尤少，士大夫纵有私所记，多不肯轻出之。予谓欲广异闻者，当听人聚录所闻见，如《段太尉逸事状》之类，上之史官，则庶几无所遗矣。欧阳公《归田录》初成，未出而序先传，神宗见之，遽命中使宣取。时公已致仕在颍川，以其间纪述有未欲广者，因尽删去之。又恶其太少，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帙。既缮写进入，而旧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进本，而元书盖未尝出之于世，至今其子孙犹谨守之。唐以身言书判设科，故一时之士无不习书，犹有晋宋余风。今间有唐人遗迹，虽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观。本朝此科废，书遂无用于世，非性自好之者不习。故工者益少，亦势使之然也。
译蔡宽夫侍郎在金陵修筑住宅，挖池塘时，挖去土一丈多深，便发现一座很大的灶，彼此相连，像是设置了好几口锅；灶中有灰，又发现几十把朱漆匕箸。灶的旁边全是甓▯，起初都没有怎么损坏，实在无法推测这是什么缘故。以前听说蔡宽夫的儿子择言亲口讲过这件事。后来我见到各郡遭受兵火以后，瓦砾堆积，无法全部清除，因而修筑房屋时用它们作为地基的很多。由此才明白蔡氏所见，大概是金陵旧都的遗迹。自古以来兵乱很多，那些瓦砾不知堆积了多少；那么在一丈多深的地下，怎么知道不是从前的平地呢？《王建集》中有《镜听词》，说的是把镜子带在通衢之间，听往来之人的话来占卜吉凶。近世有人带着杓子，所谓杓子如今称为打瓢，来听取言语，也和这相同。还有人什么也不带，只直接用耳朵听，称为响卜，大概是有意用心去听无意听到的话，但往往很灵验。曾叔夏尚书应试时，正等待省试榜单；元夕那天，他和朋友一起出门听响卜。到了御街，有个士人慢慢走着，大声背诵苏东坡的《谢表》说：“弹冠结绶，共欣千载之逢。”曾叔夏听见后很高兴，于是快步前行；他的朋友随后赶到，却听见那人说：“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这一年，曾叔夏考中，而他的朋友果然落榜。旧日的说法是，欧阳文忠公即使写一两字的小便笺，也一定先打草稿；他做事如此不轻率。然而如今从文集中看到的他的书信，却明白平易，反而像从未费心经营、自然写成的一样，高雅非同常人所能达到。苏轼大体也相似，起初不过是追求文采；到黄鲁直时，才专门搜集古人的奇异语句来叙事，即使在仓促之间也一定追求工巧，于是成为名家。二十年前，士大夫一齐仿效他，甚至有人不做其他事情，专门写这种文章，也不过是各自一时所崇尚的风气罢了。古文还没有流行时，即使小便笺也多用四六文；而世间流传的宋景文公《刀笔集》，虽然是散文，却专门追求奇险，有时甚至写成三字韵语，近世大概没有见过这种写法。我在馆阁任职时，盛暑中，传崧卿给事把冰送给同僚，他的便笺说：“蓬莱道山，是群仙游玩的地方。清幽胜过异境，不起风也自然凉爽。火云腾空，没有什么能使它炎热。送来冰雪，这叫作有所增益。”读的人都不明白，有人说：“这难道是《灵棋经》吗？”满座大笑，却不知道这种说法的渊源也确实有来历。陆宣公《翰苑集》记载，建中年间宰相被任命或免职，往往几个人合写成一份制书，这大概是唐代的旧例。国朝建隆初年，任命宰相还沿用这种格式；近世即使侍从官也不这样了，只有庶官同时受命时，有时还把几个人合写成一份制书。此外，制词通常用字数多少来区别轻重：官位越尊，制词就越长，而且一定过分称誉，反倒像启事。称赞宰辅，必定说是伊尹、周公；称儒学议论之臣，必定说是董仲舒、贾谊；称将帅，必定说是方叔、吕尚；称牧守，必定说是龚遂、黄霸。到了授任宰相的麻词，姓名下面通常以五字为一句，沿袭成习，竟不知道始于何人。程致道任中书舍人时，曾经评论过这件事。凡是史官记事，所依据的材料有四种。第一种是《时政记》，即宰相早晚议政时，君臣之间奏对的话。第二种是《起居注》，即左右史所记载的君主言语和行动。第三种是《日历》，即依据《时政记》和《起居注》润色编成的记录。过去隶属史馆，元丰官制改革后隶属秘书省，《国史》由著作郎负责主持。第四种是臣僚的《行状》，即其家属上报的材料。四种材料中，只有《时政记》由执政者亲自记录，对一时的政事最为详备。左右史虽然有两名，但轮流每天侍立；御榻前的话既然相隔很远，无法听清，他们所依靠的只是臣僚的申报，而臣僚又多半只求省事，凡是曾经上殿，便只说没有听到其他圣旨。这样能够记录的，也就只有百司关报的事情罢了。《日历》如果不是前两种材料中已有的内容，便不敢擅自增添。臣僚的《行状》对于士大夫的事迹记载得很详细，但人们多认为它出自门生、子弟之手，往往把它看成虚饰夸美的话，不足以取信。即便如此，其中泛泛称述的德行、功业，可以不把它当作可靠证据；至于所记载的具体事迹，用同时代的人来考察，自然不能说是诬妄，又怎么可以废弃呢？我在史馆任职时，看见重修《哲宗实录》。旧书对于当时名臣的事迹已经删略很多，新书又沿袭了旧书。有时急于完成书稿，不再广泛搜寻访求；有一篇传记只记载历任官职的先后，读来不能不令人遗憾。《新唐书》记载的事迹比旧史多一倍，都是采用了小说材料。本朝的小说尤其少，士大夫即使有私下记录的材料，也多不肯轻易拿出来。我认为，如果想要广泛搜集奇闻异事，应当允许人们把听到和看到的事情集中记录下来，例如《段太尉逸事状》一类，送交史官，那么或许可以少有遗漏。欧阳公的《归田录》刚写成时，书还没有刊行，序文却先流传出去。神宗看到后，立即命中使传旨索取。当时欧阳公已经在颍川退休，认为书中有些记述不想让它广泛流传，于是全部删掉。又嫌删后篇幅太少，便杂入一些戏谑笑谈和无关紧要的事情来充满篇帙。抄写完进呈以后，旧本也不敢保存。现在世上流传的都是进呈本，而原书大概从未在世间刊行，直到现在，他的子孙还谨慎地把它保守着。唐代把身、言、书、判设为科目，所以当时的士人没有不学习书法的，还保留着晋、宋时期的遗风。如今偶尔能见到唐人的遗迹，即使不是知名人物的书迹，也往往有值得观赏之处。本朝废除了这一科，书法于是对世人没有用处，除非天性喜爱它的人，否则便不学习。因此书法工巧的人越来越少，也是形势使然。
《欧阳文忠公外集》载与石公操推官二书，言尝见其二石刻之字险怪，讥其欲为异以自高，公操即守道也。今《徂徕集》中犹见其答书，大略皆谰辞自解，至谓书乃六艺之一，虽善于钟、王、虞、柳，不过一艺而已。吾之所学，乃尧舜、周孔之道，不必善书也。文忠复之曰：“《周礼》六艺有六书之学，其点画曲直，皆有其说。今以其直者为斜，方者为圆，而曰我荑行尧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设馔于案，加帽于首，正襟而坐然后食者，此世人常尔。若其纳足于帽，反衣而衣，坐于案上以饭，实酒卮而食，曰：我行尧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也。”此言诚中其病。守道字画，世不复见，既尝被之金石，必非率尔而为者。即其答书之词而观之，其强项不服，义设为高论以文过拒人之态，犹可想见。称推官者，盖在南京时也。计其齿，方甚少，不知后竟少悛否。然文忠公志其墓与读《徂徕集》二诗，盛道其所长，亦足以见公与人不求备也。近岁有一二少年，虽开言有可喜者，而不肯循蹈规矩，好奇尚怪，遇事辄发，其书字尤任意，本欲以为高而不知自陷于浮薄。文忠公之言，真此辈之药石也。《王文正遗事》称有言公幼时尝见天门开，中有公姓名二字。弟旭乘间问之，公曰：“要待死后墓志上写吾不知此言。”虽云拒之，亦可见实尝有是事矣。庞庄敏公帅延安日，因冬至奉祀家庙斋居，中夜，恍惚间天象成文云：庞某后十年作相，当以仁佐天下，凡十有三字。驻视久之方灭，公因自作诗纪其事云：冬至子时阳已生，道随阳长物将萌。星辰赐告铭心骨，愿以宽章辅至平。手缄之。是日斋诚密记其诗，后藏其曾孙益孺处。余尝亲见之，用小粉笺，字札极草草。按《实录》，自庆历元年初分陕西四路，公与韩忠献公、范文正公、王圣源三公俱为帅，至皇▯三年登庸，适十年。夫天道远矣，而告人谆谆若此，理固有不可尽信。若以王文正之事准之，可以无疑，矧庄敏公决非妄语者乎！旧制，二府、侍从有薄罪，多以本官归班，朝请而已，初无职掌。然班著请给，并只从见在官，初不以所尝经历为下也。熙宁中，苏子容丞相为知制诰，坐缴李定中丞御史词头罢职，以本官归班。凡岁余，虽大寒暑风雨，未尝一日移告。执政有怜之者，谕使请外官闲局。苏公曰：“方以罪谪，敢求自便乎。”一时士大夫以此益推重之。元丰以阶易官，此制遂革。凡侍从以上被谪夺职，非守郡则领祠，无复留京师者。政和刘器之既复旧官领祠，然才承议郎，所至与人叙位，必谨班著，不肯妄居人上。一日，谒乡人赵▯朝奉。坐未久，有张基大夫者继来，刘与之叙官，张虽辞让，既不获，又不知避去，因据上坐。刘归之明日偶微病，人有候之者，曰：“比谒赵德进，坐于堂中，适张基大夫继至，吾官小宜居下，遂坐德进傍，正当房门之冲，风吹吾项，遂得疾。”客至必以此告，是亦不能不介意之辞也。近岁尝任侍从者，虽被夺职，亦偃然以达官自居。凡遇庶僚，必居其上无所屈，则非复责降之本意矣。其亦未闻苏、刘二公之风哉！●卷十仇▯徽猷自言，顷年尝为东州一邑宰。晨起视事，方受牒诉，有鹳雀翔舞庭下，驱逐久之方去，明日复来。仇心异之，遗一吏迹所止而观其为何。既出城数里，所见一大树，鹳雀往止其上。视其颠，则有巢焉，数子啁啾其中。其下方有数人，持锯斧绳索将伐之者，吏遽止之，且引其人与俱见仇。问伐树何为，曰：“为薪耳。”又问鬻之得几何？曰：“可得五千。”仇即以己钱五千与之，且告之曰：“是鹳连日来意，若求救于我者，异类而有知如此，尔不可伐。不然，且及祸。”其人遂去，因不敢伐。凡以节度使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并谓之使相。唐制皆签敕，五代以来不预政事，敕尾存其衔而不签，但注使字。汉初有假左丞相，曹参之徒悉尝为之，皆以将军有功，无以复赏，故假以宰相之命而不得居其位，是亦唐以来使相之比也。汉殇帝延平元年，以邓骘为将军仪同三司，开府之名起于此，盖亦姑使其仪秩得视三公而已，是亦假丞相之类也。然晋以来，左右光禄大夫开府者为文官，骠骑、车骑、卫将军与四征、四镇及诸大将军开府者为武官。宋齐以后，循之不改。唐初，以为文散阶，虽三公、三师，亦必冠以此号。李涪著《刊误》，尝非之矣。本朝因唐，无所革。元丰官制既罢，正合创名之意，而文臣寄禄官亦存之，然无生为之者，惟以为赠官。予谓开府仪同三司，本无文武之别，今若文臣贴职至观文殿大学士、寄禄至光禄大夫以上，欲优其礼秩者，亦可加以开府，而许缀宰相班，则合古之遗制矣。
译《欧阳文忠公外集》记载了他写给石公操推官的两封信，说曾经看过石公操的两方石刻，字形险峻怪异，讥讽他想故意求异来抬高自己。公操就是守道。如今在《徂徕集》中还可以看到他的答信，大意都是用谰言为自己辩解，甚至说书法是六艺之一，即使比钟繇、王羲之、虞世南、柳公权写得好，也不过是一种技艺罢了；我所学习的是尧、舜、周公、孔子的道，不一定要擅长书法。文忠公又答复说：“《周礼》的六艺中有六书之学，字的点画曲直，都各有其道理。如今把直的写成斜的，把方的写成圆的，却说我是在实行尧舜、周公、孔子的道，这实在是不可以的。譬如把饭菜摆在桌案上，把帽子戴在头上，整理好衣襟坐下然后吃饭，这是世人通常的做法。假如把脚伸进帽子里，把衣服反过来穿，坐到桌案上吃饭，却说：‘我是在实行尧舜、周公、孔子的道。’可以吗？不可以。”这话确实切中了他的毛病。守道的字迹，世上已经不能再见；既然曾经刻在金石上，就一定不是草率写成的。单从他的答信措辞来看，他那种倔强不服、故意提出高论来掩饰过错并拒绝别人的态度，也还可以想见。称他为推官，大概是因为他当时在南京。按他的年龄计算，当时还很年轻，不知道后来是否终于稍有悔改。然而文忠公为他撰写墓志，并作《读〈徂徕集〉二诗》，极力称道他的长处，也足以看出文忠公对待别人并不要求十全十美。近年有一两个少年人，虽然开口说话时有些可喜之处，却不肯遵循规矩，喜好新奇怪异，遇到事情就任意发挥；他们写字尤其随意，本来想以此自认为高明，却不知道反而陷入轻浮浅薄。文忠公的话，真是这些人的良药和砭石。《王文正遗事》说，王公年幼时曾看见天门打开，里面有“公”的姓名两个字。他的弟弟旭趁机问他，王公说：“要等我死后，墓志上写着这件事，我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虽然这是推拒之词，却也可以看出确实曾有过这样的事情。庞庄敏公任延安帅时，因冬至在家庙奉祀而斋戒居住。半夜，恍惚之间看见天象形成文字，说：“庞某十年以后将任宰相，应当以仁德辅佐天下”，共十三个字。他停下来久久观看，文字才消失。于是公自己作诗记载此事：“冬至子时阳已生，道随阳长物将萌。星辰赐告铭心骨，愿以宽章辅至平。”并亲手封缄。当日斋戒虔诚地秘密记下这首诗，后来收藏在他的曾孙益孺那里。我曾亲眼见过，使用的是小粉笺，字迹写得非常潦草。考察《实录》，自庆历元年开始分设陕西四路，庞公与韩忠献公、范文正公、王圣源三人都任帅，到皇祐三年被任用为宰相，恰好十年。天道本来就深远难测，却这样谆谆告知人，按道理确实有不能完全相信的地方。若以王文正的事来验证，似乎又可以没有疑问，何况庄敏公决不是说妄语的人呢！旧制度规定，二府和侍从官犯了轻罪，多数只以原官身份退归班列，入朝请见而已，起初并没有具体职掌。不过，他们的班次、名次和俸给，都只按照现任官职办理，并不因为曾经任职的资历而把他们排在下面。熙宁年间，苏子容丞相任知制诰时，因为封还李定中丞的御史词头而获罪罢职，以原官身份退归班列。一年多时间里，即使遇到严寒酷暑和风雨，也没有一天请假。执政中有人怜悯他，劝他请求出任外官的闲散职务。苏公说：“我正因为获罪而被贬谪，怎么敢请求给自己谋求便利呢？”当时士大夫因此更加推重他。元丰年间以阶易官，这项制度便革除了。凡侍从官以上被贬谪夺职的人，不是出任郡守，就是主管祠禄，再也没有留在京师的。政和年间，刘器之恢复旧官并主管祠禄，但当时只任承议郎；每到一处与人叙论官位，都一定谨慎遵守班次名次，不肯随意排在别人上面。一天，他去拜访同乡赵▯朝奉。坐了不久，有个叫张基的大夫随后来到，刘器之按照官职与他叙论班次。张基虽然推辞谦让，但既然没有推辞成功，又不知道避开离去，于是坐在上座。刘器之回去的第二天恰好有点小病，有人来探望他，他说：“前些日子拜访赵德进，坐在堂中，恰好张基大夫随后到来。我的官位小，应该坐在下首，于是便坐在德进旁边，正对着房门，风吹到我的脖子，因此得了病。” 客人来时，他一定把这件事告诉对方，这也是一句不能不放在心上的话。近年曾任侍从官的人，即使被夺职，也仍然傲然以达官自居。凡是遇到庶僚，必定坐在他们上首，毫不屈居下位，这就不再符合责降的本意了。他们难道也没有听说过苏、刘二公的风范吗？●卷十 仇▯徽猷自称，前些年曾任东州某县的县令。早晨起床处理政务，刚在接受文书诉讼时，有一只鹳雀在庭院下面飞舞，驱赶了很久才离开，第二天又来了。仇徽猷心里觉得奇怪，派一名小吏跟踪它停留的地方，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出了城几里路，只见一棵大树，鹳雀飞去停在树上。抬头看树顶，原来有一个巢，里面有几只小鹳在啁啾。树下正有几个人拿着锯、斧和绳索，准备砍树，小吏立即制止他们，并带着这些人一起去见仇徽猷。仇徽猷问他们为什么砍树，他们说：“为了当柴烧。”又问卖掉能得到多少钱，他们说：“可以得到五千。”仇徽猷便拿出自己的钱五千给他们，并告诉他们：“这只鹳雀连续几天来，意思就像是在向我求救；异类尚且如此有知觉，你们不能砍这棵树，否则将要遭祸。”那几个人于是离去，因而不敢再砍树。凡是以节度使兼任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的，都称为使相。唐代制度规定，这些人都要在敕书上签名；五代以来，他们不参与政事，敕书末尾保留其官衔，却不再签名，只注明“使”字。汉初曾有假左丞相，曹参一类的人都曾任此职，都是因为以将军身份立了功，却没有其他赏赐可加，所以暂且授予宰相的名义，但不得占有宰相的职位，这也相当于唐代以来的使相。汉殇帝延平元年，以邓骘为将军、仪同三司，开府之名便从这里开始，大概也只是暂且使他的仪仗和秩禄可以比照三公罢了，这也属于假丞相一类。然而晋代以来，开府的左右光禄大夫属于文官，开府的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以及四征、四镇和各类大将军属于武官。宋、齐以后，沿袭这一制度而没有改变。唐初把它作为文散阶，即使三公、三师，也一定要在官号前加上这个称号。李涪撰写《刊误》时，曾经批评过这种做法。本朝因袭唐制，没有改革。元丰官制改革后，既然废除了原有制度，正符合创设这一名称的本意；但文臣的寄禄官仍然保留它，只是没有活着的人担任，只有作为赠官。我认为，“开府仪同三司”本来没有文武之别。如今如果文臣的贴职达到观文殿大学士、寄禄官达到光禄大夫以上，想提高其礼秩，也可以加授开府，并允许列入宰相班次，这样就符合古代遗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