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东华门正北面有一座向东开的门，西面与内东门正相对，俗称▯乌门，但没有匾额。张平子的《东京赋》所说的“▯乌门曲榭”，指的就是它。薛综注释说：“讠移，是弯曲斜行，依着城池作为道路。”《集韵》说：“讠移字有时写作{▯移}”，认为这是宫室彼此相连的称呼。如今沿着东华门的墙向北转，东面就是北门，也可以说是斜着依墙而行。凡是宫禁中的名称，世代相承，必定都有来由。启圣禅院是太宗降生的地方，太平兴国年间已经建成寺院，用来奉祀太宗的神御。太祖降生在西京山子营，后来很久都找不到具体位置。真宗在位时，曾派人寻找。有人认为骁胜营旁边马厩的空地上有两个隐约隆起的土冈，就是那个地方。于是又在那块地方修建应天禅院，用来奉祀太祖。天圣年间，明肃太后想把真宗的神御也安置在那里，但又难以把太宗排除在外，于是利用殿后的斋宫，同时设置两座殿，称为三圣殿。庆历年间，才把太祖殿命名为兴先，太宗殿命名为帝华，真宗殿命名为昭考。《考异》：昭考应当作昭孝。琼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园，称为四园。琼林苑是在乾德年间设置的。太平兴国年间，又在苑北开凿金明池，引金水河的水注入其中，用来教神卫、虎翼水军操习舟船，因而成为水上游乐场所。宜春苑本来是秦悼王的园林，后来把皇城中的宜春旧苑改作富国仓，于是迁到这里。玉津园则是五代时的旧园。如今只有琼林苑、金明池最为兴盛。每年二月开放，命令士人和百姓任意观看，称为“开池”；到了上巳日，皇帝车驾临幸完毕，就关闭。每年赐给二府从官的宴会，以及进士闻喜宴，都在这里举行。金明池已经不再演习水战，但各军仍然表演鬼神戏，称为“旱教”。玉津园有一半用来种麦，每年仲夏，皇帝驾临观看收割麦子；仁宗以后，也不再举行这种活动了，只把契丹来使赐射作为旧例。宜春苑，民间只称为庶人园，因为秦王的缘故，已经荒废，几乎不再修治。祖宗不崇尚观赏园林池苑，这在前代是没有过的。太祖曾问赵中令：“为什么礼制规定男子跪拜，而妇人不跪？”赵中令不能回答。太祖询问遍了礼官，也都没有人知道。王贻孙是祁公王溥的儿子，他说古诗中有“长跪问故夫”一句，可见妇人也跪。武则天时期，妇人才开始只拜而不跪，于是又以大和年间张建章《渤海国记》中的记载作为证明。赵中令大为赞赏。天圣初年，明肃太后临朝垂帘听政，想穿衮冕亲自到南郊祭祀，大臣们争论不休，却不能解决。薛简肃公问：“如果穿衮冕，陛下应当按男子的礼节拜，还是按妇人的礼节拜？”于是争议搁置下来。礼制中的九拜，即使男子也不一定跪下，王贻孙的话大概很浅陋。薛简肃公也只是恰好因为他的言语偶然击中了问题，使当时有人把王贻孙所陈述的意见秘密上奏，也同样来不及改变结果了。然而天下人直到今天仍然佩服薛简肃公抗争的言论。给母后加谥号始于东汉。本朝给皇后的谥号，起初只用两个字；明道年间，因为章献明肃太后曾经临朝听政，特意增加为四个字。到元丰年间，庆寿太皇太后升天，章子厚为她拟定谥议并向朝廷请示，诏书说太后的功德盛大，四个字还担心不能完全表达，于是开始仍按旧例，最终谥为慈圣光献。从此以后，宣仁圣烈和钦圣宪肃也都用四个字。《考异》： “始仍故事”应当作“姑仍故事”。诏书说：“如今用四个字作为谥号，很担心不足以描述其万分之一，姑且沿用旧例而已，应当用四个字确定谥号。” 熙宁末年发生旱灾，诏令商议改年号。执政大臣起初拟定为“大成”，神宗说：“不行！‘成’字从文字形体看，像一个人背着戈。”接着又拟定为“丰亨”，神宗又说：“不行！‘亨’字中有‘子’而不成，只有‘丰’字可以采用。”于是改年号为元丰。范鲁公范质、王祁公王溥都是周朝的旧相。太祖接受禅让时，范质四十四岁，王溥四十二岁，两人任相都已有二年。范质罢相八年后去世，王溥在罢相二十年后去世。两人在禅让改代之际举止安详，使疑问没有发生；虽然二人各有贤德，然而太祖能够保全大臣，也是前代从未有过的。范质性情本来急躁，喜欢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但以清廉正直自守，从未经营谋生之事，四方送来的馈赠全都不接受。太宗曾评论前代宰相，称赞范质遵循规矩、慎重对待名位器物、坚持廉洁节操。王溥宽厚，喜欢荐举和引导后进。罢相时，他的父亲还健在，他仍然经常遵守对子弟应有的礼节而不废弃。贻永娶太宗的女儿为妻，就是王溥的儿子。张伯玉在皇祐年间任侍御史，当时陈恭公执掌国政。张伯玉首先指出天下还没有治理好，是因为没有得到真正的宰相，因此得罪了陈恭公。仁宗当时很厚待陈恭公，不得已让张伯玉出任太平州知州，但又舍不得他离去，便秘密派小黄门传达圣旨慰劳他，说：“听说你贫穷，不必担忧，朕会替你置办行装。”第二天，中旨命三司赐钱五万，陈恭公仍坚持认为没有先例。皇帝说：“我已经答应他了。”最终还是赐给了他。祖宗爱惜财物到了这种程度，也可以看出他们用来奖励言官的用意。明肃太后最初接受徽号时，想驾临天安殿，就是今天的大庆殿。王沂公对此争论，于是改为驾临文德殿。元祐初年，宣仁太后接受册封，有司援引文德殿的旧例提出请求，宣仁太后不答应，命学士院下诏。苏子瞻起草诏书时，很是斥责天圣年间的制度，仍然认为驾临文德殿是不对的。诏本送上后，宣仁太后批示说：“这样写就会彰显先姑的过失，可以另换一种说法，只说我的德行浅薄，不敢与前人相比。”听到这件事的人没有不敬畏佩服的。这一年，册礼只在崇政殿举行。《考异》：按照苏子瞻起草的诏书说：“何况我德行浅薄，常常仰慕谦虚，哪里敢亲自驾临朝廷正殿？把自己同先后的太后一样置于无过之地，正是深切爱护君主。”内批认为“常慕”二字以下二十六个字，意思稍微涉及肯定现在、议论过去有过失，不免产生关于昔日错误的议论。可以叙述太皇太后的盛大德行，实际上比不上章献太后，不敢一定依照章献太后驾临文德殿的旧例，应当由三省修改这一意思后进呈。韩魏公任英宗山陵使。当时，两宫之间常常被近侍中的奸人离间。有一天将近夜晚，忽然有中使拿着帘帷和御封到来，韩魏公拿着它很久没有打开，忽然亲自起身走到烛火前把它烧掉。使者惊慌恳求说：“如果有事情，应当另外上奏，怎么可以擅自烧毁御笔？”韩公说：“这是我的事情，不是使者的罪过。你回去只要把这件事上奏说明。”最终还是把它烧掉了。过了一会儿，外面传来消息说有中使再次到来，韩公急忙出去迎接并询问缘故。中使说：“奉旨追回前一个使者，取回御封。”韩公说：“没有打开，已经烧掉了。”两名使者回去报告后，慈圣太后叹息说：“韩琦终究看事情看得深远，做事果断。” 《考异》：英宗应当作仁宗。

译大辽国信书的格式是：开头写月日，称“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辽国徽号皇帝阙下”；接着写使者和副使的完整官衔，称“今差某官充某事国信使副”，说“有少礼物，具诸别幅，奉书陈贺不宣，谨白”，其文字通常不超过八句。回书的开头格式相同，后面写来使的官衔，称“今某官等回，专奉书陈谢不宜，谨白”，不写副使的官衔，文字也不超过八句。元祐年间，宣仁太后临朝听政，另派太后使者和副使，以皇帝的书信传达意思，格式都与前面相同，只说“今差某官充太皇太后某使”而已。贺书也是这样。元祐年间垂帘听政时，吕司空吕晦叔执掌国政。元旦，他想按照天圣年间的旧例，率领群臣请太后与皇帝一同驾临殿堂，举行庆会和称贺之礼。宣仁太后谦逊退让，不肯这样做，只命令等皇帝驾临殿堂、礼仪完毕后，百官在内东门拜表而已。苏子容起草诏书，写道：“想到我德行浅薄，哪里敢同先后的太后相比？按照典章制度，也应当大体合乎旧有的规矩。”这一年进献《春帖子》，其中一篇写道：“上寿春朝近外廷，诏恩不许会公卿。即时二吏书谦德，只使群官进姓名。” 本朝的典礼，起初沿用唐代《开元礼》，旧书共一百五十卷。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命刘温叟、卢多逊、扈蒙三人补辑散失遗漏的内容，贯通采用当时的事情，编成《开宝通礼》二百卷；又编《义纂》一百卷，用来阐明其中的宗旨，并且依照《开元礼》设置科目选取士人。嘉祐初年，欧阳文忠公掌管太常礼院，又请求继续编纂，命姚辟、苏洵负责此事，编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议论者认为它过于简略。元丰年间，苏子容又提出建议，把《开宝通礼》和近年来详定的礼文按有司、仪注、沿革分为三门，编成《元丰新礼》，但没有来得及施行。直到大观年间才开始修订，郑达夫主持此事。然而当时没有通晓旧礼的人，书成后抵牾之处很多，后来也被废弃。士大夫的家庙，自唐代以来就不再讲求。庆历元年郊祀大赦时，允许文武官员都建立家庙；然而朝廷从未讨论并把它制定为制度，没有可以遵循的规范，所以时间一久终究不能实行。皇祐二年，朝廷第一次祭祀明堂，宋莒公任宰相，于是才开始请求下令礼官制定议案。礼官于是请平章事以上建立四庙，东宫少保以上建立三庙，但其中的详细规定都没有完全记载。文潞公任平章事时，首先请求在洛阳建立家庙，始终找不到考据依据，不敢轻率营建。至和初年，他任长安知府，因而得到唐代杜佑的旧庙，仍然保留当时的旧制度：一座正堂分为四室，旁边设两翼。嘉祐初年，于是仿照它建造。两廊之前又增设门，因为东廊收藏祭器，西廊收藏家谱文书。礻方设在中门右侧，检查牲畜、陈设祭品、洗涤等事务设在中门左侧。另设外门，在中门外东南方设置厨房。堂中分为四室，采用晋代苟安昌公的旧例，制作神板而不设置神主。唐代周元阳《祀录》把元日、寒食、秋分、冬至和夏至作为四时祭祀的节日。每次祭祀前一天都要斋戒；在洛阳就在那里举行祭祀，若人在其他地方，就随身奉带神板，仿照古代诸侯携带神主迁徙的意思。我在元丰年间才退休回到洛阳。在此以前，我在洛阳居住的时间不多，家庙难免仍然只是空设；由此可知，古今制度不同，终究不可能全部实行。父亲去世后称为“皇考”，在《礼》中本来找不到这种说法。《王制》说：“天子有五庙，称为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那么，“皇考”就是曾祖的称呼。自从屈原《离骚》中说“我的皇考名叫伯庸”，便把“皇考”当作父亲称呼。所以晋代司马机撰写《燕王告祔庙文》时，称“谨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后世于是沿袭下来，没有改动。汉代讨论宣帝父亲的称号时，蔡义最初请求谥为“悼”，称“悼太子”；魏相认为应当称尊号为“皇考”。可见“皇考”是尊号的称呼，不是后世可以普遍使用的称谓。但这种沿袭已经很久，即使儒者也不能标新立异。《考异》说：《曲礼》记载祭祀父亲称为“皇考”。这里说父亲去世后称“皇考”，在《礼》中本来找不到这种说法，这是不对的。治平年间，朝廷讨论濮安懿王的称号，学士卫禹玉、中丞吕献可、谏官范景仁、司马君实等人都认为应当称“皇伯”，这当然明显不合适。欧阳永叔任参知政事时，尤其极力攻击这种主张。五代史记载追尊皇伯宗儒为宋州刺史，正是为了充分说明这个道理。然而如果改称“考”，又难免有两个统绪、两个父亲的嫌疑，所以议论纷纷，长期不能决定。慈圣光献太后从宫中发出手诏，命令称“亲”。当时的言官也极力争论，最终才停止，因为以诸侯身份入继帝位，古代从来没有过这种事；自汉宣帝以来才开始见到。魏相认为应当称“皇考”，这本来就是违背《礼》之礼的做法；哀帝称定陶王为恭皇，安帝称清河王为孝德皇，就更加过分了。《礼》中以“王”“皇”“显”等字冠在“考”之前，仍然属于尊称；如果直接取谥号再加上“皇”字，那就是帝号，既不能辨明父子关系，又让儿子给父亲加爵，这正是礼制所禁止的。曾子固曾写文章讨论此事，认为“父亲去世后的通称”施用于为人后这层意义上是没有错误的，这大概是附和欧阳永叔的意见。当时众议不能决定，所以仍沿用旧称，只称濮安懿王，大概是因为这件事很难处理。《考异》说：当时吕献可任御史知杂，范景仁任翰林学士；这里称吕献可为中丞、范景仁为谏官，是不对的。曾子固认为“皇考”是同一个名称，却有三种解释：像《礼》中所说的“皇考”，指曾祖；汉宣帝把父亲的尊号称为“皇考”，是给“考”加上“皇”的尊号；像屈原称“皇考曰伯庸”这一类，则是父亲去世后的通称。他还说其中有可行的，也有不可行的，分析得非常详细，并认为以悼园称皇、建立庙宇是不对的。现在这段文字在两种说法中，只专门提出“父亲去世后的通称”这一句，认为这是附和欧阳永叔的意见，也并不全面。如果说“皇”是帝号，那么或称“皇考”，或取谥号加上“皇”字；如果认为这样不可行，那么两种做法都是一样不可行的，怎么能执着于其中一种，就说它违背礼制呢？既然认为濮议中称“皇伯”明显不对，又认为称“考”有两个统绪、两个父亲的嫌疑，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称呼呢？欧阳公曾经说过，确实有两个父亲的问题，但并不是两个统绪。那么，两个统绪或许可以说有嫌疑，把它说成两个父亲也有嫌疑，就不对了。

译皇祐、治平年间，天下每年收入的财赋都在一亿万以上，每年支出也在一亿万以上，收支大致相等。景德年间官员有一万多人，到了皇祐、治平年间增加到两万多人；景德年间郊祀费用为六百万，皇祐、治平年间增加到一千万以上，这两项都达到景德年间的两倍。元丰年间，曾子固曾请求推究这些支出增加的来源，全部加以裁减，使每年收入达到皇祐、治平年间的水平，而官吏俸禄、奉养以及郊祀费用都按景德年间的标准，这样仅这两项节省下来的费用就已经减去一半。按照这一类推算，每年收入以一亿万为标准，每年只节省三分之一，那么三十年就应当有九亿万，便可以作为十五年的储备。这项建议被搁置，没有实行。这虽然只是讨论大概情形，未必完全如此，但总的来说，谈节省费用似乎应当大致仿照这个办法，才能取得实际效果，比起逐项罗列眼前琐碎事项，徒然造成裁减的名声，最终却不能实行，要好得多。仁宗庆历初年，曾下诏让儒臣考察唐代旧事，每天进呈五条，并多次告诉近臣，认为这样对政务有帮助，后来却长期废止了。元祐年间，苏子容任承旨，在经筵又请求依照旧例办理。史官和学士采集新、旧《唐书》中各位皇帝所实行的事情，以及群臣进献的意见，每天进呈几件，于是下诏在讲读时采用这一做法。官员遇到不讲读的日子，各自进呈汉、唐旧事两件；苏子容仍在每件事情后面略加评论，说明得失的大意，当时便把它定为惯例。关于濮王称号的争议，朝廷大臣既然都想只称“皇伯”，欧阳文忠却极力斥责，认为不对，于是引用《仪礼》和《五服敕》所说的“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这样看来，虽然出继为后，但对自己的生身父母仍然称父母，所以汉宣帝、光武帝都尊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当时没有人能够反驳他。只有司马君实在谏院独自上疏说：“为人后者还称父母，这是因为服制而这样书写；如果不称父母，就没有称呼可用，并不是说他可以称生身父母为父母。这大概是政府想要欺骗天下人，以为人人都不懂文章义理。假如宣帝承继昭帝之后，是以孙继祖，就没有嫌疑，所以可以尊称他的父亲为皇考，却不敢尊称他的祖父为皇祖。光武帝出身平民，虽然名义上是中兴，实际上与开创帝业相同，即使自己建立七庙也不算过分，何况只称其父为皇考。如今皇上是仁宗的儿子，却称濮王为皇考，那么把仁宗置于什么地位呢？”欧阳文忠得到这番话后，也没有办法驳倒他。说称“皇伯”不对，司马君实虽然竭力辩论，但没有依据，最终也不能驳倒欧阳文忠。《考异》说：考察两制等人的议论，他们说礼法中所谓为父母服丧，按情势当然不可能这样做，应当说是为叔伯服丧。赵大观又引用“去妇出母”作为证据，那么当时参与论辩反驳的并不只有温公；这里说没有人能够反驳，只有司马君实如此说，是不对的。既然说欧阳文忠得到这番话后也无法驳倒，又说司马君实最终不能驳倒欧阳文忠，那么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正确？何况两位先生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始终没有稍稍退让过呢？按照旧例，宰相的食邑满一万户，才开始封为开国爵。贾文元罢去宰相职务后，任北京知府，食邑还未满一万户，因为出兵辅佐平定贝州有功，特意封为安国公。后来他以武胜军节度使入朝任祥源观使，留在京师，请求归还节度使职务。仁宗特意设置观文殿大学士一职来宠遇他。观文殿大学士这一官职，从贾文元开始设置。苏子容挽辞所说“在大邦开国时奖赏元勋，在秘殿升任班次以宠幸旧臣”，说的就是这件事。按照旧例，台官都由御史中丞、知杂和翰林学士互相推荐；资历必须是中行员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并且曾经任过通判。没有任过通判的人，除非有特别诏旨，否则不能被推荐，仍然称为里行；这沿袭的是唐代马周的旧例。议论此事的人颇为不满，认为限制太严，很难符合条件。熙宁初年，司马君实任中司时，已经请求稍微改变旧制度；等到吕晦叔接任中司，便推荐张戬、王子韶二人，他们都是京官。不久，王荆公突然任用李资深，以秀州军事判官的身份特授太子中允，权任监察御史里行。诏命下达后，宋次道负责起草制书，封还词头；后来又命李才元、苏子容起草，两人也都不奉诏，认为刚刚授予中允便任命，仍然等于是从选人直接授官。三人都被贬谪，最终还是任用了李资深。近年以来有些差遣，按规定应当由京官担任，却特意改官后任命，这种做法从李资深开始。本朝经筵讲读官过去都坐着，乾兴以后才开始站立。大概仁宗当时年纪还小，坐着讲读彼此听不清楚，所以起身站立是为了靠近一些，后来便成为旧例。熙宁初年，吕申公、王荆公任翰林学士，吴冲卿任知谏院，都兼任侍讲，开始建议说：《六经》讲的是先王之道，讲读者应当获赐座位，于是请求恢复旧例。诏令下太常礼院详细审定。当时韩持国、刁景纯、胡宇夫任判院，支持吕申公等人的说法。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以及礼官王汾、刘伊、韩忠彦认为，讲读官称“侍”，是因为侍奉天子，并不是按照老师的身份侍奉。而且讲读官属于同一等级，侍读的班次还在侍讲之上；现在却让侍讲坐着、侍读站着，不应当分成两种待遇，于是吕申公等人的建议被搁置。如今讲读官刚入殿时，都坐着接受赐茶；到了讲读时，官员起身到案前站立，讲读完毕又回座，接受赐汤后退下。侍读也是这样，大概沿用的就是乾兴年间的制度。邢▯由翰林侍讲学士外调为工部尚书、知曹州，仍保留原来的职务。翰林侍讲学士外调任职，从邢▯开始。张文节公知白请求罢去参知政事，以刑部侍郎身份充任翰林侍读学士，任知天雄军。翰林侍读学士外调任职，从知白开始。邢▯的班次在翰林学士之上，这是依据他的官职而定的。●卷二 《周官》所说“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三公并不是普通臣子。王是天子，公是五等诸侯；从三公以下都是卿大夫。古代由六卿兼任三公，通常统称为“卿”。唐代制度规定，宰相在正衙面对皇帝时，都站着而不奏事；到了开延英殿奏事时才可以坐下，并不是为了尊崇他们，而是因为讨论政事很难长时间站立。本朝范鲁公任宰相时，正值禅代之际，务求谦逊畏慎，才开始请求宰相都站立。因此现在经筵官最初都可以坐着，并不是因为把他们当作老师而尊敬，也是因为讲读很难长时间站立。太祖开宝年间，召王昭素到便殿讲读；太宗端拱年间临幸国子监，召学官李觉讲读，都赐予座位。这是当时特意给予的恩典，不是讲官的一般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