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译庆历年间，刘原父在廷试中被考定为第一名。正好王伯庸以翰林学士任编排官，原父是他的内兄，于是王伯庸因避嫌自行陈述。有人说：名次高低已经由考试官决定，编排官只是接受既定结果，排定甲乙，并不参与取舍；但王伯庸仍然极力辞让。仁宗不得已把刘原父定为第二名，而以贾直孺为第一名。旧制规定，执政大臣的子弟大多因避嫌不敢参加进士考试。有的人已经通过省试，却不敢参加殿试，大概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糊名的办法。后来法制已经完备，有司不得存有私心，所以考生也不再自己疑虑。然而至和年间，沈文通以太庙斋郎身份在廷试中被考定为第一名，大臣们仍疑惑有官职的人不应参加考试，于是也把他降为第二名，以冯当世为第一名。富公以茂材异等科登第，后来被召试馆职，却以不熟习诗赋为由请求免试。仁宗特意命令改试策论，后来便成为旧例。制科不考诗赋，从富公开始。到了苏子瞻，又取消策，只考三篇论。熙宁初年，废除制举，这件事也全部停止。李文定公在科场中有很大的声望，景德二年参加省试，主考官都想录取他，把他列入高等。后来却发现他不在录取名单中。主考官以为是自己考察失误，便取出他的试卷重新查看，原来是因为赋押错韵而被黜落，于是上奏请求特意录取他。王魏公当时任宰相，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廷试之后，李文定公便名列第一。《考异》：这个说法依据范蜀公《东斋记事》。然而景德二年，宰相是毕文简、寇莱公，王魏公任参政；这里说当时王魏公任宰相，是不对的。端拱初年，宋白主持科举考试，录取二十八人。舆论一片喧哗，认为遗漏了许多人才。于是诏令让落选的人在崇政殿重新考试，结果又录取九十九人。叶齐仍然击登闻鼓自行申诉。朝廷不得已，又为他举行复试，但很厌恶叶齐的讼诉；考官出的赋题特意采用“一叶落而天下秋”，最终放榜录取三十一人，而叶齐仍然名列第一。本朝选取士人，仍沿用唐代的旧例，由礼部放榜。柳开年轻时学习古文，有很大名声，却不擅长写词赋，多次应试都没有中第。开宝六年，李文正昉主持科举考试，柳开被黜落而列在下等。徐士廉击鼓自行申诉，诏令卢多逊立即在讲武殿复试，于是重新录取宋准以下二十六人，从此便成为旧例。重新考试从此开始。但当时柳开又没有参加，卢多逊替他说，柳开是英雄之士，只是不擅长篆刻，所以考校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太祖立即召见他询问，对他非常满意，于是特意赐予他进士及第。唐代礼部考试考诗赋，题目并不都是有出处的，有的由主考官根据自己的意思拟定，所以考生都可以进场询问题意，称为“上请”。本朝增加殿试后，天子亲临殿堂，进士仍沿用礼部的旧例。景祐年间，皇帝渐渐厌烦这种繁琐而轻慢的做法，诏令御药院准备试题，注明经书史籍的出处，刻印后发给考生，于是废除了“上请”的制度。元丰五年，黄冕仲榜唱名时，有一个人叫暨陶，主考官起初把“暨”按“洎”的读音呼叫，连续呼叫三次都没有回应。苏子容当时任试官，神宗看着苏子容，苏子容说：“应当按入声呼叫。”果然有人出来应答。皇帝说：“你怎么知道应当读入声？”苏子容说：“《三国志》中吴国有暨艳，暨陶恐怕是他的后代。”于是又问暨陶的籍贯，他回答：“崇安人。”皇帝高兴地说：“果然是吴人。”当时“暨”字下部少了一画，苏子容又说字的下部应当从“旦”。这是唐代为了避睿宗的名讳而形成的写法，后来民间沿袭讹误，一直没有改正。按照旧例，殿试唱名时，编排官把试卷排列在御座西侧，按照号码依次拆封，转送中书侍郎；中书侍郎随即和宰相相对展开试卷进呈，并按姓名呼叫。军头司站在殿阶下，依次传唱。大观三年贾安宅榜时，林彦振任中书侍郎，有个考生叫甄好古，林彦振起初按“真”来呼叫。郑达夫当时任同知枢密，在旁边说：“这是坚声。”想借此使林彦振难堪。于是按“坚”呼叫，连续呼叫三次都没有出来；开始按“真”呼叫，他才出来。林彦振心中不平，说了愤怒的话。郑达夫抓住这句话，认为他不恭敬，林彦振因此被贬。唐朝末年，礼部知贡举遇到文章写得好的人，就把他安排在自己登第时的名次上，并不以甲乙来区分高下，称为“传衣钵”。和凝登第时名列第十三，后来遇到范鲁公范质，便把他安排在第十三名。后来范质做到宰相，官至太子太傅，封国在鲁地，这些都和和凝相同，世人认为这是奇异的事情。宋莒公兄弟住在安州，起初还没有名声。正好夏英公被贬为安州知州，二人拿文章作为见面礼拜见他，夏英公大加赞赏，于是他们的名声便传到了当时。起初参加礼部考试时，刘子仪任知举官，把景文提升为第一名，我的曾叔祖司空列第二，莒公列第三。当时正值谅暗，不举行廷试；等到奏报名次时，明肃太后说：“弟弟怎么可以排在哥哥前面！”于是改列莒公为第一名，而把景文降为第十名。这一榜前五名中，莒公和曾鲁公后来都任宰相，高文庄、郑文肃以及我的曾叔祖都联名；景文、王内翰洙、张侍读环、郭龙图稹，也都同在第一甲，所以世人称赞刘子仪知人善任。苏子瞻从在科场应试时起，笔力豪放纵横，不能在写赋时委曲迁就。省试时，欧阳文忠公正锐意想要革除文章的弊病，起初并不认识他。梅圣俞任考官，得到他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认为文章风格像《孟子》。但文中引用皋陶说“杀之三”，尧说“宥之三”，这些事情没有见到出处，梅圣俞赶紧拿给欧阳文忠公看，欧阳文忠公非常高兴。再去取他的赋来看，却已经被另一位考官黜落了，于是立即提升他为第二名。放榜后，梅圣俞最终仍对先前引用的内容感到疑惑，便拿这件事询问他。苏子瞻慢慢回答：“想来当然就是这样，为什么一定要有出处呢？”梅圣俞大为惊骇，但人们已经无不佩服他的雄健俊逸。熙宁以前，以诗赋选取士人，读书人没有不先把《五经》通读一遍的。我见过前辈，即使是没有科举功名的人，也大多能够随意举说《五经》中的内容，大概因为从小学习，所以到老也不会忘记。自从改为经术取士后，教育子弟的人往往只把一部经书传授给他们，其他经书即使读了，也不能精通。教授经书的人，也未必都读过《五经》，所以即使是经书正文，也往往有许多遗漏和错误。曾经有教官出《易经》题问：“乾为金，坤也为金，为什么？”考生不得不请求说明题意，原来是出题时偶然查了福建本，《易经》中“坤为金”几字本来就是错误的，只是忘了上面的两点。又有一次秋试，问“井卦为什么没有彖辞？”这也是福建本遗漏造成的。

译唐代以前，所有书籍都是抄本，还没有雕版印刷的方法，人们把收藏书籍看得很珍贵。书籍并不多，而收藏书籍的人精于校勘，所以往往都有善本。读书人因为传抄记录困难，所以诵读也精确详尽。五代时，冯道上奏请求开始由官府雕刻《六经》版印行。本朝淳化年间，又把《史记》和《前汉书》《后汉书》交给有关官署摹印，从此雕刻印刷的书籍越来越多，士大夫不再把收藏书籍放在心上。读书人容易得到书，诵读也因此变得粗疏；然而雕版印本起初并不一定正确，不能没有讹误。世人既然一概把刻本当作正本，而抄藏本日益散失，其中的错误便无法校正，实在可惜。余襄公靖任秘书丞时，曾说《前汉书》版本错误很多，诏令他和王原叔一同取秘阁古本参照校勘，于是编成《刊误》三十卷。后来刘原父兄弟对《两汉书》也都有《刊误》。我在许昌得到一部宋景文用监本亲手校过的《西汉书》，末尾题记说用十三种本子校勘，其中有一处脱漏了两行。可惜如今这部书已经亡佚了。世人都说雕版印书始于冯道，这不对；只是监本《五经》的雕版是冯道主持的。《柳□比训》？的《序》中说，他在蜀地时曾经查看书店，说：“字书、训诂小学之书，大多已经雕版印纸。”那么唐代本来就已有雕版印刷，只是恐怕没有今天这样精工。如今天下印书，以杭州本为最好，蜀本次之，福建本最差。京师近几年雕印的书板，几乎不比杭州少，只是纸张不好；蜀地和福建大多用柔软的木材雕刻，取其容易制成、能够迅速销售，所以不能精工；福建本几乎遍布天下，正是因为容易制成的缘故。国子监刻本《礼记·月令》，是唐明皇删定、李林甫作注的。端拱年间，李至任国子监判监，曾请求恢复古本，诏令两制和馆职官员议论此事。胡旦等人都认为可以，只有王元之不同意，于是此事搁置了。后来又多次有人提出这件事，但最终因为朝廷祭祀、仪制等多依据唐注，所以直到今天也不能改；私人所刻的本子则采用郑玄的注。太宗在天下太平无事时，留意艺文，而琴棋也都达到了最高水平。当时随从大臣奉诏作诗，都使用险韵，往往不能写成篇章；皇帝赐给两制官员的棋局，也多有无法弄清其中奥妙的。因此不得已，他们便相继上表请求免于应和，申诉说自己不懂而已。王元之曾有诗说：“分题宣险韵，翻势得仙棋”；又说：“恨无才应副，空有表虔祈。”说的就是当时的事情。苏子瞻曾称赞陈师道的诗说：“凡是作诗，必须写到众人不喜欢、甚至厌恶的地方，才算精工；如今你的诗不只是令人厌恶，反而还令人羡慕；不只是令人羡慕，甚至还令人嫉妒。” 白乐天的诗有“ 三杯蓝尾酒，一▯▯胶牙饧”之句。唐人所说的“蓝尾”有多种不同解释，“蓝”字多写作“啉”，说是出自侯白的《酒律》。意思是酒巡饮一遍后，最后入座的人要连饮三杯，称为“蓝尾”。大概是因为最后入座的人离酒较远，得到酒常常较迟，所以让他连饮三杯，以此安慰他。有人把“啉”解释为贪婪之意，也有人说“啉”是“啉”，像铁放入火中一样，贵在它显出颜色；后一种说法尤其荒诞无稽。可见唐人自己也不能明白这个词的意思。苏参政易简考中进士时，宋尚书白任南省主文。七年后，宋白任翰林学士承旨，而苏易简相继入院，二人同为学士。宋白曾赠诗说：“昔日曾为尺木阶，今朝真是青云友。”欧阳文忠也曾任王禹玉的南省主文，二人相隔十六年，也同为学士。因此欧阳公诗中有“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今为白发翁”之句。这两件事确实是一时文物昌盛的盛况。东汉以来，九卿的官府都称为“寺”，与省、台并称，鸿胪寺就是其中之一。鸿胪寺本来是接待四夷宾客的地方，所以摩腾、竺法兰从西域带着佛经来到这里时，就住在鸿胪寺。如今洛阳的白马寺，摩腾的真身还在那里。有人说，白马寺就是汉代鸿胪寺的旧址。摩腾初来时，用白马驮着佛经；他死后尸身不坏，于是留在寺中，后来这里便成为佛寺，并因此取名“白马”；现在僧人居住的地方大都称为寺，大概就是由此而来。摩腾的真身至今没有干枯腐朽，漆棺和石室的门锁十分牢固，钥匙收藏在府衙。有人想观看时，临时请取钥匙，拿着蜡烛进去，才可以仔细观看。然而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当时经函放光的事情，却没有提到摩腾，实在无法解释。杨炫之是元魏时期的人。汉代太皇太后称长信宫，皇太后称长乐宫，皇后称长秋宫。本朝没有把这规定为固定制度，皇后固定居住在坤仪殿；太皇太后、皇太后遇到应当加以尊崇的情况，就改建宫殿，换上嘉美的名称，然后才迁入。百官都上表称贺，并向两宫道贺。本朝初年，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为“三班”，后来又有殿前承旨班。端拱以后，把供奉官分为东、西两班，又设置左右侍禁、借职，都由三班院统领，但仍称为“三班”，没有改变最初的名称。三班按惯例的员额只有三百人，有时还不到。天禧以后，增加到四千二百多人，大约是原来的十四倍。元丰以后，增加到一万一千六百九十人，加上宗室八百七十人，共一万二千五百六十人，比天禧时又多出两倍以上。按照出入名籍来比较，熙宁八年登记入籍的，每年有四百八十多人；死亡、退职、免职的，不过二百人，这就是人数年年增加而没有停止的原因。右选如此，左选的情况也可以知道了。元昊叛乱后，朝廷军队多次出兵而失利。仁宗很厌恶战争，吕文靖公于是产生了赦免罪过、招抚怀柔的想法；范文正、韩魏公却坚持不可，想通过经营边事来使元昊服从。庞颖公任延州知州时，便秘密告知颖公，命他向元昊转达朝廷的意思。当时元昊掌权的大臣野利旺荣，恰好派牙校李文贵前来，颖公把他留下没有遣回。颖公于是说，敌人正接连获胜，如果由中原先派人去，他们一定会傲慢无礼、不接受命令；不如借这个人，让他按照自己的意思，把接受或抗拒以及祸福利害带回去报告，于是便遣李文贵回去。不久，旺荣和同党曹偶等四人果然都带着书信来，但仍然使用敌国的礼仪。颖公认为这很不恭敬，不敢答复，先把情况报告朝廷。朝廷庆幸他们前来，催促颖公写答书，称旺荣等人为太尉，并且说：“元昊如果果真愿意称臣，即使保留他僭越的名号，也可以。”颖公再次论说道，僭越的名号怎么可以允许？太尉是天子的上公，如果陪臣也能这样称呼，那么元昊怎么能不僭越？旺荣等人的书信自称“宁令漠”，这是他们国内的官号，姑且用这个称号答复他们，就没有嫌疑。于是直接写了答书。这样往返一年多，元昊终于派他的臣子伊州刺史贺从勋入朝进贡，自称“男邦面令国兀卒郎霄”，上书称“父大宋皇帝”。

译颖公看了这封书信，对使者说：“天子是最尊贵的，荆王作为叔父尚且奉表称臣，像你们的君主，怎么能只说父子关系呢？”贺从勋请求回去商议。朝廷采纳了颖公的策略，元昊最终称臣。宝元、康定年间，元昊刚叛乱，契丹也以重兵压境。当时太平日久，三路的正规军兵力不足，于是下诏不论贫富，登记各地百姓，每三名成年男子抽取一人，作为乡弓手。不久元昊侵犯陕西，刘平、石元孙等战败身亡，死者以万计。正规军更加缺少，于是把乡弓手全部刺面，编为保捷指挥的正规军。河东、河北的战事稍稍缓和，只刺手背，称为“义勇”。治平年间，谅祚又谋划入侵，议论政事的人多次请求加强边防。韩魏公执政后，便把这件事交给陕西提刑陈述古，按照宝元、康定年间的旧例，再次登记三丁抽一作为义勇；这是因为陕西与两河相比，原来没有设置义勇。司马君实任知谏院，竭力陈述不可实行，言辞十分恳切，并且说陕西的保捷就是两河的义勇，不应已经登记过一次又再次登记。奏章上了六次，最终仍未被采纳，大概是因为韩魏公主张实行此事。庆历以后，黄河起初从横陇分流，逐渐改道流向德州、博州，后来又从商胡分流流向恩州、冀州，都是向西流、向北入海。朝廷认为工程浩大，便不再堵塞。至和年间，李仲昌开始建议开凿六塔河，引水注入横陇，使黄河恢复向东流。周沆以天章阁待制任河北都转运使，诏令派宦官与周沆一同察看。周沆说，现在黄河河面宽二百步，而六塔渠只有四十步，必定容纳不了；如果勉强实行，那么齐、博、德、滨、棣五州的百姓都会成为鱼鳖。当时贾文元任北京知府，韩康公任御史中丞，都不赞成李仲昌的建议；富韩公任宰相后，却独自竭力想要实行。韩康公甚至因此弹劾富韩公。然而北流堵塞后，黄河果然决口，齐州、博州等地的百姓遭受巨大灾害，于是把李仲昌流放到岭南，议论者认为韩公非常痛恨他。太宗北伐时，高琼任楼船战棹都指挥使，率领一千艘船驶向雄州。元昊刚称臣时，庞颖公从延州入朝任枢密副使，首先说关中苦于军粮运输，请求把沿边军队迁到内地就食。议论者争相说不可，认为敌人刚刚归服，真情假意难以测知，不能立即放松戒备。只有庞颖公知道元昊已经困窘，必定不能立即破坏盟约，最终迁移了二十万人。后来他任枢密使，又说天下军队太多，其中许多不能使用，请求裁汰年老和无用者。当时舆论纷纷，尤其认为这样必然会引发变乱。庞颖公说：“只要有一个人不接受命令，我愿意请以自身承担罪责。”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裁汰八万人。夏文庄、韩魏公都从枢密副使任上出任，再次被召回任三司使。贾文元任崇政殿说书。过了很久，仁宗想任命他为侍讲，但又为不能突然提升他而为难，于是特意设置天章阁侍讲一职。天章阁设置侍讲，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后来也不曾再任命别人担任此职。《考异》说：当时担任崇政殿说书的贾昌朝、王宗道、赵希言，同时兼任天章阁侍讲，并不是专门为贾昌朝设置的。后来高若讷、杨安国、王洙、林▯、赵师民、曾公亮、钱象先、卢士宗、胡瑗、吕公著、傅求、常秩、陈襄、吕惠卿等人都担任过天章阁侍讲，说后来也不曾再任命别人，是不对的。元丰初年，诏令修撰仁宗、英宗两朝的史书，王禹玉以左仆射任监修官。两位皇帝的本纪刚刚编成，草稿全部进呈。神宗从宫中发出手诏，赐给王禹玉等人说：“两朝大典，虽然是重大事务，但以卿等人的才学来撰述，已经足以与班固、司马迁相媲美了；朕浅陋无能，又有什么可以增删的呢！应当按照拟定的进呈草稿完成它。”这体现了皇帝尊重祖宗的意思，并不是旧有的惯例。后来史书修成，特意下诏让给事中、舍人、侍郎以上，学士、中丞以及观察使以上的官员，在垂拱殿举行曲宴。这也不是旧有的惯例。本朝宰相中，在崇宁以前，乾德二年，范质、王溥、魏仁浦罢相，赵普任宰相；开宝六年赵普罢相，独任宰相的时间为十年。雍熙二年，宋琪罢相，李▯在位；端拱元年李▯罢相，独任宰相四年。淳化元年赵普罢相，吕蒙正任宰相，独任宰相一年多。景德三年寇准罢相，王旦任宰相；大中祥符五年向敏中任宰相，王旦独任宰相七年。天圣七年王曾罢相，吕夷简在位；明道元年张士逊再次任宰相，吕夷简独任宰相三年。皇▯三年，宋庠、文彦博罢相，庞籍任宰相，独任宰相三年。元▯九年吕大防罢相，章▯任宰相；七年后章▯罢相，独任宰相七年。七朝独任宰相的共有七人，只有赵韩王任了十年；其次是王魏公和章申公，各任七年；任职最久的是石氏。元丰年间，蹇周辅从户部侍郎出任开封府知府，只授予宝文阁待制；而李定从户部侍郎出任青州知州，却授予龙图阁直学士。这两个任命先例不同，李定或许是因为资历较久。绍圣初年，彭器资以权尚书的身份，韩持正以侍郎的身份，出任成都府知府，都授予宝文阁直学士。两人都辞官未赴任，于是又改以待制的身份任州官。大概按照成都的旧例，必须任用杂学士；而权尚书、直侍郎按规定都只应得到待制的待遇。范忠宣在元▯初年以直龙图阁出任庆州知州，晋升为天章阁待制，随即被召任给事中。不久又升任吏部尚书。他辞免的请求尚未得到答复，就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任命告身从宫中直接发出，特意命令不经过门下省。范忠宣竭力辞谢，台谏官也有人为此进言，皇帝没有听从，于是他从同知枢密院直接拜为宰相。前代官员升用得这样快的，没有像他这样的。《考异》说：范忠宣任庆州知州、授待制、被召任给事中，都是元丰八年的事，说是元▯初年，是错误的。当时安焘任知枢密院、同知枢密院，给事中封还驳正安焘的任命诏书，使诏书不能下达；皇帝下诏不把诏书送给事中读，安焘辞免，皇帝听从了，于是任命诏书又送给事中读。说“任命告身从宫中发出，特意不经过门下省”，是不对的。范忠宣于元▯元年六月任同知枢密院，三年四月任宰相；宋琪从员外郎一年之内四次升迁，直到任宰相；向敏中从员外郎任同知枢密院，才一百多天。说前代官员升用得快的没有像范忠宣这样的，也是不对的。庆历二年，富郑公任知谏院，吕申公、章郇公执掌国政。当时西部战事正兴起，富郑公竭力主张宰相应当兼知枢密院事，于是二人都加任判枢密院。不久认为以判枢密院的身份太重，改为兼任枢密使。庆历五年，二人罢职，贾文元、陈恭公接任宰相，于是停止兼任枢密使。

译窦怀贞以尚书右仆射兼任御史大夫，诏令军国重大事务应共同平章。元▯初年，任命文潞公为平章军国重事，吕申公为平章军国事，于是把这些职衔写入官衔。有人认为这是沿用了窦怀贞的旧例。国史院刚设立时，史官都赏赐银、绢、笔、墨、纸；国史院设立后续任的史官，则不再赏赐。唐朝定都雍，洛阳在关东，所以把洛阳称为东郡；本朝定都汴京，洛阳在西，所以把洛阳称为西都，二者都称为“两京”。大中祥符七年，真宗从亳州谒太清宫回来，才开始设置应天府为南京。仁宗庆历二年，契丹在幽州聚集军队，派萧英、刘六符为使者前来索取关南、关北的土地，于是开始设置大名府为北京。从官乘坐狨毛暖座的车，唐代制度中起初没有见到记载，本朝太平兴国年间才开始禁止。工商、庶人可以乘用乌漆素鞍，但不得使用狨毛暖座。天禧年间，才下诏规定两省五品官、宗室、将军以上可以乘用狨毛暖座，其余一律禁止。这样看来，太平兴国以前，即使工商、庶人也都可以乘用；天禧以前，普通官员也都可以乘用。（按：这一条已经见于第三卷，只是其中几句话详略不同，现在一并保存。） 按照旧例，建州每年进贡大龙凤团茶各二斤，一斤分为八饼。仁宗时，蔡君谟任建州知州，开始另外挑选精良的茶制成“小龙团”，进贡十斤，一斤分为十饼。仁宗认为这不是旧例，下令弹劾他。大臣替蔡君谟请求，于是留下这种茶而免于弹劾，但从此以后便成为每年的定额。熙宁年间，贾青任福建转运使，又从小团茶中选取最精良的制成“密云龙”，一斤分为二十饼，并用双袋包装，称为“双角团茶”；大小团茶的袋子都用绯色，通常作为赏赐。“密云龙”单独使用黄色包装，大概是专门供奉皇帝食用的。后来又有制成“瑞云翔龙”的。宣和以后，团茶不再珍贵，都用来赏赐，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精良。后来又选取其中精良的制成“▯夸茶”，每年赏赐的种类各不相同，多得无法全部记载。《考异》说：蔡君谟任福建转运使，并不是建州知州。他最初进贡的“小龙团”共二十饼，重量为一斤。这里说一斤十饼，是错误的。庆历初年，吕许公任宰相，因为病得很重，请求罢职。仁宗怀疑他是假称有病，想亲自去看他。于是让他骑马到殿门，再坐椅子舆到殿阶，命他的儿子公弼搀扶他登殿。皇帝见到他后，确认他确实病重，才准许他罢职。以前没有这样的礼遇。《考异》说：《吕传》记载：命内侍取来兀子舆，抬到殿前。●第九卷 北京旧例不兼任河北路安抚使，仁宗特意任命贾文元兼任。因此贾文元召程文简来代替自己，请求只管辖大名一路。后来贾文元再次镇守北京，坚持请求兼领河北路，于是朝廷又任命他兼领，并且下诏说，贾昌朝罢任后，就不再设置此职。到了熙宁初年，陈▯叔镇守北京，于是按照贾文元的旧例兼领河北路。熙宁初年，中书省议定修改宗室条制，召学士王禹玉起草诏书。王禹玉推辞说：“学士是天子的私人近臣。如果下诏交付中书省施行，就应当由学士起草。如今中书省已经议定宗室事务，就应当让舍人院起草敕令。学士不应参与此事，我不敢失职。”于是命知制诰苏子容起草敕令。近代凡是朝廷发布诏命，都由学士起草，是为了表示重视君王的命令。熙宁三年九月，诏令中书省五房各设置检正官二人，职位在堂后官之上；设置都检正一人，职位在五房提点之上；这些官员都由士人担任。于是任命吕微仲为都检正，孙巨源掌吏房，李邦直掌礼房，曾子宣掌户房，李奉世掌刑房。澶渊之盟开始时，派曹利用出使，答应每年给契丹岁币三十万；后来刘六符来，才增加二十万，成为五十万。元昊初起兵时，派如定来请求和亲，朝廷答应每年给岁币十万，但没有要求他称臣；于是派张子▯出使，元昊愿意称臣，张子▯便答应每年给二十万。枢密都承旨和副承旨，太祖、太宗以来都任用士人；他们办理同僚属官的事务，参与谋划议论。真宗以后，天下太平无事，渐渐都改用吏人。欧阳公建议恢复旧制度，但没有能够实行。熙宁初年，才任用李评为都承旨，此后一直实行。起初李评接受任命时，文潞公任枢密使，因为按照旧制没有向他行礼，李评便向神宗申诉，神宗命史官查考详细旧例。由于很久没有士人担任这一职务，查找不到旧例，于是下诏依照阁门使谒见枢密使的礼仪执行。仁宗时，御史台官员弹劾教坊倭子郑州来，朝廷中把这件事传为笑谈。欧阳公认为，如今选任台官，必须具备三丞以上的资历，并且做过成资通判，所以很难选任。他因此请求略去这些资格，增设御史里行一职。但选拔的人才必须能够胜任这一职位，资历深的进入三院，资历浅的任御史里行。熙宁初年，确实采用了这个建议。元祐二年，诏令职事官都允许兼带馆职。尚书任职满二年，加授直学士；中丞、侍郎、给事、谏议任职满一年，加授待制。议论此事的人纷纷而起，认为这样不妥。王彦林写了“十不可”的说法进献。他说：尚书任职二年加授直学士，如果任职一年便罢免，给他直学士就是升得过分，给他待制又与尚书、侍郎有什么区别？那些因罪被贬谪的人，按惯例应当削夺职名；如果削夺职名，那么不论过错轻重，都等于和职事官一起被削夺两重职名；如果只削夺职事官，又与平调、善罢有什么区别！自官制确立以来，由谏议大夫、中书舍人才升为给事中，由给事中才升为侍郎，而中丞又在侍郎之上。如今一概以任职一年为待制，那么等级差别就无法辨明了。待制在祖宗时期选任最为精当，出入朝廷的不过一两人。如今立法却不限定员额，将来一年以后，待制充满朝廷，必定会有“车载斗量”的讥谣。大意就是如此。刘莘老任中丞、刘器之任司谏时，都曾据此进言，但朝廷不认为正确。后来刘莘老做了宰相，也终究不能自行更改这项规定。治平初年，王景彝由御史中丞授任枢密副使，钱公辅任知制诰，封还诏命加以辞谢。当时英宗刚即位，韩魏公主持国政，认为刚任命大臣就不奉诏，恐怕君主的威严不能树立，于是特意把钱公辅责授为滁州团练副使。议论的人认为处罚太重，司马君实主管谏院，心里也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因而没有替他申救。后来议论陕西义勇军的事情，连续上了六道奏章都没有得到施行，才在请求罢职的奏章中说：钱公辅上了一道奏章，在诏令尚未执行之前就止住了枢密副使的恩命，因而被责授散官；我上了六道奏章，在诏令已经执行之后才阻止宰相的大议，却不因此获罪，这样刑赏法度就不统一了。请把我比照钱公辅，再责罚并贬到远方小处。奏章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大概是暗指魏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