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译按照旧例，臣僚请求告老退休，上一道奏章就会批准。仁宗时，才开始规定只上一道奏章不准许，第二道以后才批准，以表示优厚礼遇。熙宁末年，范景仁因为举荐苏子瞻、孔经甫没有被采纳，说：“我没有脸面再去见同僚。”于是请求退休。他连续上了四道奏章都没有得到答复。最后第五道奏章一并议论《青苗法》，朝廷这才让他以原来的官职退休。神宗起初并没有因此发怒。范景仁获准致仕后，仍在京城住了三年。当时王禹玉任执政，过去曾与范景仁长期同在翰林院，范景仁常常从容地去拜访他，叙说旧日交情，尽情饮酒一整天，自己并不以此为嫌；掌权的人也没有责怪他。元祐初年，熙宁、元丰年间被罢黜的旧臣，从司马温公以下全都聚集在朝廷，唯独范景仁多次被召仍不肯前往，世人尤其认为他品格高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章〕 唐人记载，张延赏的妻子是苗晋卿的女儿；她的父亲是宰相，舅父嘉贞也是宰相，儿子弘靖还是宰相；女婿韦皋虽然没有真正任宰相，却享有王爵。人们认为这是唐朝士大夫家族显盛的情形，一家而已。本朝韩忠宪亿的夫人，是王魏公的女儿。韩忠宪任参知政事，虽然没有任宰相，但康公、玉汝都登上了相位，持国又任门下侍郎；长子综虽然早死，也曾任知制诰，这些人都是王氏所生。女婿李内翰淑与苗氏的情形差不多，其他士族没有能够相比的。宰执每年都有内侍省按惯例赏赐的新火、冰之类的物品，负责传达的人称为“快行家”，每人都要用私钱一千文赠送他们。元丰元年除夕，神宗忽然在宫禁中得到吴道子所画的钟馗像，于是命人刻成木版，赏赐给二府。吴冲卿当时任宰相，想按照惯例赠送一千钱。王禹玉说：“皇上先前没有特别赏赐过，这次属于特殊恩典，应当稍微增加一些。”于是赠送五千钱。此后御药院便把这作为惯例。第二年除夕，神宗又赏赐吴冲卿，按惯例再次授给五千钱，吴冲卿于是开玩笑对同僚说：“一个钟馗就够了。”众人都大笑。宣和年间，一两个受皇帝特别宠幸的大臣，负责传达赏赐的人有时因得到饮食、果实而获五十千钱，一天有时甚至得到一两次赏赐。司空图在朱全忠篡位建立政权后，被召任礼部尚书。他没有出来任职，后来便去世了。宋次道任河南通判时，曾在御史台的案牍中发现一份开平年间因司空图去世而停止朝会的诏敕，这才知道，即使在乱亡达到极点的时候，礼仪文制也没有完全废弃；至于司空图，想来是因为道义上不肯出仕朱全忠，但朝廷也并没有因此轻视他。大臣和近亲贵戚患病时，凡是受到厚重恩礼的，大多会得到皇帝派遣御医诊治。去世后，按惯例派遣内侍监督办理丧葬事务，称为“敕葬”。宫廷御医未必都是医术高明的人，一旦奉旨诊治，就必须设法亲自投药，以此作为功劳；病人不敢拒绝，偶尔药物与病情不相合，往往反而造成危害。“敕葬”时，丧家不能参与，一切听凭负责监督的官员，不再考虑费用多少，任由他们提出要求，以至于耗尽家产仍有办不到的。因此民间谚语说：“宣医纳命，敕葬破家。”近些年，办理“敕葬”的人多上奏请求免除，朝廷知道他们的意思，没有不准许的。过去试院的官员不编写小录。崇宁初年，霍端友榜时，安枢密任知举，才开始创立这一做法。我当时任检点试卷官，从此便成为惯例。进士小录中记载出生的年月日时，是为了排列年龄次序。安枢密喜欢考察命理，当时考官中有几个人善于谈论命理，安枢密每天让他们评说，所以小录中也记载出生的年月日时，这就过分了。公宴合乐时，每次行酒结束，乐人一定要唱“▯崔酒”，然后才奏乐。这是唐人劝送酒的言辞。这个字本来读作“碎”音，如今大多读平声，文人也有人使用它。王仁裕的诗说：“美好的春景容易随着风雨离去，芳香的酒樽必须用管弦乐来劝酒。” 京城各衙门的胥吏，每到秋天一定凑钱举行赛神会，往往因此纵情饮酒一整天。苏子美在进奏院任职时，就因这件事被捕。 我曾经问他们祭祀的是什么神，他们说：“苍王。”大概是因为苍颉创造了文字，所以胥吏把他奉为祖师，这实在可笑。各官署正门里面，都在中间用小木龛供奉佛像，称为“不动尊佛”，即使宫禁中的各个官署也都这样做。他们的想法也是源于胥吏害怕被罢免斥退，认为这个佛能非常灵验地决定祸福，所以侍奉得极其恭敬。这不只是世俗流行的错误观念可笑，连神佛也仿佛因此变得可笑了。旧制规定，学士以上的官员赏赐御仙花带，却不佩鱼袋，即使翰林学士也是如此；只有二府官员穿着笏头带并佩鱼袋，称为“重金”。元丰官制实行后，才下诏规定六曹尚书、翰林学士、杂学士都可以佩鱼袋。所以苏子瞻《谢翰林学士表》说：“玉堂赐给印篆，仰承淳化年间更加完备的文制；宝带配以重金，佩戴着元丰年间新的恩典。” “玉堂之署”四个字，是太宗用飞白体书写的，淳化年间把它赐给苏易简。（按：这一条详见第七卷，恐怕另有脱漏错误，现一并保存。） 枢密院专门总管军权以后，宰相如果不兼任枢密院职务，几乎就不能再参与军政事务。庆历初年，元昊发动战争，富公任谏官，于是请求宰相按照旧例兼管枢密院事务。当时吕文靖任宰相，不想兼任，富公极力争论，吕文靖最终兼任枢密使。从此以后，继任宰相的人，起初授官时都带兼枢密使的头衔。庆历八年，文潞公由参知政事升任宰相，才没有带兼枢密使的头衔。于是皇祐初年，宋莒公、庞颖公任宰相，都不再兼任，大概是因为元昊已经归附的缘故。神宗初年改革官制，王荆公等人都想废除枢密院，神宗对此感到为难。后来官制确定下来，议论者始终认为宰相不参与军政是一个问题；如果像旧例那样重新兼任，又不符合厘正名分的本意，于是下诏区分事务的大小：大事由三省和枢密院共同商议后进呈，诏书中写作“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三省官员都签署，然后交给枢密院执行；小事由枢密院单独请取圣旨，执行完毕后通知三省。每天朝会时，三省和枢密院先一同入对，枢密院退到殿庐等候，三省才留下进呈政事；三省事务退下后，枢密院再次上殿进呈，单独请取圣旨，于是成为固定制度。殿庐中的幕次，三省官员设一幕，枢密院设一幕，两省官员设一幕，尚书省官员设一幕，御史台设一幕；中司则单独设置椅子，坐在隔门里面。只有翰林学士和知开封府共用一幕，大概是因为旧制中知府常常由翰林学士兼任。起初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共用一幕，赵中令晚年，太祖厌恶这种权力过于集中的情况，而枢密使李崇矩又是赵中令儿媳的父亲，所以特意命令把两处拆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译唐制中，只有弘文馆、集贤院设置学士，宰相可以兼任，其他官员没有兼任的；也没有另外设置学士这一名称，像翰林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侍书学士，都是职事的名称而已。后来后唐的安重诲任枢密使，明宗因为他不通晓文章义理，才设置端明殿学士，让冯道、赵凤担任，班次在枢密使之下，俸禄由端明殿供给；端明殿就是正衙殿。本朝把端明改为文明，任命程羽担任；后来因为文明一名避真宗谥号，又改为紫宸；之后又认为紫宸不是人臣所应称的名称，改为观文。因此端明、文明、紫宸原本是同一座殿，观文虽然名称不同，但创设这一职务的用意相同，四种名称都是同一等级的职务。明道年间，另把承明殿改为端明，仍然设置学士；中间又设置资政殿大学士、资政殿学士，于是职名增加，不能完全沿用旧制。起初真宗为王冀公设置资政殿学士，班次在枢密使之下，这就是文明殿学士的职务。当时真宗正深深宠信王冀公，所以没有授予他文明殿学士，而另创了这个名称；等到丁文简罢去参知政事后，没有授予他资政殿大学士，重新设置观文殿学士，观文殿学士的班次在资政殿大学士之上。然而皇祐年间却用观文殿学士这一职名授予孙威敏，大概是沿用了丁文简的旧例，职务轻重似乎也不相称。近年以来，资政殿学士以上的职名都成为二府的职名，这是本朝的新制；而端明殿学士作为从官兼任职务中的最高一等，则是后唐的旧例。《考异》：唐代弘文馆、集贤殿学士中，有不是宰相而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宰相也并非兼任。明皇把集仙殿改为集贤殿，把丽正书院改为集贤院，殿与院不同；这里说集贤院，是错误的。有大学士，也有直学士；这里说其他官员没有兼任、也没有学士这一名称，是错误的。端明殿就是西京正衙殿，应该有“西京”二字。资政殿大学士的班次在文明学士之下、翰林学士承旨之上；这里说在枢密使之下，又说就是文明殿学士的职务，不知依据何在？第六卷说班次在翰林学士承旨之上，第十卷说班次在枢密副使之下，前后说法不同。近年以来，有不是二府官员却授予资政殿职名的，也有二府官员罢职后只授端明殿职名的，端明殿学士往往是特意授予的。这里说近年以来资政殿以上都属于二府职名，是本朝新制；又说端明殿学士是从官兼任职务中的最高一等、属于后唐旧例，这些说法都不对。古代的丧服有“负版”，缝在衣领下面，向下垂放，大小是一尺八寸。《服传》所说“负版的宽度超过适一寸”，指的就是它。郑氏说：“负版在背上；适，就是辟领。”大概丧服的制度，前面有衰，后面有负版，左右两侧有辟领。这种礼制已经很久没有在世上实行了，自秦、汉以来就没有听说过。翟内翰公巽曾说，《论语》中“式负版”的“版”不是版籍的版，而是丧服上的负版；他以“孔子见穿齐衰丧服的人一定俯身扶轼致敬”为证。尧称为陶唐氏，舜称为有虞氏，禹称为有夏氏。唐、虞、夏是他们的封国，或者是他们出生地的名称，所以他们的先人都以此命氏，后来又因而成为国名；这样看来，尧、舜、禹或许是谥号。然而《易》中说“尧舜氏作”，那么尧、舜也属于氏，难道还是后人追称的，或者是谥号吗？他们通常都被称为帝。秦国本来想称“泰皇”，后来去掉“泰”字而称皇帝，这已经过分了；汉以后沿袭这一称号，无法改变。到了唐武后天授年间，加尊号称“圣神皇帝”；中宗神龙年间加尊号称“应天皇帝”；明皇又把年号冠在前面，称为“开元皇帝”。此后尊号相互增衍，多到十多个字，这简直成了活着时就先有谥号，究竟合乎什么礼制呢？本朝初年废止了这种做法，不再讲求。仁宗景祐初年，群臣沿用开元年间的旧例，请求以景祐作为尊号。从此每逢南郊大礼结束，百官就上表拜贺，加上尊号，以表示把美名归于皇帝的意思。神宗即位后，群臣多次上尊号，他都推辞不接受；元丰三年终于下诏废止。真是帝王盛大的举措啊。民间称翰林学士为“坡”，大概是因为唐德宗时曾把学士院迁到金銮坡上，所以也称作“銮坡”。唐制中，学士院没有固定的处所：皇帝在大内时，设置在明福门；在兴庆宫时，设置在金明门，并不专门设在翰林院。不过明福门、金明门不能用来称呼学士院，只是学士院并不固定住在那里而已。谏议大夫也称为“坡”，这是出自唐人的说法。谏议大夫的班次本来在给事中、舍人之上，升迁时则谏议大夫任满一年才升为给事中，再由给事中升为舍人。所以当时有话说：“即使能够一直登上高坡，也还必须再从坡上下来。”因为把谏议大夫比作上坡，所以又用“坡”作为称呼，这见于李文正的记载。本朝初年选取进士，沿用唐朝旧例，每年大多不超过三十人。太宗刚即位时，天下已经平定，有意于修明文教，曾经对宰相薛文惠公谈论使治道长久的方法，因而说：“不如文臣、武臣兼用。我想在科场中广泛搜求杰出人才，即使一百人中只能得到一两个，也可以达到天下大治。”居正说：“好。”这一年御试的题目，以“训练将”为赋题，以“主圣臣贤”为诗题，大概是为了表明文武兼用的意思。特意录取一百零九人，这是唐以来从未有过的。于是得到吕文穆公为状头，李参政列为第二人，张仆射齐贤、王参政化基等几人也都在其中。从此连续放榜五次，共录取八百零一人，一时的名臣，全都由此产生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九人、八百一人〕 《考异》：本朝初年选取进士，每年也有超过三十人的；这里说大多不超过三十人，是错误的。唐末、五代武选中，有东西头供奉、左右班侍禁、殿直；本朝又增加内殿承制、崇班，都是在禁廷供奉皇帝的官名。然而宰执和外戚家族当时可以上奏请求给亲属授予恩泽，按惯例都接受这类官职；这种沿袭已经很久，人们不认为有什么不妥。政和年间改定武官名称，有拱卫、亲卫、大夫等职名。宰相请求恩泽所授的官职有达到这些职名的，恰逢这些官职将要废止，有人想暗中陷害宰相，便说臣下却使用拱卫、亲卫这样的名号，意图不可测，却不知道这也只是从前承制、侍禁一类的官职而已。

译唐代退休官员，如果没有特别诏令，按惯例不给俸禄。宋朝初年沿用唐制，到真宗时才开始下诏，特别给退休官员一半的料钱，大概是为了表示优待贤能、供养老人的意思。当时诏书说：“起初显露才干而竭尽力量，最后告老退休而请求归还官职。贤能啊，虽令人叹息于东门；遥远啊，于是辞别于北阙。用以尊崇年高德劭之人，特此表示特殊恩典。”所以士人能够获准退休很困难。庆历年间，马季良在贬谪官员名册中获准退休，谏官加以论劾，便剥夺了他的退休资格，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来有关部门既然制定了固定制度，凡有请求没有不获准的，人们渐渐不再认为这很尊贵。于是又出现超过退休年限却不请求退休的人，御史台每年都要查核举荐；有些人年纪将达到规定，便移送文书劝告他们。如今这项做法也不再执行了。《考异》：唐贞元五年，萧昕等人退休，获得一半俸禄，于是成为惯例。大和元年，杨于陵退休，特别获得全额俸料，他辞谢说：“只给一半的俸禄，是近世以来实行的制度，我私下思量，已经是过分的幸运了。”这里说唐代退休官员没有特别诏令，按惯例不给俸禄，是不对的。太宗淳化元年，诏令退休官员领取一半俸禄；这里说是真宗时，也不对。咸平五年，谢泌说：退休官员近来大多升迁品秩，如今录授为朝官而给一半俸禄，必须有清正名声和功劳成效，才可以准许。于是下诏，七十岁以上请求退休的人准许退休；因疾病以及历任期间犯有贪赃罪的，听任其按照方便办理；如果在贬谪名册中，不得退休，后来也是这样。范忠宣公就是如此。苏子由的诗说：“我的余年迫近悬车之年，多次起草奏章而濡湿笔尖；在名册之中，我还不敢请求，往后应当容许我请求退休。”说的就是这件事。明道二年大赦，丁谓特许退休。真宗时御史卢琰说：“朝廷官员有年老衰弱却不退休的，请求举用退休的典章。”当时还有二三位名卿受到不退休的讥讽，可见超过退休年限却不请求退休，并不是后来才有的事。唐代三院御史，指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侍御史所居之处称为“台院”，殿中侍御史的处所称为“殿院”，监察御史的处所称为“察院”；这些是官署房舍的名称，不是官职名称。侍御史自称“端公”，掌知杂事的称为“杂端”；而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都称为“侍御”。近世把“殿院”“察院”用来称呼官职，大概是弄错了。侍御史又不再称“台院”，只称“侍御”；“端公”“杂端”只是私下相互称呼，在通行称谓中看不到。各种称呼都不过是沿袭各自旧习罢了。《考异》：《因话录》说，众人称侍御史为“端公”，并不是侍御史自称。唐代御史台面向北方，大概沿袭隋代旧制。官署正堂会餐时，侍御史在南面设置坐榻，而主簿在北面；两院分列东西，所以民间称侍御史为“南榻”。“监察御史里行”，是资历较浅的监察御史。起初唐太宗从平民中提拔马周，让他任监察御史里行，于是“里行”便成为官职名称。《马周传》没有记载此事，《六典》记载了它。有人说，起初在龙朔年间是王本立，这也见于唐人的杂记；然而不如《六典》的记载可靠。《考异》：马周、王本立任监察御史里行，都见于《唐书?职官志》。这里说见于《六典》和唐人杂记，不如以《唐书》为依据。唐代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也都有“里行”，并不只是监察御史有。唐代诏令虽然都出自翰林学士，但遇到边防机要大事，有些是学士不能完全了解的，于是宰相往往把其中处置事务的要点亲自撰写成文辞，交给学士院，只让学士增添开头、结尾以及通常格式的言辞而已，这叫作“诏意”。因此，诏意的内容没有什么更改增删，如今在李德裕、郑畋的文集中还可以看到。近些年来，有时诏令完全出自宰相。宰相进呈完毕，只召来待诏，让他在私人住宅中书写；有时诏令学士，宰相当面传达旨意，让学士退下后起草，但不可能完全不加修改定稿。元▯初年，采用治平年间的旧例，命令大臣推荐士人考试，任馆职，其中多是一时的名士。在馆任职的人通常按照资历和考核等次逐级升迁，没有越级提拔任用的，因此都感叹自己长期滞留。张文潜、晁无咎也在其中。一天，两人翻阅朝廷邸报，看见苏子由从中书舍人授任户部侍郎，晁无咎心里认为这不过是平常升迁，慢慢说道：“子由这次任命，不过是一个不离果核的东西。”意思是说，如果把果子比作粘着果核的东西。张文潜立即说：“难道还不胜过你那根枝头干吗？”听到的人都大笑。东北地区有一种果子像李子，每次成熟后不能采摘，便立即干枯，当地人于是把它取下收藏，称作“枝头干”，所以这样说。陈恭公任参知政事时，仁宗就已经非常器重他，不只是因为他曾经请求建立皇太子而认为他有德。皇祐初年，赵清献等人上奏二十多章攻击陈恭公，仁宗的心意始终没有改变。一天，仁宗叹息着回头问一位年老的宦官：“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快乐吗？”宦官说：“难道不是因为陈相公的去留还没有决定吗？”仁宗说：“是。”宦官说：“这也容易办！既然台谏官有话说，为什么不听从他们，让他离开呢？”仁宗说：“我难道不知道这个吗？只是难得有这样一个老臣，不会欺骗我罢了。”后来实在不得已，仁宗想罢免他，仍命令他自己推荐替代者。陈恭公推荐了吴正肃公。吴正肃立即被召到宫阙之下，恰逢赐宴，正肃突然发病，没能担任宰相；然而世人也因此更加称许陈恭公。陈恭公刚任宰相时，张安道任翰林学士，仁宗召他到幄殿，当面告诉他说：“好好起草任命陈恭公的麻词，不要让外面的人有话可说。”大概是担心陈恭公的声望还没有得到众人信服。张安道在文中写到他请求建立皇太子的事情，说：“向先帝献纳忠诚，对朕躬有德。”仁宗看后称好。等到陈恭公去世，墓碑还没有立，当时舆论仍未统一，仁宗赐额题为“褒忠之碑”，特意命令张安道撰写。因此张安道开头说：“‘褒忠碑’，是皇帝亲笔；

译是表彰已故宰相、岐国公陈执中的遗留功业。” 从此便没有再议论他的人了。《考异》：“向先帝献纳忠诚，对朕躬有德”，是陈恭公授任参知政事时的制词；这里说是麻词，不对。陈希夷临终前，秘密封好一封信交给他的弟子，让弟子等他死后献上去。他死后，弟子按照他的话入宫进献，真宗打开看，里面没有别的话，只有“慎火停水”四个字而已。有人认为这是道家养生的话，但当时人都认为其中的意思关系到国家事务，却没有人能用这四个字解释清楚。不久，祥符年间宫禁之中各处多次发生大火，于是人们认为这是他事先告知灾异的验证。仁宗认为军营是人员聚集居住的地方，尤其应当戒备，于是命令各营校官都把这四个字写在门上，所以如今军营都悬挂着这四个字。元▯初年，哲宗将要纳皇后，选中了狄谘的女儿，宣仁太后也倾向于她；但她是庶出，后来又过继给别人，哲宗便拿这件事询问宰执。有人说：“功臣门阀之家，可以成婚。”王彦霖当时任签书枢密院，说：“按照礼制，纳采问名时，女方家应回答说‘这是臣的女儿，是夫妻所生’，并且列出外祖父的官职和名讳。如今认为狄氏可以入选，将来拿什么话来答复呢？”宣仁太后默然无言，于是停止了这项议论。《考异》：这里的“元▯初”，应当作“元▯六年”。皇帝的女儿称为“公主”，大概是因为婚礼中一定要称“主人”，天子不能与群臣相抗衡，所以让同姓诸侯主持婚礼。“主”，是说主持婚姻之事。汉代人有称为“翁主”的，是诸侯的女儿。“翁”是老人的称呼，古人通常把父亲称为翁。诸侯之间互相主持婚礼没有什么不合适，所以称为“翁主”，是说她的父亲亲自主持婚礼。六朝以后，各位公主的女儿都封为“县主”；隋朝以后又有称为“郡主”的，从此便沿袭为惯例。这样看来，“主”已经不是主持婚礼的名称，大概是表示尊贵，犹如称“县君”“郡君”一样。宋朝初年，赵韩王因为是开国元勋，诏令他的女儿特别比照宗室，都封为“郡主”。臣下和平民中被封为“主”的，只有赵氏一家而已。然而名义和实际有所不同，世俗沿袭使用而没有察觉；“主”“君”都是尊称，那么“县主”与“县君”、“郡主”与“郡君”原本有什么区别呢？只是因为非宗室不得封为“主”，所以才沿袭下来，把它们区别开来。大驾所用的玉辂，世代相传是唐高宗时的器物，坚固、壮美、平稳而便利，直到今天也没有损坏多少。元丰年间，礼仪制度已经全面更新，有关部门请求另造新辂，诏令宋用臣负责这件事，极尽工巧，并饰以珠宝。新辂造成后，准备在正旦大朝会时陈列，提前放置在大庆殿庭院中，车夫先用幕屋把它覆盖起来。天将亮时撤去幕屋，忽然上面一根木料坠落，整个车辂被压碎。一根木料的力量，大概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人们认为这是怪异之事。此后最终还是乘用旧辂。金明池的龙舟，是太宗时建造的，每年春天皇帝驾临金明池，必定登上龙舟。绍圣初年，也曾命令另造龙舟，形制比以前有所增加，也号称“工丽”。我当时刚刚登第，正在京师。龙舟刚造成时，适逢琼林赐宴，蔡鲁公任承旨，宴席中间休息时前往登舟观看，走到一半便坠入水中，几乎没有幸免。哲宗临幸金明池那天，大风昏暗，池水全都起了波浪，仪仗卫士无法站立，最终一步也不能移动。从此便废弃不用了。这两件事恰好相似，也很奇怪。●卷六 节度使的旌节包括：门旗二面，龙虎旌一面，节一件，麾枪二支，豹尾二件，共八件。旗用九幅红色丝织物制成，上面安装镀金铜龙头，用来挑起旌旗，并加木盘。节用金铜叶制成。木盘有三层，上面加红丝制作的旄。麾枪也安装木盘。豹尾用赤黄色布绘制豹纹。所有旗杆都用髹漆涂饰：文臣用朱色，武臣用黑色。旗用红色丝织物包裹，节和麾枪则用碧色油绢包裹，所以称为“碧油红旆”。接受赏赐的人把它们收藏在官署或私人住宅中，另建堂屋，称为“节堂”。每月初一、十五的第二天祭祀它们，称为“衙日”。唐代制度有六纛，如今已经没有了。殿前司与侍卫司，以及马军、步军，合称“三衙”，实际上是两个司。侍卫司都指挥使之外，又分别设置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使。殿前司也兼管马军、步军，但总归由都指挥使统领。因此，殿前司都指挥使、副都虞侯，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副都虞侯，以及马军、步军都指挥使、副都虞侯，两个司、三个衙合计十二名官员，分掌天下军队，这是祖宗统辖军队的要领。唐代最初的制度是有十二卫军，后来又有六军。十二卫军属于南衙，就是汉代的南军；六军属于北衙，就是汉代的北军。唐末曾经用一名大臣总管它们，如崔允判领六军、十二卫就是这样。都指挥使本来是方镇军校的名称，从后梁起，宣武军便把本镇军队沿用旧称，设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并由自己统领。这大概是在唐代六军、十二卫之外，另设的私人军队。到了后唐明宗时，便改称侍卫亲军，任命康义诚为马步军都指挥使。秦王李从荣以河南尹身份任大元帅，掌管六军，这就是侍卫司的起源。等到李从荣率六军反叛、进入宫中时，康义诚观望不出兵，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朱弘宝将他击败，此后侍卫司便没有废除。殿前军起源于周世宗时期，当时太祖任殿前司都虞侯。起初，周世宗下诏从天下选募壮士送到京师，命太祖挑选武艺精湛高强的人组成殿前诸班，并设置都点检，职位在都指挥使之上。太祖实际上正是因此接受禅让，这件事见于《国史》。欧阳文忠公撰写《五代史》，号称考订精详，却说“不知道它从哪里开始”，大概是考证得不够详细。自从设置两个司以后，六军、十二卫逐渐废弃，如今只有名义存在。这样，两个司不只是亲军而已，天下的军权都在其中。它们的权力虽然很重，但军政和号令掌握在枢密院，与汉末、后周之间由史弘肇之类人物掌握军权的情况不同。这是祖宗深微的用意，不是前代所能比拟的。马的年龄用牙齿来计算。唐代人多说，陇右人避讳说张万岁的名字。张万岁任太仆卿，掌管马政三十多年，在陇右施行恩惠、取得信任，所以有这种说法。也未必如此。不过，其他牲畜不计算年龄，只有马的壮老程度是人们想知道的，却没有办法验证它的实际年龄，必定要从牙齿上观察。因此用牙齿来判断年岁，按道理本来就是合适的。《考异》：《曲礼》说要看路马的牙齿，《周礼》说马质要记录马的牙齿和毛色，《春秋传》也说马的牙齿长了。因此，马用牙齿计算年龄，并不是从唐代才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