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译按照旧例，在京城的职事官很少任用选人。熙宁初年，朝廷稍想革除资格制度的弊端，于是开始下诏，选取举荐到的可以试用的人，并命崇文院校书，以便准备咨询和差遣使用。等候两年后再取旨，有的授予馆职，有的提升资序，有的只给予与资格相合的差遣，大概是想借此考察人才。当时邢尚书恕以河南府永安县主簿的身份，首先担任崇文院校书。胡右丞愈当时主管谏院，还认为这太仓促，于是请求：即使是选人但没有任满外官任期的，即使曾经任职但任期不满的，都不得被选举。于是朝廷特地下诏，任命邢恕到堂除的近地担任试衔知县。近年以来不再采用这个先例。只要一登第便直接进入禁中侍从之列，也没有什么妨害。宰相的任命，即使只是兼任其他职务，按旧例也必须使用麻纸制书。乾德二年，赵韩王以门下相的身份兼任修国史，有关部门疏于议定，结果只下了一道敕书，到今天也无法改变。《考异》说：《仁宗实录》记载：唐代制度，宰相监修国史，以及馆殿大学士，都要下制书任命。本朝自赵普以后，有时只用敕书任命，这并不是旧例。这里说即使兼任也要用麻纸制书，是泛指兼任而言，并不正确。又如拜相时兼带监修国史一职，就自然要下制书任命，所以说有时只用敕书，是说并不全都如此。京城士人过去普遍使用青色凉伞。祥符五年，才下诏规定只有亲王可以使用，其他人一律禁止。六年，中书、枢密院也获准使用，但每逢皇帝出行，扈从人员都要把伞撤去。伞已经张开而席帽仍然照旧戴着，所以称为“重戴”。我作为从官遇到出京城门的情况，例如皇上在上池赐宴之类，门外都要张伞，但必须摘下帽子。寇莱公、王武恭公都是宋▯的女婿，他们的夫人是明德皇后的亲妹妹。两人主持国政、掌握军权时，都没有因此有所顾忌。按照旧例，太皇太后的伞都用黄色，太妃的伞用红色。本朝很久没有设置太妃宫。元▯年间，仁宗临朝，上元节出行游幸寺观，钦圣太后、钦成太妃开始一同随行，京城人称她们为“三殿”。苏子容的《太妃阁春帖子》说：“新春游豫祈民福，红伞雕舆从两宫。” 慈圣太后还在娘家时，曾在寒食节和家人一起玩掷钱游戏。有一枚钱旋转了很久，最后侧立着没有倒下；不久之后，她就被选入宫中。按照旧例，南郊祭祀时，皇帝驾车所穿的是通天冠、绛纱袍；前往青城举行祭祀的当天，穿眼靴袍；到达大次、临近祭祀时，才更换衮冕。元丰年间，诏令制定奉祀礼仪，有关部门建议说：《周官》记载祭祀昊天上帝时，应穿大裘而戴冕；《礼记》记载郊祭当天，君王穿衮服，以象征上天。王肃援引《家语》说，临燔祭时要脱下衮冕，大概是先穿衮服，后来才穿大裘。因此请求改制大裘，在祭祀当天使用衮服，临祭时使用大裘。议论者很怀疑《家语》不能作为依据，于是将这一说法排除。这样一来，《周官》和《礼记》的记载就彼此相▯牾。当时陆右丞佃主管礼院，于是说：古人穿衣必定要配裘，所以有“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的说法。所谓“大裘不裼”，只是说不露出裘衣，按理应当还有罩在外面的衣服。所谓“袭”，就是包裹、覆盖。大概应当在里面穿裘，外面罩衮服，于是请求穿大裘、外披衮服，最终成为定制。大裘用黑色羔羊皮制成，边缘用黑色缯帛镶饰，这是唐代的制度。邵兴宗起初是平民，通过茂才异等考试中选，被授任建康军节度推官。适逢言官弹劾他与宰相张邓公的妻族结为婚姻，任命便被取消。后来因为元昊叛乱，朝廷下诏征求有谋略的人，他又进献《康定兵说》十篇，奉召在秘阁考试，这才得以权任▯州观察推官。祖宗选取人才的慎重，大概就是这样。《考异》说：当时有人秘密说邵兴宗与张邓公结为婚姻，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后来邵兴宗进献《兵说》，奉召考试后授任颖州团练推官。这里说权任▯州观察推官，是不对的。卢相多逊一向与赵韩王不和。韩王任枢密使时，卢多逊任翰林学士。一天，两人偶然一同入朝奏事，皇上刚改年号为乾德，卢多逊便说这个年号自古未有，韩王在旁边称赞。卢多逊说：“这是伪蜀时的年号。”皇帝大为惊讶，便命人查检史书，查看后果然如此。皇帝于是发怒，用笔在韩王脸上涂抹，说：“你争强好胜，怎么能像他那样知道得多！”韩王过了一夜也不敢洗脸。第二天入朝奏对，皇帝才命他洗去。此后两人的嫌隙更加深重。后来卢多逊遭祸，他在《朱崖谢表》末尾写道：“班超能够活着进入玉门关，我是不敢奢望的；子牟心里思念魏阙，什么时候敢忘记呢？”天下人听说后都为他悲哀。京城的省、寺都朝南，只有御史台朝北，大概是因为唐代以来一直如此。有人认为，隋朝建造御史台时，是取它与尚书省之间道路相近的便利，所以唐代沿用了这一做法；也有人说，御史台弹劾、治理违法之事，朝北是取肃杀之意，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没有人知道。不过如今只有御史台门上设置鸱吻，其他官署都没有。本朝初年，西蜀刚刚平定，按惯例成都帅不许带家属赴任。蜀地民风轻佻剽悍，容易发生变乱，中朝士大夫尤其畏惧那里路途险远、情况难以预料。张乖崖出任成都帅后回朝，王元之作诗赠给他，说：“先皇忧蜀辍枢臣，独冒干戈出剑门。万里辞家堪下泪，四年归阙似还魂。弟兄齿序元投分，儿女亲情又结婚。且喜相逢开口笑，甘陈功业不须论。”自庆历以来，天下安定，成都雄伟富庶，既然在各帅府中居于首位，又允许官员带家属一同赴任，不再有从前那样的忧患了。但按照旧例，向来没有任用待制担任帅职的，所以近年以来，从侍郎出任成都帅，或者其他帅职由待制调任的，都加授直学士，尤其属于优待性的任命。《考异》说：至和元年，张安道任益州知州，仁宗特意命令他带着父母赴任，他最终也不敢这样做。嘉▯五年，吴长文被授任成都知州，以奉养父母为由推辞，所以改任郓州知州。这里说庆历以来又可以带家属一同赴任，是不对的。绍圣四年，郑雍以大中大夫身份任成都知州，他大概是以前的执政大臣。致和六年，周焘以宝文阁待制身份任成都知州。这里说从来没有以待制担任帅职的人，也是不对的。

译神宗刚即位时，还没有召见群臣。王乐道、韩持国维等人以宫僚身份先入宫，在殿西廊拜见并慰问皇帝。退下后，皇帝单独留下韩维，问王安石如今在哪里。韩维回答说在金陵。皇帝说：“朕召他，他肯来吗？”韩维说：“安石大概是有志于治理天下的，并不是甘心老死在山林中的人。陛下如果以礼相请，他怎么会不来？”皇帝说：“你可以先写信给安石，把朕的意思告诉他，朕随后就召他入朝。”韩维说：“如果这样做，安石一定不会来。”皇帝问为什么，韩维说：“安石平日总想以道义来决定进退。陛下刚想任用他，却先派人用私信把意思告诉他，他怎么肯立即接受？不过安石的儿子王▯万现在在京城，多次到臣家来，臣应当亲自把陛下的意思告诉他，他一定能够转达。”皇帝说：“好。”于是荆公才知道皇帝有意优待、礼遇他的亲属。寇莱公刚入朝任宰相时，王沂公当时刚刚登第，后来任济州通判。任满一年后，按例应当奉召考试，进入馆职；寇莱公还不认识他，便问杨文公：“王君是怎样的人？”杨文公说：“我和他并没有交情，只是看过他的两篇赋，志向和事业确实宏大深远。”于是杨文公为寇莱公背诵，连一个字也没有遗漏。寇莱公大为惊讶，说：“世上有这样的人吗？”随即召见他。按旧例，馆职人员都在学士院或舍人院考试。这一年，王沂公特意在中书省接受考试。《考异》说：钱易参加制科考试时，在中书省试六论；谢泌、李仲容也都奉召在中书省考试，授任直史馆；李宗谔在相府考试，授任校理；王禹偁、罗处约奉召在相府考试，授任直史馆；王钦若在学士院考试，授任知制诰。这里说按旧例都在学士院或舍人院考试，是不对的。太祖与符彦卿有旧交，常常称赞他善于用兵；符彦卿任大名知府十多年。有人告发他谋反，太祖立即把他调到凤翔，改以王晋公▯代替他，并且委托王▯暗中查访这件事。太祖告诫王▯说：“如果查出实情，我就把赵普所居的职位授给你。”太祖当面传达旨意，直接让他上路。王▯到任后，察知告发之事是诬妄，几个月都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太祖派驿使召他回来当面询问，王▯于是竭力替符彦卿辩解说：“臣愿意用全家百口的性命为他担保。”太祖很不高兴，把王▯调任襄州知州，而符彦卿最终也没有发生其他事情。后来王▯在曹门外营建宅第，亲手在庭院中种下三棵槐树，说：“我虽然不能成为赵普那样的人，但后世子孙一定有人能登上三公之位。”不久，魏公果然做到了太保。欧阳文忠撰写《王魏公神道碑》，大略记载了这句话，但《国史》的本传没有记载。我曾亲自听见他家子弟这样说。范侍郎纯粹，元丰末年任陕西转运判官。五路大举用兵之后，财用匮乏，他多次向朝廷请求援助。吴枢密居厚当时任京东都转运使，正因为治理铁业、鼓铸钱币有功而受到宠信，便上缴羡余三百万缗，用来资助关辅地区。神宗于是把这笔钱赐给范纯粹。范纯粹接到诏报后神色忧愁，对属官说：“我所管辖的地区虽然困窘，难道忍心取用这些百姓膏血积累的余财吗？”他竭力推辞，最终没有接受。太平兴国五年，契丹戎主亲自率领数万军队侵犯雄州，乘虚而入，进而抵达高阳关。太宗下诏亲自出征。大军行进到大名时，戎主听说皇帝到来，立即逃回，没有交战，皇帝的车驾随即凯旋。皇帝作诗给行在的群臣看，其中有“ 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阵云高 ”这样的句子。赵清献任御史时，竭力攻击陈恭公；范蜀公主管谏院，独自为陈恭公辩护。赵清献于是连范蜀公也一起弹劾，说他结党附会宰相、怀有私恩。范蜀公又论奏御史以阴私之事诬陷他人，这是妄加罪名并把人置于死罪，请求下诏将赵清献斩首，以此向天下示警。熙宁初年，范蜀公因与当时舆论不合，请求退休，有人想顺势贬谪他，赵清献不同意。有人说：“他不是曾经想把您杀掉吗？”赵清献说：“我正在论议国事，哪里有空顾及私人怨恨。”当范蜀公为陈恭公辩护时，世人本来就不认为他有错；至于赵清献说出这番话，听到的人尤其赞叹佩服。王武恭公德用相貌奇伟，肤色像深黑的墨，当时人称他为“黑王相公”。他的宅第在都城西北角，善于安抚士卒，能够了解军中情况；又因为相貌奇异，他所经过的街巷，大家都聚集观看。苏仪甫任翰林学士时，曾秘密上疏弹劾他，其中有“宅枕乾冈，貌类艺祖”的话。仁宗把这份奏疏留在宫中，没有发出。孔道辅任御史中丞后，又接着以此进言，于是王德用被罢免枢密使，改任随州知州。王德用向宾客致谢，即使郡中官员也不与他交往；在家里也不和家人说话。这样过了一年多，朝廷起用他任曹州知州，他才重新和人交谈，世人认为他很善于处理诽谤。狄武襄出身行伍，后来位列近臣，却不肯去掉脸上的黥文。当时他特意用酒清洗脸面，使黥文显露出来，士卒也大多称赞他。有人说，他家中多次出现光怪之象，而且他的姓氏与谶书相合；欧阳文忠、刘原甫都曾多次替他说话。只有范景仁任谏官时，有人劝说他也替狄武襄进言，范景仁辞谢说：“这正是唐太宗杀李君羡的原因，皇上怎么忍心这样做呢？”然而狄武襄最终还是出任陈州知州。天圣、宝元年间，范讽和石曼卿都喜欢放纵旷达，痛饮任性，不再遵守礼法，人们称他们为“山东逸党”，一时之间许多人羡慕并仿效他们。庞颖公任开封府判官时，唯独上奏弹劾范讽，认为如果不惩治，就会败坏扰乱风俗，将会像西晋末年那样。当时范讽曾任御史中丞、龙图阁学士。庞颖公不断进言，于是诏令设置专案审讯弹劾他，范讽因此被贬为鄂州行军司马。石曼卿当时任馆阁校勘，也被降职，出任海州通判。朝廷又下诏告诫勉励士大夫，于是这种风气便改变了。丁文简公度任学士多年。由于元昊叛乱，仁宗于是问他：“任用人时，是遵守资历次序优先，还是提拔有才能的人优先？”丁度回答：“天下太平、没有事情时，就遵守资历；事情紧急，遇到重大事务和重大疑难时，就应以才能为先。”他大概是认为自己资历久、任职次序在前，而且当时正出兵作战，所以并不认为这样说有什么嫌疑。孙甫任知谏院，立即弹劾他，认为他是在自我推荐。杜祁公当时任宰相，孙甫是他的门客。丁度认为杜公替自己辩解却不很有力。等到杜公罢相后，丁度当时负责起草诏制，辞文中说“很是助长了朋党比附的风气”，这是有所指而发的。丁度从此也相继被提拔为枢密副使。吕侍读溱性情豪放奢侈，简慢傲倨，所任镇守之地，即使监司也不稍稍降低身份屈从于他。他任知真定时，李参任都转运使，两人彼此不能相容。李参搜取他管理回易库的事情，恰逢有人不喜欢吕溱，便借机以贪赃罪弹劾他。欧阳文忠公任翰林学士，于是率领同僚上疏论救。韩康公当时任御史中丞，便说：“从官有罪，从官替他求救，那么法律就再也无法施行了。”欧阳文忠的话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士大夫舆论最终认为他近于厚道。

译本朝亲王都佩金带。元丰年间官制施行，神宗想要特别宠爱嘉王、歧王二人，于是下诏赐给他们方团玉带，并把这定为朝廷仪制。在此以前，皇帝所佩的玉带都是排方形制，所以用方团来加以区别。二王极力推辞，请求把玉带珍藏在家中而不穿用。皇帝不许，于是他们请求加佩金鱼，便下诏赐给他们玉鱼。亲王佩玉带、玉鱼，从此开始。按照旧例，玉带都不许用于公服。然而熙宁年间收复熙河，百官排列庆贺，神宗特意解下自己所系的玉带赐给王荆公，并且让他佩戴着入朝庆贺。荆公极力推辞，神宗过了很久仍不答应，等他佩戴后才让他进入朝班。荆公不得已接受诏命，第二天就解下不用了。大观年间收复青唐，依照熙河的旧例，又赐给蔡鲁公玉带，但采用排方形制。当时蔡公已经晋升太师，神宗认为三师所用礼制应当有所不同，特许他把玉带用于公服。蔡公推辞，于是请求把玉带雕琢成方团形制；后来又认为这样仍不妥。有人诵读韩退之的诗，其中有“玉带悬金鱼”的话，便告诉蔡公，可以借此请求加佩金鱼。从此以后，何伯通、郑达夫、王将明、蔡居安、童贯这五人，不是三师，却因恩宠特赐玉带佩金鱼。学士院的正厅称为“玉堂”，大概是道家的名称。起初，李肇《翰林志》没有说居于翰苑的人都称作“凌玉清，屈紫霄”，难道只是“登瀛洲”吗？也称作“登玉堂”。从此便把“玉堂”作为学士院的称呼，却没有制成匾额。太宗时，苏易简任学士，皇帝曾对他说：“设置‘玉堂’一名，只是空有这个称呼，始终还没有正式命名。”于是用红罗上的飞白字体写了“玉堂之署”四字赐给他。苏易简立即把它锁好收藏，放在堂上。每逢学士任职，才可以打开看一次，这是翰林院最盛大的事情。绍圣年间，蔡鲁公任翰林学士承旨，才上奏请求摹刻，于是让人在杭州刻成匾额悬挂出来；为了避英宗的名讳，删去下面两个字，只称“玉堂”。梁庄肃公在景祐年间任监在京仓。南郊大赦时，朝廷要录用朱全忠的后代，庄肃公上疏请求停止，说：“朱全忠是叛臣，怎么能把他作为劝善的对象？”仁宗认为他说得好，提拔他为审刑院评议官，并在宫中记下他的姓名，从此他便得到不断提拔任用。《考异》：梁庄肃公以太子中舍的身份监管在京广衍仓，景祐年间进士及第，改任中允、知淮阳军，因议论朱全忠的事情而被记载。这里说他任监在京仓时上疏请求停止此事，是不对的。天圣三年，钱思公被授任中书门下平章事，钱希白任学士并负责起草诏制。希白对于思公，是叔父的兄长，也就是从父兄。兄长起草制书，弟弟起草麻制，当时认为是盛事。建中靖国元年，曾子宣从枢密府入朝任宰相，曾子开恰好负责起草诏制，本朝只有这两人这样。《考异》：曾子宣在元符三年十月被任命为宰相。韩绛任宰相时，他的弟弟韩维起草制书。这里说本朝只有这两人，是不对的。太祖、太宗以来任用官员，大多把两省官职看作要职，而翰林学士尤其被称为清要亲近之职；因此升任两府的人，十人中常有六七人出自这里。杜正献公以清廉节操闻名天下，但一生多次任外职，五次担任使者，遍任各个著名藩镇的长官；在朝廷内，只任过三司、户部副使、御史中丞、知开封府，后来便做到枢密副使。范文正公从谏官任上被斥责，召回朝廷后，以天章阁待制出任国子监判官，升任知开封府，又被斥责，晚年才从庆州入朝任枢密副使。这两人都没有任过两省官职，而范文正公的文学才能又没有担任过掌管文字的职务，世人尤其认为这是遗憾。吴龙图中复性情谨慎俭约，精通吏治，从潭州通判任上替代他人回朝。孙文懿公任御史中丞，听说他的名声，起初并不认识他，却立即推荐他担任监察御史里行。有人问文懿公：“为什么不认识他却推荐他？”文懿公笑着说：“古人以担任呈身御史为可耻，我难道会因为认识面孔才推荐台官吗？”当时的人都佩服他的公正。苏相子容任南京察推时，杜祁公还健在，非常器重他，常说：“你将来的名望和官位，应当同老夫大致相同。”不知道他是凭什么知道的。杜公六十八岁入朝任宰相，八十岁去世；苏公七十二岁入朝任宰相，八十二岁去世。不仅爵位和年龄大致相似，杜公任宰相一百多天后，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临终前才任太子太师；苏公任宰相刚满一年后，也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太上皇即位后，才晋升为太子太保。起初，杜公告老退休时，执政中有人不高兴，所以特意让他担任东宫三少中的职位来压低待遇，当时人们认为这不合旧例；苏公告老是在绍圣初年，也因为章申公不高兴，命令有关官员把杜公的事例拿来进呈。苏公听说后，高兴地说：“这正是我的心愿。” 王审琦地位卑微时，和太祖关系亲善，后来因辅佐太祖建立功业，尤其受到亲近。他天性不能饮酒。太祖每次设宴，近臣常常尽情欢乐，而王审琦只是拿着空杯，太祖心里不高兴。一天酒喝到兴浓时，太祖举杯祝酒说：“审琦是我平民时代的旧交，如今正与我共同享有富贵；酒是上天赐予的美好俸禄，可惜不能让他饮用。”祝酒完毕，回头对王审琦说：“上天一定会赐给你酒量，可以试着喝喝看。”王审琦接受诏命，不得已饮酒，竟接连喝下好几大杯，没有痛苦。从此每次陪宴，他都能和众人一起饮酒；回到自己的府第后，却又恢复如初。杨文公已经装作疯癫逃回阳翟，当时是祥符六年。朝廷中的士大夫从王魏公以下，不断写信问候，信都亲自撰写，却借用他的弟弟杨倚任士曹的名义；奏牍则托称是他的母亲所作。他给王魏公的一封信末尾说：“介推母子断然不要绵上那些田地，伯夷兄弟甘愿守着西山挨饿。”当时人们佩服他含蓄而委婉。《考异》：杨倚去拜见魏公后，回来写信叙述感激之情，并不是答复魏公的信。王元之起初从掖垣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不久又入朝任学士。至道年间，再从学士任上被贬为滁州知州。真宗即位后，以刑部郎中的身份召回任知制诰。他前后两次被贬又回到朝廷，心中不可能没有怏怏不平；当时张丞相齐贤、李文定沆执掌国政，于是他作诗投给二人说：“早年已有虚名传达到九重天，仕途漂泊失意，渐渐老态龙钟。如今散为郎吏，正如元稹；羞于看见京城人众，就像李邕。往日错误地吟咏红药树，新的朝廷中也曾进献黑色囊袋所封的奏章；还祈望稍稍报答君恩之后，回到山林躺卧，做一个老农。”但他最终还是因为张齐贤不高兴，接着被调任黄州；这大概说明他虽然困顿，却没有屈服。●卷八 仁宗十分重视科举，因此礼闱主持考试、选拔考官，任用人选极其困难。天圣五年春榜，王沂公主持国政，想要选派知举官，但从朝臣中没有合意的人，于是有人提到刘中山筠。当时刘筠任知颖州，仁宗立即命令驿站传召他。这一年廷试，王文安公尧臣名列第一，韩魏公名列第二，赵康靖公概名列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