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考异》说：《周官》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负责讨论治国之道，因此说“坐而论道”，并不是说五等诸侯。五等诸侯怎么能说不是臣子呢？《周官》中的孤卿、卿、大夫与三公本来就各不相同，怎么能说三公以下都是卿大夫呢？三公不一定全部设置，为什么一定要让卿兼任三公而统称为“卿”呢？周公担任冢宰，就是以公的身份兼任卿。开宝年间，指开宝元年；端拱年间，也指端拱元年。应天府是艺祖开创基业的地方。祥符七年，才开始建为南京，下诏就以府衙城作为大内，并把正殿命名为归德殿。当时虽然下发了营建图样，实际上却始终没有实行。天禧年间，王沂公任知府，才请求削减旧制度，另外绘制图样进呈，也只是得到“知道了”的答复。后来夏文庄、韩忠宪、张文定相继任知府，提出请求，也仅仅能够修建祥辉、崇礼两座门而已。元丰年间，苏子容从南京被召回朝，又把这件事提出来，只请求按照王沂公的奏议先修建归德一殿，约建房屋一百间，神宗也没有时间办理。直到现在，只有正门因为真宗东封回来时曾经驻跸、赐赦、观▯，才赐名为重熙颁庆楼。它仍然是两重门，从未改建；内中只有两座御制诗碑亭，其余建筑在任知府时就已经将要坍塌，里面长满杂草，几乎无法进入。元丰官制实行后，王禹玉任左仆射，蔡持正任右仆射。新省建成后，立即在都堂举行礼仪，郎中、员外郎在门外迎接。仆射拜礼完毕，登上厅堂，各自判理三道祥瑞案；学士、两省官员在厅上道贺，中丞、尚书以下的百官在庭下列班，面向东西两方。仆射下阶到褥位，直省官赞礼作揖；台吏引中丞出班，面向北致辞祝贺，再回到原位；直省吏赞礼行拜礼，仆射答拜；礼毕退下，就在尚书省举行宴会，侍郎、给舍以上官员，以及中丞、学士都参加。当时有关部门把仪制确定后上报，王禹玉等人拜谢辞让，神宗认为官名刚刚正规化，特意举行了这套仪式。此后任宰相的人，初次正式谢恩时就辞让，按惯例照此办理，所以这种仪式只举行过这一次。元丰官制实行后，吴雍由左司郎中外调为河北都转运使。当时神宗正在经营朔方，有巡幸的意图，秘密把这件事交给吴雍办理，于是授任直龙图阁。都司外调后授馆职，从此开始。后来文及甫由吏部员外郎外调为知陕府，潞公在洛阳为便于奉养父母而替他请求，想借此表示优礼，也授任直龙图阁。郎官外调后授馆职，从此开始；这两次都不是通常的规定。因此从那以后，郎官出任外职或入朝任职，都没有再获得馆职。到元祐年间，范子奇由左司郎中授为河北转运使，范纯粹由右司郎中授为京东转运使，都授任直龙图阁，是沿用吴雍的先例。元丰五年，官制刚开始实行，新省还没有建成，仆射、丞相以及六曹都暂时在旧三司办公。司农寺、尚书省和三司使的官署在七月建成，才迁入新址。新省门上悬榜题为“文昌府”，前面是都省令厅，位于中间；仆射厅分为左右两厅，共有房屋一千五百八十多间。六曹排列在后面，面向东西两方，共有房屋四百二十多间。总计二千五百二十多间，合计四千一百多间。当时首先任命王禹玉、蔡持正为宰相；到元祐、绍圣年间，两人都被贬谪。后来追究元祐党人，吕申公、司马温公、吕汲公、范忠宣、刘莘老都被贬，免于贬谪的只有苏公一人。所以讲阴阳的人都说，凡是房屋布局以后方为重要，现在仆射厅不应当位于六曹之前。蔡持正请求迁移，于是迁动旧七寺监，仿照唐制重新建造。由于【“那”字疑为讹误，原文作“既那其地步”】改变了原有地基和位置，为了尽快完工，将作少监李诫总管其事，削减建筑规模，工程也做得粗疏；我任祠曹郎时，还来得及居住其中。议论此事的人惋惜它的壮丽不如从前。契丹修复兄弟之好后，仁宗初年，隆绪在位，在仁宗那里是伯父。因此明肃太后临朝时，逢她的生辰和正旦，契丹都派使者给太后送信，本朝也派使者回信，犹如弟妇与伯母互通书信，没有什么嫌疑。至和二年，宗真去世，洪基继位；宗真的妻子临朝，那么她就是仁宗的弟妇，与隆绪在位时的情形不同。众人议论说：以后每次派使者，只给洪基送信，使其专门传达礼意；对方回信也照此办理，这样最为合适。元祐初年，宣仁太后临朝，洪基又是英宗的弟弟，于是采用至和年间的旧例。按照礼制，来得及侍奉父母，就要避讳祖父母的名讳；来不及侍奉父母，就不避讳祖父母的名讳。郑氏把“逮”解释为来得及认识，应该是指已经有知觉、能认识的时候。旧法规定：祖父母的私忌日不准请假。元丰年间编修《假宁令》时，在父母私忌日准假条文下面增添“来得及侍奉祖父母者依此办理”，意思是说祖父母在世时应当如此。然而这里不应当说“逮事”，大概是误用了《礼》的文字。原来制定这条法律的人，是说如果出生时祖父母已经去世，就不准请假；如果祖父母还在世，就准许请假，用来区别于父母的情形。如果把“逮事”解释为来得及见到，那么《礼》所说“来不及见到父母”的情况中，遗腹子确实有可能没有见过父亲，但母亲又怎么会有来不及见到的呢？这条法令刚实行时，安厚卿任枢密，恰逢祖母忌日。祖母去世时，厚卿才两岁，他对此有疑问，便向礼部郎官何洵直询问。洵直虽然知道是制定法律的官员误解了条文，却想迁就这种说法，引用“孩子出生三个月后父亲给他命名”，认为天时经过一次变化就有了知觉，想把三个月作为界限来判定。这就过分了。如今士大夫凡是出生时祖父母还在世的，都请假，正是遵循制定这条法律者的本意。

译唐代把宣政殿作为前殿，称为“正衙”，就是古代的内朝；把紫宸殿作为便殿，称为“上阁”，就是古代的燕朝；此外另有含元殿。古代天子有三朝：外朝、内朝、燕朝。外朝在王宫库门之外，遇到非常之事，便在宫中向万民询问。内朝在路门之外，燕朝在路门之内。大概内朝用于接见群臣，有时称为路朝；燕朝用于听取政事，就像今天的奏事，有时称为燕寝。郑氏在《小宗伯》注中认为，汉代司徒府有天子以下群臣大会的殿，是周代的外朝；而萧何营造未央宫时，说到前殿，就应当有后殿。大会殿设置在司徒府，便是外朝；宫中有前殿、后殿，便是内朝、燕朝，大概当时距离周代还不远。唐代的含元殿，应当类似汉代的大会殿；宣政殿、紫宸殿就是前殿、后殿，这种沿袭是有来由的。在唐代盛时期，宣政殿大概是通常朝会之处，每天接见群臣；遇到朔日、望日到陵寝荐献食物，然后才临御紫宸殿。随即传宣召唤仪仗入阁，由宰相押领，经过阁门进入，百官跟随进入，称为“唤仗入阁”。紫宸殿称“阁”，就像古代称“寝”一样，这是临朝听政的常规制度。中世发生战乱离散后，宣政殿不再作为正衙使用，陈设仪仗的礼制也随之废止；只有在单数日举行常朝，皇帝临御紫宸殿而不设置仪仗。敬宗开始重新修复这一制度，于是在朔日、望日于紫宸殿陈设仪仗，作为隆重礼仪，也称为“入阁”，这是错误的。唐代在正衙日常接见群臣，百官都在场，称为“常参”；召唤仪仗进入内阁时，百官也随之入内，因此唐代天子没有一天不接见百官。后来天子不再临御正衙，在紫宸殿接见的只有大臣和内诸司官员。在正衙等候朝见的百官，听说天子不坐朝便退下，于是百官再也见不到天子了。敬宗再次举行入阁礼以后，百官又保留朔望两次朝见，到五代时又废止。因此后唐明宗才开始下诏，群臣每五日随宰相入见一次，称为“起居”。当时李淇任中丞，认为这不合礼制，请求恢复朔望入阁的礼仪。明宗说：“五日起居，是因为我想见群臣，不能废止；朔望入阁礼也可以恢复。”于是规定每五日群臣到中兴便殿入见一次，称为起居；朔望日天子出御文明前殿一次，称为入阁，这一制度直到本朝都没有改变。元丰年间官制实行后，才下诏规定侍从官以上每日到垂拱殿朝见，称为“常参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到紫宸殿朝见一次，称为“六参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日到紫宸殿朝见一次，称为“朔参官”。于是成为定制。古代天子居住的地方，总称为宫而不另取名称；宫中的各个部分都称为堂，明堂就是这样。因此《诗经》说“从堂走到台基”，《礼经》也说“天子的堂”。起初还没有称为殿的。到《秦始皇纪》记载修建阿房、甘泉前殿，《萧何传》记载修建未央前殿，殿的名称才开始出现。可是阿房、甘泉、未央也都用来称宫，疑心这些名称都起于秦代。不过秦代的制度只有天子称“陛下”。汉代有鲁灵光殿，而司马仲达称曹操、范缜称竟陵王子良，都称“殿下”，可见诸侯王自汉代以来都通称“殿下”了。到了唐初制定法令，只有皇太后、皇后接受百官上疏时称“殿下”，这个用法沿袭至今，大概是从唐代开始的。制度上规定，屋脊两端设置吻兽的才称为殿，没有吻兽的就不称殿了。本朝尚未确定六参的制度时，百官每天在前殿等候朝见。便殿开始引导百官入班时，通常由四色官一人站在垂拱门外，高声唱名。前殿不坐朝，以及宰相在便殿奏事完毕后，便再次出来，押领百官在前殿庭下行虚拜，然后散去。宰相如果遇到奏事时间已晚的日子，就不再押班，百官也按次序自行在陛下行拜后出殿。韩魏公任宰相时，在任时间很久，于是干脆不再押班。王乐道任中丞，竭力抨击此事，认为这是不臣；他的言辞虽然过于严厉，但当时议论此事的人仍认为无故不押班是不合礼的。因此司马君实代替王乐道任职后，规定辰时二刻以前入朝，退朝时便押班，超过这个时间就免除押班，于是形成惯例。前代一向担心加役流法过于严酷：官府有监督驱使罪犯的劳累，被流配者则有在道路上逃亡、困顿、跌倒的忧患。元丰年间，苏子容建议仿照古代设置圜土：把应当流配的人治罪完毕后，剃去头发，给脚戴上刑具，日夜劳动；夜间就安置在圜土中，满三年后才释放。未满一年而遇到赦免的，也不予赦免。释放后仍送回本乡，并议定考察其出入；又过三年没有犯法，才允许恢复自由。崇宁年间，蔡鲁公开始实行这一办法，但人们并不认为它好。集贤院学士，按照旧例，起初不区分高下，只把它作为名号，品秩随其原任官职而定。因此吴正肃公因为曾任执政，刘原甫因为任从官翰林侍读学士，二人都因患病改授此职，大概是因为它不是要职。然而列在学士之中，待遇比待制优厚，所以元厚之以天章阁待制出知南京。仁宗即位时，也特意改授此职；这一年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出知广州。苏子容罢去知制诰后，出知亳州；再次遇到赦免，于是恢复这一职务。他曾请求区分其品秩，没有得到答复，所以他的谢表说：“只有丽正图书之府，是盛大开创唐代礼乐的机构。在外馆之地，它便属于闲职；但就学士这个名号而言，它已经很尊重了。先朝所制定的法令，有的由两府、公台的官员升任；近来的惯例，迁官都由两省的丞郎兼领。”又说：“既然恩遇和待遇优厚，就应当有与官职仪制相区别的规定；我也曾在公府中自我陈说此事，哪里敢要求一定得到众人的同意呢？” 《考异》：集贤院学士钱若水、陈恕、郭贽，都是由前任执政授任的，并不只有吴正肃一人。吕▯之、吕文仲、李维、盛度，都是由翰林学士授任的；晁迥是由翰林学士承旨授任的，并不只有刘原甫一人。李行简是由龙图阁待制授任的，并不只有元厚之一人。又有由集贤院学士授任为待制的陈升之、李大临、陈绎、曾布、邓绾、沈括、丰稷，都是如此。授任龙图阁直学士的有陈尧咨、任布、任中师、魏▯、吕居简、李东之、李参、孙长卿、吕溱、宋敏求，也都是如此，并不只有元厚之一人。邓绾因任御史中丞获罪，元丰元年正月又恢复授任待制；由此可见，当时集贤院学士的品秩低于待制。苏子容罢去知制诰，一年多以后适逢恩赦，出知婺州、亳州，入朝主管三班院，加授集贤院学士。这里说他罢知制诰后出知亳州，遇赦后便恢复这一职务，是不对的。

译本朝讲读官起初没有固定制度，太宗开始命吕文仲任侍读，后来又加授翰林侍读，让他寄居并值宿于御书院。文仲当时的官职是著作佐郎，只按他本官的班次列位。真宗刚即位时，杨文庄公徽之任枢密直学士，因年老请求罢职。徽之曾任东宫官，于是特意设置翰林侍读学士来授给他，并把这一职务授给文仲、夏侯峤，共三人。又任邢▯为翰林侍读学士，这才提高了他们的班次，俸禄赏赐也同翰林学士一样。在秘阁设置值宿处，侍读轮流值班，侍讲则长期值班。讲读官自杨文庄等人以后，冯元、鲁宗道都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任侍读，高若讷以天章阁待制兼任侍读，但都没有加上翰林或学士的名号。读官起初没有固定职务，只是跟随讲官入内侍奉而已。宋宣献、夏文庄任侍读学士时，才开始请求每天读《唐书》中的一篇传记，同时参照讲解其中的义理，后来便成为定制。《考异》：冯元、鲁宗道都是兼任侍讲，这里说是侍读，不对。唐代有翰林侍书学士，柳公权曾任此职。太祖平定蜀地后，王著是蜀人，擅长书法，任赵州隆平县主簿。有人推荐他书法好，朝廷召他任卫尉寺丞、史馆祗候，让他详定《急就章》等书，后来便以他任翰林侍书，但不加学士的名号，大概是爱惜他。自王著以后，不再授任此职。王著后来所任官职也不显赫。另有一位翰林学士王著，是另外一个人，不是这个王著。王君玉琪任馆阁校勘时，晏元献以前任执政身份留守南京，征召他担任签书留守判官公事；诏令特许他保留原有馆职，王君玉接受了。馆职在任外官时仍予保留，是从王君玉开始的。神宗初年，想为韩魏公撰写神道碑。王禹玉任学士，神宗秘密下诏让王禹玉查明前代是否有这种先例。王禹玉把唐太宗撰写《魏徵碑》、高宗撰写《李▯碑》、明皇撰写《张说碑》、德宗撰写《段秀实碑》，以及本朝太宗撰写《赵普碑》、仁宗撰写《李用和碑》这六件事上报，于是神宗亲自撰写碑文，赐给魏公家。有人说，这就是王禹玉所写的奏辞。唐代制度是：门下省设弘文馆，中书省设集贤殿书院，都是用来收藏图书的。弘文馆就是修文馆。武德初年设置，招收学生，使他们学习书法；选任京官五品以上者为学士，六品以上者为直学士，并让其他官员兼领直馆。武后垂拱年间以后，由宰相兼领馆务。中宗景龙年间设置大学士。到开元初年，在乾元殿抄写四部书，设置乾元院，后来改为丽政修书院，又改为集贤；直学士等官职，大致与弘文馆相同。从此宰相都兼带弘文、集贤大学士，遂成为惯例。梁迁都汴京后，贞明年间才在右长庆门东北设置十多间房屋，称为“三馆”，大概就是昭文馆、集贤院、史馆。起初规模很小而且狭窄。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又命令在左升龙门里面改建，利用旧车辂院的地基，把集贤院的书放在东廊，昭文馆的书放在西廊，史馆的书放在南廊，赐名为崇文院，当时还没有秘书省。端拱年间，才把三馆中的书分出一万多卷，另设秘阁，命李至兼任秘书监，宋泌兼任直阁，杜镐兼任校理；三馆与秘阁从此合为一处，所以称为“馆阁”，但实际上都只是书库而已。元丰年间官制实行后，于是改为秘书省。唐贞观初年，开始在门下省设置史馆，由其他官员兼领；品秩较低的官员任直馆，宰相主持修撰国史。开元年间，李林甫任监修国史，史馆才迁到中书省。又设置史馆修撰一职，直到五代，便成为惯例。本朝乾德初年，首先让赵韩王任监修国史；修撰之外，又有编修、校勘、勘书等职。校勘、编修等职随时创设，制度并不统一；旧例只是让书库的吏员抄录、上报并编排各种文书，后来便命进奏院及各司，把诏令等文件全部移送史馆。开宝以后，命中书、枢密院都记录《时政记》，交给史官。淳化年间，张秘请求另外设置起居院，作为左右史的官署，任命梁周翰、李宗谔担任。凡是长春殿、崇德殿宣谕并陈列的事情，中书省用《时政记》记录，枢密院则由本院记录；其余百司封拜、除授以及制度沿革、机构设置等事情，也都全部记录，月底送交史馆；而起居郎、起居舍人分别轮值崇政殿，另外记录皇帝的言语行动，作为起居注。元丰年间官制实行后，左右史所记录的内容照旧，各自在两后省设厅办公，史馆归属其中。著作局、国史院有事时，就暂借左散骑常侍厅办公，后来才开始由宰相任监修。梁把枢密院改为崇政院，因此设置直崇政院。唐庄宗恢复原来的名称，于是改为枢密院直学士。到明宗时，安重诲任枢密使。明宗既不识字，安重诲又是武人，因此孔循开始建议设置端明殿学士二人，专门准备顾问，任命冯道、赵凤担任，班次在翰林学士之上；这大概是枢密院的职事官。本朝枢密院的官员已经齐备后，端明殿学士的职务逐渐废弛，但仍在枢密使厅会餐。每逢文德殿视朝，他们便升殿侍立，也不常授任此职。官制实行后，端明殿学士与学士都成为职名，是直学士的冠称，不隶属于枢密院。升殿侍立，成为枢密都承旨的职任。每当吏部尚书出任外官时，授为龙图阁学士；户部以下五曹的长官，则授为枢密直学士，彼此称为“密学”。

译元昊请求讲和时，欧阳公列举当时的议论有三种：第一种说，天下已经困苦不堪，如果不讲和就无法支撑，稍微屈服迁就，可以缓解祸患；第二种说，羌夷险恶狡诈，即使讲和也不敢停止用兵，这样同不讲和没有区别，只是白白承受屈服迁就的羞辱，完全没有缓解祸患的实际效果；第三种说，暂时屈意讲和以后，退下来休养，训练军队士卒，以便谋划将来。欧阳公用力驳斥这三种说法，认为不讲和的危害少，讲和的危害多。于是他说，如今不以屈服为羞、急于求和的人，大致有五类：不忠于陛下的人急于求和，是因为他们认为多年以来，朝廷疲于筹措转运，边境疲于战事，如果只想逃避这些劳苦，便只顾偷取眼前的安逸；将来的祸患，却任由陛下一人承担。没有见识的人急于求和，是因为他们认为讲和后可以偷得安逸，眼前能够获利；讲和后的大祸，只是潜伏着尚未发作。奸邪的人急于求和，是因为他们想让陛下得到太平无事的宽松环境，同时希望圣心对各种政务懈怠；这样便想乘机进用邪佞之人，迷惑扰乱陛下的聪明。疲弱的军队和怯懦的将领急于求和，是因为他们屡战屡败，不知道得到贤能将领便能取胜，只害怕敌人到来时总是失败。陕西百姓急于求和，是因为他们困于征调和诛求。这五类人中，只有陕西百姓可以由宣抚使向他们说明，朝廷并非不想讲和，而是敌人尚未顺服；其余各类人的意见都可以一概不听，使大的谋议不受阻挠，让良好的谋算得以成功。本朝宰相，从建隆元年到元▯四年，共一百三十年，总计五十人；从元▯五年到今天绍兴六年，共四十六年，总计二十八人，几乎是前一时期的数倍。按照旧例，制科分为五等，前两等都是空缺的，只从下面三等中选取人才。然而中选的人也都属于第四等，只有吴正肃公曾列入第三等，此后再没有人接续。到嘉▯年间，苏子瞻、苏子由才开始都列入第三等。不久，苏子由因为言辞过于直率，被考官胡武平驳斥，胡武平想把他黜落，后来又降为第四等。自设置制科以来，只有吴正肃和苏子瞻列入第三等而已。因此苏子瞻《谢启》中说：“错误地占据了长期空缺的等级。” 官制实行后，内两省各厅的照壁，从仆射以下，都是郭熙所画的树木山石；外尚书省各厅的照壁，从令、仆以下，都是待诏所书的《周官》。苏子容当时任吏部侍郎，《谢幸省进官表》中说：“三朝汉省，已经承蒙皇帝经过车驾时的恩宠；六典《周官》，愿意谨慎地书写在屏风上的戒言。” 元丰年间，三佛齐、注辇国前来进贡，请求按照本国的礼法，亲自把所贡的金莲花、珍珠、龙脑撒在御座上，称为“撒殿”。诏令特许了他们。朝廷在延和殿召见他们，让他们跪在殿柱外撒贡物，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注辇在广州以南，从水路到广州大约四千里；三佛齐是南方蛮族的一个支派，与占城国相邻。本朝三公的官职，从来没有同时齐备过，只有元丰末年，文潞公任守太尉，雍王、曹王任守司空，富郑公、曹济阳任守司徒，都是在同一时期。后来宣和年间，蔡鲁公任太师，王将明任太传，郑达夫任太保，才又前后相继同时出现两次。元丰三年，高丽前来进贡，带有日本国的一辆车。正使柳洪、副使朴寅亮先向馆伴官致意说：“诸侯不进贡车服，确实知道这不合礼制，只是本国想让中朝大略看看日本工艺的精巧或拙劣罢了。”诏令特许进贡。内香药库在讠移门外，共有二十八库。真宗赐御制七言二韵诗一首，作为库额，诗说：“每年沉香檀香从远方后裔之国运来，历朝珠玉充实皇宫；今日内府刚刚开启之处，充▯刃尤其适合让史笔记载。” 唐代正衙宣政殿庭院中东西共有松树。开成年间，诏令规定入阁赐封，官员退班后站在东阶树下，就是这种情形。殿门外又有药树，元微之的诗说：“松间待制应全远，药树监搜可得知。”自晋魏以来，凡是入殿奏事的官员，都要由一名御史站在殿门外搜身，然后才允许入内，称为“监搜”。御史站在药树下。到唐代仍然如此，大和年间才停止。《考异》：宣政殿庭院东西两侧共有四棵松树，并不是全都种着松树。诏书应是开成元年正月颁发的，“赐封”应当作“次对”。唐代制度是：百官进入宫殿门都必须搜身，并不只是奏事官。药树处有负责监搜的御史，位置不是随意安排的，也不是一名御史站在那里。太和元年诏书说：“今后坐朝时，众官退下后，宰臣再进殿奏事，监搜应当停止。”意思是宰臣不再搜身，并不是全部停止监搜。高丽自端拱以后不再入贡。王徽即位后，曾诵读《华严经》，希望死后转生到中国。旧俗是在二月望日张灯祭祀天神，如同中国的上元节。王徽有一天夜里梦见来到京师观灯，好像受到宣召一样。他遍问国内曾经到过京师的人，所问之人略微都说梦中所见与他相同，于是亲自作诗记下此事：“宿业因缘近契丹，一年朝贡几多般，忽蒙舜日龙轮召，便侍尧天佛会观。灯焰似莲丹阙迥，月华如水碧云寒，移身幸入华胥境，可惜终宵漏滴残。”恰逢神宗派遣海商带着谕旨前来，于是高丽又请求恢复旧例。我任馆伴官时，看见最初朝见时张诚一所作《馆伴语录》中记载了这些事情。●卷三 唐代旧制，门状用于清要官拜见宰相，以及朋友、同列之间往来时，都不写前任官衔，只写“某谨祗候”“某官谨状”。如果本人亲自前往，就写“谨祗候”“某官兼起居，谨状”；“祗候”和“起居”不能并称，各有适用的场合。至于府县官拜见长官、各司僚属拜见长官、藩镇入朝拜见宰相以及到台参见，则使用公状，开头写明官衔，称“右某谨祗候”“某官伏听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这属于申状，不是门状。元丰以前，门状还保留“牒件状如前”等语，大概沿用已久；后来虽然删去，但“祗候”和“起居”并称的做法仍未改变。如今从官以上，在“某官”之下称“谨状”，删去“伏候裁旨”四字，大略像唐代制度，但写有前任官衔，称为“小状”。其他官员则同时写前任官衔和前面四字，却不说“谨状”。如果不知道“牒件状如前，谨牒”七字已经删去，那么“谨状”二字本来就不应重复出现；既然删去了这七字，就应当称“谨状”。本想表示恭敬，反而变得简略，这是自元丰以来的失误。